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在生态历史地理中构建时空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为将世界环境史的概念化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如果还不能说是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这些分类围绕着结构、态势（conjuncture）、事件的历史地理进行组织，体现了历史时间及社会物理空间的相互关系特点，并使他后来所称的“层际空间的及跨越时间的对比”成为可能（1989，p. 21）。

我们先从时间开始讨论。

虽然布罗代尔的结构时间的概念，即长时段，也许是他所强调的最为著名的重点，但是他对16世纪地中海的研究是围绕着态势时间（conjunctural time）的概念来组织的。这里，他的目标在于揭示“历史上变化和近乎永久（near-permanent）之间的内在关系”（1972，p. 892），并含蓄地阐明变化比较快的商业、政治和阶级冲突的历史—地理结构与变化相对缓慢的物理景观结构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曾经在布罗代尔的思想里得到阐释。

对于布罗代尔而言，关于重要历史汇聚（conjoncture）的这种观点——如16世纪晚期（约1550—1640年）——不是

 

指一个重要的态势（conjuncture）而是一个循环过程的一个阶段（上升或下降的阶段），好比是在图表上的一个钟形曲线的其中一半……因此如果将它翻译成为“周期性的历史”这将会更加富有成效。（Wallerstein，1991，p. 136）

 

如果说这种长时段强调“长期的人口流动，国家和帝国规模的变化……工业增长的程度”，周期性历史汇聚的观点会帮助我们了解“工业化的比率（而不是它的存在或不存在），国家财政的波动状况以及战争”（Braudel，1972，p. 899）。这种重视、强调结构和时机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布罗代尔将环境转变纳入他关于地中海的世界史研究之中。与环境批评家如马丁内斯·艾利尔（Martinez-Alier，1991）不同的是，布罗代尔在《地中海》的观点不能简单归结成一种长时段，而是以结构的与态势的时—空辩证关系为轴心。正是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布罗代尔承认环境的决定作用而没有陷入环境决定论主义。虽然后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行其道，布罗代尔拒绝任何静态的自然历史（社会历史也一样）的概念。

布罗代尔（1972）对待地理范围的问题也很有策略。地中海世界不仅仅“是那里（地中海——译者注）”。相反（预示了沃勒斯坦的观点），它是“地理上的劳动力分工”所界定的“世界—经济”——这种地理上的劳动力分工是社会力量在漫长的历史时间内塑造并重塑的（p. 387）。同时，这种世界—经济受到16世纪后期的重大变革的影响（pp. 18—19）。并且，布罗代尔意识到空间并不比时间更加静止，地中海世界—经济不是先验的分析单元。即使是16世纪地中海最为缓慢运动的历史进程——最重要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这些进程——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布罗代尔）在其著作的一开始就确立了特定的地理环境背景。虽然在某些方面，自然—社会的关系看起来几乎是永恒的、没有变化的，布罗代尔（1972）强烈批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史学做法，

 

即用传统的地理介绍来讲述历史……对于矿藏，农业类型和典型植物的描述，只是简单地罗列以后再也不会提起，（其实他们没有注意到大自然每年）春天开花，羊群迁徙，船只在随着季节而不断变化的海面上航行。（p. 20）

 

更抽象的是，布罗代尔（1972）坚持认为地中海的时空界限应受到质疑和讨论。地中海世界—经济的边界既不是先天的也不是静止的，它是在15世纪随着“地中海大西洋”的出现而扩大的（包括一些产糖的岛屿，例如马德拉斯等）（p. 155）。也许还出现过“全球性的地中海”（p. 168）。布罗代尔在与社会—空间力量的不断对话及较小规模的变化中构建这种世界—经济。一方面，布罗代尔强调某种使他能够确定这个世界的时空界限的统一性，他将这比喻为“电场或磁场”（p. 168）。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地中海甚至不是单一的海洋”，也不是“一个独立的世界”（p.17，pp.108—109）。在布罗代尔看来，地方史在广义的历史模式和日常生活的多样性之间来回交织，这不会抹杀当地历史，反而会努力将“地中海的历史融入它复杂的整体中”（p. 20）。

