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曾国藩的七次科举之痛
1.父子双双去“赶考”
道光十二年（1832）春天的一个清晨，湖南省湘乡县荷叶塘，一对父子从一座普通农家宅院的大门里走了出来。
儿子叫曾子城，这一年二十二岁[1]。在这本书里为了方便，我们就统一用他后来改的名字“曾国藩”来称呼他。父亲叫曾麟书，这一年四十三岁。
两个人这么早出门，是去“赶考”。
考什么呢？科举考试的第一关——秀才。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分三步：秀才、举人、进士。“秀才”是最低一级的功名。
这不是他们俩第一次并肩赶考，事实上，这对父子在湘乡科场已经是一对“名人”了。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双双屡考不第。
曾麟书从十几岁开始入考场，结果考了十六次，年过四十，头发都花白了，连个秀才都中不了。未中秀才的读书人，不管年纪多大，在当时都只能被称作“童生”。老“童生”历来是社会上嘲笑的对象。有好事者曾经编过一个对子：“行年八十尚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犹未熟，真是书生。”[2]意思是说：都八十岁了，还是个“童生”，可见你将来能活个几百岁；都到老了五本经书还没背熟，你真可谓“书生”。
读书人当中当然也有很多脑袋不灵光的，不过大多数都有自知之明，三五次不能取中就不再入场丢人。只有这位曾麟书，四十多岁了，仍然场场不落，只要有考试，必然早早赶到，最先一个进场，最后一个出场，然而每次都是名落孙山。所以，每次考试出榜时，曾麟书去看榜，也常有一帮闲人来看曾麟书，对他指指点点。
而最近几科，众人关注的对象，又从曾麟书一人扩大到了他们父子。原来曾国藩才十四岁时，曾麟书就心急火燎地带着这个长子一起来考，而这个孩子也居然克肖乃父，连考了五次，也是场场落第。父子两人一起连续落第，这新闻效应就不止增加一倍了。
这就是曾国藩后来给他父亲写的墓志中说的：“府君（父亲）既累困于学政之试，厥后挈国藩以就试，父子徒步橐笔以干有司，又久不遇。”[3]
人们提起这对父子，最爱说的一句话是，祖坟没冒青烟，再怎么折腾也没用。荷叶塘的泥腿子曾玉屏梦想成为官宦人家，本来就是痴心妄想。
2.老曾家有个科举梦
中国人修家谱最重官爵，大部分人家的家谱中都能找到几个当官或者有功名的人。然而翻开《大界曾氏族谱》，一直翻到宋朝，不但找不到做过官的人，连读书人都没有一个。曾国藩后来在文章中说，“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4]。就是说，我们老曾家，从宋朝末年到清朝，五六百年间，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几十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见这个家族是多么普通。
偏偏到了曾玉屏这一辈，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发誓非要供自己的孩子读书当官。
曾玉屏也是荷叶塘一个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本是个普通农民，年轻时没读过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买了一匹好马，穿着光鲜的衣服，成天跑到城里，和一群浮浪子弟混在一起。
有一天，他正在湘潭城的一个酒楼里和一群纨绔子弟纵酒高歌，忽然见一个老头领着小孙子从窗外走过。只听老头远远指着他，教育自己的孙子说：“你可别跟这个人学。他是荷叶塘白杨坪老曾家的儿子，你看他家里没什么钱，却总跑到城里来装有钱大爷。这个家早晚都要败在他手里！”
那老头这番话是为了告诫自己的孙子，没想到全被曾玉屏听到了。曾玉屏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本以为自己活得人五人六，没想到背后大家是这么看自己！他大受刺激，来到市场上，当场把自己的这匹骏马卖了，然后徒步走了几十里路，回到家里。
这就是曾玉屏后来自述的“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5]。
从那天开始，曾玉屏就像变了个人一样，“自是终身未明而起”。每日早睡早起，天天下地干活，发誓要兴家立业。他后来对曾国藩说：“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菜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6]也就是说，他三十五岁才开始务农，每天带着长工，日夜苦干，把自己家的梯田扩大，连成一片，这样用牛耕作起来就方便了，产量大大提高。他在劳动中找到了乐趣，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经验，凭虫鸣鸟叫就知道节气变化。家里种地、喂猪、养鱼，多种经营。家里种了半畦菜，每天早上他亲自锄草，傍晚则监督长工上粪。他告诉曾国藩，自己亲手种的菜，吃起来才香。辛苦挣来的钱，花着才心安。
曾玉屏艰苦奋斗了十几年，置了百十来亩地，使曾家从普通的中农变成了家境殷实的小地主。他就这样在地方上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他为人有主见、有魄力，脾气火暴刚直，所以地方上有什么纠纷，大家总是来找他排解说和。遇上那种不讲理的泼皮无赖，他“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7]。就是说，他厉声责问，说的话都在理上，最后那些地方上的恶霸也不得不低下头来。
勤苦发家之后，曾玉屏又做出一个重要决断，那就是把自己的长子曾麟书送去读书。在传统时代，一个家族要真正发达，不是看你有多少亩地，而是看你家中有没有人读书当官。有了功名，一个家族的地位才能稳固。所以曾玉屏不惜重金，请来当地最有名的老师，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一定要把自己的儿子供出去。可惜曾麟书实在是太笨了，怎么也中不了秀才。
眼看着儿子没希望了，倔强的曾玉屏又把希望寄托在长孙身上。老头对长孙的希望之殷切，从小国藩的学业进度中就可以看出来。曾国藩虚岁才五岁，曾玉屏就命曾麟书给他开了蒙。才八岁，就读完了五经，也就是“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难懂经书。才九岁，就开始学作八股文。刚刚十四岁，就让曾麟书带着他到县衙的礼房报了名，填写了三代履历表，办好了保结手续，开始了科场生涯。
可惜这个长孙读书似乎也是不灵，每次带回来的也都是落第的消息。曾玉屏辛苦了几十年，花了无数钱财，最后只落得一乡人的笑话。
曾玉屏却不管别人笑话不笑话。他定下来的事，九头牛也别想拉回来。传统时代人们大多迷信，经常有人劝他找人算一算，看看家里到底有没有科考之运，不要再这样白花钱了。曾玉屏却不信邪，曾国藩后来总结说，老头一生有“三不信”，不信看风水的地仙，不信医生，不信和尚道士，只信人定胜天。[8]凭什么别人家能供出举人进士，我们曾家就供不出来？儿子供不出来，我还有孙子，孙子供不出来，我还有重孙子，我就不信曾家没有翻身的一天！
道光十二年的这个早上，老头又一次早早起来，亲手替儿子和孙子整理好考篮考具，把他们送出大门，默默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望了很久。
3.生平第一大挫折
每一次考试，对曾国藩父子来说，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
首先是辛苦。别的不说，“徒步橐笔，以干有司”[9]，提着沉重的考篮，徒步到考场，就非常辛苦。考篮的上一层，是笔墨纸砚，还有书籍。下一层则是食物和水果，加起来有二三十斤重。秀才考试分为三关：县试、府试和院试（也就是省一级考试），需要从白杨坪走一百二三十里到湘乡县城，再从湘乡县城跋涉二百多里地到长沙府。这一次是父子俩第六次并肩去考秀才，对曾麟书来说，则是第十七次踏入考场。如果以单程三百五十里计算，曾麟书为了考一个秀才，已经足足走了一万一千九百里路，而曾国藩也走了近五千里。
其次是屈辱。科举虽然是“抡才大典”[10]，其实对读书人毫不尊重。天色尚浓黑时，就要来到考场点名。点完名，发了卷子，就要接受搜检。不但考篮里的东西得一一拿出打开，连馒头都要一掰两半，甚至还要脱掉鞋子，解开衣服，让吏役们遍体摸索。搜检完，钻进狭窄低矮的号舍，个子高点儿的站里面连腰都伸不直。正如《聊斋志异》中所描写的那样：“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
当然，最痛苦的莫过于看榜时名落孙山的打击以及他人的嘲笑讥讽。曾国藩打小自尊心很强。头两次失利，他并没有感到特别难堪，一两次不中也很常见。然而第四次、第五次落第[11]，他意外地在众多“童生”中“脱颖而出”，大有取代父亲，成为湘乡县科场新焦点之势。这让他如芒在背，如坐针毡。
因此这一次，曾麟书父子都拼了命。要是再考不中，两人实在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压力带来动力，县试和府试，父子俩居然都顺利通过了。院试，父子俩也都感觉发挥得不错。因此出场以后，人虽然极为疲倦，但是精神都非常振奋。
院试发榜这天一大早，父子俩就满怀期待地赶去看榜。
这一次，曾麟书的大名赫然写在榜上！
曾麟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简直比范进中举还高兴。这一年，曾麟书已经四十三岁了。老曾家破天荒，五六百年，终于出了一个秀才！“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创获。”[12]
可是，曾国藩在榜上找来找去，却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六次落榜了。
不过，曾国藩在榜单边上的另一张告示牌上，倒是发现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曾国藩不仅落了榜，还被学台“悬牌批责”[13]。
每次考试后，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也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次考卷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学使廖某）说，此文是文理欠通的典型，文笔尚可，道理没讲通，大家要引以为鉴。[14]
“文理欠通”是很严重的批评。大清顺治九年（1652），给考试定了“六等黜陟法”。“文理平通者列为一等，文理亦通者列为二等，文理略通者列为三等，文理有疵者列为四等，文理荒谬者列为五等，文理不通者列为六等。”[15]
所以被“悬牌批责”为“文理欠通”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相当于被全省示众。这一下，曾国藩不光在湘乡出了名，还在全省出了名。
当然，考官认为，曾国藩的文章虽然文理欠通，但是通过文字能看出来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为了安慰曾国藩，主考官让他“发充佾生”[16]。佾生是祭孔时的乐舞生，本来也算是一种荣誉，而且下次考试可以免考县试和府试。所以黎庶昌后来给曾国藩编年谱时，干脆就不提主考批语，只说：“公从应试备取，以佾生注册。”[17]
4.越笨拙越努力
这次“悬牌批责”对曾国藩刺激极大，这是他长到这么大第一次被人家当众批评。
曾国藩后来回忆自己的生平，说这是自己平生第一大挫折：“余生平吃数大堑……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18]
回家之后，他听由全家操办庆祝父亲入学的宴席，自己一头钻进书房里，再也不出来了。
他坐在书房里，反思自己这么多年读书考试的经历，要找出失败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自己太笨了。
曾国藩成名之后，湖南乡下流传着一个关于他小时候读书的小笑话。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刻苦，每天不背下一篇文章不睡觉。有一天黄昏，他坐在书桌前背《岳阳楼记》，有一个小偷，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这家人都睡着了，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听来听去，连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了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还读什么书？你听我给你背一遍！”说着，从头背到尾。然后，一甩门，扬长而去，留下曾国藩在屋里目瞪口呆。
这当然只是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说明了两件事：一个是曾国藩确实很用功，另一个是曾国藩确实很笨。
确实，曾氏家族的遗传基因非常一般。事实上，不仅是曾麟书、曾国藩科考如此费力，曾国藩的叔叔曾骥云一辈子也不过是一个老童生。后来曾国藩的几个弟弟，也一个个很早就开始读书，结果也没有一个能考中举人。
连续六次考秀才失利，让曾国藩确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自己有着极强的进取心，但是上天没有给自己一个与雄心相匹配的聪明的大脑。后来他在日记当中说自己是“受质本薄……志亢而力，不副识远而行不逮”[19]“资质之陋，众所指视”[20]。天赋太差，志向远大但能力不副，这一点每个人都看得到。
但是曾国藩和爷爷一样，身上也有一股天生的倔劲。
曾国藩对自己的祖父从小就有一种崇拜心理。他后来在家书中经常谈到祖父的一些言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21]在困难面前表现懦弱，被失败击倒，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因此他一生做事都和爷爷一样，倔强到底，绝不放弃。后来他说：“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22]
解决自己雄心与头脑的差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超人的努力。去年，曾国藩曾为自己取了个号，叫“涤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换句话说，他要把失败的过去彻底扫去，发奋努力，重新做人。这次被“悬牌批责”的耻辱，如同当众一记响亮的耳光，更激起了他的斗志。他要破釜沉舟，再一次发奋，挽回自己的颜面。
当然，用力不能用蛮力。再重复老路不行了，他一定要从过去的学习思路中突破出来，寻求改变。主考官说我文理不通，怎么个不通法呢？以前的学习，有什么经验教训？他把自己历年的考卷和那些模范试卷放在一起反复对比，看看自己到底差在哪里。
其实曾国藩之所以屡次失败，主要是曾麟书的教学方法有问题。曾国藩开蒙后，很长时间内是由父亲曾麟书亲自教授。曾麟书读书很笨，教育方法也十分落后，就是四个字，死记硬背。[23]这样教的结果，虽然基础打得扎实，却把曾国藩的灵性拘泥住了，怎么学也没有长进，写出的文章虽然四平八稳，但是笔力孱弱，缺乏打动人的地方。
把自己的文章和他人的同题作文逐股对比，看来看去，曾国藩总结出来，自己的主要问题在于写东西过于拘谨，过于重视局部打磨，缺乏大局的贯通和整体的气势。那么，接下来，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文章的大局观和整体气势上下功夫。
道光十三年（1833），又是科试年，曾国藩又一次离开高嵋山下那个农家院落，踏上了科举之路。经过一年的苦学，他的脚步似乎比以前更加坚定自信了些。
院试当天凌晨，曾国藩就起了床，来到考场。天还未明，学台大人就开始亲自点名。贡院中灯烛辉煌，学台大人端坐在正中，各县知县、教谕等排列两旁，都全副顶戴补服，气氛异常威严庄重。
这次入场，曾国藩自信已经找到了作文的门径。通过苦苦反思，以前学了十六年没有学通的他，感觉打通了关节。曾国藩悟到怎么写文章，才能表达自己的真见解、真感觉，把道理讲通讲透。看过考题后，曾国藩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急于下笔，而是先默坐思考了半个时辰，在胸中构思好了整体脉络，然后才一股一股地展开，最后在文笔上细细打磨。几场下来，他自己感觉发挥得比以前都强。
放榜的那一天，他又是起了个大早。立在人群中举目搜索，结果这一次，他的名字果然赫然在列！虽然位于榜单的尾部，但是他毕竟成了“秀才”！
消息传来，曾家上下喜气洋洋，在大门口搭起一座高大的彩绸扎成的龙门。曾玉屏不惜花费，办了二十多席。老曾家终于扬眉吐气了！确实，曾国藩成为秀才和曾麟书入学不同。曾麟书中秀才只相当于获得了一个荣誉性的结尾，因为他已经四十多岁，不可能在科场上继续奋斗了。而曾国藩比父亲早中了二十年，还有大把的时间去考举人考进士。
从这一年开始，老曾家的气运似乎彻底转过来了。中了秀才之后第二年，恰是乡试之年，这年秋天，曾国藩又到长沙参加了举人考试。
考举人的难度比考秀才高多了，每次乡试，湖南全省不过能中四五十人。应试与录取之比，大约为八十比一。所以和曾国藩第一次去考秀才一样，曾家人本来是没抱太大希望的，哪知道，曾国藩居然一考即中，在这一科取中了湖南省第三十六名举人。中秀才之后马上中举人，这就是所谓“联捷”。
为什么秀才考得这样艰难，而考举人如此顺利呢？这是因为曾国藩已经掌握了考试的诀窍，写应试文章越来越得心应手。事实证明，被学台“悬牌批责”，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中了举人这年十一月，曾国藩离开湖南，兴冲冲地赴京赶考，看看能不能来一个三联捷。
考进士比考举人多了些周折，因为考进士的难度与考举人不可同日而语。大清朝全国的读书人有几百万，进士一般每三年考一次，一次录取三四百人。也就是说，全国平均每年不过才出一百多个进士。根据学者何炳棣的研究，在清代，进士占总人口的比例是0.000048%。请注意，小数点后有四个零，就是说，百万分之零点四八，比我们说的“万一”这个概率还小。所以考进士不光靠实力，也要靠运气。很多人才华横溢，文章很好，但是缺乏考运，终生打不通科举之路，比如后来的另一位湘军将领左宗棠就是这样。
所以第二年曾国藩春闱和第三年的恩科未中，并不奇怪。道光十八年（1838），又逢会试之期，曾国藩再一次进京拼搏，背水一战，终于高中了进士。[24]这一年，他二十八虚岁。这个年纪在今天看起来虽然已经不小，但是在当时算得上“早售”。因为明清两代，进士的平均年龄为三十八岁。就是说，曾国藩比全国中进士者平均年龄年轻了整整十岁。在考试后，曾国藩正式改了名字。据说由于“其师某病其鄙俗，始为改之”[25]。“中式后，更名国藩。”[26]就是说座师认为“子城”这个名字太俗气，给他改名为“国藩”，寄以“国之藩篱”之意。[27]
中了进士之后，曾国藩满怀兴奋地又参加了一次考试，叫作“朝考”。这次考试是为了从进士当中选拔翰林。
清代最重翰林，“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28]，“卜相（选宰辅、大学士）非翰林不与”[29]，大学士一定要翰林出身。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翰林出身，你就没有机会做到“位极人臣”。此外翰林升官一般较快，“列卿尹、膺疆寄者，不可胜数”[30]。甚至“大臣饰终必翰林乃得谥文”[31]，就是说，你要不是翰林出身，死后谥号中不能有“文”字。因此，进不进翰林院，一个人的仕途可能大不一样。
