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醒来，院子里空无一人
几只小鸟在墙洞里筑巢
春天尚未来临
我为灵魂披上黑色的外衣
跟着它穿过窄门到大街上去
我在世上已经活了很久
看过足够多的悲伤与混乱
很多罪恶我依旧一无所知
任何人的痛苦都不能给我安慰日记里也不再记录我的幸福
记忆和时间，双向奔跑的河流为古老的宇宙运送废墟与星辰我愿你和世间万物结为姊妹兄弟而我在世间万物之中瞥见你
多舛的命运和你
开满忍冬花的黎明
——作者《忍冬花》
（一）美好动物
我上大学那年，弟弟只有六岁。第一次放寒假，我带回了一个单放机和几盒磁带。有一天早上，弟弟钻进了我的被窝。当时我正躺在床上听《梁祝》，于是取下耳机罩住他的耳朵。那是弟弟第一次听世界名曲，我至今未忘他满脸神奇的惊喜。虽然弟弟只会说“真好听啊！”，但我知道这幼小的生命在那一刻被美好的东西打动了。
《梁祝》为什么好听？六岁的弟弟答不上来，现在的我也一无所知。这世界上有些美妙是无法解释的，就像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怀念某个大雪纷飞的清晨或者黄昏。
人生如借，所幸还有音乐。音乐是我在人间经历的最奇妙的事情。虽然我没有真正创作或者拥有过任何一首歌曲，但那些美好的音符一直在精神上养育和丰富我。那些源自心灵深处的寂寞、牺牲与欢喜，直接通向的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人的神性。而这种神性，正是基于深藏人心中的美的激情。
而就在此刻，当我开始写作这篇文字，耳畔交替响起的是阿炳的《二泉映月》和柴科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几十年前，小泽征尔曾说过《二泉映月》这支曲子他必须跪着听。而《如歌的行板》也让托尔斯泰潸然泪下。有关这两部作品的经典诠释是它们演绎了人类苦难的灵魂。然而，即使是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人物，也列不出一个公式来向读者解释他为何会热爱这种悲怆之美。
人终究是一种美好动物，这是我唯一可以断定的。所以，人总是沉浸于搜集并赞美美色、美音、美景、美酒、美好的人格……而如果有志同道合者，他还要追求美丽新世界。
（二）玫瑰之名
中学时有幸读过几篇小说，时常对未来的写作担忧。为什么那些作家能够说出许多花草树木的名字，而我甚至连真正的玫瑰都不曾见到。虽然听人谈起过“红玫瑰”与“黑牡丹”，印象中那也都是留给女特务的代号。
许多人把玫瑰当作爱情的象征。当我开始在城里生活，耳濡目染，慢慢知道了玫瑰不同寻常。我学法语时听皮雅芙的“La Vie en Rose”（玫瑰人生），其中有一句歌词——“Les ennuis,les chagrins trépassent.Heureux,heureuxàen mourir”，翻译过来就是烦恼忧伤全消逝，幸福幸福直到死。
的确，玫瑰即使不叫玫瑰，也会芬芳如故。只要生活是美好的，未必一定要用玫瑰来描绘它。
相较于爱情，我更愿意将玫瑰虚指为一种优雅而美好的生活。玫瑰有自然之美，而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激情也是自然而然的。我们莫名其妙地被接到这个世界上，也莫名其妙时而满心欢喜。正如安杰勒斯•西莱修斯所说，“玫瑰是没有理由的”。
（三）愤怒的草鞋
而作为美好生活的隐喻，玫瑰也是多灾多难。回顾历史，不仅施害者的铁蹄会践踏玫瑰，使之香消玉殒；同样可悲的是，受害者还要穿着自己不幸的草鞋，继续践踏心底最后的玫瑰。
举例说，当外敌入侵，如果还有人过着风花雪月的生活，那就是“商女不知亡国恨”。许多人相信，在国家遭难之时维持风雅的生活是不道德的。
想起有关梁实秋的一段公案。1938年，梁实秋为自己在重庆主持的《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写了一篇编者按，其中几句是这样的：
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很快，这一番肺腑之言招致了郭沫若等左翼文人的攻击，而消极抗战的罪名让梁实秋从此背负了几十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人在内地的报刊上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
其实，了解内情的人知道，梁实秋并非不主张抗日，而是站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立场想象另一种可能，即在追求政治的独立之外，还要须臾不离不弃文学的审美价值。梁实秋没有否定枪炮在保家卫国时的立竿见影，但他同样试图保卫中国人生活中的玫瑰。这非但不是投降主义，反而是以一种和风细雨的日常抵抗来维护一个文明人的自尊。
（四）幸福未央
当巨大的苦难降临，全民皆兵所带来的抗暴美学难免令人感动。但若以此压倒一切，凡不全力抗暴者则必被贬斥，这也暗含着某种自暴自弃。
抗战时期，沦陷后的上海曾有所谓的“孤岛繁荣”，生活其中的人们常被革命者贬为“醉生梦死”。我虽然理解批评者的心情，但就此否定当年上海人的生活，亦未必公允。相较同归于尽的焦土抗战，上海的孤岛繁荣其实也为中国人留下几束沧桑玫瑰。或者说，刺刀之下，国土虽已沦陷，但向往美好生活的人心并没有被征服。
