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出版文化与出版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念

中国出版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文化热”在出版界的反响。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比传统研究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新的研究模式。文化研究更加注重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场，打破各学科自我封闭状态，尽管它不可能取代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但是在文化研究的刺激下可以使这些学科表现出新的创造力”。出版文化研究一直是业界持续关注的一个领域。笔者曾经于2014年3月7日以“出版文化”为主题词检索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共检出633篇文章，源期刊（CSSCI）中刊登出版文化主题论文最多的为核心期刊《出版科学》的59篇，其次为核心期刊《出版发行研究》的53篇。从人类历史长河考察，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出版业必然积累形成了自身的文化遗产，出版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已得到政府和学界的关注，如今上海和北京分别在筹建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和中国出版博物馆。出版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活动目前还缺乏相应的基础理论框架，本章尝试系统地进行理论思考，综合性地探析出版文化、出版文化遗产及出版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内涵和外延。

第一节 出版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一、何谓出版

“出版”一词是从日语里借用过来的，中国人最早使用“出版”一词的是1897年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的笔谈。直到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制定公布《出版法》时，“出版”一词在中国还没有普遍使用，“出版”一词总是与“刊行”“刊印”甚至“出贩”等词相联系。现代词汇中的出版（publish），意指把书刊、图画等编印出来后并使之流通，向公众发行。出版的三个环节是编辑、印制和发行。

出版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出版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从产生之日起，其主要功能就是记载、传播和积累人类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思想、知识和信息，文化特点很鲜明。

出版对于社会的推动作用，归根结底在于出版物积累了人类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先进的思想，并且加以扩大传播。人们一经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和进步思想，就能使生产力得到提高，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有文字之前，人们继承前人的知识与经验，主要靠口头、实物和简单的符号进行传授，其传播的范围狭小，速度缓慢，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传授的内容越来越不准确。有了文字特别是有了出版物以后，知识和经验就可以扩大以及迅速地传播。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出版发展的基础，而出版物的传播又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

出版分为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传统出版是指以传统印刷技术为基础的纸张出版。传统出版经历了雕版印刷时代的刻板与印刷，现代印刷的“铅与火”光与电”，进入“0”和“1”的数字出版时代。数字出版是人类文化的数字化传承，它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流媒体技术、存储技术、显示技术等高新技术基础上，融合并超越了传统出版内容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出版产业。数字化出版是在出版的整个过程中，将所有的信息都以统一的二进制代码的数字化形式存储于光盘、磁盘等介质中，信息的处理与接收则借助计算机或终端设备进行。它强调内容的数字化、生产模式和运作流程的数字化、传播载体的数字化和阅读消费、学习形态的数字化。数字出版在中国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很快，目前已经形成了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等新业态。

手机出版属于数字出版的范畴，为传统数字出版转向智能数字出版的一个重要标杆，也是传统数字出版以移动网络、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为基础，结合互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流媒体、云存储等先进的科学技术，整理、优化、加工原有版权内容的一种出版形式，为用户主要呈现的方式为手机App（软件应用）。

把握了“出版”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利于把握出版文化与出版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为出版文化遗产保护的功能与边界的确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何谓出版文化

关于出版文化的内涵，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李白坚在《20世纪中国出版文化的两个视角》一文中指出，所有被称为文化的东西，都是被人所创造的并被打上了人的精神烙印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现代的、古代的器物以及出土的文物统统归于文化的麾下；我们也可以把思想、意识、风俗、习惯放在文化学中进行研究；我们还应该把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的行为以及一切出版的古今中外的书籍，统称为出版文化。

周涤尘在《编辑道德责任的理性自觉与出版文化体系的建构》中指出，文化是历史得以记载并永远承传、发展的纽带，是人类超越动物性的依据和成果。出版文化是社会总体文化的一个分支系统，它是社会精神成果经过特定程序的语言、文字、音响、图像、造型等手段，用印刷、电子或其他复制技术制成图书、报刊、录音、录像、图片、缩微制品或机读件等形态，传播于世的社会认知体系和社会规范体系。