因此布罗代尔（1972）关于16世纪地中海的历史地理研究不仅仅是从单一角度进行的社会史研究。如果世界—经济是一种包容的可分析的实体，那么至少还有其他两个突出的内容：民族—国家或所谓的地域经济，以及城市—国家或所谓的城市经济（p. 341）。此时另一种社会空间的辩证关系出现了。16世纪领土国家的复苏，与其说是城市力量的转移，不如说是后者的重新调整定位。“由国家或帝国创建的城市反过来又创建了国家或帝国”（p. 351）。城市和地域经济互相依赖。“虽然领土国家和帝国获得了大量的土地，但它们无法开发由此所产生的巨大经济实体”（p. 344）。因此，在16世纪，“这些城市仍然是强有力的驱动力”。“这些城市所在的国家不得不向它们妥协并容忍它们”（p. 341）。虽然这些城市依然是巨大经济实体的主要推动者，但它们的地域权力在中世纪晚期开始衰落。到15世纪末见证了“城邦瓦解的岁月，它们的基础过于狭窄，无法抵御对于今后将成为主宰的领土国家的进攻”（p.339）。一种新的社会—空间秩序正在出现。国家掌控着领土力量，而城邦执掌着经济实力，二者谁也不能离开彼此。虽然各个国家不得不与城市资本家达成妥协，但“即使是最独立的城市，也需要使用属于领土国家的空间”（p. 341）。

地中海世界—经济的城乡领土辩证关系的横断面就是布罗代尔的城—乡关系的概念。在地区范围内，城市和郊区向中心区转移。这是“发达的国家[城市]和欠发达地区不可避免的对话……也是先进和落后[之间]不可避免的对话”（Braudel，1972，p. 386）。根据布罗代尔（1972）的观点，城市依赖并主导农村：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为其基石的贫困地区，城镇就不可能存在（并且乡村——不论它们是否有意——一直维持着这种贫困的状态）。每个城市，无论多么辉煌……都不得不从约30公里半径的范围内来获取基本粮食供应。（p. 386）

 

15世纪，除了热那亚之外的其他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都在拓展自己的直接腹地，而不是向海上扩展。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同，15、16世纪的“意大利通过增加自己的生产而得以生存”（Braudel，1972，p. 597）。这是一种内在的而非外在的解决办法，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首先，城市—国家企图扩展城乡关系，发动战争来拓展腹地及垄断商业机会。“威尼斯从15世纪初期就努力征服大陆上的领土，与此同时，佛罗伦萨在企图征服托斯卡纳地区，（将领土）扩展远至来亨、比萨、海洋，并试图将锡耶纳也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Braudel，1961，p.276）。

第二个战略取决于乡村景观的转型，这加深了城市对农村的控制。虽然“内部殖民”（internal colonization）在16世纪发生在整个地中海，然而布罗代尔（1972）认为，

 

这在意大利尤其显著。意大利没有参加到对远方领土进行殖民化的伟大运动中去，部分原因可能是她正忙于收复自己边境周围所有可以得到的土地。（p. 66）

 

意大利“在平原上有自己的美洲”（Braudel，1972，p. 67）。这些“内部美洲”是通过各种方式被征服的：

 

在山坡上种植，开垦大山的斜坡，[通过排水]开垦大大小小的平原，随着农业不断地侵蚀草场迫使牧群离开，而农用和畜用土地之间有清晰的界限……这就带来了对树木和野生动物的破坏。（Braudel，1972，p. 597）

 

