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日军进攻上海，11月占领该市后向江浙地区推进，至12月中旬占领南京。战争初期，长江三角洲地区遭受着日军的炸、烧、杀、抢、淫，社会极其混乱。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是：国民党政府官员弃民而逃；普通民众处于高度的恐慌状态，为躲避战乱流离失所；土匪、地痞流氓则浑水摸鱼，大肆抢劫；农村中的大户人家武装自保；城镇地区则有日军联系中国地方头面人物，组成“维持会”、“自治会”稳定秩序。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日本占领区的社会状况和民众生活研究讳莫如深，致使沦陷区研究在这一方面一直以来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日本占领初期基层社会的实际状态，来审视战乱时期人们在面临道德和求生的困境中如何纠结、如何抉择，或许更能展示那段历史的丰富性。这也是我翻译卜正民教授这本著作的原因之一。

本书主要考察日本占领中国长江三角洲初期（1937年冬季到1938年春夏），中日基层人员在建立县及县以下政权的过程中是如何互动的。主角是日本“宣抚班”职员和中国地方头面人物，他们“合作”建立了“维持会”或“自治会”。经历过那个痛苦年代的中国人，应该对这些“维持会”和“自治会”并不陌生，但是随着那一代人的相继离世，这些组织可能会渐渐消逝在历史长河中，那一时代人们经历的灾难和挣扎有可能被遗忘。幸好，卜教授为我们重构和再现了这一段历史。

我在此强调了“合作”一词，是提醒读者，本书作者的选题便是历史研究者所熟知的、当下欧美二战史研究中比较热门的“collaboration”研究。这一领域主要研究“二战”期间与占领者“合作”的政权、组织或个人。说到这里，读者很清楚，在中国，这部分人或组织就是“汉奸”、“汉奸组织”、“日伪政权”。但是“汉奸”对应的英语单词是“traitor”（叛国者），显然与“collaborator”（合作者）一词有差异。据考察，“collaboration”一词在二战前是个中性词，表示“在一起工作的人”，没有通敌之意，只是后来菲利浦·贝当（Philippe Pétain）用了这个词后，才被用来指责政治上与占领者一起工作的人和行为。在当今英语世界里，这个词也会用来表示在一起工作的人或组织，不带贬义。卜教授在本书中用“collaboration”而没用“汉奸”作为关键词，一方面可能是他想突破中国已有的关于伪政权研究的道德化倾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时期档案文献中经常见到“合作”一词。

我最早读到的卜正民教授有关“collaboration”的文章是《1937年——1945年间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占领状态下的政权的形成》（读起来有点拗口，我拿到的中文版就是这个题目），这是其提交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办的“战时中国：地方政权与状况1937年——194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6月）的论文。看到这篇文章时，我的博士论文《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初稿已经完成（已于200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非常惊讶也非常高兴看到竟然有人跟我差不多同时关注沦陷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基层政权，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结论极为相似。2006年我有机会去国外访学，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卜教授所在的学校——加拿大温哥华的UBC。当时，这本书刚刚出版一年时间，我主动向卜教授请缨，翻译这本书。

这本书之后，作者又有几篇关于“collaboration”的论文面世，如（1）“Chinese Collaboration in Nanking”, in The Nanking Atrocity, 1937——38: Complicating the Picture, e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Oxford: Berghahn, 2007, 149——180;（2）“Occupation State Building”, in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45, ed. Stephen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zra Vog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2——43；（3） “Collaboration in the History of Wartime East Asia”, Collaboration in War and Memory in East Asia: A Symposium,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posted 5 July 2008;（4）“Collaboration in the Postwar”,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5 July 2008;（5）“Hesitating before the Judgment of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1:1, Feb. 2012, 103——114。

