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为了全面准确地反映当前我国舆论引导研究的整体情况，本书将有关内容所涉及的核心期刊、CSSCI期刊、博硕论文以及会议论文等列入文献搜集和综述的范围。在分别以“舆论引导”“舆论引导机制”和“舆论引导格局”为主题进行文献查找的基础上，对有代表性的重点文献予以解读和分析，以期获得有关建立健全新形势下舆论引导机制和格局研究的文献地图。

一 整体研究情况

（一）研究走势分析

1．以“舆论引导”为主题

搜索1949～2014年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发表的期刊论文，共检索到2962篇论文；搜索1980～2014年发表的博硕论文，共检索到1490篇论文；搜索1949～2014年会议论文的发表，共检索到112篇论文。其中，2004～2014年论文发表的分布和数量走势可以通过图1得以显示。

2．以“舆论引导机制”为主题

搜索1949～2014年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论文的发表，共检索到53篇论文；搜索1980～2014年博硕论文的发表，共检索到76篇论文；搜索1949～2014年会议论文的发表，共检索到5篇论文。其中2004～2014年论文发表的分布和数量走势可以通过图2得以显示。

3．以“舆论引导格局”为主题

搜索1949～2014年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论文的发表，共检索到17篇论文；搜索1980～2014年博硕论文的发表，共检索到8篇论文；搜索1949～2014年会议论文的发表，共检索到0篇论文。其中2004～2014年论文发表的分布和数量走势可以通过图3得以显示。

（二）研究背景分析

从上述论文发表情况可以看出，学术界对舆论引导的关注，近年来一直持续升高。相对来说，舆论引导机制及格局的研究，在舆论引导的研究中所占比重不大，仍然有提升的空间。博硕论文、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都在2008年左右有了较大幅度的数量增长，可视为舆论引导研究的转折点。

200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社并发表讲话，就国家媒体需要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出了五条指导性意见，明确指示，“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要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从系统和分层的角度，阐释了“舆论引导新格局”。

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中指出，要“以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宣传资源，构建统筹协调、责任明确、功能互补、覆盖广泛、富有效率的舆论引导格局。加强和改进正面宣传，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加强舆情分析研判，加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引导，从群众关注点入手，科学解疑释惑，有效凝聚共识。做好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应急报道和舆论引导机制，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对进一步开展舆论引导的格局和机制的研究，都作出了指示和说明。

2011年，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将健全舆论引导机制直接与现代领导力艺术挂钩，对创新领导力提出了具体要求。

从两次讲话和《决定》可以看到，2008年以来，建构新型舆论引导的格局和机制，是我国新闻工作和管理工作的重心之一。学术界的研究动态，与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顶层设计思路一脉相承，部分折射出媒介环境现实生态的发展及变化。2008～2010年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党报党刊、广播电视、部分都市媒体的舆论引导工作，对网络舆论引导的研究，也多以博客、政府网站为观察对象，鲜明体现出偏重传统媒体和网络2.0时代的特点。

2009年，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微博进入中文网络用户主流人群视野。2010～2013年是微博的高速发展时期。微博的飞速发展，为公众提供了比以往更方便迅捷的沟通平台，舆论场得以拓展，变得更为多元丰富，也使得舆论引导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变化也在研究中得以体现，2011～2013年，如何利用微博来进行舆论引导，成为舆论引导研究的新话题。2011年，腾讯公司推出另一款即时免费通信终端——微信，提供公众平台、朋友圈、摇一摇等功能，迅速占领市场。截至2013年11月，微信注册用户突破6亿，成为亚洲地区用户量最大的通信软件。微博、微信的兴起，让随时随地交流、共享信息变成现实，传统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的舆论引导格局也一去不复返，如何在自媒体时代开展舆论引导工作，旋即成为摆在主管部门面前的重要课题。

2013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做出了“强化新舆论格局下的阵地意识”的重要部署，强调“伴随网络发展而兴起的新媒体正深刻改变着舆论格局，我们要想在这种新格局下尽快掌握网上舆论工作主动权，不被边缘化，当务之急是要高度重视新媒体发展。应大力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使报纸、广播、电视台等在巩固好发展好传统业务的基础上，加快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转型步伐，不断拓展传播领域、创新传播业态，延伸传播链条，抢占发展主动权”。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下一阶段的媒体融合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意见》指出，“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部署、推进宣传文化领域改革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适应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举措。通过融合发展，使我们的主流媒体科学运用先进传播技术，增强信息生产和服务能力，更好地传播党和政府声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意见》从内容和技术等多个层面，指出了媒体融合与舆论引导之间的互动和促进，是新形势下对舆论引导工作的进一步阐述和推进。

