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商业周期中的制度激励、外部冲击与官员晋升逻辑：基于1978—2012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姚金伟 孟庆国 黄天航

摘要：中国经济奇迹令全世界着迷，政治商业周期理论对于理解“中国模式”大有裨益。鉴于政府主导性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影响，本文从中国式分权的制度激励和外部政治经济冲击双重视角考察了1978—2012年中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政治商业周期呈现显著的“三上二下式倒U形分布”特征，而这则同中国官员晋升逻辑密不可分，特别是同官员的政治流动密切关联。此外，研究也证实，对外部政治经济冲击而言，政治冲击的扭曲作用弱于经济冲击，而面对经济冲击时的政策差异则会对政治商业周期结构产生差异性影响。本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模式”以及改进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后续的研究将讨论中国政治商业周期中官员晋升逻辑的新特点。

关键词：中国式分权 外部冲击“三上二下式倒U形分布”政治晋升官员流动

一、导言

政治商业周期理论（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认为，政治换届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周期性规律，即政治家在选前通过采取有效的经济刺激计划营造繁荣的经济环境影响选民的投票抉择以谋求连选连任。经验研究发现，政治商业周期既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也存在于新兴民主国家。此外，还存在于苏联等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国家。政治商业周期产生的根源在于选民选举经验的不成熟以及选民和政治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选民对政治家的才能缺乏充分完整的认识，选民通过观察政治家的经济政策成效，以决定是否用选票支持其连任。经验研究进一步证实，政治商业周期现象尤其在中等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表现最为典型。

中国同样存在政治商业周期现象。理论上，政治商业周期强调现任政治家通过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干扰选民的投票决策以谋求连任，据此可推测，政治商业周期同政治家的民众支持度呈负相关关系，即拥有高度民意支持的政治家无须通过政策扭曲刻意营造有利于己的经济环境，只有当民意支持较低或者缺乏民意支持的政治家才需要通过政策干扰选民的投票决策。Kenneth（1995）通过对1961—1992年英国转移支付的经验分析证实了这个假设。对中国而言，相对于一般选民的投票，上级党委的提名直接决定了各级政府官员的政治生命，依靠突出的经济发展政绩得到高层领导的青睐和赏识对政治家的晋升至关重要。在中国，高层领导通过观察官员任期内的“政绩”，特别是直观、可量化评比的“大型发展项目”和GDP产值以确定提拔对象。由此，中国的政治商业周期本质上是各级政府官员谋求政治晋升的结果。

目前有四篇文章集中探讨了中国的政治商业周期现象。胡鞍钢（1994）观察到，从1977—1992年每次全国党代会或重要人代会召开当年或下一年，经济增长率都呈上升趋势，至少要高于上年经济增长率。据此，胡鞍钢认为中国存在“政策周期”（胡鞍钢称之为“政策舞蹈”），并以“政治动员冲击”加以解释。郭刚（2009）对1997—2002年中国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地方官员倾向在任期的第三年和第四年大幅增加财政支出规模以创造令高层领导“印象深刻”的政绩，进而谋求政治晋升。李义男（2011）观察到，1978年以后中国资本形成总额、投资、信贷、M2、通胀率等宏观经济变量同官员的政治换届之间存在显著的周期性波动，在此基础上提出“三期解释模型”。通过1983—2007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加以检验，他坚信以“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以及政府必要的宏观调控”为标志的“中国模式”是中国政治商业周期的根源。聂辉华等（2013）通过2000—2010年分省面板数据检验了政治周期对煤矿安全事故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两会期间，矿难次数及伤亡人数显著下降，但这是政府为维持两会期间的社会稳定而刻意控制生产的结果，而非矿区生产条件的改善。

尽管政治商业周期是探究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视角，然而既有的研究既未清晰概括中国政治商业周期的特征，也未解释中国政治商业周期的历史过程。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一切政治经济行为的解释基础。对中国政治商业周期的历史过程的解释要建立在1978年以后的政治经济制度变革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对“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下的央地关系”的思考。此外，转型过程中的外部政治经济冲击，特别是“六四风波”、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政治商业周期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对中国政治商业周期的分析应该建立在制度激励和外部冲击的双重视角下进行。众所周知，投资是中国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图1报告的是1995—2012年中国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其资金构成中，国家预算所占比例基本上不超过7%，而自筹金额及其他则均高达55%以上，最高者甚至超过80%，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此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中央项目占20%，且该比例逐年下降，最低至5.78%；而地方项目则占80%，且比例逐年递增，最高至94.2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央地关系和官员行为的重要研究视角。由此，本文将基于1978—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分省面板数据，从制度激励和外部冲击两个维度探究中国政治商业周期的历史过程。