同样，偏安于两千公里之外的云南也在努力承继文明的血脉。作家鹿桥在《未央歌》里纪录了他在西南联大的生活。那是中国在抗战时期最动人的篇章，也藏着我关于世间最美好大学的所有想象。这部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童孝贤与蔺燕梅等少男少女之间的纯洁友情，还有南国飘摇的雨水：
看雨景要在白天。看她跨峰越岭而来，看她排山倒海而来。看她横扫着青松的斜叶而来，看她摇撼着油加利树高大的躯干而来。再看她无阻无拦，任心随兴飘然而去。听雨要在深夜。要听远处的雨声，近处的雨声。山里的泉鸣，屋前的水流。要分别落在卷心菜上的雨，滴在沙土上的雨，敲在纸窗上的雨，打在芭蕉上的雨。要用如纱的雨来滤清思考，要用急骤的雨催出深远瑰丽的思想之花，更要用连绵的雨来安抚颠踬的灵魂。
以及春色如洗，随处可见的玫瑰：
每年花开的时候，不论晨晚，雨晴，总有些痴心的人旁若无人地对了这美景呆呆地想他自己心上一些美丽而虚幻的情事。只要这些花儿不谢，他们的梦便有所寄托。这些花与这些梦一样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是他们所爱护的。因此他们不用禁止，而人人自禁不去折花。
正是因为人世间还有这般锦绣温润的生活，人生才值得期盼，而和平也才有意义。
这世界最不易被征服的，是内心有美的追求的人。因为美不只是美本身，它还对应着丑与世间的是非。他们接受了战争的事实，但不会让战争卷走一切。即使是像圣埃克絮佩里这样与纳粹周旋在天上的英雄，他的心里还装着一朵带刺的玫瑰，以及对生活的情趣：
我仰天躺着，吮吸着我的水果，数着天上的流星。在这一分钟里，我觉得无比幸福。（《人类的大地》）
（五）圣人与猪猡
审美活动所呼应的是人内在的神性。当一个人身处困厄之中，源于内心的审美可以帮他超越现实中的苦难。
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在《活出生命的意义》里谈到自己在纳粹时代的生活。在失去自由后，他有三年时间被关在奥斯维辛、达豪等集中营里。在那里，弗兰克尔经历了所谓的“文化冬眠”，犯人们热衷谈论的东西只有政治。那是一个好消息与坏消息满天飞的地方。然而最终摧毁犯人的可能是一些好消息。当好消息所预言的一切不能如期兑现，许多人反而更容易陷入绝望。就像电影《撒谎者雅各布》所揭示的一样。
而能够在集中营里侥幸活下来的，更多是那些能够在恶劣环境中找到精神生活的人。至于弗兰克尔自己，至少有两样东西支撑他活到了集中营解放：
其一是责任心。这是在弗兰克尔的书里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当一个人对所爱的人或者未竟的事业抱有一份责任心，他就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弗兰克尔甚至建议美国在西海岸树立一个责任女神像（在《人类的大地》中，圣埃克絮佩里谈到人的真正幸福不是自由，而是承担责任。更重要的是，责任不仅为人赋予生的意义，也赋予死的意义）。
其二概括说就是美的能力。比如，在一无所有的监牢里不断回忆爱人的容貌，领受所谓“天使存在于无比美丽的永恒思念之中”；尽可能去发现艺术与自然之美，而它们同样为人的存在提供某种永恒性：
在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到巴伐利亚集中营的路上，如果有人看见我们透过囚车铁窗远眺扎尔茨伯格山脉的山峰在落日中闪闪发光时的一张张面孔，他们决不会相信这是放弃了生活的希望和自由的人的面孔。
集中营固然是罪恶的渊薮，这并不意味着人必须完全放弃审美活动，使自己变成彻底的行尸走肉。在此意义上，集中营之恶有时候也如癌症，很多人是被吓死的。
即使是在每况愈下的日子里，个人的选择依旧重要。同样是在《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中，弗兰克尔注意到集中营的坏人堆里也有好人：
人不是众多事物中的一种。事物相互决定对方，但人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他成为什么——在天赋与环境的限度内——是他自己决定的结果。比如在集中营，在活人实验室，我们亲眼目睹有人像猪猡，有人像圣人。人的内心里，这两种可能都有。最终表现出哪一种，是决定的结果，而不是环境的产物。
简单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道善恶分水岭，最后做了什么，关键还是个体的选择，而不只是环境的逼迫。
（六）我的歌声里
在现实生活中，集中营只是逆境的隐喻。回想这些年的过往，靠着日积月累的努力，我过上了相对宽阔的生活，这一点还算幸运。
这并不意味着我的生活中没有挫折。面包与马戏的问题解决了，而我还想要玫瑰和星辰。
有一天外出，骑马上长城，回家后写了篇《人民需要赵德汉》的文章。赵德汉是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国家某部委的项目处长”。我丝毫没有为他辩护的意思，按剧情这可是个贪官啊。有趣的是，赵处长贪了好几个亿却从不敢花，而是把它们藏在墙壁、双人床和冰箱里，仅供闲暇时闭门观赏。我揶揄说，考虑到近年来货币超发严重，此类贪官客观上就算是起到了收紧银根、抑制房价和通货膨胀的作用了。
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这篇文章在微信公号上被删掉了。上网二十年，类似情况总会遇到一些。