然而，不仅仅是当地的动植物被摧毁。人类也未能幸免。土地的开垦“从人的角度”来说付出了“高昂的成本”（Braudel，1972，pp. 82—84）。

乡村的农业—生态转型与地中海世界—经济中的阶级冲突及资本流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近代早期的城市中，意大利北部有一个曾被马克思（1973）称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村城市化”的经典例子。最初，意大利的那些大城市能够影响如此广泛区域的农业转型是因为他们有资本这样做，他们通过“那种长期和大规模的贸易所汇集的利润”来积累资本（Braudel，1972，p. 84）。那些15和16世纪“众多的改进计划”（p. 67）“要求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多的资本”。“先后发现土地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或安全的投资（方向）”的城市资本非常愿意伸出援助之手（Braudel，1972，p. 598; also Braudel，1961，p. 269; 1993，p. 318）。因此，“一种大规模的城市向乡村的投资……正在发生”（Braudel，1972，p. 72）。随着意大利北部制造业的竞争力相对于欧洲西北部逐渐下降，土地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意大利的资金或者流入了金融业，或者，更重要的是“流入了农村及其代价高昂的土地改进计划”（Braudel，1972，p. 599，pp.69—70）。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这种改进也越来越有必要，——不仅仅在意大利，而且在卡斯提尔和普罗旺斯也是如此——因为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增加的城市人口开始对粮食供应产生压力（pp. 69—71）。

城市资本对农村的“改进”不仅是社会方面的，同样也是生态方面的。正如16世纪的英格兰一样，意大利城市资本向农业的转移剥夺了农民的财产——或使其负债累累，导致那里以及其他地方盗匪四起（Braudel，1972，p. 599，p.80; for Spain，Braudel，1973，p. 741）。到16世纪中叶，“土地资本的繁荣时期”引发了“一场不为人知的社会革命”。在威尼斯的区县，16世纪50年代“领主与农民之间紧张的社会关系首次凸显出来”，与此同时，伴随着商业衰退，城市对土地的投资正在掀起热潮（Braudel，1972，p. 599），威尼斯“有可能落后于意大利的其余地区”（p. 599）。在伦巴第的水稻种植区，劳工们在“可怕的条件下受着奴役”（p. 74）。农民的情况也并不乐观——他们“在平原肥沃地区拥有不到3%的土地”。农民类似于殖民奴隶：“他有主人，并且他生产的东西都归主人所有”（p. 75）。在这些变化的条件下，“农民既是贵族的奴隶，也是农作物的奴隶”（Braudel，1981，p. 124）。

不可避免地，城市资本对于农耕土地越来越多的占领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大地产、单一种植以及不断恶化的社会不平等如影随形（Braudel，1972，pp. 74—77，p.76n，pp. 80—83，p. 155，p.599）：

 

地中海地区的其中一个问题，并且造成其传统主义以及死板的一个原因就是……新获得的土地仍旧在财富的控制之下。在[欧洲]北部，也许一把镐、一个斧头就足以——这正如后来在美洲——使土地变得具有生产力。但在地中海地区，有钱有势的土地所有者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随着小规模的土地改进被废除，地主们越来越倾向广泛的、长期[并且是大规模]的（土地开发）计划，他们的作用也就越大。这种目标只能在一个有着严格等级社会，或者说只能在一个有严格的社会秩序的情况下才能实现。（Braudel，1972，p. 75）

 

布罗代尔并没有否认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中时段（middle-run）社会变化，他（1972）认为城市资本对乡村的入侵也许会形成如下一些概念，如财产所有制的不断变化……[以及] 农民秩序的不断变化……[这种概念或许会让人们考虑到]对周围城镇所带来的广泛的影响，这些城镇不断地扰乱着低地地区的地理与社会秩序。（pp. 77—78）

所以，布罗代尔与马克思（我们将会看到）一样，将城—乡对立同资本主义崛起中出现的社会—生态对立联系到一起。

16世纪，威尼斯及其他城市经济体通过水运从远至佛兰德斯、英格兰以及波罗的海等地进口谷物来应对这种矛盾（Braudel，1972，p. 599; 1981，p. 126; 1984a，p. 108）。“‘第一个’16世纪的内部殖民化迟早让位于‘第二个’”16世纪的外部战略（Braudel，1972，p. 606）。对于威尼斯来说，这意味着要通过贸易来保证其安全，这是无法从它的农村获得的——部分原因在于农业—生态变化所带来的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粮食贸易至少在短期内使得威尼斯的统治阶层把农业危机的负担从自己的肩上转移到了城市贫民身上，对后者来说，粮食短缺是“灾难性”的（Braudel，1972，p.606）。

