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 上海城市生态空间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

程进

摘要：生态空间的发展是对日益严峻的城市生态环境的响应，改革开放以来，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生态产品需求，上海城市生态空间经历了酝酿探索、规模扩张、结构优化、功能提升四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布局均衡、结构合理的“环、楔、廊、园、林”生态空间格局。上海正全力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需要将生态空间与城市品质内涵以及市民需求相结合。上海要进一步提升城市生态空间发展水平仍面临相关挑战，如生态空间建设管理的制度不全、生态空间供给需求的分布不均、生态空间规模增长的潜力有限。借鉴世界城市生态空间发展趋势，上海需要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样化制度创新，推动不同类型和功能生态空间的融合发展，创新城市生态空间规模扩张的方式路径，优化生态空间的组成要素，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绩效管理，推进上海城市生态空间规模和功能持续提升。

关键词：城市生态空间 规划 演进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传统的城市结构以人和经济社会要素流动为中心构建，这导致人与自然的距离不断疏远，城市生态空间布局与居民生态需求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提高城市的宜居性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共同议题。不论是早期的田园城市，还是近年来成为热点的绿色城市、生态城市，拥有合理规模的生态空间均是实现其城市发展目标的基础条件。城市生态空间作为重要的生态基础设施，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空间的规模、结构和布局均是影响其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的关键因素。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上海城市生态空间不断发展的四十年，“一双鞋、一页报、一张床、一间房”形象地反映了上海人均绿地面积的变化历程。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提出要建设令人向往的生态之城，完善市域生态空间格局仍是新时期上海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有必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生态空间建设与管理的发展历程，总结影响上海城市生态空间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面临的挑战，为新时期上海城市生态空间发展提供参考。

一 生态空间的发展是对日益严峻的城市生态环境的响应

2010年颁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城市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和其他空间四类。国土资源部于2017年发布的《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试行）》，将生态空间定义为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为主导功能的国土空间。因此，生态空间是有别于城市空间和农业空间的一类地域单元，具体到城市生态空间，是指城市地表人工、半自然或自然的生态单元所占据的并为城市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城市生态空间不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主要功能是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系统服务，具备公众可获得性，因而城市生态空间主要包括绿地、林地和水域等土地利用类型。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对生态空间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快速城市化对原生的生态空间产生破坏，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原有的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如“十二五”末，上海建设用地占陆域面积比重已达45%，逼近生态承载力的极限。在第一次至第二次湿地调查的十多年间，同口径比较下，上海市近海与海岸湿地资源减少545平方公里，湖泊湿地减少17平方公里，城市生态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虽然通过人工生态空间建设弥补一部分损失，但生态空间在规模和功能方面都受到削减。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也是推动城市生态空间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升，改善人居环境日益受到重视，建设大量的绿化园林工程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如随着城市的发展，上海城市绿地面积也由2000年的1.26万公顷增加到2017年的13.3万公顷。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也随之上升，持续、快速发展的城市经济也是城市生态空间发展的根本动力，城市化进程中积累的资金和技术也为更好地发展生态空间提供了保障。可见，城市生态空间的发展历程与城市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生态空间的发展是对日益严峻的城市生态环境的一种响应，分析一个城市的生态空间发展历程，有助于了解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作用关系，对进一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生态产品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二 上海市生态空间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空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生态空间也随之快速演化，形成“环、楔、廊、园、林”的城乡生态空间体系。

（一）酝酿探索阶段：1978～1990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一直是我国的工业中心，国务院在对1986年版上海城市总规的批复中，将上海的城市性质定位表述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因此改革开放初期上海仍承担着为全国提供工业品的重任，经济建设是城市的主要任务，生态空间建设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城市绿地等生态空间建设进展缓慢。

出于历史的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城市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这其中就包括城市生态空间。1978年，上海市区绿化面积为761公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0.47平方米，与城市的发展水平和市民的绿化需求相比，此时上海的生态空间规模和人均拥有量显得微不足道。此后的十多年间，上海每年新增绿地面积在200公顷左右波动，城市绿化覆盖率增长缓慢，到1990年绿化覆盖率仅为12.4%（见图1），总体上处于低水平状态。

此时期，上海城市生态建设以扩大观赏性绿地规模为主要举措，城市绿化滞后，总体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明确的生态空间建设框架，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城市生态空间建设处于摸索阶段。