按理曾国藩是没什么机会中翰林的。因为他进士中的是三甲[32]。按当时惯例，一甲进士也就是状元、榜眼、探花直接进翰林院，二三甲则均须参加朝考。朝考中三甲中选的比例很低。结果曾国藩在这次考试中发挥得异常出色，居然取得一等第三名。道光皇帝亲自阅卷审核时，读了曾国藩的文章，非常喜欢，改为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
这样，曾国藩就在仕途上获得了一个绝佳的起点。
消息传来，整个湘乡都为之沸腾了。出了一个翰林，是全县甚至全省的大事。年轻的翰林公，将来最不济也能当个知府道员，混得好，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湘乡曾氏从此就由社会底层的普通农家上升到了金字塔接近顶端的官宦人家。如同《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章的描写一样，前来攀附者络绎不绝，许多人前来送钱送物，问寒问暖，湘乡县令也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的弟弟们称兄道弟，把手言欢，又把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称为“老太爷”，把曾玉屏称为“老老太爷”。曾氏一家人激动得夜不能寐。平时严肃少言的曾玉屏夜里一次次起来，去看那张捷报，总感觉自己是在梦中。
曾玉屏当初送孩子读书的决定，现在看来不再荒唐，而是无比英明。
漫长的九年秀才考试生涯，是曾国藩生命中的痛苦记忆。曾国藩后来回忆道：“余……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33]
然而接下来的春风得意又是曾国藩一生中凯歌行进的华彩乐章。而相比之下，曾国藩的那些同学，有的人早早成了秀才，然后就站在边上看曾国藩父子的笑话，结果这些人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一个。
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虽然自己比较笨，但是也能走通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走不通的科举路，可见只要努力，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是做不成的。曾国藩在后来的生命历程中，越遇到挫折，越能激起斗志。和曾国藩比起来，同时代的另一个著名人物，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就“同途殊归”了。洪秀全比曾国藩小三岁，算是同龄人。和曾国藩一样，他也是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全家人也是全力以赴供他，要他走通科举之路，但是他的抗打击能力显然不如曾国藩。他考秀才三次落榜之后，就受到严重刺激，晕倒在榜前，做了那个著名的升天的梦，梦到了“上帝”。第四次失利，就彻底放弃了科举，转而创立“拜上帝教”，走上了与曾国藩完全不同的另一条人生道路。
艰难的科举过程还塑造了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那就是“尚拙”：崇尚笨拙。
今人尚巧。办事越巧妙，越少费力气，越走捷径，当然就越好。很多人办事，都追求高效率，甚至不择手段。然而曾国藩不这样。曾国藩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就是说，笨拙胜过机巧。办事笨拙，才靠得住。
这种独特的人生哲学，得自曾国藩的自身经历。
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功夫”。父亲的教学方法非常简单，就是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曾国藩回忆说：“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34]就是说，八岁起，我父亲就亲自教我。他从早到晚，教导不停，我记不住，他就反反复复教，听不懂，他就一遍一遍讲。走在路上，他也在讲；晚上睡觉躺在床上，他也在讲。一定要我学会了才罢休。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在曾国藩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和踏实精神，也打下了非常扎实的知识基础。
作为一个笨人，曾国藩发现下笨功夫有下笨功夫的好处。
第一，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更肯付出。第二，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多，总是失败，因此“逆商”也就是逆境商数比较高，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第三，笨拙的人不懂取巧，不走捷径，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做事不留死角。
他考秀才考了七次，举人和进士却考得顺利，就是因为他基础打得牢。开了窍后，就能一顺百顺。相反，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意下笨功夫，遇到困难绕着走，基础打得松松垮垮，结果走不远。所以，“笨拙”看起来慢，其实越到后来就走得越快，就好比盖房子，因为基础打得牢，房子就盖得比别人高。
所以，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是“尚拙”。既然天性钝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他做人讲究“拙诚”，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不玩心眼。他带兵讲究“结硬寨、打呆仗”[35]，从不凭奇谋诡计，只凭坚忍踏实，死磕到底。这种方式正如“重剑无锋”，表面上看起来迟钝，实际上锋利。就好比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表面上简单笨拙，实际上却大气厚重，所向披靡。这是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秘诀，也是他常向别人谈及的道理。
他在《送郭筠仙南归序》中这样说：“君子……赴势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名，艰难错迕，迟久而后进。铢而积，寸而累，既其纯熟，则圣人之徒。”[36]那意思就是说，君子不走捷径，不图虚名。锱铢积累，艰难前进。君子成功也许比别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曾国藩在同时代大人物当中是最笨的一个。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37]自古以来的名人，在科举第一步上如曾国藩般蹭蹬的人不多。左宗棠虽然后来没能中进士，但当初十四岁第一次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胡林翼因为家里不让他过早科考，二十二岁才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当年就中了秀才，接下来举人和进士也都是一考即中。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时代稍晚的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曾国藩自己常说“吾生平短于才”[38]“秉质愚柔”[39]。他说，自己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40]这不完全是谦辞，事实也一定程度上确是如此。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后来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才亦太缺”“于兵机每苦钝滞”[41]。学生李鸿章后来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日记：“（少荃）论及余之短处，总是儒缓。”[42]）。
但是，在同时代的这些人当中，曾国藩取得的成就最大，达到了立功、立德、立言这“三不朽”境界，左宗棠、李鸿章则远不如他。其中的一个差别，就在于他们缺乏曾国藩的“笨拙”精神。
第二节 为什么要“学做圣人”
1.京官曾国藩的自卑与焦虑
高中进士之后，曾国藩衣锦还乡，在家里休息了将近一年。道光十九年（1839）底，曾国藩告别家人，从湖南起程前往北京当官。道光二十年（1840）春天，他参加了散馆考试[43]，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正式开始了京官生涯。
翰林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衙门，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政府机关，也是一个类似学院的机构。清代翰林院位于北京东长安街路南，与紫禁城只有一街之隔，以巨量藏书著称于世，举世罕见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底本就珍藏于此。西方人称这里为“当时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把它比作中国的牛津、剑桥和海德堡。
曾国藩任的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44]，而县令是七品，用我们今天的级别衡量，大致相当于“副处级”。官品虽然不高，但因翰林“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45]。所以地位非常清要，被称为“玉堂人物”。翰林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读书养望”[46]，在这里进一步深造，以备他日大用。因此齐如山说，翰林们“相当骄傲。他们不以官员自居，而以学者的身份自重。本来翰林院与其他衙门不同，所有翰林对于掌院的大学士，不称堂官，而称老师，原来本就是大学的性质”[47]。
来到北京前，曾国藩是相当踌躇满志的。曾国藩以前曾非常自卑，但是科举的成功让他找到了自信。二十四岁中了举人后，曾国藩已经“锐意功名，意气自豪”[48]。二十八岁中进士、点翰林，让曾国藩更是顾盼自雄，睥睨一世。他离家进京的时候，曾请求老祖父给他两句嘱咐，曾玉屏虽然不识字，但是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49]就是说你是有才能的，做官肯定是有前途的，你要是把身上这个傲的毛病改了，就更好了。可见他言谈举止中已常露出飘飘然之概。
但是到了北京之后不久，曾国藩却又一次陷入深深的自卑当中。
翰林院集中了当时全国精英中的精英。在翰林院里，曾国藩见到了很多气质风度和他以前在湖南结识的完全不同的读书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风范、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气质。这种气质，就叫作学者风范，大儒本色。
和他们一比，曾国藩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严重缺陷。刚到北京的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湖南土包子，一口难懂的湘乡土话，长得土头土脑，穿得也土里土气。这些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没怎么读过书。
已经中了进士，还没有读过书？
确实，曾国藩以前读的，基本都是应试教材。
因为世代没有读书人，曾家以前根本没有什么藏书，只有几本教材和考试范文。青年时代，曾国藩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除了四书五经之外没读过什么书，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修养。考中进士后，曾国藩衣锦还乡，道光十九年（1839）三月二十二日到湖南乡间一个读书人家拜访，看到了很多没读过的书。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大雨住蒋家。蒋颇有藏书。是日阅余所未见书，有《坚瓠集》《归震川古文》、钟伯严选《汉魏丛书》及诸种杂书。”[50]
《归震川古文》等都是当时读书人家常见的藏书，别说进士，很多秀才都读过，曾国藩却前所未见。对于一位翰林而言，这样的学识未免显得过于寡陋。[51]
因为没读过什么书，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都是非常庸俗的。出生在普通农家的他从小所听闻的，不过是鼓吹变迹发家的地方戏；头脑中所想的，不过是功名富贵。读书是为了当官，在他头脑中是天经地义的。好友刘蓉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因为人毕竟是被环境决定的。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一封家书中他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52]
然而，到了翰林院，他才知道什么叫学术，什么叫心性之学，才发现自己是多么鄙陋。他认真研读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传习录》。王阳明少年时曾问自己的私塾老师：“何为第一等事？”什么是天下最重要的事？塾师回答说：“唯读书登第耳！”那当然是读书做官。王阳明却不以为然，回答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也许是）读书学圣贤耳！”[53]
科场上的胜利不是最重要的事，人生最重要的事是做圣贤！
后来王阳明进士考试，也经过两次落第。人人都以落第为耻，但王阳明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54]
大家都以落第为耻，我却以落第后不能保持平常心为耻！
读了这些，曾国藩悚然一惊。他这才发现和这些圣贤人物比起来，自己的视野多么狭窄，境界多么低劣。和别人一聊天，说出的都是没有什么见识的话，身上的鄙俗之气在冲了人家一个跟头之后再折回来，自己也闻得清清楚楚。
如何洗刷自己身上的鄙俗之气，成了曾国藩新的焦虑。
2.三十而立，学做圣人
其实刚刚到北京的曾国藩不光是见识狭窄、观念鄙俗，性格上还有很多缺点。
第一个是浮躁、坐不住。曾国藩留给后人的印象是性格厚重富于耐性。据说按“星座学”来说，这是“土象星座”比如金牛座人的特点。据说金牛座人“具有持之以恒的精神，适合从事需要顽强毅力和付出长期艰苦努力的工作”[55]。但是曾国藩的生日显示，他居然是射手座。射手座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呢？据说是“像风一样自由”，活跃外向，坐不住。曾国藩在青年时代恰恰如此，他是一个非常爱交朋友、非常爱串门、非常爱聊天、非常爱开玩笑的人。
翰林官员是非常清闲的，通常一个月只需要初一、十五上两天班，点个卯，其他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因此进士们刚进翰林院，很像今天我们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经过多年苦读，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所以很多翰林都开始放任自己，给自己放羊，曾国藩也是这样。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初七日他在日记中说：
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玩愒，不觉过了四十余天。前写信去家，议接家眷。又发南中诸信。比作季仙九师寿文一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56]
在翰林院工作的开头四十天，除了写了几封家信和一篇文章外，什么正事都没做。每天就是串门聊天饮酒下棋。
翻开曾国藩日记，我们会看到他责备自己“宴起”“无恒”“太爱出门”的记载到处都是：
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
心浮不能读书……
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
晏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浩叹而已。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那时候的曾国藩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爱看杀人。曾国藩住在城南菜市口附近，清代的时候那里是刑场。所以曾国藩隔三岔五，就和朋友们一起去看杀人。
曾国藩性格中第一个毛病，就是静不下来，生活不规律。
他的第二个毛病是为人傲慢，修养不好。如前所述，曾国藩是同学中唯一的进士，又点了翰林，因此难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到了北京之后，曾国藩交了很多朋友。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都说他身上最大的毛病是傲慢。陈源兖说他“无处不着怠慢之气”[57]，就是说你从脑瓜顶到脚底跟，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傲慢的气息，人家跟你交往，第一感觉是你这个人很傲，而且“自是”，也就是说什么事都认为自己对，听不进不同意见。曾国藩另一位畏友邵懿辰则说曾国藩“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58]。也是批评他傲慢，说他刚刚与人认识的时候，还显得很谦逊，但是与人交往时间久了，就不自觉地露出傲慢的本色。
因为修养不好，脾气暴躁，曾国藩到北京的头几年经常跟人发生冲突。有一次他跟一个同乡——刑部主事郑小珊，因为某事意见不一致吵起来了，隔着桌子就要动手，大家给拉开后，还彼此指着对方的鼻子破口大骂。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是“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59]，骂了很多非常难听的话，甚至于都“问候”了对方的家人。曾国藩后来非常后悔，因为这种举动实在是有辱斯文。
