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大流亡

1 入峡悲秋

曾广诚站在客轮船尾，眼睛不眨地望着渐渐离去的武汉城区。挤得爆满的船上吵闹不堪，哭声夹着粗暴的骂声。但广诚根本没有心思去理会，他恋恋不舍地看着熟悉的江滩慢慢被驶过，尽管船行得似乎比走路快不了多少，但龟蛇两山却那么快就把城市遮没了，迅速得简直让他沮丧。

他不想进舱去。虽然从年轻时起，一生中不知乘过多少次船，他总是习惯站在靠船头的甲板的。他喜欢遥望寥廓江天，那缥缈的天边曾引导他去寻求，江轮破浪的强劲势头鼓动他奋斗。三十多年的打拼哪，像梦一样，就这么一下全都留在已经看不见的那个城市了。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他听到了身旁一对中年夫妇的低声吟对。

广诚不懂诗词，但这两句表达的心情他居然马上就懂了。这辈子还能回到那里吗？还能看到汉口吗？那熟悉的街道、邻里、门口的树、转角的电杆、热气腾腾的生意、大展身手的商场……一下全扔了。热热闹闹的一家人，也就这么散落四方了。

鹦鹉洲、鲇鱼套、白沙洲、小军山……一个个都过去了，他不由有些心力交瘁之感，便回到了船舱。

这是一间四铺位的三等官舱，其中不属于曾家的那个上铺竟挤了三个女学生。静娴正漠然地坐在她的铺上，两眼无光。秋平在另一张床上听昭瑛讲故事。

见他进来，静娴仿佛是自言自语地喃喃说：“我们都走了，昭舫一个人留在汉口。”

广诚当然和她一样担着心，我们倒脱身了，日本人达不到目的，会不会继续泄愤到昭舫身上，天晓得还会使什么毒招？但他不愿说出这些来加重静娴的心思，却排遣道：“才出来不到一个钟头，你就担心，他哪天不是半夜才回？”

静娴仿佛并不在意他在说什么，“他们在青年会开庆祝会，外头就埋伏十几号人，想杀谁？要不是警察这辈子做了一回好事，天晓得出什么事？”

他见静娴解脱不出来，便设法将话题引开，“昭萍也是，信上就说昭诚到了，也不提进没进学校读书。”

“那是头一封信。如今信不好走，童家的公子到了上海的消息还是你去告诉他家的吧？童家的信还没我们快。昭诚到了我就不担心了，他大姐能把两个妹妹功课调教出来，还怕他读不好书？倒是昭琳，走了几个月了，也没个音信。”

昭瑛正想安慰母亲两句，船上拉响了空袭警报。轮船在警报声中寻找着附近可以躲避或停靠的江岸，但是前后几里却都是平坦无遮的浅滩。

担负嘉鱼至武昌金口江面警戒的中山舰从身边驶过向下游奔去。大约半小时后，听到爆炸声与高射炮声从弯曲的河道的下游方向传来。全船人紧张得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有好几处响起了小孩哭声和女人叫声，有人在吼骂他们让飞机听见了，茶房在外面喊“不要出来看”，有个大喉咙在船舷上骂着茶房混账……广诚一家则吓得躲在舱里听天由命。

又过了十多分钟，炮声渐远，空袭结束了。

谢天谢地，这次空袭后，一路上再没有飞机来扰过。

船行三天才到宜昌，广诚一家预备的吃食多，不挨船上的宰，但也差不多耗完了。到宜昌后，果见颜秉兰手下的刘武带着人在码头等接。这帮江湖朋友的安排让广诚的出逃比一般人不知顺利多少倍。

昭瑛上岸后，才身临其境地体会到，近来整天被汉口人挂在嘴上、仅有十万人口的宜昌比自己想象的小得多，此时下游涌来的难民和运来的物资已将宜昌从码头到街巷变得拥挤不堪。

大轮船无法往上通过三峡，几乎百分之八九十旅客都要在这里换船。船票于是俏得不得了，想买票至少要等上半个月。亏了颜家都已安排妥当，广诚一家在宜昌住了两天后，没买票就上了一艘“民生”公司的客轮，这条船的大副可能也是颜家的袍哥，不仅让出了自己的舱间，还沿途照顾得十分殷勤周到。

轮船逆着险滩密布的川江一路向西。当晚西风骤起，船上却再没有了喧闹，离开武汉时的嘈杂纷乱仿佛都丢到宜昌了。三峡悲凄地迎接着西上的变得安静的流亡人。

广诚没有心思去给静娴讲解沿途风光，只在次晨听到纤夫用绞磨绞滩时把他们领出去看了一下。以后几天的行程中，他都十分寡言，犹如正无声地等着他们的蜀地一样。

2 昭舫流亡宜昌

10月20日那天，多亏了魏公博弄来的船票，曾昭舫、李毓章、章祯青等一起登上了去宜昌的客轮。公博还剩下两张票，竟让给了他最讨厌的那三个上海人。

他们上船后才知道，其实只要能设法拼命挤上船，还是可能补到通铺票的，只是价格比官价高出数倍，没席位，只能整日在甲板上游弋。其实广诚走前就一再对昭舫说过，茶房手上总是持有少数待价而沽的高价票的。昭舫觉得那样太不保险，何况自己又不是一个人，有小姑娘章祯青同行，让他凭空觉得自己又添了一份责任。幸好事实没有预想的那么可怕，上海人老贝就是无票跟着他们混上船的。

开船的时间已经过了一小时，可昭舫看到趸船上的缆绳还是系的牢牢的，码头上的喧嚷争斗让船上的人紧张，沿江滩地已成了人如蚁蝼的世界。装载、搬迁工作已经陷入混乱，搬运工人、军人和宪兵在互相大吵，几乎要打起来。政府已下令对武汉实行紧急疏散，要求3天内疏散约75万人。省政府机关也在两天内全部撤立。但只要船还没有开，谁都不能担保自己能平安离开武汉。

宪兵朝天开枪了，增援的宪兵出现在码头，极力将这可怕的混乱强行压下去。

昭舫正在担心又会有什么变故，船却缓缓地开动了，朝着上游那白茫茫的天空驶去。很快就看不清码头上的情形。他们终于离开了那恋恋难舍的城市，武汉已从视野中消失了。

昭舫此时已完全没有了侥幸上船的兴奋。他越来越感到沉重，那座他们高唱着誓死保卫的城市、他的家乡，很快将要被日寇蹂躏。留下的市民们，未离开的戴六儿、赵凯鸣，还有其他朋友们、他熟悉的店员们，他们的命运又将会怎样？日寇会像在南京那样肆意烧杀奸淫吗？我们的武汉啊，你是否又难逃炼狱般的浩劫呢？等将来回来时，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全船人的心境看来与他一样悲戚，喧闹声停下来后，他看到的人脸上都挂着凝重，眼神都透着茫然。

他回到舱里，与同伴们聊起了战况，猜着武汉还能守几天。谁都知道，此时下游江际已是血腥拼杀的火线。郁闷的机枪、重炮的轰鸣声都已隐约可闻。

渐渐地、远处的枪炮声也听不到了。几个人便开始沉默，静静地坐在床沿上各自发呆。等待他们自己的命运同样是未知的，唯一他们知道的，是歌咏团成员在宜昌等着他们会合，他们还要一起战斗。

数小时后，昭舫想起招呼同伴们吃东西。他打开一大包吃食，有馒头、卤菜和咸菜，这都是赶来送行的赵凯鸣拿来的。

忽然听到楼梯口一阵喧闹，接着就看到一个伤兵从舷边的走道跌进来，差点就滚下了楼。毓章见状大怒，挺着他那单瘦的身躯就冲了过去，大呼道：“他是为国负伤的，你们为什么打他？”昭舫大惊，生怕毓章吃亏。只听到船舷边有人高声骂了进来，是一个军官，吼道：“你活腻了，来管老子们的事！”昭舫和公博连忙拖回毓章。公博劝道：“秀才遇到兵，你管不了的。”

魏公博走去问那刚爬起来的伤兵。原来他是上来要饭吃，把那个军官“打扰了”，就说他想偷东西，用力把他推了一掌，“我没有防备好。”他很顾面子，还笑了笑。

昭舫问：“你是一个人吗？怎么没有饭吃？”他不肯说，就要走。毓章给他拿来两个馒头，他连忙谢谢，狼吞虎咽地吃了。却再也问不出话。

那个伤兵走后，他们几个回到船舱坐下，昭舫对睡在他上铺的祯青说：“你最好起来走走，光是睡着看书不好。你看的什么书？”祯青把书名给他看，是一本汉译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

“她好像还活在战争之外，真是个小姑娘！”昭舫摇着头想。

李毓章和魏公博到下面转了一圈回来，对他们说：“真不像话，底舱里面乌烟瘴气，臭气熏天，至少有两百个伤兵，哭的叫的也有，说说笑笑赌钱的也有，像一群乌合之众。为国流血落得这样，真叫人寒心。”公博说：“我找到了个肯说话的伤兵，他告诉我说他们吃不饱饭，伤兵的伙食费都被运送他们的官员贪污了。”四个人在舱内谈论着，都很义愤，却也无计可施。

轮船走走停停。不时停烟熄火，说是躲避飞机。当天下午确有一次切实的空袭。全船人都提心吊胆地看到炸弹在几百米外的江里爆炸，掀起很高的水柱。接着有高射炮声传来，看得到炮弹在天空打出的烟圈。所幸空袭时间不长，只是虚惊一场。

傍晚，他们决定去餐厅吃晚饭。谁知那饭菜简直难以下咽，几个人不由都暗恋起昭舫包里剩下的那几个馒头。昭舫说过留下来消夜，明晨靠城陵矶时再上岸补充点食品。

他们回舱时，在后甲板上遇见了那三个上海人马莉、毕特和老贝。他们两张票被茶房安排到了六个人的那间房，是三等舱里最差的那间。老贝原想买个铺位，但这船已大大超员，多少钱也买不到了。只好和毕特轮流到甲板上让铺。

昭舫老是热心快肠，说：“我们房间都是自己人，要不老贝到我们房间吧。”祯青接口说：“不如马莉姐姐和我挤一个铺。”马莉立即表示同意。

由于祯青曾顶替马莉出演过《沦亡以后》，马莉一度对她极其反感。但随后因传出光未然要把章祯青借到演剧三队，她害怕了，担心被开除，而从此被人看成汉奸，便听从老贝的意见，找昭舫出面帮忙，给了她一个机会到光未然面前认错，才留在了三队。事后她也觉得不关祯青的事，加上小姑娘很单纯，她也就慢慢和祯青和解了。而昭舫在玛丽心中一直是慷慨和善解人意的。

轮船在城陵矶并没有停泊，在监利靠岸的时间也极短，昭舫上岸补充食品的打算彻底破产。

在监利，码头上一个军官威逼着轮船要为他带五、六十个散兵，而负责运送伤兵的此船军官则以本船严重超载为由和他大吵了起来。两人看来都经历过大世面，互骂声越来越高，看上去越来越不可能解决问题。后来两人竟各自都把手放到了枪套上，让船上所有的人都捏了一把汗。但却不知何故突然峰回路转，两个军官一阵低语后，竟彼此称兄道弟起来，让烟点烟，跟着，这群“同胞”和“战友”也都被允许上了船。

玛莉担心地问身边的昭舫：“这么多人上了船，船会不会沉？”昭舫答不出来，他相信不会。并猜想两个军官的和解可能是做了笔交易。这一路上看到的军官和伤兵，与他在以往迎接参战新军、欢送上前线部队、慰劳受伤将士等活动时感受的军人形象竟然大相径庭，倒像印象中的军阀军队。这让他更无法读懂现实社会。

他们不得不忍受船上茶房们的盘剥，买了几个煮鸡蛋充饥。在岸上一元钱要买一百个以上的鸡蛋。可这里，他们买了六个鸡蛋和三个馒头就用了一元钱。直到第三天，船到沙市，昭舫和公博才用百米冲刺速度使劲跑上岸去买了些吃食。

第四天半夜，轮船总算到达了宜昌。他们上岸后便得知，前天，八路军汉办及《新华日报》一批西迁人员所乘“新升隆”轮在嘉鱼江段燕子窝遭日机轰炸沉没，24人殉难。昨日，近代声名显赫的“中山”舰在与日本空贼战斗中被炸沉，萨舰长和25名官兵壮烈牺牲。

《新华日报》！？昭舫仿佛一下掉进了冰窖，童楚妮坐的是哪条船呢？

3 再建“业余歌咏团”

昭舫等到达宜昌的当天，正是武汉三镇完全沦陷的那天。他们顺利找到了已经到达的薛培莜等人，在一所小学内会师。

老队员们兴奋地跑出来与他们握手拥抱，重逢的泪水从每个人眼眶中涌出来。毓章说，这份在苦难中成长出的真正友情，被我们享有了。

由薛培莜带领的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十五岁。他们离汉坐的是一艘改造为机动船的大木船。但是船行到“宝塔洲”附近时，遭遇到日机轰炸。幸而大家听了船家的话，上岸躲避了。结果船被炸起的巨浪掀翻沉没，而所有人都安然无恙。在一片慌乱中，薛培莜处变不惊，把大家组织起来，参加到西行的悲壮人流中。他们步行了八天，沿路高唱着抗日歌曲，帮助难民，救助掉队的伤兵，胜利到达了宜昌。