（二）规模扩张阶段：1991～2005年

1991年，上海将生态景观园林规划与实施列为“八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开始从纯游憩观赏转向构建城市生态绿地系统，推进城乡一体的生态空间建设，开启了城市生态空间规模扩张的新阶段。由于城市建设对生态用地的占用明显，上海改变了传统的“见缝插绿”式城市绿地建设方式，推行“规划建绿”。该时期内，上海制定实施多项城市生态空间建设相关规划和政策制度，2002年公布的《上海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02～2020）》，从整个市域范围出发，按功能进行规划布局，提出城乡一体化、平面与垂直结合的立体绿化思路，推进各形态生态绿地功能更加明确和多样化，不断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该时期上海先后制定了《上海市金山三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1997）、《上海市闲置土地临时绿化管理暂行办法》（2000）、《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2003）、《上海市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2003）等与生态空间建设相关的政策法规，这些政策法规的出台和实施，推动了城市生态空间建设与保护的法制化管理进程，有力推动上海市生态空间的发展。

此后，上海按照“项目带动+规划引领”的思路不断扩大城市生态空间规模。上海以大型公园绿地为抓手，补上城市生态空间基础设施的缺口，先后启动并完成陆家嘴中心绿地、延中绿地、上海大观园、上海植物园、共青国家森林公园、东平国家森林公园、佘山国家森林公园等一批城市生态空间建设项目，1998年正式提出建设崇明生态岛的设想。该时期内，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由1991年的12.7%增加至2005年的37%，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1991年的0.83平方米增加至2005年的8.85平方米，城市居民生态休憩需求得到很大改善。每年新增绿地面积也在快速增加，1991年新增绿地面积仅214公顷，2002年之后每年新增绿地面积都在2000公顷以上（见图2）。该时期上海打造的生态空间格局可以概括为“环、楔、廊、园、林”，1995年，上海正式启动环城绿带建设，目标是在外环沿线建设环绕市区的大型绿化带，从根本上改变上海生态空间格局。2000年延中绿地开始动工，这是国内首次在特大型城市中心城区“拆房建绿”的重大创新举措，并开创了我国中心城区大型公园绿地全开放的先河，成为现代城市生态空间建设的典范。

（三）结构优化阶段：2006～2017年

经过前一阶段的快速扩张，上海市生态空间体系已初步形成，生态空间规模扩张趋于平稳，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由2009年的38.1%增加至2016年的38.8%（见图3），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上海市生态空间建设进入结构优化阶段。

一是优化城市绿化方式的组成结构。上海根据城市绿化的新情况和新趋势，制定了《上海市绿化条例》 （2007）、 《上海市屋顶绿化技术规范》（2008）等政策法规，通过完善立体绿化专项政策，推进城市立体绿化等新型绿化模式取得进展。

二是优化城市生态绿化的品种结构。建设市级“春景秋色”示范工程90个，在此基础上推广应用200多个色叶与观花乔灌木品种，仅2010年就在园林绿地中推广应用500万株色叶和观花乔灌木，打造春季繁花、夏荫浓绿、秋季色叶、冬阳落地的城市绿化景观，重点突出春季和秋季的景观特色，提高生态景观质量。

三是优化城市生态绿地的空间结构。该时期内重点推进绿地、林地、湿地的功能整合，以外环、郊环为主要环城绿带，建设郊区新城、新市镇绿环，并开始布局建设郊野公园，改变了一直以来生态空间以点、线为主的零散分布格局，规划形成全新的布局均衡、结构合理的生态空间体系。

（四）功能提升阶段：2018年以来

上海生态空间建设经过四十年的大发展，开始从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转向功能提升。从国家战略来看，“生态保护红线”作为国家战略，已正式写入《环境保护法》和《国家安全法》，2018年底前要形成生态保护红线“全国一张图”，按照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协调各类生态空间用途管控，城市生态空间管理需要响应国家战略要求。从上海自身发展定位来看，2018年1月，上海正式发布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到2035年，上海将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上海城市发展定位的升级，给生态空间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

为响应国家战略，2018年6月，《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正式发布，划定了包括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水源涵养红线等在内的六类生态保护红线，共计2082.69平方公里。后续工作将围绕确保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展开，加强生态安全管理（见表1）。市区公园、郊野公园、绿地及河湖水网等虽然没有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但同样实施分级分类保护和管理，维护其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服务价值。