伴随着讲话的发表和《意见》的出台，借助媒体融合，实现信息共享，打通多个舆论场，构建新型舆论引导格局，形成合力以引导舆论，成为舆论引导研究的重要议题。可见，随着《意见》的下一步落实，舆论引导以及机制和格局的相关研究，在未来仍然是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重大关键问题，也将随着中国媒体生态的更新，催生出更多具有现实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的研究课题。

（三）研究视角分析

1．新闻传播学视角

目前的研究中，多数都是从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角切入，来观照如何完善舆论引导的机制和格局。概括而言，目前的研究成果几乎囊括了舆论引导的主体、受众、渠道、内容、反馈和效果等多重角度。其中有以下几个重要领域：一是网络媒体的舆论引导研究；二是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背景下的舆论引导研究；三是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研究；四是不同主体的舆论引导能力的研究；五是对舆论引导的机制和格局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变革与转型的研究。

2．政治学视角

舆论引导研究的政治学视角聚焦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与舆论引导工作开展、营造良好舆论环境之间的关系。比如，杨振武围绕习近平同志关于舆论引导的重要论述，指出做好新形势下舆论引导工作的科学指南的重要性和路径，一是培养“定力与自信”，做好舆论引导的思想根基；二是认清“大局与大势”，做好舆论引导的认识前提；三是通过传递“主旋律与正能量”，做好舆论引导的价值内涵；四是运用“唯物论与辩证法”，做好舆论引导的方法遵循。这些研究成果成为当前舆论引导研究的基础和方向。

3．管理学视角

新媒体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现实社会之外，建立了另外的网络虚拟社会，大量社会实践活动，都可以转移到虚拟社会中开展，并对原有的社会管理机制形成挑战。由此，如何提升虚拟社会管理能力，成为新媒体时代社会管理者所要面对的问题。从社会管理角度思考当下的社会实践，成为部分学者关注舆论引导机制的聚焦点。有研究者提示，新媒体时代的领导干部，应该善识、善用、善管新媒体。有研究者强调，政府应当担负起相应责任，建立与网民的线上线下互动，建立良性民意表达渠道，建立良性问政措施和良好的管理队伍。有研究者则建议，在这个过程中，主管部门完全可以利用微博等新型媒介载体，开通政务微博，转换思路，放下身段，倾听民意，及时修正，并且学会转变话语表达方式，以接地气的态度，拉近与网民的距离。

4．教育学视角

新媒体的兴起，改变了受众被动接受信息的局面。然而，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快速生长，网上各种信息蜂拥而至，泥沙俱下，真假难辨，也会带来不利因素，给世界观、人生观尚未成型的青少年带来负面影响。从教育学视角切入，研究针对青少年的舆论引导机制，是近年来的又一个研究热点。有研究者提到要从建立舆情预警机制、锁定重大事件话题、发掘意见领袖、合理设置议程、做舆论共振或雪崩时的在场者等五个方面，建立起以青少年为主体的舆论引导机制。还有研究者指出，要做好高校建设，在高校中建立起协调一致、行之有效的具体制度，探究校园环境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现实操作。

（四）研究方法分析

在舆论引导的相关研究中，内容分析、案例分析、田野调查、问卷调查、深度访问等方法都有所体现。在已有的研究中，由于种种原因，定量研究的方法很少使用。同时，不少成果中还缺少对有关人员的深度访谈，在说服力方面不免有所欠缺。具体表现一是一手资料的佐证不足，二是典型案例的佐证不足。当然这种情况正在得到改善，一些青年学人对于舆论引导的研究开始尝试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在注重定性研究（逻辑推理、理论思辨）的基础上，也开始尝试通过问卷调查、大数据统计等定量研究方法来得出研究结论，以便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上呈现当前舆论引导的实际情况。

二 主要研究成果

当前我国有关舆论引导的学术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不仅说明舆论引导这项工作的理论价值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也显示了今后科学、有效开展舆论引导工作的可能性。总的来看，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层面。

