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下一站，雄安：新区的梦想与挑战

正如它的名字，雄安，一个横空出世的地理概念，一跃成为“雄伟”和“安定”的象征。这一枚出人意料的棋子，是如何布下的，它又能否破解超级城市的困局？近乎一张白纸的雄安，能否绘上一幅壮阔雄伟的千年蓝图？

雄安新区的多重使命

贾冬婷

“北京”离开北京

如果说通州副中心迈出了“‘北京’离开北京”的第一步，雄安新区则是更加彻底的下一步。转移到通州的只是北京市部分行政功能，未来的雄安则要承载更广泛意义上的“非首都功能”疏解。

抛开各种权威排名，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永远是城市竞争力的直接感知者。据统计，2015年北京工作日平均每天堵车3个小时，远超纽约、东京等城市；2016年北京PM2.5年均浓度为每立方米73微克，超过国家标准109%；2016年北京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3.47万元，较2015年上涨了17.2%。北京房价收入比超过30倍，学区房更是天价……这对个人幸福指数的拉低效应不言而喻，因此而“逃离北京”也有向各层面蔓延的趋势。引人关注的是，2017年“两会”期间几位中科院院士讨论的青年科技人才流失问题，在中科院工作的年轻人迫于买房、子女入学等现实压力离开北京的不乏其人，而这些人，原本是对北京的高端科研资源和国际交流环境有迫切需求的。

看上去，超级城市的“城市病”总是与它的规模相伴而生，因此传统的思路就是限制人口，防止“过大”。改革开放后，北京一直把控制中心城人口规模作为城市规划的主要目标，但这一目标却屡屡被现实击败。上一次2004版规划提出，2020年北京的总人口规模要控制在1800万，但最新统计的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2173万，同时人口年均增长率仍在不断提高。特别是2016年，北京采取了最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增量，但是并不能改变未来人口反弹的趋势。

马里兰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丁成日用“水坝”来比喻北京人口增长背后的动力机制：假设有一个100米的水坝，水库水面为50米，有一个闸门放水，大坝的泄水量好比流入北京的人口。过去30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加大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也加大了城市间的差别，人口向北京流动的动力在加大，这相当于水库的水面在不断地上升；另一方面，劳动制度、住房制度改革极大地弱化了改革前城市人口控制措施的有效性，结果已经无法通过直接的户籍制度来控制北京人口，转而提出“以屋管人”“以业管人”的间接措施，相当于放水的闸门在不断地松动，导致泄水量加大；而且，国家整体发展趋势也在不断释放人口向北京流动的动力，以户籍制度改革、高考移民门槛的松动、事业单位改革为代表，好比国家为了发展加大了闸门口径。在这种情形下，要求大坝的守护人员不准泄水，如何能够做得到呢？

北京这30年间进行人口控制和城市疏解的理论依据之一，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观点，即发展应该受资源环境容量的限制。而城市经济学的传统观点也认为，城市效用函数和城市规模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也就是说，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最优规模”，它取决于城市规模正反两个相应的相互对比。在现实中，正面效应主要是城市的集聚效应，负面效应则包括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高昂、基础设施不足等。经济集聚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会使城市的土地和住房价格上涨，这时，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均会有所上升。此外，城市的拥挤、污染和犯罪问题都会抵消城市扩张带来的好处。最终，只有当一个城市所带来的正效应超过其生产或生活成本时，企业和居民才会留在这个城市。相应地，城市的最优规模就是最大化劳动生产率的规模。据此理论，在城市跨越最优规模拐点的时候，就应该去控制。

然而城市并不存在一个静态的“最优规模”。事实上，如果把规模经济递增的因素考虑进去，最优规模也将变得越来越大。“大伦敦”规划的操盘手、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规划学院教授彼得·霍尔指出，一种多中心的巨型城市区域，正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出现。同样高度集权化的“超级首都”东京可以作为北京的一个参照系。早在1946年，东京的城市设计者就开始担忧一个超大城市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城市病——“集聚不经济”的典型表现——对东京来说也并不新鲜。前后几版规划可见思路演变：一开始的做法是限制城市的规模和人口，以绿带来限制都市蔓延，随后则是给城市扩容，建新城来疏解功能。直到1976年规划意识到了东京一极独大的问题，开始强调在都市圈内应该存在多个核心城市，各有分工但是又相对独立，此后的30多年这种“分散型多心多核”模式一直是东京首都圈规划的原则，而最近几年“迁都”的声音也日益高涨。

而与亚洲国家的普遍做法不同，这次设立雄安新区的一个目的，并不是“迁都”，而是反向为之，让“北京”离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的首都功能，在2014年被确立为四大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并未提及经济中心。但是，与其他“超级首都”不同，特别是与那些后工业化城市不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的“首都功能”和“经济功能”一直在事实上叠加在一起。由于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心城区的持续累积，多种功能在空间上抱团，形成了中心城区高密度、高强度的集聚格局。由此，北京既面临着类似发达国家首都城市的“功能转型”，也面临着类似发展中国家首都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环境压力加大的双重挑战。

可以说，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最有效方案，就是形成一个强大的反磁力中心。在北京“世界城市”的雄心下，首都功能的叠加、高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世界范围内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模式的转型，都一步步加强着它的虹吸作用。因此，亟待寻找合适的空间结构，使增长的效益大于成本，这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设立雄安新区的内在动力。厦门大学教授、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认为，过去北京的各种功能都像“滚刀肉”一样全搅在一起，所以无论是建卫星城还是新城，都还是在把“大饼”往外摊，城区的压力继续增加。“如同一个人变胖了，心脏的压力会恶化。现在要另建一个心脏，让血液有一部分流过去，缓解心脏的压力。”

失衡的京津冀

事实上，将北京的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空间框架下去考虑，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了，一度有渤海城市经济区、京津唐地区城市群、首都经济圈等多种表述。1999年在北京的一次国际会议上，院士吴良镛正式提出这一区域规划课题，以“大北京”为名。当时世界范围内已经有“大伦敦”“大巴黎”“大东京”的概念，但是北京对这个提法还是有点担心：“大北京”，是让北京去领导天津和河北？于是当时的建设部部长俞正声建议，划定一个区域范围，用“京津冀”的概念。

从历史上看，京津冀一体化顺理成章。京津冀地区古为幽燕、燕赵，历元明清三朝800余年本为一家，元属中书省，明为北直隶，清为直隶省，民国初北京为京兆，天津属直隶省，定都南京后北京与天津同属河北省。北京作为中国的权力与文化中心，要从800多年前元代建都开始。而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则拉开了周边城市群崛起的序幕。明清北京城的辖区比现在大，顺天府把天津和保定都包括进去了。因为北京是军事重镇，自身没有港口，临海的天津就成为卫城。这样一来，北京面山靠海，有充足的水源，有比较广阔的平地供建设，与周边区域的联系也日益紧密。

虽然没有用“大北京”来命名，但一直以来，京津冀发展还是围绕北京展开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唯佳参与了2004年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区域协调发展策略”的制定，他认为，京津冀问题的核心，一是北京怎么发展，二是北京作为首都，要成为带动国家发展的龙头，只靠当时北京市域范围的1.6万平方公里、1000多万人肯定不行，需要有一个更大的腹地安排、更高的区域目标。

但是，与长三角区域上海单中心向外辐射不同，北京作为政治、经济、文化高地，长期以来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巨大的虹吸效应。从人均GDP数据来看，2015年，北京市的人均GDP是10.6万元；河北省是4.2万元，仅为北京的40%；而雄安新区中的雄县，其人均GDP仅为1.8万元。从产业结构看，北京的第三产业比例占80%；天津的第三产业占到52%，仍保留了47%的第二产业；河北省的城镇化率仅为51.33%，第一产业还占12%。102家央企中，81家总部在北京；343家国有重点企业中，65家在北京，17家在河北，5家在天津。

“京津冀之间的落差是‘悬崖’式的。”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肖金成指出，北京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而河北大部分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城市规模过小，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土地利用粗放，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建设资金筹集困难，社会服务设施也不完善。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对河北省北部贫困山区进行发展调研，肖金成也参与其中，他们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环首都贫困带”，即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论及成因，一是行政区隔，这些地区集中在河北靠近北京的地方，远离本省政治中心，而北京也没有辐射过去，成了边缘中的边缘；交通也不便，北京到承德、到张家口都是一条路，其他通村、通乡的路都是土路，连一条柏油路都没有；大多处于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降水量低、风沙大，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低，单靠当地的农作物本身也无法让农民富起来。当然还有这些地区位于京津冀众多城市的上风上水位置，是京津冀平原地区的生态屏障、城市水源地、风沙源重点治理区，这对当地发展也造成了一定制约，形成了典型的“灯下黑”现象。由此，北京周边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也使得北京的发展难以获得区域支撑：一方面制约了首都功能的疏解，加大了人口向北京集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周边区域面临着人才短缺、产业发展难以与北京有效对接等一系列问题。