朱以青在《出版文化及其历史传承》中指出，一般而言，出版是人类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精神内容制成各种出版物的重要活动，其目的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进行思想交流。出版文化则是在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上产生的观念以及出版活动的反映。

黄凯清、熊玉莲认为：出版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出版观念，以及在出版观念制约下的出版活动，由出版活动所产生的出版成果及其影响等三个方面的总和。

张辉冠在《改善中国出版文化的生态环境》中指出，出版文化是指体现在图书、刊物出版过程中的一切文化影响和文化表现。其中既有社会文化作用的因素，亦有作为劳动主体的出版工作者（编辑、装帧、校对、印刷、营销等）文化观念的影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作用和影响通常具有倾向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文化体现了社会发展的综合化趋势，要求人们必须重视出版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意识以及与科学、美学等文化观念等相互关系的研究。

杨小岩在《论文化出版和出版文化的发展》中指出，出版文化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文化与出版的历史结合，一方面大大加强了文化自身的建设，不仅使文化的本身保持了永恒的魅力，而且为文化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大大促进了出版业的繁荣，不仅给出版业的合理存在注入了深厚的底蕴，而且为出版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并最后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出版文化体系，成为整个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向新阳在《试论出版文化》一文中指出，出版文化横亘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大社会范畴，跨越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个文化领域，涉及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两种生产方式。出版文化既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传播和积累人类文化的重要媒介，又是发展人类文化的必要条件；既是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

李健在《论转型期的出版文化》中指出，所谓出版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的出版活动中所生成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价值观念、活动目标、行为规范、传统风气及其载体的总和。出版文化是社会文化大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和家庭文化、学校文化、社区文化等都是一种社会亚文化形态。然而，它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亚文化形态，是通过出版活动来生产和传播文化的一种文化形态。以出版价值观为统领的精神文化部分是出版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决定着出版活动中生产和传播文化的方向、路径和实效，也是凝聚出版从业人员的思想纽带。以政策、法律、规章制度、岗位行为、品牌形象、内外环境等为代表的精神文化的载体则是出版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精神文化产生实效的通道和支持。可见，出版文化是由其精神文化及其载体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

姚慧在《中国出版文化体系建构》一文中指出，出版文化是伴随着选择、复制、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出版过程而产生与发展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及其载体的总和。同时，出版文化内部不同要素各自发展，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构成完整的出版文化体系。出版文化的三个部分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

周斌在《从出版文化视角探寻伪书的根源及其遏制途径》一文中引证指出，研究者们用“制度—心理—物质”三层文化观来观照出版文化，并进一步将出版文化分解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若干层面，包括“出版主体的出版观念”“体现出版观念的政策法规和道德规范”“指导出版实践的组织机构”“出版信息处理技术和出版手段”“出版成果及影响”等。

杨军在《出版文化研究：理论、现状与范式》中指出，出版与文化密切相关：出版既承担着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重任，又是文化产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出版活动中形成的出版文化，是出版人按照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确立的出版观念，以及与出版观念相适应的出版制度、出版机构、出版设施、出版物及其影响等的总和。出版文化既是一种历史遗留，也是一种现实创造；过去人们创造了出版文化，今天人们仍在发展着出版文化。出版文化是一种集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观念与制度在内的整体性文化。

肖东发、杨琳在《一门年轻学科的坚实足迹——近20年我国出版文化研究综述》中指出，出版文化兼具精神和物质属性，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出版理念以及在出版理念指导下所形成的出版群体、出版实践、出版成果及社会影响的总和。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出版文化内涵和外延的观点阐述是很充分的，概括起来，笔者认为可以将出版文化分为三个部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出版文化的内涵是伴随着选择、复制、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出版过程而产生与发展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及其载体的总和。同时，出版文化内部不同要素各自发展，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构成完整的出版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