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开始，这是盟军解放欧洲、打败纳粹德国所迈出的关键性的第一步，之后发生的一连串难以预料的事件直接导致了“阿登之战”。同年8月，诺曼底之战突然戏剧性地结束，在胜利的余波中，盟国高级官员中间自然而然地弥漫着一种莫名的乐观情绪，甚至是一种忘乎所以的氛围。这次压倒性的胜利，使得盟军中有人开始认为，战争就要结束了。

德军似乎完全乱了阵脚。盟军很快就从德军手中解放了法国和比利时的大片地区，好像挺进第三帝国的领土，只是个时间问题。当时，德军遭受的损失巨大：在东线，他们损失了90万兵力；在西线，又丢了45万士兵。然而，盟军中的乐观分子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德军尚存大约340万兵力，其中超过100万的军队都集中在西线，誓死保卫第三帝国。

盟军在二战期间经常会对德国国防军的能力产生误判。尽管盟军一次次被证明低估了德军的斗志，但他们对德国国防军于艰难局势下表现出的反抗意志和韧性，总体还是估计不足。德军抵抗的决绝有目共睹，在西西里，在萨勒诺、卡西诺、安济奥，在意大利北部和诺曼底，类似的事例不一而足。1944年9月中旬的“市场花园行动”，更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盟军为夺取荷兰阿纳姆处的莱茵河上的一个桥头堡，出动了大量的空降和滑翔机机降部队，然而却徒劳无功，且损失惨重。

盟军原本对西北欧的作战蓝图，是建立在德军将会从诺曼底有序撤离，然后死守于塞纳河一线的假设上的。然而没有料到的是，美国第1和第3集团军在7月末，就从科唐坦半岛冲了出去。希特勒原本试图在莫尔坦将盟军一撕为二，结果却一着失算，使得自己的B集团军群困于“法莱斯口袋”，深陷险境，从而不得不从诺曼底仓皇撤出。

诺曼底登陆之后，盟军的战略计划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英国第21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提议，应由他的集团军群和一个美国集团军群，总共将近40个师，齐头并进，从鲁尔挺进德境。他坚信，这支队伍将会势不可当，“无所畏惧”。而美军第12集团军司令奥玛·布雷德利中将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方案，认为应由他带领的美军直入法国中部和南部，穿过法兰克福缺口，插入德国腹地。

然而，艾森豪威尔将军没有采用任何一人的方案，而是坚持盟军的“宽大正面”进攻战略。若盟军全部由一国军队组成，艾森豪威尔很可能会采取蒙哥马利的计划，但是盟军之战必须由盟军共同来赢得，而不能仅靠英军，或者美军，这是他坚定不移的一条信念。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一个折中的方案。

艾森豪威尔决定，蒙哥马利的部队应先夺取欧洲最大且设备最优良的安特卫普港，然后向东北方穿过比利时和荷兰，向鲁尔区挺进。布雷德利的部队则明显只是充当助攻罢了，他们负责向东攻向萨尔（德国仅次于鲁尔区的最重要的工业区）和法兰克福缺口，顺便也保护了英军右翼。可是这一决定，无论于蒙哥马利、布雷德利，还是美军第3集团军司令小乔治·S．巴顿中将来说，都不合他们的心意。

除此之外，盟军在诺曼底出其不意的胜利还带来了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盟军无法在塞纳河畔停顿下来，稍微喘口气。他们必须马不停蹄地重组部队，将后勤基地往前推移，同时重新制订下一步进攻计划。英国、加拿大、波兰和美国的部队，从北海一路奔袭到瑞士边境，距离主要补给港——瑟堡港足足有400英里的距离。在登陆后的第100天（1944年11月14日），盟国部队都已经开进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后勤部队预期1945年5月才能到达的位置。

一旦越过了塞纳河，战事的关键就不再是战略战术，而是后勤给养了。这点尤其体现在盟军于9月初夺取至关重要的安特卫普港，但却未能控制其与外界的通道之后。德军的封锁拦截令安特卫普港成为了死港，直到11月底才投入使用。这就导致了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各种补给都已经运抵法国，但盟军要攻入德国所需的燃料和弹药，只有很小一部分得到补充，其他则长时间处于短缺状态。为了不让战争机器陷于瘫痪，盟军英勇地实行了著名的“红球速递行动”，但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速递行动本身消耗的燃料就大于真正送至前线的燃料量，盟军在西北欧参与行动的65个师，每个师每天都要消耗700吨燃料。由于无法同时支持“宽大正面”进攻战略的两股进攻部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把宝贵的军需资源进行合理调配。首先得到照顾的是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可是，艾森豪威尔这一决定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令在洛林的巴顿本来大有可为的攻势止步不前。