第三个毛病是“虚伪”。当然这种“虚伪”不是指他多么大奸大恶，而是指他跟普通人一样，在社交场合容易顺情说好话，发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赞美，而且还喜欢夸夸其谈，不懂装懂。邵懿辰有一次对曾国藩说，你的缺点，除了“自是”外，还有一条，就是“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60]。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这个毛病确实很严重，比如他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初四日日记说，有一个叫黎吉云的朋友来拜访他，“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中语，谈诗妄作深语”。黎吉云到家里来拜访他，拿了一叠刚写的诗，请曾国藩点评，曾国藩感觉这诗写得不怎么样，但是一开口，却言不由衷地夸奖起来。说着说着又开始显示自己在诗学方面的素养，说了一些故作高深的话。把黎吉云送走之后，曾国藩反思刚才自己的言谈举止，感觉脸上有点儿发烧。
除了以上三点，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爱看美女。比如有一次他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61]。
今天看来，这似乎有点儿可笑。血气方刚、刚过而立的他，见到美女自然会多看几眼。这不过是正常的本能反应，然而在那个时代，曾国藩却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曾国藩日记中多次记载自己犯这样的“错误”。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曾国藩得知他的朋友纳了一个妾，长得很漂亮，于是借故到这个朋友家，聊了一会儿天后，再三强迫这个朋友把小妾领出来让他看看。曾国藩见了小妾，又和人家开了几句玩笑，调笑了几句，回家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友人纳姬，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
还有一次，他和一个朋友聊天，不知道怎么，聊到了女人，那个朋友说起自己如何情场得意，曾国藩“闻色而心艳羡”，暗暗骂自己“真禽兽矣”[62]。
另一次，曾国藩过年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到了一个大富之家，发现此人家中姬妾如云，美女众多，曾国藩大开眼界，拼命看了好多眼。《日记》中说：“是日，目屡邪视，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63]
曾国藩妻子欧阳氏的照片，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长得不是很漂亮。曾国藩拜完年回到家里，看看自己的老婆，再想想人家的姬妾，感觉自己太亏了。人比人，气死人。碰巧欧阳氏身体不好，正在闹病。曾国藩更加厌恶。因此“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干脆离家出走，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初归”[64]。
所以年轻时代的曾国藩在很多方面是很平庸的，不仅是智商平庸，在性格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常人常见的缺点和毛病。
湖南人虽然有倔强、坚韧的特性，但也有封闭、褊狭的弱点。湖南人将走出湖南叫作“出湖”，湖南历史上有一个规律，一个人只有出湖，才能褪却身上那种在闭塞环境下产生的狭隘偏执，变得大气宽广，有所作为。
曾国藩也是这样。京师乃人文荟萃之地，曾国藩在这里眼界大开。他兴奋地在家书中对弟弟们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65]
到了翰林院，曾国藩如饥似渴地开始读书，认真研究理学经典。年谱记载，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国藩拜访大儒唐鉴，请教读书学习之法。唐鉴建议他先读《朱子全集》，以朱熹之学为宗。“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66]因此曾国藩从这一年起，“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67]。
通过读书与交友，曾国藩的视野和见识与以前大不相同。他在家书中说：“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68]
也就是说，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学问的门径，也才知道原来范仲淹、韩琦那样的大政治家和司马迁、韩愈那样的大文学家也不是高不可及。如果我们切实努力，一步步踏实用功，也可以达到他们那样的高度。
人人都有自我完善的欲望，特别是青年时期，是一个人最追求完美的时候。三十岁这一年，在曾国藩的生命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决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
什么叫“圣人”呢？
正如同佛教修行的最高目标是不生不灭成为“佛”，道教修炼的最高目标是解脱生死成为“仙”一样，儒家学说给它的信徒们规定的最高目标是成“圣”。理学的一个根本路径是，每个人都有圣人之质。“人皆可以成为圣贤。”
所谓圣人，就是完美的人，他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这样，他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就可以经邦治国，造福于民，使整个国家达到大治的状态。而自己也立功立德立言，万世不朽。
这是一个何其宏伟、何其诱人的人格理想，在这一人格设计中，人的潜能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人的精神能得到最大限度张扬。
曾国藩在三十岁这年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为“圣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69]，也就是说，我只能有一个选择，或者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或者做一个圣人，没有中间道路可选。
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他已经立定了终身之志。他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70]
这就是他为自己立定的“终身大规模”。他认为，这一目标实现了，其他目标就自然而然能达到。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不必占小便宜：“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71]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人生日用、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
3.脱胎换骨的开始：写日记
志向非常高远，但是怎么做到呢？曾国藩学做圣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写日记”。
曾国藩向唐鉴请教如何自我管理。唐鉴告诉他，最关键的是每天都写日记。这是入圣之基。
曾国藩一开始并不明白。因为他以前写过日记，并没发现记日记有什么重要。我们翻开《曾国藩全集》中的日记部分，会发现现存的曾国藩日记起自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初一日。
不过，曾国藩的早期日记，和我们大部分人的日记一样，记得并不得法，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个是不连贯，不能一直坚持。现存的曾国藩最早的日记，连续记了将近一年。从道光十九年（1839）初记到当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中断了。曾国藩说这是因为他把日记簿“误置箱内，不能逐日取出，随意记载”[72]，这个借口显然很牵强，这次日记中断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偷懒。
第二个问题是把日记记成流水账，经常一整天的事就记成一句。比如曾国藩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二十七日日记就六个字：“沈明府请吃饭。”五月初九日日记五个字：“住上选叔家。”敷衍了事。
第三个问题是在日记中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并不能做到。在第一次日记中断了半年之后，曾国藩重新发愤图强，决心不再因循过日，于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初七日重新开始写日记，他在日记中说：
兹拟自今以后，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辰后，温经书，有所知则载《茶余偶谈》；日中读史亦载《茶余偶谈》；酉刻至亥刻读集，亦载《茶余偶谈》；或有所作诗文，则灯后不读书，但作文可耳。
计划得不错，但是实践了多少呢？我们看这个月，从初八日记起到二十四日开始生病，十六天中，他日记中关于“宴起”的记载是八次，起床失败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他说要天天记《茶余偶谈》，结果这个月，他只记了两次。至于写字，他大部分天数都有写应酬字的记载，但是“习寸大字一百”，只有一天完成了。
唐鉴和倭仁告诉他，日记不是这个写法。记日记最重要的目的是反省自己。“静海先生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闲一天，甚欲学之。”[73]唐鉴每天晚上都要记几条自省录，来督责、规范自己。即使在路上，或者有什么紧急事务，也不打破这个规律。
唐鉴还推荐他向倭仁学习写日记之法：“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74]
首先，要把写日记当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日记要用恭楷来写，因为这样反映一种诚敬的心态。日记中规定的，就一定要做到。
其次，日记的作用是“研几”，几就是细节，就是抓住生活中的细节，通过每一个细节来改变自己，而不是在细节上轻轻滑过去。一个细节上滑过，整个自我管理的工程都可能垮塌，所以在写日记时要反思一整天的活动，不光是要逐一反思自己的行为，甚至要反思检查自己大脑中转过的每一个念头。
曾国藩曾这样描述倭仁的日课：“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75]
曾国藩于是就效仿倭仁，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一日开始恭楷写日记。把一天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都要细细地过一遍，然后反省哪件事做得不对，哪句话说得不对，“痛自警醒”，记载下来，深刻反省。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介绍说：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76]
既然自我完善，首先当然就要抓紧时间，不能再“闲游荒业”“闲谈荒功”“溺情于奕”。从十月二日起，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以下基本学习日程：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除此之外，他还每日读《易》，练习作文。通过记日记的方式，曾国藩提高了学习效率。
他也通过这种方式，对自己的性格、脾气进行反省。他在日记中把自己跟郑小珊打架这件事记述了一遍，然后进行分析，这件事虽然两个人都有毛病，但是圣人教导说，改过要从自己做起，而且改过要从速，意识到了马上就要改。所以他撂下笔，马上就去向郑小珊赔罪。郑小珊也很感动，本来是俩人都有错，结果曾国藩主动道歉，于是两个人把酒言欢，尽释前嫌。[77]
对于自己最爱犯的“言不由衷”“虚伪”“浮夸”，他在日记中也是高度警惕。他反省道：“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其我之谓乎？……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也就是说，动不动就随口夸人，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巧令”，是小人行径。曾国藩反思，评论人夸奖人要慎重，这样人家才会拿自己的话当回事。“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78]
所以每次与人聊天后，他都要在日记中写下聊了哪些内容，一犯“虚伪”之病就自我痛责，绝不轻轻放过。
至于戒“色”，他也动用了大量心理能量。一旦自己动了色心，多看了哪个美妇人一眼，他回家就立刻记下来，痛切自责一番。不但多看他人妻妾不能容忍，甚至对于自己的夫妻恩爱，曾国藩也战战兢兢。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欲望”，特别是对“色”的恐惧是一个特别的底色。中国人普遍认为，纵欲，特别是沉溺于“色”，是斫伐根本的危险之举。曾国藩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认为自己有必要厉行节欲。因此对于夫妻恩爱，他也要求自己能省则省，能免就免。他下定决心“日日自苦”，通过每日勤学苦思，把精力耗尽，“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爇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以求“不至佚而生淫”[79]。
当然，这种节制在某些年纪是很难的。所以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四日，他为此大骂了自己一次。那一天他早起读了读书，没有所得，而“午初，人欲横炽，不复能制”，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遂骂自己“真禽兽矣”[80]！
圣人标准实在是太超绝了。它要求人每一分钟都展开对自然本性的搏杀，那真是针针见血，刀刀剜心，因此能够坚持下来非常艰难，但是曾国藩却坚持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倭仁给了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建议。
曾国藩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一日以后的日记，跟今人写微博很像。我们知道，一则微博是一百四十个字，曾国藩的日记也不长，一天大概也是一二百字，而且关键是写完之后，他会按倭仁的建议，送给朋友们传阅。比如日记中有“走艮峰前辈处，送日课册，求其箴砭”[81]等记载。也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把这些日记拿去让朋友都看一遍，而且要求每个人做点评，就像今天在微博下面的跟帖。所以今天我们看影印出版的曾国藩的日记，有些地方就有朋友比如倭仁的批语。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曾国藩日记中说：“申正，赴何子贞饮约。座间太随和，绝无严肃之意。酒后，观人围棋，几欲攘臂代谋，屡惩屡忘，直不是人！”边上有倭仁的批语：“我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82]
曾国藩为什么把日记给朋友看呢？因为外力远远大于内力。事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成。每个人的意志力都是有极限的，自己监督自己都是有盲点的，不容易做到彻底，但是人都有自尊心，因此通过自己的朋友、老师监督自己往往是最有效的，就好比一根基因不佳的竹子，随它自己生长，可能长得弯弯曲曲，但是如果把它种在竹林里头，周围都是长得笔直的竹子，和它们一起争阳光，它本身也就长直了。所以曾国藩说这就是“师友夹持”[83]。曾国藩把日记给朋友们看，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行为坦诚地公布在朋友面前，让大家一起监督，这样他就不好意思偷懒了。
曾国藩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一生。后来离开北京，在外带兵，他就把自己的日记定期抄写，送回老家，给兄弟子侄们看。一是为他们做一个榜样，再一个是让他们监督自己。就这样，通过记日记这种方式，曾国藩的气质、习惯一天天地发生着变化。
曾国藩在学做圣人的道路上，取得的第一项成功是戒烟。
曾国藩的烟龄很长。湘中草烟的味道很辛辣，劲头十足。曾国藩读书之时，曾经是成天烟筒不离手的。三十岁以前他也曾试着戒过两次烟，不过都没有成功。
在立志自新，开始写日课之后的第二十一天，也就是十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发誓戒烟：“客去后，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烟，明神殛之！”
戒除多年的烟瘾，对任何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戒烟第二天，曾国藩就开始彷徨无主，寝食不安。说自己如同“失乳彷徨”[84]。
把戒烟喻为婴儿断乳，可谓相当准确。
但是就像曾国藩一生中的其他事一样，一旦下定决心，他就没有退让过一步。不论多么痛苦难熬，他就是不再碰烟具。到快一个月头上，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记道：“吾自戒吃烟，将一月矣，今差定矣！”
戒烟过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领悟到，破除旧习，必须有悍然之力。“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如果没有一点“截断众流”的悍然，一个人不可能走得实、走得远。
对于自己戒烟成功，曾国藩终生引以为自豪，并且以此为例，教育子弟。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十月二十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洎今已两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矣。”[85]
