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茨先生，他死了

长期以来，人们对康拉德总有一种错觉，或者说有点过度的好意，把康拉德想成是复杂微妙人性的探勘者发现者，很可能《黑暗的心》这部书的命名更在不那么认真读他小说的人群中加重了这个神话——其实康拉德真正令人惊异的是他的简单，我们已然不相信到遗忘了的简单，就连《黑暗的心》这部他比较麻烦的书也没有那么多后来现代主义式的心理学成分，这本书写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另一颗巨大无匹的心，那就是非洲，格林所说但每一个看过地图的人都早已发现“形状像一颗人心”的黑色大陆，而不是书中那个语焉不详如一抹鬼影子的著名库尔茨先生。

我个人以为，康拉德最好的作品集中在他的前期，或应该说集中于海上，尤其《吉姆爷》和《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这两部；但我个人同时有个接近信念的坏习惯，我喜欢在一个作家没那么成功、通体完美的作品里找线索，相信这样的作品告诉我们最多事情。

《黑暗的心》完成于一八九九年的十九世纪末最后一年，也就是海明威、纳博科夫和博尔赫斯这三位后来文学巨匠出生那一年（很难想象这三人是同年所生吧，因为他们的作品的确显现着不同的时间感，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论时间是介于《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和《吉姆爷》两书之间，这本来是康拉德最得心应手的书写巅峰时刻，但这却是一趟突然岔了开去的特殊航程，一艘不一样的船，一种不熟悉的航行方式，一些不同品质的人，指向着一个前所未有的目的地，仿佛预告了日后登陆上岸的晚期康拉德；而我们从小说发生的空间来说，这里既不是海洋也还不算陆地，而是衔接两者的一条河流，正正好是海洋和陆地中间的暧昧过渡地带。

用伍尔夫所说的朦胧感、不确定，以及某种令人困惑和疲惫的幻灭云云来讲《黑暗的心》无疑是相当准确的，在这里，负责说故事的马洛仿佛一开始就陷入沉思，不大像整理个人一己的回忆，倒像是努力想解开某种虽然已发生、但真相犹躲藏于眼前黑暗深处的困惑，因此他的心思和目光漂得更远，好像得乞助于更多也更遥远的他者记忆才行。马洛从一千九百年前的罗马人讲起，讲的是那些训练有素而且在海洋上纵横自如的船队水兵（亦即他们这个族裔的品质精纯先人），如何第一次溯彼时蛮荒的泰晤士河上陆，如何开始面对他们所全然陌生的河岸、沼泽、森林、野人，以及寒冷、雾、暴风雨、疾病、放逐和死亡，“潜伏在空中，在水中，在树丛，他们在这里一定像苍蝇一样在死亡”。

这极可能不是说故事技艺的类比手法，而是一种尝试解答的方式，或至少是一种处理和安置。康拉德是相信人某种恒定素质的老时代之人，当眼前的人性走得更远、脱逸得更难辨识，总是越逼他往更老、更原始的地方找寻。

但这里困惑太新也太多了，难以收拢出秩序来。因此，《黑暗的心》遂和稍前的《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以及稍后的《吉姆爷》大大不同，不是康拉德式以海洋为舞台的一出严谨、封闭、步步为营带着相当控制意味的人性戏剧，倒像是一部游记，开放、未知前头凶险、宛如《神曲》第一部分那样的游记。康拉德自己曾经讲，“在《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中我描写的是一群人的心理，表现自然的某些方面。但他们面对的不是海洋的问题，它仅仅是在一艘船上发生的问题，与陆地纠葛完全隔离的状态使它带有特殊的力量和鲜明突出的色调。在我的其他小说中主要研究的是一个特殊的人，或一个特殊的事件。”然而，《黑暗的心》结果所呈现出来的主体却是原来作为背景或舞台的航程本身，该说它篡夺了人还是它抓住了康拉德令他无暇处理人，这个故事里，人只是幽灵般、鬼火般飘忽的存在。

吉姆爷是个特殊的人，一个正直、勇敢、有荣誉感却偶然在一场船难中犯正直、勇敢、荣誉错误的人，马洛就从这场船难讲起，像个已完全知道结局和个中奥秘的说故事人，他有条不紊地告诉我们吉姆的每一步重建具体事迹，到他最终被土人爱戴称之为吉姆爷的完成，还为着护卫再一次扑面而来的正直、勇敢、荣誉试炼而心甘情愿赴死，连昔日那场船难“所欠一死”的债务亦圆满偿还，这是康拉德对海员品质的真诚颂歌（伍尔夫语），亦是古老史诗英雄总要走一趟的漫长试炼之路，只不过当下的职业身份换成了水手而已；《黑暗的心》里头也有库尔茨先生这个特殊的人，但这回马洛知道的好像也并不比我们多。库尔茨先生是殖民地的内部驻所主任。库尔茨先生一定会升为经理总管这一切。库尔茨先生是代表同情、科学和进步的伟人。库尔茨先生会毁了这里。库尔茨先生是土人的王土人的神。库尔茨先生他病了疯了。这每句话都是孤立的而且是扁扁平平说出来的，在传闻交错背反的呼之欲出风雷之中，康拉德完全束手无策，就是没办法给我们任何一桩稍稍具体可感的事迹，遑论串接起来乃至于解释，库尔茨先生的存在于是像碎片一般，或好听些，像泼洒在天空零乱的星点。

