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意义

程光炜

一、莫言获奖的意义

改革开放到现在有30多年了，怎么去理解改革开放？起初，我们不可能理解改革开放的全部含义，而今就看得比较清楚。改革开放，第一就是批判“文革”，彻底告别“文革”；第二就是走向世界。近20年，我国GDP的发展是世界经济主要的“发动机”。中国奇迹为世界所公认，“走向世界”的目标也终于在几个项目上落实了：我国加入了WTO，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体制在做深刻的变动和调整，等等，中国越来越变成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确实还是缺乏一个东西——诺贝尔奖。诺贝尔文学奖在文学界争论了很多年，一种意见认为这个和文学创作没关系，提倡作家不能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那么高。对于一个了不起的作家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作品。鲁迅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西方很多大作家也没有获得过。还有一种意见说，中国的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能够带来一个基本的评价体系——中国作家被世界承认了。那么，莫言获奖的意义是什么呢？这意味着百年中国文学终于有一个人能真正在指标上成为世界性的作家、世界一流作家，不管怎么评价他，对莫言的争论永远不会再出现了。所以，我曾对朋友说，我们以后见莫言就比较难了。原因是什么？据说一些经济学家对诺贝尔文学奖作过统计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所有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他获奖的一年以内有走遍全世界的一千场演讲，各种各样的媒体、大学、机构会追随他们。而这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已经不是一个中国人了，他已经成为了世界人。第二，就是不仅仅有750万元的回报，而是有1亿人民币的回报。各种各样的演讲、著作的再版等会变成一个巨大符号，这种符号不是一个作家的符号。因此，众多媒体采访我时，我就说，这个奖其一是颁给中国的，其二就是颁给百年中国文学的。中国文学历史有2000多年，但是现代文学史很短，只有100年。短短的一瞬，就有一个作家成为世界一流的作家。其三，是颁给莫言的。莫言是一个有历史担当的作家，不是说他比别人写得好，而是说他的情怀、责任感，他对他所生活的历史的理解和表达能达到一个高度。这确实是无可匹敌的。

莫言的获奖，我想可能会带来一系列连锁性的反应，会形成短暂的文学热，至少在青少年的家长中会意识到：青少年读文学作品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们知道，这些年来对校园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互联网，这是我们一直很担心的，但也是很无奈的，不只是本科生，连博士生的基本生活都在互联网上。他们除了睡觉就在互联网上“呆”着。莫言的获奖让我们意识到，在生活中，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东西就是文学。文学实际上就是一个宗教，告诉你什么是良知，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我觉得一个作家他不可能给我们带来财富，但一个作家能给我们带来人生的方向和启示，尤其是像莫言这样的作家。

二、莫言的创作

莫言的创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他的家在山东淄博一带。莫言的学历很低，据其自传中说他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然后在农村待了20年，非常辛苦，20岁时有一个机会去当兵。他在很多著述里都谈到离开故乡的心情，他觉得永远都不会再回到中国的底层。莫言所在的部队在河北保定，他从干事做起，慢慢地爱上了文学，然后就开始创作，后来做到了参谋。他成名是在1985年前后，也就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六七年之后。1985年几乎就是“莫言年”，后来出现的莫言的一个最大的标签就是《红高粱》。他最大的作品基本上是在1985年、1986年两三年内完成的。他是一个突然崛起的文学新星，确实令人非常惊讶。莫言创作的主要作品是中篇小说，还有一部分散文、11部长篇小说。在今天来看，莫言最能展现才华的是他的中篇小说，比如《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红高粱》《拇指铐》等五六个中篇。这几个中篇放在中国百年文学史上也是最好的，写得非常好，为什么？每一个小说家都有自己的高潮期，能够激发他内心最真实的东西就是其经历。他的中篇小说都写出了他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北方乡村的经历，同时运用了一些别的手法。这是他的一个创作高潮期。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莫言开始转入长篇小说领域，他有一系列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四十一炮》，还有包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有媒体问：“你觉得莫言最好的作品是什么？”我说：“如果他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可以举出几篇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我的看法就改变了。”一个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说他有哪几个代表作，而是他的作品体系大。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小说家，已经不是一个小说家了，他是一个作家，也就是说他的整个影响力、才华以及对社会的看法，可以用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我们知道，莫言的很多散文写得非常好，有很多文学访谈，有大量的书信，包括《蛙》。

《蛙》是一部书信体长篇小说，起初这个小说出来的时候大家并不看好。当时有人说这是写给大江健三郎的，然而我们知道一个人在变成“神”以后就不非议他了。《蛙》基本上是虚构了一个日本老人，他和他的对话，题材就是计划生育。

