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

研究性质与分析技术

刘世定刘世定,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摘要】本文区分了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讨论中常被混淆的两个概念,即研究性质和分析技术。在此基础上,对研究性质维度上的三类,即定性、定量、个案,与分析技术维度上的三类,即历史分析技术、理论分析技术、统计分析技术进行了交互、组合讨论。本文还对一个子类组合,即理论模型与案例研究对话方法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研究性质;分析技术

一 引言

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讨论中,有两个不同维度的事项,即研究性质与分析技术,二者常常被混淆。这种混淆,导致在方法论讨论中的一些无效争论,甚至影响到更为具体的研究的深入。本文想就此做一些澄清工作,以便在日后有关研究方法的讨论中有更多共识。固然,我们可以大而化之地说,二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将其分开并不必要。但是研究实践和深入思考使我们相信,对之加以分辨有助于澄清一些对研究工作不无影响的问题。

本文将首先对研究性质和分析技术概念加以界定,并在这两个维度上确定若干类别,形成矩阵;继而探讨一些交互组合类型,借此与流行的划分和看法进行讨论;接着从本文的划分视角对理论模型与案例研究的对话加以考察;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语。

二 概念与分类

本文所说的研究性质,是指研究所追求的目标以及目标实现程度所具有的特点;而分析技术,则是指通过何种手段去实现目标。

在有关研究方法的讨论中,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常见的分类。我们将它们归入研究性质项下,作为研究性质上的两个类别。所谓定性研究,是指以对要素特性的描述以及对要素(变量)间关系的变化趋势、方向的基本把握为目标,但并不试图给出要素(变量)间关系的具体参数的研究。而定量研究,则是试图对一定条件下要素(变量)间关系给出具体参数的研究。

举例来说,在物理学的自由落体运动研究中,如果仅仅界定自由落体概念,确定位移随时间和重力加速度而变化,并不测算出重力加速度等参数,则属于定性研究;如果进一步确定重力加速度的具体数值,得到有具体参数的公式,则属于定量研究。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模型、局部均衡模型等数理模型,都是定性研究的理论模型。

关于这两类研究的区别,在社会研究者中存在不同的理解。一种流行的做法是将运用数学工具的研究界定为定量研究,将不使用数学工具的研究归为定性研究。这显然是从分析技术的角度进行的区分。这种界分方式存在一些不能令人满意之处。首先,自怀特海和罗素的著作《数学原理》问世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数学的一个基本性质就是逻辑。贝纳塞拉夫、保罗·希拉里·普特南编《数学哲学》,朱水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47页。在研究中运用数学,在许多时候就是在进行逻辑分析。但逻辑并不是只能用数学语言来表述的。如果我们将运用数学语言展现的逻辑分析归入定量研究,而将运用非数学语言展现的逻辑分析归入定性研究,那么,这样的归类显然十分奇怪。其次,这种做法也与在数学的运用上比较成熟的学科中通行的界分有出入。比如,玻姆所著的《量子理论》一书,定位于对“量子理论定性的和物理的阐述”,但其中也使用了不少数学工具。玻姆:《量子理论》,侯德彭译,商务印书馆,1982。基于此,我们不采用流行的以是否采用数学工具为标准区分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方式。

在说明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差别之后,我们认为有必要强调一下这两类研究的共性。不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是探讨在一定条件下某些要素间的普遍性联系。它们研究的都是成类的现象,而不是个例现象。换言之,它们是属于以普遍性联系的揭示为目标的研究的两个子类。而不以普遍性联系的揭示为追求目标的研究,如刻意于特殊性的个案研究,在我们看来既不便于归入定性研究,也不能归入定量研究,虽然在这种个案研究中,既可能涉及人物、事物的特质,也可能涉及具体的量。有一些研究者把个案研究归入定性研究,我们也不采纳这种划分方式。

这样,在研究性质这一维度上,我们有了两大类。一大类是以普遍性联系为目的的研究,其中分为定性和定量两个子类;另一大类是以特殊性为目的的个案研究。为叙述简化起见,我们把定性、定量、个案作为三类研究,虽然这样做从分类学角度看是不够严格的。

在分析技术维度上,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曾指出,经济学中有三种分析技术,即历史分析、理论分析和统计分析。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杨敬年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28~40页。实际上,不仅对经济学研究,而且对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来说,这三种分析技术也是常见的。在本文中,我们利用熊彼特的这种分类进行讨论。当然,以今天的社会科学发展状况来看,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的分析技术,比如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技术等。不过,历史、理论、统计这三种分析技术仍然是重要的。