昭舫听完了队员们的讲述，激动得再次拥抱薛培莜，“好兄弟，你们真了不起，你们真是在亲身谱写我们民族的壮歌啊！”

宣传队在两间教室用课桌搭成通铺，男女各一间。见他们来得晚，早来的队员纷纷主动把靠里的铺位让给他们，整个队里充满互助和谦让，冲淡了流亡中的失落感。

第二天，他们就在宜昌打出了“青救三团业余歌咏团”的旗帜。薛培莜任团长，曾昭舫、李毓章为副团长。一些当地的、流亡的青年纷纷来要求加入。那三个上海人老贝、毕特和马莉也成为了他们团的成员。

滚滚而来的难民潮，使宜昌人口暴增。数十万人要在这里换乘西上重庆。从通惠路到船码头，旅店、客栈、学校乃至大街小巷，人满为患，大量难民露宿街头。为求一张船票，很多人要等半个月甚至一个月。

需要西运的战时物资堆满了江边。从一马路到十三码头，几公里的空地上，被密密匝匝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培莜告诉昭舫，枯水前必须将这些全部抢运到四川，现在只剩下一个半月了。但能走峡江的轮船一共还不到25艘，听人们说，按现有的运力，起码需要整整运一年。

他们到有关部门去办理现场演出手续时，惊讶地得到证实：这么宏大举世无双的任务、竟是以民生公司卢作孚总经理为首、联合“三北”、“强华”、“合众”等民间公司在承担着的！“招商局”也参加其中，却还算不上主力。历尽千难万险从下游搬迁来的工厂和物资堆积如山，竟全要靠850多只木船（！）蚂蚁搬家似的运往三斗坪、再接力通过三峡运到万县，而每条船都只能由纤夫们汗流浃背地拖曳着逆流而上，一只船往往就需要一二百人拉纤。这些纤夫中，不少就是内迁来的工人。遇到急流、险滩等危险地段，他们几乎俯身贴地，竭尽全力。

歌咏团来到码头演出了，他们这才发现眼中看到的比听说的不知道还要悲壮多少倍。这些高风亮节的民族资本家们，倾其所有拿出自己的船只，又有序地组织着码头工人们、纤夫们、船工们，不停地将一船船装满、逆江运走，绘出了一幅浩大和不屈的动人画卷！

传到队员们耳中的竟完全没有码头常闻的吆喝与谩骂，而是一阵阵团结有力的号歌声，与不时鸣叫的汽笛声汇合，奏出了一支史无前例的、气壮山河、催人泪下的民族交响曲！

昭舫再也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了。队员们也都被这空前绝后的宏大场面深深感动了。他们将肺腑之情融入他们的歌声和街头表演中。谁都觉得，自己的歌声又比在武汉时增添了更多的真情和意志。

以后一连两个月，他们几乎每天上街宣传，也联合宜昌本地和流亡到此的演出队伍一起组织集会。他们除演唱在武汉曾多次唱过的抗日歌曲外，还加上了《到敌人后方去》等一批新歌。表演的街头剧有《三江好》、《沦亡以后》、《雪里红》、《放下你的鞭子》等等。很快在宜昌就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一些报纸也作了报道。

昭舫就是在三码头的一次演出中才有了与童楚妮的第一次珍贵重逢，当时她是代表“新华社”来采访他们。他们只简单地说了几句属于自己的话。昭舫这才知道，楚妮因早一天出发、侥幸躲过了那次船毁人亡的浩劫。

不过，他们都体会到，在宜昌的活动，因不像武汉时期那样有三厅撑腰，已很难得到官方的公开支持了。

一天，一个身穿黑色中山装、带黑边眼镜的胖官员来到他们驻地，自称是九战区党部的宣传干事，姓张，他直言令他们去掉“青救三团”这几个“带有异党色彩”的字。

毓章气愤地问道：“什么是‘异党’？那个党是‘异党’？”

张干事两眼朝着天，说：“先生何必自惹麻烦呢？兄弟我也是执行命令的。今年4月，宜昌的“青救团”就已经被勒令解散了，所以，这几个字最好不要在宜昌用。兄弟话已传到，你们看着办吧！”

那家伙走后，薛培莜和他们商量，决定先顾及大局，但驻地大门上的名号不改，仅旗帜上不打“青救”名义。

不料当晚薛培莜外出回来，就垂头丧气地叫把大门上几个字也去了，改为“宜昌业余歌咏团”。他不好说出，他向左秧岷请示时受了批评，被斥为“有损统一战线的左倾行为”。

尽管被浇了点冷水，大家依旧保持着旺盛的情绪。除了在市内，“业余歌咏团”还多次到宜昌北边的抗日前线去劳军演出。

不久，王杰臣到宜昌和他们作了个简单告别。昭舫猜得到他要去哪里，十分遗憾地送走了他。

4 河溶之行

元旦前，“业余歌咏团”被九战区安排坐上军用大卡车、到河溶驻地劳军演出。

河溶有九战区前线驻军，离市区大约100公里。驻地的长官翁将军，大约有五十来岁，操着地道的武汉口音，是北伐时期的老革命。昭舫对这个名字早已刻骨铭心。不仅因为这位将军在湖北大名鼎鼎，还因听楚妮对他说过，她曾坚决抵制了与他儿子的婚事。

到达河溶的当天，他们就受到了翁将军的热情接待。他说他见到武汉人的歌咏团感到格外亲切、心潮澎湃，对团员们在流亡中不忘爱国的感人行动表示坚决支持。现天气在变冷了，他代表全体官兵发给歌咏团每人一床军棉被、一件军棉背心。

歌咏团的女孩子们兴奋得跳着拍手欢呼。

接下来两天的演出中，他们都受到官兵们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招待，队员们演出也特别投入，效果很好。

歌咏团在宜昌的资金很有限，团里只能给每人每天发一毛钱[1]，生活太清苦了。而来这儿宣传，则每天都打着牙祭，队员们当然很高兴。三个上海人现在也和大家渐渐融成了一片，老贝似乎和毓章还很投契。

计划演出全部完成后的那天早上，他们就想离开。但翁将军说今天汽车不在，要到傍晚才能回来。而天黑山路不好走，部队驻地和防区的道路，都是不许黑夜开灯行车的。所以他要大家多住一天，并再三请他们谅解。他说中午他会在他的院子里再次招待他们。

中午，上尉以上的军官们都来相陪，坐了一大院子。翁将军又作了充满爱国激情的致词。又当场给歌咏团赞助了三十元大洋，希望他们以后常来军旅。

队员们感到相当快意。饭后，他们就在住地附近欣赏山景。没有炮声时，鄂西的山区是恬静和动人的。

下午，翁长官带着一个传令兵，又来到了他们休息的营地，张干事立即叫人去喊回团员们。

薛培莜代表歌咏团、再次感谢翁长官的热情支持，因为大家都知道部队现在很困难。翁将军说，他在武汉就知道，并且一直很喜欢这支爱国的青年歌咏队伍。他有一个设想，如果各位愿意，他愿意收编这支队伍，这样大家就是真正的抗日军人了。

薛培莜和昭舫顿时面面相觑。薛培莜便把队伍的“业余”宗旨说了，并且详细介绍了“陈诚长官、周远涤先生和汉口市党部都曾建议过收编我们”的始末，表达了“闲云野鹤、无拘无束”的意愿。

翁将军将朝着他们的那半个脸展现出一个笑容，没有强求。他又指着马莉说：“我在战前两次去过上海，两次都在‘百乐门’看过马莉小姐的表演，马莉小姐真是能歌善舞、色艺双绝。要不是战争，当是大上海的当红艺人了。在武汉，她这样的，还一个都找不出来呢！我觉得你们团还没有把她的才能完全发挥出来。”

团员们都知道马莉很行，听翁将军一说，方知她早就是个明星。于是女孩们一齐用敬慕的眼光看着她。马莉听得特别舒坦，免不了假意谦让一番。

翁将军离开前说，军官们想举办个小型晚会，请歌咏团的人赏光参加，最好表演点轻松些的节目。

昭舫等担心的就是这些，担心部队中有人把演剧队看作是送上门的艺人，甚至觊觎其中的女孩。见翁将军走远，薛培莜便对张干事说：“张干事，你看该怎么办？陈诚长官接见我们歌咏团董事会时，你是在场的，他强调说，歌咏团不得自行参加‘非由战区所安排’的集会、联欢、座谈和娱乐活动的。”

毕特则很希望能吃上“军粮”，脱离他所形容的“叫花子般的流浪生活”。他对薛培莜刚才的拒绝很不满意，见张干事低头不语，便插进去说：“薛团长，陈诚长官的规定是针对团里的风纪的，再说这里张干事不就是代表战区的吗？如果再变通一下，以个人名义，自愿去，不就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吗？再说，这帮人是得罪不起的呀！”

马莉还陶醉在赞扬声中，立即附和说：“我看我们也太过于谨慎了，愿意去的就去嘛，有什么怕头？”立刻还有几个女孩叽叽喳喳附和起来，说想去玩。薛培莜不好多说了，与昭舫、毓章商量，毕竟是正规军，不会太越轨吧！于是就点了头。

晚会在翁将军指挥部的大会议室进行，中尉以上的几十名军官和参谋、文员都参加了。翁将军又发表了热情的讲话。

然后歌咏团为大家齐唱了一首《长城谣》。毓章领唱了《松花江上》。以下便按军官们的要求，只演些轻松的节目。老贝表演了滑稽，昭舫表演了纸牌魔术，毕特唱了一段京剧。

这时有军官们嚷了起来，要求马莉小姐唱《夜上海》。

马莉站出来说，上海沦陷，母亲和弟弟在上海很艰难，确实没有心情唱《夜上海》。但她经不住军官们又喝又拍的，就由毕特用萨克斯管伴奏，唱了首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

军营中出现了大家久违的酒吧气氛，唤起了军官们久久压抑的渴望，这一下便不可收拾了，军官们放声喝彩起来。

马莉下不了台，又唱了首了个陈歌辛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军官们极度兴奋，有人就提出要求跳舞，说是不知道过了今夜、还有没有明天。薛培莜知道自己再也无能为力了，只好同意乐队留下助兴。

军官们兴高采烈地、迅速收拾着场地。联欢会的演出就算结束了。大部分女孩几乎都愿意留下来跳舞，昭舫、毓章把章祯青等年龄小的女学生都叫了出来，下命令跟他们一起回去。然后便向翁长官告辞退场了。

薛培莜只好陪张干事一起留下来。毕特自告奋勇留下、教不会跳舞的军官。

昭舫回到宿舍，心里不踏实。魏公博劝他说：“你没有办法的，你又不是那些女孩的父亲。军官们面临死亡，哪个不想女人？这里是他们的天下，不答应也得答应。现在只求不出事，明天能早点动身就行了。”

大约半夜两点钟过后，参加跳舞的团员们才回了。那些初和军官们打交道的女孩们很兴奋，叽叽喳喳地还在谈论着，听得出她们中，有的还和军官彼此留下了姓名地址。昭舫还没脱衣睡觉，这下总算放下了心。

忽然，他发现还差人，便问道：“马莉呢？”

薛培莜说：“和毕特、张干事在后面。不会有事吧，休息算了！”

昭舫一觉睡到次日清晨起来，正洗漱完，看见张干事脸色发青地、在和薛培莜说什么。见他神态诡异，昭舫猜想可能又有什么事，但没有凑向跟前去。又看见马莉正一个人坐在长板凳上，呆呆地面朝着不远处的山景。接着听见薛培莜大声说：“大家动作快点，要出发了。”

毕特嘴角有些肿。马莉两眼发黑。昭舫猜想，也许是他们间有点什么事吧，便没有去问。

不料刚回到了宜昌城，毕特就来辞行，说是厌倦了流亡生活，打算回上海了。说完又吞吞吐吐地找昭舫“借”钱。

昭舫很为难，父亲离开武汉时交给他三百元钱，他除了经常垫付一些团里的开销，还有几次武汉大学的同学因要离开宜昌“北上”来找过他，尽管他身上已所剩不多，但他对同学能在他面前公开自己政治身份的那份信任感到特别珍贵，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去投奔延安或新四军那边的，便一次次慷慨地解囊相助，只要有求，每人10元。按当时物价，到“那边”是足够的。然而，在最后一次帮助同学后，他的身上只剩下不到四十元钱了。

他向来就不喜欢毕特。但看到毕特的落魄相，他有些不忍，还是给了他十元钱。

接着却是魏公博来辞行。这让他大感意外。

公博说，他得到同乡的信，弟弟在长沙病倒了，他要马上过去一趟。

昭舫想到公博为自己牺牲大学旁听，以后一直和自己一起，坚定地支持自己，与自己那么亲密。这次若不是他，来宜昌的船票不可能那么方便得到。他想到公博的很多好处，战乱下的离别很可能就是诀别，忍不住上前拥抱着他，眼泪就要涌出。

其实公博是接受了军统命他潜回武汉的新任务。对昭舫的监视早已不太重要，留在团里只是暂时给他个身份掩护而已。何况在他心中，昭舫本不应该被监视，他不仅是他所认识的一个爱国热血青年，还是他可信任的朋友。他甚至开始有意识地保护他、帮助他。见昭舫对他也如此真情，他感动了，情不自禁地说：“昭舫，你太善良了，以后交朋友时要多长个心眼呀！”

昭舫却没听懂，问：“你是说毕特吗？他开了口，我不帮他说不过去。”