肖金成曾对北京、天津和河北11个地级市做了一次全面考察，梳理了京津冀区域合作存在的问题：一是京津两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不强；二是京津有虹吸效应，把周边资源都吸引过来了，与河北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不利于产业的转移，也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三是三地产业结构趋同，存在恶性竞争的现象；四是行政阻隔，使得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五是生态环境受到很大影响，河北的先进制造业发展不起来，主要发展重化工业，产业结构偏重，产业层次偏低，高耗能、高污染。

可以说，如果不能打破目前三个区域行政割裂的制度壁垒，京津冀一体化仍然是个乌托邦。肖金成说，2004年，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在廊坊召开了一个“2＋8”的“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即北京、天津加河北8个地级市，共同推出了一个合作宣言——《廊坊共识》。其中列出了包括建立高层联席会议制度、联合设立协调机构、启动京津冀区域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在容易突破的领域开展合作等近10项举措，拉开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序幕，但后来的落实并不好，因为两市一省、三个省级行政区，要达成一致意见不容易，急需更高层的介入。

吴唯佳说，2004版城市总体规划出台之后的北京奥运会，为北京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打开了一个大门，当时也顺势在“绿色奥运”“人文奥运”标准下，确定了一系列区域协同发展的方案。但遗憾的是，奥运会之后马上爆发了金融危机，中断了这些计划。“一时间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所谓实体经济上，各级政府关注的都是GDP指标，怎么能够拉更多的企业来投资，怎么建设更多的项目，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了，交通越来越恶化，空气越来越差，旧城越来越衰败。”直到2014年习近平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通过，“京津冀”议题才有了实质性突破。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格局里去疏解非首都功能，关键的问题是疏解什么，如何疏解。赵燕菁认为，以往那种把“好东西”留下来，“坏东西”迁出去的疏解模式，不可能成功。“因为要素就像流水，流向何方，取决于哪里更低洼。由于中央政府的存在，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公共服务存在极大的落差，只要这个落差不缩小，经济要素涌入北京的总体趋势就难以改变。要让要素从北京流向周边地区，就必须创造一个比北京公共服务更好的地方。”

为什么是雄安？

尽管一直想要在河北找一个点，承载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但是，雄安的出炉仍然出乎意料。“雄安”是个全新的地理概念，它位于北京、天津、保定三地的中心位置，将雄县、容城、安新三个县覆盖进去，又在“雄县”“安新”两地中各取一字而得名。

这一选址十分微妙。首先是雄安和北京之间的距离——它离北京足够近，100公里距离在北京的可辐射范围内；它又离北京足够远，远到不会成为一个超级城市快速蔓延的副产品，而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增长极。其次是雄安在京津冀区域的位置，它几乎在北京、天津、保定三地的地理中心，而并不过于靠近其中任何一个，这在一方面可以冲破坚硬的行政壁垒，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避免像以往新区一样被土地财政绑架。

而放在更大范围内来看，雄安被期待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增长极。在中国几大区域经济中心中，位于南方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一直站在了经济发展的前列，相比之下，京津冀地区长期陷入互相掣肘的境地，协同发展没有大的进展。再加上东北地区的衰退，中国北方地区急需一剂强心剂。

雄安被定位为又一个国家级新区。对它的未来猜想，有必要去回望下之前的两个参照系——深圳和浦东。经济学者刘胜军分析，深圳奇迹、浦东奇迹的背后，是踏准了第一轮、第二轮改革浪潮的节奏，有力地推动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深圳的崛起，源于其毗邻香港所带来的巨大势能。在20世纪80年代初，境内境外差距巨大。香港在地理上是中国大陆上最大的贸易口岸，不仅有最大的港口，还有为贸易口岸服务的成熟和丰富的现代服务业。深圳作为当时中国面向境外的唯一窗口，所裹挟的是全国的能量，那种优势是得天独厚、不可复制的，所以后来的海南、厦门等经济特区，都难以取得深圳那样的飞跃式发展。刘胜军认为，如果说深圳是第一轮改革开放的标志，那么浦东则是第二轮改革开放的聚焦点。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之后不久，邓小平“南巡”，随即1993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外资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尤以上海为集中地。2013年上海浦东新区发布《浦东新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蓝皮书》：浦东已集聚了202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85家研发中心，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中国最集聚的地区，这也是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落户上海的战略考量。到了2006年，天津的滨海新区开发同样被确立为国家战略，但第二轮改革已接近尾声，因此滨海新区并未取得浦东那么奇迹般的成就。

从市场角度看，雄安并没有当年的深圳、浦东那样的优势，甚至也比不上作为渤海湾出海口的滨海新区。雄安的潜力在于，它还没有既得利益的介入，是一张白纸，一块被顶层设计的改革试验田。雄安新区的远期规划面积2000平方公里，超过北京六环以内的实际面积，超过深圳，与浦东相当，未来的拉动能力不可小觑。据摩根士丹利的测算，预计未来10年至20年内，雄安人口将达340万至670万人，总体投资达1.2万亿至2.4万亿元人民币，每年拉动全国投资0.15至0.63个百分点。

诚然，以北京的巨大规模，只要能转移一部分核心资源，雄安新区就可以快速被撬动，这从30多家央企表态要进驻就可见一斑。但雄安的未来的想象空间还在于，行政力量对资源配置和制度环境的直接推动，能在与市场力量的碰撞融合中走多远。更重要的是，能否在雄安新区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徐匡迪指出，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从高速发展到中高速发展的过渡时期，引领这一“新常态”，关键要从投资驱动转换到创新驱动。创新驱动不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下一步的改革重点是让创新、消费、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取代过去的房地产、出口和投资。所以从2016年6月开始，雄安新区规划区域内，已逐步实行房屋等不动产、规划、土地、项目、户籍的冻结，遏制大规模开发房地产的土地财政惯性。

在多位专家的设想中，作为对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的探索区域，雄安新区可比拟为未来的“硅谷”：它不是又一个20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而更可能是数个小城镇连接起来的群落，是能源安全、基础设施、电力、通信、轨道交通、生态环保、信息化网络与智慧城市建设创新的心脏地带。只有这样“跳出去”的思路，才有可能突破“分蛋糕”式的零和博弈，“将蛋糕做大”。

土地制度，深圳到雄安的探索轮回

邢海洋

一张白纸

雄安新区成立了十余天，第一项工作是征地。雄安“如同一张白纸”，这也是中央选址于斯的重要考量之一。可这里并非如滨海新区那样荒无人烟的盐碱滩，也非深圳早期建设的围海造田，严格意义上这里是农业和渔业交织的传统耕作区，间杂着北方典型的乡镇企业和大片的开发区、工业区，只不过发展程度相当低。

“一张白纸”是相对而言。2015年，三县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雄县人均GDP约2.6万元，仅略超过当年全国人均GDP的一半。2016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057万元，平均下来，雄县城镇居民月收入为2338元。又因为新区位于白洋淀周边的农业区，农民收入更低，整个保定市2016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12万元，这还是提前4年完成的翻番目标，依此计算，人均月收入还不足千元。唯其如此，当地农民对未来的期待或很容易满足，比如“娶得上媳妇”。

新区肩负着摆脱十几年来土地财政愈演愈烈、房地产一业兴百业衰痼疾的责任。新区自始至终，土地这一开发建设的最基本生产要素就需维持平价。无论新加坡模式的组屋制度，100年前荷兰、瑞典等北欧国家建立起来的土地储备制度，还是在中国所有城市中土地开发最成功的重庆模式，根基都建立在政府控制的大片廉价土地上。而改革开放的成功，中国之所以在30年内工业化崛起，成为世界工厂，成功的推动力除了来自廉价人力资源，还有廉价的土地，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具备的。可如今廉价的土地演变成昂贵的土地，也唯有通过“一张白纸”，使之归零。

“千年大计”，始于征地，将此地恢复为“一片白纸”状态，成为新区开发的首场战役。当炒房大军奔袭雄县、容城和安新县的时候，他们显然打错了算盘。可对于本地人，被彩蛋砸中，一夜暴富的情绪似乎也不切实际。白洋淀边上即将开始拆迁，万众瞩目，这里的土地腾退拆迁将采用何种模式？是水库移民模式还是大城市的拆迁补偿模式，是重庆、成都一度盛行的地票换户口换城镇住房的模式，还是深圳、广州的城中村改造的高成本模式，一切都关系到“这张白纸”的原初形态，一张蓝图绘到底，基础正在于此。