二、文献分析和研究假设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在缺乏完全自由化、私有化和民主化的“渐进主义改革”中，逐渐由落后的计划经济转型为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并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学者们惊讶于“中国奇迹”，他们普遍相信，以财政分权为核心的政治分权是缔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然而对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经验研究却并不支持这种观点。进一步的研究结论令人震惊，Blanch和Shleifer（2001）通过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比较研究发现，经济分权的前提是政治集权，俄罗斯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控制力较弱，地方政府不存在主动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中国政治集权下采取恰当的地方经济分权，地方政府间的相互竞争有效促进了地方经济快速发展。诚如钱颖一（2002）所言，中国改革成就的关键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一方面，通过竞争和激励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改革对当权者而言是正和博弈，当权者的利益并未受到极大的损害，而且各利益主体之间整体上实现了“互利共赢”。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重要制度安排就是“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这是“中国式分权”的核心，更是“中国奇迹”的制度根源。

（一）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视角下的官员晋升激励和竞争

毛泽东时代后期，以财政分权为主导的地方经济分权拉开帷幕。在20世纪80年代，中央和地方财政实行“分灶吃饭”，财政包干制度赋予了地方在财政资源分配上的巨大优势。经济分权打破了中央经济的垄断，“分权让利”有效地激励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乡镇企业便是典型代表），扩大投资，推动经济高速发展。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一是投资的高速扩张带来严峻的通胀压力；二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下降”。两个比例的下降严重削弱了国家能力。经济分权带来了严峻的政治危机，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固。由此，1994年，中央政府推行了“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本质上是经济集权，尽管分税制改革带来了一些政策扭曲，但在当时无疑强化了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深刻影响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然而，特别要指出，分税制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制度安排，而仅仅是中央政府加强了政治集权和经济宏观调控能力，地方政府仍然享有极大的经济发展自主权。

尽管经济分权使中央政府面临严峻的宏观调控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丧失了对地方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控制，相反，中央政府通过控制地方官员的人事制度，强化了对地方政府政治和经济控制。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地方官员每隔5年定期更迭逐渐制度化，而且往往集中在党代会和两会期间举行。相对于毛泽东时期的政治忠诚，1978年之后的官员晋升更强调经济绩效和政绩。经研究证实，地方官员的晋升和经济绩效显著关联。中国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下的官员晋升激励，是刺激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有益于经济增长的标尺竞争，进而实现巨大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由此，“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是探究中国政治商业周期的制度基础。

然而在“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制度安排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偏好和政策选择，而且二者往往充满冲突：地方官员强烈的政治晋升意愿表现为规模庞大的投资建设项目，而这往往超出经济供给能力，造成“投资饥渴”，进而导致经济发展的“高增长，高通胀”。在经济分权的制度安排下，地方官员往往易于享受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积极效果，而无须承担“通胀压力”，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通胀成本统统成为中央政府的负担。中央政府需要借助强有力的宏观调控，通过审批大型投资项目、稳定货币流通以及调节物价化解地方政府过度投资所造成的通胀压力。由此，地方政府热衷扩大投资，刺激地方经济增长以谋求政治晋升，而中央政府则需控制和化解经济过热造成的通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投资和通胀上的不同政策偏好，乃至冲突，是理解中国政治商业周期的关键。由于中央政府依靠政治集权牢牢控制了地方官员的人事任免制度，所以中央政府应对通胀的政策又得以压过地方官员的“投资热情”，使得宏观调控的目标得以顺利实现。而地方政府在连续的扩张型投资之后，也会主动服从中央政府的降通胀政策，减少过度投资，给地方经济增长降温。据此提出研究假设1如下。

假设1：中国政治商业周期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默契的结果。中央政府通过控制人事制度，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在任内推动扩张型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并在任期末服从政府的降通胀政策，减少投资规模。因此，官员的政治任期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上服从“倒U形”分布。

（二）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外部冲击

除了“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制度安排外，中国政治商业周期同样不可避免地受社会转型期的外部冲击，其中表现最为显著的是“六四风波”、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然而，政治经济冲击的爆发并非偶然，外部冲击同国内外的经济活动密切关联。