公博见他太单纯，止不住又说：“我还不是说他。毕特是因为对马莉失望离队的。知道吗？这个团已经撑不下去了。翁将军、张干事，净是些挂着抗日招牌的伪君子。你不设想下你这个团再硬撑下去的下场吗？”

昭舫不解地说：“我们干的是抗日宣传啊！公博，你这样说，我就不能同意了。”

魏公博道：“你这个团如果不接受官方的编制，不要说经费无法维持，连团员的安全都无法保障，特别是女团员！你可知道？马莉那天已经失身、被翁将军诱奸了！这个不要脸的老色鬼，呸！毕特是为了保护她，挨了翁将军卫兵的耳光、被枪押着送回的。”

昭舫大吃一惊：“你听谁说的？”

公博说：“薛培莜是个好人，他可能怕告诉你伤了你的自尊不告诉你。你说，军官中有些人，会欣赏你和老贝的表演吗？他们想要的是女人！女人！”

昭舫大受刺激，说：“把我们当了什么？太过分了！”

公博抱住他的肩，很不放心这个朋友，竟鬼使神差地说出：“昭舫，以后多保护自己，听我的话，对周围的人要多长个心眼。有些当局不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随便说。还有……要留心费耀祖这个人。”他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薛培莜也是人太好了，该小心自己。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昭舫几乎目瞪口呆，公博是什么意思啊？他知道些什么？他怎么知道的？

公博知道，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但是他深信昭舫不会出卖他，况且说到薛培莜时，他也只是暗示。

“戴老板和郑长官都不会知道的。何况费耀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军统的败类，还想监视我！我早就看出来了他是什么货色了。”他愤愤地自我解脱想着。

魏公博离开后几天，翁将军就驱车前来接走了马莉，将比他小差不多三十岁的马莉纳为他的“如夫人”，当随军姨太太。

以后马莉回来过，打扮得珠光宝气，唯独笑容中含有可以觉察到的苦涩。她再次传达了翁将军仍想收编歌咏团的意愿。昭舫等人只有推诿，但感觉得到压力很大。

昭舫越来越觉得，眼前的宜昌，已是一座让人缺乏安全感的城市。

5 知交生离别

武汉保卫战以后，中国空军几乎损失殆尽，骄横的日寇已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对宜昌想来就来，想炸就炸。一到天气晴朗的日子，宜昌的军民不是心情舒畅，而是从早到晚都担心着敌机空袭。宜昌码头和航道是日机轰炸的首要目标。然而爱国资本家和数以万计的码头工人、船员和纤夫，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竟在长江枯水季节到来前的约40天的中水位期，奇迹般地胜利完成了民族工业精华的大转运！

这是怎样地不可思议啊！还有哪个民族能够做到吗？

冬日难以散去的雾气虽然让人感到沉闷，但是妨碍了日机的空袭，给了弱小的宜昌军民难得的安全间隙。码头是“业余歌咏团”的重点鼓动宣传地段。每到这里，团员们受着到处溢扬着的爱国热情的感染，格外心潮澎湃，演出效果也特别好。尽管一些团员在陆续离去，但仍有新鲜血液在加入进来，他们中有流亡到此的学生、工人，也有本地的青年。“业余歌咏团”至今始终保持着30人以上的队伍。

元旦刚过两天，他们又在码头附近演出。演至一半时，薛培莜找昭舫说，那边茶馆有人找他。昭舫于是让毓章替下自己，然后挤出了人群。

雾气已经散去，暖暖的冬天太阳没有什么威力。昭舫刚走到那茶馆门口，就听到了里面飞出的喊声。他惊喜地发现，是楚妮坐在角落的一张桌上，同桌还坐着武大的同学包华。

他想楚妮是有急事找他，急走到桌边坐下。

楚妮穿着大襟棉袍，外套着一件淡青色的毛衣，一条长围巾散开着，随意搭在两肩。虽说天气还不太冷，她却好像全副冬衣都已上身了，这让她的脸颊有些发红。

昭舫用隐蔽的眼神在打量楚妮。楚妮却开门见山地说：“昭舫，我要走了。”

昭舫脑袋一“轰”，虽然他早就预计到有这么一天，但此时他还是有晴天霹雳之感。以后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她了！他不愿去设想兵荒马乱中的各种可能，也不再去顾及坐在旁边的包华，机械地问：“为什么？”

楚妮摆弄着手中的茶盅，低着头说：“这是上级的决定。”

她已得到组织允许，在昭舫面前公开自己的政治身份，“因为我已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无论我到哪里，我父亲派的保镖总能很快找到我，这直接威胁到与我接触的其他人的安全。”她抬起头看着昭舫，“也许，他就是想让我们的人回避和疏远我。”

昭舫不自在地点了点头，他很理解她。然而楚妮这一去将会发生些什么变化呢？他们显然早就各自在心里承认，他们是相爱的。正是因为相信有这份永恒的、心照不宣的爱，别的女孩再真情、再美丽，也无法打动昭舫的心。

楚妮却帮他说出了心里的话：“说真的，虽然以前我们并不常见面，但和你同在一个城市，我总觉得心里是充实的。你被迫离开了学校后，我无时不感到，没有你的学校少了太多的东西了！太不相同了！昭舫，因为我不仅觉得你很优秀，而且……”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昭舫屏住了呼吸，等待着她敞开自己的心声，等待她表白少女最纯洁真诚的感情，然而楚妮突然把头发向后一甩——这是昭舫再熟悉不过的动作——睁大了眼睛说道：“我们都懂得，不要在这个时代去顾及自己，为了我们的理想，为了民族的生存，我们都早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置之度外了。你说，不是吗？”

昭舫机械地点着头，他有些失望。楚妮是理想献身主义者，不会像别的女孩那样坠入爱河的。也许，他们之间注定有缘无分。好在他们还年轻，都对胜利充满信心，相信明天会属于他们。或许现在不表达内心更好些，免得自己在战乱中有所不测，而贻误了对方。然而，极有可能因此一别，就失去了最爱的人！

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突然脱口道：“等我安排一下，最多两个小时，我要和你一起走。”

楚妮猛地抬起头摇了摇。可以看见她的眼眶中充满着就要溢出的泪。她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这都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包括我来见你，都是得到组织同意的。”

昭舫难过极了，楚妮向来是言出必果的。他也了解，“那边”不是他想去就去得了的，此一刻，他甚至想过立刻去找他认识的钱瑛大姐，但他还不知能不能找到她、她愿不愿意帮忙。他只得接受了现实，颤抖着声音说：“那，你一定要最快给我来信，信可以写的，冼星海到那边后都给我来过信，有可能的话，我会去找你。”

楚妮又恢复了平静，说：“如果允许，我一定会。昭舫，现在多余的话我们都不说吧！”她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下在一旁低着头的包华，继续说：“你放心吧，昭舫，你心里想的，我都知道。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也是谁都不可能替代的！”

她声音又有些发抖，但是又很快恢复了正常，“我不希望你去找我，你还是去后方吧，王校长对我们说过，他要帮助你继续读书。你不是叹息特务们打碎了你科学救国的梦想吗？去实现你的理想吧！我觉得，你适合读书，你读好书，中国会多一个栋梁之材的。”

包华传递过来一个催促的眼光，楚妮看到了，便用力煞住话，说：“昭舫，我这就要出城了。有包华和我同行。还有几个男女同志一起，你尽可放心！”昭舫急切地问：“我不能去送你吗？”楚妮马上说：“不行！不可能！我现在连住的地方都不能回了！对了，你必须借点路费给我。”

昭舫马上把自己的钱全都掏了出来，一共也就二十七八元。楚妮拿了十元，把剩下的退给昭舫，说：“这就够了，看样子你也差不多山穷水尽了，留些吧！”昭舫又拿给了她十元，说：“多带点，我心里放心些，还可以帮帮包华。”

包华这才开腔：“谢谢你，曾昭舫，算我借你的，我一定还。”昭舫对他说：“说什么‘还’呢？多杀几个鬼子，我也许会来前线找你！请照顾好楚妮，谢谢你！”

楚妮拿出一张纸，在上面飞快地写了几个字，递给昭舫，“这是我母亲在汉中的地址。你等我们走了以后，还坐一会再去结茶钱，慢慢离开。”

她突然伸过来双手，把昭舫的两只手紧紧握住。

一瞬间，昭舫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此时他不敢说话，担心自己会失控哭出声来。这种无声的表白足以胜过千言万语！

楚妮睁圆了眼、使劲瞪着他，用力握了一下他的手，猛地站起来，示意包华动身。

昭舫眼看着楚妮离去，那熟悉的身影在门口一闪就消失了。

6 宜昌浩劫

已经是1939年的二月，宜昌多雾的冬天就要结束，空袭眼看又要开始频繁起来。为了安全，昭舫四处奔走，终于在江对岸找到一座寺庙，说好过了阴历年，就将歌咏团搬去。

他向薛培莜、李毓章讲了这件事，薛培莜说：“很好，事不宜迟，昨天敌机都来骚扰过几次了。但是二位，我一个人要先走了。”昭舫和毓章异口同声地问：“为什么？”薛培莜说：“我必须离开了。昭舫，谢谢你那次对我的提醒。后来我们进一步发现，费耀祖行动诡秘，很可能是有人精心安放在我们团里的特务。我建议，我走后，为了你们的安全，歌咏团也要尽快解散。”

毓章难受极了，说：“真不知道，我们这个团怎么就被抬举成了监视的重点？”昭舫说：“已经有十几个老团员陆续离开。我早就感到，我们团恐怕时日不多了。”

薛培莜拿出一个小木箱，对他们说：“这里面有我们团的账本和剩下的钱，就算没有新的赞助，也能坚持一个多月。”

昭舫忍住泪说：“行，我们一定坚持到最后！”

薛培莜走后的第二天，一个小孩给昭舫送来一张《新华日报》，说是一个婶婶叫他送来的。昭舫不解其意，便打开报纸，看到第二版有篇介绍“业余歌咏团”从汉口出发起到宜昌一系列活动的文章，当中有这样的句子：“……有谁听到过整个民族用血泪和决心来演唱的歌声么？今天我们听见了。有谁看到过歌声与中华民族命运与共、起到如此巨大的历史作用么？我们看到了……”

这是她！昭舫一跃而起，这是楚妮！在去年“七·七”江上火炬游行时，在船上，她对他说过这些话。他仿佛又听到了她的声音。

文章的署名是“萧纯”。

昭舫读懂了，她看来已经安全到了“那边”。他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决心从此注意在报刊上寻找这个名字，心里也常在默默念着：“萧纯。”

他现在也常想像能到“那边”，能和楚妮，还有乃斌、星海等他最知心的朋友一起、全身心参加抗战。他试着跑到曾见过钱瑛大姐的地方，想得到她的帮助，等歌咏团解散后也介绍他去“那边”。但是他没能找到。

他去过的第二天，左秧珉在街上“邂逅”了他。昭舫觉得是个机会，便对她直说，自己想找人帮助他去“那边”。

左秧珉耐心地听完他的话。她认为，这个青年的思想倾向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向他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她回答说，她没有能力给他什么帮助。然后用谈心的口气说，一个人的去向要看需要。像你，留在这边，是不是对抗日工作的作用更大，希望你把现在的事做得更好。

昭舫的自尊心又一次受到刺伤。他证实了自己的预感：她不会信任他，更不会帮他的。

就在这时，昭舫收到了父亲催他回川的接连两封电报。

他沉重地想起了自己的家庭责任，想起了自己的一些承诺，又一次放下了去延安的念头。的确，抗日不一定非要去“那边”。

他便和毓章商量，等过完旧历年，完成几次已经承诺的演出，就解散离开吧！

除夕夜，剩下的队员们自行联欢了一次。其中武汉过来的还有大约不到二十人。大家都议论着，翁将军再三派人来，表达要收编“歌咏团”的意思，而且口气中出现了威逼的成分，如果不接受他的收编，恐怕凶多吉少。但是觉得应接受收编的人还不到十个。

初一休息了一天。大年初二，歌咏团又在宜昌街头作了一次演出后，就往南岸搬迁。正在这时，马莉坐着一辆吉普车来了。见歌咏团在搬家，就让把一些行李放在车上，帮他们送到江边。

她对随从说，要陪老朋友们过江去玩一天，叫吉普车明天再来接她。

在渡船上，她撇开一直粘着她说话的老贝，走到昭舫面前。小声问道：“你以前认识翁将军吗？”昭舫立即很警觉，反问：“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马莉说：“你还是尽快离开宜昌吧！有人说你的歌咏团是受八路军资助的，不然你一个小餐馆哪来那么多钱？”

昭舫摇头道：“这真是抬举我了。我们用的是冯玉祥将军、还有翁将军这样的爱国人士捐的钱哪！不然，我哪来那多钱？”

马莉道：“你这人真是实在，给你的爱国功劳都不承认。真没有‘八办’帮忙？”

“哪里说起？我连一个‘八办’的人都不认识啊！”

“我当然信你说的。但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啊！你想过没有？你担着危险哪！”

“我也信你说的，我在大学时，就是这些不明不白的棍子把我赶出学校的。”

“你当……当心点，我……我不晓得他吃了哪门子醋，不过不像是因为我，但就总盯住你不放。”

“你说什么？”昭舫觉得简直太荒谬。但马上联想到了翁家曾经对楚妮的觊觎。

“不说这了。昭舫，我看你还是快点离开宜昌吧！哎，听说好多文化人都去了桂林，再说，重庆也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的。我真是为你好。”