盟军没能在1944年秋季一举攻进德国，给了德军宝贵的重整时间和抵抗时机，那时艾森豪威尔的“宽大正面”攻势遭遇上了近五十年来最为冷酷的寒冬，在第三帝国的边界沿线陷入了泥潭，停顿了下来。从萨尔到亚琛，进行了一系列的血腥战役，但除了不断增加的伤亡人数外，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伤亡人数最为惨重的一场战役是争夺罗尔大坝要塞的战役。这场进攻是由布雷德利和美军第1集团军司令考特尼·霍奇斯中将共同策划的，目的是要夺取至关重要的罗尔大坝，从而得以于德国境内有一个立足点。在数次的进攻中，大量的美军步兵都被投入到了许特根森林，然而却徒劳无功，且伤亡数千人。对此，后来一位军事历史学家描述道，这是“一场原本应该避免、有欠思考、基本无益的战役”。

本来物资短缺就越发严重了，如今又加上了冬装补充的问题，然而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还是选择了继续全线作战。为了支援盟军在如此长的战线上的行动，他不得不压缩预备部队，最后只剩下了两个人员不齐、由老兵组成的美军空降师。盟军战线上最为薄弱的一环，当属崎岖不平的阿登高地，那里道路网破败，且森林茂密。在这个地区的东部，布雷德利对“幽灵前线”的防卫尤其稀疏，他后来称之为“可掌控的风险”。这条战线长达100英里，而防御这里的却只有三个初来乍到、毫无作战经验的美军步兵师、装甲骑兵团的一部分和三个受损严重、正在补充兵员的老兵师。盟军以为，天气如此恶劣，德国人是不会在这个时候发重兵偷袭阿登的。

就在盟军几乎停滞不前，而第三帝国面临入侵、濒临失败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决定赌一把，拼死一搏，把德军的命运押在对阿登高地的闪电式突袭上，以图将盟军战线拦腰折断。希特勒的宏大愿景，就是要重演1940年侵略西欧的成功，那时德军就是通过阿登高地，取得了臻于完美的胜利。希特勒相信，只要渡过默兹河，开进阿登高地外的比利时的低地地区，他的部队就可以长驱直入夺回安特卫普港，一旦该港在手，就能迫使盟军求和。希特勒把这次反攻行动称作“守卫莱茵河”。

负责执行希特勒命令的德军指挥官们对此忧虑重重。当他们于1944年10月末第一次听到这一计划的时候，担任西线总司令的陆军元帅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和担任德军地面部队（B集团军群）司令的陆军元帅沃尔特·莫德尔，都对希特勒的计划表示了强烈反对。两名将军都认为，夺取安特卫普港不切实际，是怎么都不可能成功的。他们试图说服希特勒缩小该次行动的规模，但希特勒对他们的建议却置若罔闻。到了12月初的一次会议上，莫德尔和他的两名装甲集团军司令——党卫军上将“泽普”约瑟夫·迪特里希和上将哈索·冯·曼陀菲尔一起，再一次言辞激烈地劝说希特勒，督促他重新考虑这个行动计划。希特勒又一次强硬地拒绝了。

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希特勒秘密调集了多达25万人的部队，意图在欧洲西北部发起反攻，这是二战期间德国对这一地区发动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反攻。在寒冬恶劣天气的掩护下，1400多辆坦克、2000门火炮和20个师的部队悄悄地开进了位于阿登东部边界的崎岖不平的西尼艾弗尔山地区。

1944年12月16日清晨，德军两个装甲集团军向美军第1集团军的“幽灵前线”发起了主攻，令盟军大惊失色。一时间，沉寂的阿登高地乱作一团，美军部队走投无路，竭力战斗，以求生存。进攻的德军看上去来势汹汹，不可阻挡。随之而来的，便是“阿登之战”。

约翰·托兰为美国最负盛名的军事历史学家之一。最初发表于1959年的《阿登之战》，是托兰所撰写的第一部军事历史专著。这是一部英雄传奇，讲述了美军如何抵御了希特勒的致命反攻，且将之转变为盟军的一场胜利的故事，成为了美军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时刻之一。正如托兰在前言中所写，《阿登之战》一书“记录下了美利坚合众国曾打过的最伟大的一场战役，是美军唯一于深冬之时进行的一场战役”。

在他写书调研的时候，可以找到的二战文献，无论是官方档案，还是战后报告，对这场绝妙的“阿登之战”都未曾有全面详尽的记录。对战争亲历者的寻访是托兰的一大特色。他在调研过程中，跑了将近10万英里，采访了成百上千的军人，其中既有盟军成员，也有德军成员，既有列兵，也有将军，还包括平民。记录一手陈述资料，就让他写满了50本笔记本。

尽管当时美国国务院禁止美国公民去“铁幕”后的敌对国旅行，但托兰和他的妻子寿子并没有被吓住，事实上也没受到什么惩罚。他们一路旅行到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去采访战争亲历者。只要有人知道“阿登之战”的任何信息，不论那个人在哪里，托兰都能想方设法找到他——有一次他甚至去了斯图加特的一个市立妓院，与前德军军官的情妇面谈，类似千奇百怪的地方还有几次。不论是希特勒的山中隐避所，巴伐利亚上萨尔茨堡山中的“鹰巢”，还是维也纳、南斯拉夫、东德、西德、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或是美国本土，都留下了托兰的足迹，这给他带来了莫大的收获。还没有哪一个军事历史学家能像他这样，为调查一个事件而如此舟车劳顿，不辞辛劳。

