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写什么

莫言

今后能不能写出好作品关键在心态

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是一个魔咒，很多作家得奖后，创作往往开始走下坡路。有的作家80多岁得奖，已经停止写作了，得了奖对他的创作不会有太大影响。正当盛年的作家得奖，确实是严峻考验。这种考验有来自外界的，但这还是次要的，关键是内心深处的变化，获奖者往往给自己设立一个很高的标杆，下一部作品一定要写好，一定要比过去的作品更好。你本来只能跳一米七几，现在一下到两米，那肯定跳不过去，跳不过去读者就不满意。后来我反复想了一下，还是要放松，忘掉诺贝尔文学奖，甚至忘掉读者，忘掉读者对我的期望。过去怎么写，下一部作品还是怎么写；不要怕人家骂，不要怕写不好被人家批评。要摆出一个“诺奖”水平来写作非常可怕，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作家。

我们参观岳阳楼的时候，看到郭沫若题的大匾。岳阳的宣传部长讲了这个匾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初期，岳阳楼的匾是湖南军阀何键题的。岳阳市政府认为新中国都已经建立了，古迹上的题词是军阀题的，太不合适，希望毛主席能给岳阳楼重新题写一个匾额。毛主席一想，岳阳楼是文物古迹，他的身份不合适，让郭沫若来写。那个年代，毛主席点的将，郭沫若会有多么大的压力：我估计他天天在家里练。他写了很多张，选出三张比较满意的，装到信封里，信封上面写着“寄往岳阳楼管理处”，请毛主席从中选一张。毛主席看了，说都不好，后来看到信封上写的“寄往岳阳楼管理处”，他一圈“岳阳楼”三个字，所以现在岳阳楼巨幅的匾额上那三个大字，就是信封上那三个字。为什么这三个能写好？写这三个字的时候他完全放松了。前面那几个，每个都写得很认真，带着很大的压力，越想写好反而越写不好。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状况，非要写一部经典、写一部传世之作，挽起袖子来，结果写出来还是不好，太做作，不放松，作家自身的水平也显不出来。

这就要提到游戏之笔。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灵感，随手信笔写了一个小短篇，结果长篇没写好，短篇成了精品了。这在我个人创作当中就有过好几次。铆足劲写一个长篇，结果写出来大家都认为不是很好，在这个过程中用两三个小时写的几个小短篇反而受到很多的好评。今后能否写出好的作品来，关键还是看在内心深处放松不放松、解放不解放。忘掉外界的干扰和评价，还是像过去一样，自己认为怎样写好就怎样写，哪怕写出来大家不接受，那也没关系，再继续写一篇。

中国作品翻译出去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让外国人读进去

提问：您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外文化交流能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

莫言：必须承认我获得了“诺奖”这件事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国内外很多媒体的注意，也吸引了很多普通读者的目光。一开始是对我个人的关注，后来扩大为对中国其他作家作品的关注，接下来肯定会有更多的外国出版社来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文学的对外翻译肯定是我们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构成部分。要让外国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让我们的作品走出去是很重要的途径。

我们的文学作品被翻译后在国外出版，实际上仅仅走了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是外国读者会读我们的作品，而且能够读得进去。如果我们仅仅是把书推出去了，但是没有人买，或者买了以后人家根本都不看，或者看了以后根本产生不了共鸣，那么这样的对外推介的过程实际上根本没有完成、没有效果。

怎样能够让自己的作品不仅仅能够感动中国读者，而且能够打动国外的读者？作品必须具有普遍意义。首先，我们要保留和强调中国文学的特点，要从我们的民族文化、社会生活里寻找灵感，寻找中国的特征，寻找故事的素材；其次，要表现出文学所共有的普遍意义，要写人类都可以理解的、共通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作家作品对外翻译的核心，你如果写了一群人，外国人根本理解不了，像看外星人一样的，根本不理解你的这种思维方法、产生不了共鸣，这就没有意义。所以，作家的创作必须坚持普遍性、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普世的观念、价值跟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传统的统一，这样才能被翻译出去，然后被阅读，才会真正产生交流的效果。

准备塑造一个中国话剧舞台上从没有过的贪官形象

提问：您曾经在检察日报社供职过，这10年的经历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下一步有没有针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文学创作的打算？

莫言：我在检察院工作的10年确实是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阶段，1997—2007年，正好10年。这一段生活对我来讲，就是让我了解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以前我在军营相对独立，作为一个军官跟地方老百姓的接触有很不方便的地方，而且军队本身有严格的纪律，也不方便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但是到了高检系统，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合适作家生存的环境。有了记者的身份，我能深入到村庄、工厂，具体了解一个案件完整的法律程序。这10年的经历使我对社会各个方面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对创作肯定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我到检察院后先写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红树林》，后来把它改成了小说《红树林》，写的是检察官的生活，实际上写的是检察官在社会当中的一些普遍联系。这确实跟我过去的小说不一样，因为检察系统是我比较陌生的，我是一边学习一边创作，好在我是要塑造人物，希望能够写出一个很有个性的检察官形象，这部作品基本还是及格的。接下来我写《檀香刑》《生死疲劳》《四十一炮》，都是在这10年当中完成的。我想，《檀香刑》是追求民族风格、力避西方文学影响的作品，是我到了地方，眼界开阔以后的一种产物。如果我那会儿还在部队工作，可能这些作品就写不出来。我想更重要的是接下来，在今后的创作当中，检察日报社10年的生活依然会发挥作用。

对于所谓敏感的社会问题、有争议的题材，我肯定还会写，而且会毫不犹豫地、毫无顾忌地去写。我要写一部话剧，一部描写贪官的话剧，我要写一个在过去所谓的反腐败小说里面没有出现过的贪官形象。这个贪官让大家看了以后会感到，跟每个人的自我都很接近，会让一些人想到，如果自己处在他那个环境里面，这个贪官就是自己。我的想法很多，但是现在不便于透露太多细节，一是将来出书以后没有神秘感；二是我也怀疑有一些比我文笔更加敏捷的写作者，我的细节一说，他们明后天就把小说写出来了。总而言之，中国的话剧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贪官形象，起码没有出现一个像我这样构思的贪官形象。他首先是个人，是个典型人物，他非常丰富，他不像我们想的那种道德沦丧、毫无人性，他跟我们很多地方很相似，但是他在某一个地方没有守住底线，他崩溃了，他后悔莫及。他后来宁愿拿出所有东西来换回当初那种清贫，但是已经换不回来了。不能再说了，再说这个小说细节就漏出来了。

中国文学要形成自己的特色

提问：请问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两位西方作家对您影响最大的地方是什么？或者您获得的最大启发是什么？

莫言：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确实在中国有很多读者，他们的艺术风格对我这个年龄的作家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我也认识到这个影响大得已经快让我们丧失了自己的本性，所以要特别警惕，要赶快从对他们的简单模仿中解脱出来，争取写出有自己个性的、有中国特色的小说来。这就需要向我们的民间文学和传统文学学习，更重要的是向老百姓的口头文学学习，然后从我们熟悉的生活当中寻找素材，寻找资源，最后形成中国文学的特色，这是当时的一种思考。

毫无疑问，这样的学习和借鉴也起着积极的作用。最大的作用就是解放了我们的思想，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那种超越现实、打破时间顺序的意识流动的写法，实际上在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里，尤其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里是比较少见的。最大的作用就是看后感觉到原来可以这样写，如果这样可以写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写。至于他小说里所描写的生活、所塑造的人物，对我们来讲也不是特别大的困难，关键就是一个观念的变化，然后会别开生面，开拓出一片自己的文学天地来。

（《大学生》2013年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