（一）对舆论引导涉及的诸要素开展了研究

对舆论引导的基本流程和可能涉及的各种要素的研究，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无论从宏观、中观还是微观的角度来看，对舆论引导的主体、客体、场域、介质、反馈机制等方面展开深入的探究，无疑将有助于舆论引导取得统筹到位、联动发力、互通有无、各有侧重的效果。

1．对舆论引导主体的研究

对舆论引导主体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重要领域开展。一是如何提升执政党和领导干部的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二是如何提升意见领袖（特别是新媒体环境中的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

（1）对提升执政党和领导干部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的研究

李明德、杨静宇认为，信息时代，擅长与媒体沟通，懂得通过媒体传播自己的理念和思路，已经成为衡量政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主管部门应主动与媒体建立合作关系，“营造政府与媒体良性互动的氛围，坚持开门搞政治，不惧怕媒体的舆论监督”。目前政府与媒体的互动机制尚处于初期建立阶段，亟须创建深层次的良性机制。陈一收则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当前执政者与媒体的关系，正在打破传统上下级隶属关系，走向新型媒体关系、公共关系的建构”。“‘善待媒体’是前提条件，‘善管媒体’是基础环节，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善用媒体’引导舆论的目的”。同时，“由于网络舆论主体的匿名性、模糊性和传播方式的便捷性和难控性，执政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以往管制性、把关式的‘硬引导’能力，更多地要依靠主流媒体舆论来带动、影响和整合网络舆论，即以议程设置的软引导的方式来实现舆论引导”。胡线勤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一些领导干部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在思想上对网络舆论引导不重视，容易使网络上的小问题演变为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二是在网络舆论引导措施上不得力，在舆论引导的方式方法上仍然墨守成规，难以充分运用网络媒体进行及时、科学、有效的舆论引导，在网络舆论引导中处于被动地位。

（2）对提升各种意见领袖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的研究

意见领袖是引导舆论的强势话语者，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因此有学者提出媒体应培养意见领袖，通过意见领袖向公众传递信息，引起关注并引发互动，从而进行舆论疏导。还可以邀请专业人士，就专业性话题展开讨论，引领受众的表达，影响舆论的发展方向。具体来说，一是要关注“意见领袖”的集群效应；二是积极引导“意见领袖”参与公共事件讨论；三是积极建立和完善与“意见领袖”的良性互动和沟通机制；四是关注“意见领袖”的舆论议程设置。还有的研究者对匿名网评人机制进行分析，认为在信息极不对称的网络社会，公众更倾向于相信质量和信息较低的负面信息，对于匿名网评人提供的高信度信息则不予认可，影响了网评人机制的积极作用，建议采取实名网评制。此外，朱伟光等人强调应对广大新闻宣传工作者的意见领袖地位予以高度的重视，强化媒体从业者的思想政治修养和业务素养，积极引导正面舆论，帮助公众形成对社会环境的正确认知。

2．对舆论引导客体的研究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舆论引导工作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对舆论引导客体——公众的忽视。可以说，作为舆论引导的客体，在以往的一体化舆论引导格局中，几乎处于完全被动的位置。对此，李明德、杨静宇指出，在我国，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舆论引导策略的执行，任意一方的强弱都可能影响舆论引导的效果，对现有的舆论引导格局造成影响。因此必须发挥三者的共同作用，相互联动，共同促成一个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的形成。特别是对于公众，有学者呼吁应当及早开展传媒素养教育，这既有利于从媒体角度来进行舆论引导，也有利于提高公众对正向舆论的认可度和对负向舆论的免疫力，还有利于提高政府利用媒体了解情况、调控舆论的水平和能力。

3．对舆论引导场域的研究

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社会多元舆论场既存的现实以及依托的全新语境，能够使各种民情、民意以及热点、焦点事件很快得以呈现和传递到党的各级组织部门中，对于提升党的舆论引导力来说意味着一种机遇，这使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多角度较为全面地清醒认知各种舆情并科学有效地组织引导和化解舆情危机。而对于这种现实语境，张涛甫认为，近年来，借助国家力量的护航，主流媒体舆论场的边缘化境遇的确得到了大幅度改善，民间舆论场的强劲势头得到了空前的遏制，原先失衡的舆论引导格局也有所改变。不过也必须承认的是，舆论引导的被动局面尽管得以改观，但现有的格局尚不稳定，只能说出现了这种趋向，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结构。诚如一些学者研究所呈现的那样，在具体的舆论引导实践中，主流媒体着力营造的“媒体舆论场”和公众的“口头舆论场”之间，有时不太衔接、交合面小，对公众的口头舆论中的正确部分，主流媒体未能及时给予肯定和支持；对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主流媒体解释和疏导不够；对一段时间出现的影响社会稳定的错讹流言、传闻，主流媒体澄清力度不够。实践证明，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大，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就越大，吸引力和感染力就越强。