昭舫微笑着说：“谢谢你，我会认真听你的意见的。你呢？好吗？”

“有什么好不好呢？我也不在乎是不是明媒正娶，有没有人背后指指点点说我‘如夫人’，反正我现在过一天是一天，好歹母亲和弟弟的衣食都可以有个着落了。如果以后能象他许愿的送我到四川大后方，我就把我妈妈弟弟接过来。我此生最大的愿望也就如此。哎，什么甜蜜、浪漫的爱情，通通见鬼去吧！那都是年轻时不懂世事的幻想。”

是的，这是个埋葬爱情的年代。昭舫这样想。

歌咏团在庙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便是大年初三。昭舫等还要过江去，搬还未带过来的大鼓和布景等。一些人也想过江去买些日用品。

正在他们走到离渡口不远的一个小山头时，响起了警报声，他们便就在山头的小树林隐蔽下来。

在这里，他们竟眼睁睁地看到了一次惨绝人寰的空袭，对岸那个熟悉城市的毁灭开始了。

从长江下游的天边、日机先像乌云般升起，然后如同黑色的鸦群、弥漫了天空。在地面的恐怖的警报声的伴奏下，一排一排的轰炸机呼啸着、扫过来又扫过去、从头顶越过宜昌城区，又盘旋回来，未几，开始在密集民居上空飞舞着扔下炸弹。

昭舫等人则从这边山头看到对岸，炸弹可不像他们以往看到的、母鸡下蛋似地一个个投下，而是像播种一样、如雨点般地洒落下来！一个个爆炸形成的黑红色的伞云，接连不断地从市区跃升空中。房子在硝烟中，显得渺小和脆弱。一阵阵巨大的爆炸声响从扬子江对岸传过来。这里的江没有武汉的宽，仿佛还能听到其中隐隐夹杂着的尖锐而混乱的哭骂声。再下去，又是滚滚如雷的连声巨响。爆炸的黑烟，一排接一排升上天空。爆炸、爆炸、爆炸！终于，除了爆炸，再也听不到人的声音，除了一片罩住了城市的巨大的浓烟外，再也见不清对岸任何建筑。

看着敌机在宜昌城区肆虐，这边的人都放声哭了起来。

一艘不幸的小木渡轮还在江中划行，船工正在使出吃奶的劲，拼命朝这边岸靠拢。船上大人小孩至少有二十多个，个个穿着新年的盛装。

昭舫和岸上的人都为那船上的人捏着一把汗。

离这边岸还剩十多米了，魔鬼们还是不放过它。只见两架飞机特地从对岸盘旋过来，一架先朝它俯冲，嗒嗒嗒地对着船上就是一阵扫射。船周围水柱四起，船上的哭喊声顿时响成一片。

但鬼子的娱乐并没有结束。第二架飞机又随后俯向它，呈现出誓死要将它炸沉的决心。它飞得很低，一个戴着眼镜的飞行员正故意伸出脑袋向下面张望。他那无耻的嘴脸带着讥讽的笑容，昭舫和毓章都清楚看到了。它毫不吝啬地投下来一串炸弹，随着几声巨响和几柱巨浪后，小船不见了，空中如雨点般、洒下了木头的破片、人肉的碎渣和残肢。不一会，江水中不停地、向上翻鼓出一股股鲜红的血。血在江面扩散成一朵一朵，又彼此渗连成红色的一大片。

岸上的人被惊呆了，吓得停止了一切哭声。忽然间，昭舫看到毓章一个人发疯似地在向江边狂奔。

他用力跃上了一个高地，对着那架飞机声嘶力竭地吼道：“滚开，无耻的杀人犯！滚出我们的天空！”

所有人都大惊失色，昭舫赶紧冲了出去，一把将他拖了下来，向隐蔽处拖去。

毓章满脸都是泪水，他挣脱了昭舫，一个人又向遇难的木船的方向大步奔去，边走边舞动着拳头，对着天空大声喝道：

“强盗们，你们以为飞得高，就能掩盖你们的怯懦吗？

你们以为躲在铁甲后面，就能逃避你们的灭亡吗？

你们喝下去的每一口血，都将加倍吐出！

在你们蹂躏过的土地上，到处都会留下你们可耻的失败的记载。

强盗们……混蛋……”

他似乎忘了一切，发狂似地大声吼叫着。昭舫和老贝一起，追了好一阵才把他追上。他们使劲把他拖到隐蔽的沙崖边。昭舫抱住他说：“你疯了，毓章，你这是无谓的牺牲，会把他们引过来的。”

毓章伏在昭舫的肩上痛哭起来，说：“昭舫，他们……他们把我的心都炸碎了！”

昭舫拥抱着毓章单瘦的肩，感受到从这瘦弱的躯体中喷发出的巨大悲愤，无可奈何地抬头，仰望着暮冬明亮响晴的蓝天。如果没有这群飞贼，这本是多么美丽的天空啊！

飞贼们肆虐累了，飞走了，天空暂时恢复了宁静，哭声则响遍了扬子江的两岸。

按照以往的经验，空袭已经结束了。消防人员和救援人员已经出动。大约一小时后，昭舫和毓章、祯青、马莉、老贝等一起乘上一艘木船过了江。

宜昌到处是未熄灭的大火和滚滚浓烟，有极少的幸存的房子立在一片废墟中。街道没有了，只能凭对方向的记忆踏着瓦砾与灰尘前进。一路上，满地陈尸，到处的断垣残壁上都粘搭着模糊的血肉，满城哭声震天，在他们老驻地那一带，污血混着垃圾把街道变成肮脏的红色泥泞，一支烧焦了的断腿就挂在尚存的半截电杆上。

但他们显然是白回来了一趟，小学几乎完全被炸塌了，可以从砖瓦堆中拖出的东西没有一件还能勉强再用。

然而他们还来不及感慨和失望。杀人狂们显然觉得这还不尽兴，那可怕的警报声又响了起来！大群的敌机竟又来了！也许，刚才他们只是为了回基地去吃饭和休息一下，装填补充更多的杀人炸弹。他们要再次来确定：宜昌是不是真的什么活人也没留下？是不是所有的建筑都被炸平了？

昭舫他们五人在带着袖套的防空人员的指挥下，钻进了一个防空洞。

洞里照明的灯光很暗，他们差不多是摸着黑向前走。在不断地被踩着了脚的人咒骂后，眼睛才开始适应。空气很糟很难闻。深处竟还有一处光线，昭舫便把他们引导着朝那里走去。才发现那边是个通风的斜竖井，井洞底大约离头顶还有将近一人高。

昭舫见身边只跟着毓章和祯青，就在那附近找到一个角落坐下。刚坐下就听到炸雷般的一声，地上很强的一震，人都差点被弹得抛起来。灯同时就完全熄了。洞内有孩子和女人哭了起来，还伴着什么人冷漠的责备声。接着仿佛天塌一般，又是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一连串的爆炸声，再也分不清有多少，炸弹仿佛就落在头上！他们被震得东倒西歪，竟如同在巨浪中的船上颠簸。头上的泥沙则不断地倾泻下来，所有人都怀疑，防空洞是不是正在坍塌。哭喊声也被巨大的声响盖住。

显然，这群空中畜生正在低空仔细地、认真地、扫描般地搜寻着地上的防空洞，一旦发现类似洞口的东西，就非要反复炸得消失为止。

昭舫在洞内被震得满地滚爬，忙乱中拉住了一只手。他听到祯青的声音：“曾老师，莫松手，我怕！”昭舫便把她的手抓紧。忽然又是一声巨响，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呛人的烟气和灰尘充满了洞内狭小的空间，到处响起咳嗽声。昭舫感觉都要窒息了。

洞口真的被炸塌了！

对这个洞的这一致命的一击，幸好也是最后一次。轰炸声渐渐远了一些。刽子手们大概又找到了新的杀人游戏的目标。昭舫他们因靠近通风竖洞，慢慢喘过气来。随着咳嗽声少下去，洞内哭声大起。在黑暗的混乱中仍可听到有人在慌张地嚎叫：“出不去了，我们全都被活埋了！”

垮下的泥沙将不少人掩埋，他们也许在奋力挣扎和自救。现在，任何爆炸也不再让人更惊慌了。

又仿佛过了几个世纪，爆炸声稀少了。

警报解除声也终于响了。昭舫判断很难从洞口出去，便让毓章站在肩上，向通风竖井那点光爬上去。他听到毓章兴奋地喊了声“可以爬出去”，随后就看到他手脚并用爬出了洞口，又把那亮光扒大了些。久违的清新空气徐徐透了进来。

昭舫又蹲在地上，叫祯青扶着墙、站到了自己肩上，用力把她顶起来，还够不着。毓章便在上边脱下外面的长袍悬下来。祯青抓住了，被上面的人扯了不多远，就接住了伸下来的几支手，把她硬拖了上去。这时已有救援队员来到了这个洞口。他们从上面垂下来一条粗绳，喊下面的人拉着爬上去。

很多人都涌到昭舫面前要求帮忙。昭舫看到一个抱着小孩的老妇人，哭啼着说：“先生你可怜我，她妈妈已经死在洞里了。”昭舫便让她抱着孩子、骑在自己肩上，把她送上去了。他又帮了两个人后，实在太累，便要求别人换下。

他忽然听到马莉在洞内某处大声哭叫着他和老贝的名字。他便循声摸了过去。

洞的另一边，炸塌的一处，也终于被外面援救的人扒开。人们开始朝那边涌去，差点把昭舫闯到。他找到了坐在地上的马莉，见老贝的头正垂在她的怀中，头上和嘴角都流着血。

老贝奄奄一息，他勉强抬起了头，对着昭舫微笑了一下，吃力地睁大眼，对马莉说：“我追……追了你几……几千里，你……知道吗？可惜……，我长得太……太丑了。”说完，就又垂下了头。

昭舫着急地大声问怎么回事。马莉哭着说：“我本叫他一起跟着你走，他想表现得是他在保护我，和我坐在这边。最后一个炸弹炸了以后，诺，就是那根大木头，塌下来正好打中了他。老贝，你怎么这么倒霉呀？”说完，她哭得更厉害了。

昭舫使劲把老贝背到背上，和马莉跟着人群，往狭小的出口走去。

人群中也有人背着或抱着受伤的亲人，救护队员也在进洞搜人，拥挤不堪，半天才走得了一步。地上还有时踩到人的躯体。看来，不知有多少人已死在防空洞里，也许还有活人被人们践踏着，无可奈何地加入到死者的队伍中。

从被炸坍了的出口不远爬出，毓章和祯青正焦急地在外面迎候着他们。他们抱着一线希望，赶紧把老贝送到了急救队。

替老贝检查的医生翻开他的眼皮，用手电照了照，冷酷地说：“没救了，他的瞳孔都在放大了。”

马莉失声痛哭起来，她尖利的哭声融入了周围的哭声的海洋中，刺得昭舫他们倍感悲伤。马莉心里完全明白这个一向自安卑微的老实人对感情的奢望。然而，在这世上，他什么愿望也没达到，什么满足也没带走。

昭舫这才仔细向四边望去，宜昌已经没有了！整个宜昌都完了！炸坍了！炸平了！极目中，尽是可怕的混沌，有如他在画册中看到的古罗马庞培火山爆发后的遗址，展示着一幅世界末日的图画！

他忽然像狼一样大声嚎叫起来，那声音让毓章和祯青都感到害怕，直射向烟尘无法散尽的昏暗天空。昭舫在心里发誓：“鬼子们，假如有一天我驾着自己的轰炸机，我会用炸弹炸得你们喊爹叫娘的！”

无耻的侵略者们，不要嘲笑这个今日被你肆意欺凌的民族的仇恨与诅咒！几年后，你们将会看到，这个青年想的一切会居然成真的。

昭舫不想离开，也不知道该去哪里，他想，如果再来飞机，也许他就不躲了。他拖着疲惫的双脚，又朝着老贝那边走去。

老贝已被一张草席盖上。昭舫不死心，掀开了席子。这下他终于相信，老贝真的死了，和他并排放着的一排人，那个半边头已炸空了的孕妇、那个和秋平差不多大只剩一条腿的孩子、那个已经烧焦如武松般壮实的男人、那个虽看不出伤依然美丽着的姑娘，还有、还有……听人说整个城市有几千人，他们也都真的死了。

7 沉船鬼门关

也许人死得太多，人们对死亡的反应渐渐迟钝和麻木，哭声在慢慢减少、变小。空气中多日不散的尸臭提醒着他们，把这些变成仇恨埋在心底吧，活着的人还需要继续生活，也要继续战斗。

时间尽管可以慢慢冲淡悲痛，却无法磨灭他们复仇的决心。

二月底，歌咏团完成了最后的一次演出。其中有一个新排演的毓章写的告别剧《屠城》，演的就是2月21日大轰炸的惨况。演完之后，演员和观众都哭了。

歌咏团终于解散了。剩下的钱平均分给了每个人，一人分到二元多。大家在互相告别。昭舫发现，那个叫费耀祖的竟已不知去向。

昭舫觉得松了一口气，和毓章回到房间。毓章叹息说：“就这样，结束了，结束了！我们两个无党派人士，只剩下到大后方‘为稻粱谋’一条路了。说真的，我倒不在乎日本飞机，也不在乎有多苦。我们是被中国自己的长官们逼走的啊！”

