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与国家的构建：理论透析

我们关于20世纪初期国家构建的失败、帝国主义的恶劣影响和旧网络崩溃的观点，主要凭借对治水的个案研究而得出来的。就本书——仅是一项对靠近大运河与黄河交会处的地区的研究——而言，这种选择毋需赘述。但由于已经做出了更广泛的论断，我对这种强调提供另外的理由，来结束这篇导言。具体说来，研究治水对围绕大部分关于国家构建的著作所最热衷的议题——赋课、征敛、加强法治化以及（特别是在20世纪的第三世界中）推动工业化——所进行的国家构建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

国家的构建和工业化对许多评价国家的回顾性分析——从“现代化”理论到“依附”及世界体系理论——是极为关键的；它们也被大多数20世纪早期的中国精英所崇尚，他们把这些努力视为中国幸存的唯一希望。最近的研究表明，20世纪早期的中国在聚积现代权力的资源方面，做得远远好于以前大多数史学家所认识到的程度。从县到中央，政府收入在各个层面上获得了飞跃。至少在某些地区，政府还极大地增加了对地方社区的渗透。

最近的研究还表明，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特别在推动工业增长方面，做得远远好于我们以前所认识到的程度。例如，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金融和交通——在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提出的中国国家未能发挥必要的现代作用的观点中，这是两个关键部门——实际上极具活力，一般现代部门的增长非常之快。本书第二章甚至展示了政府成功地推动了农业和工业中协同增效的变革。彼处论述的使棉农和沿海纱厂同样受益的新的棉花品种，既需要一种重要的农业推广的行动，也需要新的强制措施，来防止拾荒者运用其基于地方习俗的权利，去危害新的作物。新棉的种植，至少在黄运地区，证明国家为了经济发展，在影响基层社会方面具有惊人的能力。

政府的重大失败，似乎是在其传统使命方面——维护公共秩序和治水、救荒、军事防御——并集中在特定的腹地。由于这些失败对本来就已贫困的地区和通常对主要是货币经济以外，以及纳入国民生产总值（GNP）统计以外的那些活动（如拾柴禾）打击最重，这些失败可能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不大。不过，它们对大众福利和人民生活影响极大。最有可能的是，在“普通”人的眼中，这些失败对政府合法地位的损害，远远超过了政府在现代使命中所获得的有限的成功。可能没有什么农民会太多地关注工业化；甚至更少有人会认为政府收入的增加和对乡村的渗透对他们来说是好事。农民在什么时候和在多大程度上开始关注强大的国家防务，是有争议的，但对于1937年以前的农民来说，这不可能是重中之重；实际上，很少有人喜欢更加高效的征敛。

相比而言，防治自然灾害，可能更加契合于大多数农民的寄望。并且，正是那些在中国新国策中无关轻重的区域，农民群起抛弃了这个政权，许多人最终拥护共产主义革命。因此，我们对传统使命的强调，凸显了对那些留下极少叙述——关于他们是如何经历20世纪早期的国家构建的——的人民和地区予以特别大的关注的课题的重视，并有助于我们平衡对由核心地区的精英和外国人所撰写的关于中国努力加入到“发达”世界的资料的偏重；它甚至可能有助于解释20世纪中期中国所选择的新方向。

对治水的重视，也使我们把一向受到重视的课题——国家是如何榨取劳动和资源——的新材料，与对一个极其乏人问津的问题—1850年以后国家是如何作为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来发挥作用的——的分析合并起来。进言之，阻止水患——不像建立军队或甚至像建立工厂那样——是某种地方社区可能并确实经常由自己承担的事情。这些地方的行为，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基线，来衡量国家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比没有它——我们可以称之为行政整合的东西——更有效。在某些情况下，当保留所有以命令进行征敛的问题时，紧急状态下的国家构建，造成了一个大国丢失了一个孤立社区所具有的行政优势；结果，与被那些新经世派——及受其影响的历史学家——斥之为“浪费”的、清朝在实际事务中曾经做出的那些事相比，这种体制使用了更多的资源，为大众福利却做得更少。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国家把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后，黄运治理黄河的方法。在官僚编制外的非正式、无预算的组织产生了；这种体制使政府的开支减少，但却用去了当地巨额的非货币性资源，然而收效甚微。

