布罗代尔的唯物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历史特殊性的问题

最终，布罗代尔所有关于资本主义生态历史的观点更多流露的是一种消极的唯物主义，而不是积极的唯物主义。布罗代尔强调人类在形成地中海的世界—经济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但这种强调并没有转变成社会变革的生态（生态化？）理论（笔者认为这是布罗代尔思想的核心——强调环境的作用而不是环境史的作用）。对布罗代尔来说，资本主义看重资本的自我扩张，而不是依赖于任何生产关系的转型。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包含着在特定的世界—经济中最有利可图的活动。近代早期，这意味着长途贸易及金融活动，虽然包括某些工业活动，例如采矿。在这一系列事情中，资本最显著的特性就是它的“无限的灵活性”，也就是从低利润行业向高利润行业的转移（Braudel，1982，p. 433; also 1984a）。因此，资本主义不单是从分析上来说——而且在许多方面从经验上来说也是——有别于低利润的及规范化的市场经济的市场交换，更是与司空见惯的出生与死亡过程，吃饭与成长，以及日用饮食的肉类与土豆的运输有天壤之别。

通过对生产和再生产（物质生活）的抽象化，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理论倾向于对资本积累去物质化。但他的论述方法让人迷惑，并且非常矛盾。这一点在他的资本概念中表现最明显。布罗代尔（1977）强调，“资本是一种有形存在，是易于看到的金融财富的堆积，资本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p. 47）。唯物主义者把资本视为一种有形的实在，他们的这种合理见解因为其自身作为资源的特点而变得复杂。在布罗代尔看来，资本是一种东西，一种资源，脱离于生产的社会关系；它受到崇拜——变成了一种“经常起作用的”实体。由此，布罗代尔的唯物主义呈现出一种越来越被动的特征。在这一点上，布罗代尔的唯物主义在其自身矛盾的重压之下，开始解体。把资本主义从生产（以及再生产）关系的变革中分离出来的做法，倾向于产生一种关于资本积累的去物质化的理论，人性和超人性的自然与资本积累很少有联系。换句话说，自然被看作是外因；自然界的转变也许会，也许不会促进或者阻碍未来的资本积累。

这些矛盾削弱了把资本主义解释为一种特殊生态历史体系的努力，同时也束缚了对资本主义发展在积极主义—唯物主义理论上的解释。在这一点上，布罗代尔的影响（尽管不只是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最近的世界—历史的研究中：日益的商品化和市场交换使得货币财富的积累和商品生产转变成资本积累；它的地理上的飞地被视为原始的或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的间隙，这样的资本主义是必须要有世界—历史的条件才能够繁荣。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从资本主义兴起的角度来解释的（Abu-Lughod，1989; Arrighi，1994，1998; Braudel，1984a，p.57，pp.108—109; Chase-Dunn & Hall，1997; Mielants，2000）。对于环境史学家们来说，资本主义历史特殊性的模糊不清使他们确信现代世界体系与现代以前世界—体系之间的生态差别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种类上的不同（e.g.，Broich，2001; Chew，2001; Hughes，2001）。

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否对自然—社会关系中的革命性与划时代的突破产生影响，这是一个不能依靠理论原则解决的经验型问题（see Moore； 2002； 2003a； 2003b）。在漫长的16世纪，生态转变的范围、规模和速度或许发生过重要的变化，也许没有发生过重要的变化。但是一旦我们从商业化和资源的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和资本积累进行狭义的概念化，我们识别世界—经济和世界—生态之中的划时代变革的能力就会极大地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