三种分析技术的每一种都是应予专门研究的题目,可以想象,一旦展开考察,将有一系列的问题等在那里。不过,我们在本文中不做这个方面的工作。对我们当前的讨论来说,我们只是在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常识层面把握三种分析技术的内涵就够了。

我们将研究性质维度上的三类和分析技术维度上的三类列在表1中,以便于进行交互、组合的讨论。

表1 研究性质与分析技术

表1列出了研究性质和分析技术组合的3×3矩阵。这是最简单的组合,每个组合只有两个要素。如(a1, b1)表示运用历史分析技术进行定性研究。现实中可能出现更多样化的组合,如(a1, b1, b2)表示运用历史分析技术和理论分析技术进行定性研究。

三 交互组合的类型

对表1中的行和列中展示的类型进行交互组合,形成新的类型,有助于我们作进一步的讨论,并使我们对一些研究的特点有更清晰的认识。

根据某种直观的印象,历史分析技术和个案性质的研究亲和(a3, b1),理论分析技术和定性研究亲和(a1, b2),而统计分析技术和定量研究亲和(a2, b3)。所以,人们常常习惯于将统计分析和定量研究视为一回事,将理论分析和定性研究视为一回事,而将历史分析和个案研究视为一回事。但利用表1的分类、组合加以思考,却不难使我们意识到,那种直观的印象并不全面,它使我们忽略了许多其他的可能的组合类型,甚至可能误解已有的研究的性质。

我们来看统计分析技术的利用。在社会学现有的统计分析中,有相当数量的研究只是指出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而对于相关变量之间的联系具有怎样的机理,与特定机理相联系的数量关系却不甚了了。这些研究从研究性质角度看,充其量只是处在初级定性研究水平,尚未达到定量研究的程度。它们属于表1矩阵中的(a1, b3)。有些研究,例如利用抽样数据或普查数据计算一定社会范围中的基尼系数,在研究性质上事实上属于个案研究,是运用统计分析技术进行的个案研究,属于表1矩阵中的(a3, b3)。

历史分析技术不仅适合于个案研究(a3, b1),它至少也在定性研究(a1, b1)中发挥作用。诺斯和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2009。、诺斯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都是将历史分析技术和理论分析技术结合起来进行定性研究的重要范例。它们属于表1矩阵中的(a1, b1, b2)。从科斯在引用二手案例资料于产权理论分析中,也可看到历史分析技术的作用(a1, b1)。我认为他在强调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时,强调对法律案卷的利用时,包含着对历史分析技术的重视。罗纳德·哈里·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

理论分析技术包含思想实验中的情境设定和简化、前提假定提出、概念界定、依据假定进行逻辑推演等内容。理论分析技术固然和定性分析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也应看到,在某些定量经验事实得以确认的条件下,以此为前提假定,通过理论分析技术,有时也可以相当有效地进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定量研究,得出定量的理论结论。至于个案性质的研究,虽然研究者意在追求对特殊性的理解,但是人既不能用脚两次走入同一条河,也不能用资料两次走入同一条河。人们在个案研究中所做的,大都是将若干普遍性的理解——包括理论——作特殊的组合,用以整理和组织掌握的资料。所以,个案研究也离不开理论分析技术(a3, b2)。

上面我们利用表1的矩阵对几个流行的看法做了解析。当然,我们还可以讨论更多的可能的组合。运用研究性质—分析技术矩阵思考研究方法问题,除了有助于定位已有的研究之外,或许能够激发我们尝试一些新的组合方法,而新的组合方法,也许能使我们得到某些新的知识。

四 理论模型与案例研究的对话:子类组合之一例

上面的讨论涉及的分析技术以及与研究性质的组合都是基于大的类别划分,而在现实的研究中还会涉及一些子类。笔者在一些场合多次讲到并认为在社会学定性研究方面值得发展的“理论模型与案例研究对话”的方法,就涉及子类。这种方法,就分析技术而言,是某种理论分析技术和历史分析技术的综合运用;就研究性质而言,是定性研究和个案研究的结合。