多年之后，他还对弟弟提到此事，作为“无事不可变”的例证：“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1842）十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可见无事不可变也。”[86]
曾宝慈说：
看来文正这一生的学问事业，与此日戒水烟有莫大关系，因为戒水烟表示了莫大的决心……要在紧要关头撑得住，挺得起。……文正的毅力与决心，在戒烟上表现出来，证明在咸丰元年上恭陈圣德疏的冒不测之威，在靖港失败与在湖口要以死殉职，在祁门坚持不动……在金陵克复前夕……每觉有整个崩溃之感，最后终能渡过难关，遂成大功。其后天津教案处理困难……毅然忍受……[87]
这个推论相当有道理。
戒烟成功，极大增强了曾国藩“学做圣人”的信心。他自以为通过记日课，便可以迅速改掉所有缺点，成为焕然一新的圣贤之徒。但过了数月之后，他发现，戒烟乃是“脱胎换骨”事业中最容易做的事情。要改掉其他缺点，则远不如戒烟那么容易。
一个人想改变自己多年形成的行为习惯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在读《曾国藩日记》时，会发现大量他自我挣扎的例子。比如，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日，他到陈岱云家给陈母拜寿，他原来的计划是上午拜寿，中午吃顿饭，下午就回家学习，但是吃饭的时候，另外一个朋友何子贞叫曾国藩到他家里去玩，曾国藩抹不开面子就去了。去了之后，何子贞拉着他下了两盘围棋，下完围棋之后，曾国藩棋瘾已发，还不想走，站在那儿看别人下棋。一边看人下棋，一边在心里进行自我搏斗，就像我们在作文中常说的那样，两个小人儿在打架。一个小人儿说，你刚刚给自己制定了标准就破坏自己的诺言，还怎么学做圣人；另一个小人儿说，人生在世几十年，多不容易，何苦成天这么拘苦着自己，你苦了这么长时间了，该放松的时候不如就放松一下。搏斗到最后，还是前一个小人儿取胜，曾国藩抽身退步，回家继续读《易经》去了。
虽然立誓“夜不出门”，曾国藩还是经常仆仆于道。比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仍然“无事出门”，回来后在日记中痛切反省自己：“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88]当年十二月十六日，菜市口要杀人，别人邀他去看热闹，他“欣然乐从”。走在路上，曾国藩觉得连这样的热闹都要看，实在是“仁心丧尽”，还谈什么做圣人？但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又不好断然折返，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徘徊良久”，他还是最终停下了脚步，自己一个人回家了。[89]
他立誓不再与人吵架。然而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三日，他却又与人爆发了一场大冲突。对象是同乡兼同年金藻。曾国藩与此人气质不合，素来就对他心存厌恶，正月初三日，金氏和几个朋友来曾国藩家拜年，因为一言参差，勾起曾国藩心中的前仇旧怨，两人又大吵一架。过后曾国藩又自省道：“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
至于妄言、名心，更是几乎每天都犯。日记中这样的记载不绝于笔。比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初二日：“午正，金竹虔来长谈。平日游言、巧言，一一未改，自新之意安在？”
初八日日记说：“何丹溪来，久谈，语多不诚。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酉正客散。是日，与人办公送礼，俗冗琐杂可厌，心亦逐之纷乱，尤可耻也。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
十一月初九日：“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
……
经过不断的失败，曾国藩领悟到，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并不像戒除一项单纯的嗜好，或者割去一个良性肿瘤那么简单。吸烟有形有迹，戒烟只需要做到一条：手不碰烟具即可。而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它是多年形成的，与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个整体，远比烟瘾复杂、隐蔽，并非可以用解剖刀单独挑出来割掉的。“学做圣人”是终生的事业。许多根深蒂固的缺点、毛病，通过一时半会儿的“猛火煮”，不会彻底改掉，只有用一生的时间去“慢火温”，才有可能慢慢化解。
因此，在修身起始阶段，重要的是猛。在进行阶段，更重要的是韧。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一个人肯定会经受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挫折甚至倒退。关键是不能放弃。
因此，曾国藩一生最推崇的品质就是“有恒”。曾国藩一生不断强调恒之重要性，他说：“有恒为作圣之基。”他在写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90]
要做到有恒，当然很不容易。曾国藩说：“极耐得苦，故能艰难驰驱，为一代之伟人。”[91]曾国藩也经常遇到熬不下去的情况。在这个时候，他只有一个办法：以强悍的蛮劲打通此关。他以练习书法为喻，说明人在困难、倦怠、麻木面前应该如何做：“（写字写到）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92]
我们看曾国藩的日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这一生，就是不断自我磨砺的一生，一天也没停止修炼的脚步。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地自省中，每天都在日记中不断反省自己的缺点，纠正自己的行为。从生到死，他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之中。让我们读几段他晚年的日记。
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逝世前三年）八月二十日：
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
同治九年（1870）三月三十日：
日内因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余年。
一直到去世前的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一日，他还在日记当中这样批评自己，他说：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
也就是说，他批评自己这一段时间精神不够振作，做事不够努力，很多文件没有及时批复清理。这个官虽然做到了极品，但是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也没什么可取之处，一想起来，就非常惭愧。
六十二岁时已经功成名就的他，在日记中的自责自省，和他三十岁立志做圣人的时候，仍然一模一样。这就叫作“几十年如一日”。他用三十天戒了烟，然后用三十年，来戒掉其他更难戒的毛病。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炼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待人接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93]
曾国藩的修身过程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资质非常平庸的人，如果真的实心实意地进行自我完善，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他的胸襟可以扩展十倍，他的见识可以高明十倍，他的气质可以纯净十倍，再愚钝的人也会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回顾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发现，立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因为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
心理学家费约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要求三群学生举起重物，看谁坚持时间长。他对第一群人什么都没有说。对第二群人说的是，想看看你们谁最有耐力。对第三群人，他则说，你们举起的这些东西关系重大，因为上面的导线连着一个电网。如果你们一放下手，这个城市就要断电。为了朋友和家人们，你们一定要多举一会儿。
结果，第一群人平均举了十分钟；第二群人竭尽全力，平均坚持了十五分钟；第三群人，却平均坚持了二十分钟。
可见，人的能力发挥多少，与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或者说，精神力量直接决定着身体潜能的发挥程度。
因此，“立志”或者说确立一个终生的奋斗目标，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对这一点体认极深。他曾说过，立志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趾甚固，结构甚牢。”[94]只有基础广阔、结实，才能在上面盖起宏伟壮观的生命之殿。
马斯洛将自我实现列为人的最后一重追求。越过从食色性也到出人头地这些层次，才能达到自我实现。
而曾国藩直接把目标锁定在了自我实现，也就是做“圣人”“完人”。以“完人”为人生目标，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取法乎上”了。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第一个要诀，就是立志高远。这一志向，驱动他一生不在小诱惑、小目标面前止步。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难面前都不苟且、不退缩。促使他“洗除旧日晻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95]。
第三节 惊人的进阶之道
1.自我管理的十二条军规
曾国藩道光二十年（1840）到北京做官，咸丰二年（1852）离开北京。在十多年里，曾国藩不光修身立志取得很大成绩，在仕途上的升迁也非常迅速。
道光二十年（1840），他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1843），升为翰林院侍讲；道光二十七年（1847），升为内阁学士；道光二十九年（1849），升为礼部右侍郎。清朝的官制一共是“九品十八阶”，每一品级有从品和正品之分。从官阶上看，他从翰林院检讨的七品，升迁到礼部侍郎的正二品，用他自己在家书中的一句话说，是“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个升官速度，创造了道光朝的纪录。清代巡抚也是正二品，也就是说，曾国藩工作不过十年，就做到了“省部级”[96]。
用今人的观点看，曾国藩在官场上本来是没什么优势的。
他出身非常普通，既非官二代，也非富二代。在官场上毫无根基。
他为人笨拙，不善机变，土里土气，不像别人那样八面玲珑。
那么他为什么能在官场上如此春风得意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就得益于他的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
曾国藩“点了翰林”，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官运亨通。翰林之中，也要激烈竞争。成功者，叫“红翰林”，可能很快升迁，入值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失败者，叫“黑翰林”，可能几十年还窝在翰林院里走不了，或者外放随便一个地方官了事。
翰林官员升不升官，是黑还是红，主要靠什么呢？说来有意思，和学生升学一样，也靠考试。作为一个类似研究机构的衙门，翰林院有一种叫翰林大考的考试，每隔几年考一次，“词馆人员不数年骤擢卿贰者类皆大考前列所致”[97]。所以翰林生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准备大考。
为了考查翰林们的真实水平，翰林大考是不定时的，每次都是突然袭击，临时通知。所以关于大考，北京城有这么一个顺口溜，叫“金顶朝珠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就是说翰林们戴着金顶，挂着朝珠，穿着紫貂，成天不用上班，过得非常逍遥。但是“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98]。就是说突然听到要大考，吓得魂飞魄散。之所以吓成这样，是因为考试成绩直接决定命运，不是说你不想升官就行了。考得不好的，可能降级、罚俸，甚至罢官。
所以翰林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学习。曾国藩刚到北京的时候，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散漫无恒，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多。但是立志“学做圣人”之后，他自我管理能力迅速提高。在日记当中，他给自己立下十二条做人的规矩和课程的标准：
（1）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慎。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4）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
（5）读史。丙申年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
（6）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十月二十二日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9）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11）作字。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凡事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99]
这十二条规矩和课程，翻译成现代汉语，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早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绝不赖床。
二是静坐。每天静坐半个时辰，也就是一个小时。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不要天天处于浮躁状态，被事务牵着走。
三是读书不二。每天读十页经书、十页史书，不论遇到任何问题，绝不改变。而且不读完这本书，绝不摸下一本。
四是谨言。就是时时警惕不乱说话，每句话都要慎重。
五是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节欲，就是节制欲望，说白了，就是节制房事。节饮食，吃饭也要有节制。这是养生的办法。
六是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就是记笔记，找一个笔记本，起个名，叫茶余偶谈，专门记朋友们聊天时谈到的各种有启发的事情。聊天也不能白聊。
七是每个月要做几篇文章，写几首诗，有固定任务。
八是练字。每天早饭之后，要写半小时的字。
最后一条是夜不出门。天黑了就不要出门找朋友瞎聊天。
这十二条日课，很多都与翰林大考有关。日课第十一条要求自己每天早上起来写半个时辰的字，这是因为考试时书法好坏，是翰林大考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曾国藩留下来的小楷作品，功夫非常深。第十条要求自己每个月要按翰林大考的标准作数首诗文，以为常课。至于每天读十页经书、十页史书，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也都是为大考做准备。因为翰林大考和科举考试不同，考的不再是八股，而是考查一个人的学养和见识，所以必须知识广博，对天理心性之学确有所得。通过这十二条日课，曾国藩的生活变得非常有规律，对考试的准备比很多人要充分。
道光二十三年（1843），即曾国藩到京后两年，赶上了第一次翰林大考。一般翰林大考都是六年左右一次，这次却只隔上次四年。消息突然来临，曾国藩和别人一样，都感觉有点儿惊慌。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初十日大考，闻之甚觉惊皇……恐进场难完卷也。”[100]
考试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进行。参加考试的一共127人，有三个人托病，不敢进考场。到了考场，有一个人打小抄，被清除出场，直接交刑部治罪。气氛非常紧张。曾国藩也是提心吊胆地完成了考试。
出了场，曾国藩把试卷草稿拿给朋友们看，看看自己答得怎么样。不看不要紧，一看出事了，原来自己作文里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有一个典用错了。
曾国藩大惊失色，后悔不已，说自己“粗心至此，何以忝厕词垣哉！”不配当这个翰林。当天晚上，他和妻子欧阳氏二人默默对坐，不交一语，“患得患失，憧憧靡已”。心里怎么也放不下，当天晚上彻夜未眠，他在日记当中批评自己说：“平日所谓知命者，至是何有，真可羞也。”就是说，平时的修养都不管用了。[101]
三天后，大榜公布。完全出乎意料，曾国藩的成绩竟然特别之好，名列二等第一。一等是五个人，也就是说，曾国藩在一百多人中，考了第六名。原来，因为考试状态保持得好，他的作文文气贯通，说理透彻，很得主考官的欣赏。至于文中的那个错误，主考官和皇帝居然都没有看出来。
第二天，道光皇帝亲自召见，召见之后，升他为翰林院侍讲。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而翰林院侍讲，为从五品。一下子升了四级，曾国藩一方面说自己“以大错谬而忝列高等，抱愧殊极”[102]，另一方面，不免大喜过望，赶紧给家里写信，汇报这一好消息。曾国藩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名大受，乾隆朝军机大臣）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103]
