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拿什么去和日本竞争？

德国哲学家特奥多尔·利普斯（1851—1914）在心理学和美学领域有独到贡献。日本学者阿部次郎（1883—1959）看重其伦理学思想，在1916年即翻译其《伦理学的根本问题》。阿部次郎的节译本在1920年就有杨昌济先生的中译本，在1936年又有陈望道先生的中译本。南开大学刘岳兵教授在2010年出版《日本近现代思想史》，论及利普斯对阿部次郎的影响以及后者在日本思想史上的突出贡献。利普斯将自己的美学思想，譬如其中的移情说，延伸为一种社会道德论，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尊严帮助他去感受和理解他人，帮助他认识自己的社会属性，而不是把自我看成一个孤岛。当然人的负面情感也有这种移情作用。

对人的社会属性和情感沟通的强调会很自然地发展为社会批判。鲁迅先生1924年在《论照相之类》里面就借用了利普斯前述著作的观点来描写奴隶主内在的奴性：“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一面既承认可做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可做奴隶，所以威力一坠，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之前了。”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类似情况，鲁迅的描述是：“中国常语说，临下骄者事上必谄，也就是看穿了这把戏的话。”阿部次郎亲历了1905年日俄战争前后日本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所以对劳资关系有特别的关注。刘岳兵教授研究了他对资本家和劳动者心理的描写：资本家的占有欲也会转移到劳工那里，成为他们的价值观。如果劳工追求的仅仅是外在的物质利益以及享乐、奢侈和虚荣的话，那么他们不过就是内在的资本主义者、饥饿的资本主义者、还没有做成的资本主义者。阿部用人格主义来界定自己的社会思想：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劳工，所有的人都必须尊重自己、他人纯粹和自由的人格价值，在此基础上建立人人平等的意识，彼此作为兄弟相互拥抱。劳工运动的目的是社会关系的普遍和睦，而不是去向资本家复仇，更不是建立一个新的热衷竞争和物欲满足的社会。

在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以穆尼耶（1905—1950）为代表的社会改革思想与阿部次郎的观点十分接近，汉语学界一般也称之为“人格主义”。欧美各国的人格主义思想主要也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尤其是对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批判，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康德、舍勒，甚至追溯到阿奎那以及更早的西方思想传统。有些学者认为，在中日古代思想里面也有类似的元素。在穆尼耶看来，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危机来自两种极端，即无视社会公益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吞噬个人人格的极端集体主义。他在二战结束之后更加明确地认可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贪婪及其对人的尊严的伤害。

与萨特所代表的存在主义的情况不同，穆尼耶的人格主义虽然也是一战之后巴黎的思想热点，却没有在西方成为人们热捧的时尚。在表面上，阿部次郎的人格主义也没有在日本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改革口号。不过由日本渐进改良的发展路径来看，他的见解以及其他批评资本主义的观点都可能是重要的引导和指南。正如另一位南开大学教授李卓在《日本近现代社会史》里面谈到的，日本在其社会内部成功修正了明治维新以后一度严重的野蛮资本主义问题，并结合日本固有传统，形成了充满温情和注重劳工福利保障的企业经营文化。其特点是淡化劳资对立关系，强调员工为企业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这种企业文化及其社会影响造就了在高度稳定的同时又富有创新力的日本发展模式。关键是，这种企业和社会文化并不仅仅以物质好处来吸引和稳定员工，而是如阿部次郎和其他人格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依托于劳资双方以及所有人之间相互的“诚意”“情谊”和“温爱之情”。这种企业文化不吝惜关照员工福利的成本，最终反而变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促成日本社会内部高度的凝聚力。

中日关系可以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而我们取胜的一个条件，就是学习日本保持社会内部团结的传统和方法。除去阿部次郎这种稳健温和的社会改革思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促成日本社会注重改良劳资关系的一个动因。

长远来看，中日关系总应该回到友好和互相学习切磋的古典模式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