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

新富豪和他们的后代炫耀财富，或者走马灯一样展示唾手可得的美女，大家都觉得丑陋，所以有天才人士赋予“土豪”新的含义，精确到位地表达了人民的心情。其实自古以来，暴发户的真正特征并不一定、并不全是炫耀，而是追逐目标的果断和坚持，是一种为实现向上社会流动不惜代价的决心，有时候甚至是为达成目的不择手段。所以我在这里想谈论一种人物性格，即路遥小说《人生》里面的高加林。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被改编为电视剧，现在正在热播，而《人生》篇幅不大，却折射出我们社会一些深层次的情结。

在高加林的故事和品格里面潜伏着当下土豪问题的一些根源。

马克思尖锐批评过19世纪不平等的英国社会，斥责人们对财富以及与之联系的地位和名誉的膜拜。关键是，他还指出，这种膜拜在历史上各种社会文化里面都可能存在，譬如在小农意识和官本位意识还有遗留的环境里面，在那里同样会导致人的异化，导致人失去自我本质。我读小说《人生》的印象是，里面的高加林及其周围的一些人物都具有极强烈的向上社会流动的内在驱动力，追求改善自身境遇的时候甚至呈现一种动物本能的自私，同时又鄙视境遇不如自己的人，而他们因此失去的恰恰是生活中最宝贵和最本质的东西。有些情节很让人心酸和悲愤，譬如大队支书高明楼对权力的滥用。高明楼让自己儿子顶替了加林在山村的民办教师位置，打破了这个乡村知识青年平静的生活。而加林父亲为此对其老伴的吩咐是：“加林他妈，你听着！你往后见了明楼家的人，要给人家笑脸！明楼今年没栽起茄子，你明天把咱家自留地的茄子摘上一筐送过去。可不要叫人家看出咱是专意讨好人家啊！”

在路遥笔下，对这样一个挫折，加林的反应是：“非得离开高家村不行！在这里很难比过他们！决心要在精神上，要在社会面前，和高明楼他们比个一高二低！”加林的女友刘巧珍是村里的第一美女，是因为刷牙被村里人笑话的姑娘，他们一起修理和清洁了村里的水井，并因为使用了漂白粉而引起村民的不解和抱怨。但是高加林的心不在山村，当他眼热过往公社干部时，即便是巧珍的爱情也消除不掉他心里“一种说不出的惆怅，一股苦涩的味道”。当他转业回乡的叔父通过关系把他转为干部之后，当出身县城干部家庭的女同学笑脸相迎的时候，他选择离开村庄和遗弃巧珍。由清理水井开始的乡村建设工作，他没有心思坚持下去，他的心和眼光在远方。当然，在路遥这个故事的结尾，因为有人揭发加林叔父给他找工作违反规定，他又被退回了村里，而此时巧珍也已经嫁给别人了。

我们这个社会当然有高出高加林性格不知多少的崇高。如果要举出和高加林性格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有很多真实的故事，譬如已故的许燕吉先生，著名作家和教授许地山先生的女儿，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的作者。这是一部让我的心灵受到极大触动的书，不过不单是因为作者由名作家的公主向下沦落为“右派”、囚徒、老农妻子的遭遇，更是因为作者对待自己农民丈夫的善良真诚以及这一家子人的挚爱。又譬如《平生六记》的作者、已故的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曾彦修先生。这个坚持“枪口抬高一公分”的党的高级干部，在历史上多次运动中秉持公正，甚至为保护同事把自己划成了“右派”，自己选择了向下的社会流动。

其实在世俗生活的层面，很多高加林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是成功了，很多会成为富有的企业家，很多会成为干部。我们应该思考的是，高加林们是否会有曾彦修先生那种情怀和品德，是否会有许燕吉先生那种宽容和大度。在牺牲了巧珍之后，他们是否会继续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不断以伤害他人来换得自己的进步？

马克思曾经批评19世纪欧洲宗教人士掩饰和维护社会不公正，指出要摘去“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进而让人们能够在社会主义社会“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高加林们冷漠地忽略自己身边的人和身边的家乡。他们对远方的渴望，即他们那种向上社会流动的冲动，他们对权力、地位和财富的追逐和情迷，何尝不是一束“虚幻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