就是说，整个清代，湖南省官员中，通过大考升官的，他和乾隆朝的大学士陈大受速度最快，陈大受是从编修升为侍读，他是从检讨升侍讲，升的品级一样。但是陈大受是考了第一名，升了这个官。他考了第六，也升了同样速度的官，所以这说明他受到了皇帝特别的知遇之恩。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读出曾国藩升官之后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兴奋。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月，又逢一次翰林大考，曾国藩名次仍然不错，名列二等第四名。六月，曾国藩即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也就是说，实职是内阁学士，但享受“侍郎”级别。这是一次罕见的跃升，由从四品跃升至二品，从此“跻身卿贰”，步入高级京官行列。曾国藩当然更是大喜过望。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104]，也就是说，他刷新了湖南人在清朝的升官纪录。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
2.把择友当作人生第一大事
除了考试成绩好外，曾国藩升迁迅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交游广阔，在士林中名声很好。
中国古人有一个观点值得借鉴，就是特重交友。清代名臣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就是说，交友，是人生第一大事。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没广播没电视没大学。一个人获取知识信息，在外想获得帮助，全要靠朋友。所以朋友的多少，朋友的质量，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能有多宽广。
在闭塞的湖南乡下，曾国藩最大的遗憾是交不到有质量的朋友。所以后来他在致诸弟的家信中谈及自己当年的感受：“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可见他对自己当年那些庸鄙的同学是十分看不上眼的。[105]
到了北京之后，曾国藩迅速结交了一大批好朋友。曾国藩在家书中常介绍他交友情况。他说：“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慧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名锡振，广西主事。”[106]
曾国藩为人特别爱交往。入京之初，他为人处世不够周到，经常得罪朋友。而在立志“学做圣人”之后，曾国藩不断反省自己的缺点，与人相处越来越注意替他人着想，朋友越来越多。他和朋友们经常在一起吟诗作赋，切磋学问。也经常请客吃饭，听戏下棋。我们看他的日记，几乎没有一天不社交的，经常交往的朋友有一百多人。最多的一天，接待或者拜访朋友几十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他升为翰林院侍讲那次，因为朋友多，人缘好，所以大家都来祝贺，以至于他二十二日那一天，跑了五六十家去回拜。
曾国藩朋友之所以多，还在于他效法祖父，急公好义，特别爱助人。“同乡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佽助，办事则竭力经营。”[107]挚友刘传莹病死，曾国藩搜集其遗文，为他刻印出版了遗著；同乡举人邹兴愚（柳溪）会试不售，在北京贫病而死，曾国藩为他料理了后事，撰写了墓志铭，并出钱为他制作石碑；新宁人邓铁松在北京患病吐血，情况危重，已不可挽回，曾国藩筹钱将他送回湖南……
特别是与陈源兖的友谊，尤为深厚。陈源兖，字岱云，是湖南茶陵县人。他和曾国藩既是同乡，又同为戊戌科进士，同时一起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所以他们两个人往来尤密，“不啻一家骨肉”[108]。陈源兖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大病一场，曾国藩天天去看望，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守护在他的身旁，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是日全未离身。夜住陈寓。观其症险，极惶急无计，一夜不寐。”[109]次年，陈妻病逝，曾国藩也日日到陈家，“代为经理一切”[110]。陈岱云的儿子那时刚满月，无人照管，曾国藩将这个孩子带回自己家，雇乳母喂养。
同年中另一个好友是梅霖生。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月，梅霖生患病咯血，曾国藩忙前忙后，多次请吴廷栋等人前往诊治。梅霖生的病情不见好转，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他“病势沉重，深为可虑”，经常前去探望。但是梅霖生病情恶化得非常迅速，二十五日病逝。曾国藩悲痛不已。他在家书中说：“梅霖生身后一切事宜，系陈岱云、黎月乔与孙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赙仪共五百两。吴甄甫夫子（戊戌总裁）进京，赙赠百两。将来一概共可张罗千余金，计京中用费及灵枢回南途费不过用四百金，其余尚可周恤遗孤。”[111]七月十五日，梅霖生的灵柩出城，曾国藩坐车送至东便门。
因为曾国藩广泛结交，肯于付出，名望日高，急公好义，越来越受同乡的推重，所以自从道光二十六年（1846）起，凡湖南籍京官的谢恩折，都由曾氏领衔。可见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开始负一乡之望，成为在京湖南官员的领袖，这对他在仕途上发展当然有好的影响。
曾国藩升官迅速的第三个因素，是中枢有人在背后帮他的忙。
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道光年间最重要的大臣——穆彰阿。穆彰阿在道光年间是最得宠的大臣，任军机大臣达二十年之久。当然关于这个人，历史上争议很多。有人说，他在鸦片战争中是投降派；有人说，这个人没什么建树，只会对皇帝溜须拍马，说他“以顺承旨意为工，阿附之外，无他语也”[112]。
对这个人，有这样一段评价是比较中肯的，说他“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113]。也就是说，他当了二十年军机大臣，其实是一个挺爱才的人，也不怎么太贪。唯一的问题，喜欢吹捧皇上、糊弄皇上。
确实，穆彰阿不管有多少缺点，毕竟有一个长处，那就是爱才，喜欢延揽人才。曾国藩考进士那次，穆彰阿正好是主考，所以按惯例，曾国藩应该称他为座师，两个人从此就算有了师生之谊。
在那之后，道光二十三年（1843）那次翰林大考，就是曾国藩用典用错了那次，穆彰阿也是总考官。那一次曾国藩不但没有受到处分，成绩还非常好。而且交卷后，穆彰阿做出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他主动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就是说把你考试时写的诗给我看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对曾国藩表示关心，表示我以后会提携你。所以曾国藩当天立刻誊清诗赋，亲自送往穆宅。说来也巧，这次拜访成了曾国藩飞黄腾达的新起点，从此之后，升官速度越来越快。
正是因为穆彰阿和曾国藩之间的这种特殊渊源，所以野史中有一些编造的传说。比如《清稗类钞》里记载了一件事，说是穆彰阿不断向道光帝推荐曾国藩，于是道光帝感兴趣了，打算召见曾国藩，面试一下。曾国藩一听，非常高兴。那一天，曾国藩进了皇宫，被太监带到了一座大殿里，说你在这儿等着吧。可是一直等到下朝，太监才跑过来通知，称皇上今天有事，不见了，改日吧。曾国藩莫名其妙，回去后连忙去问穆彰阿这是怎么回事。穆彰阿一听，沉思片刻，就明白了道光帝的用意，就问曾国藩：“你是否留意了你待的那间大殿墙上都写了些什么？”曾国藩说：“没有，我只等着皇上召见，哪有工夫注意到那些啊。”穆彰阿一听，一拍大腿，说：“哎呀，机缘可惜！”怎么办呢？穆彰阿派了自己的仆人，说：“你去拿四百两银子，交给宫中的某个太监，然后求他把宫中那间大殿墙上字画的内容抄下来给我。”仆人把内容抄回来，穆彰阿给了曾国藩，让他背熟了。第二天，道光皇帝召见曾国藩，果然问到那间房里的墙上都写了些什么字，曾国藩准备充分，对答如流，道光皇帝大喜，认为曾国藩这个人心思缜密，留心细节，可以大用。曾国藩从此便交了好运，“骎骎然向用矣”[114]。
这个传说听起来挺好玩，可惜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因为按照清代朝廷的成例，曾国藩那时仅是一个普通七品翰林官员，皇帝是不可能单独召见的。晚清戊戌变法前，光绪皇帝想召见身为工部主事的康有为，但是廷臣举出“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大员不得召见”[115]的理由，光绪皇帝也没法反驳。而且皇帝见谁，事先都有明确的计划，不可能临时更改。道光皇帝又是一个特别遵守成例的皇帝，因此不可能破这个例。
不过这个传说也反映出，穆彰阿确实是曾国藩升官路上一个重要人物，对曾国藩的飞黄腾达起到了助力的作用。所以曾国藩对穆彰阿是感念终生的。二十年后，曾国藩又一次回到北京，还专门到穆彰阿家里去探望。当然那时候穆彰阿早已去世了，他探望的是穆彰阿的家人。
当然，在与穆彰阿的交往中，虽然穆彰阿欣赏曾国藩，但曾国藩并没有因此就大喜过望，扑上去抱住穆彰阿的大腿不松手。看曾国藩的一生，与上级交往，是很注重分寸的，从不失态。他和穆彰阿交往，完全保持在正常范围内，走动并不是特别勤，所以后来穆彰阿倒台，曾国藩也没有受到牵连。
这是曾国藩一生的一个重要原则。
后来曾国藩在统率湘军时，在朝中又遇到过一个特别支持他的权臣肃顺。正是在肃顺的建议下，曾国藩才当上了两江总督。但是曾国藩跟他，也没有建立私交，后来慈禧发动政变，肃顺被杀，在他家里查到很多私人书信，但是里面没有曾国藩写的。慈禧因此十分信任曾国藩。
到了更晚的时候，曾国藩晚年，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醇郡王奕譞，好多次想跟曾国藩交往，托人给曾国藩带了封信，对曾国藩大加恭维。醇郡王奕譞是当时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更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夫。长期以来，他一直想和哥哥恭亲王奕䜣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想以此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亲贵，主动往上攀还来不及，曾国藩却连他的信都没回。曾国藩只给带信的人回了封信，说：“敝处函牍稀少，未便于醇邸忽改常度。”[116]也就是说，我一向不怎么跟别人通信，也不便因为醇郡王就改了我的老习惯、老作风。
醇郡王还不放弃，过了几年又写诗寄给曾国藩，让曾国藩点评，还说希望曾国藩也写首诗应和一下。曾国藩仍然没有给他回信，而是给捎信的人写了封信说：
醇邸于敝处折节下交，拳拳挚爱，极为心感。……缘弟处向来书札稀少，朝端贵近诸公多不通问，未便于醇邸特致私爱，致启他嫌。[117]
也就是说，醇郡王对我如此垂青，我十分感动，但是我的原则是，对朝廷上那些亲贵人物，一贯不和他们建立私人交往，所以这次也不打算破例。
又一次给了奕譞一个不折不扣的难堪。
曾国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个是因为历朝历代，都严禁朝中的亲王与外面的臣子之间私下交往，因为这样容易形成朋党。曾国藩遵守朝廷的原则。另外一点，曾国藩从来不改他不攀附私人的原则。清朝官场讲究“跟人”，跟人有跟人的好处，跟对了，升迁确实可能很快。但是官场风波重重，如果所跟着的人倒了，自己也会受牵连。曾国藩做事的作风是从不取巧，踏踏实实，不搞任何歪门邪道，不走捷径。事后证明他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
穆彰阿虽然对曾国藩的命运很关键，但他并不能决定曾国藩的命运。所谓关键在于，他在道光皇帝面前能够适当地推荐一下曾国藩。但是用与不用，还要看道光皇帝。
3.深得道光皇帝欣赏
曾国藩升官迅速的第四个原因，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道光皇帝对他的欣赏。
道光皇帝是清代一位比较有特点的皇帝。第一，他比较平庸，能力比较差，也没有什么魄力。第二，正是因为如此，他特别注重防范权臣，所有大权都要自己把着，生怕落到别人手里。他之所以重用穆彰阿这样听话顺从的人，主要是因为“虑大权旁落，必择谨畏之士，使之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118]。就是说，因为怕大权被别人抢去，所以他故意用穆彰阿这样没什么能耐的人，生怕太有能耐的人，自己治不住。这就如俗话所说，是武大郎开店，用的都是不如自己高的人。
所以，道光朝用人的大权是皇帝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绝不会轻易受别人左右。曾国藩之所以不断升官，归根结底是因为皇帝特别欣赏他。
道光皇帝为什么这么欣赏他呢？有三点。第一，曾国藩这个人性格和道光皇帝相投。曾国藩从性格上来说，是一个比较实在的、比较踏实的人，他是一个湖南乡下来的年轻人，没见过大世面，憨头憨脑，说话很直。道光皇帝就喜欢这样的老实人，不喜欢那些油腔滑调的人。曾国藩有过多次与道光交谈的机会。他在家书中提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二十日，他“蒙皇上御勤政殿召见，天语垂问及男奏对，约共六七十句”[119]。这是曾国藩首次与皇帝深入交流。可惜曾国藩没有录下具体词句。但是道光年间，曾国藩“每有奏对，恒称上意”[120]。皇帝对曾国藩的了解日渐加深，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曾国藩工作认真，做官尽职尽责。翰林虽然没有多少事，但是偶尔也有任务派下来。比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月，他派充国史馆协修官。
一旦有任务，曾国藩就会全力以赴，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完成。他不会像那些眼高手低、有名士气文人气的翰林官员一样，看不起俗务。
在成为皇帝文学侍从之臣后，他经常需要值班。别人以此为苦，他却从不辞劳。他诗文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比如《夜值苦寒》：
白虎西流朱鸟高，五更风利䴙䴘【1】刀。劲寒战栗通心曲，轖气冰霜上口毛。旷荡青天如可对，折旋丹地敢辞劳。频闻交战呵金马，蓦入灯庐炙冻毫。[121]
诗中说，五更风寒，胡须染成白霜，毛笔也已经冻住了。他仍然像战士守卫岗哨一样，不敢稍有差池。
后来职务高了，有了更多具体事务以后，曾国藩更是勤奋。年谱记载，“公勤于供职，署中办事无虚日”“有事加班，不待期日。在部司员，咸服其条理精密”[122]。就是说，他天天上班，从不缺勤，还经常主动加班。他的下级，都佩服他办事有条理。
第三，道光皇帝是一个非常崇尚理学的皇帝。道光虽然是一个能力平庸的皇帝，但是喜欢读书，对理学有一定心得。
曾国藩在做翰林期间，在理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由朱熹开始，上溯张载、周敦颐等人的著作，并对它们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同时，他还究心汉学，在学术上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每次翰林考试道光皇帝都要亲自看试卷，曾国藩的成绩很好，就是因为有理学修养做基础。
在曾国藩所处的晚清，虽然今天提起来，总说那是一个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时代，但实际上和后来的某些历史时段比起来，是非尚有一定公论，黑白尚未完全颠倒。曾国藩结交师友，潜心治学，提高了他在士林中的声望。
黎庶昌说：“始公（指曾国藩）居京师……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重于京师。”[123]他自己也说“昔在京颇著清望”。因此当时李鸿章赴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就慕名投帖拜师在他的门下，向他学习。李鸿章在家书中汇报说：“各地应举文人，组织文社于九条胡同三号。慕曾涤笙夫子之名，请渠出任社长。”[124]
一个人的声望是晋升的重要基础。曾国藩潜心学术，热心公益，在皇帝心目中形象比较清新端正，这是他迅速升官的重要背景。
注释
【1】䴙䴘（读pì tī），一种水鸟。
第四节 从前的官场愣头青
1.郁闷的“副部长”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升补礼部右侍郎，从虚职变为实职，成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的第一个实职侍郎。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而关键的跃升，从此曾国藩就有了实权。
传统时代，人活着最大目的是什么？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是四个字，升官发财。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不无自负地在书信中对陈源兖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125]
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就是那些非常推重我的好朋友，也没有人敢做这样大胆的预期。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刚刚升为侍郎，曾国藩工作也更加卖力了。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家信中汇报自己初任礼部侍郎的工作情况：
二十五日午刻上任，属员共百余人……从前阁学虽兼部堂衔，实与部务毫不相干。今既为部堂，则事务较繁，每日须至署办事。八日一至圆明园奏事，谓之该班。间有急事，不待八日而即陈奏者，谓之加班。除衙门官事之外，又有应酬私事，日内甚忙冗，几于刻无暇晷。[126]
也就是说，以前虽然兼礼部侍郎衔，但是完全不管部里的事。现在正式做了“副部长”，情况不同了。每天都要坐班，下属一共一百多人。每八天要去一次圆明园向皇帝汇报事务，叫作“该班”。如果有什么急事，不到八天就要去见皇帝，叫作“加班”。除了工作，私人应酬也多，所以这一段特别忙，几乎没有片刻闲暇。