为了与全球城市目标定位相匹配，上海将构建“双环、九廊、十区”的生态空间体系，建设崇明世界级生态岛。黄浦江两岸45公里公共空间全线贯通，实现了城市生态生活与滨江空间的融合互动，将生态空间建设与城市品质内涵、文化功能和市民需求相结合，提升城市生态空间功能。

三 上海市生态空间面临挑战

对照上海建设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的发展目标，上海城市生态空间在规模和功能上还存在不足，进一步提升城市生态空间发展水平仍面临相关挑战。

（一）生态空间建设管理的制度不全

生态空间规划目前在国家层面尚无统一的编制体系和标准规范，各地区在推进生态空间建设与管理的体制机制、管控模式和政策保障上处于探索阶段，上海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虽然2017年国家出台了《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试行）》，重点明确生态空间与其他类型空间的转用管理以及生态空间内部用途转化的规则与要求，该办法的实施还需要与国家空间规划改革、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等做好衔接，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已有的生态空间建设相关制度标准还未能涵盖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生态空间建设的主要专业领域，主要与土地利用密切相关，对生态资源和生态服务等方面的关注不够，难以真正反映城市生态空间结构和功能的重要性。对于长期存在的生态空间重建设轻管理、重投入轻产出的问题，还没有制定完善的城市生态空间绩效考核管理制度体系，使得城市生态空间建设与管理效率提升缺少制度约束和标准依据。

（二）生态空间供给需求的分布不均

上海市各城区生态空间在数量、总量上均有较大的差距，就城市绿地面积而言，上海市郊区绿地面积要远远大于中心城区，表现为中心城区生态空间总量不足、规模较小，并未与人口分布和经济活动形成合理配比。城市生态空间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按道路、河流或建筑物的周际规划绿地，而未能按人口稠密程度、环境质量等来规划绿地整体布局，这种分布格局难以充分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生态休闲需求。

上海各城区生态空间供给需求的分布不均衡，可以通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及公园平均游客人次的空间不匹配得以体现（见表2）。由于中心城区土地资源有限，中心城区可供开发为公园绿地等开放式生态空间的土地数量少，上海的公园绿地主要集中在郊区。2016年，中心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仅为3.9平方米，远低于上海市的平均水平（7.83平方米）。但中心城区由于人口密集，居民对公园绿地的休闲游憩需求旺盛，2016年，中心城区单个公园平均游玩人次达到180万人次，其他区单个公园平均游玩人次仅为40万人次，城市生态空间分布与人口的空间分布不匹配，中心城区和郊区生态空间供需不平衡，这为提升城市居民生态需求整体满足水平带来挑战。

（三）生态空间规模增长的潜力有限

在人工生态空间建设方面，自1998年以来，上海转变传统的“见缝插绿”城市绿化模式，推行“规划建绿”，结合市政建设、旧城改造、产业转移等，辟出成片土地建设园林绿地，城市园林绿地建设实现了突破性发展。上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从1995年的16%增加到2016年的38.8%。虽然上海的绿化面积逐年增加，但增长的潜力正逐渐变小。经历了绿地和林地的建设高潮后，近几年上海市园林绿地生态空间建设遇到了严重的土地资源瓶颈。图4反映了1995～2016年上海市新辟绿地面积变化情况，2003年以前，上海新辟绿地面积总体呈逐年增加态势，城市园林绿地建设不断加速。2003年之后，由于可供园林绿地建设的土地日益紧张，每年新辟绿地面积总体呈下降态势，大规模新增林地和绿地等人工生态空间的难度较大，增长潜力有限。

在天然生态空间保护方面，上海分别于1998～2000年和2011～2013年进行了两次湿地资源调查，根据同等类型和同等条件（起调面积依照100公顷以上的标准，近海与海岸湿地依照水深-5米的标准）的比较，上海第一次湿地资源调查显示湿地面积为319714.22公顷，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显示湿地面积为269195.09公顷，湿地资源总量减少了15.80%。特别是近10年来上海近海与海岸湿地资源显著减少，下降了17.85%。主要原因是滩涂湿地围垦、长江上游来水来沙减少以及海岸带侵蚀等。人工生态空间进一步增长潜力受限，湿地等天然生态空间面积在城市建设压力下趋于减少，完成生态之城建设在对城市生态空间规模增长的任务要求方面有难度。

四 世界城市生态空间发展趋势

世界城市生态空间发展充分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向往和对精神世界的追求，特别是在政府引导、企业参与、专业人士指导以及公众的参与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一）生态空间管理注重法制引导

