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其实，我与朱剑教授相识很晚。在此之前只是久闻其名，未见其人。江湖传说，他是一个昼伏夜行、特立独行的主编，也是一个提问刁钻、批评辛辣的“剑客”。2005年早春，我随教育部“名刊工程”专家组去《南京大学学报》中期检查，第一次见到现实中的朱剑。他长得玉树临风、一表人才，汇报条理清晰、不卑不亢，感觉是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的人物。此后在不同的会议上碰到，经常共赴一地座谈发言，再到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就这样从相识到相知，我们对学术评价、学术期刊的改革发展、媒介融合的理念及进路在大逻辑上都有着很多的共识。这也是我愿意写下这篇小文的初衷和动机。

《雾里看花：谁的期刊，谁的评价》分“上编 学术研究 谁人评说”、“下编 学术期刊 何以定位”，收录16篇文章，共40余万字。这本书，有料，有干货，有自己的理论和思想，可谓雪泥鸿爪。不但清晰完整地展现了朱剑近十年来呕心沥血、上下求索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也代表了中国当下学术评价与学术期刊研究的水平。在中国语境的“期刊改革”浪潮中，是一个更可以亲近、更具有参考意义的范本。也就是说，他提供的研究与思考，虽然尖锐，但更具冲击力，也可能走得更远，更值得深入挖掘。

毫不谦虚地说，朱剑这些论文我以前大多看过。这回汇集成册，再次拜读，仍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雄辩与自信，分析与解构，专业与深刻，责任与情怀，跃然纸上。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情怀，并且还有勇气的学者型主编，读他的文章，的确可以闻到荷尔蒙的气息。窃以为，这本书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独立思想。学术文章不仅是学术与知识的载体，更是思想的载体。然而在学术沦为政治附庸和意识形态工具的年代，任何真正学术所要求的独立见解都成了“异类”。这种逆向示范贻害无穷，导致新世纪的中国知识界官云亦云，诠释和重复“权威”的东西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治学”之路。流风所及，形形色色的听命文章和低水平重复之作便大行其道。朱剑不是一个随波逐流之人，而是一个思想者。“我思故我在”，这是他的追求，也是他的存在方式。在这背后是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的思考，在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发出思想的灵光。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他不被名利绑架，所以也就不需要去应付和说客套话，因此他的时间变得富足，空间变得自由，思想变得独立。于是就有了一系列创新观点的提出，比如“评价蜕变说”、“评价权力说”、“学术传播中心转移说”、“构建学术传播新秩序说”、“学术新媒体说”、“编辑身份焦虑说”等等，一时独领风骚。学术界与期刊界不少研究者，或下载，或引用，积极地传播他的观点。这也说明一个真理：独立的思想是期刊生命的血液。据中国知网数据统计，截至笔者撰写本文时，《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下载1845次，被引170次；《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下载1806次，被引60次；《重建学术评价机制的逻辑起点》下载1859次，被引56次；《科研体制与学术评价之关系》下载1376次，被引34次。对于“小众”的学术话题来说，这样的数据尤为难得。能够紧紧抓住这样的高被引作者，让同行不得不羡慕嫉妒恨《清华大学学报》主编仲伟民教授，这也印证了“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不长毛”颇有些道理。

二是批评精神。国内学术界有一个现象，就是缺少严肃的学术批评。同行之间缺少学术商榷，学术会议缺少学术争鸣，学术期刊缺少学术批评，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表面和谐的下面，却潜藏着种种弊端。朱剑对学报时弊的批评，不留情面；对科研体制弊端的抨击，不遗余力；对扭曲的学术评价的批判，更是一针见血。几年前，我俩出席上海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一家外国知名评价机构负责人在台上夸夸其谈、自我标榜。朱剑坐听风雨，不动声色，互动时抽丝剥茧、环环紧扣、连珠发问，面对这样专业的切磋，演讲者瞠目结舌尴尬之极。他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批评的内容未必宏大，如国家、民族、人类之类，即使对量化指标的批评，对科研体制的反思，也都是从细节入手，但寄托却深远，包含着对当下学术期刊人的生存境遇深刻的同情与理解，可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有锐气的批评，意味着拒绝浅薄与平庸，意味着对事不对人，意味着见庙拆庙、见佛杀佛。但朱剑绝对不是堂吉诃德式的中世纪骑士，分得清纸上与人间。也许现实生活中，他可以远离庙堂，寄居陋室，然而他的精神世界是宽广的，最不缺乏的是批评的勇气、责任和正义感。