忘了是在哪一天，我决定每被删除一篇文章，就在思想国微信公号上唱一首歌。随后读者看到哪篇文章略有锋芒，便会留言说坐等明日听歌。有人可能会说，你是不是在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反抗？我不确定。其实我对反抗没有那么大的热忱。就像阿尔伯特•加缪说的，活着是最好的反抗。借此机会，我更想捍卫的是生活的应有之义，并拓展我人生的丰富性。
人并不需要每时每刻都去讲道理，最好的道理是生活本身。
所以，与其忧愁，不如歌唱。套用诗人辛波斯卡的话说，我喜欢唱歌的荒谬，胜于不唱歌的荒谬。同样的荒谬是，在这个时代有些事情是每个人都看得见，说不出来，却又互相听得到。
另一方面，人要保存希望，但又不要被希望所压倒。不能因为这个时代不如你想象的进步那么快，就觉得梦想已经落空，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没有意义。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并不全然是为所谓“时代进步”而来的。即使是一个上山打虎的人，也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有时候，为了谋求一点宽慰，我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时空穿梭者，从未来的世界来到此世的地球。如果将来糟糕透了，且当此地为一方乐土；而如果将来美妙无极，就算是在此时体验古人悲苦的生活。
（七）慈悲的本性
为什么要在一本书里集中谈论慈悲？这既是因为慈悲乃人之本性，也因为它是我的心结。
世人常说童年天真烂漫，回想我这几十年的生活，真正做过的恶事都是在孩提时代。我曾经和一帮孩子比着弄死过几只螳螂和知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罪孽深重。
我对这个世界贡献甚微，但和很多人一样，我知道自己内心埋着几粒慈悲的种子，有的甚至还长成了嫩苗。我曾试图寻找其来源，发现它既非来自父母的熏陶，也不是学校的教育，而是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一点点呈现出来的。
世间有些事情，因为无法解释，人们便说是因缘造化。上大学时我读过几本有关佛学的书，感怀最深者莫过于地藏菩萨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时候真觉得人生有此弘愿足矣。所谓成长，就是不断遇见理想中的自己。这个自己不是在遥远的未来等你，而是深藏于你的心府，只等着时间与机缘的大风吹去上面的尘埃。
而我也并不认为慈悲是来自神的恩典，就像诗人米沃什所写：
假如没有上帝，
人也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
他仍旧是他兄弟的照顾者，
他不能让他的兄弟忧愁，
以没有上帝的名义。
回望人类的过往，只要细想背后的残酷，就会透不过气来。我在书里对比了雨果和鲁迅，由此谈到“不完整的慈悲”。在我看来，真正伟大的革命不是一部分人过上好日子，而另一部分人必须去死。事实上，顺着这种逻辑没有谁能真正过上好日子。因为只要现实需要，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被消灭的对象。
（八）牺牲
同样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宿舍里有位博闻强记的同学，我们经常互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如今，他在家里养了只一米多长的蜥蜴，还经常牵着它在小区里散步。可惜我们已很少见面。
而当年我们曾经认真讨论且印象最深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让你牺牲，全人类就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你愿不愿意去死？
记得当时我们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我愿意！”
这是一个很具八十年代理想主义风格的回答。如果人类真有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真理性解决方案，一个人的牺牲可以让其他所有人从此幸福无比，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回答——前提是并不兑现，也不思考“为什么偏偏是我？”
时至今日，我依旧有着并不稀薄的家国情怀，并热切地爱着这个世界。但我必须承认，当我再次面对这个问题时，我的回答可能还是“愿意”但已不再响亮。这不是因为我较年轻时少了牺牲精神，或者信奉了杨朱，而是因为我畏惧这背后的逻辑——需要一个人去死才能换来的美好世界，一定不是美好世界。