对于莫言的整个30年的文学创作，三言两语很难概括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一个大作家首先是一个体系比较大的作家，就是说他的作品数量比较大、规模比较大。他可以在各种领域都有成就，其中篇小说、长篇小说、话剧等都有突出创造。那么莫言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他不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作家。比如说鲁迅，他教你怎么懂得爱、懂得恨，教你怎么去寻找自己人生的路。我们知道艾青的一首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莫言的小说中几乎没有这种东西。莫言首先是一个中国乡土题材的作家。为什么莫言会获奖？在中国小说中有很多题材，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就是乡土题材，从鲁迅开始。然而，鲁迅写得很少，没有几篇。成就比较大的早期是沈从文，沈从文是最大的一个乡土题材的作家。紧接着是赵树理，然后到了现代有柳青、浩然，再往后有陈忠实、路遥。路遥在学生中的号召力远远超过莫言，他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作家，或者说是一个写励志小说的作家。另一个是都市题材，20世纪30年代写得比较好的，像茅盾，《子夜》是一部巅峰之作；紧接着在写作中短篇小说作家里面，就是张爱玲了。到了八九十年代，我认为写得最好的都市题材小说作家是王安忆（写上海），稍微靠后一点的，像池莉（写武汉）。为什么都市题材有很多好的作家，但是没有拿到一个大奖？我觉得跟中国人的经验有关，就是说作家有一个民族的特殊经验。中国的经验，最丰富、最源远流长的就是乡土经验。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国家，今天还是如此，实际上并未完成一个现代的转型。我们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人，身上、骨子里和中国的乡村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可能三代以前都是在农村，前辈是乡绅或者农民，这种经验对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影响很大。所以，在哪一个领域取得成就跟经验有很大关系。从现代到今天，尤其是在当代，或者具体说最近30年，主要的作家都是在写乡土题材，少有都市题材。前面提到的贾平凹、陈忠实、路遥、阎连科、刘震云、余华（写小镇）等，只有一个是写都市的，就是王安忆。我们足以见到乡土题材是多么的丰富。莫言是站在几代人的肩膀上修成正果的，所以我说这个奖首先是颁给中国的，其次是颁给中国文学的，也是颁给了几代人。经过了几代人的奋斗，最终结出了这个硕果。

我们看一个作家不能单独地把他看成一个个体，一定要把他放到其历史中去。从整个创作看，按照专业的角度讲，莫言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写给专业作者看的，一般读者不一定能够接受他，而普通读者可能更能接受路遥。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光是出自农村的学生，就连我们当过知青、生在城市中的，路遥小说中高加林的形象，曾经带给我们很长时间的激动。因为路遥的小说基本上属于通俗类小说、励志小说或者社会化小说，他的写作不完全是在文学的范畴里，他同时是面对社会发言的。路遥其人也是这样，他身上的这种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从他早年的创作到《平凡的世界》，一个基本意图是他一定要概括这个时代，他用他的方式来回答年轻人的遭遇。由此很难把路遥当成一个小说家，他更像一个社会活动家，或者是一个社会批判家。那时在很多大学，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学生的枕头下面都有《平凡的世界》。我们开玩笑叫“枕头下的文学史”，路遥是很多年轻人心中最好的作家。因为他永远和他们的奋斗联系在一起，而莫言则是一个比较纯文学的作家。他的小说对他来说除了要担当历史，他还要把小说成就写得非常高，就是艺术性非常高。

莫言在服兵役的时候正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登陆”中国的时候，他第一次看过《百年孤独》才知道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这也是他人生的主要转折。为什么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这么热？其实，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在美国、欧洲曾经热过一段时间，很快又消失了。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到今天还影响了很多作家。不仅是对莫言，对阎连科和贾平凹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不再仅仅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工具、政治的工具。文学可以回归到文学上来，《百年孤独》给莫言最大的启示就是：文学就是文学，小说就是小说，就是表现作家的创造力、艺术才能的一个主要载体。我觉得这就是莫言和路遥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莫言是在文学圈里当之无愧的最好的几个作家之一。因为他不仅仅是一部长篇、中篇出色，而是多部作品都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最高的水平，也就是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实际上就是对他最后的一个指标性的承认而已，他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一流作家，现代作品被翻译到外国最多的作家，莫言是第一，余华第二，阎连科第三，所以他早就走向了世界。与路遥相比，莫言是作家中的作家，是一个职业化的作家，对社会有担当有责任，用他的方式记录历史，用小说展现他的才华。