显然，政府如果以廉租、公租和自住房的方式解决大城市居住成本问题，土地模式的根基将立足于廉价，而非步步推高的地价和房价。

改革开放近40年，从深圳到海南岛到浦东到滨海新区到上海自贸区，无数次历史性的大开发都证明了土地制度是一切试验区开基立业、繁荣或衰落的命脉根本。

一份“雄安新区驻村工作组管控政策解读明白纸”显示，雄安新区起步区为河北容城、安新两县的60个村，这一区域也是管控举措的第一层级，实施最严管控，彻底“管死”，不能增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一切都围绕着土地，充满悬念。无论是炒房的还是当地农民还是即将搬迁的央企和高校，甚至不相干的雄安“远郊区”保定、霸州的居民们，都等待着谜底揭开的那一刻。

“富拆”与棚改

当玻璃大王曹德旺把工厂建在美国时，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是美国的地价便宜，他们的厂房14.83万平方米，用了1500万美元，相当于1亿元人民币买了222亩土地加厂房，合到每亩及厂房45万元。当地政府的1600万美元补贴还使得土地厂房一下子“免费”了。中国很多县城工业用地100万元/亩，而美国因为全国交通设施完备，人口分散，一些完全能够组织生产的地方，地价只相当于人民币2万元/亩。总体而言，国内地价是美国地价的9倍，并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我们是50年产权。

雄安新区的定位当然不是工业生产。可若土地以大型综合性城市的产业、生活为目的，中国一线城市的居住办公成本已经与全球最聚人气的金融文化中心纽约、伦敦无异，甚至高于巴黎和东京这样的国际一流城市。

雄安既然定位于首都副中心，它的拆迁因此面临着“穷拆”和“富拆”的区别。

“富拆”历历在目。2016年广州杨箕村和深圳水贝村的千桌村宴先后轰炸了房奴们的神经，一夜之间，水贝村530桌的大盆菜宴引出每一家赔偿接近2亿元现金，最高的一家获赔80亿元的传言，不过事后被证伪。事实是在寸土寸金的深圳，村民们早洞悉了土地的价值，全村村民无一选择现金补偿，全部选择回迁。水贝村的拆迁安置按拆赔比1:1补偿，其中一层赔商铺，二层以上赔住宅，村里有180户人家，其中最大的一户获得的赔偿面积是2000多平方米，分配到每个人头上大约是两三百平方米，按当地的房价6万元/平方米计，每人拆迁所获超过了千万元。

一个家庭何以拥有2000多平方米的住房？须知中国农村村民的住宅土地分配实施的是宅基地政策，原则上一户免费获得一宗宅基地，宅基地在村集体内流转，外人不得交易。可一宗宅基地多者三四分地，少则一二分地，无非一二百到二三百平方米的面积，一户家庭之所以能有多达2000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秘密就在于平地上建筑了十几层的楼房，面积是一层层叠加上去的。南方城中村内楼房林立，人有多大胆，楼能建多高，“握手楼”遮天蔽日。只是近两年政府才真正收紧了建筑管制，但曾经层层加盖的违建却被拆迁“洗白”了。

北方村民们却没有这样向天空找出来的“福利”。

北京副中心通州的拆迁使用的是棚户区改造的名义。而棚改村民们获得的补偿主要是宅基地的面积，而非如深圳、广州是宅基地上面所建设的楼房面积。在北方，农民建房相对保守，加之城建部门的严格管控，多数村民建筑为平房小院，而分配给村民使用的宅基地面积都有标准，棚改有参照，如北京1982年以前划定的宅基地按照每户最高不超过0.4亩（折合267平方米）的标准认定，多出的补偿很少，1982年以后划定的宅基地则每户最高不超过0.3亩（折合200平方米），这就使得村拆迁所得基本上有了上限。一户村民依靠棚改获得的房屋，多则四五套，少则两三套。即便如此，农民们也倾向于签约拆迁。相对于只能在村民集体之间交易的地权和少得可怜的农业收入，动辄上千万元的财产诱惑力太大了。

为什么一座体量巨大的新城建设要冠之以“棚改”的名义，要知道无论《宪法》还是《物权法》，还是很多下位法都明确规定只有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法律规定的权限与程序，才能征收私有房屋。迄今为止对棚户区改造官方最为清晰的定义来自《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所述，“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才可由政府组织实施改建。棚改应运而生，也正因为此。

多年的商业开发后，易开发土地早进入了市场。土地价格高涨，连带着闹市中的未开发地块商业价值飞涨，改造成本甚至超过了其商业价值。棚改代替商业开发则给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决策权，一旦大多数居民同意，政府即可启动连片开发，而不必顾忌个别钉子户的掣肘。在广州，2012年出台的政策规定，将棚改从必须80%以上村民同意提升到90%，表明政府将更尊重民意，更注重保护村民合法权益。而在珠海，城中旧村改造也须90%村民同意。全国各地出台了多种多样的棚改细则，均给予当地居民一定尊重，北京奶西村棚户区改造项目领导小组就提出，在棚改意愿征询期，村民意愿同意率不低于95%，政策征询期同意率不低于90%，预签协议比例不低于85%。

雄安新区的村民们将获得怎样的棚改待遇？谜底即将揭开。其实即使拆迁方案还未公示，围绕新区房地产制度的猜测从未停止，而随着“明白纸”的出现，政策已露端倪。所谓“明白纸”，是指基层政府以通俗语言向民众解释政策或下发通知的官方格式文件。这份“明白纸”包括：新区范围内，包括规划、土地管理、项目建设、户籍人口和不动产交易等均受到了管控。起步新区60个村彻底“管死”，根据规划需要进行有序疏解的164个村，实施严格管控、全面“控死”，维持现有空间形态；新区全域，实施全面管控，严管严控。在这份题为《做好全面管控，切实为新区建设打好基础》的雄安新区驻村工作组管控政策解读“明白纸”中，确保雄安新区实现建设预期目标是一切管控的目的。

严格管控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住新区建设中炒房者抬高房价、原住民私搭乱建，与政府就拆迁博弈。“房屋停建、停售、搞限购”已经露出了新加坡模式的端倪。新加坡保障性住房政策的特点是：政府是保障性住房供给的主体，是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者、组织者和管理者，通过充分调动各种资源，有效地解决了大部分公民的住房问题。

而新区内的原住民面临的也将是被从新区疏散出去，他们的房屋与土地，也只有被政府回收。等待他们的“拆迁拆迁，一步登天”会梦想成真吗？

重庆经验

在重庆生活过的居民都知道，这里的公租房申请相当方便，甚至单位就有公租房。这里的廉租房、公租房几乎是敞开供应，租金低廉，门槛最低只要几百元，外地人在重庆工作的，以及低收入者都可以租。承租人在租赁5年期满后，可选择申请购买居住的公共租赁住房，公租房出售价格以综合造价为基准。不过，购买后只能居住，子女也可以继承，但不能上市交易，若卖只能按购买时的价格卖给政府，政府会付活期利息，到期想买下来钱不够也可以先买一部分。另外，公租房已经支付的房租还可以抵扣房款。如此种种，房子真的实现了“房住不炒”。

有了公租房、廉租房这个巨大的压舱石，加之巨量的商品房土地供应，重庆的房价得以多年不涨，房地产投机基本被杜绝。近年来重庆GDP连年全国第一，原因是重工业、制造业以及新兴产业的大体量投资和消费拉动，而房地产的作用相对边缘。

重庆得天独厚，前市长黄奇帆经常提及的是他们天量的土地储备。重庆市2002年开始实施土地储备制度，当时储备了40多万亩地，10年用了20万亩，每亩赚200万元，这给政府4000亿元的收入，扣掉征地本身的成本也有两三千亿元的额外收入。不过，重庆房价保持平稳还得益于它中西部的地理位置，无论成都、西安还是贵阳，这些中西部的枢纽城市都未经历东部城市的房价大涨，人口流入不旺、消费水平滞后是重要原因。

雄安显然不具备重庆当年的天时地利。如今是房地产交易管控住了，我们无从判断时下在新区预期下的土地成本，股票市场却是随行就市，自由交易的。海外市场雄安龙头股中国汽车物流3天上涨了170%，仅因为它在保定拥有大片物流用地。A股大龙头华夏幸福则是名副其实的雄安大地主，涨幅近八成。此前，华夏幸福分别于2014年签约的300平方公里“白洋淀科技城”和于2015年签约的181.2平方公里“雄县产业新城”项目，由于雄安新区严禁房地产开发，华夏幸福已“知趣”地承诺服从政府安排，此前协议失效，可股民们还在赌政府会给予相应补偿。无论如何，经历了十余年炒房炒地房地产大开发，中华大地上的每一分土地的价值和它被寄予的希望都和10年前云泥有别，新区的开发博弈重重，15年前重庆大手笔的土地储备已经是传奇了。