在《阿登之战》一书中，托兰将学术研究和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糅合在一起，再现了二战中最悲怆的战役之一。最终完成的作品，是从亲身参战的人们眼里看到的“阿登之战”，他们的叙述充满了鲜活的人性情怀。托兰在后记中说道，“他们这些人的口述，实际上构成了这个故事的核心内容”。

这场战役的成败，关键在于两名将军，一个是美国人，另一个则是德国人，托兰先生对这两人都做了深度的采访。布鲁斯·C．克拉克将军战时刚刚晋升为准将，于军中无甚知名度，当时负责守卫圣维特镇，匆忙安排起防务部署。小镇是阿登东部除了巴斯托涅外，最重要的道路和铁路中心。曼陀菲尔的先头部队要想到达默兹河，就必须拿下巴斯托涅那个至关重要的交通重镇，而第5装甲集团军要想攻取巴斯托涅，则必须先击溃被围的美军圣维特守军。尽管巴斯托涅之战因第101空降师的英勇抵抗，及其代理师长对德军劝降要求所给予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扯淡”——更为人所知，但托兰着墨更多的却是美军于圣维特对德军第5装甲集团军进行的牵制战。

此外，托兰也对德军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哈索·冯·曼陀菲尔男爵进行了深度采访，来了解对方独一无二的视角。从这个以及更多其他的采访中，他逐渐勾勒出德军领导层企图拼死拿下西线战役的画面。冯·曼陀菲尔来自普鲁士，曾经做过业余骑师，获得过现代五项全能冠军，谈锋甚健。他侃侃而谈当年德国人如何策划和实施“守卫莱茵河”方案，圣维特之战又如何阻挠了这一计划。《阿登之战》一书之所以如此引人入胜，原因之一就是托兰如此不遗余力地想方设法让冯·曼陀菲尔、布鲁斯·克拉克这样的人物讲述他们的故事。

几乎就在托兰到处收集资料撰写《阿登之战》的同时，时任美国驻欧部队总司令的四星上将布鲁斯·克拉克，带领着一小队精挑细选的军官，回到了阿登高地，故地重游。而当时陪同他的正是他的前对手冯·曼陀菲尔男爵。战争结束之后，这两人出于对对方的敬重以及共同的作战经历，建立起了某种友谊。在1944年12月那次决定性交锋的发生地，两名将军从各自的角度分别回顾了那场圣维特之战。他们的这次旅行，也很有可能成为最值得纪念的一次战地之旅。正是由于托兰对克拉克和冯·曼陀菲尔的长篇采访，才使得他得以在《阿登之战》中重现那次事件的精髓。

《阿登之战》一书首次出版时，当时的反响毁誉参半。托兰因为这本书大量基于采访获得的细节，而非完全依靠官方文件，惹恼了学术界和知识界。其中最荒诞的责难莫过于说，托兰没有做历史学家的资历，因为他从来没有正规学习过历史或者取得博士学位。最近《纽约时报》指出，托兰使用个人采访的方法写历史，“惹火了那些喜欢用证伪法著史的人”。

在对此书赞不绝口的人中，有一个是普利策奖获得者比尔·莫尔丁，他在二战期间，为《星条旗报》创作了《威利与乔》系列卡通。作为前美国军人，莫尔丁在《圣路易斯邮报》上撰文说道，《阿登之战》一书“比任何一本战争小说都更加引人入胜。节奏紧凑，如身临战场，犹枪声在耳，噼啪作响……里面极好地描绘出了美军战士的品性，是我读过的书中最好的”。

在托兰的卓越事业生涯中，由他所记录下的20世纪大事记，数量之多，令其他历史学家难以望其项背。对于这些战役，他不仅叙述之，更是体认之！读者在阅读时常常被带入到他所描述的事件中，似乎成为事件的亲历者。许多作家也努力想做到这一点，但很少能像他做得这么好。例如，他曾在《无人之境》（NoMan's Land）中，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狂风骤雨般的最后一年。可是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托兰有关1944年至1945年欧洲西北战场的著作中，还有一部《最后一百天》（The Last 100 Days），其中对接近尾声的二战故事的描写，摄人心魄。在我看来，至今无人超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初读那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军事史就应该这样写。不出所料，《最后一百天》一经出版，就立刻成为畅销书。

《芝加哥论坛报》曾对军事历史学家托兰的工作评论道：“托兰将无数的细节完美融入到宏大的战争叙述中，编织了一幅恢宏的通俗历史织锦画。”这可能是最恰当不过的评价了。任何历史叙述的最终价值，都是看它是否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虽然在他之后有人陆续出版了大量关于“阿登之战”的书籍，但是约翰·托兰的记述仍然是最具开创性的作品。我非常乐于将此作品推荐给新一代的读者。

卡罗·德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