升官之后，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曾国藩托纸店专印了一份日记用纸，开始写《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段日记体例特别，每日日记分为八栏，分别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每日按格填写。我们从中抽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天，咸丰元年（1851）十一月初二日，看看身为侍郎的他一天所做之事：
[读书]：
未刻读《汉书·韩王信传》。申刻读《会典·宗人府》十四页。
[静坐]：
申正在坐曲肱枕坐三刻。
[办公]：
早入内，刑部值日。旋至部。午初到家，灯后清折底。
[课子]：
背经五页，讲鉴三条。
[对客]：
早自署归拜客三家。未初会二客。
[回信]：
回余菱香信，自写一片。[127]
大抵是每天上午都要赴署办公，其他时间要课子读书见客应酬。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说，自己在礼部工作顺利，与同事们相处得很好：
现在衙门诸事，男俱已熟悉。各司官于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俱融，同寅亦极协和。男虽终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128]
就是说，他已经很熟悉现在部门的工作了。下属官员也都很佩服他，所以同事关系处得不错。如果一辈子这样在礼部当官，平平顺顺、尽职尽责地为国家办事，他也很愿意。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曾国藩仍“手不释卷”，只不过更注重实用了。曾国藩对于“经世之务及在朝掌故”十分留意，按类别“分汇记录，凡十有八门”。据《曾国藩年谱》记载，“公每绾部务，悉取则例，博综详考，准以事理之宜。事至剖断无滞。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129]。
湖湘学风是经世致用。因此曾国藩早就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虽然致力理学，但是他并没有被理学遮蔽全部视野。他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130]。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只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他又加上经济一门。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131]他还认为：“文章之可传者，惟道政事，较有实际。……浅儒谓案牍之文为不古，见有登诸集者，辄鄙俗视之，不知经传固多简牍之文。……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筹边、论事诸牍；阳明精于理性，而其不刊者，实在告示、条约诸篇。”[132]
由此可见，刚刚升官后，曾国藩是雄心勃勃，想在国家大政中有所建树的。
但是，做了一段时间高级官员，曾国藩就不再那么兴奋了。我们看他在北京当官后几年，诗文反映出来，他的心情是非常灰色的。
比如这一首：
我虽置身霄汉上，器小仅济瓶与罍。
……
似驴非驴马非马，自憎形影良可咍。[133]
这是写给好友刘蓉的。意思是说，别看我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地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
再看另一首：
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国情如失乳儿。
……
径求名酒一千斛，轰醉王城百不知。[134]
这是写给弟弟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床石一样，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了娘的小孩。愁闷极了，不如干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么都不知道好了。
有时候，他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
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
……
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135]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初四日，也就是他升任礼部侍郎后十个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136]
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于国计民生无补。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于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
这样的文字还有许多。在写给陈源兖的信中，他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137]。咸丰元年（1851）在写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牵私系，遂成废物”[138]，在官场上如同废物。在复江忠源信中也说：“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自审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久虱此间，赧然人上也。”[139]就是说，我打算一年左右时间内就以养病为由辞官回家，因为自问我的精神魄力，无法对这个国家有所推动，在这里混日子，实在对不住这份工资和地位。
为什么升了官却这样郁闷呢？
主要是曾国藩升官，不是想给自己谋多少好处。他是想给国家多做些实事。但是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让他做不了什么事。
道光年间从外部看，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看，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正在酝酿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高官们却一个个都在混日子。
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俭朴闻名，身上打满补丁，早餐舍不得多吃一个鸡蛋。说是有一次，他和一个大学士聊天，问大学士，你早餐吃什么？大学士说，臣很俭朴，只吃三个荷包蛋。道光一听，吓了一大跳，说你真阔气啊！朕早餐一个也舍不得吃。为什么呢？因为内务府官员骗他，说外面鸡蛋三十两白银一个。
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是笑话往往会反映一些历史事实。道光皇帝为人确实很节俭，所以我们看故宫现存的道光画像，道光皇帝确实瘦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用的大臣，又都是穆彰阿那样“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眼看着国家一天不如一天，却都不敢向皇帝直言。
只有曾国藩特别着急。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太平天国起义六年多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酝酿之中。那一年，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忠源。在送江氏出京时，他对朋友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这个人慷慨激烈，将来肯定会死在战场上。“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140]当时天下太平，没有人想到会发生战争，而曾国藩已知大乱之不可避免。
身居翰林之时，他只能读书养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卿贰，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职位，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曾国藩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例行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
所以曾国藩很痛恨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曾国藩对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尝之。”[141]也就是说，他做官有年，饱知官场习态。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培养自己的人气。在下者办事一味软媚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他说，三四十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
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在这样的官场生存，眼看着国家政治一天天腐烂下去，曾国藩如同生活在一个腐气熏天的铁屋子里，感觉太难受了。
2.开罪咸丰皇帝
就在曾国藩做“副部长”做得不耐烦，想要回家之时，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道光皇帝去世了，年方二十（这是虚岁，实足年龄十八周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了。这一年，曾国藩三十九岁，也就是说，新皇帝比他小了差不多二十岁。
这一下，曾国藩先不提回家了，他要看看这个新主是个什么样的人。
虽然年纪很轻，“主少国疑”，但新皇帝一上台，就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象。这个年轻人看起来颇有雄心，也很有干劲。他工作非常勤奋，每天都会认真批阅大量奏折，并且会亲笔下达很多谕旨，而不像老皇帝那样主要靠军机大臣们拟旨。
一般来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帝上台后，也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是在登基后不久，主导了一出出乎人们意料的政治大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我们前面提到，穆彰阿这个人名声不太好。还没当皇帝之前，咸丰就已经听说了关于他的很多结党营私蒙蔽君主之类的负面传闻。所以上台之后，立足刚稳，就拿他开刀了。
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1850年12月1日），咸丰皇帝发布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谕旨。他说：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堕，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第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若一旦寘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着从宽革职，永不叙用。[142]
也就是说，任用贤人，罢黜奸臣，是为君的首务。当今天下，一切因循废弛，已达极点。吏治败坏，人心浇漓。穆彰阿身为大学士，深受国恩，却不思如何有利国家，只想着保住自己的职位，为私利而损害国家。以小忠小信，伪才伪学，来蒙蔽君主，逢迎上意。我念他是三朝老臣，不忍置之重法，革去其职务，永远不再任用。
在这道上谕的结尾，咸丰皇帝还说：
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公忠体国，俾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毋畏难，毋苟安。[143]
也就是说，从今而后，大小官员，一定要激发天良，公忠体国，把以前那些因循糊弄的积习都迅速改掉。不得再像以前那样，畏难苟安。
这道谕旨一下，时“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说实在的，大家都知道，像穆彰阿那样继续“弥缝”“糊弄”下去，国家是没有出路的。咸丰皇帝对国家现状的批评有的放矢，说出了官员们不敢说的话。看来这个新皇帝，魄力真是不凡，很可能是一个英主。
上台之后，咸丰皇帝另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下诏“求言”，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初八日，刚刚登基，他就发布上谕，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表现出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
曾国藩心情太激奋了。
他等了这么多年，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咸丰帝对官场的批评，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契若符节”，曾国藩颇有知音之感。他积累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可以发挥的空间了。
曾国藩昼夜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应诏陈言疏》。在这份上疏中，曾国藩顺着皇帝对官场的批评，谈到了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人才问题。他大胆指出，道光皇帝秉持“镇静”原则，不生事，不作为，所以道光朝人人循规蹈矩，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这虽然有利于守成，但不利于解决问题。所以，官员们“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144]。他说现在官场有四大通病：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就是说，京官，就是朝中的官员，有两大毛病，一个是遇事退缩，一个是务小不务大。遇事退缩，是指遇到什么事，大家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只知道向皇帝请旨。务小不务大，是大家都注意一些细节小事，开个会，办公桌都摆得很整齐，茶杯都准备得很干净，会务办得很用心。但是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没有一个人敢说，也没多少人敢想。
地方官办事也有两个毛病。第一个叫敷衍，遇到什么矛盾和问题，就是一个字，拖，对付过去就完，把问题推给下一任。第二个是颟顸，就是做表面文章，很多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内里已经完全烂透了，黑恶势力横行，这些当官的根本不管。
在奏折结尾，曾国藩更尖锐地指出：“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岂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145]
就是说，十来年间，朝中大臣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国家有什么严重问题。地方官员，也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地方上有什么矛盾。那些负责进谏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指出过皇帝有什么做错的地方。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这说明，这些官员，没有一个是忠心为国的。
所以，曾国藩说，必须想办法培养人才，才能应对复杂艰难的国家形势。并且提出了培养人才、转移风气的几条具体办法。
咸丰皇帝收到曾国藩的这封奏折，认为曾国藩的见解很正确，对他大加夸奖，称曾国藩“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146]。
这道奏折让咸丰对曾国藩产生了进一步的好感。而在此之前的一件事，已经让咸丰认识到曾国藩这个人做事特别认真负责。
道光皇帝去世前，曾经留下了一道非常特殊的遗嘱。道光皇帝认为，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他在位这么多年，治国也不见什么起色，所以他说，我无德无能，对不起列祖列宗，我死后，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
所谓郊配，就是皇帝祭天时，同时以自己的列祖列宗配祭。唐张九龄在《请行郊礼疏》中说：“自古继统之主，必有郊配之义，盖敬天命而昭圣功也。”
不许郊配，不进太庙，这当然是对自己非常严重的惩罚了，严重到几乎无法遵守。特别是不进太庙，那么后世子孙怎么祭拜他呢？但是道光皇帝的这道遗嘱是“朱谕”，也就是亲笔书写的，无疑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不是谦虚之词，咸丰不能不重视。可是，刚刚上台的年轻皇帝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只好让大臣们集体讨论。
朝廷大臣进行集议，大多数人都从保险出发，说套话，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必行”。就是说，道光皇帝功业辉煌，怎么能不进太庙，不用郊配呢？所以这个遗嘱根本没法执行，还是按惯例办了了事。
按说，大家集体讨论已经有了结果，曾国藩顺水推舟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曾国藩回去之后，感觉不妥。他是礼部侍郎，他认为自己要责无旁贷地拿出更合适的意见来。所以经过十余天的思考，他提出了不同意见。正月二十八日，他上了一道奏疏，说大行皇帝的遗嘱应该部分遵行，不能完全置之不理。