雄安的高起点、低成本，既来自于政府的有力管控，也需财政的巨量投入。迄今流传最广的补偿标准是每亩地6万元，显然，放在时下的中国这不是一笔高征收款，甚至只能算农地征收的入门价，是按土地出产粮食的价值来征收的。可在经济下行、中国经济高投入模式无以为继、急需探索新模式的今天，也只有用低廉的地价来探索出一条新路了。除了地价，国家还有海量的基础设施需要“砸”在这片土地上，环境整治更是迫在眉睫。据摩根士丹利的估算，预计未来10到20年间，雄安新区总投资可达到1.2万亿至2.4万亿元。

雄县、安新县和容城三县人口将近90万，若全部搬迁安置，每户200余万元，这一项就得1万亿元以上。再加上地铁、铁路、公路、地下管网，更需数万亿元的投资。可若从60个村庄的起步区开始，数万人的安置则相对容易。据国家发改委透露，新区建设的长效投资机制也在探索制定之中，民间投资PPP模式有望引入。千年大计的建设蓝图确保不走样，土地制度能够一以贯之地保持下去才是根本。

先行先试，释放土地活力

说到中国土地财政的症结和疗治，不得不提及雄安新区所对标的深圳和浦东，看30余年的土地制度探索和改革如何塑造出今天的城市面貌，它在当时的积极意义何在。

深圳特区成立的直接起因是万人大逃港，40年前这里是3万人口的小渔村，滩涂连绵、河汊纵横，因为贫困，村民们冒险逃港，故而缺的是钱，而不是地，因此早期的改革思路之一，就是用地生钱，获取发展的“第一桶金”。

所谓“中国奇迹”，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的自由、土地的自由创造的奇迹。深圳特区建设伊始，国家也正处于财政紧张的状态，只拿得出3000万元银行贷款。深圳的建设者住在简易的帐篷里，风餐露宿，靠的就是政策撬动土地的价值。新中国成立后土地一直归国家所有，国家统一分配无偿使用。深圳人敢为天下先，在国家掌握土地利用的大环境下，早期的建设者为吸引外资，创造性地将土地租借给外商，并且一租就是50年。

随着大量港资的涌入，深圳人发现了金融杠杆的威力，不等房屋建成，甚至房屋还处在图纸阶段就开始卖“楼花”，提前回收资金，再滚动投入。3000万元原始资本撬动了70余亿元的基础建设投资。在“钱”稀缺的年代，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

作为改革试验区深圳先行先试，1987年创造性地提出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同年完成了土地“首拍”。几个月后，上海也完成了首次土地拍卖，日企以1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获得了1.29万平方米的50年土地使用权。

如果说在那个资本稀缺的时代深圳的先行先试释放了沉睡的土地潜能，1993年的浦东开发则接过了深圳的接力棒，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上更进了一步。1993年浦东在全国率先尝试“土地实转、资金空转”的土地开发模式，一举激活这片曾是农田菜地、河汊纵横沉睡的土地。所谓“土地实转、资金空转”是由政府部门按照土地出让价向开发公司开出支票，作为国有股东入股开发公司；开发公司将此支票背书后，作为土地出让金支付，交给土地管理部门以取得土地的土地出让模式。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和现有的土地出让、土地开发方式类似，一方出地一方出钱联合开发，不同的是政府出地、企业出钱，共建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以此可见当时土地价值之低，开发企业之资金匮乏，以至于资金要空转，土地管理部门最后获得的只是政府的一张空头支票。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这40年至关重要的改革，它部分地释放了亿万农民的自由，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最优质廉价的劳动力。而肇始于深圳和上海的土地制度改革则释放出土地的活力。可任何一种制度变革都伴随着资金涌动，有时候泥沙俱下。海南建省，成千上万在上海和深圳尝到了投资土地甜头的投机者汹涌而来，土地和房屋的价格一蹿冲天。那时候钱太好挣了，投资回报率100%都算不上好项目。有个松雷大厦，炒卖了17手，最后楼竟然还没完工。之前16手炒家，钱也一直没到位。到最后崩盘的时候，最后一家将之前的16家全部告上法庭，前16家每家凑些钱，才勉强把楼给完工了。

热钱汹涌，土地制度先行先试的深圳也是泥沙俱下。深圳建房的第三个高潮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不少社队为招商引资，采取灵活的方式与外商合作，比如合资建厂房、把土地租赁给外商建厂、与外地人合作建出租屋等。这些行为当时受到市、县政府的支持、宽容和默许。可现在，这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产物，都被打上了“违章建筑”的标签。以现在的眼光审视，深圳速度遗留下来的土地利用问题也不少。

先行先试的深圳最先感受到了土地枯竭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后，深圳发展的基本约束已经由“钱”变为“地”，而深圳开发的思路，也逐渐由“筹钱”转变为“筹地”。1992年，深圳实施“统征”，率先在关内实现土地全部国有化和农民市民化。2004年，深圳又再次实施“统转”，在全域实现土地全部国有化以及农民市民化，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建制的城市。可随着土地价值显现，农民的地权意识觉醒，深圳域内“违建”如雨后春笋，“违建”高潮一波接一波，市域范围内竟然有小一半是违法违规的。

拆迁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昂，而城市建设的土地指标几近枯竭，深圳又不得不开始了城市更新的探索，向城中村、工业区等城市建成区要地，以提升容积率的方式向天空拓展城市空间。这却再次凸显了现行土地制度的死结，政府与居民博弈愈发艰难，土地成本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房价暴涨窒息了城市发展的潜力。

高房价终结者

从官方统计的数据来看，1987年才有全国性的房价统计。当年的全国平均房价是408元/平方米，一直到1992年，房价维持在单价千元以下，但每年的涨幅可观。可真正使“北上广深”的房价如脱缰之马的，是2004年开始的“8·31”土地大限。这一年3月，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下发71号令，要求从2004年8月31日起，所有经营性项目用地一律公开竞价出让，各地不得再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进行协议出让。同时要求此后发展商须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两年不开发政府可收回土地。此前的房地产市场还涨跌相见，给购房者很多“抄底”的机会，以此为分水岭，房价再也不给希望下跌者以机会了。

雄安新区来了，并且是逆土地财政而动的全新土地政策。房价只涨不跌的趋势是否也会逆转？

炒房者的最大杀器，恐怕就是城市边上又建了一座新城。

有好事者翻出一张1993年的《新民晚报》，上面的广告打出的是“3万元拥有一个家”。那一年，确切地说1993年还是全国房地产的一个小高潮，全国人民南下海南炒地，房地产一片繁荣，热风也刮到了上海，上海市中心的房子短暂地达到过6000元/平方米。但很快海南地产泡沫破裂，冷风又袭来，上海市中心的房子腰斩一半。

一个新区的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土地和房源，这使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上海的房价都落后于北京。只是在2004年协议出让土地全部取消后，上海的房价才直追了上来，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领先北京。回顾那一段历史，当然很难用精确的数据给出参考，毕竟彼时全国的商品房开发通行的都是协议土地出让的自由市场经济，任何一座城市都有着近乎无限制的土地供应，大城市处处工地，居民楼从市中心到郊区一环一环地向外扩充着。可在上海最繁华的外滩外，一江之隔的陆家嘴上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的阵势，还是有力地平抑了上海的房价。

如果说“8·31”之前的深圳、浦东大开发还不足以为如今的雄安建城提供参照，滨海新区的建设却是集中于2004年土地“大限”之后，2004年天津商品房均价3300元，10年后的2014年均价为1.05万元，上涨了2.2倍，远低于邻居北京的5.5倍涨幅。当然，作为弱一线城市，你尽可认为天津的人口流入弱于北京，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两地10年间常住人口均增长了一半左右。

浦东与浦西一河之隔，滨海新区中心距离天津中心城区却有40公里的距离，两个建成区之间隔着大片的盐碱滩和工业厂房。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这已经相当于另建一座城市了，此前两地交通主要靠城铁，通勤时长50分钟，2015年高铁贯通后通勤时间只需15分钟了，两地通勤班次频繁，除火车外还有很多公交线路，两地之间除了地理上的距离，似乎融为一体。