昭舫说：“你不听他摆布，他就不让你爱国。老实说，我很想去‘那边’，你呢？”

毓章说：“我虽然支持那边的主张，但是乃斌曾说过，我身上文人气息重了点，受不了那边纪律约束的。如果没有人介绍和引路，最好慎重行事。”

昭舫感同身受，想起早就听说的一则消息，当时很多去延安的青年都偷往西安集贤庄“八办”办手续，而胡宗南就派出大量便衣在附近和沿途堵截抓捕，送到郊区的一个专设集中营如同囚犯般关押拘役，人数多达上千，有些人竟从此“失踪”。便转了话题说：“二姐来过两次电报催，看来，我们该西去了。”

门忽然被推开。章祯青走了进来，抢道：“曾老师，李老师，我想和你们一起去四川！”昭舫看着祯青仿佛天真小妹妹的样子，实在可爱，便故意道：“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四川？”祯青说：“你家里不是来过电报么？你要不走，翁将军又会找你的。再说，我还要到四川去上学呢！”

昭舫越发觉得小女生真是单纯，乐得笑了起来。毓章板着脸说：“带上你可以，路上要听话！”祯青见他装大，便伸出舌头冲他做了个鬼脸，把两个人都逗笑了。

昭舫止住笑，说：“好，一起去重庆！毓章，你身上还有多少银子？我这里一共四元九，不知道够不够船票钱。”毓章便把口袋里的钱都翻了出来，加上刚发的一共只三元多。两人面面相觑。昭舫说：“颜家的货站也炸垮了。宜昌怕难得找人借钱了。我只有发个电报给二姐，让她寄几十元钱来。”

祯青插进来说：“曾老师，我有钱。请你们帮我一起把票买了。”说着，她红了脸，把手从自己棉袄下面伸进去，从她的腰带上抽出来三张十元钱的钞票，递给昭舫。两人看到这笔巨款，又惊又喜。毓章故意伸出一只手，问：“我呢？”祯青调皮地说：“不带你走！”就笑着跑了出去。

船票可不是那么好买。他们三人每天往码头跑，只要听说有船，就跑过去打听。宜昌认识的朋友也在为他们帮忙。但的确一票难求。

在一片废墟的世界里，到处都是难民，到处都有人在陆续死去，到处都是失去亲人的号啕，到处都是饥饿的难民，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孤儿……他们每天面对这些惨景，心灵忍受着无法躲避的折磨。一直到3月17日，他们才终于买到了三张去重庆的统舱票。

这条船已严重超员，但没人有精力去顾及超载过三峡可能的严重后果。他们迫不及待地挤进了甲板下的水手舱里。把背包打开铺在地上。庆幸自己终于可以离开这充斥着哭声的城市了。

傍晚，轮船启航。

驶出一片废墟的宜昌，轮船很快就进入了长江三峡。这是一道绵亘两百公里的高山峡谷，是大自然设下的雄关险隘，两岸雄伟嵯峨，险峻磅礴，令人景仰。但因河道中险滩密布，礁石林立而又水流湍急，所以行船极其危险艰难。也因为它的险峻，堵住了侵略者急欲西进的野心。

船行了一夜。昭舫醒来，从地上一滚爬起，问躺在地铺上看书的毓章：“章祯青呢？”毓章说：“小孩子贪玩，跑去看水手们玩牌了。”昭舫说：“我们也出去透透空气好吗？三峡的壮景是很难一见的哦！”毓章说：“你睡得死，我都去看了一趟回来了。水手们说要过崆岭了，听说过吗？‘青滩叶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他正说着，忽然“轰”的一声巨响，船身震晃了一下，统舱内顿时一片惊惶。

上头甲板传来惊叫声：“坏了！”“撞了！”“触礁了！”显然是船头撞上了江中的暗礁了！

在乘客们的叫声、哭声和水手们的呼吁与骂声中，可以觉察到船身有些歪、并且明显开始在下沉了。统舱的乘客慌了，都想爬上甲板去。但那里只有一个门洞。一位身躯肥胖的妇人最先抢去、然后堵在了那里。她行动迟钝。在一片催促和骂声中，只看见她肥大的臀部在洞口扭动，却寸步难移，塞住通道，万夫莫开。

昭舫想，总不能任凭那个妇人就这么把我们三人断送了。便一手拉着毓章，一手拉住祯青，领着他们朝人群相反的方向跑去，甚至冷静地不忘去把捆铺盖的麻绳抽出来带上。然后他用力打开了水手们运卸货物的边门，带着他们冲出了底仓。后面的人看到，也转过身来跟在他们身后，向外涌出。

船还在设法尽力朝岸边冲去。但甲板上面已经乱作了一团，水手们大声呵斥着，叫大家不要都涌在一边船舷。一个水手见昭舫顺从地听从他们的指挥，感到满意，便递给了他们自己仅有的一个救生圈。

江面不宽，但水流湍急，激流中，夹杂着许多大小不等的漩涡。眼看水就快要漫上甲板，昭舫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把救生圈套在祯青身上，还用带出的绳子帮她固定。祯青哭了，说：“曾昭舫，你不要给我穿，你没有救生圈，我也不想活了。”

昭舫清楚地听见她竟直呼了自己的名字，这还是他记忆中的第一次，心里略微一震。

他把绳子的另一头系在了自己腰上，用一种大哥哥的微笑说：“别怕，我会游泳，这么窄的江，我游十个来回都不怕！但你可千万不要把绳子弄脱了！毓章，等下在水里，我会托住你的头，有时浪会打到你鼻子里，漩涡会把我们往下扯，但是你不要慌，有我哩！只要你在水里屏住气，莫乱抓我，我就会把你带上岸去。”

毓章说：“你一个人怎么救得了两个？搞不好三个人都活不下来，就让我自生自灭吧！”

他坚决不肯让昭舫把自己也系在绳子上。昭舫大声怒道：“你这时候还有精神和我争辩？就是嘴狠！在学校就是说不过你，没逼你学会游泳！把你丢下了我怎么向我姐交代？那还不如我死！听着，你们两个都必须听我的！我们三个，都要活出去，一个都不能死！”

岸边陡峭的山坡上，有好多人正在顺着崎岖的小路跑下来，在岸边狭窄的江滩上，排成一两百米长的一溜，很多人拿着头上绑着树杈的长竹竿。也许，这样的事，他们已见到过好多次了。他们是在准备救人，当然，也打捞东西。

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时，船开始加速下沉。昭舫知道船再不可能靠岸了，他估计现在离岸边最多就一百米。便大声嘱咐：“你们两个听着：不要怕水冷，吸足气，尽量憋着，憋不住，就用嘴巴呼吸换气，千万别用鼻子呼吸。我喊一二三，就跟我一起往前跳！”

水开始迅速漫上甲板，他们的双膝已经泡在刺骨的江水中了。昭舫怕被沉船的水流拖拽到深处，连忙喊道：“一、二、三！”

三个人一起扑到水里，立即被冰冷的江水浸得连气都喘不过来。昭舫仿佛有在流水中游泳的经验，他看到了下游数十米远的一排舞着竹竿的村民。自己却对着江岸、略朝着上游方向划去。借着水流，他的努力正好成功到达那些村民们的岸边。

一根带钩的竿子首先钩住了毓章的一只手臂，昭舫便借势、一把先将毓章推向了岸边。又用力猛划了几下，抓住了伸来的一排竹竿中的一根。

他松了一口气，知道他们获救了。他用力地把祯青拖到身边，把她带到了坚实的岸上。

他们都上岸了，三人水淋淋地、冰冷一身地站到狭长的路边，一边拧挤衣服中的水、打着牙颤蹦跳着取暖，一边看着村民继续救人。

在水手们的配合下，经过了大半天，大部分人都终于被一个个救上了岸。村民们便开始打捞和哄抢漂浮着的东西。

昭舫蹦着说：“我们活出来了，可这下真正‘一贫如洗’了。幸好我大多东西是随家里运去重庆的。不过星海给我来的信没了。真可惜！”毓章说：“哎，可惜我带的些的书都完了！好在星海的两篇手稿[2]我都交给了昭瑛，否则也会丢失的。”

祯青说：“我觉得我身上的丝绵袍子像个救身衣，在帮我浮着。”昭舫听他小孩子话，关不住自己幽默的天性，苦笑着说：“幸好河不宽、时间不长，要多一会，你就会像寓言中的那头驴子，晓得它是轻是重了。”

祯青又压低声音说：“曾老师，李老师，行李沉了不要紧，我腰上捆着一个装钞票的腰袋，是我妈妈在我离开武汉前给我缝的，装了一千元钱。我稀里糊涂地在宜昌花掉了很多，不过至少还有七八百呢！”昭舫苦笑道：“好啊，幸亏把你带上，不然我们真山穷水尽了。章祯青，歌咏团没有了，我们不教歌了。以后再不要叫我们老师了，就叫我们的名字，像刚才你以为会死的时候那样叫。”祯青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一只船从宜昌开来接他们，他们无可奈何地又被载回了那个城市。得救带来的兴奋让他们不那么沮丧，似乎也不感到很冷了。祯青甚至还觉得有些浪漫。她扯着昭舫问，有没有看过一个美国电影《冰海沉船》。

现在他们只好又回那座庙里去栖身。继续用体温捂干贴身的衣服。到了庙中，发现多了好多难民。以前的剧团同事已云散，听说大部已被翁将军收编。有几个人还没有离开。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变得十分冷漠，听完他们死里逃生的讲述后，没什么惊讶，甚至几乎没有表示出同情，更没有借给他们衣物、换下未干透的贴身衣服的意思。

其中有两个一向对他很热情、友好的女孩，可能是看到小小的章祯青居然能随他同行，仅和毓章招呼了一下，对他和祯青的眼光中，竟含有很明显的敌意。

严酷的环境中，有多少人性会被消磨殆尽啊！

昭舫有些感慨，他想，也许是连续经过了太多生死磨难，大家都看惯了太多的死亡和灾难吧！像他们这样大难不死，有什么可重视的呢？大家都是流亡者，现在一瞬间就可能死人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太贱了！一天天过去，就看你自己活不活得下来。而且就算你活过了今天，说不定，明天又会降临更可怕的灾难。

又过了一天，那家航运公司的另一只船载他们重新走上了这条可怕的航道。在这艘只有统舱的货船上、他们航行了漫长的四昼夜后，重庆终于到了。

当他们踏上朝天门的高高的河梯时，几乎都想欢呼了。四川，我们的大后方，让逃亡的人感到了天险的保护。他们相信自己安全了。现在要蓄精养锐，日本鬼子，你们等着我们的复仇吧！

8 昭诚赴沪

与昭舫一路历尽生死的艰辛不同，早两个月就离开汉口的昭诚逃亡上海一路都还顺利，让这成长中的少年第一次看到外面的广阔世界。

他是8月18日就离开了汉口的，反正他的一切都由“大人”安排好，用不着自己操心。虽说他随哥哥参加过一些前线劳军、街头演出，但他很自然地把自己放在“跟着哥哥、听哥哥话”的位置。家里谈论分开撤离、疏散，他也看不出这些会对自己今后一生有多大影响，全部顺从接受。他以为，要不了多久，他就又会回到公新里六号，爸爸还会和田爷爷坐在店里，母亲还是会进小佛堂打坐，一切都会回归正常。反正自己早就不再顽皮，已经能自觉“听话”把书读好了。

父亲让他与童瑨的五公子童柏韬同行。也是看在童家派有家人、王兴汉的徒弟童柏青一路陪送保护。从武汉经由广州、经香港到上海，是一条比较放心的到敌占区上海的路线。

昭诚从未出过远门，一路老老实实地把父母的教诲一条条牢记于心，处事谨慎低调，不乱花钱，也不去麻烦童家的人。和童柏韬相处也很和谐。

广州到香港是坐船。前一晚，与他同住一间的童柏青关上门拿出了很多钱在捣鼓。昭诚随便瞟了一眼，怕总有几千！童柏青将钱分藏在两个箱子的夹层里。自己身上装了一小叠，想了一想，又从中抽出了十张共一百块钱给昭诚要他帮忙，他说怕自己遇到搜查需“打点”时被全部没收了。柏青说你小孩子容易混过去些，到香港再还我就是。昭诚摸了摸自己随身的几元钱，这才听说船上还有军警检查，不准带法币出去的事。他不懂法币当时很坚挺很值钱，兑换外币甚至处于增值势头，只怪父亲怎么连这都没交代过呢？难道又是打仗多出来的名堂？幸好自己多的钱母亲早就都藏在那老皮箱底的夹层里，听她说那还是父亲十五年前在船上用过的箱子。母亲还嘱咐过，出门要将自己装穷点。

童柏韬是童瑨二姨太生的第二个男孩，二姨太生下他后不久就去世了。童瑨宠爱的四姨太没有生过孩子，就把柏韬当亲儿子带，带得无比骄横。柏韬在武汉，家里家外不可一世搞惯了，出门后仍然十分张扬。童柏青是下人，不好劝阻太多，只有战战兢兢小心服侍。

到香港后，柏韬就径自住进了旅馆豪华房间。柏青和昭诚则分别住一个小房。虽说香港夜间不像武汉那么酷热，却也足以让人挥汗如雨，加之蚊子太多，昭诚一直到后半夜才因太疲倦入睡。