三、莫言小说的创作意义

莫言写的是什么？

莫言是一个大作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作家。小一点的作家就很简单，像写武汉的池莉，所有作品都是在写武汉。而莫言则不是，他一般不只是写一个东西。莫言在几年前是很边缘的，按莫言的成就早就该获得茅盾文学奖了，但是始终没获得。不是因为他成就不够，而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作家内部的因素。莫言给人的印象是很复杂的，他是一个高智慧的作家。他的《蛙》和《生死疲劳》结构很不一样，《檀香刑》写古代的刑罚。《檀香刑》并不是一部最好的小说，但是他写古代刑罚的技术是非常高超的，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阶段。莫言的有些作品是无法替代的，像《透明的红萝卜》，现在任谁都不可能将一个农村的残疾的孩子描写到这个程度。乡村题材小说很少有可以突破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的。对于古代刑罚、计划生育内容的可以有很多种写法，但是他这种是不能再重复了，这就是大作家，他的手法和智慧非常高。描写中国计划生育的《蛙》是他小说中最尖锐的、最能直面中国社会的小说，我们原来都不看好这部作品。从正面来看，计划生育给中国改革开放30年赢得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它让中国少生了3～5亿人，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节约了时间。但是，国外也有很多负面评价。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就是多子多福，认为生育是人的权利，在农村有很多体力劳动，女孩子承担不了，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农村要成为一个望族首先要有大量男孩子，才能不被人欺负。陈忠实、贾平凹的小说也有这些内容），而且生育有一种生命不断延续的美，是传统中非常有诗意的。然而现在用政策来强制实行计划生育，这中间两方面的东西很少有作家直面。莫言用他的方式表达，写得很真实、很厉害，但是又不失分寸；他能绕过很多很敏感的东西，但又能让人们接受；他写出了很多大家很认可的东西，但是又没有“触礁”，也没有让人反感。这就是他的大智慧。他的作品在很多题材的实验和探索上，都达到了少有的高度。总的来讲，他创作的意义在于丰富了中国乡土题材文学表达上的诸多可能性。中国乡土文学有多种多样的方式，鲁迅是开拓性的作家，他是最早用现代语言写乡村社会的作家；然后是写实性，像沈从文、赵树理走的都是现实主义的路子，吸收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具有白描、写实的传统。而莫言则完全改变了这种路线，综合了各种各样因素，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神话模式。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特点是家族小说。《百年孤独》等小说就是通过一部长篇写一个家族100年或几十年的变迁，这就是一种家族模式。运用神话模式，有很多亦真亦幻的因素，看起来是现实社会的反映，同时有很多神话，好像是一个梦幻的因素。莫言的小说就是这样，介于现实和梦幻之间。莫言是中国最有想象力的作家之一，他的语言也很奇怪，很难说是中国本土的语言。一个是现代汉语，一个是融入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因素的现代汉语。余华、阎连科的小说很容易被翻译到国外，有一个原因是融入了大量外国翻译文学的语言，这很容易由汉语翻译成外语。然而，贾平凹和王安忆的小说是很难翻译的，他们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本土语言，像贾平凹的小说是典型的传统的半文半白，王安忆的小说是中国传统小说到了上海之后形成的海派小说。海派小说接受了现代媒体，兴起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苏州，是一些文人为了养活自己而在报纸上发表的小说。它着重表现市民社会的生活，用比较浅显的语言，但是又吸收了传统小说的白描、对话的形式。这种语言很容易被人接受，但是对于翻译家来说是很困难的。而莫言则不然。

四、莫言对当代文学的贡献

一个大作家尽管很复杂，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它有一个基本的东西，我叫它为“内在的结构”。鲁迅作品的内在结构是改造国民性，他不是为了写小说而写小说，而是通过小说来改造民智，是启蒙，是教人成为一个人。他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让他们变成一个健康的国民。沈从文小说的内在的结构是重建中国文明，他把自己的家乡湘西——这么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写得非常美，把人性善良的一面诗意化、牧歌化。这样两个人都有这么一个出发点，有这么一个内在的结构。莫言则是重在反省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农村实行的合作化运动。他是1955年出生的，从出生到1975年当兵，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酝酿、发展、高潮阶段，最终败笔在“大跃进”。农业合作化的目的在于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吃饱肚子，但一直到1979年中国农民一直吃不饱肚子。两千年前的中国农村是小农经济，分田到户的自然经济，这样一个自然经济，每个家庭都有其积极性，在农忙时实行互助，后来实行互助组就是吸收了这种方式。先秦有井田制，一般认为是封建社会的雏形，认为是用以控制农民的手段，其实不然，一些经济学家说，它是一种互助。在农忙的时候，农民忙不过来，6到8户农民就把劳力组织起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上个世纪50年代最早实行互助组，然后是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用意其实是好的，是学习苏联，是想把中国农村变成现代化的农场，把土地国有化，通过农业机械进行耕作。做得最成功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他们是以大型国企的方式进行的，其他地方都是失败的。中国农民本质上是自私的，干自家活比较积极，但是干公家活就没有这种积极性，人性更接近自然经济状态，所以到1979年中国农民的吃饭问题仍没有解决。莫言作品中有不下十几处说：“在我记忆中最大的事件就是两个字——饥饿。”这句话是一般人体味不到的，但是对莫言、阎连科、贾平凹等这一代作家来说，是有亲身体会的。

