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关于无形资产的经济学基础理论

围绕无形资产的产生、发展、崛起和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发挥，经济学家们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不同的流派各自申述、各持己见，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理论又环环相扣，成为现代以西方经典论述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石。涉及本章所要探讨的无形资产范畴，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税收观点

熊彼特对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认识与凯恩斯有所不同，他所提出的创新发展理论从长远来讲，也许是世界经济摆脱危机的真正出路。

1．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无形资产的保护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第二章是“创新理论”的核心。在该章中，熊彼特提出，经济发展“并非是外部强加于经济生活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当熊彼特谈到这些“变化”时，他所指的是实质性的、巨大的变化，而不是在循环流转中所发生的微小调整。换个角度说，它就是经济循环质的变化，而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且在这里，这种变化必须是从经济体系内部自发产生的，也就是内生的。

熊彼特认为，虽然经济发展只是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但导致经济发展的原因要划分为内因与外因两种。他认为，仅从内因的角度就可以对经济进行充分的说明；但实际上，外因提供出来的具体数据，也会对经济运行产生巨大的影响，不容忽视。不过，相比较而言，外部因素毕竟是次要的，因此有必要将其与内部因素区分开来。与外部因素相对应，熊彼特把内部因素归结为以下三种。

第一，消费者嗜好的变化（在本书中，这与营销型无形资产有关）。

第二，生产要素的变化（在本书中，这与跨国公司的在华投资的内容有关）。

第三，商品供给方法的变化（在本书中，这与跨国公司的研发投入和供应链管理有关）。

第三个内因就是所谓的创新。这个是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中真正重要的因素。从根本上说，为了改变经济，“产生在质上是新的现象”，人们需要把业已存在的各种要素组成一个新的组合。正因为如此，熊彼特理论所强调的不是白手起家创造什么新的东西，而是以一种崭新而出乎意料的方式把现有的东西组合起来。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创新犹如生物的生死，有的将半途夭折，有的将持续很久。但无论如何，它都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因为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会为自己带来很多模仿者。这样，原有的创新方式便不可能再产生利润了。同时，利润持续的时间是与创新的性质、规模有关的。总之，世上没有永无止境的创新。这也说明了为何要利用知识产权法治来保护创新和无形资产所有权的道理。

2．熊彼特对税收支配作用的认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熊彼特比任何人都先意识到经济现实正在发生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所有交战国的经济货币化。1918年，他在一本德国经济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具有真知灼见的短文，文中指出：从现在起，货币和信贷将成为控制经济的杠杆。产品的供应和需求，都不再起控制作用。货币因素——赤字、货币、信贷和税收——才是经济活动和资源分配中的关键。

熊彼特对创新的强调和对税收支配作用的深刻认识涉及本书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内容：无形资产和税制。熊彼特对于创新和税收重要作用的先知性的判断，明确指明了在现代社会中创新和税收对于经济的重要作用。

（二）德鲁克的无形资产统治世界理论

德鲁克的思想深受熊彼特创新经济学的影响，但是德鲁克的学说与世界经济的当前发展脉搏更为接近。

1．无形资产统治全球经济

德鲁克在《转变后的世界经济》一文中指出，当前世界经济的基础结构已经从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为主的产业。例如，在半导体制造业中，70%以上是知识成本，劳力成本不超过12%。同样的，在制药产业中，劳力成本只占10%～15%，而知识——研究、开发和临床测试几乎占到了50%。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知识工人已经成为劳动力大军的重心。出口知识获取授权费、服务费和各类专利收入，会比出口产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无形贸易”日益变得重要起来，成为各国关注的重心。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对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那些正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比如中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2．生产集中化和研发跨国化

对于跨国公司，德鲁克认为，制造业经济正与传统的跨国企业设计模式发生正面冲突，在原来典型的跨国企业里，一家子公司总是尽量多地生产出它在当地销售的终端产品。但是，对于有效实现所有产品的最大产能来说，即便是像法国（甚至是像美国那么大的市场）也愈来愈显得不够大。尤其是自动化流程，正要求在更广泛的产品生产过程中实现集中化生产。

德鲁克在《变化中的跨国企业》（1985年版）中认为，研究和开发必须跨国化，研发工作必须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合格工作人员所在且愿意工作的地方进行。美国最好地维持了其竞争地位的公司和行业，都是那些很早以前就开展跨国研发的公司和行业。例如IBM公司和制药行业，克服了语言、文化和报酬等方面的重重困难，努力地往这个方向发展。它们的成功绝非偶然。

德鲁克认为，经济现实正迫使跨国企业真正转向一个跨越国界的系统。如果它们无法适应跨国化的经济现实，很快就会落伍。对于正在迅速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和越发走向分裂的世界政治，跨国企业必须成功地成为全球的桥梁，而无形资产作为跨国企业应对跨国经营风险的工具更加必不可少。