在本书中，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地方头面人物”这一群体。卜教授试图告诉我们，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占领区的中国人可以分为三类：心甘情愿积极主动的通敌者、积极抗战绝不投降的抵抗者，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既没有积极抵抗也没有彻底通敌的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沦陷时期的政治现实是只有部分人从事抵抗活动和极少数人彻底投靠日本人，大多数人只是顺应“占领政府”，“是他们，真正体验了沦陷时期的酸甜苦辣”，有学者称这一类为“灰色地带”，是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广阔地带，也是迄今为止抗战史研究付诸阙如的领域。沦陷初期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地方头面人物，就是介于彻底的通敌者和坚决的抵抗者之间的一个群体。卜教授用大量的史料告诉我们，他们既厌恶但又不得不与日本人合作，因为日本人是他们家乡的统治者；他们既助纣为虐也做一些有利于民众之事。在台湾学者罗久蓉的笔下，正是因为中日战争这种“历史的情境”促使了他们与日本人合作，自保、生计、被迫无奈都是他们与日本人合作的原因；译者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有些人进入“自治会”或“维持会”的某个机构，仅仅是因为他们以前也在这里工作。

卜教授给我们详细描述了五个案例，通过这些案例，我们了解了地方头面人物与日本人合作的行为和动机。我们发现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动机复杂，某些人是出于保全生命财产而进入“维持会”；有些人抱有为地方做点事的想法；另外一些人则是被迫与日军合作；也有一些浑水摸鱼之人，试图借日军的势力渔利；当然确实有一些人死心塌地替日本侵略者做事。正统的史学观点抨击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是为了物质利益，说他们利欲熏心、捞取好处。卜教授在镇江案例中指出，日本人为尽快收回战争成本并为进一步的入侵提供补给，使得“维持会”、“自治会”经常面临财政枯竭、入不敷出的局面；如果这些组织经济状况不佳，进入这些组织的中国人从哪里捞取好处呢？镇江“自治会”会长郭志诚（大照电气公司经理），非但没有捞到好处，还搭上了自己的公司：电气公司经理被日本人重组，郭的弟弟因建议日本人应付给他们家30,000美元而被捕入狱。如果从“捞取财富”这个角度，我们就没办法解释郭志诚与日本人合作的动机。

通过这些案例的描述，一些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形象鲜活起来。最典型的形象是南京案例中的那个王承典（吉米·王）。王是一名拍卖商，与南京社会各阶层都有广泛的联系，南京失陷后，他没有离开，选择留下。他参与南京“自治会”的组建；与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一起从日本人那里为难民搬运粮食，而且还偷偷搬走了比日本人答应给他们的还要多的粮食；他敢对日本人说：“如果你们要反对我，那么你们最好现在就在这儿杀了我”；他又在明妮·魏特琳的眼皮底下从金陵女子学院给日本人挑选年轻姑娘。纵观王承典在南京沦陷初期的表现，他既服务于占领政权，又敢抵制日本人；他既与日本人合作，又给南京难民带来了更多的食物。这样的人当然不能成为抗日英雄，但他们的行为也不能完全说是投降、通敌。我们对像王承典这样的人应该不会陌生，也能完全理解他们的行为。在不同的情境中，我们会使用不同的词来形容像他这类人：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八面玲珑、聪明人、能人等等，在与日本人合作过程中，应该不乏这样的中国人。当一个人处于自身无法控制也无法明白的环境中，其行为有很多的模糊性或矛盾性，我们不能仅凭一点就来判断他是通敌还是抵抗。身处乱世的人们，也许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来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只是尽最大努力为自己也为周围的人活着。

说到“小人物研究”，这是卜教授选题的一大特色，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势。随着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和对社会学理论的借鉴，史学研究越来越趋向社会史和小人物的研究。历史是由芸芸众生创造的，也是由芸芸众生体验着的，但是在平常年代，小人物很难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捕捉这些没有历史的人群被掩盖的生命痕迹，“ ……必须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们。这束光来自另外的地方。这些生命本来想要身处暗夜，而且本来也应该留在那里。将它们从暗夜中解脱出来的正是它们与权力的一次遭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次撞击，对他们匆匆逝去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片语只言……也正是这样的权力，催生了这些文字，让我们有机会窥见这些生命”。如果没有中日之间的那场战争，本书中的这些主角如王承典，可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他们与大多数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一样，在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之时，就注定了将销声匿迹于历史的长河中。但偏偏他们遇到了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于是历史留下了他们的一些记忆，于是我们也能捕捉到他们那“模糊的身影”。但是由于资料的难找，“小人物研究”让很多研究者望而却步，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卜教授在做研究时所付出的努力。

