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研究这些案例时遇到了这样一个挑战（但部分案例除外，如镇江和南京），即如何从中日两方截然不同的观点中看出二者的合作关系。当两方现存的资料不平衡时，这样做尤其困难。解决此类困难的部分方法是，当我在研究此案例时，可以从其他案例中暂时找一个替代品，希望替代品能提供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帮助我在资料缺乏和取舍时保持警觉。要在资料（无论作者是谁）所告诉我的和我对实际情况的理解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另一种挑战。即使在最佳的情况下，两者也从未一致，更何况是身处敌我两极的人，他们的看法当然大相径庭。因此，我的另一方法就是寻找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一些资料会偏离言说者本意。当作者认识到他专注的目标或献身的事业或必须要讲述的故事是不完整的时候，当帮助人的人也做了伤害人的事、从事破坏活动的人也有设法做好事的时候，这种收获就出现了。

张怿伯的镇江记述里就有几处这种“那一刻”，其中之一出自于占领一个月后，最混乱的时期已经过去之时。

一月九日十日，有兵住寄宿舍，笔者见职员某与兵笔谈，兵有写“中日快快和平”于怀中簿上，旋即涂去，似畏别人看见者；有时闲谈，自怀中取出其妻照片，给人阅看，称道其家庭乐事者；有列举其家中有牛若干，鸡若干，竹园若干，表示其为富农者；有谈及上海南市全毁于火，表示惋惜者。种种谈吐，其希望和平，厌战思归之情，不期自然流露。

与被占领者之间的谈心揭露了日本兵的主观感受，有助于打破大众中流行的有关英雄和坏蛋的刻板印象。然而这些小插曲，并不能消除由战争带来的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抱有善意的日本人经常面对这些尴尬和障碍，然而，他们越过不平等和国族间的差异，来寻找日本与中国的相同点。与此同时，一个中国观察者自发性地记录了“那一刻”，提醒我们沦陷时期、占领者内部的复杂性。

日本人的策略是宣传他们与中国人在文化上和种族上是相同的。用“同文”（使用相同文字的人）和“同种”（同一种族的人）来表达这一意图。后者是一个现代的词汇，但“同文”有两千年的历史，显示了文字能将不同的人们纳入中国天朝文化典章制度之下的力量。引申这个词义的目的是指中国人与日本人具有共同的文化，这在战争和占领情境下有点牵强附会。日本人从“同文”这个较深层次上来认同中国，似乎只增强了其文化来源于中国的焦虑感。自日本开启现代化运动以来，他们一直不遗余力地抵制这种观念。提出“同文”，在他们看来，将取得辉煌成就的日本置于贫弱落后的中国之下，是在抬举中国人。对中国人而言，他们一直生活在日本人的阴影下，这种花言巧语对他们几乎没有吸引力。他们感觉没有必要与用武力侵占他国的亚洲人（指日本人）成为一体，也不喜欢为了迎合别人而压制差异、为了同一性而隐藏自己。

有少数合作者用与日本人“同种”的观点，来对付西方的种族歧视。这确实便于他们利用日本的存在来反对西方的租界和不平等条约。然而除了在宣传材料里，没有发现全面表述这种观点的文章。例如，1939年5月，大上海青年团的成立宣言就采用了这种观点。这个青年团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在上海郊区的农村活动。其宣言声称同文同种是亚洲人反殖民主义的基础：

自从中国成为苏俄英法美之走狗，东亚兄弟便陷入了令人扼腕、两败俱伤的冲突中。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唇齿相依，在危难时期互帮互助。英法使我们的民众陷入贫困，使我们的财富消耗殆尽。