而当年之我又为什么会不加思索地给出那个肯定的答案？在我那么年轻却轻言可以舍弃生命时，是不是因为我发现自己的一生是不值得过的，以至于急于将它抛弃？是不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死本能在我的身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由此产生了牺牲的激情？或者只是因为空虚和无聊，愿意以自己的死为荒谬的人生找寻意义？又抑或逃避选择：无论是将自己交给死神还是生神，结果都是一样——我不选择了，神为我决定一切。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有一句话感人至深：“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个被救者是不是也应该包括救人者自身？有没有一种完整的慈悲，既救起世界又救起自己？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个体才是自己利益的决定者和最忠实的捍卫者，那么最可行的济世方案是不是人人自救，即救全世界？
我想说的是，完整的慈悲是既要慈悲地观照众生，也要慈悲地观照自己。唯有如此，才可能做到众生平等、无分别心。慈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的合理的欲望给予人的尊重。
（九）自私的德性
正如安•兰德在《自私的德性》一书中批评利他主义的变质，我并不反对利他主义及其所带来的奉献之美。我反对的是利他主义对个体权利的贱斥甚至毁灭。而这也是我批评钱理群先生的原因之一。我无法理解一个请求他写推荐信的学生如何变成了“精致利己主义者”，而且可能“比一般的贪官污吏还坏”。那只是一个追求个人奋斗的年轻后生而已，担不起这些影响国家未来的污名。
本来，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应该成为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两翼，而不是互相否定。然而利他主义伦理学却将利己者塑造成恶棍。按兰德的说法，这一倾向主要基于两个非人的信条：一是任何关心自己的利益的行为都是罪恶，不管这些利益是什么；二是这个恶棍的行为事实上只对他自己有利，他们必须为了邻居的利益而放弃这种利益。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坚持个人奋斗的人可能被并不存在的“集体利益”所碾轧。
观察当今所谓的道德判断有多么荒谬吧。一个创造财富的工业家和一个抢劫银行的恶棍被视为同样不道德，因为他们都是为了“自私”的利益而追求财富。有两个年轻人，一个为了养活父母而放弃自己的职业，并且再也没有超越杂货店店员的级别；另一个则在经受了极度痛苦的奋斗之后，实现了他的个人抱负。但人们却认为前者在道德上高于后者。一个独裁者被看作是道德君子，因为他犯下不可告人的暴行是为了造福于“人民”而不是为了他自己。
在该书导言中，兰德直言不讳地指出人有权利关心自己的利益，这是道德生存的本质。而“攻击‘自私’就是攻击人的自尊，放弃‘自私’也就是放弃自尊”。
这本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书里有不少真知灼见，比如个人是法无禁止即自由，而政府是法无授权即禁止；政府并不生产道德，它唯一需要尊崇的道德是保护国民的权利，以避免遭受暴力及其他罪恶的侵害；而且，在现代社会政府一样有作恶的倾向，它劫掠一个国家的财富不会明目张胆，但会借助通货膨胀得以实现，等等。在此意义上，当个体受到各种改头换面的集体主义或国家主义侵害时，能唤醒他们不与世同沉的力量正是深藏内心的利己的激情。
与此同时，由于人有合群的激情，集体主义永远不会褪去迷人的色彩。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注意到，一旦个人被从原有的社会认同中剥离，成为原子化的个体，巨大的孤独感会铺天盖地而来，此时如果有嗜权者乘虚而入，极权国家的形成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我无意将自私放到一个绝对的高度，但极端年代之恶往往就是从逼迫人们放弃自私开始的。在此关键时期，一个人的自私与自救并无本质区别。
真正的利己是以不牺牲他人为界，否则他也将受到来自其他利己者的损害。兰德并非主张人人只顾自己享乐，而无视其他鲜活的生命。与此相反，她希望为所有鲜活的生命留存鲜活与勇敢。一个人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个人奋斗，不仅光彩而且还可以塑造他的灵魂。
如果关心自己的利益是罪恶，那么活着本身就是罪恶。
（十）进攻性的善
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看到的情景是，自己畏步不前者逼迫别人冲锋。他们不参与现实的反抗，却像督战队一样朝着无辜的人开枪。他们的理想状态是自己毫发无损，却能撒豆成兵。
人生活在欲望与恐惧之间，难免有自私的倾向。否认人的自私性，就是否认人本身。所以，我宁愿世人能正视自私，承认人的局限，并在此基础上变得谦卑，而不是自以为怀着公心，从此道德完美，却难掩逼人就范的嚣张。而这恰恰是历史上那些道德乌托邦不断走向反面的原因。
如果理解“消极自由”的概念以及以赛亚•伯林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就知道理性利己主义根本就不是问题。在伯林看来，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最终导致血流成河，是集体自我导向的“积极自由”彻底压倒了个人的“消极自由”。当人民主权轻易地摧毁了个体主权，公意压倒私意，不仅个体最低限度的自由开始丧失，整个社会的自由也将全面溃败。