针对性强的政策法规能够有效地规范和引导城市生态空间建设与管理。如《欧洲风景公约》促进了欧洲自然风景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并有效提升了风景园林行业的地位。新西兰的《资源管理法》则是解决与自然资源相关的分歧的重要依据，推动了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自然资源的监督和管理。在城市湿地生态空间保护方面，国外通过严格法律制度强化保护，如欧盟制定了《栖息地法令》《水框架法令》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自然保护地和水资源管理义务应纳入各国有关法律法规之中。美国在《清洁水法》中明确了湿地用途转化开发许可制度、湿地补偿制度，明确了湿地征占用平衡制度等内容。英国、日本有关生物多样性、生态空间保护的法律较为完备，使得城市生态空间建设与管理工作拥有坚实的法制保障。

（二）生态空间建设注重科技支撑

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城市生态空间建设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为满足更多的功能需求，发展生态空间的目的已不仅仅是满足审美或者生态服务需求，生态空间建设的内容更为丰富，需要借助更多领域的前沿技术，来提高城市生态空间建设与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在许多国家，科技进步带来生态空间建设与管理技术的革新，城市规划、建筑、工程、气候、环保、水利、土壤等学科专家参与到生态空间建设过程中，主要应用的技术包括：一是低影响施工技术，即减少生态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二是水资源综合管理技术，如英国可持续城市排水技术、澳大利亚水敏城市建设技术，旨在将城市河道水体、自来水、污水、雨水、中水等打造成一个完整的水循环系统，促进水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发展；三是城市特殊生境绿化技术，包括屋顶绿化、垂直绿化，最大限度增加城市绿色生态空间的规模；四是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将生态空间建设与光伏发电、沼气发电等技术结合，科学利用生态空间。

（三）生态空间形态注重贴近自然

城市是人类活动最为集中的空间单元，城市地上空间受经济开发活动影响较大，原生的自然空间几乎丧失殆尽，生态空间建设不可避免带有人工痕迹。由于未遭受严重破坏的原生自然生态空间具有自恢复能力，能够进行自我调节，改善自身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恢复原本具有的各项生态服务功能。城市生态空间主要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满足城市居民贴近自然的需求，因此，采取“近自然”手段开展城市生态空间建设与管理工作成为国外的普遍做法，尽量发挥生态空间的自我调节恢复能力，减少人工干预在生态空间建设与保护中造成的二次破坏，以追求城市生态空间与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美国、英国等许多国家的城市园林绿地建设中注意本土树种的使用，保护原生森林植被，仿造天然森林群落建造近自然园林绿地，城市河道整治过程中注重还原天然河道坡岸，维护城市生态平衡。

（四）生态空间功能注重多元融合

在世界主要国家，城市生态空间强调融合历史文化、休闲娱乐和运动健身等功能，使城市生态空间更加人性化。如法国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开展城市园林保护，基于城市园林历史文化脉络，充分结合世界园林演变趋势，综合运用现代技术营造新的城市生态空间可持续发展管理方式。典型的有巴黎的绿道和“历史轴线”，将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戴高乐大街等具有厚重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设施与城市公园连为一体，把绿色生态空间与人文棕色空间充分融合，成为城市建筑与生态环境相结合的典范。俄罗斯莫斯科的城市公园集多种活动于绿色生态环境中，包括节庆活动、博物展览、文艺表演、游戏娱乐等，公众还可以加入公园设施维护和绿化工作。

五 上海生态空间管控机制优化措施

推进上海城市生态空间规模和功能的提升，需要在空间上推进林地、湿地、绿地的融合发展，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并制定相应的保障制度和配套措施。

（一）制度保障：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

制度建设是推进上海市生态空间建设的重要保障，需要根据建设生态空间的阶段和进展，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样化制度创新，引导和约束生态空间保护管理行为。

1．不断完善生态空间管理法规体系

以制定地方生态空间保护管理法规体系为主要任务，其目的在于建立规范科学的生态空间保护管理秩序。

首先，根据上海城市生态空间建设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修订完善地方生态空间保护管理法规体系内容。重点解决垂直绿化等绿化类型面临的瓶颈和障碍，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和技术标准。根据城市生态空间的多功能性要求，更新城市生态空间建设的设计标准、评价标准和考核机制等，使城市生态空间不仅具有景观美化功能，还兼具预防自然灾害、净化空气等其他功能，兼顾城市的物质循环和生态平衡，通过兼顾城市多种功能的设计来提高生态空间的用途。