在香港等船去上海的那几天，柏韬竟毫不收敛。出了影院，便进舞厅，逛了商场，再逛公园，挥金如土，张狂得意。柏青不敢过多约束他，他还不如意，找昭诚那里要了那100元法币去兑换港币。早在注意他的当地流氓下手了。有几个人假装扭斗，把童柏青隔到一边。另几个迅速制服了柏韬，不到半分钟就把他的绸衫剥了，将现金连同身上的和钢笔一并抢走，然后四散，不见踪影。童柏青虽说一身本事，却知道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只得暗暗叫苦，报了个案，明知没有指望追回的。只能一边忍受柏韬的指责怪罪，连连赔着不是。一边却还担心自己如何向四姨太复命。

昭诚却由此长了见识，看到了世道果真十分险恶，懂得了父亲说得对，出门在外的确应处处小心。

他们到上海是乘坐的意大利航船。昭诚第一次尽情地观赏了蔚蓝的大海，让他更相信这次远行十分值得。这航船在当时算是一流的，有帆布袋在甲板上围成几十米的游泳池。昭诚当然不会放弃游泳的机会。他还特地尝了尝海水，发现又苦又咸，于是暗自总结，如果遇海难没淡水饮用，一定会渴死的。

广阔壮丽的海洋太令他神往了。一周多的航行中，昭诚生平以来第一次有时间尽情地幻想，而不是像他以往那样不甘寂寞的孩童寻乐。他想象着父母和哥哥姐姐叙述过的灿烂与充满神奇的上海，自己将来的生活一定会充满现代化的浪漫：无数的公园、游乐和冷饮美食，那些体验一定胜过黑白电影中看到的十倍。还有，等中学毕业，他也要学大姐那样进复旦大学。

海轮终于到达上海。刚靠岸就见到了大姐昭萍在趸船上等着他。童柏韬见自己大伯童玮派了车来接，竟连与昭诚一声道别都没有就径自跑了。昭诚则礼貌地感谢了童柏青一路的照顾。

昭诚随大姐坐黄包车到她法租界的租住处，马上将剩下的三十五元钱和母亲给的十元银元交给了大姐。他一路上用度节俭，什么钱都没有乱花，哥哥送他的派克钢笔也保护得好好的。

见到繁华非凡的上海超过自己的想象，昭诚以为进了人间天堂。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一路上就在问大姐了：“大姐，哥哥说，上海法租界的西餐最地道，你吃过吗？”昭萍笑了，弟弟毕竟还是个孩子，孩子心中的欲望多简单。她答道：“吃过，姐姐一定会带你去吃一餐。”

9 孤岛生活

这是一间只有十四平米的小亭子间，按上的楼梯算，是第三层，房中将近一半地方直不起腰。窗口下的胡同一头通街，一头靠壁。他们的房子就在这靠壁的胡同尽头。

在称为“孤岛”的上海法租界租房，租金是很高的。上海沦陷后，昭萍已经没有了工作，暂时在钱江月女士家当家庭教师，以此身份为掩护继续秘密工作。知秋临时在一家民办难民小学教书。两人的收入只勉强够得上糊口。

为了不增加房租，昭诚来了他们也不换房。家里的一张四方桌和一个长方桌，到晚上便拼成他们夫妻的床。昭萍对弟弟说，三层楼的地板没有湿气，可以睡地铺的。昭诚于是被委屈在桌子下面睡地铺。早上起来就收掉所有的“床”。

当时很多家上海人都如此这般过日子。当惯了小少爷的昭诚，开始很不习惯这“大城市、小市民”的生活方式。吃的方面还好说，虽说快餐、便餐占了大多数，但这点对年轻人是不难适应的。最让他不惯的是，他不得不经常忍住大小便，去公共厕所方便。所以，每天从下午起，他就不再喝水，免得半夜哗啦啦地在姐姐姐夫的脚头的马桶中撒尿，那样他觉得太难为情。

尽管他面对的生活与原来的想象相差太远，但单纯的昭诚却淡然地接受了。而生性善良的他发现，大姐的生活原来太艰难了，家里人竟完全不知情。他后悔自己一到上海就给姐姐奢谈法国西餐，便偷偷找了张有简易法式套餐广告的报纸看，这才知道姐姐若要实现让他“开洋荤”的诺言，会要花去她和姐夫几个月的工资！

尽管这样，昭诚不久就发现，大姐还是把所能办到的、最好的条件全都给了他。赵老板（丙武）每月支给他的生活费，大姐再艰难，也分文不动地、全部用在了他的身上。他长得单瘦，而且发育较迟。为保证他的营养，大姐再忙，每周都要为他煨次汤，打一次牙祭。每次都是尽量让他吃。急得昭诚经常对着荤菜嚷道：“姐夫、姐，我们是一家人嘛！你们再不吃，我就不吃了！”

从昭诚来后第二天起，昭萍只要有空，就会教昭诚阅读书籍。她曾长期从事图书、教育工作，教起昭诚来驾轻就熟，况且她不遗余力，像一只觅食回巢的鸟一样，每天都会为昭诚带回好书。有些好的、而没有中译本的图书，她还抽时间给弟弟讲，并把其中一些段落摘出来，教他原文阅读。知秋也抽空给昭诚讲述了一些日语基础。

在昭萍的教诲下，昭诚的阅读能力比在武汉成倍地提高。他读了大量的书。如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其他如邹韬奋的《萍踪忆语》，还有《牛氓》、《红前线》等当时禁阅的小说，以及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史沫特莱的通讯散文《中国战歌》等等。

阅读打开了他的眼界。他不再是参加救亡时带着几分兴趣去的小青年了。他开始懂得思考和判断。

昭诚在姐姐帮助下复习，随后考进了“南洋中学”高中一年级读书。

这天，当昭萍把写着武汉沦陷消息的英文报纸带回家时，昭诚正靠在窗户旁看汉译的艾特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昭萍把昭诚叫过来，指着报纸边说边读道：“英文报纸的报道更全面。昭诚，你来看，日本鬼子在我们武汉是何等的凶残无耻：他们在进驻汉口的当天，就在江汉路海关前抓了近80人，当场就用刺刀刺死几个，又将其余的人用枪躯到江中，在岸上用机枪扫射。鲜血染红了江水，而他们却在岸上拍手大笑。”昭萍的声音颤抖起来，读道：“他们连续几天，在六渡桥至满春街、花楼街上段、王家巷以及汉正街等繁华商业区纵火，受害者达3万余户，12万余人。武昌徐家棚一带被夷为平地。汉口、武昌住宅和商店被抢劫一空……”

武汉真的沦陷了！父母真的流亡了！昭诚感到不可接受的混乱，简直不知道怎么面对这发生的一切。

他接过报纸，听着姐姐给他指点着讲述，几乎要哭出来。这都是他熟悉的街巷，姐姐每读到一个地名，他立刻就能想到那个场景，那里的房子、商店老板的面孔、电线杆、地上的石头、阳沟的铁盖板……当讲述到日军随意闯进市民的家，砸开紧闭的房门，随意强奸妇女。将抓住的居民剥光衣服毒打，不少人被活活打死时，昭萍忍不住先哭了。昭诚接着也放声痛哭起来。昭萍继续翻译下去：“许多房屋中，都可以发现被绑在长凳子上的市民的尸体，大部分是无头尸体。在汉口大智门附近，横七竖八躺着许多被日军残杀的中国同胞的尸体……”

昭萍读不下去了，昭诚悲愤地喊叫起来：“大姐，这是说的我们家门口呀！”昭萍点了点头，昭诚哭着说：“大姐，我还读什么书啊？我们学校是严格禁止公开的抗日活动的，巡捕房和日本鬼子简直是一个鼻孔出气。我想回湖北去，去参军！”

昭萍见弟弟的觉悟正在成长，便特意为他带回一些抗日志士们在上海出版的地下刊物。上面摘录了一些国外报纸报道的新闻。用事实诠释着日寇在中国实行的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包括在南京和其余城市的大屠杀……

姐姐为他带回萧军著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里面讲到日本占领东北后用鼠疫、霍乱疫苗拿中国战俘和老百姓做试验、不上麻药进行活体解剖……

昭诚痛心极了！我们的母亲中国、我们民族创造的几千年的文明，正濒临灭亡，如果任日寇猖狂下去，那将是亡国灭种的绝境啊！他激动地叫喊正看着一份材料的大姐：“姐，这太惨无人道了！你说，谁来制止这些？”

昭萍看着弟弟，她很满意弟弟的变化，神圣的使命感正在他心中逐渐形成。但是她的内心又很矛盾。父母叫昭诚来上海，显然不是让他走上自己这条道路的。她很不愿弟弟和她一样，整日在危险中生活。她又想到善良的母亲，懂得在她心中，“儿子”是无价的宝，有她生命的全部寄托。

“我是在让他变成牛氓式的钢铁青年。”昭萍回答自己说，“我相信我没有做错！”

面对昭诚的渴求，她继续给他介绍更多的书籍和报刊。昭诚的视觉变得更加开阔了。他吃惊地发现，原来在号称最自由的美国，也有残害工人的屠场，也有惨绝人寰的劳工监狱。他印象最深的是一篇报道，美国芝加哥的劳工因被烫伤跌入了煮罐头肉锅中，资本家竟把劳工的真血真肉、连同他的尸骨一起、混装进了美食罐头！

这太残酷了！人是有感情的啊！他站到了遥远的、不相识的受苦难的穷人一边，在心里大声质问：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现在知道哥哥以前唱的歌曲中的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内战是怎么回事了，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战士，自愿到异国他乡去为之流血牺牲。终于，他要求了解传说中的苏联那场惊心动魄的红军革命，姐姐便特地为他找来了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绥拉菲靡维奇的著名长篇小说《铁流》。

原来千万劳苦大众也和我们中国人民的命运相同。这个刚满16岁的青年开始形成新的人生观，他渴望为彻底改变这一切而战斗！

昭诚变了。

等他们已知道父母平安到了重庆、昭舫也到达宜昌后，昭萍决定有些事不再瞒他。因为她知道，弟弟正在开始成长为一个革命青年。

此时昭萍自己已完全炼成了一个成熟的地下工作者。1937年11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就在上海重新成立，领导上海和江、浙两省沿沪宁、沪杭铁路沿线地区地下党的工作，开辟敌后武装斗争。上海沦陷不久，昭萍即被任命为江苏省教育界总支书记，叶知秋也被任命为上海教育界总支书记，直接受她领导并配合她的工作。当时的教育支部还囊括教会学校和上海颇具规模的工人业余教育系统。昭萍根据党的安排，通过外围组织“学协”发动大中学校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此外，她还利用自己在工运时打下的基础，配合其他同志陆续动员组织了一批优秀的技术工人、知识分子和青年进入赵朴初先生领导的难民收容机构，由后者以“移民内地垦荒”的名义转移出上海、输送到新四军根据地。

有个星期天下午，昭萍要和知秋外出。她特意对昭诚说：“你不是问过大姐，为什么每天都要把两条毛巾晾到竹竿上、伸出窗户吗？姐姐不是叫你不要动它、也不要在这根竿上多晾东西吗？这是暗号。姐姐的朋友看见了，就知道这里是安全的。今天晚上要是过了12点，姐姐和姐夫还不回来，你就收了竹竿，把书桌搬开，把右边的那个抽屉从后面砸破，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全部烧掉。烧成的灰和了水倒到马桶里。就是有人再来搜查也不怕了。明天，一个人还去学校，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样，会有人去把你接到别的地方找到大姐的。姐姐说这些，你害怕吗？”昭诚说：“大姐放心，我不怕。你自己要多小心。”

不过当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天气渐渐凉了，昭萍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所教会小学教国文。

她也终于下了决心，要让弟弟参加一些真正的抗日工作，彻底把他带上革命道路。于是，有一天，她给了昭诚一个书包，要他送到四马路的一个地点。昭萍说：“你心里不要害怕，放机灵点，别紧张，别四处看。你是学生，别人不会注意的。上车后，把包放到座位底下。要是在电车上碰到人检查，你就不用管东西了，自己没事一样下车。这是些宣传品。他们一般不会怀疑小孩的。不过，你也要小心，环境很险恶，不可大意。”

这样，从1938年冬的某一天开始，昭诚开始跟着大姐走进了革命工作。

不久，他们收到了父亲从重庆寄来的第一封信。信中除了嘱咐昭诚跟着大姐好好读书外，还语重心长地表达了很多对他的期望。信中略微流露了一点对昭舫只花钱、不帮他做生意的失望，说是自己在离汉前就在筹备与上海做生意，希望他的小儿子有时能帮他一把。

昭诚把信给大姐看了，昭萍看到与她完全不同的教育目标，不由得苦笑。昭诚在一旁，问了她一个问题：“姐姐，爸爸也是剥削阶级，也应该消灭吗？”这可能是他心中最后没解开的一个疑虑了。

昭萍早就在等着他这样问了，因为这个问题也曾长期困扰过她。她郑重地向弟弟回答：“作为一个阶级，它是注定要被消灭的。但是我们的爸爸也是穷苦人出身，他的身上还保留有很多劳动人民的品质，妈妈更是受够了黑暗社会的压迫。你说过水灾时，爸爸教你们关心灾民疾苦，抗战开始后，为抗日人士提供活动方便、资助，甚至掩护他们。这说明他们完全可能会脱离那个阶级，站到劳苦大众的一边的。”