4．舆论引导的传播介质

当前，对于舆论引导依托的传播介质的研究主要遵循媒介形态的进化过程。从大的种类来看，当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共同成为舆论引导的重要载体。

首先来看传统媒体。有学者主张应当充分发挥报纸作为主流媒体业已形成的权威优势和品牌效应，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弘扬主旋律，关注热点难点民生议题，将媒体的报道重点与公众关心的问题相结合，增强舆论引导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对此，金君俐在其博士论文《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报纸舆论引导研究》中指出了报纸可以运用的几种主要的舆论引导样式，分别是主题报道、典型报道、突发事件报道、社会热点报道和舆论监督等。有的学者则关注了当前舆论引导难度加大的现实，指出应通过加强媒介融合，使得广播电视内容通过更多平台传递，这理应成为广播电视进行舆论引导的关键点所在。而无论是报纸还是广播电视，在舆论引导的工作实践中都被视为一种“主流”力量，而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提出了判断主流媒体的六条标准，只有准确把握和坚守这些标准，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地位才能真正得以巩固。

新兴媒体方面。当下微博、微信逐渐成为舆论引导新的重要载体。雷霞从危机防范的视角切入，提出应加强微博平台的舆论引导，具体来说，一是正确认识微博，利用微博优势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二是利用技术手段实现微博热点预测及危机事件的防范；三是在微博舆情监测工作中，关注舆论领袖，并且变被动的监测为主动的回应；四是巧用议程设置并与传统媒体联动，以保证更有效的舆论引导；五是政务微博突出尊重与真诚，质疑问题及时澄清，防患于未然。蓝钢指出，微信作为一种新型人际交流工具，已成为引导社会舆情的重要平台。其舆论引导力的生成路径包括通过话语建构意义空间产生引导力、通过共享建构场域空间产生引导力、通过议程设置建构新型关系产生引导力。

5．对舆论引导效果的研究

有研究者指出，舆论引导机制的构建，还应包括对舆论引导效果的评估。陈明在其博士论文《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研究》中提出，要提升我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效果，必须要加强我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研究，利用政府网站、政务微博等舆论引导的路径，并建立起相应的舆论引导效果评估指标和体系。夏雨禾通过对2010年以来35个主体样本在39起突发事件中发布的4985个消息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传播语境变迁背景下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并非传统媒体语境下舆论引导方式方法的“转场”，而是具有基因重组性质的深刻“转型”。而就舆论引导和监管的特定主体而言，传播技术的推陈出新并不总是意味着颠覆，同样也可以是创造机遇的有利时机，应进一步充分挖掘新技术在舆论引导方式方法创新中的“正能量”作用。

此外，还有学者引入了舆论引导价值这一具有前瞻性的研究维度，正确判断舆论引导价值是舆论引导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的具体表现之一。而舆论引导价值的大小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一是舆论的主流性和全局性；二是舆论的热度；三是舆情的复杂性；四是舆论的问题性。只有那些具有舆论引导价值的话题，才应该成为舆论引导的重点。

（二）对舆论引导机制的研究

1．对舆论引导机制本质特征、内部结构的研究

郭超海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舆论引导机制包括如下含义：其一，它是舆论引导过程的机制。其二，它是舆论引导各个要素和联系方式的有机组合，它由若干部分共同参与，是各个要素的集合体。其三，舆论引导机制的运行离不开“某些机理”的作用，即舆论引导机制的整体框架和构成要素是在“某些机理”的作用下产生趋向目标的联结和运行。其四，它是趋向舆论引导目标的有效性因果联系。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舆论引导机制的五种特征，分别是目的性、系统性、规律性、动态性和实效性。