可北京与雄安，两地相距110公里，杜绝了通勤的可能。天津与雄安的距离也是110公里，也不能通勤。遍查东京、纽约、巴黎等超大型城市的通勤距离，50公里是极限了，故而雄安的选址，绝不是卫星城的概念，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城市。或许正是因为建雄安的首要任务在疏解，中央才将眼光聚焦在一个无法实现通勤的地域。甚至，两地之间距离超过了百公里，也不可能存在一个一家人中既有人在北京通勤上班，又有人在雄安工作的区域，如果说勉强有地方符合要求，也只有两地中心点河北固安了。

既然是千年大计，雄安之于北京乃至整个京津冀的影响是需要慢慢消化的，可未来的预期却是时不我待的。再加入抢房大军的时候，除了刚需、学区和改善型的购买者，只要掺杂了一点投资理念的买房人一定会想：是北京，还是雄安。同样，天津的投资型购房者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

这个意义上，雄安的未来不仅牵动那些奔赴白洋淀却铩羽而归的炒房者，以及周边县市的购房人，也与身处京津的居民们有关。会腾出相当多的土地。从供求关系来看，人分出去了地腾出来了，可供建设的土地多了，从逻辑上看，北京的房价已经缺乏大涨的基础了。放眼全国，一线城市引领各地房价，其中北京的水最深，北京的房价稳住了，其他地方会怎么样？

如果雄安的土地制度实验成功了，每一个大城市的周边都出现一个公租房主导的“伴城”，吸引着年轻人去创业，并且演变为这个国家最有活力的区域，一线大都市的房价也就被釜底抽薪了。在这个意义上，雄安新区的土地改革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新区的挑战

谢九

搬迁之难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的成立，意味着北京大量的机构将逐渐向雄安新区转移。如何顺利实现这一史无前例的大迁移，将是雄安新区面临的第一大挑战。

按照《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未来北京重点疏解的对象包括：“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四类非首都功能。”

这四类非首都功能，无论是以行政手段还是市场方式，哪一类都很难轻易疏解出北京。在雄安新区的新闻发布之后，一份即将搬迁至雄安的80多家央企名单很快就在网上流传，虽然这份名单并未被官方证实，不过这也体现出人们对雄安新区的理解——以央企的身份而言，理应最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搬迁的阻力也应该最小。但即使是看上去最“听话”的央企，搬迁的难度可能也会大大超出想象。

央企搬迁的第一个考验可能是人才流失。央企搬迁并非只是在雄安新建一栋总部大楼那么简单，真正需要实现的是人才的搬迁。即使央企能够服从大局搬迁雄安，但这并不意味着央企的每一位员工也都愿意从北京迁入雄安新区。虽然雄安新区的远景诱人，但就眼前而言，终究还只是一张白纸，尤其是一些对于教育、医疗和文化等方面有较高需求的员工，甚至10年之内的雄安可能都难以满足其需求。随着央企从北京迁往雄安，将不可避免产生一定程度的人才流失，而具体的流失比例也很难有一个精准的预测。对于一家企业而言，最核心的竞争力就在于人才，如果人才流失过多，也就意味着企业的竞争力将会大大下降。

央企大规模的搬迁，还有可能会在短期之内对经营业绩带来负面冲击，当年首钢搬迁就是前车之鉴。首钢当时搬迁的设计方案也是经过了精心设计，关停了北京石景山地区的老厂之后，在河北曹妃甸、迁安等地新建工厂，并且借搬迁之机实现从原先的落后产能向高端产能转型升级。尽管设计初衷看上去很美，但现实却是极其残酷，作为首钢搬迁后的核心载体，在曹妃甸新成立的首钢京唐公司经营极其艰难，公司于2007年3月份开工建设，2009年开始陆续投产，2009年到2013年，投产后的头5年时间，公司连续亏损5年，累计亏损额度超过120亿元。直到2014年才首次实现盈利1亿多元，2015年实现净利润仅有800多万元。可以说，在搬迁近10年之后，首钢迄今尚没有完全走出搬迁带来的负面冲击。仅仅一家首钢的搬迁尚且如此艰难，近百家央企大规模迁移，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从悲观的角度来看，如果每家搬迁的央企都要经历数年的磨合甚至亏损期，这种巨大的成本不仅是央企自身的损失，以央企在中国经济的地位，甚至可能对中国经济都带来冲击。

从4月1日成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公布之后，尽管网络上关于央企搬迁的传言沸沸扬扬，也有很多央企纷纷表示要支持雄安新区的建设，但更多只是表态参与建设，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整体搬迁。网上所传中船重工成为第一家表态要迁址到雄安的央企，但细究中船重工的发言，其实只是做出了一个“迁企入畿”的表态，并不意味着公司要将全部业务甚至公司总部迁入雄安新区。和其他央企不同的是，中船重工已经在河北有大量的业务和子公司存在，比如原先从事蓄电池生产的上市公司保定风帆（600482），2015年获得大股东的资产注入，中船重工将旗下的动力资产全部注入保定风帆，现已更名为中国动力。中船重工还表示，正在筹划将拟注入中船重工电子信息产业资本运作平台“中电广通”的水声通信企业长城电子总部由北京迁入海洋装备科技产业园，其他水声及海洋电子信息装备研制能力等业务也将逐步注入园区。而海洋装备科技产业园位于河北涿州，也并非雄安新区所在。因此，网上所传中船重工将成为第一家迁入雄安新区的央企，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在行政指令下的央企搬迁尚且不易，其他一些更多需要靠市场力量实现搬迁的产业可能就更加困难。以北京最近几年大力疏解的动物园批发市场（动批）为例，尽管河北、天津等多地都表示出积极的接纳意愿，但是因为动批商圈的形成主要是依靠多年的市场化积累，如果人为划定一块地方来接替，未必能够形成此前的人气，因此很多动批的老商家宁肯在动批附近另觅新地，也不愿搬迁至遥远的天津、河北等地。

尤其对于雄安新区而言，因为规划起点很高，北京淘汰出来的产业，雄安未必会照单全收，因此在产业对接上可能比动批疏解要更加困难。按照雄安新区的设想，未来“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二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三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在这样的定位之下，北京疏解出来的中低端产业，可能还入不了雄安新区的法眼。

钱从何处来？

雄安新区面临的另外一个现实问题是，大规模建设所需要的资金从何而来？

由于雄安新区已经明确表示“不是传统工业和房地产主导的集聚区”，因此，我国园区开发最擅长的土地财政模式，在雄安新区的开发建设中难以成为融资主流。如果没有土地财政的支撑，银行贷款毫无疑问会成为雄安新区开发重要的资金提供者。

近日网上流传一份河北省《关于金融支持雄安新区的情况报告》，从中可以窥见河北省对于雄安新区在金融方面的思路。其中提及“争取中国人民银行支持，协调各银行总行将雄安新区作为重点支持区域，单列信贷计划，在信贷投放上给予倾斜。组织相关银行在雄安新区开展金融创新试点，通过投贷联动、银团贷款和无抵押信用贷款等方式，重点发展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拓宽融资渠道，降低信贷门槛，支持新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治理和高端高新产业创新发展”。“争取国家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对雄安新区建设的支持，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设立专项基金的形式，单独设立雄安新区专项建设基金，根据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产业发展的需要，分期分批投入。”“组织商业银行争取总行设立专项基金。通过努力，农总行计划设立雄安建设基金，首期规模1000亿元，根据需要还可设立产业基金等。其中，农行方面出资80%，剩余部分由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落实。”在雄安新区这样的国家战略面前，国内银行的大力支持自然是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过于倚靠银行资金也同样存在很多负面效应。

首先是银行资金即使大力向雄安新区倾斜，也未必能够完全满足雄安巨大的资金需求。除了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之外，其他商业银行对雄安的放贷同时还需要兼顾市场和风险方面的考量，不可能无原则支持。因此，如果完全依靠银行贷款很难满足雄安大规模的资金需求。另外，银行贷款规模过大，很有可能会对雄安新区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如果债务负担无法妥善解决，可能会在以后很多年内影响雄安新区的正常运转。十几年前，作为河北省“一号工程”的曹妃甸一度被寄予了相当高的期待，但是由于前期摊子铺得过大过快，导致曹妃甸背上了沉重债务，商业银行加上政策性银行的各种贷款，债务规模一度超过1000亿元，仅仅是利息成本就已经让曹妃甸难以承担，加之“大港口、大钢铁、大化工、大电力”四大战略产业发展不及预期，曹妃甸的吸引力和人气逐年下降，官方数据显示，2009到2012年，曹妃甸新增投资从1000多亿元下降至600亿元。2003年，曹妃甸横空出世时，曾被誉为河北沿海增长极的“皇冠”，但是十几年之后，却被贴上了“空城鬼城”“债务崩盘”的标签。