为什么呢？他说：“大行皇帝谆谆告诫，必有精意存乎其中。”[147]道光这么正式地留下这道遗嘱，一定有他特殊的考虑。曾国藩说，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任何皇帝都没有死后不进宗庙之理。但“毋庸郊配”一项，道光皇帝说得也有一定道理。第一，道光这是从天坛祭坛的尺寸角度考虑的。因为天坛的建筑规模是固定的，现在，死去皇帝越来越多，每死一个，就要新修一个祭台，现在天坛已经快被占满了。道光以身作则，不予郊配，有一个出发点应该是“久远之图”，怕以后放不下，“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所以这个用心还是很深远的。这一点我们不可轻忽。
第二，“古来祀典，兴废不常。”祀典历代、历朝都有调整，并非丝毫不可变动之事。
第三，“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148]对死去皇帝皇后的意见，一定要重视，不能视同无物。比如康熙时，太皇太后孝庄死了，留下遗嘱说想安葬到遵化孝陵，陪着自己的儿子顺治。按理说这“不合袱葬之例”，因为皇后死了，按理要安葬到自己的丈夫身边，所以她应该埋到沈阳的清太宗昭陵去。但是康熙还是不敢违遗命，将太皇太后梓宫安放在孝陵旁边，雍正时就在这里正式下葬了。第二个例子是乾隆皇帝遗命“庙号毋庸称祖”，就是说，不许后世称自己为祖，只能称为宗。乾隆皇帝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绩按以前之例，完全可以称“祖”。但乾隆表示谦虚，发下遗命，嘉庆帝只好遵从，故庙号高宗。所以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遗命，惟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未有之盛德也。”[149]大行皇帝以身作则，贬抑自身，表明他对列祖列宗的崇敬，这种精神是值得效法的。如果不遵行，那么不符合大清家法。
曾国藩的这道奏疏辨理详明，逻辑严密，非常有说服力。咸丰皇帝一看，十分佩服。如果不是曾国藩苦心思考，详加论辩，他咸丰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曾国藩的这道奏折也说服了满朝大臣，大家一致同意这么办。所以，这件事让咸丰对曾国藩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为对曾国藩的欣赏，也因为知道曾国藩这个人凡事认真，所以咸丰皇帝不断地给他加派新活，今天让他兼署工部侍郎，帮着处理工部的事，明天又让他兼署吏部。到后来，曾国藩一个人身兼五部，也就是兼任了除户部之外的其他几部的“副部长”。这一下，曾国藩就更忙了。特别是到了刑部后，繁重的工作让他几乎都没有看书的时间了。他写家信说：
余至刑部，日日忙冗异常，迥不与礼部、工部、兵部相同。若长在此部，则不复能看书矣。[150]
也就是说，我到了刑部，可比以前更忙了。刑部和其他几部可完全不同，事情太多了。要是长在此部工作，以后就没时间看书了。
如此勤奋，说明曾国藩想抓住新皇帝励精图治的机会，多做些事情，为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皇帝的欣赏和肯定，让曾国藩大受鼓舞。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又连着上了好几道奏折，给皇帝提了很多建议。什么《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咸丰元年（1851）三月，曾国藩上了《议汰兵疏》。曾国藩说，现在天下有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一是财政紧张，二是军队战斗力不行。现在“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社会动荡，四处用兵之际，军队问题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军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臃肿软散，不能作战。他说，广西有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但是现在遇到农民起义，“竟无一人足用者”[151]。所以兵不在多而在精。曾国藩提出裁兵五万，这样每年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用来练兵。应该说，曾国藩的这道奏折抓住了当时军队问题的关键，显示了他经世致用之学的深度和精度。
之后，他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他在奏疏中提出现在百姓生活有“三大疾苦”，一是银价太贵，百姓负担太重，交不起国税。“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真有日不聊生之势。”二是盗贼太多，良民难安。强盗土匪“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三是冤狱太多，司法腐败严重，民气难申。[152]
曾国藩认为，这三大问题关乎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如果不从现在起就全力以赴一一解决，那么天下大乱，不久将至。
配合这道民间疾苦疏，他又上了一道《平银价疏》，其中，提出了平抑银价的具体办法。
这些折子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也反映了他多年来对国家社会的深入思考。应该说，这些文字是非常精彩、也非常有深度的。曾国藩以为，新皇帝既然振作有为，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这样，国家大幸，民众大幸。他也可以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真正做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然而，事实证明，曾国藩有点天真了。
咸丰皇帝摆出了雄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
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
关于咸丰，读史者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当然是他和奕䜣争储时的那个传说。说是奕和奕䜣因为只差一岁，奕居长，但是天资平庸。奕䜣虽居次，但明敏能干。所以选谁为继承人，道光犯了难。于是道光就通知他们到南苑骑射，进一步考查他们。奕的老师杜受田知道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就给自己的弟子出主意，说你奕骑射本领远不如弟弟，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打猎时，咸丰按照他老师的教导，既不上马，也不射箭，见他父亲的时候两手空空。道光很纳闷，问，你怎么回事？咸丰就跪到地下，他说父皇教导我要仁爱，现在是春天了，母兽正是怀孕的时候，我要把它射死了，连它的没有出生的孩子也都死了，岂不是太残忍了。道光一听，感觉这个孩子挺仁慈，对他很满意。这个故事叫“藏拙示仁”，此事不光见于野史，也载于《清史稿·杜受田传》。
另一次，道光身体不好，召见两个孩子，要听听他们对国家大政的看法。杜受田又给奕出了主意。道光先见了六阿哥奕䜣，说我身体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国家怎么治理为好呢？奕䜣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讲述治国的方略，他父亲很高兴，说这个孩子有出息，你先退下吧。奕进来的时候，一看父亲的病容，就跪在地下磕头痛哭流涕，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道光说，让你谈谈见解，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咸丰就说，我一看父亲病成这样，我就太难受了。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现在就希望父亲健康长寿，别的我什么都不想。道光很感动，还是这个孩子孝顺。于是决定传位给他。其实奕如此表现，是因为他老师告诉他，论口才你比不上六阿哥，你要“藏拙示孝”。
“藏拙示仁”“藏拙示孝”的故事过于传奇，显然只是一个传说，即便被记入《清史稿》也不能证实其事。但这些传说反映出的事实不错，那就是和聪明伶俐、外向活泼、有才有为的弟弟奕䜣比起来，咸丰是一个比较内向无能的人。这个人笨拙、安静、少言寡语，无论哪个方面都不如他的弟弟。
奕的最终胜出，其实和老师的教导无关，和道光的偏好有关。喻大华评价道光帝“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是谨慎过度，二是缺乏定见”。[153]确实，道光皇帝一生以稳定为务，喜欢安静听话之人，他之所以选择咸丰，是因为在他看来，咸丰比弟弟更稳重、更听话，更符合传统观念中的“贤人”标准。让他当皇帝，更利于守成，风险比较小。
但其实道光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大清已经不是守成之世，矛盾丛生，这个成，已经守不下去了。第二，咸丰确实缺乏当皇帝的才能。
有一本书，叫《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了一个叫张集馨的晚清官员进京被咸丰皇帝召见时的几次对话。从对话中看，咸丰记忆力很差，咸丰六年（1856）他见张集馨问了一些问题，过了三年，到咸丰九年（1859）再见时，问的居然还是这几个问题。
《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咸丰六年（1856）召见时，因张集馨腿部有伤，行走不便，咸丰问：“汝何以坠马受伤？”张集馨对：“臣素不善骑，军中督队，非骑马不可，是日督队，所骑生马，未经行阵，逆匪摇旗呐喊，马遂惊逸，臣羁勒不住，遂致坠马，并为马碰一脚，抬回帐房，不能带队。经胜保奏明，赴就近省城调理，蒙恩谕准。”上曰：“汝今年五十几岁？”对：“臣系庚申命，今年五十七岁。”上曰：“汝京城有住房否？”对：“有。”上曰：“在何处？”对曰：“在西单牌楼。”上曰：“甚么胡同？”对：“皮库胡同。”
咸丰九年（1859），问的类似内容如下：
上曰：“汝住在京城何处？”对：“在西单牌楼皮库胡同。”上曰：“是汝自己房子？”对：“是。”上曰：“汝在军营带过队么？”对：“臣初到营即带队，后来腿受伤不能骑马，即不带队，办理文案。”上曰：“汝受何伤？”对：“坠马受伤。”上曰：“还是追贼，还是为贼压下？”对：“打仗时，贼匪开号，马惊坠骑，为马蹄所踹。”上曰：“汝今年五十几岁？”对：“六十岁。”
敢情上回，全白问了。
最关键的是，一个王朝到了末期，这些皇族子孙往往气质庸弱、资质脆劣，缺乏做大事必要的坚持力和担当。咸丰就是这样。事实证明，他一上任烧的三把火，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一股冲劲而已。等这股冲劲过去了，他就疲软下来。
在应诏陈言问题上，咸丰就已经表现出他有始无终的性格特点。
刚开始求言的时候，咸丰确实是诚心诚意。大臣们的奏折一道道汇集上来的时候，他还能很全神贯注地一篇篇认真阅读。但是几个月后，一个是大臣们的建议多有重复之处，再一个是他的精神头已经耗光了，所以再有奏折，一般他就看个开头，批个好，就扔到一边，再也不理了。
对曾国藩也是这样。曾国藩费尽心血，上的这些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
曾国藩难免大失所望，郁闷不已，给友人写信说：
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154]
也就是说，自从皇帝发下求言诏书以来，上书言事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许多有见地的奏章，发到有关部门讨论的时候，得到的只是“没什么价值，不必讨论”这几个字的答复。或者发到各省执行，但是一通上谕之后，各地没有反应，朝廷也很快忘了这件事。读书人掏心掏肝的血诚，只变成了办事员纸篓中的废纸。每想及此，心中怎不愤懑。
曾国藩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
就在道光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咸丰正式开始处理公务的第一天，他接到的第一件公文，就是广西巡抚汇报广西出现叛乱的消息。
在广西遍地的叛乱当中，开始不为人注目的太平军后来势力越来越盛，眼看着已成燎原之势。咸丰皇帝在用人指挥上虽然很努力，但是用人不当，布置失措，越努力形势越恶化。曾国藩的内心被焦灼搅得日夜不安：“内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155]也就是说，自度身世，在各部之间俯仰升沉，不知道最终是个什么结果。再观天下，到处是贫不聊生之人。向前无法贡献自己的才智于国家，退后无法很好地营谋自己的出路，除了直接向皇帝上书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曾国藩发现，自己看错人了，新皇帝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明君，也难成大器。而且，当了几个月皇帝之后，咸丰已经显示出强烈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倾向，大臣们给他提意见，常常被他当场驳回，说，我大清传统，凡事乾纲独断，你们不用再废话了。
曾国藩又一次陷入痛苦当中。经过几个月思考，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而要想敲打醒他，就需要把话说得重一些。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忽于大”[156]，每天察察于小事，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程度，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究。
所谓精于小节，是皇帝成天把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的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自去年以来，许多大臣因为接驾、叩头、入朝等“小节”受到处分。朔望常服之礼仪，本来已经礼部奏定了，而去冬忽改为貂褂。御门常服挂珠，亦已经礼部奏定了，而忽然改为补褂。由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
所谓疏于大计，是指皇帝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现在广西对太平军的战事是国家最大的大事，而这个大事当中，人事安排又是重中之重。但是这个重中之重，皇帝并没有处理好。曾国藩说，派往广西的官员，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应该重用，结果只是泛泛委用，并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办理粮台，位卑则难资弹压。所以皇帝用人并不妥当。
此外，曾国藩还提了一个小问题：用兵必须了解地形。现在战争已经打了一年，但是外边的将领没有人呈进一幅战争地图，宫内也没听说皇帝找出康熙舆图、乾隆舆图，“熟视审计”。打仗打了这么久，连地图都没看过，你皇帝一天在忙什么？
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毋庸议’三字了之。”你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毋庸议”三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也没有好结果。刚刚亲书手谕表彰倭仁，不久就驱之于万里之外。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不久又批评他是离经叛道。“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看来您所谓求言，并无诚意，只不过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
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说听取大家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这口气容易滋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率戆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濡忍，不敢轻发苟见；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自古以来，忠直之臣少，沉默自保者多。皇帝再三提倡，才有人敢说几句真话。皇上要是拒谏饰非，那就没人敢再给你提意见了。“专取一种献媚软熟之人……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疲苶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157]如果还像老皇帝那样，只用听话顺从的人，一旦天下有大事，也没有人敢出来负责。
曾国藩最后警告说：“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畿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
就是说，希望您从现在开始，就注意这三条缺点，努力改正。否则，让它们发展下去，想改就难了，那时候，国事也就更不可收拾了。
曾国藩希望自己的这道奏折，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趋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大臣）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158]这个想法显然是相当天真。
明代大臣以冒着生命危险批评皇帝为荣，对皇帝嬉怒笑骂者本多，但清代体制威严，君臣之分，凛若天渊，大臣们给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务为恭顺，极少谏诤之语。自从乾隆初年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之后，大清王朝一百多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直接坦率地批评皇帝的奏折。