譬如讨价还价，一个人的自私可以通过另一个人的自私进行平衡。相较而言，集体以善之名发起的冲锋则更有可能轮番冲垮任何个体。
大家都要去造官府的反，你因为护着家里的十亩地不想去，这种不合群看似自私，但你有不造反和不同去杀人的权利。如果非要强迫你去，那就是意志的悲剧。而那些标榜无私者也未必无私。就算他们真的乐于冒险犯难，至少还有一种私心——那就是实现他们的理想。在一定时候这种对理想的狂热会压倒一切。
2016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离开了人世。有人称之为“革命浪漫主义的最后一次死亡”。“我终将离去，但理想不朽”广为传扬。然而，一个标榜理想主义的政治强人，独揽一国大权几十年，还有比这更现实主义的吗？
人为意义而生，有些人爱自己的理想甚于爱世间一切人。他们既可以为理想牺牲自己，同样可以为理想牺牲一切人。
我曾谈到一个社会可能出现的两个极端：在乌托邦时代是理想主义信过了头，为明天不要今天；在后乌托邦时代是现实主义信过了头，为今天不要明天。其实还有一种可能，今天明天都不要，只是以善之名义，完成死本能的驱使。而这方面，切•格瓦拉是最好不过的例子。
十多年前，我经常在巴黎的游行队伍里看到有格瓦拉头像的红色旗帜。在那里，格瓦拉代表着革命、自由和公正。然而当我真正开始阅读他的一些资料时，顿觉毛骨悚然。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格瓦拉曾对伦敦《工人日报》（Worker）说：“如果核导弹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摧毁美国的核心，包括纽约城。我们会走向胜利之路，就算那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核牺牲品……我们必须让仇恨活在心里，并促使它爆发出来。”他不只一次怂恿赫鲁晓夫对美国进行核打击，古巴人为此死光也无所谓，并谴责赫鲁晓夫对他的“背叛”。
还有比这更浪漫而吊诡的事情吗？一个时刻想着输出革命解放全人类的人，也时刻想着为人类按下核按钮，并且一厢情愿地以为在核爆炸中死去的人都面带笑容。
同样反讽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狂热分子，《时代》杂志曾将他与特蕾莎修女相提并论，而萨特更称之为“我们时代的完人”。在我眼里，格瓦拉只是一个被死本能诅咒了的人。他表面上热爱人类，其实生无可恋。如果跟着这个狂热分子的意志走，恐怕人类早已在自己制造的几道闪电之中归于寂静。
（十一）无私心即无公德
在针对“进攻性道德”的林林总总批评中，有些人显得格外耀眼，除了我在书中提到的伯纳德•曼德维尔，十七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拉罗什福科在他著名的《道德箴言录》里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的德性经常只是隐蔽的恶”，这与曼德维尔的“私恶即公益”遥相呼应。
在拉罗什福科看来，人类同时受着命运与激情的统治。而所谓的德性，常常只是某些行为和各种利益的集合，同天赐的运气或者自我的精明巧妙构成。男人并不永远凭其勇敢成为勇士，女人亦不总是凭其贞洁而成为贞女。
拉罗什福科影响了很多人。同样，在十八世纪的大卫•休谟那里，道德也不是理性的结果，而是源于“自私的激情”——“理性是并且应该是激情的奴隶”。言下之意，人类从来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真正被理性支配。休谟认为，理性的作用是纯工具的，它教我们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包括愤怒、欲望、自我满足和虚荣心。
进一步说，人们能够不去作恶，并非因为理性，而是因为不那样做最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且，也正是在此自私的基础上，形成了公共道德。在此意义上，当一个社会失去了个体的意志，只推崇流水线人格，也就失去了私我与私德，由此公德也不会形成。
尽管我认为无私心即无公德、无私心者无公德，不过我也并不想否定人所具有的内在的神性。它所通向的是人的心灵，而人的神性就在于心灵有可能完成对理性的超越。
（十二）双向成全
有朋友从图卢兹来，说到这代人的责任。我说，我没有什么大的抱负，只是想：父母在劳动，劳动是他们的本分。我是读书人，思考也是我的本分。如果我对社会不尽批评之责，就等于我在剥削父母，吸父母的血。
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些短章，这是其中一段话。前面说了，我并不鼓励牺牲。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有法官、议员、律师、政府官员、工程师、建筑师、人文知识分子、军人、警察、医生、产业工人、农民、卡车司机、船长、幼儿园园长、天气预报员……大家各尽其责最好不过。
这方面我非常赞同曼德维尔与斯密的说法，人们因机遇、资源与秉赋等等不同而有了社会分工。在此条件下，大家虽然追逐私利，但也服务了他人，并在整体上增进了生产效率和社会公益。所谓公益，不过是私利的最大公约数而已。
美好社会有赖于合作，而且没有谁能离得开合作。精明的商人追求长久的合作，使买卖双方均可受益。真正的慈悲亦是对人对己的双向成全。既不无视他人的痛苦，也不逃避自己的人生责任。