对于雄安新区而言，如果仅仅依靠财政投入和银行贷款输血，显然无法支撑其千年大计的发展，更多还需要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曾经表示：“将探索新区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新区建设。”预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也就是业界俗称的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可能会在雄安新区的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

2015年以来，PPP模式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风起云涌，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手段，这也为雄安新区引入PPP模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PPP模式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合理划分政府和社会资本的责权利关系，政府引入社会资本的初衷是为了减轻政府的投入负担，而社会资本参与PPP的原因是为了获取合理的回报。如果政府给予PPP项目的回报率不足，可能很难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但是，如果给予PPP项目的回报率过高，比如一条高速公路收费过高，收费期限过长，后期可能对当地政府乃至全社会形成长期的负担。

对于雄安新区而言，在大规模建设的初期，一些有良好回报预期的公共设施项目，应该不乏社会资本的追逐。这类项目具有较好的收费基础，并且经营收费能够完全覆盖投资成本，是PPP模式下最优质的项目，通常通过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采取“建设—运营—移交”（BOT）、“建设—拥有—运营—移交”（BOOT）等模式。

但是由于政府公共产品的特殊性，还有很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需要向社会免费提供，这一类不具备良好收费基础，需要政府承担义务的项目，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具有较大的难度。这类项目或者需要政府提供较高的补贴，或者需要政府直接向运营方购买服务，通常采用“建设—拥有—运营”（BOO）或者委托运营等模式推进。对于雄安新区而言，虽然勾勒的远景足够诱人，但同时也还是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加之PPP模式的利润率原本就难言丰厚，对于社会资本而言，在参与雄安新区建设的同时，如何合理权衡收益和风险，预计也并非易事。

新区并非京津冀的全部

雄安新区虽然具有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但是如果给予超过其实际能力的过高解读和期待，可能反而不利于其战略意义的实现。在京津冀战略的大背景之下，雄安新区是其中相当重要的布局，但远非全部。

设立雄安新区的初衷之一是为了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当前北京的大城市病主要体现在雾霾污染严重、交通拥挤、人口过度膨胀、房价居高不下等，通过跳出去的思路建立一座雄安新区，从理论上而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北京的大城市病。但是如果过度拔高雄安新区的作用，认为雄安新区成立后北京的大城市病将一扫而空，可能反而绑架了雄安新区的发展。

从雾霾污染来看，北京雾霾之所以日渐严重，除了本市的汽车尾气、燃煤和工业污染之外，以河北为首的北京周边地区的污染排放，越来越成为北京雾霾的重要来源。如果仅仅依靠北京市自身的汽车限行和禁煤等措施，而不能解决河北的高污染排放，已经很难彻底扭转北京的雾霾污染。

河北地区的高污染排放难以在短期内取缔，归根结底是一个经济问题。长期以来，北京和河北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北京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八成，和欧美发达国家水平基本接近，而河北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水平，这就决定了河北目前的经济发展仍然摆脱不了高污染的工业生产。北京的雾霾治理固然迫在眉睫，但河北人民的民生大计也同样重要，如果过度牺牲河北的经济发展来换取北京的蓝天白云，将会使得首都周边的贫困现象越来越严重。

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在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万贫困人口。其中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就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被称之为“环首都贫困带”。这些贫困带的形成除了发展经济的自然条件落后之外，出于保护北京的水资源等目的，这些地区在政策上被限制开发，被研究者称为“政策致贫”。如果新一轮的京津冀战略不能解决河北的贫困问题，可能也就很难根治北京的雾霾污染。而雄安新区的成立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难题，也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除了雾霾污染，北京的大城市病还体现在交通拥挤和人口膨胀，雄安新区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这些症状，同样也只有等待时间的验证。按照规划，雄安新区远期将承载200万至250万人口，如果对应目前北京2100多万人口，大概占比为10%。表面上来看，似乎对北京人口的疏解比例也并不算太高。

除了自身的直接作用之外，雄安新区更大的意义在于盘活整个京津冀战略。从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京津冀的实际推进慢于预期，按照计划，京津冀发展的近期目标是“到2017年，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进展”，中期目标是“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北京‘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如果没有非常手段的推进，无论是近期还是中期目标可能都难以实现，雄安新区的成立显然是为了在更高层面上激活京津冀战略的推进。

按照京津冀战略的顶层设计，未来京津冀发展以“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为骨架。其中“一核”是指北京，把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双城”是指北京、天津，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引擎，“三轴”是指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三个产业发展带和城镇聚集轴，这是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体框架。“四区”分别是中部核心功能区、东部滨海发展区、南部功能拓展区和西北部生态涵养区，每个功能区都有明确的空间范围和发展重点。“多节点”包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沧州、邢台、衡水等节点城市，重点是提高其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有序推动产业和人口聚集。

从中可以看出，京津冀是一个多点布局的大战略，远非一个雄安新区所能全部承载，在京津冀的战略布局下，雄安新区更大的意义在于起到了“画龙点睛，满盘皆活”的作用。

畿辅逻辑：河北省际政治经济学的演化

刘怡

1947年3月25日，由中共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筹备和组织，有晋察冀、晋冀鲁豫、华北、晋绥、陕甘宁、中原各解放区代表参加的华北财经会议在邯郸附近的武安县冶陶镇召开。其时距离中共在石门（今石家庄市）建立第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权仅剩下7个半月，距离中共中央正式迁入北平城刚好还有两年时间。

研究解放战争史的学者，往往会忽略一个微妙的事实：尽管由东北而关内、自华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理顺序构成了中共在军事上夺取全国政权的主线，但新政权形成其关于经营全国的经济逻辑，尤其是工业和城市逻辑的决定性坐标，却不在战略决战阶段率先夺取的重工业基地东北，甚至也不在深耕多年的陕甘宁边区和延安，而在河北平原。从抗战初期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敌后根据地勃兴开始，中共花费了将近10年时间，探索关于农村土地改革、发展手工业、恢复区域市场、实现粮食自给、统一货币等执政党急需面对的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最终进军全国之前，关于应对上述问题的基本思路已大致成型。正是在原晋察冀边区政府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管辖5600万人口的华北人民政府。

河北经济区的特殊意义，不仅在于其作为粮食产地和农业人口聚居区的传统定位能够满足军事斗争所需，更是由于其板块分布和功能属性，可以作为自清末到抗战约80年间中国本土经济变化轨迹的缩影。崛起为沿海工商业和交通中心的天津，由平汉、津浦、正太铁路干线连通的煤铁矿藏，乃至日寇占领时期为达成“总力战”目标而催生的统制开发模式，都在为毛泽东所言的“破除倒退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某种可能性。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频发的旱灾和接踵而至的日本入侵，在对河北民生和农业经济造成巨大摧残的同时，客观上也削弱了地主和包税者阶层的力量，使中共政权推行的减租减息以及随后的土改政策得以顺利进行。

1947年春天这场华北财经会议，对河北的长期影响是双重的。一者，关于建立集中的财税收支制度、发行统一货币、筹建解放区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将基层财政控制力延伸到村一级等事项，乃至集中调度经济物资、平抑物价等进城初期无法规避的任务，都在此次会议上得到了讨论和规划。二来，随着解放区的经济版图由河北一省扩大到整个华北，再到全中国，河北自身的功能定位和发展逻辑也须经历再度“定焦”。而这一切，伴随着两年后新中国最终定都北京以及中共河北省委的初创，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

首都再度回归北京，意味着从政治和经济上为京畿充当辅弼的角色，成为河北省的基本定位。无论是工业化优先于城镇化的抉择，还是省会在保定、石家庄和天津之间的“三加二”播迁，都与其时北京的政治气候直接相连。而改革开放后首都本身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新趋势，与既有的行政级别优势形成合力，使京津冀三地依旧难以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和多核心辐射效应。换言之，尽管京津冀通常被视为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相当的经济-城市群落，但三地之间的经济互动在较大程度上依旧取决于行政指令，内部动力不足。

雄安新区的设立，一方面延续了河北的“畿辅”逻辑，另一方面也将成为京津冀政经关系“再平衡”和行政、市场资源重新分配的起点。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剥离，以及重化工业的进一步转移外迁，既不至于冲击河北既有的第二产业布局，对长期增长乏力的第三产业也能形成正向刺激。而从行政资源和战略高度扶持雄安新区，至少在现阶段仍是效应立竿见影的选择。如同70年前的华北经济会议完成了河北省由敌后根据地向畿辅角色的转化，70年后的雄安大计，有望成为河北经济结构进一步合理化和现代化的新起点。