彭祝斌、邓崛峰从总的方面提出了舆论引导的基本构成，分别是统筹兼顾——建立健全以全面协调为特征的综合引导机制；以人为本——建立健全以舆论调控为核心的全程引导机制；持续规范——建立健全以法律规制为基础的长效引导机制。在此基础上，作者重点指出了两点，一是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是舆论引导工作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必然要求；二是制定符合国情的新闻法规，对于舆论引导是非常迫切的、必需的。还有的学者着眼于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的细化，提出应该建立健全舆论引导的多重机制，包括“科学制定舆论引导工作的总体规划”“建立健全舆论引导工作领导问责机制”“建立健全舆论引导工作奖惩制度”“建立健全舆论引导工作通联制度”。刘春波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舆论引导论》中也尝试提出舆论引导机制的科学构成，他认为健全领导机制、完善监测机制、加强预警机制、构建反馈机制以及明确问责机制等五大机制是舆论引导机制的基本构成要件。

2．新媒体环境下舆论引导机制发生变化的研究

相关研究认为，当前我国的舆论引导也面临转型的时代挑战。具体表现为：其一，由被动的舆论宣传到积极的舆论引导。在新的舆论环境中，只有按照“走转改”的要求才能真正了解到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需所急，才能把握民情舆论，特别是在突发舆论事件中把握好舆论引导的脉搏。其二，由单一性舆论引导向多元化、立体化转化。传统媒体在现实社会中要成为舆论引导的主体，在虚拟的网络社会中、在各种信息接收传输的新媒体平台上，也要积极抢先占领舆论阵地。其三，由单一媒体形态向全媒体形态转型。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必须努力适应全媒体的传播形态，更好地为舆论引导服务。面对时代变革，特别是网络舆论影响力的日益凸显，有学者提出了网络舆论引导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一是“依法治网”结合“以德治网”，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二是加强政府监管，提高网络舆论引导效率；三是加强网络媒体行业自律和责任，提高网络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四是从技术层面对网络舆论实行有效把关。

3．对突发事件中舆论引导机制的研究

喻发胜、赵振宇认为，相对于日常的舆论引导，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引导对象特殊、社会背景特殊、媒介环境特殊。因此要通过建立四重机制来增强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能力，分别是：强化信息共享，构建舆情监测机制；提高研判能力，构建舆情预警机制；提高应对能力，构建事件处置与舆论引导联动机制；强化监察评估，构建舆情问责机制。焦俊波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研究》中指出，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两个前提是该不该引导和能不能引导。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原则是，从意识上说是引导的而非控制的；从目标上说是和谐的而非同质的；从手段上说是并重的而非偏颇的；从信息上说是及时、真实、公开的而非拖延、虚假、掩盖的；从时机上说是主动出击而非被动还击的。李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新媒体时代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研究》中指出，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依托新媒体平台，大量虚假消息进入公众视野，扰乱人们的视线、煽动人们的情绪，对群体性事件急转直下的变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媒体成为群体性事件恶化升级的“助推器”。对新媒体上的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引导不是一种盲目行为，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比如适应超越律、多向互动律、内化外化律、协调控制律等。只有遵循以上规律，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引导才会跳脱随意化的状态，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聚焦媒介融合背景下舆论引导格局的转型

张涛甫认为，有什么样的舆论表达格局，就有相对应的舆论引导格局。当前，在舆论表达格局转型的强大外部性冲击之下，一元化的舆论引导格局也开始逐渐释放出一些弹性，坚固的路径依赖渐渐松动，舆论引导格局开始艰难转型。但未来的中国舆论引导格局尚存在不少变数与不确定性，中国社会力量的顽强生长和新媒体的巨大技术活性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