当然，如果你有菩萨心肠，你也可以说成全他人就是成全自己。前提是你真的因此而感到快乐。我相信这世界上的确有一些愿意“拆下肋骨当火把”的人，但他只能这样要求自己，而不能强求别人。如何用好自己的肋骨，是每个人的分内之事。
（十三）花朵与命运
人如何在逆境中自处？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
就在前不久，一位爱写诗的朋友在微信上向我感慨，这些年中国在经济上虽然不贫穷了，但是文化上还没有做到“百花齐放”。若是从前，我也许会说，你说得对，然而于事无补。而现在，我给这位朋友的回答是，还是先把你自己这朵花开了吧，不要为其他九十九朵花而忧虑。
诗人辛波斯卡说，一个人可以爬上山丘，屏住呼吸，却无法像玫瑰一样生出枝叶，长成树丛，因为“只有玫瑰才能盛开如玫瑰”。同样，每个人都只能按自己的方式绽放人生。
我这样劝诫，并非没有公心，不顾其他花朵的死活或无视环境的弊病，而是强调先做好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其一，虽然大家同处一个时代，但是各有花期，或早或晚，着急无济于事。其二，人终有一死，逆境再漫长长不过你我一生，不要因为诅咒风雨而忘却兼程。
生而为人，我们只能在自己尚能控制的时空里生活，并由此改变个体乃至时代的命运。如明代思想家吕坤所言，“亡我者，我也。人不自亡，谁能亡之？”
想起前不久中国农村的“三权分置”改革。简单说，现在农村的土地所有权没有归属于农民，但是农民有承包权，而如果农民不想种了，他可以将土地的经营权转包给其他人并由此获得租金。很多人觉得这场改革意义重大，然而在我眼里却波澜不惊，因为早在中央下达正式文件之前，这种三权分置的现象在我农村老家已经实行好多年了。农民进城打工，又不想让农田荒废，他们就把家里的地租给别人种。为此，当地形成了一些家庭农场，有的水泥晒谷场建得比足球场还大。
玫瑰引导人民。这些被贴上“落后”、“愚昧”等标签的农民，像当年的小岗村按血手印搞家庭联产承包的几位先驱一样，再次走在中国改革的前面。而顺应民意的改革，也不需要掌权者如何费力劳神，他们只需对老百姓的生活与政治意愿进行确认就可以了。
（十四）地狱里的西西弗斯
几年前的一天，我在旧金山遇到一对华裔夫妇。先生姓钟，在移民美国时他特别带了一本《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据说他喜欢我的书的最大原因是在我身上读到了伯特兰•罗素的三种激情——“对于爱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
这是罗素写在自传序言里的句子。我自知完全无法与他相提并论，但听到读者这样谈到我，亦与有荣焉。而且，我承认我身上一直有着上述三种激情，也希望能够像罗素一样独立思考、光明正大地看待世间一切善恶美丑。
在我孤独求索的道路上，罗素的许多观点对我而言是一种安慰。比如对基督教的怀疑——为什么它声称博爱却又为离经叛道者准备了地狱？在罗素看来，“真正非常慈悲的人决不会相信永远的惩罚”。
这样的悲悯在我阅读加缪的文字时，同样心有戚戚焉：
我作品的意义。这么多的人都得不到恩慈。没有恩慈的生活要如何过下去？
是该采取行动了，来做这件基督教从未做过的事：去关心那些被打入地狱的人。
既然人都是要死的，而宇宙又对此漠不关心，那么人生还有何意义？面对荒诞的世界，加缪分析了三条出路：自杀和依靠信仰都是在回避问题，而人真正能够把握的是拥抱荒诞并在此前提下充分地度过人生。
就像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一样，大胆地承认生活的荒诞，在徒劳无功的挣扎中表达对生命的热爱。而且，“Il faut imaginer Sisyphe heureux”（要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唯其如此，加缪才有理由宣告，“在隆冬，我终于知道，在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阿多尼斯有一首《致西西弗斯》，相信只有读懂了加缪的绝望与幸福的人，才会真正理解它。
我立誓在水上写字，
我立誓与西西弗斯一起承担他无言的巨石。
我立誓与西西弗斯一起
经受那狂热与火花，
并在失明的眼中
寻找一根最后的羽毛
为秋天和野草
写尘土之诗。
我立誓与西西弗斯活在一起。
而我亦宁愿相信，以追求美好生活的本性，我所往复推动的不再只是大地上的石头，更是生命中的玫瑰。
（十五）分水岭
因为某些批评性文章，有读者问我为什么不多写些“光明的东西”，好让他有力量。如果我是一个卖手电筒的，我会立即赠送他几节电池。然而，对于一个以思考为业的人来说，什么是光明却不容易判断。他唯一确定并能为之尽力的本分是殚精竭虑以明辨是非。而明辨是非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这些年，我写过不少或明或暗的文章。总结起来，我对社会的批评，是基于事实的世界，不能指鹿为马；而我对人生的思考，是基于意义的世界，可以颠倒黑白。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故弄玄虚，而是强调既要在客观上尊重事实，又要在主观上看到人心的价值。人心是个奇妙的东西，同一种境遇，有人视之为地狱，有人则视之为天堂；同一首诗歌，有人看到光辉，有人看到颓丧。
而过去的几年，我看到世界重新走到了分水岭上。未来会怎样？相较于十年前，我现在并不乐观。