张怿伯没有用“唇齿相依”而是引用了另一个不同的词语——“非我族类”，来表达其种族观念。这个词语产生于两千五百年前，当时长江南北的文化大相径庭，长江以北的人无法想象他们与长江以南的人有什么共同点，便用了这个古老的词汇来表达他们之间的不同点。张怿伯在记述沦陷时期的镇江时，好几次用了这一术语。这个术语并不是表达现代意义上的优生学——“族类”翻译成现代英语，最好用“species”而不是“race”——但有一点很清楚，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没有共同点。实际上，中国人大多不屑于“同种”的口号，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也使中国人对“同种”主张更加反感，只要诸如熊谷康等“宣抚”人员坚持认为日军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为了中国的利益，那么这种抵制就会一直存在。沦陷时期不可能有平等，屈尊不可能有手足之情。只要日本官兵对无故杀害中国老百姓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无动于衷，这种障碍就会永远存在下去。张怿伯在回忆录中描写了手下的一名职员：他因妻子被掳，家被烧，逃到亲戚家躲藏，当日本人夺门而入时，最先看到他，便开枪打死。其他人问那个日本兵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日本兵回答：杀死一个中国人与杀死一条狗没有什么两样。

摆脱这个难以忍受的局面的唯一方法就是结束战争，正如扎营在张怿伯工厂的日本兵所暗示的那样。中国人想要的和平，或许不是日本兵暗地里透露给工厂工人的那种和平。和平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并不是所有的条件都是对等的。有一种和平是结束流血，但日军将继续占领中国，即和平占领中国。还有一种相对较好的和平：新殖民主义和平，日本军队撤出中国，结束公开的军事占领，但日本的影响可能还存在。到1940年，日本部分军事领导人支持这种选择，新当权的南京汪精卫“国民政府”也大加倡导，但这种和平从未获取大多数日本掌权者的支持。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最好的和平是将日本人赶走并完全消除其影响，即无条件和平，这只有等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被彻底打败后才能到来。

1937年至1945年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多数民众最渴望的是休战。在被占领后的一两年，他们就已明白，中国没有能力单独迫使日本人撤出中国。张怿伯甚至渐渐注意到其背井离乡的逆向性，尤其当镇江的秩序已经恢复时。他说，他“总计留住江北四年余，其初年余，尚属平安，至后时有危险，到处漂泊，生活极不安定，而彼时镇江情况，则较江北安靖，故我仍不回南，仿佛与趋安避危立于相反地位，盖有不得已者在耳”。最终，张怿伯选择了安全稳定的镇江，回到家中，仍然拒绝合作。迟至1945年7月，他还与一个不怀好意、企图接管其工厂的日本人作斗争。日本人试图没收他的物业，将之改建成工业酒精蒸馏厂，为侵略战争服务。但张宣布，日本人要没收就没收，但他绝对不会签署合同，合法转让酒精厂。他的拒绝如他所说“无异以卵敌石” 。对他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在卵被击碎之前，日本投降了。

尽管弱者的反抗不能将日军驱逐出中国，但却使日本占领者焦头烂额，派去恢复占领区秩序和经济的日本“宣抚”人员就被这种状况所困扰。从一开始——读者几乎在每一章都会看到——“宣抚”人员感觉自己很不喜欢所处的环境。他们不得不容忍前来投效的地方人士，这些人大多是最缺德的投机家，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工作能力。“宣抚”人员处处面对着没完没了的猜疑和不信任，无法让其合作伙伴言听计从，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他们每前进一步所得到的立足点，一旦离开去建立下一个时就被摧毁。他们不得不在意识形态使命和控制中国而不得的焦虑心情之间做出妥协。如果占领创造了从基层社会开始的合作，那么就需要上层政府做出妥协，两者都是没有根基、不牢靠的安排，都不会有满意的结果。浮夸自负的山崎海弘和贪财图利的苏锡文或许比较满意占领的形势，但是本书中的其他一些人物，不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喜欢他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有些人只想尽到自己的责任，有些人自私自利，有些人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是抵制，其他一些人纯粹是求生保命。每个人都被笼罩在前途未卜的浓浓烟雾里，这个烟雾只有将日本占领者赶出中国才会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