他们不大可能知道，作为商人的父亲，此时最想干的是什么呢？

10 广诚的新梦

曾广诚到重庆后，住进了南岸的一家四合院。这原是颜家的手下“练哥子”在南岸集训练武的地方，杂在一片建在朝江边陡下去的山地上的吊脚楼民居中。南市的街道大多都很窄，房屋也多是些木楼。颜家曾建议他们住到颜家储奇门老宅附近，方便照应，但广诚执意选择了他认为更安全的南岸。

遇到极少没有雾的日子——在重庆，从初冬直到第二年的初春，雾气都会笼罩着整座山城。而包括长江在内的河谷则被这白色的缥缈物充满——隔江可以清楚看到西北方江对面繁忙的朝天门码头。看到来往的各色船只在江面上穿梭般来往。

随着西迁人口的增多，又因为躲避轰炸，上海的大佬和政府的很多要人也纷纷住到了南岸。南岸的一个个市集因此迅速扩大、热闹、而且繁忙起来。广诚和静娴住下后，觉得生活还算方便，大米菜蔬甚至比武汉还要便宜。不过总的来说，流亡的生活比不上老家，而且战争时期的物资供应经常是残缺不全的。

得到昭舫到达宜昌的消息，又收到了在武汉的赵凯鸣转寄过来的一封昭琳随美专安全到达沅陵“国立艺专”的信，虽说信在路上走了半年，但终是得到女儿安好的确切消息了。全家人尽管都背井离乡，但至今都安然无恙，这让他与静娴大大安了心。

在颜秉兰为他们举办的接风洗尘宴上，广诚见自己“仗不是一两年打得赢的”判断得到所来知名人士的一致认同，便在心里进一步决定，不坐吃山空，要在重庆也开出一条生路。

他曾在让昭诚带给赵丙武的信中，提出了将来一起建立从上海经香港再到重庆的长途物资贩运线的设想。这个看不懂地图的生意人，是在商会中、以及平时与朋友们的交谈中，逐步形成这个想法的。他对此抱有很大希望。毕竟，青年时候的他是依靠跑单帮贩运尝过甜头的。

在离开武汉前，他又迫不及待地给丙武再发了封电报，要求他回封信，并把在重庆的地址告诉了他。

到渝不久，他就收到丙武的回信了。大意是：自去年以来，他被检查出了肺痨病，只是因为害怕丙文挂念，没有让武汉的人知道。现自己身体每况愈下，再没有精力像从前那样和他合作经商了。为了不负老朋友的厚望，他把已和自己合作多年的、叫做龚省身的介绍给他。此人在一艘德国船上做事，经常跑香港，如果愿意，可以和他联手。

广诚怕战争期间信件走得太慢，便又拍了电报，除问候外，“由兄安排静候佳音”。数日后，他接到龚省身的电报，要他十天内赴香港一趟，他也想马上和他合做第一笔生意。

他身上生意人的血液又沸腾起来，便不顾静娴的劝阻，在到四川还不足一个月时，就踏上了他的第一次陆路远行。

因广州比武汉还要先沦陷，原先设想的走川湘公路到长沙再南下去港已不可能，只能绕道境外越南了。颜秉兰努力为他讲解这条复杂的国际海运路线，也就是依靠外国人经海防、河内、香港的前后方邮件运输的路线。见他很难听懂，便特地派了与他在武汉就熟识的侯明权陪他同行。

他们两次转坐汽车、六天后才到达昆明，然后乘滇越铁路火车，从昆明经开远、蒙自、河口、老街、越南河内到港口城市海防，再乘船抵香港。一路马不停蹄，居然按约定时日赶到，在约定的旅馆见到了龚省身。

龚省身大约四十多岁，神态大智若愚。天生的商人脸、满脸都是可生财的和气。他与赵丙武合作、利用跑船在上海和香港一线贩运已经多年。看来丙武给他介绍了一个非常可靠的合作伙伴。与广诚刚认识，他就夸广诚的上海话说得好，又是气宇不凡、看不出年龄等等。

广诚则先询问了丙武的病情。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丙武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不仅不可能再与他联手，而且可能已时日不多了。

龚省身告诉他：“上海租界对进出物资也查控得很严，就是出了吴淞口，日本人也经常登船检查抓人。‘堆头’大了的东西不好藏。若查到和军事有关的违禁物资，就要送命哪！”

他听说重庆这边五金、矿石、医药、日用品、洋火、煤油、肥皂、纸张，样样都缺，这次带来一些小五金和香皂、化妆品，另有一部带电机的旧皮带车床，是修船时故意留在船上的，藏在底舱，没花多少钱。如果广诚肯要，也可以低价卖给他。

广诚大喜，这比他自己原来小打小闹的规模大多了，连连叫好，要老龚以后就帮他这样做下去。他说因为不太平，还怕私运生意有限，自己只随身带了一千元钱，看来带少了，不过可以写个条子请老龚回上海到丙武那里拿。不够还可以寄。

龚省身笑眯眯地说：“曾老兄的本钱、信誉，龚某都信得过。这次的货，说来你不信，一千元足够有余的！”他看着广诚抑制不住喜悦的脸，“丙武说想与您把账都结清，退出曾兄的事。我就在想，那以后我帮您办货的路子倒是不缺，您尽可放心，但您还是得要个自家人管钱才行。您知道，上海向来的习惯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他摆手拦住广诚，看出他想委托他一起管，“不不不，管钱最好是你另找个人！我当然相信曾兄信得过我，但是，曾老板，您晓得，做我们这行，最怕遇到搜查和敲竹杠，特别是上船检查的日本人，说不好哪次遇上、突然亏掉一大笔，我就难得说清楚了。”

广诚笑道：“我哪会不晓得江湖上这些名堂呢？我自己就被当兵的抢过……”他用力咽下几乎说出的“几回”两个字，多给自己留点余地，“放心，我不是只能赚不能赔的那种人。我和丙武结交几十年了，你可以向他打听我的为人。”

龚省身还是笑，“我哪会不信曾老板的为人呢？我只是怕万一，丑话先说要好些。船上和岸上一定要分开。”

广诚笑着，拿出一千元交给他，说：“龚先生多退少补吧，你把这封信带到上海，按这个地址带给我儿子曾昭诚，他就住在法租界他姐姐家。他们要是搬了家，会告诉赵丙武的。以后做熟了，我自然不再麻烦丙武，丙武什么时候方便就叫昭诚去把账清了，您就可以到直接到昭诚那里去取钱、结算就是。”

他想到这么一来，昭诚将会逐渐成为一个精明练达的商人，自己的事业就会如虎添翼，在四川的生意会比在武汉时更加精彩。等到胜利时，他将会带着雄厚的资本回武汉再创业。

老龚满意地收下了钱，回答了些上海租界的生活、日本人对外籍船的限制等。又带广诚去结交了专门往海防、河内倒腾物资的阮老板。阮老板四十多岁，很好打交道，各地海关都有人缘，可让税费大减，还当场给他写了封信给昆明的下家薛老板。这一切，让广诚欢欣鼓舞。

“等打败了小日本，我回去就把‘通成’的招牌改成‘老通成’！”他雄心勃勃地想，“我要回九真山告诉家乡的父老，曾广诚回来了，生意还越发做大了。”

广诚在阮老板的帮助下，很快办好了货运，选了些重量轻的随身带着。他怕静娴担心，便带侯明权在昆明找到薛老板谈完生意后，就马不停蹄地返回了重庆。

没多久，他收到侯明权带来的信，在昆明货物已出手完，广诚一算，本钱几乎翻了一番。

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欣喜，拿出一笔钱犒赏了侯明权和在云南帮他出了力的人。侯明权见广诚公平讲义气，高兴得不得了，又带信给广诚说他最近还要在云南呆些时，如果信得过他，不必每次都亲自跑，他可以代劳。

广诚正求之不得，又找到颜秉兰要谢，颜秉兰哪看得上他这点生意，只说这本是顺路的事，不要太抬举侯明权这些“下人”了。

广诚还在陶醉，连面对静娴都是这些话：“车床太俏了，可惜再拿不到第二部。要不是政府的人非要不可，价钱还可以卖高。”

静娴却对他战乱中走远路跑生意十分不放心。而他正在兴头上，什么也听不进去。

老龚第二次到香港时是侯明权替广诚去接的货，龚带信说船要跑次北边，下次说不清多久再来，要他将钱直接汇给昭诚，他若有南下机会就去取。

这次广诚又赚了好几百。当然比不上上次有那部车床打底子。他现在夜不能寐地想着如何将生意做大，夹私贩运一趟，时间至少一个多月，就算每趟都赚几百，除去费用和打点，能指望多大利润？还停留在跑单帮显然不过瘾了，那算不上生意。看来得自己去趟上海，在那里注册家公司，就让昭诚在那里经营。

他把这念头说出后，静娴几乎惊得说不出话来。倒是昭瑛插了一句：“爸爸是不是写信问问大姐和小弟，小弟要读书，能不能管生意？再说，您带一大笔钱上路也不是事，您出去时间长了，妈妈这里一点音信都没有……”

“依了你们我坐吃山空？在重庆卖汤圆？你们哪，我又不往打仗的地方走！不过昭瑛有句话说得对，我不会自己带钱上路，我先寄给昭诚，等他收到了，我再去上海带他做两笔。”

广诚说做就做，马上写了封信去上海。但才过几天，就忍不住去寄了三千元钱，他是寄的丙武。信上说：“我怕他们老搬家，我也许会叫昭诚来拿。只等昭舫回到重庆，我就会自己来上海看望您老哥。”

当时昭舫还在宜昌，广诚已计划好，等他回来当自己的帮手，将来的公司就交他们兄弟在两地分管经营。

11 姐弟逃离上海

上天一定是经常用讥讽的眼光审视着人间的，广诚如果知道老天对他命运有别样的安排，并能知道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啼笑皆非。

他完全不会想到，他在上海那边的宝贝女儿昭萍正想着与他完全不同的事。随着战争的发展，她的工作越来越艰难、处境也越来越危险。

1939年1月，昭萍根据江苏省委命令，为新四军筹集到一批宝贵的药品和物资。提供者是公共租界一个背景复杂的帮会头子。他的条件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整个货款达上万元，昭萍当时已经筹到六千多元了。但若结清以往的欠款后，仍有近一半的缺口，几乎想不出什么办法。

药品是日本占领军宣布的“军事管制”的“违禁品”，是掉脑袋的生意。对方的开价拿在当时并不算高，只是由于屡次的紧急物资筹集任务，昭萍可以募捐的对象、像徐佑铭这样的爱国厂商、尽管一个个经营每况愈下，仍一次次慷慨解囊，知秋自嘲说是在为渊驱鱼。终于，现在能筹钱的渠道几乎已经枯竭。而且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赊账，出面经手的老卓一度被债主逼得十分狼狈，信誉已经很差，再也没有办法赊账或挪用其它交易款项了。

上级通过各种渠道反复下达着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完成任务的命令，限定了春节为最后期限。的确，新四军太需要这批药品了。因为缺药，不少战士在低麻醉、甚至无麻醉的情况下动手术，一些人伤口感染。因为缺药，不少伤员在极度的痛苦折磨中死去。

军令如山，但昭萍几乎山穷水尽，她有些束手无策了。

这天午后，父亲的信来了，信中说了父亲雄心勃勃的新创业计划，还说等春节昭舫到重庆后，他就会转道香港来上海，他要在租界注册一家公司，要昭诚有跟着他学生意的思想准备。

昭萍看了信都愣了，在思忖着父亲来了会有些什么意想不到的变化，她问昭诚是怎么想的。

“我才不跟他去当资本家呢！”昭诚脸都黑了，“日本鬼子那么猖獗屠杀我们同胞，他就想着怎么趁战乱赚钱，那不是叫我也发国难财吗？”

昭萍点了点头，虽说演剧二队给上海写的信都说父亲在救亡中表现很进步很爱国，但他毕竟是商人，她还不敢奢望父亲会有这样的觉悟。他们在上海已经濒临暴露，很可能会调离，所以也不可能将父亲还未出现的公司计划来派什么用场。

她太忙，现在要马上按约定时间去会见一位荷兰商人，约好的一位翻译也要去，时间太紧，便拍了昭诚一下就出去了。

昭诚也已知道姐姐现在的困境，现在姐姐姐夫谈话都不瞒着他，他心里也帮姐姐着急，却无计可施。

昭萍回来时都很晚了，已回家的知秋没问她今天的结果，他已从她脸上的表情猜到了。

昭萍吃着为她留的饭菜，知秋与她一起沮丧地盘数着一个个近期不再可能的募捐对象。在战时条件下，很多留在孤岛和沦陷区的企业家备受盘剥，加上原料匮乏，开工不足，另一方面，他们为“难民垦荒[3]”等项目已经付出很多，实际上都面临很大困难。但如果再筹不到钱，不仅给新四军造成困难，而且，卖家很可能用药品要过期为由变卦而另寻下家。

姐姐姐夫继续在外面精疲力尽地活动着。昭诚自放寒假后就只能无可奈何地坐下来做作业，好像自己也在受着某种煎熬。

这天姐姐走了一会后，楼下又有邮差在喊。

是本市赵丙武来的信。赵伯伯信中说让他和大姐一起去趟他家，他要将父亲汇给他的和以前存放在他那里的钱转交给他，还将父亲的信原件附在一起。

昭诚的心里突然翻腾起来，此时他脑中几乎全是濒临山穷水尽的大姐，正不知如何能帮上她。但帮了姐姐，说不定就害苦了爸爸妈妈、苦了在大后方无根无底的哥哥姐姐……不，不能这样，这钱不是我的，爸爸这么信任我，我没有这个权利……