从本质上讲，威尼斯致力于从外部修复这种社会—生态矛盾，这种矛盾扩散并加强了城市农业—霸权对周围农村的控制。这象征了一个更广泛的模式。“随着充满活力但非常危险的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的16世纪的大城市，开始遍布领土国家，处于一种控制并压榨整个世界的位置”（p. 342）：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内地或者她的帝国海岸及她的岛屿来理解威尼斯，尽管她一直在无节制地利用这些资源。实际上，她是靠强大的土耳其帝国为生的，就像常春藤是从它所依附着的树上来汲取养分的一样。（p. 342）

 

威尼斯部分依赖于领土扩张，部分依赖于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然而，热那亚则奉行一种更为“危险的和灵活的”资本主义策略。热那亚基本上放弃了对领土的野心——它的小郡县由强大的阻挠城市投资的乡村贵族所主导（Arrighi，1994，p. 111），热那亚的资本“在西班牙的领地上建立了[一个帝国]，如在塞维利亚、里斯本、梅迪纳坎普、巴利亚多利德、安特卫普以及美洲等地”（Braudel，1972，p.343）。西班牙王室对于这热那亚的内部帝国（internal-empire）给予了相对的自主权，充当（西班牙）殖民地的银行家……在繁荣的美洲出现的前夕，他们极为深刻地影响着西班牙的财政及金融事务（p. 343）。在“顺从的外表之下”，热那亚及其他城市资本家正在“谋求他们自己的好处”（p. 344）。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正处于上升阶段的领土国家及政治中心的出现，形成了一种在地理上扩张的城乡关系。曾经是谷物出口国的葡萄牙在15世纪晚期越来越“不能保证面包的供应”（Braudel，1972，p. 586）。在扩大的世界市场的压力下，“果园、橄榄树和葡萄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空间”，取代了谷物农业——这说明在16世纪的地中海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农业专业化的趋势，甚至出现了单一种植的趋势（pp. 84—155）。

 

对谷物的需要，即谷物“帝国主义”，驱使着葡萄牙去夺取广大的摩洛哥市场……但最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是从外面购买谷物，而放弃那些基本上无利可图的国内活动。（p. 586）

 

因此里斯本腹地的扩大，远远超出葡萄牙领土，包括安达卢西亚、卡斯蒂利亚、西西里岛、佛兰德斯、甚至远到波罗的海的部分地区（Braudel，1972，pp. 196—197; also Braudel，1984a，p. 140）。

将其城市腹地的关系推向全球的并非只有葡萄牙一个。正在进行领土扩张的威尼斯和奉行扩张主义的西班牙面临着木材危机，这威胁到其海军力量。到16世纪，在地中海中西部地区有着“明显的森林滥伐”现象，特别是在大型造船中心的周围地区，例如（西班牙控制下的）那不勒斯（Braudel，1972，p.142）。作为建造船体基本原料的橡木变得越来越稀少。威尼斯的问题尤为严重。“整个16世纪……砍伐森林的速度迅猛（p. 142）”。如同谷物一样，16世纪晚期，两个大国都试图通过商业途径来扩大他们木材的贸易区。为了建造“无敌舰队”，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试图从遥远的波兰“购买……树木”（p. 143）。

反过来讲，原因也就是结果，因为城市和国家不仅根据世界—经济不断变化的需求塑造贸易区，而且世界—经济本身也在小规模上重塑城—乡关系。布罗代尔的观点暗示，葡萄牙的农业在16世纪已开始转向果园和葡萄园等利润高的行业，并放弃谷物农业这种无利可图的国内活动。卡斯蒂尔的牧羊业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地中海地区内部及外部的一系列变化（Braudel，1972，p. 94），其崛起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法想象的”（p. 94）。巴塞罗那的崛起也是如此。“外部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她最初的崛起”（p. 147），并且维持着那些支撑沿海城市的沿海地区的活跃（p. 145）。