三是编研一体。学术期刊从17世纪中叶在欧洲诞生时，采用的就是“编研一体”模式，中国也不例外。民国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大学与刊物的结合，大学教授创办的《新青年》、《学衡》、《国学季刊》、《燕京学报》、《清华学报》、《禹贡》、《食货》等，给新时代带来了新思想、新气象。斗转星移，风云变幻，“编研一体”的传统并没有因此而中断。教育部“名刊工程”中的许多学报主编，是由如王学典、吴承学、汪涌豪等知名学者在担任，教书育人、钻研学问、编辑刊物，目标迥异，但却成绩斐然。朱剑编刊36年，殚精竭虑，废寝忘食，把对学术的厚爱，生命的眷恋，全都倾注在了一篇篇论文的推敲之中。但他不是编辑匠，而是一个思想者，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倡立“专栏特约主持人”制度。特色栏目在学报界的相继推出，也暴露了学术期刊编辑在知识结构、前沿意识和学术水平方面的不足。为了弥补这一短板，朱剑在《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率先推出了“本专栏特约主持人”。邀请知名学者做专栏主持人开风气之先，其做法逐渐得到学术界和期刊界的广泛认可。2004年之后，多家大学学报相继推出了“栏目主持人”制度，从而提升了学术期刊的内容质量，也促进了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血脉关系。第二，“网刊”设想的提出。朱剑在《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发表《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一文，首次提出了高校名刊学报专业化转型和集约化、数字化发展可行性方案，即对各刊纸质版发表的文章进行同步数字化编辑重组，打破校域界限，成立联合编辑部，创立若干一级学科专业期刊，组成期刊群。教育部袁贵仁部长阅后批示，嘱教育部社科司进行研讨，“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简称“网刊”）的尝试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到2015年，加盟网刊的学术期刊达到了140余家，有《经济学报》、《政治学报》等专业刊12个，《三农问题研究》、《儒学研究》等专题刊7个。“网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提高了收录文章的下载量、引用率，而且还提高了原发期刊的影响力。第三，奠定了“域出版”的理论基础。2015年3月，朱剑在清华大学主办的“首届学术期刊文学编辑论坛”上明确提出：“专栏是在线数字传播的最佳单元。”朱剑认为，“专栏学科边界和问题边界最为清晰，可以完美对应学术共同体，是最合适的共同体交流平台；依托专栏可以实现编辑与专家完美结合，由专家担任的专栏主持人可以组织学术研究，甚至引领学术研究，以专栏为单元的学术传播最具影响力；专栏最能体现编辑思想、编辑理念和编辑不可替代的作用；专栏最能发挥综合性学报的优势，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专栏也是最佳跨校合作单元”。应该说，这是朱剑对学术期刊数字化多年思考的结晶，由此也奠定了“域出版”的理论基础。“域出版”是高校学术期刊界与北京超星公司双向互动、合作创新的产物，也是思想与技术、专域与渠道、内容与平台融合的新尝试，值得我们期待。

学报是中国学术期刊的重镇，云蒸霞蔚，人才辈出。作为二次文献的编辑，能够与学报结缘30年，这是我的荣幸。我与学报有五层关系：第一，读者关系。学报是我多年来的必读刊物，尤其是办得好的。第二，作者关系。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在学报上发的，感恩之情铭记于心。近年来先后在《清华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澳门理工学报》、《中国青年社会科学》、《云梦学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得到提携。第三，编者关系。学报是二次文献的衣食父母，每种文摘刊物表面的光鲜靓丽，都有学报编辑后面的默默奉献。第四，阅评关系。我是教育部“名刊工程”、“名栏工程”的评审专家，每次参评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第五，朋友关系。学报研究会的五任理事长杨焕章、潘国琪、龙协涛、武京闽、蒋重跃教授，我都熟悉。退休或卸任的黄颂杰、蔡德贵、高瑞泉、徐杰舜、程郁缀、张积玉、何明、何一民、胡智峰、王道平、崔月琴、尤红斌、姜胜利、赵仁康、罗骥、邓乐群、杜振吉等主编，我也熟悉。现在在岗的主编、编辑，有不少是可以交心的朋友，与他们相处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尔。所谓缘分，就是遇见了该遇见的人，并能够与之共享人生的悲欢，这我深有体会。

近年来我转换身份，回到了文人的老本行——写文章，研究媒介融合与学术期刊。参考朱剑的文章，时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也曾多次引用过朱剑的观点与见解。我在《澳门理工学报》发表过5篇学术文章，其中《重建学术期刊的公信力和权威性》（2015年第2期）、《媒介融合：学术期刊转型发展的新趋势》（2017年第4期）两篇，刘泽生总编辑都是找朱剑审读的。朱剑认真审读，严格把关，以“损友”的身份提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使拙文增色不少。

我与朱剑认识十几年，以文论道，交流心得，为可与庄语的朋友。生活中，他是一个正直义气的人，也是一个沉静谦卑的人。不论我在位不在位、在岗不在岗、退休不退休，他都一视同仁，与我保持真挚的友谊。那一年的秋天，去南京开学术会议。朱剑利用周日时间，陪我们走一段山路，赏一溪清流，饮一杯老酒。这让我百般感怀，在金陵即赋诗一首，抒发感情。现录于此，以志纪念：

会朋访古乐悠悠，登高栖霞满目秋；

执事领路谒名寺，佛院煮茶禅自由。

北风暮吹惊红叶，寒雁南飞览旧楼；

曲桥枫连送归客，友情常在水长流。

哲学家蒙田说过，真正的学者，就像田野上的麦穗。麦穗空瘪时，它总是高傲地昂着头。麦穗饱满而成熟时，它总是低垂着脑袋。朱剑何尝不是田野上的一株成熟的麦穗？

最后以袁枚《汉江遇风》中的两句诗与朱剑共勉：黄昏渐喜惊涛停，远远渔歌唱夕阳。

是为序。

张耀铭

2018年3月18日落笔于京城藏晖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