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以来就有情欲性犯罪和逻辑性犯罪。刑法典以预谋加以区分，倒是相当方便。我们处于运筹预谋和完善犯罪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罪犯们不再是手无寸铁的儿童，他们以爱为辩解的理由来开脱。相反都是成年人，他们的托辞无可辩驳：这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哲学，甚至可以把杀人犯变成法官。
《呼啸山庄》（1847）中的希斯克利夫[1]为拥有嘉瑟琳，没准会杀遍全球，但他不会想到说谋杀是合理的，抑或用某种妙计加以辩护。他完成谋杀之时，正是中止其全部信仰之日。这意味着爱的力量，是性格使然吧。爱的力量不同寻常，谋杀尚属例外，因突显其破坏性。然而，一旦不讲特性，人们赶紧给自己找个说法。罪行一旦被推理，恰似道理本身那样繁衍不息，变成三段论的各种格，正如呐喊那般孤独，也像科学那样通用：昨日受审判，今日成法规。
我们不必为此而动怒。本散论的意图是再一次接受当今现实，即逻辑犯罪，以及明确审视辩护理由：权当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一种努力吧。或许人们会认为，一个时代在五十年内使七千万人背井离乡、遭受奴役或惨遭杀害，只应并首先受到审判，然后需要理解其罪状。在那幼稚的时代，暴君铲平一个个城市，为了彰显其赫赫荣耀，绑在胜利者战车的被奴役者在欢庆的城市中列队游行，当着被召集的民众的面把敌对分子扔给兽类撕咬，面对如此率直的罪行，良心可能是坚定的，评判可能是明确的。然而，自由旗帜下的奴隶阵营，以人类爱心为由的屠杀或超人的风尚，在某种意义上，终究操纵不了评判。每当罪行被无辜的战利品掩饰，都是由我们时代固有的奇怪颠倒黑白所造成。于是，这种无辜竟被要求提供辩护的理由。因此，这部散论的抱负权充响应并审视这种奇特的挑战吧。
关键在于要知道无辜一旦起作用，是否会情不自胜地杀戮。我们只能在属于我们的时刻，在围绕着我们的人中间行动。我们将一无所知，只要不清楚是否有权杀死面对我们的他人，抑或是否有权同意他人被杀。既然现如今一切指向凶杀的行动，直接的或间接的，那我们就不能在弄清楚是否或为什么必须处死他人之前行动了。
因此，重要的还不在于追本溯源，而在于知道如何采取行动，既然当今世界就是这副样子。在主张否定的时代，审视自杀问题可能有益无害。在充斥意识形态的时代，很有必要规范凶杀问题。假如凶杀有其自身的道理，我们的时代和我们自己咎由自取。假如凶杀没有道理，我们便是陷于疯狂，没有别的出路，要么重整结果，要么改变方向。不管怎样，我们必须在本世纪（二十世纪）腥风血雨和嘈杂喧哗中明确给自己提出的问题。这不，我们与此问题休戚相关。三十年前，人们下决心拼杀之前，竭力否定，以至以死相许来否定。上帝偷奸耍滑，大家跟着弄虚作假而我本人呢，生不如死：自杀是症结。如今的意识形态只否定别人：唯有别人一手遮天。于是开戒杀人。每天清晨乔装打扮的凶手溜进单人囚室：谋杀成了症结。
两个推理相辅相成，更确切说，是与我们相关的，非常紧密相关，以至于不再让我们有选择的可能。然而，问题一个接一个选择我们，那就让我们被选择吧。本散论旨在围绕自杀和荒诞观念对谋杀和悖逆进行业已展开的思考。
然而，目前，这种思考只给我们提供一种观念，即荒诞观念。而荒诞观念转过来只给我们端上涉及谋杀的一种矛盾。荒诞感，一旦有人从中引申出一条行为准则，便至少使凶手变得满不在乎，故而可以下手了。假如人们什么也不相信了，假如任何东西都没意义了，假如我们不能肯定人们可以为焚尸炉拨弄火焰，正如献身照料麻风病人。玩世不恭和美德善行便成了偶然为之或任性而为。
于是人们决定无所作为，这至少等于接受他人凶杀，只保留调和地哀叹世人不完善的权利。人们还会想像以爱好悲怆音乐替代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命无非只是一个赌注。到头来人们自行采取一个行动，却不是无所为而为之的。为此，由于缺乏指导行动的优越价值，人们必然投向立刻生效的行动。根本不在乎真与假，好与坏，规则将是表现得最有效，即最有强力就行。这样，世界将不再以正义与非正义来区划，而以主子与奴才来划分了。因此，不管人们转向哪一边，以否定和虚无主义为核心，凶杀拥有其特权的地位。
