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审判的监狱

监狱是个罪恶之地，或至少是个奇怪的地方，尽管对于我们这些善良守法或懦怯或走运的社会公民而言，它的存在正常合理到压根想都不会去想，但对于那些置身其中的不幸或活该人们，这却是逼你想东想西的一处强迫思考之地——统计学的巨大数字所告诉我们，古往今来数以亿计之人进过监狱这一事实及其普遍性，丝毫不减损它对单一个人的特殊性，以及真实的作用，这是一个古老又古怪的数学悖论。在此地，生命被逼入了小小一方死角，我们曾经拥有和理应拥有的那些东西，包括法律所应允我们的、历史和社会文明所应允我们的乃至于生命本身所素朴应允我们的，一样一样被冻结、禁锢、取消和剥除；而且，时间的意义及其模样在这里也变了，它截去了过去、阻断未来，把时间扁平化为某种“永恒的当下”，长而空洞而循环不变的当下，人孤独地被抛掷其中，总要想出个道理、想出个出口或至少得靠想这想那好打发无聊的漫漫时光，所以我们有契诃夫、有葛兰西、有布朗基、有王尔德、有司马迁和周文王姬昌云云。事实上，人类还据此发明了地狱不是吗？就算想象另有出处另有灵感，但起码其物质基础和经验细节是此地借来的不是吗？

《正午的黑暗》也是一部监狱之书，开始于老革命家鲁巴肖夫的半夜睡梦中忽然被捕，结束于他审判认罪之后的后脑勺两枪，场景几乎没更换过，除了一些脱逸出去的回忆，奇怪那业已不存在的，反而是全书仅有的几处有温度有色彩的画面。

关于监狱，库斯勒本人无疑是有够丰硕的第一手经验材料，但《正午的黑暗》意不在此，这本书有更迫切更特殊的任务，它专注地凝视并试图解释一个看来极不合理却反复出现的骇人事实，请注意这里，不是谁忧心的推断，而是一再重复的事实，那就是——在斯大林全面整肃的极权打造过程中，那些不乏出生入死实战经历、挨过迫害、忍过酷刑、死亡都屈服不了他们的硬汉般老革命同志，忽然全变成一只只软弱温驯的绵羊，不反击，不答辩，最奇怪是他们完全配合演出审判的荒谬剧，主动承认加诸他们头上的莫须有反革命罪名（多年后相关机密资料出土证明全系诬陷），不仅没生物本能地保卫自己性命，就连自身最后一点荣誉乃至于尊严也抛掷不顾（前者可能不操之在手，但后者是做得到的）。

人类历史上诸如莫斯科审判的不义审判多矣，我们晓得，通常这反而是受迫害者的专用舞台，是慷慨陈词以明志的回光返照时刻，留下最多超越了死亡才可能痛快讲出来的历史证言。也因此迫害者总想尽办法回避公开审判，如今天大家所熟知切·格瓦拉的迅速处决，以免审判实质意义的必然颠倒；相对的，从被统治者、受迫害者的角度，争取到公开审判，一直被视为人权历史的重大进展。然而，这一批老革命者却逆向地选择“默默地去死”，最后讲的是“我向国家，向群众，向全体人民跪下双膝”这么卑微不堪的话，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这些人在监狱中等候死亡缓步但必然到来的绰绰有余时间里，他们究竟都想些什么？是如何看待自己这即将盖棺的一生并做成这么不可思议的最终决定？

人不畏死，以死亡来恫吓是徒劳而且笨的事情。很明显的，关键答案所在的地方，不是外部的死亡和肉体酷刑的狞恶胁迫，而是人心，受迫害者的独特心理；我们应该追问的问题是，他们究竟在保护什么？还有什么比人的生命、荣辱、尊严乃至于最后那一点是非真相更重要？或换一个角度想，到底存在一个什么东西，会让生命、荣辱、尊严和是非真相全变成这么可牺牲、这么无所谓？据此，库斯勒在书前那段制式题词便显示了沉沉的重量和宛如封印着的秘密了：“本书中的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决定他们行动的历史环境则是真实的。尼·萨·鲁巴肖夫这个人的一生是所谓莫斯科审判的许多受害者一生的综合。作者认识其中好几个人。本书谨献给他们作为纪念。”

决定他们行动的历史环境是真实的，意思是，这不是某一单一个人的不需理由胡思乱想，鲁巴肖夫不是个特例，他的奇特抉择和行动相当程度而言是被“决定”的，被某一个历史现实里的巨大东西抓住并驱使。因此，《正午的黑暗》不是一部所谓的心理分析之书，人心的奇特变化源自某种历史环境，源自某个外于人而且大于人的怪东西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