姐姐，快回来呀，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姐姐和姐夫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昭诚的心一下都要提到嗓子眼了。

听到姐姐还在楼梯上就对他说话：“小弟，姐姐今天又只能叫你吃阳春面了。”

“姐姐，有钱了！”昭诚一等姐姐上来就迫不及待地说出，但立即想到，自己恐怕会害死父亲。

昭萍愣了愣，从昭诚手中接过父亲的信看了，不由心里一阵发紧。她矛盾了，父亲送来的钱是上天安排的及时甘露吗？她是不信神的。但她确实没有足够勇气去动用这笔钱，这无疑是杀父亲一刀！她虽说不太清楚父亲的家底，但根据她的经验，父亲逃往四川时，手上带的钱最多大概也就两万元左右，否则，不会动用他在上海的几乎全部头寸。

知秋不敢插言。除了昭萍的要强个性，他还认为，这些钱，他是没有发言权的。

昭萍忽然想祈祷了：“爸爸妈妈，女儿要做一件非常对不起你们的事了，为了流血的伤员，为了国家，女儿要抢走你们的本钱了！”她不用“借”字，因为她知道，她是不可能偿还给父亲的。

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昭诚。昭诚的眼前马上浮出了一幅可怕的图画，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二姐、秋平，像他在武汉看到的逃难的人们一样，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流落在重庆街头。

“爸爸应该脱离资产阶级，我这样是在帮他革命！”昭萍违心地搜罗理由说服着昭诚，也是逼自己狠下决心。她懂得，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也没有时间犹豫了。

昭诚的心在发抖。他没有勇气开口，只听大姐咬着牙继续说：“新四军的战士比我们家更需要这笔钱！昭诚，你如果同意，姐现在就陪你到丙武伯伯家里去拿钱。”

昭诚其实也早就觉得该是这样的。

丙武撑着病体，按信上的吩咐把钱如数交给了昭诚，一共有七千元！他非常无力地说：“伯伯确实是再帮不了你爸爸了。你爸爸是我几十年的朋友。他第一次托我做生意时，只有十元钱的本钱，还是借来的。他不容易啊！现在你爸爸嘱咐还留几百元钱放我这里。这是留着保证每月给你读书用的。等这几个钱用完，丙武伯伯恐怕就不在了。”

昭诚给老人深深鞠了个躬，把对爸爸和亲人的愧疚也放在了这一躬当中。

昭萍得到了那么大一笔钱的帮助，顺利地、提前几天完成了任务。但她心里却相当愧疚。她努力责怪着自己，这一定是我革命意志不彻底的动摇表现！

也许，革命者就是应该这样狠心的！

她正一个人在家苦想用什么措辞给父亲写信时，却突然接到通信员小况的紧急通知：必须晚上八点到苏州河的一个废弃码头的趸船上与老卓见面。她与老卓很少直接联系，这趸船是他们用来紧急见面的一个特别地点。

天一阵阵下着雨。她穿了件雨衣，又做了点特殊准备。路上特地转乘了几次车，最后步行来到那个码头。见自己来早了，就摸黑到趸船上废弃的售票小房中等着。

雨渐渐小了，她看着远处苏州河下游的灯光，在雨夜中，有些像飘忽的鬼火。等了大约十来分钟，她听见有人来了。借着微微的光线，她看见老卓提着一把伞，走上了趸船。

她正打算迎出去，忽然间，她凭练武人的敏感，听到还有一个踏着水的脚步声。她便继续隐蔽在墙角的黑暗里。

果然，一个穿无袖雨衣的男人，在老卓身后突然出现，窜上了趸船，他四下看了看，喝道：“站住！”一边敞开了雨衣，里面露出了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老卓退后了两步。昭萍也很紧张，屏住了呼吸，决定先看看对方有几个人。那男人也不敢逼上前，举起枪指着老卓低声说：“快说，和谁接头？几点钟？有几个人？”老卓说：“你是什么人？我来这里找个地方解手，你跟来干什么？”男人说：“我是谁你不认识？”

“你……怎么……你不是来我们弄堂找亲戚、还找过我问的吗？”

“我今天从你出门、就一直跟着你的。你跑到这么远的荒郊野外来撒什么尿？”老卓笑道：“我也有亲戚啊，就住这跟前。你走开一下，我要方便。”那男人喝道：“你少来这套！你不是共产党，就是重庆分子，你们这样的我都宰了好几个了。把手举起来！快说，和谁接头？”

昭萍从“我一直跟着你”，迅速分析出对方只有一个人，又听出，这家伙是个安插在租界的、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一个有经验的汉奸。他们奉命查询和滥杀可能的抗日分子，在租界内制造恐怖。

那家伙判断老卓只有一个人，便举起了枪，说：“你不说，我就不客气了，快说！我数三下，一……”

昭萍知道老卓正面临生死险境。她轻轻摸出出门时特地带在身上的三枚金钱镖，这是她的师父王兴汉伯伯特地打磨成送她的。这种镖投掷难度较大，但昭萍从小就被王兴汉精心传授，这么近的距离，她还是很有把握的。

那人刚数出“二”，却不料一只镖从黑暗中飞来，“噗”地打在右手腕上，枪立即掉到了甲板上。他还未反应过来，第二镖已到，顿时左眼一辣，鲜血涌出，疼痛难当。他下意识地要用手去捂，第三镖已飞来追命，幸而被抬起的手挡住。镖栽进了他左手臂的肉里。昭萍一个箭步冲了出来，打算制服他。却看见有一个披着蓑衣的男人身轻步捷、如从天降地进来。左手将那人扳倒在地上，右手的匕首对着他心口就是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

昭萍见来人竟是知秋，大吃一惊。不知他此时如何也出现在这里。知秋不加解释，急促地说：“我去看看还有没有人，你们先说吧！”说完快速去将一把废弃的铁椅拖过来，就用那人的雨衣将其裹在他身上。自己又走上码头去。

老卓急促地说：“曾老师，接上级通知，已有大量日特潜入租界，现在不断发生进步人士和抗日人士遭到暗杀的事件。你们的活动已受到日特注意，小教下属支部已有人叛变，虽不是直接与你们联系的人，但后续发展的危险不容忽视。上级要你们全家必须近日撤出上海，不能在上海过年了。这是要我给你们送的船票，后天的。这里有本书，就是介绍信，千万别弄丢了。记住按我们以前往根据地送人的‘二号路线’和联络暗号。哦，叶知秋同志是上级紧急通知来保护你的。”他指着又走进来的知秋说。

昭萍接过书，又在地上拾起一个镖，告诉知秋：“还有两个这样的镖。”知秋说：“看到了，在他肉里嵌着。我知道取出来的，快些走吧！上岸左手有两部黄包车，在那等我。”

老卓撑开伞走了一会，昭萍也快步走了。知秋看到了地上的枪，舍不得丢，便别在腰后。又将那人身上的一个子弹夹、和一个有特务证件的皮夹搜了出来。然后将尸体拖到船舷边，推入了江中。

知秋出了趸船，到水边涮了手上和匕首、镖上的血污，快速潜出了码头。拉上坐着昭萍的黄包车就走。

昭萍虽说练武多年，但从未开过杀戒。她有些恶心，也有些后怕。知秋把黄包车拖进了一个弄堂。有个黄包车夫等在那里，接下了知秋的车和蓑衣。知秋和昭萍又走了一条街，换乘了一辆黄包车，在离住处两个街口下了车。

昭萍和知秋回到家中，告诉昭诚这里呆不下去了，后天就要离开上海。昭诚立即有种莫名的兴奋。他们连夜处理了文件，精简了东西。知秋经不住昭萍的责怪，把那家伙的特务证和枪埋到了复兴公园内的一块石头下。

他们对房东老太太说要搬家，付了房钱。在上海的最后一天，他们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昭萍实现对自己弟弟的诺言，带他一起到霞飞路吃了顿有洋叉、洋盘的真正西餐。昭萍对昭诚戏言：“小弟，这顿吃了，就要彻底和资产阶级诀别了啰！”昭诚一本正经地听着，很懂事地点着头。

餐后，他们叫了黄包车，直接去码头上船。

12 二号路线

1939年2月的一天，天晴着，但是很冷。下午三时，昭萍和知秋、昭诚乘坐一艘德国轮船离开了上海。他们是统仓票，打地铺。昭萍随身带着那本特别的书。

昭诚已知道他们此去是投奔新四军。想到自己会要去参加真正的战斗，他无比激动。

船刚驶出吴淞口，就遭日寇宪兵上船搜索。昭诚牢记着姐姐教的话，冷静地等着准备应对。

宪兵搜查进行了整整一小时。可能日寇这次搜查是有其他目的而来，重点检查的一、二等舱，还抓了人。对统舱却查得很马虎。他们紧张地熬过了这一关。

从吴淞口驶出大海后，心情放松多了，但立即就遭遇大浪滔天。昭诚略有些晕船，但很快就适应了。

这是昭诚第二次在海上航行，他不由想起自己来上海时那些可笑幼稚的幻想，现实的阴霾那么快就将梦境中的阳光遮蔽完了，而现在将要走进什么样的生活呢？他既兴奋又迷茫。在上海整天想着报国杀敌，但打日本是要拿生命做赌注的，他想到自己所听闻的战场、受伤、牺牲……要还没杀成鬼子就中了弹怎么办？……但做男子汉就不能怕的！

他忽然想起，田爷爷总是说，他耳朵特别大，像刘备一样。那么自己运气一定会特别好，所以不需要怕的。他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怂！要当个好样的！

船行两天多后，到达了浙江温州港。在登岸处，却是要过国军的检查关了，不过面对中国人还是叫人放松一些。昭诚听到查问的军官是一口湖北话，遇上了老乡，胆子竟陡然一壮。故意操着汉口腔大声问：“么事唦？”那军官听到绝无半点掺假的纯净乡音，竟笑了起来，还与他搭白了两句。他们便被放行了。

在温州顺利找到了设在那里的新四军兵站。接头后，休息了一夜，即被安排乘上了一艘小粪船。

粪船并不臭，或许徒有粪船外形吧。其实这是用来运送海外侨胞给新四军捐送的药材和物资的。昭诚拿眼光一扫，发现有两个竟是与他们从上海就同船的，他猜想是奔向根据地的革命青年。

小粪船行得特慢，每天两次登岸，在农家吃饭和睡觉。昭诚第一次亲口吃了地道的农家饭，睡了农家床。

整整行了一星期，小船才终于抵达了终点登岸，随即转搭上一部来接他们的、盖着篷布的卡车。

昭萍在上车前，见边上无人，突然问知秋：“你以前杀过人吗？”知秋回答说：“没有，这是第一个，但我相信绝不是最后一个。”两人不再往下说。

乘车到达了一个叫青田的地方，又在这里再次改乘一条小橹船，小船咿咿呀呀向前摇去，这回是驶向浙南的丽水。船小人多，摇摇晃晃，总叫人担心会翻倾，但总是有惊无险。

到金华县后，最后一次遇到国军检查。然后一路就没有遇到盘查了。

又步行走了一天一夜，经徽州、屯溪、黄山下的岩寺，到达了皖南泾县云岭的一个寺庙。

这里就是新四军军部的接待站！就这样，他们在地图上绕了一个大弯，共走了将近两个月。这时已经是1939年的4月了。

由共产党领导的、在南方8省13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于1937年10月，在苏南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将军希望新四军这个番号能继承北伐战争中“老四军[4]”的优良传统。新四军的军部就在云岭。离前线仅十公里，时常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

位于安徽泾县西25公里的云岭，东接泾云公路，西靠黄山，南依青弋江，北濒长江，风景十分秀丽。叶挺将军有诗云“云中美人雾里山，立马悬崖君试看”，此时他们身临其境，想到自己终于成功来到了新四军的地方，更是心潮澎湃。

一个来迎接的负责同志从寺外走进来，昭萍的心激动得嘭嘭直跳，终于面对真正的新四军同志了，到家了！再也不用警惕躲藏了！昭萍急切地取出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介绍信迎上前去。

那同志背着光，昭萍看不清他的脸，却是他先一声喊出：“曾昭萍！”

昭萍听到熟悉的声音，泪水差点夺眶而出，原来竟是他，韩铸仁！是当年在上海代表共青团组织接收她参加革命事业的、化名罗毅的韩铸仁。她一时不知道怎么称呼，颤抖着声音说：“罗……罗老师。”

韩铸仁笑着说：“喊我老韩吧，我又姓回我的本姓了。”

他接过昭萍递上的那本书，翻到书上的某一页，用棉花蘸上碘酒一擦，上面立即显出了蓝色的字迹。

他热情地说：“我代表军部欢迎你们，新四军又多了三位忠诚的战士。不过，你们要服从组织安排，三个人要被分开。这个小同志要先参加集训，你们两人也将到不同的部门报道。”

姐弟三人无法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新的战斗生活就要开始了。

除去在上海捐献出来卖药的四千多元钱，再除去近两个月的路上的用度，昭萍还剩下两千多元钱，她把它们全部交给了新四军。现在他们完全是无产阶级了。

“爸爸遭受到我的浩劫，一定会很困难的。”昭萍在心里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