而咸丰皇帝不同于一般皇帝。他是一个特别自卑，因而也特别敏感的人。他之所以自卑，一方面是智力平庸，能力平常。有那么一个聪明能干的弟弟奕䜣衬托着，什么事比弟弟差着一截，从小感觉自不如人。另一方面，是咸丰身体还有残疾。史载：“文宗体弱，骑术亦娴，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群兽之际，坠马伤股。经上驷院正骨医治之，故终身行路不甚便。”【1】就是说有一次他出去打猎，笨手笨脚，从马上掉下来了，把腿摔折了。后来虽然大夫给接上了，但接得不好，终生走路不便，一瘸一拐，成了一个瘸子，所以这更加重了他的自卑心理。茅海建先生说他“无能缺才引起的内心自卑，反过来使他更有强烈的自尊心，更爱装腔作势”【2】。
自卑的人，最在乎的是你看得起看不起我。上台之后，他之所以那么细致地挑剔大臣礼仪，正是这种自卑的表现。在后来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那么执着于中外礼仪之争，也掺杂着同样的原因。
对于曾国藩这个人，一开始咸丰是比较有好感的，而且本还打算进一步大用。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这个曾国藩上了这样一道奏折。
年轻气盛、自尊心特别强而又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的反应可想而知，他对曾国藩的印象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史载：“疏上，帝览奏大怒，捽（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159]把奏折摔到地上，立刻想把曾国藩抓起来。幸亏祁寯藻、季芝昌等大学士为之苦苦求情，说您刚刚下诏求言，如果把曾国藩治罪，岂不是出尔反尔，也正坐实了曾国藩奏折中的指控吗？不如您反而褒奖他一下，天下人才佩服您的气度不凡。
在大臣们的劝谏下，咸丰皇帝明白过来，要是把曾国藩抓起来，大家真要是这么一批评，他脸上更不好看。
于是咸丰皇帝就下达了一篇长篇上谕，开头假惺惺地夸奖了曾国藩几句，不过接下来，笔锋一转，一个“但是”，就开始细细为自己一一辩解，针锋相对地驳回了曾国藩的主要指责。上谕是这样写的：
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实，非徒沽纳谏之名，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节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160]
也就是说，曾国藩的奏折，虽然迂腐欠通，但我知道用心是好的。不过我自从即位以来，大臣们的奏折，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我无不立刻采纳实行。只要有利于我修身养德的，我也会放在左右，经常浏览。个别不可行的建议，虽然偶有驳斥，但也都指出为什么不能实行。哪有什么像你曾国藩说的以“毋庸议”三个字放到一边的呢？你说的那些事，除了广西打仗我应该多看地图，这个我已经找出地图看了之外，其他的，或者语言过激，未能心平气和，或者是自己的固执偏见而已。不过因为你是应诏进言，我不怪你。至于你说的如果我刚愎自用，则以后别人就不敢说话了这句话，我觉得倒是挺有道理。不过我即位以来，也已经注意经常反省自己。咱们君臣，别说那么多了，一起好好干吧！
皇帝大发雷霆，曾国藩并不感觉意外，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心理准备。但皇帝如此长篇大论地哓哓置辩让他认识到，这个皇帝自尊心太强，缺乏自知之明，自我反省能力太差，通过苦口直谏使皇帝猛然惊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这件事让曾国藩受到很大打击，也受了很大的教训。在此之后，他还是不断地上建议改革的奏折，不过多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的戆直之言了。
不过，从此之后，小心眼的咸丰就不断给曾国藩小鞋穿。咸丰皇帝是一个特别爱记仇的人，所以他后来把这个事记了一辈子。曾国藩后来建立湘军，立了很多战功，但是咸丰皇帝对他特别防备，一直不信任他，他办很多事，都得不到朝廷的支持。这当然是后话。
不过这次上疏也有正面效果。它显示了曾国藩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一心为国的耿耿用心，为他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望。特别是在湖南，他的奏折内容经老乡和朋友们，如罗泽南、刘蓉、郭嵩焘、江忠源、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的传播，为湖南通省所知，湖南士人对曾国藩更加敬佩，曾国藩在湖南的知名度和威望一下子迅速提高，这对他后来组建湘军、吸收人才有很大作用。当然这也是后话。
3.北京，生命最艰难的时刻
曾国藩不识时务，得罪了咸丰皇帝。
在得罪皇帝的同时，曾国藩还把同事们也都给得罪了。
怎么把同事得罪了呢？
首先是他惹了几个大人物。曾国藩晚年回忆：“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161]就是说，我早年在北京的时候，专门爱批评大人物。官越大，我越不怕。
大名大位者之一，就是那位因鸦片战争而出名的琦善。琦善出身贵族，声名早达，三十岁就当了河南巡抚，一度位极人臣，在朝廷中根深蒂固。虽因鸦片战争而被道光“革职锁拿，查抄家产”，但不久就获重新起用，任陕甘总督。咸丰即位后，有人参奏他在陕甘总督任内“妄加诛戮”，“将雍沙番族刑求逼供，杀毙多名”。[162]皇帝命将其革职交刑部审讯。
虽然两度获罪，琦善在京中人缘却一直很好。回到北京后，会审人员只寻“微琐细事”令琦善回答，实际是为他开脱罪责。有人还建议让传告他的萨迎阿随带的司员来对质，传命官与罪犯对质，并不合当时体制，显然有报复这些人之意。当时兼署刑部侍郎的曾国藩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说：“琦善虽位至将相，但是既然犯了罪，就一是一，二是二，得查清楚。司员虽然官位不高，但是没有与罪犯对质的道理。如果你们这样办，以后大员有罪，谁敢处理？”（“琦善虽位至将相，然既奉旨查办，则研鞫乃其职分；司员职位虽卑，无有传入廷尉与犯官对质之理。若因此得罚，将来大员有罪，谁敢过问者？且谕旨但令会审琦善，未闻讯及司员，必欲传讯，当奏请奉旨然后可。”[163]）
曾国藩“词气抗厉”，“四座为之悚动”，刑部尚书恒春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动议。慑于曾国藩的刚直，咸丰二年（1852）四月，琦善被革职，凄凄惨惨地离开北京，发往吉林效力赎罪。
第二个被曾国藩得罪的，是大学士赛尚阿。赛尚阿也是朝中重臣，做过文华殿大学士，还一度当过首席军机大臣。
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而起，并屡败清军。咸丰派大学士赛尚阿南下督师。曾国藩的好友、军机章京邵懿辰认为赛尚阿缺乏才干，又素不知兵，去了肯定坏事。于是马上上书谏止，但咸丰并没有采纳。后来的事实证明邵懿辰的判断非常准确，赛尚阿到了广西，胡乱指挥，贻误军机，果然一败涂地。
咸丰二年（1852），咸丰命将赛尚阿交刑部议处。同样，大部分人想当老好人，参照成例，放过赛尚阿一马。只有曾国藩坚持，“以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例”。[164]带兵打仗犯的错误，非同寻常。军务关系重大，直接关系国家安危，不严肃处理，以后谁还好好带兵？那国家不得亡吗？所以一定要坚持原则。
会议结束之后，他又专折奏请从严议处，赛尚阿终被革职。
本来，曾国藩这个人特别爱交际，在北京有很多朋友。他又热心肠，爱帮助人，所以在京官当中人缘是非常好的。
然而，这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让他的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的破洞。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赛尚阿更是人脉广阔，曾国藩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案子审完之后，许多人与曾国藩拉开距离，甚至不再往来。“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165]有一次有人请客，曾国藩也去了，见一个桌子上还有空位，桌上坐的，还都是自己认识的人，于是一屁股坐到那了。正想跟大家打招呼，结果他一坐下，这一桌人纷纷站起来，一言不发，都跑到别的桌上去了。当面这样，在背后曾国藩当然更是遭到无数诋毁之词。曾国藩这才发现自己坚持原则，会带来这样严重的后果。
得罪了皇帝和权要的同时，曾国藩还得罪了普通同僚。画稿事件就是曾国藩窘境的明显反映。
前面讲过，曾国藩上给咸丰的第一道奏折叫《应诏陈言疏》，批评了官场风气不正。他说，要改变官场风气，就得皇帝带头学习，带领大家学习圣人教导。所以他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加强学习，以皇帝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泄沓之风。这道奏折得到了良好的反应。皇帝对他大为赞赏，对他提出的“日讲”建议最感兴趣，命令他画个图，解释讲堂应该怎么布局。
曾国藩一听，也很兴奋，连夜就画。不过曾国藩没学过画画，湖南乡下的农家孩子，没有美术基础，这张图画得歪歪扭扭，相当难看。
图稿在九卿中传阅之后，曾国藩成了北京官场议论的中心。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画图太陋”。就这个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
这固然是曾国藩准备不充分导致的自取其辱，其实又何尝不是北京官场看他风头太盛、锋芒太露而引发的自然反应。官场中人，对曾国藩这个憨头憨脑坐直升机飞上来的湖南愣头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众人皆醉，我也只好喝上几杯。天塌大家死，急不得。激动、愤怒、抨击、更张，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因此，要成熟，要心胸开阔，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天塌大家死，我何必独着急？
曾国藩在奏折中把所有的官员都骂了一顿，说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颟顸，科道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敢对皇帝上直言。看到他的奏折中把大家描写得如此不堪，官员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好嘛，满朝皆醉你独醒，满朝皆浊你独清？就你对大清朝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废物？皇帝下了一个求言诏，你就真的独抒己见，把大家一竿子全打倒？
因此，曾国藩的这个“笑话”很快腾于众口，风传全城。人们见了他，都“目笑存之”，笑眯眯地看着他，谁也不说话，显然他们在背后议论他已经很久了。这令曾国藩无地自容。
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二年（1852）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动辄得咎，精神十分痛苦，越来越想念家乡了。国事颓唐，他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志，多次表示，想回老家。
但是他遇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没钱，拿不出回家的路费。
早在道光末年，曾国藩就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城欠账将近一千，归家则途费接礼又须数百，甚是难以措办……”[166]
为什么在大清王朝做到“副部长”，却连回家的钱都没有？
主要原因就是清朝的低薪制。
在清朝的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文官，年俸是一百二十五两白银。用购买力换算的方法，可以算出晚清一两白银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二百元人民币。因此曾国藩一年的工资大约相当于今天两万五千块钱，一个月两千零八十块钱。今天的一个京漂这点钱都不够花，曾国藩那时当然也不够花。
在当时的等级社会，官员和平民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比如朝廷对官员的服装有着明确而烦琐的要求，如果置办齐一年到头的几套官服，就要花掉六百两左右的白银。再比如官员不能和平民混居，至少要租一套独门独院的四合院。曾国藩在绳匠胡同租了一套四合院，年租金是一百六十两。关于曾国藩日常生活的收支，我曾经专门写过两本《给曾国藩算算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因此在那个时代做京官实际上是一个赔钱的事。很多京官解决财务赤字，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靠家里补贴，另一个是营谋灰色收入。很多地方官愿意结交京官，让他们在北京为地方官探路。很多京官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巨额的灰色收入。但在曾国藩的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笔这样的记载。因为曾国藩已经发誓要“学做圣人”，他的理学修养体现在经济生活上，就是不谋求任何经济收入。
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167]
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但困窘的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地自我批评。在京官时期，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但是，做一个清官其实是很痛苦的。由于经济压力如此之大，所以在曾国藩的日记中我发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那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初十日的一段日记，他说“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168]，就是说白天跟人出去吃饭，一个朋友在酒桌上聊起来，昨天有人送了他一笔别敬，数目很大。曾国藩当时就很羡慕。又想起昨天晚上自己做梦，梦见有一个朋友发财，发了几十两银子的财，他在梦中就羡慕得不得了。他反省起这两点，觉得自己实在太下流了，好利之心在梦中都不能忘，可见自己已经卑鄙、下流到了什么程度。还有一段日记也很有意思，在这一年的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169]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回想起来这段时间随朋友的分资都很周到，谁通知我，我都去，而且随的钱都很多。我为什么这么做呢？今天我想明白了，过几天我祖父的生日到了，我准备在北京摆几桌，通过祖父的生日收一点儿贺礼，以度过目前的财政危机。想想自己是一个堂堂的京官，一个要发誓学做圣人的人，居然打这么一点儿小算盘，实在是太要不得，在日记当中痛骂自己。通过这两则日记的记载，我认为并不能说明曾国藩这个人本性是多么卑污、多么贪财，只能说明清代的财政制度是多么不合理。在这种财政制度下，惩罚的是清廉之员，鼓励的是贪官。
做初级低级京官时是这样，做了“副部级”高官，不主动伸手捞钱的曾国藩的收入仍然不高。
清代侍郎级高官，年俸一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咸丰初年（1851），曾国藩兼署礼、吏、兵、刑、工五部侍郎，在好几个部领津贴，收入应该更高。但是随着交往等级的提高，开支也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四百两，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
所以曾国藩在北京经常借钱，曾国藩的日记、账本上借银的数量，逐年增长，在升任侍郎后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七月十五日，他在家书中提道：
今年我在京用度较大，借账不少。
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他更是说：
但京寓近极艰窘。
这时他的外债已经一千多两。做了堂堂“副部长”，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不知今日读者读了这段资料，会有何感想。
曾国藩道光十九年（1939）离家后，一直没有回去过。在这十多年间，他的祖父祖母先后去世，曾国藩都没能参加葬礼。母亲江氏夫人更是非常想念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长子。
随着离家日久，曾国藩也越来越想念家乡、想念亲人，家书中一再流露想回家探亲的念头。但是曾麟书一直不同意曾国藩回家，要求他在京老老实实做官。曾国藩曾经提出一个“迎养”计划，要接父母到北京享两天福，江氏从此就心心念念去北京，但是丈夫曾麟书知道曾国藩经济紧张，怕他花钱，不同意这个计划。
就在曾国藩左右为难之时，喜从天降。咸丰二年（1852）六月十二日，皇帝派他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
这次前往江西，是曾国藩盼了十多年才盼来的差事。
明清两朝，在北京为官的京官们个个都盼着被皇上派到各省去做主考官。一来，可以收纳许多门生，这些被他取中的举人当了官，一辈子会奉他为老师，感他的恩德。二来，到各地做主考，按惯例地方官场都会公送他一笔厚厚的“程仪”，再加上私人致送的礼物，收获总能在三五千两白银之间。这是清贫的京官生涯中难得的“加油站”。数年前，曾国藩到四川做乡试主考，就曾经发过这样一笔财。虽然用今天的财政标准衡量这些收入是灰色的，实际上在当时却是公开的、合法的，因此并不违反曾氏“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
除了会缓解财政困难外，更主要的是，皇帝已经同意考试结束后放曾国藩两个月的假，“赏假两月回籍”。江西与湖南相邻，他可以在乡试结束后顺理成章地回家探亲。
曾国藩满怀兴奋地于咸丰二年（1852）六月“驰驿出都”，结束了十来年的京官生涯。
注释
【1】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第2页。转引自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2】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