1．从技术变迁的角度研究舆论引导格局的转型

崔耀中认为，互联网是社会观念和思想的显示器和晴雨表，给引导社会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带来严峻挑战，因此应该切实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加快形成以主流网站为主要载体的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网络舆论阵地，进而为“舆论引导新格局”的形成做出应有的贡献。王首程在《微博对舆论引导格局的新构建》一文中谈到，由于微博突出的传播时效和舆论发酵、发动功能，其正在带动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实现由舆情发酵地向舆情发源地的转变，从而打破了原有的媒体传播和舆论引导格局。有学者则鉴于新媒体社会影响力对传统舆论引导格局的挑战，提出当务之急是要重点扶持和打造一批具有较大公信力、广泛影响力和强大生命力的强势民间综合性门户网站。政府应考虑通过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把那些受众广泛、影响力大的地方新闻网站，甚至是那些浏览量大的商业网站纳入扶持的视野，形成一批“政府管得住、网民信得过”的强势新闻网站或新闻频道，并以它们为阵地，传递主流声音，主导和引导网络舆论。事实上，加强媒体融合，形成传统媒体舆论引导的复合效果正逐渐成为当前我国学界的基本共识。对此，有研究者指出，传统主流媒体应该大力建设旗下的各类新媒体，建立有影响力的网络媒体，采集网络信息，“抽取舆情要素，发现舆情热点，挖掘舆情敏感话题，研判舆情态势，将网络所反映的民意有选择地纳入报纸版面，将虚拟环境中的舆情转变为现实环境中的舆情”。

2．从制度政策的角度研究舆论引导格局的转型

童兵教授认为，组织制度的创新是建构舆论引导新格局的突破口之一，其中执政党、政府以及传媒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授权，又需要相应的法律限权；这类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必须符合新闻传媒运作规律和舆论运行规律的特点和要求；舆论引导工作组织制度的建构应该符合舆论运作的实际，应该有利于传媒正确实施舆论引导，并且为传媒能动地运作预留相对宽大的空间；组织制度是通过特定岗位的领导干部和各级主管人员的依法操作才有效的；组织制度本身也应该受到监督等五个方面的因素会对媒体舆论引导组织制度产生重要影响。李智则从更为具体的制度层面提出了舆论引导格局如何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实现转型，他认为遇到重大突发事件，应直面媒介融合的现实，切实落实重大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制度，保证信息的真实、畅通，并利用媒介融合背景下多媒体的共存和互相融合，开创舆论引导的新格局。

三 研究存在的问题

综合来看，目前舆论引导格局和机制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一）缺乏对概念的严谨界定

当前围绕建立健全舆论引导的格局和机制所展开的研究中，尽管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日趋丰富，但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却被众多研究者所忽视，那就是对何谓舆论引导机制和何谓舆论引导格局缺乏明确的、严谨的内涵界定。这个问题严重地阻碍了研究者在相同理论视域下的有效沟通和学术对话。如果不同的研究者对于核心概念的界定存在较大的分歧，那么相关研究成果也难以获得学界同仁和业界的普遍认可，这无疑是一种学术资源和学术精力的巨大浪费。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首先从更为科学的角度对关键概念进行界定，以统一基本的学术认知，为建立健全舆论引导机制和格局奠定科学的学理基础。

（二）研究对象选取存在不平衡

当前，在舆论引导的研究中，对政府主管部门、主流媒体、社交媒体的研究比较集中，但对于都市类媒体则涉猎甚少。随着媒体市场化程度的加深，都市类媒体的舆论引导资源必须加以整合和充分运用，“并根据其自身的特点进行定位，使其形成鲜明的特色”。从某种程度上看，都市类媒体介于主流媒体和社交类媒体之间，在表达上更为灵活，在舆论引导格局中应占有独特地位。都市类媒体应摈弃主流媒体的宏大叙事，从小视角着手，由小细节说大主题，做到“硬新闻软着陆”。今后，应当加强对舆论引导中不同媒体类型的分类研究，在对受众及其需求进行细分的基础上，展开更为多元和更为全面的研究，以最大限度地优化舆论引导机制、完善舆论引导的格局，争取舆论引导的最佳效果。

（三）宏观研究多，中观和微观研究尚显薄弱

从目前舆论引导的整体研究态势来看，宏观层面的研究成果居多，但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薄弱，而体现出“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特点的研究就更缺”。舆论引导的宏观研究取向与我国新闻宣传特殊的历史传统和体制机制密切相关，党和政府在舆论引导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舆论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舆论引导亟待学界给予更多的理论观照。比如尽快建立舆论引导的评价评估体系，“对舆论引导主体的话语权、引导力，对主流媒体的覆盖面，对舆论引导的有效性，对受众是否认可主流媒体所作的舆论引导和认可的程度”形成可供实际操作的检测指标、测量方法和评估体系。再比如建立舆论引导的案例库，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进行典型案例的剖析与比较，从而为建立健全舆论引导的机制和格局提供最有说服力的材料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