翻译过程并不轻松，仅仅“collaboration”一词就让我大为头痛。其实collaboration最接近汉语的“勾结”一词，但“勾结”这个词又太具有感情色彩，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带有这样的感情色彩不免让人读起来不太舒畅，而且作者的研究对象是基层社会的小人物，展示他们在沦陷时期的生活状况，显然将“勾结”一词用在他们的身上不太适合。因此我将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分别翻译成“合作”、“通敌”，只有在少数几处译成“勾结”。再如“Occupation State”一词，作者试图强调占领是先决条件，所有的安排和决定都是日本人做出的；而中国“合作者”只是被动接受者，必须服从日本人的决定（用王承典的话来说：“‘自治’的意思仅是：当日本人说‘是’的时候，我们就去做。”），所以翻译成“占领政府”或“占领政权”比较符合原文的意思。比中国学者和民众常用的“日伪政权”一词更能体现该政权里中国人的次要地位。但是由于中国人太习惯用“日伪政权”一词，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偶尔也会用到；同样，“占领时期”和“沦陷时期”，“占领区”和“沦陷区”都基于类似的考虑。还有“Chinese Elite”，我翻译成“地方头面人物”，而没用“地方精英”，是因为“精英”一词在汉语语言中含有褒义的成分，而且还有道德上的考量。无论如何，这些与日本人合作的人，称他们为“精英”，总让人不能接受，而“地方头面人物”，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由于本书的英文版不仅仅是学术著作，还面向大众，语言非常优美流畅，所以我在翻译过程中，也用了一些比较口语化的词语，跟原著的风格保持一致。

本书的资料来源非常丰富，有中文、日文、英文等，前两种文字的资料，我都尽量找到原文，尤其是中文，除了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几则档案资料外，其余的我都找到了原文，并通读了卜教授征引资料的全文，为此我在上海档案馆足足待了一个暑假。

这本书从动笔翻译到现在出版差不多有七个年头了。不是译者懒惰，翻译的主体工作大约在2007年暑期就完成了。之后两年，我联系多家出版社，也曾托同门师兄弟师姐妹帮忙找门路，但最后得到的答复都是“No”，我有点心灰意冷。但总有不甘，这么好的一本书，而且花了这么多的心思，中文版不能面世，岂不是太可惜了！所以一有机会，我就跟熟人提到它。皇天不负有心人，时机终于让我等来了。2012年12月，受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师兄之邀，我参加了在南师大召开的“抗战时期都市民众日常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我又一次提到翻译的事。会后《历史研究》编辑部的雷家琼老师和师兄张连红都表示愿意帮忙联系出版社。雷老师说：“听您说译稿已耽误数年，为之心痛。既然有缘相识，自然当竭尽全力。”看到这句话，我有说不出的感动，也感觉这么多年来没白等。不久商务印书馆的倪咏娟老师来信，表示对译稿感兴趣，接下来的事情就非常顺利了。

在翻译过程中，我还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首先要感谢的是我在UBC访学期间结识的两位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博士杨梦轩和伍洋同学，他们都以英语为母语，中文水平也非常棒，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更有把握翻译本书最难的第一章（杨梦轩协助）和第八章（伍洋协助）。其次要感谢的是我的同事兼密友同济大学的李雅茹老师，她在繁重的教学任务空隙中，校对了整部译稿，在她的润色下，译稿读起来更为流畅。感谢大阪大学的张一迪同学，她热情地帮我查找了本书中所涉及的日文人名和地名。感谢本书的编辑商务印书馆的倪咏娟老师，本书的出版也凝结了她的心血。为了让这本书的中文版顺利面世，我们之间的通信不下40封，对于书名的斟酌、译者序的切入点、一些词语的用法，我们都进行反复交流和商讨。她聪明睿智，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交流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有时间整理整理我们之间的通信，绝对是个看点。

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再写下去就有点矫情了，就此打住。

翻译工作确实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尤其在中国现有科研体制下，翻译不算研究成果，使翻译完全成了译者的业余爱好。业余爱好终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因此，我想这大概是我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译著了吧！

2014年春于渥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