“六四风波”尽管发生在国内，但超出了改革的制度安排和政治发展预期，因而对中国的政治商业周期而言，完全是一场外部政治冲击。胡鞍钢（1994）认为：“中国存在明显的政治周期，且与经济周期变化互成因果关系。经济波动直接诱发政治斗争和政治周期，政治斗争和政治冲突又加剧经济波动。”20世纪80年代“经济分权”的制度安排，激励地方政府热衷于推动“扩张型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导致通胀水平居高不下、失业率上升、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以及地方政府“恶性竞争”等严峻经济形势，并诱发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六四风波”后，中国遭受了严重的国际制裁，进出口贸易遭受严重冲击，伴随中央政府的经济紧缩政策，国内经济持续低迷，关于改革的质疑和争论不断。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坚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信心，中国经济逐渐走出“六四风波”的阴影，实现复苏和发展。

除了政治风波外，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政治商业周期也产生了强烈冲击。然而中央政府却采取了差异性的扩张性政策以应对这两场外部经济冲击：针对前者中央政府通过深化市场改革刺激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针对后者中央政府则推行大规模政府投资计划，以拉动经济增长。1993—1997年中央政府推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确保经济增长维持低通胀水平，实现经济增长“软着陆”；然而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外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遭受严重冲击，中央政府不得不转而推行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提高经济增长水平，2002年经济开始复苏。为应对东南亚经济危机，朱镕基总理通过推行市场化改革扩大内需，在进出口贸易萧条的情况下，减少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外来投资的依赖，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由“外向型”向“内向型”转变。2003—2008年中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整体保持中性，然而受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央政府推行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其中尤其以中央政府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和人民币国际化表现最为典型；但经济增长的恢复却是以恶化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为代价，并且使中国经济增长面临高通胀的压力。据此提出研究假设2如下。

假设2：中国的政治商业周期受外来政治经济冲击的影响。“六四风波”、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对官员任期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倒U形分布”产生差异性的扭曲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运用的数据集涵盖了中国31个省级地区1978—2012年的相关社会经济数据，经检验该面板数据高度平衡。这些数据皆来自官方公布的统计年鉴，由此可确保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重复性。本文所用全部数据均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其中，个别年份或个别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缺失，以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予以代替；个别年份或个别地区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缺失，以当年全国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予以代替。个别变量数据由于缺失不进入模型。综上，本项研究样本总量为1085，个别变量存在个别年份或地区的数据缺失。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人均不变价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扣除省际间人口差异以及年际间投资通胀差异，能够有效衡量1978—2012年中国31个省级地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真实水平。

2．自变量

如表1所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官员的换届逐渐制度化：全国党代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隔5年召开一届，党代会在年末召开，而全国人大则紧接着在下一年的年初召开；各级官员在各级党代会和人大召开期间实现大规模换届，且每届名义任期为5年。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年为换届第一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共完成七次换届，其中1978、1983、1988、1993、1998、2003、2008年为换届第一年，1979、1984、1989、1994、1999、2004、2009年为换届第二年，1980、1985、1990、1995、2000、2005、2010年为换届第三年，1981、1986、1991、1996、2001、2006、2011年为换届第四年，1982、1987、1992、1997、2002、2007、2012年为换届第五年。

3．控制变量

（1）基础性社会需求变量。大量研究表明，人口同许多经济变量普遍存在规模经济效应，而且当人口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会出现“拐点”。人口和人均实际GDP是经济分析中最基础的社会需求变量，具有高度的刚性需求。

（2）发展性社会需求变量。经济增长水平、城镇化水平和贸易依存度是衡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不同于人口和人均实际GDP，这三个变量可以有效反映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环境。

（3）供给变量。固定资产投资十分依赖财政资金支持，财政支出成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极为重要的制约要素。

（三）描述性统计

如表3所示，在本项研究涉及的中国31个分省1978—2012年的高度平衡面板数据中，人均不变价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人口、人口平方、人均实际GDP和人均不变价格财政支出存在较大的差异和波动，而经济增长率、城镇化水平、外贸依存度和自变量则存在较小差异且基本保持稳定。

四、回归分析

（一）模型设定

对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设定模型如下：

式中：i=1,2,3, …,31，单位为省；t=1978,1979, …,2012，单位为年；Y it表示人均不变价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D表示名义变量；Xit表示其他控制变量；α和β分别对应其系数；εit为不可观测的误差项，表示其他对人均不变价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产生影响而没有被纳入模型的因素。

（二）固定效应模型报告

表4报告了中国31个分省1978—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面板模型，并分别报告了1978—1992、1993—2002、2003—2012年的面板模型。对于面板数据，首先要通过Hausman检验判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认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是系统一致的，如果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那么就应该采用随机效应估计；反之，原假设被拒绝，则需要选择固定效应进行估计。在对估计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模型的检验值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远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显著不一致，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另外，由于本项研究涵盖了改革开放35年以来中国31个省，为控制时间和地域变量的影响，采用双向固定效应进行模型估计。

