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各篇文章，除两篇外均在英国写成；我本打算写一个系列，并为此作了种种记录，而本书里的篇章仅为系列中一部分。但限于当时的情况，我计划尚未成熟便不得不将它们一篇篇寄往美国，时时部分地或分期地发表出来。我最初并无意在英国发表，明白其中多数内容只会让美国读者感兴趣；事实上，英国出版界对美国人的文学作品所采取的严厉态度，也使我望而生畏。
第一卷作品就这样不定期刊登了，此时它们已开始穿越大西洋，并发表在《伦敦文学报》上，备受称赞。据说，伦敦的一位书商有意将其结集出版。我因此决定自己编撰稿子，这样不无益处，至少可以亲自修正审订。于是，我把从美国寄来的已刊印的作品交给著名出版家约翰·默里先生（他对我友好关心），请他审阅，同时告诉他，假如他果真有意让拙著面世，我手头尚有足够的稿子出版第二卷。几天过去后，默里先生没有任何消息，我便给他寄去一封短信，信中我把他的沉默看作是对拙著无声的拒绝，并请求把留给他的作品退还给我。如下是他的回信：
亲爱的先生：
我恳请你务必相信，对于你的善意我确实心怀感激，并且你颇为高雅的才能也使我满怀真诚敬意。我公司出版社里此时挤满工作人员工人，我只有一间办公室处理事务；
昨日我也忙得不可开交，否则我会高兴见你一面。
假如我不适合出版你的大作，只是由于我看不出有何余地——有了如此余地我方能在彼此之间获得恰当的理由，否则出版此书确实不能让我满意。
不过我会竭尽所能促进其流通，并非常乐意关注你未来的计划。
谨此致候。
您仍然忠实的仆人 约翰·默里
这真是令人失望，而假如在英国再版问题完全由我决定，我也许会就此作罢，不敢继续。可是我又担心会出现某种盗版。此时我想到了出版商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先生，在去爱丁堡期间我曾受到他盛情款待。不过我最初决定先把作品交给沃尔特·司各特爵士[1]（当时还不是爵士），因为几年前在阿博兹弗德时他曾热情接待过我，鼓励我把作品给他一阅；而对于我早期的作品，他还在别人面前加以赞扬。我因此将《见闻札记》中已刊印出的作品，通过公共马车用包裹给他寄去；我同时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及自从我有幸受到他款待之后，我的情况便出现了转机，从而我在写作上取得一些成功，这对我是至关重要的。我于是恳求他审阅一下我寄去的作品，看看它们是否适合在欧洲再版，并确认康斯特布尔先生是否愿意出版。
我的包裹通过公共马车寄到司各特在爱丁堡的地址，而信则邮寄到他乡下的住处。第一批邮件刚到我就收到了回信，此时他尚未见到我的作品。
“你的信寄到阿博兹弗德时，”他说，“我在乡下凯尔索。现在我正要去城里，我会和康斯特布尔谈谈，尽量把你的想法告诉他——请相信，这是让我再高兴不过的了。”
而我提到的关于命运转机一事，又使敏感的司各特不无关切，他怀着天生具有、讲求实际有效的善意，已在设法帮助我。他进一步告诉我爱丁堡将创办一份周刊，并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才予以扶持，使其充分获得一切必要的稿子。用于编辑职位的经费十分充足，每年五百英镑，编辑还可以适当享有其他优越条件。这一职位显然由司各特负责安排，他坦诚地提供给我。但他明白表示，此项工作多少带一些政治色彩，他担心刊物所采用的调子不适合我。“不过我之所以贸然提出这个问题，”他补充说，“是因为就我所知，你是最有资格担当如此重任的人，也许还因为那样你便必然会到爱丁堡来。假如我的建议不妥，你只需对此事守口如瓶就是了，也并无任何害处。‘看在我的份上请别冤枉我呀。’[2]可假如与此相反，你认为这工作适合你，那么尽快通知我，请把信寄到爱丁堡城堡街。”
随后他又从爱丁堡给我寄来短信，补充道：“我刚到此处，并浏览了一下《见闻札记》。作品的确不错，如果可能的话，我越来越想‘诱骗’[3]你下海了。不过这样的事情总会遇到一些困难，尤其在最初时；但我们会尽量把它们排除掉的。”
如下是我的回信，草稿有些欠妥，在寄出的抄写稿中作了些修改：
“您的来信让我多么高兴，我简直难以表达。我开始觉得，好像自己过于冒失无礼了；但不知怎的，您身上焕发出的亲切宜人的阳光，温暖着每个卑微胆小的生灵，使之产生勇气和信心。您在文学方面的提议，既让我吃惊又让我欣喜，因为我远没有您所赞扬的那些才能。”
我继而解释，说我发现自己尤其不适合所提供的职位，这不仅由于我持有的政治观点，而且由于我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我的整个生活，”我说，“都是散漫无序的，任何井井有条的工作或规定的身心劳动，于我均不适宜。即便我现有的这点拙才，也难以很好发挥，并且倘若从命，我还得对自己的思想变化严加注意，犹如要对风标的变化密切观察一般。也许经过实践与训练，我能做到更加规范，但就眼前而论，我仿佛是个本国的印第安人或顿河[4]哥萨克人，无法从事按部就班的职业。
“因此我必须一如既往地生活，能写时则写，而非该写时写。我将时时迁居，写眼前的事物所启发之感想，或想象中产生之事情，以期不久写出更加美好丰富的作品。