这种多层次地理规模上发展的城—乡关系有时直接与环境史相联。布罗代尔（1972）问道：

 

有多少个岛屿被外国谷物所侵占？它们的目标仅在于它们在地中海甚至是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种植的作物只供出口，这些作物经常会威胁到岛内经济的平衡。它们常常带来饥荒的威胁……我们可以用一种夸张的方式来考察这一点，这在“地中海的大西洋”诸岛上非常明显：马德拉、加那利群岛、圣多美，这些地方都是受到甘蔗这种单一种植戕害的地方，这和后来的巴西东北部的殖民地情况一样。马德拉岛原本是一个盛产木材的岛屿，但由于炼糖厂及其对燃料的需求，它迅速地失去了覆盖其大部分的森林。这场革命完全是从欧洲利益的角度出发——欧洲只是一味追求那些珍贵的蔗糖，而根本没有顾及岛上居民的利益。甘蔗的悲剧在于，不管它在哪里生长，它都会阻止其他轮作作物的生长，并且限制其他粮食作物生长所需要的空间。新来者彻底颠覆了旧的[生态]平衡，而且更加危险，因为它是由一个16世纪在世界的许多角落已经扎根的强大的资本主义所保护的，如在意大利，里斯本以及安特卫普等。并且对它无法抵御。通常情况下，岛屿上的人群无法容忍对于他们资源的消耗。在加那利群岛，蔗糖几乎同第一批征服者一样残忍，导致了当地土著人（关契斯人）的消失。也正是炼糖厂使得使用奴隶劳动得以推广……这些是来自大西洋地区的例子。然而，严格来讲，地中海地区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以通过种植小麦对西西里的入侵为例；直到1590年甚至之后，西西里岛是地中海西部国家的加拿大或阿根廷。希俄斯岛盛产乳胶……塞浦路斯产棉花、葡萄和甘蔗、克里特岛和科孚岛产葡萄酒；杰尔巴产橄榄。这些单一作物经济是外国干预的结果，是人为造成的，对德语中所讲的“国民经济”是有害的。（p. 155; also p. 142）

 

在这里，那种认为布罗代尔将自然看作是“一种背景”（Beinart，2000，p. 170）的观点毫无根据。相反，在这段文字中，布罗代尔将他在《地中海》第一卷中表达的生态历史观点总结为四个主要的方面。首先，地中海群岛从属于城市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正在深化和扩展的城—乡辩证关系。第二，布罗代尔与马克思一样认为城乡关系是一种深刻的对立关系。这是同阶级不平等以及社会动荡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城市资本对农村的土地控制是通过强制实行单一种植而实现的，而这种单一种植打乱了以往的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第四，资本主义对于土地的控制以及对生态平衡的破坏是伴随着对人的奴役和种族灭绝而达到的，这导致对人类的控制和完全毁灭——从而将资本主义的扩张概念化为一种通过人类身体及全球空间流动的过程。

由于一些（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原因，布罗代尔并不总是能够识别或解释这些城—乡关系的资本主义特殊性。但是，布罗代尔却敏锐地揭示了后来地理学家称之为“自然的产物”的东西（Smith，1984）。在克里特岛和科孚岛如同在塞浦路斯一样，“我们必须想象人们为了种植葡萄而改造那里的乡村”（Braudel，1972，p.156;also p.72 on Lombardy plain）。这些岛屿就是“殖民经济”（p.157）。布罗代尔虽然没有明确地将地理范围的问题理论化，但他却在地方—全球的联系方面给出了明确的解释，他认为自然的积极转换是按照有利于资本积累以及城市扩大而进行的。在这里，布罗代尔拒绝一切静态的地理概念。事实上，我们在《地中海》中发现了思想的核心——虽然也许提法比较隐晦，也没有形成系统，即城市资本对于农业空间的统治带来了社会矛盾，这种矛盾可以通过地理上的扩张得到减轻，但却无法消除。城市经济和领土经济一样寻求在地理规模上——通过贸易和征服——扩张它们各自的城—乡构成，以便扩大它们城市资本投资的舞台，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并在军事斗争中占上风。