有鉴于此，我们若主张采取荒诞姿态，就必须准备杀人，从而肆无忌惮迈向逻辑，进而我们必将认为忌惮是虚幻的。当然理应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但终究比人们想像的要少，凭经验判断得出来。不管怎样，借刀杀人总是可能的，习以为常嘛。所以，假如真正从中获益匪浅，一切就可一了百了。
然而，假如人们采取的姿态表明谋杀时而可能时而不可能，那么逻辑就不可能得逞。因为，荒诞分析以其重要的结果使凶杀行为变得无足轻重之后予以谴责。确实，荒诞推理最后的结论是唾弃自杀以及维系世人质疑与人世沉默之间的对峙。自杀意味着这种对峙的结束，而荒诞推理认定只有否定自身固有的前提才可认同。故而这样一个结论要么是逃避，要么是解脱。不过显而易见，与此同时，这种推理承认生命是唯一不可或缺的财富，既然生命恰好允许这种对峙。这不，没有对峙，荒诞筹码便会失去支撑。尽管说生命是荒诞的，意识却需要活龙活现。不肯明显弃绝爱好舒适安逸，怎能为自己保全上述荒诞推理的专有特惠呢？一旦这种特惠名正言顺地被承认，便成为天下人的特惠。人们若拒绝承认自杀是一种凶杀，那就不可能认同杀人与自杀是有相容性的。一个深信荒诞观念的智者或许承认命定性自杀，却不至于认同推理性自杀。其实杀人与自杀是一码事，要么同时认同二者，要么同时否决二者。
同样，绝对虚无主义更容易倾向于认同逻辑性，同意自杀的合理性。我们的时代之所以轻易承认凶杀，自有其道理，是因为对生命的冷漠，恰好是虚无主义的标记。可能有过一些时期，求生的激情强烈得快爆炸了，也造成犯罪性过激行径。但，这些过激行为就像极度享乐所引起的创伤，不是那种单调的范畴，即不是靠一板一眼的逻辑建立的。按照这种逻辑，万物均衡相等，进而把我们当代抱有的自杀价值推至凶杀合法化的极端后果。同时，这种逻辑在集体自杀中发挥至顶点。最为罪恶昭彰的是1945年希特勒的世界末日。自我毁灭对那些疯子算不了什么，他们猫在洞穴里早已准备好死亡的压轴戏。重要的在于不是单独一人自我毁灭，而在于拉一帮人跟自己一起死亡。从某种意义上讲，孤独自杀的人还保存某种价值，因为很明显，他并不自以为有权支配其他人的生命。其证据在于他从未为了支配别人而运用可怖的强力以及利用赋予他决定死亡的自由：一切孤单的自杀若非出于怨恨，在某种程度上讲，倒是宽宏大度抑或蔑视人世。但以某种名义蔑视人世。世人之所以对自杀无动于衷，是因为自杀所包含的概念是世人并不具有的，抑或有可能使世人不至于无动于衷。人们以为一切随着自己毁灭了，飘走了，但从这种死亡本身重新产生一种价值，也许值得人们经历一番。因此，绝对否定还未被自杀汲尽抽干，只能被绝对毁灭，即自我和他人的绝对毁灭而汲尽抽干。至少，人们只能在趋向那种令人感到惬意的极限时才可体验得到。此时，自杀与杀人是同一范畴的两面，这种智慧的苦果，与其在有限的人生状况中承受，不如在天地共亡之时承应黑色狂热。
以同样的方式来讲，倘若抹煞自杀的理由，也就不可能认为杀人有理：我们不是半吊子虚无主义者。荒诞推理不可能同时既保全言者的性命又接受他人的牺牲。一旦承认绝对否定的不可能性，即以某种方式活下去，第一件不可否认的事情，就是他人的性命。这样，让我们以为凶杀向我们确保既可以凶杀又不可以凶杀，把我们抛入矛盾之中，让我们手无寸铁去阻止凶杀，或力不从心为其辩护：威胁者和被威胁者一股脑儿被卷入整整一个狂热的虚无主义时代，然而又被拖入孤独之中，尽管手握武器；义愤填膺，话语却卡在喉里。
然而，这个根本性矛盾不可能不与其他众多矛盾同时显现，只要有人声称继续处于荒诞之中而忽视其真正性质，这种性质本身就是体验过程，一个出发点，即笛卡儿怀疑论在人生中的相等物。[2]荒诞本身就是矛盾。
荒诞本质上就是矛盾，因为想要维持生命的同时排斥价值判断，而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呼吸即判断。说什么生活是永久不息的选择肯定不对，但也不可想像缺失一切选择的生活，反倒很确实。从这个简单的观点来看，荒诞立场在行为中不可想像，将其表达出来也不可想像。弥合谈何容易。建立在无内涵基础上唯一的一致性态度就是沉默，假如沉默转过来也不意味着什么。完美的荒诞竭力默不作声，假如张口说话，那就是自鸣得意，抑或像我们将看到的，也自认昙花一现。这种自鸣得意，这种自我欣赏，显然标志着荒诞立场浓厚的模棱两可。从某种意义上，荒诞意欲表达世人处于自身的孤独中，则正是让世人面对镜子活着。于是初始的痛苦很可能转变为心情舒畅了。人们那么无微不至关切的疮疤最终居然令人赏心悦目了。