我们所说的理论模型,是指人们理解相对复杂的现实时采用的简化的、相对精确的框架。所谓简化,就是提炼出某些因素之间的联系,省略掉一些对特定问题的研究来说无关紧要的内容。关注哪些因素,省略哪些因素,当然和研究者的研究旨趣有关。理论模型的建构以及利用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属于理论分析技术中的一种。

按照一种比较狭窄的理解,理论模型一定是数学化的(根据我们前面的说明,数学化的理论模型既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而我们不采用这种狭窄的理解来界定理论模型概念。事实上,在那些便于运用长链条逻辑推论的学科中一般会将数学化作为理论模型的基本特征,因为在进行长链条逻辑推论中,数学是具有相对优势的工具。但这种优势在社会学研究中,不是在所有的场合都存在。马歇尔曾指出,在经济学研究中没有进行长链条演绎推理的余地,重要的是恰当地锻造许多短链条和基本环节。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417、424页。我们认为马歇尔的这一看法在经济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研究中也应被考虑。这主要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高,影响变化的因素诸多,从而对长链条逻辑推论的优势发挥造成障碍。每一步逻辑推论,都需要设定条件,推论链条越长,设定的条件越多。而设定的条件越多,被证伪的可能性越大,并且,推论结果的现实意义也越难以判断。在长链条演绎的意义不大的地方,运用数学工具建模的优势就不一定明显。在我们看来,数学只是理论模型表述和呈现的一种语言,而不是理论模型构成中的必要部件。因此,我们采用了包容性比较高的理论模型的定义。像韦伯倡导的理想型,不使用数学,也包容在我们的理论模型概念中。

具体而言,一个理论模型要具备三个要素。

第一,对于所关注的因素(变量)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的陈述。有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概念,但没有关于相对独立的变量之间关系的命题陈述。这种有概念无命题的状况,应该说还没有具备理论模型的雏形条件。用没有命题的概念去和案例研究对话,难免是贴理论标签,而不具有分析意义。

第二,明确给出特定变量间关系存在的前提条件。理论研究试图得到普遍性联系,而普遍性联系都是有条件的。有命题无条件的情况,在社会学研究中相当常见,包括许多统计分析,在处理数据以前的理论假设中,命题横空出世,没有前提条件的设定,这种理论假设就不具有理论模型的特征。

第三,将逻辑推论明确呈现。自洽统一的逻辑是理论之必要部件,其自洽和统一性必须呈现供世人检核。有的陈述逻辑若明若暗,云山雾罩,让读者自行品味,这就还没有达到理论模型的水平。

能够和理论模型建立对话联系的案例研究中,或多或少会运用到历史分析技术,包括具体资料的比较、甄别,事件间的时序关系,具体人物、事物、事件等之间的联系的确立等。

从研究性质的角度看,理论模型与案例研究的对话总体上是属于定性研究和个案研究的结合,但两类研究性质的比重却因研究的具体特点而有所不同。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模型建构为主型。这种类型通常涉及重要的、基础性的理论模型建构,案例只起辅助说明作用。这类研究中,理论模型建构后,有时会用之解释多个简要案例。

(2)案例阐述为主型。这种类型通常涉及资料重要的案例,或有重要历史学问题的案例。理论可能借助若干已有的模型略加改造构成,其新意主要在组合。案例的理论阐述一般具有明显的由简单到复杂的多层次特点。

(3)平衡型。这种类型通常既涉及重要的基础性理论模型建构,又涉及资料价值重要的案例研究。

顺便指出,关于理论模型与案例研究的对话,有一种误解,认为这是通过案例来证实理论。伴随这种误解的是一个质疑:通过一个案例,能够证实理论吗?

对于这种误解和质疑,我们不打算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讨论有关小数量事实和大数量事实“证实”理论在科学研究中的意义问题。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我们想指出的是,理论模型对话案例研究的功能包括:①发现原有理论模型难以解释的现象;②激发理论想象力;③研究新建构的理论模型所陈述的变量关系的具体作用。与新建理论模型对话的案例研究不是证实理论,而是研究在更为复杂和具体的环境、条件下,理论所陈述的关系、机制如何发挥作用。

五 结语

本文从研究性质和分析技术两个维度对研究进行了类型划分,并借此探讨了与类型划分有关的某些研究方法问题。我们深知,这种探讨对实质性的研究并无直接帮助,不过,它若能帮助我们对以往的研究文献的方法特征进行更具条理的定位,甚至能激发研究者探讨一些新的研究路径,那也算是有意义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