农业经济因素：世界—历史的含义

接下来，我们可以考虑布罗代尔的农业经济“选择”的概念（Braudel，1977，p. 11）。布罗代尔认为，小麦、大米和玉米——“代表文明的作物”（p. 107）——对欧洲、东亚及美洲文明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欧洲选择了小麦，但小麦耗竭土壤，这就迫使土地定期休耕；这种选择意味着家畜饲养的可能。现在，谁又能想象如果没有牛、马、犁和车的话，欧洲的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这种选择的结果是欧洲的农业和畜牧业共同发展。欧洲一直以来以肉食为主。水稻的发展源自于园艺这种形式，水稻的精耕细作使人们没有饲养动物的余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水稻种植区肉类只占了人类饮食的一小部分。玉米种植绝对是获得“每日面包”的最简单最便捷的方法。它生长非常迅速，只需要很少的照看。玉米种植使人们有自由时间，强制农业劳动力和美洲印第安人巨大的牺牲使之成为可能。社会时断时续地选择那种在土地上发挥作用的劳动力。（Braudel，1977，pp. 11—12）

 

尽管这种农业经济因素的概念很容易陷入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1997）最近提出来的环境决定论，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保留一种有用的核心。笔者一直在思考布罗代尔从农业—生态角度对中国与欧洲的比较，以及由此造成的各自地理上的扩展与巩固。中国巨大的优势在于其水稻生产区的生产力。在18世纪的法国，一公顷小麦可以生产150万卡路里供人类消费，而在东亚地区，同样一公顷水稻则可以生产735卡路里（Braudel，1981，p. 151）。那么水稻的巨大劣势是什么呢？就是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水稻“在所需人力方面保持着世界纪录”（p. 145）。小麦需要的劳动力相对较少。“小麦的致命缺点是其产量低下；无法为耕种者提供相应充足的粮食”（p. 120）。另外，小麦还会耗竭土壤。“不管在什么地方种植小麦，每年都需要在不同的土地上种植……小麦不能在同一块地上连续耕种两年，否则就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小麦需要轮作”（Braudel，1981，p. 114; also 1977，p. 11）。但同时，小麦的这些缺点在欧洲却变成了优点。小麦对畜牧业的刺激反过来又为欧洲提供了可观的畜力，远远超过非洲以及欧亚其他文明区所拥有的畜力，更不用提美洲大陆了（pp. 341—352）——这也是欧洲征服美洲大陆的一个决定性优势（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推动力）。

这其中的含义是，与中国的水稻种植相比，欧洲的小麦畜牧业的复合体更倾向于地理扩张。小麦耗竭土壤肥力的特点——尤其是它需要牲畜来补充土壤肥力——趋向于产生新的城—乡结构，推动了地理扩张：

 

如果要想提高生产力，那么就需要更多的肥料，这自然就意味着要牺牲耕地，把更多的土地留作畜牧之用。三年一次的轮作制度，使土地在下一年播种小麦之前可以得到一年的休耕期，不允许在休耕地上种植过多的作物，这就使谷物种植得到优先发展，这种轮作制会造成相当低的产量。种植小麦的地块不像种植水稻的地块那样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种植小麦的地块无疑自身肥力不足：饲养的牲口可以一直在林地上，新开垦的土地上，还有在干草地上放牧……但是这些资源并不充足。（Braudel，1981，p. 117）

 

只有在把耕地变成牧场并以此来确保为耕地提供充足肥料的前提下，生产力才可以得到提高。但如果耕地变成牧场，显然用于种植小麦的耕地数量势必要减少，这又会趋向于“吞噬土地”（Braudel，1977，p. 11）。在中世纪晚期，西北欧地区的人们找到了一个解决此问题的权宜之计，就是灵活的农耕（Davis，1973，pp. 112—113）。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地理重组和扩张使得余粮不断增长，支撑了不断发展的近代早期的欧洲世界—经济。