莫言曾在采访中这样说：“我现在进城二三十年了，每次逛超市我最愿逛的地方就是卖米的地方。我每次都情不自禁地把米捧起来，让米从我的指缝中流下去。”他说这让他有一种快感，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这是我们绝对不会做的，而且我们也很难理解这种经验。一个作家的秘密就在这儿。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个心结，莫言的心结就是饥饿，这也是他写小说的最大的一个动力。从此出发重新审视莫言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矛头指向的一直就是农业合作化，一直在批判这个问题。

《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的形象也很值得探讨。他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是个聋哑人，说不出话来；继母天天打他，不给饭吃；村里要修水渠，大家都想干自己家的活不想干队里的活，就把他派去，他就到工地上。小说写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其中有一点，他偷队里的红萝卜，在小说结尾被抓了。这么精彩的一个细节，为什么能被莫言写出来？黑孩就是他，或者就像郭沫若说“蔡文姬就是我，我就是蔡文姬”。换句话说，“黑孩就是我，我就是黑孩”。我看了很多小说，终于理解为什么莫言要写残疾人、写弱者、孩子？而且写他们生活的中心就是一个——饥饿？他把吃不饱肚子、偷东西写得入木三分。作家肯定不会想太多，这都是我们研究者总结的：他是要批判合作化，反省中国旷日持久的农村改造运动。但实际它来自他最刻骨铭心的经验。他为什么这30年（1981年或1982年进城）一直不写城市，反复只写农村？不只他一个人这样，路遥也是这样，贾平凹也是这样，阎连科也是这样，还有陈忠实。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漫长的农村合作化运动，这一批作家是最大的受害者。一个作家写什么呢？所有的古今中外的作家都在写童年，这是一个规律，其次都在写他们生活中得不到的东西，他们的所有创作都是对自己心底进行的补偿。这些作家进城已经几十年了，没有一个人在精神上离开过自己的乡土，他们把自己的爱、矛盾、怨恨，各种各样复杂的情怀，一直投注在他们几十年前的那种生活里。莫言的作品一直都没离开过这种情愫，这两年写的长篇也还在写他的家乡。

莫言给我们当代小说一个很大的贡献：通过他的作品能够反省合作化运动对中国农村的一个影响：那就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破坏。从先秦一直到1949年长达两千年的中国乡村结构，基本就是县以下自治的结构，政府只派到县一级，县以下由宗族治理。按照中国的人际关系，是靠血亲和地缘关系来维系的。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宗族、有族长、寺庙，这是一个精神纽带。族长一般都是精神和道德上比较高尚的、有威望的人。中国乡村结构的稳定性是靠这种关系来维系，其经济条件是自然经济，雇工和雇员的关系是亲戚关系，不是后来描述的对立关系。农村合作化以后，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破坏掉了。莫言的几个长篇都是在反映这个问题。《生死疲劳》写的是地主，其实地主中也有好人，这个地主是一个乡绅，是一个非常有善心的，后来在土改中被杀掉了，杀掉以后就托身变成狗、变成猪，还是很善良。虽然作品写得很复杂，云遮雾绕，但是实际上里面都有对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改造中带来的许多负面的东西严厉的批判。这是他作品中最大的一个主题，他所有的作品无论是中篇、长篇还是短篇基本上都没有离开这个东西。在他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个土地之子。

莫言和赵树理的不同之处在于，赵树理是一个站起来直接提出抗议的、为民请命的人，而莫言是用他很曲折的方式为民请命。他身上的这种情怀实际上是一个土地之子的情怀，这也是他作品一直源源不断、一直写不完的原因。“50后”的其他几个作家也是有丰富的文学创造力的，贾平凹将近60岁了，丝毫没有停笔的意思。莫言更无法估量后面有十或是二十几个长篇，我估计他们可能会写到75～80岁。

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

第一，就是这一代人的文学才华。在中国“50后”“60后”“70后”“80后”作家中，我觉得“50后”是最有才华的。

第二，就是这一代人的经历。这一代人经历的历史也是最复杂的。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经历了非常频繁而又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经过很多大的历史事件，他们社会经验丰富、社会观察力深刻，这是后代作家所不具备的。

第三，就是历史的激情。一个作家很重要的就是激情，他们对这个土地、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绝对不是为了版税而创作的，尽管莫言在获得750万元以前也是非常有钱的。他们只是为了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以自己的方式将自己想说的说出来，这是一种激情。“50后”作家的这种激情，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秘密，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财富。

（《石河子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