其次，制定生态空间融合发展的综合规划，有效衔接绿地、湿地、林地等专项规划，打破传统的规划分割，明确生态空间融合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标准，明确城市生态空间保护与管理的程序、行为准则，并将新出现的一些生态空间类型体现在生态空间规划之中。制定促进城市生态空间与区域自然保护协同发展规划，将上海生态空间纳入更大区域的自然环境网络。

最后，制定生态空间数据采集标准，监测生态空间的污染物去除率、不同品种植物生长情况、温室气体吸收率等数据，通过先进的数据模拟技术，为设计和建设多元功能融合的城市生态空间提供数据信息支撑。

2．构建生态空间建设公众参与机制和市场机制

传统的生态空间建设与管理多强调政府的权力和责任，这与现代城市治理不相适应，应建立全过程的城市生态空间建设与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一方面是加强城市生态空间信息平台建设，强化生态空间保护的信息公开，确保公众及时获取生态空间建设与管理相关信息，为公众参与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是拓宽生态空间保护的公众参与渠道，在一些重大的城市生态空间项目决策、规划、建设和管理过程中，通过调研、访谈等方式，了解公众的生态需求，征求公众意见和建议，发挥公众在生态空间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

在生态空间建设的市场机制方面，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的公益性质的生态空间建设模式在上海已面临巨大瓶颈，高额的建设成本使得政府能够投入到生态空间建设的资金愈发有限，生态空间的多元功能融合为构建市场机制提供了机遇。一方面，允许企业或个人在郊野公园等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外的大型生态空间进行体育、休闲项目开发建设，满足市民生态需求的同时满足其日常游憩、娱乐、餐饮等生活需求，通过项目营利保证生态空间建设、养护与管理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建立生态空间恢复治理市场化管理机制，引入专业化的第三方开展生态空间的治理和日常管护，提高生态空间恢复治理市场化水平。

（二）空间融合：多种类型和功能的融合

上海需要紧密结合地域特征和城市生态需求，坚持“系统化、精细化、功能化”方向，全力推动不同类型和功能生态空间的融合发展，构建与城市定位相适应的生态空间。

1．推进生态空间与耕地资源的融合发展

耕地除了具有农业生产功能外，也具有调节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功能。鉴于上海居民生态需求日益增加、土地资源短缺的客观现实，应推进上海市林地、绿地、湿地、耕地的融合发展。一是充分考虑适应全球城市发展的耕地生态空间保护目标，推进农田防护林体系（防护林、片林和植物篱）与生态环境建设，解决农田防护林及片林结构简单、树种单一的群落配置结构问题，优化乡村道路和田间道路的生态景观建设。二是将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绿地、林地、湿地的开发保护相统筹，提升耕地的生态景观服务功能，强化耕地的景观、生态服务和娱乐休闲功能，重视乡村和耕地的游憩价值，实现生产、生态功能的融合发展，将耕地由生产性单元功能拓展到生态景观镶嵌体功能，促进耕地与其周围沟渠、林地等生境要素之间的有机整合，提升耕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2．推进生态空间多元功能的融合发展

功能融合是国际上生态空间的发展趋势。以公园和园林绿地为主的城市生态空间是上海市重要的生态基础设施，也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构成，是实现上海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目标的重要空间保障。在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驱动下，上海的生态空间不能仅关注生态功能，在其建设与管理过程中还需要推进生态功能、游憩休闲功能、文化娱乐功能、科研功能、人文景观功能、经济功能等多种功能的融合发展，将生态空间打造为城市中最为重要的开放空间，在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发挥生态空间的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提供休闲活动场所等作用，最大化发挥生态用地类型的综合服务价值。

（三）扩大规模：多渠道扩大绿色生态空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城市生态空间建设经历了缓慢复苏到小步发展，再到快速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历程。随着城市建设用地的大幅增加，可用于绿化的土地面积日趋紧张，需要创新城市生态空间规模扩张的方式路径。

一是完善大型生态空间项目建设。郊区大力推进郊野公园建设，优先选择毗邻新城和大型居住社区的地区，以及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逐步提升郊野公园建设水平，完善郊野公园的配套服务设施，将其作为上海生态之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海与海岸湿地资源大量减少的情况下，适度增加人工湿地面积，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发挥湿地资源的生态效应。此外，还可通过栽种适当的湿地水生植物，模仿湿地生态结构，使水景既有湿地风光，又拥有湿地的“自净”能力。