“我这是自私的表现吧，但除让你看到我多么无用外，我不知有何更好办法回答你的提议。如果康斯特布尔先生愿意买下我手头的货，我将受到鼓舞，继续从事此项艰巨事业；这与吉普赛人交易其觅到的果实，略有相似之处——他时而仅能拿出一只木碗，时而又仅能拿出一只银杯。”
从事编辑一职或许会给我带来麻烦，司各特知道我并无此意，在回信中表示遗憾，但他并不惊奇。之后，他回到我们此次通信最初的话题上，详细谈到作家与出版商之间需要达成的种种条件，供我选择。此外他表示相信，我这部作品以及我在美国创作的其余作品将会取得成功，这使我倍受鼓舞。“我不过尽了微薄之力，着手与康斯特布尔沟通而已，”他补充道。“但假如你不辞辛苦给他写信，必定发现他对你的提议会关心备至的。或者，如果你认为必须先见我一面，我一月内将去伦敦；就我目前的经验而言，凡我能办到之事，尽凭你吩咐。上述所说，我已无甚补充，唯有以真诚之心，请康斯特布尔对此事商议一番[5]。”
然而，我尚未收到这封极其热情的信前，已决定不再指望任何大书商出版发行拙著，而是自费出版，不论好坏全看它自身价值如何。我将此意写信告诉司各特，并很快收到回信：
“我不无高兴地说，你将在英国崭露头角了。自费出版作品，当然并非上策，因为书商无法从中大发其财，必然对其发行严加阻挠。但就此类事情而言，他们已无计可施，不能全然将作家与大众之间的路堵死，虽然他们一度干得很好，就像约翰·班扬[6]《圣战》中的迪亚博纳斯，把‘昂德斯坦丁老爷’宅第的窗户堵死那样。有一件事我深信不疑，即你必将闻名于英国大众，为他们所赞扬——如果我无此真意，便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有一份名叫《黑檀爱丁堡杂志》的刊物，诙谐幽默，颇有地方特色，你若什么时候看到它，即可见到最后那期里有一篇短评谈及你的大作。作者是我的一位朋友，我曾向他介绍你的文学才能。他叫洛克哈特[7]，是个才华出众的青年，不久会成为我家一员。本刊下期将用文字和图片，评介我的挚友尼克博克。康斯特布尔对商谈你作品一事，颇愿考虑，但我预计，当你名声四起，将会从托莱多传至马德里。[8]的时候，他更愿意如此——而此种状况将不会太久。我希望大约本月中旬到伦敦，待与你再度握手时，必定高兴万分。”
《见闻札记》第一卷如我所愿自费出版，由一位无名的出版商在伦敦付印，也并未像对一般著作那样采取种种办法大肆宣传，以便引人注目。不过，先前发表在《伦敦文学报》上的摘录，和该刊编辑给予它的赞美之词，仍然引起一些关注。但正当发行顺利时，我那位可敬的书商不到一月即宣告破产，致使销售中断。
在这节骨眼上，司各特到了伦敦。我身陷泥潭，向他求助；他比赫拉克勒斯[9]还仁慈，鼎力相帮。经他力荐，默里很快同意继续承担先前拒绝的出版发行工作。于是第一卷再版了，第二卷也得以付印，从此默里便成为我的出版商。他无论做任何事，均体现出公平、坦率和宽容的精神，从而获得受之无愧的“书商大王”称号。
这样，承蒙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热诚友好的帮助，我在欧洲开始了文学生涯。我向他表达感恩之情，以纪念这位心灵高尚的伟人；而这样做，也不过略微偿还了我所欠下的人情而已。——可是在他的同代文人中，凡向他求过帮助或忠告的人，谁又没得到他最为及时、慷慨而有效的支持呢！
华盛顿·欧文
1848年于向阳屋[10]
注释
[1]沃尔特·司各特爵士（1771-1832），英国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历史小说首创者。
[2]引自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
[3]原文为crimp，本意是诱骗人去当兵。此处喻指让作者投身于文学。
[4]俄罗斯东欧平原南部的河流。
[5]我在这个注释中，不得不把司各特信中随后的一段话补充进来，它虽然与我们通信的主题无关，但却颇有特点，不能省略。司各特在爱丁堡曾出版过四开本的诗集，在先前某个时候，我将此书小十二开本的美国版寄给了索菲娅·司各特小姐，让她看到美国出版界玩弄的“巫术”，看到他们如何将一夸脱（容量单位=1/4加仑，约1.14升――译注）酒变成了一品脱（即0.5夸脱，英制0.568升，美制液量0.473升――译注）酒。司各特说道：“你那么热情关心，把我在美国出版的书寄给了索菲娅，可我仓促中却没能代表她感谢你。恐怕我自己不能再给她了，对于她父亲的拙著，你已使她十分了解，而此外她是无法办到的；因早在孩子们幼年时，我就特别注意不让他们看到那些东西。我想自己曾经对你说过，司各特正在把羽毛像五月柱（庆祝五朔节时饰有花和彩条的柱子――译注）那样用来横扫天空，并将一把剑像长柄镰刀那样用来砍切路面――换句话说，他已成了第18骑兵团中一名长着大胡子的骑兵。”――原注
[6]约翰·班扬（1628-1688），英国著名作家，代表作为《天路历程》。
[7]后来与司各特的女儿结婚。他写的《司各特传》于1838年出版。
[8]托莱多，美国俄亥俄州西北部港市。马德里，西班牙首都。
[9]希腊神话英雄，主神宙斯之子，力大无比。
[10]欧文在哈得孙河岸改造的一座房子，富有浪漫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