一是极右或强硬势力在各国陆续登台。即便是在已经选出黑人总统的美国，前不久还爆发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游行示威，并且有人因此丧命。同样，我曾经深情赞美的欧盟如今也在风雨飘摇。除了英国的退欧，每逢各国大选，媒体讨论或猜测最多的也是右翼势力上台的可能性。
我担心的不是坏势力团结起来，而是他们的互相激发。
没有比历史终结论或一劳永逸的幸福更可笑的论断了。茨威格在最后的书中哀叹“昨日的世界”里那一代人的天真，以为就算是偶尔有点社会的倒退只是暂时的。他们没有预想到随之而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毁灭了欧洲。
二是人工智能的发展。
前一种危机要处理的是人类内部的关系，而后一种危机则是人与未来机器的关系，对此人类完全没有经验可谈。两种危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人的驱逐。如果说政治对立完成的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驱逐，那么人工智能在未来所要完成的，可能是对人的整体性驱逐。也就是说，人类还没来得及修复“不完整的慈悲”，反倒迎来了完整的残酷。当然，这只是我的最坏的看法。尽管库兹维克早已宣布奇点临进（2045年），但那一天不会来得太快。
在此之前，我最担心的是政治、资本与科技合谋。只要人还在控制机器，那么机器对人的驱逐，从本质上说还是人对人的驱逐。如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谈到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难以计数的人将成为无用阶级，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了。
而这一切，似乎暗合了茨威格当年的忧虑：
十九世纪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们用蔑视的眼光看待从前充满战争、饥馑和动乱的时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的时代；而现在，一切邪恶和暴虐均已彻底消灭，这也只不过是几十年的事。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所抱的信念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们相信这种“进步”已超过圣经，而且他们这样的神圣信条看来正在被每天每日科学技术的新奇迹雄辩地所证实。（《昨日的世界》）
人类文明的演进，得益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然而新的发明并不必然带来进步。在人类的经验之外，每一种技术革新的背后都可能是一片巨大的沼泽。有了核武器，就有了核战争，而人类也为此备好了切•格瓦拉。同样，转基因食品又会带来什么，许多人都满腹狐疑。说回人工智能，当危机真正来临，人类将如何应对？如果将时间推得更远，过去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战争，最后奴隶胜；将来会不会是人类与机器人（奴隶）之间的战争，最后依旧是奴隶胜？
（十六）孤独的星球与人
过几天，旅行者1号离开地球就要满40年了。如今，它已经冲出太阳系，在200多亿公里以外的星际飘浮。与旅行者1号一起飘浮的还有一张铜质磁盘唱片，上面除了包括《流水》在内的27首名曲、人类生殖图像，还有55种人类语言录制的问候语。据说之所以附载这些内容，也是为回答一个问题——如果地球文明甚至太阳系被某种未知原因毁灭，还有什么能证明人类曾经存在过，并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文明史？
早在1990年2月14日那天，旅行者1号曾经发回一组照片，一张太阳系的全家福。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最终从这个动作中编译出60帧照片，辑成了一幅太阳系全家福。地球在这张从64亿公里外拍摄的照片中，只是一个渺小的“暗淡蓝点”。
地球悬浮在太阳系漆黑的背景当中，只是一个孤独的斑点。据此，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在其科普名著《暗淡蓝点》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再看看那个光点，它就在这里。那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一切。你所爱的每一个人，你认识的每一个人，你听说过的每一个人，曾经有过的每一个人，都在它上面度过他们的一生。我们的欢乐与痛苦聚集在一起，数以千计的自以为是的宗教、意识形态和经济学说，所有的猎人与强盗、英雄与懦夫、文明的缔造者与毁灭者、国王与农夫、年轻的情侣、母亲与父亲、满怀希望的孩子、发明家和探险家、德高望重的教师、腐败的政客、超级明星、最高领袖、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圣人与罪犯，都住在这里——一粒悬浮在阳光中的微尘。
生活不只有面包和玫瑰，还有星空。埋葬星空的人，也会埋葬大地。