表4模型显示：①对控制变量而言，人口规模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样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而人均实际GDP、经济增长率、城镇化和人均不变价格财政支出同人均不变价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上呈显著性正相关关系；②对自变量而言，1978—2012年的模型显示官员的任期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呈现显著的“S形分布”，即官员换届第二年、第三年和第四年人均不变价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显著增加，官员换届第一年和第五年人均不变价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显著减少；③1978—1992的模型显示，官员的政治任期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呈现较显著的“M形分布”，官员任期的第一年和第五年人均不变价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显著增加，任期的第二年、第三年和第四年则出现波动；④1993—2002年的模型整体显示，官员的任期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呈“S形分布”；⑤2003—2012年的模型显示官员的任期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呈“N形分布”，官员换届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和第五年人均不变价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显著增加，官员换届第四年人均不变价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显著减少。整体看来，“M形分布”“S形分布”和“N形分布”均刻画了官员政治任期同固定资产投资之间所存在的“三上二下式倒U形分布”，即在官员的5年名义任期内，基本上存在3年固定资产投资扩张，2年固定资产投资衰减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官员任期和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形成的“三上二下式倒U形分布”深刻描述了“中国式分权”的制度安排下的中国政治商业周期。由于外部冲击的存在，“倒U形分布”在1978年之后的三个历史阶段具体演变为“M形分布”、“S形分布”和“N形分布”，其中1978—1992年的是“M形分布”受“六四风波”影响所致，1993—2002年的“S形分布”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所致，而2003—2012年的“N形分布”则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扭曲的结果。当然，从“M形分布”到“S形分布”再到“N形分布”，反映了中国政治商业周期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官员任期和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形成的“三上二下式”倒U形分布，是中国政治商业周期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逐渐成熟的表现，是理解“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的重要观察视角。

五、稳健性检验

中国政治商业周期中的“三上二下式倒U形分布”真实存在于1978以来的七次完整任期吗？考虑模型的稳定性，本研究将具体报告1978—2012年七次完整政治任期中官员任期和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分布。仍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表5报告了1978—2012年七次政治任期的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模型整体上证实了中国政治商业周期中“三上二下式倒U形分布”的存在。同时也可以发现外部政治经济冲击对中国政治商业周期的影响，其中尤其以1988—1992年和1998—2002年最为明显。相较而言，东南亚经济危机的经济冲击对中国政治商业周期的扭曲强于“八九政治风波”“三上二下式倒U形分布”使1998—2002年情况受到更强的扭曲。此外，观察1998—2002年和2008—2012年的模型，可以发现中央政府面对经济危机冲击时的经济刺激政策差异，致使经济危机对中国政治商业周期的影响呈现完全相反的作用：扩大内需的政策思路促使中国政治商业周期由“倒U形分布”转变为“正U形分布”；而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政策思路则进一步强化了“倒U形分布”，乃至形成了“N形分布”，中国政治商业周期表现更加显著。由此，剔除外部政治经济冲击的影响，中国政治商业周期在“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制度安排下基本上表现为“三上二下式倒U形分布”。

然而，中国政治商业周期的“倒U形分布”为何会表现为“三上二下式”呢？这涉及中国官员的晋升逻辑，其中特别与中国官员的真实任期和官员的异地任职制度密切相关。虽然当前中国各级政府每隔5年实现一次官员全面换届调整，但是由于现行的官员晋升制度和异地任职制度，官员的流动性特别强，各级官员的真实平均任期实际上远低于5年。既有研究显示：①对于省级官员（省长、省委书记，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区/市长，区/市委书记），1979—2002年28个省级地区，187位省/市/区委书记和157位省/市/区长平均任期是3.12年;1978—2004年中国30个省级地区（西藏除外）302名省级干部平均任期为3.53年。1978—2006年对中国29个省级地区（海南和重庆除外）的239位省/市/区长和 197 位省/市/区委书记的任期研究发现，省/市/区长的平均任期为3年，而省/市/区委书记的平均任期为4年。②对于市级官员，2003—2008年全国3035个地级城市（地区、州、县、盟）的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平均任期为 2.58 年，2006—2009年全国236名市级干部（新疆、西藏和海南除外）的平均任期为 2.62年。③对于县级官员，1994—2002年全国所有的县级地区（除四川、重庆和西藏）县长和县委书记的平均任期为 2.38 年。据此推测，中国各级官员真实的平均任期为 3 年。在名义任期的第四、第五年，官员面临外调任职，以克服“小团体主义”或“地方主义”。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制度安排下的官员晋升机制，激励各级官员依赖突出的经济绩效获得上层领导的赏识和器重以谋取政治晋升。而每次换届结束后，官员为谋求下一届的连任或晋升，过度倚重土地开发和城市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以在短期内累积“政绩”。由此，在官员换届新任期的前3年，固定投资均保持高速扩张状态；在第四年，由于官员面临外调任职，缺乏进一步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动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出现下跌；在第五年，由于新调任官员到任初期不太熟悉当地环境或者亟须巩固自身政治地位，难以提高工作效率，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大幅跌落。由此，中国的政治商业周期呈现显著的“三上二下式倒U形分布”，这与中国官员的晋升逻辑密不可分。