 

能够供应欧洲谷物的地方是人口稀少以及不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绝大多数是处在北部，或是东部边缘区……甚至是南部边缘区……这个过程经常变动。一个粮仓关闭了，另一个又开启了。17世纪上半期，是瑞典（利沃尼亚，爱沙尼亚，斯堪尼亚）；1697—1760年，是英格兰，这是由于出口补贴所刺激，出口补贴进一步加剧了圈地运动；18世纪，则是英国在美洲大陆上的殖民地。（Braudel，1981，p. 126; italics added）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吗？是的，但是看起来这种恶性循环曾经在近代早期对欧洲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在没有直接的、大范围的现代农业变革之前，城市商人和金融家们依靠其对流动资本的优先控制权，强迫许多地区，先是在欧洲内部，然后扩大到世界其他地区，处于被支配地位，使它们变成了粮食出口地区，由此，他们在没有显著提高生产力的情况下，余粮不断增长。这就巩固了高附加值农业在西北欧的发展，同时，廉价的谷物也支持了巨大的有利可图的非农业部门的发展……而且只要欧洲的劳动力分工在地理上不断持续扩张，谷物就能维持着低价。（see Brenner，2001; Moore，2003a）

与中国的比较是具有启发性的。水稻，不存在耗竭土壤肥力的问题，因此有利于领土统一（巩固），而不是向外扩张。但是，水稻所面临的农业—生态挑战在某些方面“是更加专横和奴役的”（Braudel，1981，p.145）。水稻从水流中汲取养分，它需要依赖“水利技术来创造并保持水流的运动”（p.145）。与西欧的农业技术相比，这种水利体系需要来自上面的控制。因而，水稻身后隐藏着“一个稳定的社会，国家权威和经常的大规模水利工程”（p.149）。

从水稻支撑国家权威的程度来说，中国倾向向外迅速扩张的势头会受到抑制。相反于中世纪欧洲发生的移民扩张没有引起必要的国家权力的扩张——实际上恰恰相反，例如波兰，中国的情形就大不相同：

 

稻田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国家控制（力量）的增长。也意味着村落的聚集（所以双重原因造成了国家力量的加强）……因此，在水稻种植普遍的地区，就会出现人口聚集和严格的社会秩序。（Braudel，1981，p. 149）

 

中国的对外扩张在很多方面被国家力量所限制，其方式对于更加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西方来说无足轻重。例如，南方是这个帝国主要的水稻种植区，“中国人没有尝试，也没有能够征服山区：他们从来没有尝试去做……起初，水稻种植并没有在边远地区和新开垦的土地上尝试，而是在已经存在的城镇周围开始兴盛”（Braudel，1981，p.155）。在东部地区，城—乡关系是趋向在生产密集化的基础上重塑，而并不是空间的扩张。水稻生态更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趋势，这一点与欧洲倾向于建立一种城乡之间的一种更加稳定的新陈代谢的关系类似，在欧洲城市的垃圾又返回到土壤之中（pp. 155—486）。

上面的论述绝大部分非常接近于魏特夫在1957年发表的“东方专制主义”的思想。笔者这里想要强调的并不是布罗代尔对中国或欧洲历史的特别阐释，而是从长期的历史—地理视角来解释两国的历史与政治活动，经济以及农业—经济联系起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例如，人们普遍承认甘蔗生态造成了现代甘蔗种植园的劳动过程和阶级关系（Mintz，1985; Moore，2000b），也都认同在美国南北战争前期，由于小麦与玉米种植使得某些地区形成奴隶劳动，某些地区使用自由劳动力（Earle，1987）。笔者这里想要说明的是不管是大型种植园还是小一点的农业区，对于“文明化”的问题都有影响（purchase，原意有抓牢、紧握之意——译者注）。是欧洲而不是中国征服了整个世界，那我们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与长期的农业—生态和农业实践有关，难道不是一种合理的解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