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20世纪末开始，在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对于纳粹德国的理解，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转变。本书收录的是以往发表过的文章，这些文章既对这种转变进行了描述，也对其做出了评述。已知的一些重要转变为研究和写作带来了新的内容。第一个转变就是历史研究中的“全球性转变”，这是随着20世纪末以来在社会、文化和经济领域出现的全球化进程而发生的。俾斯麦在19世纪统一德国，人们往往从现代德国这一漫长的历史背景中去审视第三帝国；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从更广阔的国际化甚至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看待第三帝国，将它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一部分，而第三帝国想要统治世界的欲望则是建立在德国人追逐帝国梦想这一更加深远的传统之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忽视了食物供给和粮食短缺的影响，对此我们也只能从全球性层面去理解。纳粹在东欧的政策主要是基于希特勒对美洲大平原殖民地的想象而制定的。诸如克虏伯和大众汽车这样的公司不仅仅是德国企业，它们也在全世界范围内运作。书中的一些文章谈及了新视角所带来的益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

这和历史研究中视角的转变是联系在一起的，即越来越多地把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放在一个更加广泛、跨越国界的背景之下，不仅要考虑它如何与其他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相互联系，也要考虑它如何受到更大范围地区的发展形势的影响。比如，最近的研究认为，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借鉴了从俄国到法国、从意大利到土耳其等许多国家的传统，而不是像过去认为的那样，它完全是德国智识传统发展的结果。渐渐地，历史学家们不再把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为看作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而是认为这与发生在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的种族灭绝行为有相似之处。这时，视角的改变再次带来了益处，但是它也越来越多地涉及本书中某些文章试图指出的阐释问题。

近来兴起的第三个研究领域——对纳粹社会展开的研究——更是如此。在过去的15年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提出，纳粹德国似乎是一个依赖广大民众的支持和赞许，而非警察的恐怖和胁迫而存在的政治体系。书中不少文章对这种看法进行了评估，并指出，尽管它增加了人们对纳粹德国的了解，可是人们不应忘记，纳粹德国实质上是独裁政权，它压制民权和自由，对反对它的人毫不留情。纳粹政府不仅压制社会上的局外人，还压制许多地区的劳动阶级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著名犹太人，特别是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并没有受到蔑视和边缘化，反而深受广大民众支持和爱戴。瓦尔特·拉特瑙逝世之后，德国举国悲恸，这足以反映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地位。要知道，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纳粹主义都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边缘性运动。纳粹政权于1933年上台执政后，不得不努力赢得民众的支持，暴力与宣传都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希特勒本人，以及向德国人民所宣传的希特勒形象，对于赢得民心至关重要。而最近的研究使人们对这个形象后面的希特勒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也是了解第三帝国的一个重要部分。

然而，自从20世纪末以来，在有关纳粹德国的历史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或许就是，历史与记忆越来越多地纠缠在一起了。“二战”之后，人们对第三帝国的记忆往往是复杂而奇特的。现在，如果不考虑这一点的话，几乎就无法书写1933年至1945年期间第三帝国的历史了。那些参与了（有时候甚至是深入参与了）纳粹罪行的重要工业公司和商人，在战后试图掩盖他们参与战争罪行的记忆。本书中的文章探讨了这些公司和商人为了达到此目的所采取的方式。通常，记忆的转变会以奇怪的形式体现出来，就像大众的甲壳虫汽车在墨西哥的情况一样。甲壳虫汽车最初其实是纳粹的“从快乐得到力量”的汽车，进入墨西哥以后，竟然在20世纪末变成了墨西哥的标志。然而，当人们越来越需要面对纳粹的恶行、揭露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所犯下的罪行时，有时候会出现粗鲁和一概而论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们应当仔细加以区分。一位富商试图隐瞒他在第三帝国时的所作所为，结果被发现了，于是便有人夸大事实，说他参与了纳粹政权最恐怖的罪行；在小心翼翼地掩盖了几十年之后，职业外交家在制定纳粹外交政策中所起的作用被披露出来，引发了对这些人的未经证实的指控，说他们实际上鼓励了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而不仅仅是提供一些便利（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确可恶，但和鼓励种族灭绝并不是一回事，将二者混为一谈只会使真正有罪的人逃脱罪责）。

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进入鼎盛时期，也走向了最终的灭亡，在这一点上，自从20世纪末以来，也发生了一些视角上的变化。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二战”的全球性和相互关联性，发生在东方战场和西方战场上大大小小的战争无不彼此影响。正如本书所示，军事历史本身很有启发性，但也需要将其放在宏观的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研究。无论我们研究的是纳粹高层的决策还是普通军官的进取，宏观的背景因素都是极为重要的。

最后，近些年的研究越来越聚焦于战后的德国，战后德国与纳粹时期之间的隐秘联系正逐步显露。对几百万不受欢迎公民的“种族清洗”并没有随着纳粹的失败而结束，而是一直持续到第三帝国灭亡后的许多年。不同的是，这次德国人不再是“种族清洗”者，而成为被“清洗”的对象。城市规划者们设计的乌托邦与纳粹“去城市化”的想法不谋而合，也符合他们对世界其他地方城市的看法。归还纳粹劫掠艺术品（其中很多都是从犹太人那里偷窃来的）的运动愈演愈烈，该运动要解决的问题并非从第三帝国开始，也没有随着第三帝国的灭亡而消失。长远的视角再次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问题。将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展至战后时期，进一步强调了历史和记忆之间的紧密联系。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告诉人们，如果记忆要可靠，就需要经受历史的严格检验，至于历史在塑造当下纳粹的集体文化记忆方面的作用，则需要进行既充满热情又十分准确的详细解释。

以下的章节都是在最近15年写出来的，它们反映了对纳粹德国认识上的重要变化，因此，我把它们汇编成一本书，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一个整体。这些文章大都是详细书评，以对第三帝国某方面的新研究为起点，进行更大范围的思考。而正因如此，书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重叠和交叉的部分——我已经尽力在避免，但有些时候还是无法避免。只有在我自己的原创研究部分，比如第六章和第七章，以及最初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文章，比如第十七章里，我才会在尾注中列出参考文献。在本书的第十四、十七和二十四章这三个章节里，我附上了简短的后记，作为对该章第一次出版时评论家们所做评论的回应，或者是为读者指明文中所讨论问题的进一步资料。非常感谢最初刊登这些文章的刊物和杂志的编辑们，感谢他们允许我重新使用这些文章，详细情况将在致谢中提到。我尤其要感谢维多利亚·哈里斯（Victoria Harris）将这些零散的文章汇总起来，我还要感谢以专业眼光审读了本书样稿的克里斯蒂娜·L. 科滕（Christine L. Corton）。

理查德·J.埃文斯
剑桥大学
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