玫瑰让我想到生活的可能，而星空又让我意识到人的局限。
然而，即使是在最孤独时，人总还是可以回到内心，找回自己独一无二的宇宙。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星空也在仰望我们。
（十七）昨日的世界
我这辈子没有发财致富，很大原因是没有跟着人群走。我没有买大房子，一个原因是不想将自己困在里面，仿佛给自己买一个宽敞的监狱。然而，面对这个时代飞升的房价，我也会和许多人一样变得心灰意冷。
博尔赫斯说，“我写作不是为了名声，也不是为了特定的读者，而是为了光阴流逝使我心安。”如果写作可以致富，它客观上当然也可以抵销一些通货膨胀，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我最有激情的事情，仍是思考本身。偶尔也会因为身体不适陷入胡思乱想。冥冥之中，我以为自己是为着上苍的某个使命而来，然而至今毫无进展，完全没有担当大任的迹象，所以我的末日还早着呢。如果上苍真想要我做点什么，却又不给我足够多的时间，那只能怪上苍于我并无诚意，责任并不在我……
完全是胡思乱想。
待我的心终于安静下来，我反倒要感谢生命中的种种未完成，正是那些未完成的事情，让我留恋世间。人生若无缺憾，又谈何完美？
最近几年，心情沮丧的时候，我时常会想起茨威格和他的《昨日的世界》。茨威格把1914年之前的欧洲称为黄金时代。回想我的黄金时代，应该也是在欧洲的几年吧。当时不仅中国与世界在朝前走，我自己的路也越走越宽阔。而且我心无旁骛，一定是要回到中国来的。
那时候中国评论界很活跃，朋友也多。我曾经不无激动地说——上帝热爱人类，让有理想的人分散在四方。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油然而起。而今，我经历了太多的离散，曾经聚拢在一起的熟悉的亲人与朋友，纷纷离场，或身患重病，或隐身于四方。四海仍在，只是每个人都变成了孤岛。
与西西弗斯不同的是，年轻时我们努力推石头上山，有着共同的方向。待时过境迁，许多人不再去推动命运的石头，而是直接变成了石头，以各自的方式崩塌而下。上山，下山，从追逐一个顶点到滚进四面八方。
大家都变了，也各自散了，有的甚至散到冷若冰霜，老死不相往来。没有一个山谷可以聚拢曾经的一切，更别说从头再来。
——这样想下去，心情就愈发沮丧了。
有一天，我去国家图书馆复印资料，在地铁里看到一幅画，画面上唐僧师徒四人各拿着一个行李箱，毕恭毕敬地立在了站台上等车。猪八戒还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四位取经者如今像是职场新兵，隐藏于芸芸众生。
这也许就是芸芸众生的命运吧。年少的时候，谁不想仗剑天涯？如今回首，大部分时间都在空虚的繁忙中度过。
然而，即使是困顿于冗长的俗务，人生也不是完全别无选择。卡夫卡是保险公司小职员，佩索阿是外贸公司翻译，鲁尔福是旅舍业务推销员，但这些都不妨碍他们另有乾坤，去完成各自的使命。
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如何，这个世界也正是因为种种不确定性才显得如此迷人。倘使一切都是命定，人类就像是一个永远空转的陀螺，变得毫无生气与意义。
（十八）向过去告别
想起某一日，同一位年轻人喝酒。言语间忽然聊到从前的一位兄弟。我们曾经是很有些交情的，算是灵魂上的朋友吧。
“后来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和我渐渐疏远了……”我说。
“疏远不需要理由，在一起才需要！”年轻人说。
我心头一惊。是的，离散才是生活的常态，孤独才是人生的真相。
想起了“断舍离”。从前，“家徒四壁”是个坏词，而现在我总想着扔掉些东西。简单，简单，再简单。你占有的东西越多，你的世界就越小。我感觉自己内心在发生变化，我想用空把自己填满。小黄车、公共图书馆同时在侵蚀我的私的观念。私有的行囊太沉了，沉重的肉身已经背不动它。我甚至开始领悟一无所有妙不可言。不是目空一切，是心空一切。旅行之美就在于你只要全心感受而不是拥有这个世界。当我远走异国他乡，我唯一拥有的就是自己的肉身与心灵。
我曾经说，世界给我的最大的慈悲，是“除了人，我别无身份；除了美，我一无所知”。此刻，当我回首往昔，纷至沓来的不再是生命中的聚散离合与时代的起落沉浮，而是我有限生活的一点感悟——疏远谁也不要疏远自己，唯有你与自己共度一生。而我能够回报这个世界的，就是带着几粒慈悲和玫瑰的种子，真实地生活。
自救乃第一天理。如果有一天，我愿意牺牲生命，那也是因为我觉得人生非如此不可。我相信那时候我是幸福的。我尽了我的本分，成全了我所需要的尘世的意义，但不认为我对他人有何恩情。
当我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我将要说，祝福吧，安静地休息！安息吧，我的脑袋！安息吧，我的双脚！你们都辛苦了。走过的道路是艰苦的，坎坷不平的。可是，无论如何，那是一条美好的道路。在那条道路上，即使一步一个血迹，也是值得的。
年少的时候，有幸读到罗曼•罗兰的这段话，不知道被打动多少次。
《慈悲与玫瑰》是写给每一个孤军奋战者的书。今晨四时起，续写这篇长序。其间小睡片刻，我又一次梦见自己飞上了漫长的高坡，下面绿草如茵。而此刻，我坐在闹市的咖啡馆里，耳畔再次响起了《如歌的行板》。一个人进山找神，找了一辈子，最后才知道山顶上的那个神就是他自己。
定稿于2017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