“京”的复归

中共中央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定都问题的讨论，始于1948年春，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得到最终确认。除去解放战争本身的进程系由北方向南，且北京背靠苏蒙、远离开阔海岸线（渤海可由辽东、山东半岛自侧面提供防御）的地理位置方便接受国际援助和抵御侵略之外，经济因素同样不容忽视。1949年1月，毛泽东在与王稼祥谈话时指出：“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换言之，通过定都北京，中共意图在华北再造一个不依赖于江浙沿海半殖民地经济的全新工商业城市群，构成其执政的经济和群众基础。在毛泽东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这一考虑得到了更完整的阐述：首先利用沿海既有的工业基础和财力，度过4年左右的过渡期，之后“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有利于备战”。新首都北京不仅要承接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功能，本身也须发展为工业和经济中心，河北省（包括天津）则成为其辅弼——“将来世界不打仗，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起来。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高层的这一定策，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同时也是对民国中期以后北平（北京）沦为纯消费性经济体的困境的修正。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在明、清两代和民国前期长期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的北京立即陷入百业凋零的局面。由于在清末以来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更注重政治稳定性，北京本身不具备成规模的工业生产能力；除去铁路系统外，就业人口集中于杂役、人力运输、骡马、裁缝等低端服务业，抗风险系数极低。要为这样一座百业待兴的都城的顺利转型提供助力，意味着河北在产业结构和经济重心上必须承担诸多预设任务：在过渡阶段，利用毗邻的天津市作为华北工商业中心的优势，为北京工业化的起步提供技术和资金；同时作为应对北京人口快速增长的准备，在兴修水利工程、确保粮食产量等问题上也须做出努力。而在北京的工业化进程全面启动之后，河北除去要从煤炭和电力供应、铁矿、有色金属冶炼等传统优势部门为其提供原材料和技术外，还须注意不使本省自身的产业布局与首都发生冲突，优先保证北京的地位。

站在这一角度，方能理解50年代初过渡时期河北优先改善第一产业状况的初衷，以及曾经的北方第一大工商业城市天津的沉浮。从1949到1953年，通过开垦荒地和兴修水利工程，河北省耕地总面积一度由726.58万公顷上升至764.52万公顷；1954年，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库在北京与河北交界处的官厅镇附近建成，6年后又建成专供京、津两地生活和灌溉用水的密云水库以及两期京密引水渠工程。对多年来造成华北多次洪灾和大规模饥荒的永定河、潮白河、大清河水系，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堤防整理和下游疏浚。从1950到1952年，用于水利建设的投资一度占到全国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额的10%，有2000万劳动力直接参与工程。著名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即发生在集中整理河北农田水利事业期间；在调查委员会核准的两犯贪污款项中，有1/3以上是与治河、防汛、赈灾项目有关的资金。而中共在建政仅仅两年半之际，毅然对两位抗战前入党的高级干部施以极刑制裁，足以证明看似不显山露水的河北农业基建，在当时实有极大的重要性。

对复归北方的首都经济地位的保障，同样闪现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北领导班子、行政区划以及城市布局的定策中。早在1949年8月，就以原中共冀中区党委为基础，组建了新的河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班子，省会设在保定；作为对比，长期充当东南经济中心的江苏省直到1952年底才正式建立起新的省委和省政府。两相比照，对已然成熟的东南经济区大致采取放任态度，同时强化控制力以完成华北新经济中心布局的意味一目了然。在省界和行政区划的调整上，河北同样将优先权交给了首都：从1949到1958年，北京市辖区四次扩界，吸收了原属河北的黑龙潭、宛平县、房山县、昌平县、通县、顺义县、大兴县、良乡县、平谷县、密云县、怀柔县、延庆县等地区，市辖面积相较解放前的旧北平市膨胀了23倍之多。作为补偿，撤销后的原察哈尔省和热河省的部分辖区在50年代初并入河北。而拥有本地区第一大港口的天津市虽然在行政建制上由中央直辖，但在其外围设置了作为人口和资源腹地的天津专区（今廊坊市前身），隶属河北省和天津市双重领导。本省另外三个矿业和交通中心唐山、秦皇岛以及张家口，也在其周边拥有类似的专区外延。除此以外，省辖市仅有曾先后充任过省会的石家庄、保定和承德（原热河省会）三处，短期内未再设立新的城市。对比同一时期东北地区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高度同步的现象，模式差异不言自明。事实上，到1978年为止，河北省（不含天津市）的平均设市密度仅为江苏省的43%、广东省的84%，工业化优先于城镇化已经成为既定方针。

用通行的、基于欧美经验的大都市带（Megalopolis）和都会经济区（EMR）模型，当然无法解释如此奇特的现象。实际上，复归为首都的北京遵循的是一种指向明确的“极化”发展战略，在资金、技术、资源、劳动力各生产要素上都获得了定向的优先分配。在计划经济模式下，极化效应被发挥到了极致，以中央指令的方式得到贯彻。1949年底北京市工业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天津市的30%；经过30年的极化发展，前者逐步膨胀到后者的120%，在重工业产值占比方面仅次于沈阳。直到2005年，经过多轮调整，天津市的重工业产值才重新超过北京。据原天津市工业部门负责人回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河北和天津主要工业制品的产量依然是根据提前预估的当年财政支出总额硬性倒推决定的；在这一模式下，区域一体化根本不可能呈现为多中心态势。

从更深的层面看，1978年之前中共的经济建设和城市规划逻辑，与政权本身的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属性同样直接相连。在回顾50年代首都城市规划中著名的“梁陈方案”何以被弃用时，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原北京市政工程局副总工程师孔庆普曾经指出：“（北京）内城近40万人的食品、饮水供给，垃圾清理和交通等一系列民生事宜，在解放前可以没人管，但新政府上台后就不能不顾。这样一来，古城墙的拆除也就成为必然。”类似的逻辑在河北同样适用——1949年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大体依靠地主和包税者阶层的力量来完成城乡财政动员的“最后一公里”；而在华北财经会议确定了要将中共政权的财政控制力延伸到基层之后，实际上只有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能够有效开动整架经济机器。政府提供了事无巨细的解决方案，但受组织本身的效能阈值所限，不可能永远提前规划好最理想的方案。如此便只剩下两种选择：一是线性地将资源集中定焦到一个部门或地区，二是抛弃组织，以临时的群众运动实现资源调度。而这两种路径在1979年之前的河北尤其是其工业化1.0进程中，恰恰都出现了。

一言难尽的工业化

未经有效处理的初步统计数字，并不足以反映河北第一阶段工业化进程的复杂内涵。从1952到1978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所占的比重由33.8%提高到74.3%；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所占的比重由29.11%提高到55.5%，初步完成了工业化1.0进程。但倘若进一步观察经济周期的波动曲线，会发现整个工业成长期并不连贯，在1959年到1961年、1965年到1968年、1971年到1973年分别经历了一波显著下滑，并且第一产业增长的贡献值始终领先于其他部门。与这种震荡同步，河北省会也在短短23年里经历了“三加二”的频繁迁移。

已故历史学家高华曾经敏锐地指出：快速工业化进程，往往与国家权力的垂直式扩张相伴随，使其对下游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的控制力在短期内急剧上升。对第二产业基数规模有限又被赋予了畿辅职能的河北省而言，这种控制力直接体现在政策方向的变动上，即中央有小动河北必大动，中央刚启动河北已震动，政策先行的效应显著，灵活性则明显不足。例如1958年“大跃进”期间，由于党中央提出“以钢为纲”的方针，河北冶金工业经历了一波盲目扩张的浪潮，不仅在石家庄、邢台、唐山和承德地区各自上马了大中型钢铁企业项目，还以群众运动、“大办工业”的方式形成了一大批小钢铁、小矿山、小煤炭、小农机修配等企业，规模、产品结构不甚合理，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低下，成为事实上的无效产值。而在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河北省委又率先响应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巩固、整顿、提高”方针，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迅速缩短了重工业战线，优先保障农业生产和粮食供给。结果，全省工业企业由1959年的7605个飞快地减少到1964年的4294个，缩水了44%，刚刚经历爆炸式发展的冶金工业立即转入萎缩期，机械式跟随效应显而易见。

