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中国的经济处在岔路口

20世纪末，中国宣布建立了一个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然而，改革尚未完全成功，国有部门仍然占据着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事实上，中国所具有的是一个“半指令半市场”的体制。在这样一个体制下，经济和社会问题不断增加，中国再次面临着一个有关未来方向的历史性选择。

4.3.1 半指令半市场经济与两条可能的发展道路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官员、行业领袖以及学者们决定，中国的中期改革目标应当是建立一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所建立的所谓的“政府引导的”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经济体内，政府承担了一个比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内还要重要的角色。世纪之交，中国几乎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

然而，与其他东亚国家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国家辛迪加”或“党—国有限公司”演变过来的，正如列宁和东欧学者们所讨论的那样。国民经济的“制高点”始终被控制在由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有部门手中。因此，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要比诸如当初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快速发展时期专制的唯发展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尽管到21世纪初大多数中小型国有和农村企业均已重组，且国有部门不再占据GDP的大部分，但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仍然由国家控制，包括大多数的战略行业如电力、石油、通信、铁路和金融等，这些企业的治理结构仍旧保留了其从指令经济时代继承而来的基本特征。

其次，各级政府掌握着重大的权力，控制着土地流动、资金以及其他重要的经济资源，且他们使用其可以随意支配的大量资源，通过支持他们所选择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来形成短期的GDP快速增长。

最后，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法律法规尚未建立起来，因此对权力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约束。于是各级政府官员常常通过审批投资项目、以行政许可来控制市场准入，以及控制价格等方式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

这种半指令半市场经济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发展道路：一是政府会逐步减少其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其在宏观经济管理和在市场缺乏时提供公共财产等方面的作用，因而这种制度就会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二是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会持续加大，国有部门垄断组织的权力会继续扩张，因而这种经济体就会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很难避免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的改革者都清楚地意识到了制度的不足之处。其实，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指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制度障碍”。为克服这些障碍，全会通过了决议，号召进一步推进改革以改善市场经济。

然而，随着经济似乎走向了繁荣，当权者们却越来越不愿意放弃他们的权力而坚定地实施改革。因此中共中央的2003年决议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改革步伐放缓的另一个原因是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中，反对市场的“左”倾思想总是能够占上风，20世纪结束之前，腐败的蔓延以及贫富差距的加大，导致了早已被广大中国人民所抛弃的“极左分子”意识形态重新出现。一些旧制度的支持者们声称，当前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由于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所引发的，并寻求采用极端的方法——类似“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些常见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中的问题。

结果，在世纪之交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不仅不能有所改进，反而退化成为了国家资本主义。这突出表现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所赋予“强大政府”的角色是以所谓的“中国模式”为主要特征的。

4.3.2 以“强大政府”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

21世纪伊始，国家主义的兴起和城市化的加剧是有直接关系的。依据中国的法律，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而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就意味着政府能够以极低的价格获得土地。利用这一体系，各级政府都获得了价值数万亿元的资产，极大地加强了他们的权力和国有部门的力量。

此外，由于重组国有企业的法律框架在世纪之交是不透明的，且由行政权力主导，于是有些有强大背景的人就得到了获取巨额公共资产的机会。这种情况为法律规则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但由于错误的宣传和对有影响的官员将公共资产私有化普遍不满，许多人就反对只会加强国有部门的进一步改革。

2006年12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布了新的措施以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包括要求国有部门“保持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绝对控制”，如军事、电力、石油和石化、电信、煤炭以及民航和船运等行业。此外，国有部门应当“保持对基础和支柱行业及领域内的重要骨干企业的相对较强的控制”，包括设备制造、汽车、电子、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学工程、勘察设计以及科学技术等九大行业。此后，国有部门的力量在有些行业和地区出现上升，而私营部门则出现下降，同时国家控股企业和国有企业对中小型的私营企业进行了收购或兼并，因此进一步强化了国有部门。

随着国有部门的加强以及国家干预的增加，一种反对法律、民主和市场导向的改革的替代方案，称为“中国模式”，开始得势。其主要特点就是，市场由一个强大的政府“驱动”，由国有部门引导国民经济。据说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奇迹”, 2010年高速铁路的开通，以及重庆15%左右的GDP持续增长，它还能让中国经受住全球金融危机的暴风骤雨并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但本质上，它就是强大政府干预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或专制的唯发展主义。

2009—2011年，“中国模式”的概念开始产生影响，因此“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摆在了中国人民和领导人的面前。

实际上，尽管取得了一些短期的经济效果，但国家资本主义和专制的唯发展主义并没有改善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

经济方面，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日益增长的灾难性微观和宏观经济后果：专制的唯发展主义对强大的政府，大型国有企业和大量投资的依赖。

2003年以后，各地大量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并要求向重工业方向转移，以期促进GDP快速增长。短期内保持高速增长当然是可能的，但从长期来看，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最近几年，这种增长模式已经造成了资源枯竭、能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等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同时，国民经济中的投资率已经保持在了50%左右，而工人工资则增长缓慢，消费支出作为GDP的一部分则大幅下降（图4-3）。为创造更大的外部需求，2005年之前，政府采取的政策是避免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升值，而从2005年7月开始，政府采取了缓慢升值的政策。为控制人民币的升值步伐，央行购入了大量的外汇，同时向体制内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从而导致了M2/GDP的快速上升（见图4-4）并形成了资产泡沫，特别是在房地产方面。

此外，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供应逐渐出现以及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逐渐赶上发达国家，为保持高速增长，中国必须越来越依靠创新来应对从投资驱动型增长向效率驱动型增长的转变。如果无法迅速克服体制障碍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就无法避免出现发展速度急剧下降的情况。

在社会方面，由强大政府推动的增长已经引发了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严重的寻租文化导致了腐败的迅速蔓延，在有些地区和部门，官位的买卖甚至已经成为正常的事情。依照一位经济学家的估计，在中国，“灰色收入”在2005—2008年差不多翻了一番，几乎达到GDP的15%。这种灰色收入大多是来自与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寻租以及占有公共资金及其他收入等相关的腐败。

第二，虽然作为GDP其中一部分的投资增加了，但作为国民收入其中一部分的工人工资却出现了长期的下降，工人的各种形式的收入增长都放缓了。这就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根据李石的估计，2003—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5上升到了0.48；排除抽样误差（主要是在高收入人群中）后，这一数字为0.52（李石与罗楚亮2011）。即使如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中国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3年就高于0.47，人们依旧普遍认为还是过高了（见表4-4）。

旨在刺激增长的政府干预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混乱以及官员（或者说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冲突更加激烈，同时加剧了社会动荡。如果不加快法律、民主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步伐来避免这些问题更加恶化，中国就可能会在从国家资本主义到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