六、结论与讨论

中国政治商业周期是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理论视角，也是“中国模式”的重要观察视角。本文通过对1978—2012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①中国的政治商业周期是在“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制度安排和外部政治经济冲击共同作用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默契的结果；②剔除外部政治经济冲击的影响，中国政治商业周期整体表现显著的“三上二下式倒U形分布”；③中国政治商业周期中的“倒U形分布”之所以会表现显著的“三上二下式”特征，可能和中国官员的真实任期和异地任职制度密切相关；④对于外部政治经济冲击，政治冲击的扭曲作用弱于经济冲击，而面对经济冲击时的政策差异会对政治商业周期产生差异性影响。

基于以上统计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两点隐忧：①中国官员内部流动性的加剧可能诱发官员的短视行为；②官员外地任职制度对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冲击和波动。在当前官员的政治晋升制度安排下，对经济绩效的强调可能过度诱导官员的“唯GDP主义”，由此为了提高地区产值，“大改大建大招商”而轻视地区经济产业结构、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资源环境问题，许多地方由于“发展思路欠妥、发展举措过火”，非但没有实现理想的发展目标，反而诱发和积累了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影响地区稳定。值得欣喜的是，新一届政府特别强调干部考核“不能唯GDP论英雄”。但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晋升体制均已相当成熟和稳定，在此情况下，新一届政府如何深化改革，更好地推动社会转型仍充满了期待。另外，官员外地任职制度虽然可以有效克服“地方小团体主义”和“委托代理问题”，但也可能造成“政策短视”，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政策的稳定，造成重复建设或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由此，中央政府应以官员任期更迭和外地任职制度为突破口，进一步优化中国官员的晋升任职制度。

此外，对于中国官员的晋升逻辑，目前讨论的焦点在于能力和关系究竟哪个变量有更加显著影响？目前盛行的标尺竞争和晋升锦标赛，强调官员的经济绩效对于政治升迁的显著性影响，但是最新的一些研究却对此提出了一定的挑战。陶然等认为，完全契约性质的晋升机制与中国政治体制的内核不相容。一些实证研究挑战了经济绩效决定官员政治升迁的观点，强调关系网络对于政治晋升的显著性影响的一些工作也令人印象深刻。贾瑞雪等通过对1993—2009年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实证研究发现，与政治局常委共事越长，任内经济增长率越高，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绩效内生于政治关系。作为一种折中的观点，杨其静和郑楠认为，中国的晋升机制对参与晋升竞争的地方领导人有一个最低的经济增长绩效门槛要求，这意味着经济绩效竞争对于政治升迁是一场资格赛。本文仍强调经济绩效对于政治晋升的重要作用。对于中国政治商业周期中的官员晋升逻辑的新特点，将另辟文加以阐释。

The Institution Incentive, External Impacts and Political Promo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a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78 To 2012

Yao Jinwei, Meng Qingguo, Huang Tianhang

Abstract: The whole world has focused on China economic miracles since 1978, and Theory of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PBC）may help a lot to explain China Model.Considering government's fundamental role in stimulating economic increase by its direct or indirect investment, this paper studies Total l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from 1978 to 2012 with two views, one for institution incentive of China's decentralization, the other for external political or economic impacts.The empirical analysis concludes that China's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 show the obvious characteristic of“inverted-U style of three-up and two-down”as a whole, which has been closely connected with officials'promotion, especially their political mobility.Besides, to the external impacts, the economic impacts to China's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 matter much, meanwhile, different policies to external economic crisis play different roles.This paper helps to understand China Model and improve officials'assessment measures. The further study may focus on a new political promotion model of China's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

Key Words: China's decentralization; External impacts; lnverted-U style of three-up and tow-down; Political Promotion; OfficialsˋMo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