而这种跟随效应的极致，集中反映在河北省会的“三加二”（先后在三地轮转，其中保定一处曾两次作为省会）式迁移上。1949年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省会功能一直由清末以降的直隶首府保定担当；但在1954年，省委班子中就已经出现了将省会搬迁到铁路交通和工业基础条件更好的石家庄，以呼应正在启动的工业化进程的声音，并组建了迁移筹备委员会。不过在中央反复强调“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口号之后，这一动议在“一五”计划期间并未能够成行。到了“大跃进”初期，全国人大决定将直辖市天津划归河北，河北省一届人大第七次会议旋即于1958年4月18日通过决议：立即将省会由保定迁往大工业城市天津，并在一年内完成了全部迁移工作。到了1966年春天，在毛泽东明确将“备战、备荒、为人民”设定为重要经济方针之后，河北省委又迅速迁出天津，返回地处冀中平原、与农业生产直接相连、战时也方便隐蔽的保定。值得一提的是，“备战、备荒”方针要到1967年才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并成为全国皆知的口号；而河北省会从天津向保定的回迁早在1966年5月初就已基本完成；甚至为了表示对新方针的拥护，将除省委机关、省人委以及省军区之外的其他厅局分散搬迁到了下属各县，保定市属机关则被分流到了更偏远的新城、定兴和定县，直到70年代才重新迁移回来。其中折射出的一味紧跟中央指示、缺乏省际本位意识的情形，可谓历历在目。

时刻紧跟中央、唯恐稍微落后的另一面，是一旦中央政策失误，河北无法主动做出任何调整和补救。省会迁回保定之后仅仅一年，“文革”爆发，省人委被造反派夺权，爆发了长达一年半的武斗，政治和社会秩序陷入瘫痪状态。1968年1月底，负责调解各方矛盾的北京军区领导单方面决定建立新的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同时立即将省会由动荡中的保定搬迁到“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可以形成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石家庄。但在1971年1月华北会议之后，省会迁石一事被中央怀疑是陈伯达等人“对抗革命群众”的阴谋，遭到质疑。省革委会方面立即做出反应，再度提出将省会迁回保定。这一次，是周恩来亲自做出了省会应就地建设、不宜再频繁搬迁的批示，才使省会驻石一事成为定案，不至于进一步演变为“三加三”。

单就省会迁址一事，便可窥见五六十年代高层政治与经济定策的变幻莫测，以及对中央亦步亦趋的河北省委处境的逼仄。所幸，在优先保障北京的口号下，河北的工业化转型部门相对集中，发展路径也较为明晰。“一五”计划期间，优先利用本地区在煤炭资源、电力工业基础和棉花产业方面的优势，重点发展煤炭、电力、纺织、建材四大部门，其投资总额占到全省基建资金额度的50%，产值占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的60%。也是在“一五”时期结束时，河北工业产值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农业，同时私营工业完全被取消或吸收，进入了国家控制力空前强大的时期。“二五”时期，重点发展冶金尤其是钢铁工业，提升了唐山钢铁厂和宣化钢铁厂的产能，建立了一批以省辖市为中心的中型钢铁企业，并新建了一批化肥、农药、农机企业。甚至连“文革”也不曾打断这一进程——随着“小三线”建设和“学大庆赶开滦”运动的开展，以及钢铁、煤炭、化肥、拖拉机行业四个“大会战”的展开，河北工业产值在“三五”“四五”计划期间保持了16%以上的增长率；到1978年底，重工业产值的比重一度上升至41.2%，轻工业33.1%，农业产值占比滑落至25.7%。

以省辖市、重工业企业、资源型部门为中心发展出的工业化1.0模式，使河北的省际经济结构和主要城市布局大体定型，并一路延续至今。唐山—秦皇岛和邯郸—邢台两大煤铁资源丰富区吸附着全省1/5的工业企业，拥有全省1/3以上的工业生产能力；京山、京广两条铁路干线串联着纺织、机电、钢铁、电力、建材、化工、医药等部门的重点企业，沿线工业企业创造了全省一半以上的工业产值，形成河北的“工业走廊”。11个省辖市集聚着全省1/5以上的工业企业，工业生产能力约占全省的60%。这种“以矿定区、因运靠路、就城布点”的发展模式，是河北省设市密度长期较低的内部原因。而占据全省基础工业产值六成份额的大中型企业，无论在行业分布、产平档次还是技术水平上都高度趋同，专业化、协作化水平低，为转型困难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若非党中央在1978年岁末做出了实施改革开放、逐步变革财政体制的抉择，正陶醉于发现华北油田的河北省委甚至有可能将重工业优先、能源产业优先的格局进一步巩固定型。1976年到1978年短暂的“新跃进”期间，省革委会一度制定了新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到1985年建成“一个大庆、两个鞍钢、四个开滦（煤矿）”的工业高指标。这反过来再度验证了“紧跟效应”的成立：当中央的政策路线发生变向时，河北省几乎难以做出任何变通或修正。

“再平衡”进行时

公允而论，至少在进入21世纪之前的大约20年时间里，河北省曾经基于自身的发展需求，提出过一系列整合省内以及全华北经济的口号。例如1985年提出的“山海坝”方案，试图重点扶持和支援过去发展相对滞后的太行山、环渤海和坝上草原地带，平衡省内的经济格局。1986年出台的“环京津”战略是全国最早的关于整合华北经济圈的动议之一，但短短两年之后，又被依托交通要道的“两线一区大开发”所取代。到了90年代初，河北省委负责人先后提出了“一线两片带多点”以及“两环（环京津、环渤海）开放带动”战略，并将后者写入了本省“九五”时期规划。迄今为止，上述规划等只见提出和讨论，付诸实行的部分有限。

今人自不必苛责河北省历届领导班子的摇摆迟缓。实际上，在中央统一调度的指令型经济转变为省际经济体之间的激烈竞争之后，工业化1.0时代的优势已经全然变作缺陷。城市分布过于集约、城乡发展差距巨大的固有格局制约了河北的自主发展能力，使其在事实上必须向京津两地“借力”。然而在市场化的竞争模式下，北京、天津两市自身也须考虑GDP指标和自身的发展逻辑，两地可能与河北共享的发展资源，乃至转移的产业和技术，依然是正在汰换的落后产能或者河北并不稀缺的重化工产业。更何况在21世纪初的投资导向型发展潮中，率先成为世界级超级城市的北京在极化效应方面表现得更为显著，河北对此完全无能为力。

唐山港和曹妃甸区的发展轨迹，清楚地反映了极化效应下河北经济处境的艰难。1989年动工建设的唐山港，最初仅仅作为煤炭和水泥出口的中小型沿海窗口而存在；但在1993年，意图竞争港口资源、以对冲天津的临海优势的北京市与唐山市政府签署了联合建港协议，使唐山成为首钢铁矿石进口的主要海上通道，随后神华集团又独立开发了位于沧州、产权共有的煤炭口岸黄骅港。此举固然为河北争取到了盼望已久的沿海港口资源，但在和天津港的恶性竞争中却造成吞吐能力大量闲置、基建资源严重浪费。直到近年来华北省政府主动提出将唐山港的功能由单纯的煤炭运输扩大到干杂货和液化气工业，长期亏损运转的局面才得到扭转。而2007年之后一度被寄予厚望的曹妃甸区开发，由于恰逢钢铁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以及天津港的竞争，迄今也未获致理想的效果。这足以证明在GDP指标先行、竞争多过合作的发展模式下，河北从京津两地承接的永远只能是已然饱和的产业或者恶性竞争严重的部门，而无法与本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相契合。

与已然进入大都市经济区提升和巩固期的京津两地相比，河北的都市经济圈尚处于发育和形成期。无论是产能转移、新区设立还是交通设施（机场、高铁、高速公路网）竞争，都须放在这一视角下来考虑。而这正是雄安新区规划面临的最大考验：它的长期目标不是如21世纪初的城市投资狂飙一般，通过凭空建设一个新区来带动附属产业和GDP指标的成长；而是使自北京分离出的非首都功能和产业，与河北既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相一致，形成相互扶持多过零和博弈的局面。考虑到河北省的设市密度依然远低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的下属省份，能否走出一条华北独特的城镇化发展之路，同样可以雄安作为样本。

距今150多年之前，天津开埠与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开府保定，带来了晚清京津冀经济的第一波发展和分工互动结构的形成。一个多世纪后，以雄安新区的设立为起点，京津冀经济圈将再度迎来一轮探索和变革。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沿海经济特区相比，雄安在资源调度和指令统筹上更带有华北独特的畿辅逻辑，唯愿这种逻辑的积极成分最终能迎来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升级。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河北工业化进程》，李桂花著；

《大城市经济区内政府间竞争与合作研究：以京津冀为例》，付承伟著；

《中国经济地理：经济体成因与地缘架构》，胡欣编著；

《河北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金浩、高素英等著；

《困境：京津冀调查实录》，刘玉海、叶一剑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