二是推进立体绿化进程。针对中心城区生态空间高度稀缺的特点，以提升各类自然资源的生态服务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立体绿化建设，加快推动开放式的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上海市及各区政府共同出资给予屋顶绿化养护经费支持，对具备条件的房屋全面推进屋顶绿化和太阳能屋顶建设，建设利用屋顶的绿色农场，利用空置商务楼宇发展垂直农场，打造立体绿色城市，发挥其美化城市景观、降解大气浮尘、减轻雨洪压力、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生态环保功能，让城市融入绿色，让城市回归自然。

三是利用废弃地和闲置地打造生态景观。结合城市更新和城市现状值土地挖潜，将城市废弃地纳入整治范围，在住宅区周边规划建绿的一些道路与小区之间或者沿河的狭长地块，提高城区绿化率和品质，打造多样化绿色生态体系。优化自然生态资源的空间分布，构建以河流和道路为骨架，以公园、绿地为支撑，中心城区绿地、绕中心城区绿带、近郊区郊野公园、远郊区的湿地公园、生态保育区以及生态间隔带等相互贯通衔接的生态空间系统。

（四）结构优化：优化生态空间的组成要素

城市生态空间具有重要的碳汇功能，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最大化发挥城市生态空间的生态和碳汇功能，亦成为生态空间建设与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实现该目标则需要优化生态空间的要素组成结构。

一是优化城市园林绿化品种结构。提升城市园林绿地的碳汇功能要因地制宜选择植物品种，合理规划混交方式和生物产量，以新建生态空间的园林绿化品种优化为主要任务，提高生态空间的固碳能力。上海市新建生态空间物种结构的优化，从增加碳汇的角度考虑，固碳释氧能力较强的植物成为园林绿化的首选树种，如针叶树一般被认为要比阔叶树碳汇能力慢得多。生态空间品种结构优化主要与日常更新维护相结合，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避免为优化而优化造成的浪费。对于无特殊绿化品种要求的生态园林绿地，原则上均应完成绿地植物品种的优化改良，以提高生态空间的固碳释氧能力。

二是优化生态绿地群落结构。绿地群落结构也影响到绿地系统的碳汇能力。研究显示，现有群落的郁闭度提高到0.6的水平，上海城市森林的碳贮量和年碳固定量增加28.2%和22.6%，郁闭度提高到0.8的水平，碳贮量和年碳固定量的增幅达到52.0%和83.2%。因此，上海市在新建生态空间时需要综合考虑植被群落的结构优化，同时对既有生态空间逐步进行植被群落结构的改良。根据立地条件，选择不同树种，进行团块、带状或根据地形进行不规则混交，营造多样化的园林绿地类型和多树种、多层次搭配的景观结构，提高生态空间的碳汇能力。

三是优化生态空间的形态结构。改变传统的以物质形态规划为主、追求人工秩序和功能分区的生态空间结构建设，探索面向自然的城市生态空间规划方法，借鉴国外近自然的生态空间发展模式，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加强对生态系统整体性和生态过程健全性的保护和恢复，强调城市生态空间的生态适应性。

（五）绩效管理：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绩效管理

根据“性质不改变、面积不减少、功能不下降”的管理要求，上海需要构建差异化的生态保护红线考核体系，将考核结果作为提升生态空间管控水平的重要依据，为我国2020年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提供地方实践经验。

一是严格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确保生态用地只增不减。加强具有全球生态保护意义的沿海沿江滩涂湿地保护，持续推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打造长三角绿色生态廊道的重要节点。落实杭州湾、淀山湖、崇明岛等跨省界生态保护红线的规划对接、战略协同、专题合作，总结跨界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对接协调经验。

二是制定生态红线绩效考核制度。明确生态保护红线绩效考核的考核主体、考核对象、考核内容。搭建包括绩效计划制定、绩效计划实施、绩效评估、绩效反馈提升等在内的生态保护红线绩效管理流程。重点是将考核结果与改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工作相结合，改变重评比、轻诊断，重奖惩、轻改进的管理流程，促进被评估责任主体持续改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工作。

三是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监测平台。摸清市内各类生态保护红线的权属、规模、生态特征等基本信息，建立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基础数据库。对生态保护红线实施动态监测、定期评估，将监测评价数据作为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绩效考核的主要依据。建立生态保护红线信息社会化查询服务系统，提高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监督的公众参与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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