但要说康拉德对库尔茨先生不加处理则显然不是事实，他努力试过了，事实上还用力过猛，只出来一堆在外围打转的空洞情绪字眼和删节号、惊叹号，尤其库尔茨先生在船上忽然死去那一段，大概是康拉德式典型败笔的极致，春秋为贤者隐，这里我们就别引述了。于是，库尔茨先生遂成为一个空白，一个等于未处理的原型，一个小说文学记忆的诱人之谜，由康拉德私人提出，遗赠给文字共和国的后代公民集体继承，它由私产转变为公共财。

“库尔茨先生，他死了。”小说末尾由经理的差童探头报讯的这句话，于是谶语般把全部力量原原本本保留下来，封印起来，重新埋回小说的大地。日后，诗人艾略特《空心人》（The Hollow Men）一诗便以这句话作为全诗题词，这告诉我们许多事。

如此拙劣失败的处理怎么还会有如此迷人的力量呢？当然，力量不来自技艺的失败，它产生于处理之先，是本来已经在那里的东西，拙劣的处理不足以破坏它，康拉德宛如画蛇添足的那一堆形容词感叹词不过像其上乱长的杂草，某种程度掩盖了它，让某些性急或粗心的人因此忽略了它，却也给了某些眼尖的人另一种寻找发现的自得乐趣；或者说，力量不来自那个解释失败的康拉德，而是源于仍让现代小说奇特保有恢宏史诗样态的康拉德（尽管不甚自觉地生于他个人独特的生命境遇和执念），史诗大剌剌的力量本来就不从精巧灵智的小小解释而生，它甚至如本雅明和卡尔维诺讲的根本不解释，解释是你听者读者自己才该做的事，它只展示一个巨大的世界如展示广阔的天空，展示其中不寻常的重大人物和事迹如同把夜空最光亮的星辰点燃起来，其余的就让它依然留在朦胧的黑暗之中。多疑的现代小说质疑这个巨大世界的存在，也不信任这样的疏阔大言，要更细部、更精准地寻求解释并确认其意义，也就不得不一并放弃这个素朴的说故事方式和因此而生的简单巨大力量，倒是心智年龄较轻、较不世故的诗保留了一部分这样只发现、只展示而不解释，只让两个东西相遇而不找寻联系的手法，我们前面所说艾略特《空心人》援引“库尔茨先生，他死了”这句只说出事实的话正是如此，也提醒我们康拉德的小说有一部分可能更适合当诗来读。

现代小说一路径往精细处走去，但丧失了和巨大世界必要联系的精细很容易变得琐碎，变得有点无聊，有点“关我什么事”，不禁让人想到中世纪经院时代那些大神学家倾尽毕生之力争论一根针尖上头到底能站多少个天使；而更让人不舒服的可能是，现代小说往往在事物的起点和终点之间密不透风地塞进了太多解释，尤其是心理学式不可靠却森严排他的解释，最坏是变成一条因果铁链，把起点当成因，终点当成果，而不是时间之流上两件各自独立的事，两个各自带着自身的偶然惊异、彼此可连接可不连接有无尽可能关系的点，小说于是像是个证明过程，而不是个故事、一趟遭遇，或成了和我们生命经验不甚相干、仿佛某个实验室为某些特殊目的打造的东西。因此，无需具备足够的小说专业知识，我们作为读者的不舒服之感，其中一部分往往只是我们源于生活经验本身的自自然然察觉，知道事情不大对劲，不真的如此单调但又如机器般精密且环环相扣，十年前某一天的我和此时此刻的我毋宁只是时间关系，十年时间一言难尽但绝非有个果报之神如影随形盯住你一举一动的关系，操弄我们可怜一生的，比较像莎士比亚笔下那三个命运女巫，无来由捣蛋作弄，而不是基督教义那种会计师式、国税局式地追踪每一笔交易纪录再汇总成一纸巨额补税通知或法院传票吓死你；也因此，我们另外一部分的不舒服是我们感觉到束缚，我们某些自由遭到侵犯，小说没带起我们的想象飞翔起来，没触发那些因现实唯一的实现而只能存留我们心中的其他无尽可能，反而牢牢捆住这唯一的实现让所有栩栩如生的可能窒息掉灭绝掉，小说还不让我们遗忘或至少帮我们从过去的伤恸和不堪记忆走出来，小说所揭示的世界于是比我们已经够单调的现实唯一世界更窄迫、更荒凉、形态上更像一条隧道，既不张望也不慰藉，而慰藉和张望曾经是我们从他者的故事里所得到的两个珍贵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