我们当中不乏大师向荒诞挺而走险，但到头来，用以衡量他们的伟大，则是他们拒绝因荒诞而踌躇满志，只保留荒诞所提出的苛求。他们摧毁一切，是为最大多数人，而非为最少数人。诚如尼采所言：“那些蓄意颠覆而非创造自己的人是我的敌人。”尼采，他也颠覆，但意在创造。他赞扬正直，痛斥“像猪一样”的享乐者。于是，为了避免自鸣得意，荒诞推理找到了弃绝：拒绝分散精力，走向赤贫，决意沉默，奇怪的悖逆苦行。兰波唱出“有趣儿的罪恶在街道泥泞中呐喊”之后，他跑到哈勒尔，只为了抱怨去那儿过无家可归的生活。对他而言，生活是“人人演出的闹剧”。但在弥留之际，则向自己亲姐妹喊话：“我将入土，你呀，你却在阳光下行进！”
荒诞，被视为生活规律，故而是矛盾的。荒诞既然向我们提供不了可以使凶杀合理化的价值，还有什么好大惊小怪呢？况且又不可能把态势建立在幸运的感动基础上。荒诞感是别类情感中的一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么多思潮和行动被染上荒诞感色彩，仅仅证明其威力和合理。然而一种情感的强度带动不出其普世性。整整一个时代的错误在于从一种绝望的动情出发提出或自以为提出了行动的普世规律，其固有的运动，作为激情，就是超越自己。巨大的痛苦犹如巨大的幸福，可以出现于一种推理的初始，作为求情者出现，却不可复得，也不可保全于推理始末。因此，如果说重视荒诞感受性是合理的，如果说诊断在自身以及他人所发现的苦恼也是合理的，那么在荒诞感受性中以及由其假设的虚无主义中，除始发点之外，不可能发现被体验的批评，以及在生存层面上的怀疑论相等物。之后，必须打破镜子中的固定变幻，进入由荒诞自我超越所引起不可抗拒的运动。
镜子被打碎，没有任何东西能帮我们回答本世纪的问题。荒诞，如同怀疑论，翻天覆地，使我们陷入死胡同；但也恰似怀疑论，可以回归自身的同时，指引新的探索。于是推理以同样的方式继续进行。我呐喊，我什么也不信，一切皆荒诞；不，我可不能怀疑我的呐喊，至少我必须相信我的抗议吧。在荒诞体验中，我首先得到唯一不言自明的道理，就是造反。我被剥夺了一切善恶知识，被迫急于杀人或同意杀人，我可支配的只有这种不言自明的道理，还因我身陷苦恼之中而越发相信这个道理。造反产生于无理性背景，面对非正义以及不可理解的人生状况。但造反的盲目冲动诉求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在流逝消失者的核心中树立统一性。呐喊，诉求，想要中止丑闻，最终让至今不断呐喊的一切固定在海洋上。造反者操心的是改变。然而改变，就是行动，而行动明天将是杀人，而造反者并不知道凶杀是否合理合法。造反恰恰酝酿的是世人要求合法化的行动，所以造反者必须自找造反的理由，既然不可能从任何其他东西中找得到理由。因此，造反派必须自我审视，学习驾驭自己的行为。
造反，形而上的或历史性的，经历两个世纪，大可值得我们反思。历史学家，单独一个历史学家，便可声称详尽表述种种学说以及随之接踵而来的运动，至少应该可能从中找到一根导线。本书以下章节仅仅提供几个历史方位以及一种解读构想，这并非唯一可行的构想，况且远远说明不了一切；但可部分说明方向，而且几乎整体说明我们时代太过越轨了。本书所追忆的惊人历史是欧洲傲慢的历史。
无论如何，我们只有对造反的势态、奢望、征服调查清楚后才可提供造反的理由。在造反的业绩中也许含有荒诞不能向我们提供的行动规律，至少涵盖关于杀人的权利或义务方面的情况，说到底，使人抱有某种创新的希望。人是唯一能拒绝现有生活的生灵。问题在于要知道这种拒绝是否只能导致人毁灭他人及其本人，是否一切造反必须以普遍杀害为依据而一了百了，抑或相反，是否虽不奢望不可能的清白无辜，却可能发现一种合理犯罪的本原。
注释
[1]系英国女作家爱米丽·勃朗特（1818—1848）的著名小说：主人公希斯克利夫原是该山庄老主人捡来的一个吉卜赛弃儿，长大后竟与主人的独生女儿嘉瑟琳相爱，因受其兄阻挠未遂而出走他乡。三年后致富归来，仍与已婚的嘉瑟琳热恋，而她面对无望的爱情郁郁寡欢而凄然去世。但仗势欺人的希斯克利夫虽无情整治了老主人一家，但并未感到丝毫幸福。在施加残忍的报复手段之后，便自我了断，去另一个世界与嘉瑟琳会合了。加缪试图通过这个故事说明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反压迫反剥削与争自由争幸福之间的斗争，即开门见山点明“情欲性犯罪”和“逻辑性犯罪”并行不悖。
[2]笛卡儿认为，在通过自明的事实树立确信以前，对一切公认的观念和意见必须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