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战争记忆与雅典帝国主义

希罗多德的《历史》犹如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河，悠远且深邃；它时而悄无声息、一马平川，时而波涛汹涌、奔腾呼啸。希罗多德笔下不断涌动的“故事流”，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之间从容切换，令读者目不暇接，甘之如饴，欲罢不能。这部史诗般的“故事之河”既有支流也有干流，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结构复杂且彼此关联的“流域系统”：其中的“支流”即著述家间或转移话题追根溯源，如王朝世系、民情风俗、地缘风物，而“干流”则是波斯的崛起与衰落，即从公元前546年吕底亚遭遇灭国至公元前478年薛西斯远征希腊失败，前后持续正好70年时间，而这也是之后雅典帝国的生命周期。

《历史》旨在探讨希腊人与异族人之间战争的起源，希罗多德的写作对象无疑首先是希腊人，更具体说是雅典人，但他不是正面描述希腊，而是以异族人（吕底亚人、伊奥尼亚人、波斯人）的视角反观希腊的。在仔细研读希罗多德之前，现代读者往往会本能地认为：希腊人叙述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尤其是在希腊战胜波斯之后的年代里探索这场战争的起源，必然要粉饰希腊人的壮举，因此难免会受到所谓希腊人立场甚至偏见的宰制。

然而，这一所谓的“常识性”臆断却大大低估了古代著作家过人的视角转换和换位思考能力；超越自己所置身其中的文明经验，对“他者”保持高度的智性上的同情，同时以超越式的智识洞见反观“自我”，希罗多德堪称典范。

除了一开篇吕底亚僭主克洛伊索斯与雅典人梭伦之间的虚拟对话外，《历史》中涉及希腊尤其是斯巴达和雅典时，往往依照叙事线索循序展开：克洛伊索斯在攻打居鲁士之前，神谕要求他与希腊人当中最强大者结盟，克洛伊索斯遂派遣使者调查希腊诸邦的实力状况，这就自然引出了希腊当时最为突出的两个城邦，即斯巴达和雅典，这两个民族的历史源流、政治制度便成为其中主要话题。克洛伊索斯最终选择与斯巴达结盟，但由于斯巴达忙于与邻国阿尔戈斯之间的战争，原计划支援克洛伊索斯的军队出发的行程因此被延误，终在斯巴达援军达到之前，吕底亚首都被居鲁士攻陷。

希罗多德将读者的目光第二次引向希腊，是在伊奥尼亚人起义（前499）前夕，这场起义旨在团结该地区各城邦联合叛离波斯帝国的统治；起义的主要发动者是米利都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他亲自前往希腊请援，在请求斯巴达支援遭拒之后，阿里斯塔哥拉斯遂转向雅典。此前雅典爆发革命，皮西特拉图家族的僭主统治被推翻，阿尔克麦昂家族的克里斯提尼在斯巴达的支持下夺取政权，此后雅典国力不断上升，在此处，希罗多德用了大量篇幅对雅典的内政外交处境做了非常仔细的描述。在雅典公民大会上，阿里斯塔哥拉斯慷慨陈词，以各种空头许诺利诱雅典人，最终如愿以偿，雅典派出20艘舰船援助伊奥尼亚人，波斯陪都萨迪斯被付之一炬。

虽然此次反叛最终被波斯军队镇压，但这一事件从此成为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积怨的开端，波斯与希腊之间的战端也由此开启：在巩固帝国对伊奥尼亚人统治的同时，远征希腊，惩罚雅典人的罪行，进而消除其对波斯帝国边疆的威胁，此后便被正式提上国王大流士的议事日程。与此同时，希罗多德行文也至于第六卷，大流士远征前夕希腊世界的权力格局、斯巴达和雅典两大城邦各自的内政外交、希腊与波斯之间的马拉松战役，构成了本卷叙事的主要议题。

波斯在马拉松平原的惨败非但未遏制大流士远征希腊，反而进一步激发了波斯大王征服希腊的雄心。大流士壮志未酬身先死，远征希腊的重任最终落在了新继位的薛西斯肩上，波斯与希腊之间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由此拉开帷幕。随着薛西斯数百万远征军不断逼近，是团结御侮捍卫自由？还是主动投诚以求自保？即便是斯巴达和雅典，它们彼此之间就如何备战也发生了严重分歧。从火烧萨迪斯到兵败马拉松，战争的强度和规模不断升级，希罗多德这部伟大的战争史诗最终在温泉关、萨拉米斯、普拉提亚、米卡列被推至最高潮。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希罗多德将有关希腊的场景穿插在波斯帝国扩张的主题叙事序列之中，若将这些片段对接起来，其所呈现的将是一幅关于希腊世界历史的完整画卷。对希腊人来说，希波战争对希腊世界的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雅典在战后年代的迅速崛起，将成为改变希腊人政治生态的关键；而雅典人在这场大战中的战争经验和战争记忆，在之后雅典人的精神世界留下了深刻烙印，战后新帝国的国民心态、雅典人的言谈和行为方式，都能够在希波战争中找到其思想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