这些事例也阐明了杜赞奇所说的“国家的内卷化”:国家对更多资源的盘剥、政府薪金（特别在地方层面上）支出的不断膨胀，却没有提供能够承担更多义务、有着更多尽职的人员或对来自公民社会的更独立的方面有所突破。杜赞奇的许多见解被我们的发现所证实。但是，一旦我们把国家作为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来观察，并观察它是如何解决新旧使命之间、核心与腹地之间的显著差异时，它的模型就需要进行重大的修正。当他用低水平的、政府雇用的“企业经纪人”这样一种新阶级和政府能力的衰退，来阐述所有遍及华北的更大的榨取时，我的证据显示，这可能是介于两种鲜明发展模式之间的常规画面。一方面，更多的盘剥已在事实上极大地改善了核心地区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腹地越来越为国家所忽视，并越来越缺乏更大范围行政整合的机会，这些机会存在于那些正经历着更大范围的市场整合的地区；腹地既承受更大的榨取（大部分是来自传统的掌权者）之苦，又承受着剧烈的服务衰退之苦。

因此，尽管明显地分为“现代化”和“依附”说的理论家们经常阐述帝国主义最坏的政治遗产，是使20世纪的中国（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一个无力推动其发展的国家，但是，承认它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来发展某些现代部门和区域，并转向观察在外国的压力下国家所采用的国策是如何挤压了其他政策和地理上的区域，或许更加准确。因此，当把更多的重点放在黄运本就存在的社会结构与国家旧使命的失败上，去理解“依附”与“世界体系”中的分歧时，也采用了这两种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见解：不同于认为某些国家（或地区）已经“现代化”了，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则没有，我们必须记住富裕和贫困地区都是现代世界的组成部分，一个地区的飞速发展，可能造成其他地区的停滞或衰落。

因此，对现代化建设中像治水这种传统事务变化的重视，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增长却没有减少穷困这种矛盾的现象——一种对后来的政治事件具有重大意义的矛盾现象。通过把传统与现代的使命并排放在一起，我希望提供一种既不轻视像国家和市场构建这样长期变迁、也不轻视对生活在彼时的人民福利和景象的叙述，并避免对全球的成败作无用的断言。这种断言在西方关于“现代化”和“依附”的著述，以及在借助中国“王朝循环”论的著作中非常普遍；后一个模型通常意味着国家的作为，是与它所有的使命和领土的变化相一致的。更确切地说，1850年以后的治水很值得研究，尽管它影响到各个方面，但基本上仍然乏人问津。

对水利的强调最终回到了国家构建与市场构建的相互依存关系上来。治水对于政府两个更加宽泛的使命——防止自然灾害和生态退化，以及为了交通而维持基础设施——是关键性的，这些使命基本上无法单独通过市场来完成，并且，它们还给经济的融合设置了限制。研究为什么属于基础设施的交通通常最好由国家来提供而非由使用者交费来赞助的著述汗牛充栋；落后或昂贵的交通显然限制了市场融合。抑制环境的退化也通常需要非市场手段，像针对造成群体问题的许许多多个人讨巧行为的规章制度。（例如，在黄运，砍伐公地上的树木非常普遍。）由于自然灾害的增加，环境问题可能不是在空间上就是在时间上限制了融合，从而使资源的移动更加困难，这让把资源投入到工程中以获取未来收益的做法更具风险。

最后，就一种不太严格的“给市场设置限制”的意义而言，黄运灾害频度的增加，抵消了与更广大的世界进行贸易的新机遇所带来的福利，并最终损害了为更大的市场而促进生产的政府。从这种最宽泛的意义来说，在新的政治经济中，边缘地区丧失的服务，可能有助于为另外一种国策搭建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