3．对德鲁克理论的评述

德鲁克关于生产、研发的国际化论断，指出了世界经济因素对于各个国家自主制定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性：它已经不再被视为一个无关紧要的外生变量，而是各国发展经济必须要纳入体系加以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德鲁克的理论深刻而富有洞见，为本书的论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可以说，本书对于无形资产崛起与税制优化的阐述，正是建立在上述理论基础之上的。

为了促进创新和应对无形资产崛起的问题，德鲁克建议：最突出的是确立新的发展概念和新的发展政策。……尤其是那些比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大得多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内地、印度、巴基斯坦等）就更是如此。

（三）新制度经济学与无形资产

1．关于制度经济学的一般论述

科斯在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这一著名论文中指出，企业的边界是可变的，可以收缩也可以扩展，限制企业扩张范围的因素是“交易费用”。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概念，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石。经济学家阿罗使交易费用概念更具有一般性：“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由此人们推出“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通过这一论断，科斯已经将权利安排即制度形式与资源配置效率直接对应了起来。

根据有限理性的假设，新制度经济学还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现实世界中，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对交易品所拥有的信息数量不对等。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第三个假定是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阐述，这是指人对自我利益的考虑和追求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求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也是人类社会各种制度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因为制度通过将外部性内在化，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的机会主义倾向。

2．制度资本与制度成本

陈志武认为，在制度经济学当中，制度机制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是决定制度优劣的标准。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我们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

3．对于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评述

制度经济学为本书的论述提供了多个方面的理论支撑。其一是交易费用的理论，有助于解释跨国公司为何偏向于在公司内部进行无形资产转让和使用，而不是将无形资产直接推向市场来获取其经济价值。原因在于，昂贵的交易费用使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发现过程代价高昂，从而使得在市场上交易不如在集团内部之间转让更为经济。其二关于制度资本与制度成本的探讨对于早日制定中国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如果跨国公司认识到，在中国法治范围内开展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那么无形资产的成本分摊、中国子公司的自主创新都可以在法治的轨道中有序开展；如果中国对此领域不能给予明确的制度进行规范和引导，那么跨国公司在这一领域开展活动，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就会“停止交易、不愿作出投资”，这对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都是非常不利的。这一理论也为本书将研究观点提升到税制建设的高度提供支持。也就是说，为了促进无形资产市场的深化，与未来经济空间的扩展，中国政府有必要对无形资产的发展趋势作出政策回应，在财政与税收上对其进行规范和扶持，否则会违背市场发展的规律，导致经济发展受损。其三是信息不对称倾向也可以用来解释和理解跨国公司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行为，正是因为跨国公司存在机会主义倾向，跨国公司与税务部门之间存在着对无形资产的信息不对称，跨国公司才有可能利用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来逃避税务监管，降低税负；而消除和减少信息不对称，有利于减少违背税务部门意图的恶性避税。

（四）博弈论与转让定价博弈

1．博弈论概述

博弈论研究的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在博弈过程中，个人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个人的选择，而且也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博弈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人们行为相互作用时，当事人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则是非合作博弈。

新制度经济学与博弈论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只有竞争，而且还有合作。撇开其他条件，竞争与合作是一对矛盾。因为人的有限理性与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原因，人自身不可能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制度安排能有效地解决合作问题。在博弈论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中，当每个囚犯都自私地行事时（不合作），两败俱伤是均衡状态，而通过合作和利他主义的行事，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囚徒困境”实质上对自由市场上“看不见的手”可以把个人的自私自利转化为某种社会最大福利的论断提出了质疑。若将“囚徒困境”模型纳入多次博弈，那么囚犯终究会发现，合作比“自私”更有利，同样的，“经济人”在多次交换中发现，遵从某种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自作聪明地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这时制度便会自发地产生。

2．对博弈论的评述

当前世界各国税务当局与跨国公司之间以及不同国家的税务部门之间，进行转让定价规范、监管与反制的内容正好是博弈论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世界各国与跨国公司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博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财政博弈，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走向“囚徒困境”，还是通过反复地博弈走向合作、发展共赢，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从对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论述来看，西方国家持续不断地努力构建围绕无形资产的转让定价霸权，既有待观察，也有待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去努力消解。正是因为各国政府都有扩大自身利益的需求，才使得跨国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管理既存在斗争，也存在合作的可能，国际间合理有序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制度的逐步确立才成为可能。

（五）对上述理论与思想的总体述评

熊彼特的理论为德鲁克的思想、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学说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渊源，并且深深地影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等人的理论构成。诺斯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的革新和构建才能将技术改进的成果巩固下来。只有通过这样的构建过程，人类社会才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这其中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它通过在社会中达成确认现行制度的共识起到了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本书提供了最基本的经济思想基础。

本书认为，上述思想对于中国社会达成对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重要性共识具有重要的启示，即只有首先在思想上对于无形资产在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共识，才有可能在财税制度设计的过程当中，从整体上把握促进无形资产积累、发展和开发的制度发展方向，在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税制的优化方面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