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增长

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深化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资本积累。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柏拉图（Plato）早在公元前380年就论述了专业化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威廉·配第在17世纪末也认识到专业化对生产力进步的意义，并指出荷兰人之所以有较高的商业效率，是因为他们使用专用商船运输不同的货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就阐述了分工的效果：“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马克思也认为，专业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构成工场手工业活机构的结合总体工人，完全是由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组成的。因此，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

国际贸易扩大了市场范围，从而促进了生产分工。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水平取决于市场范围。他指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就无法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Allyn Abbott Young）发展了斯密的理论，认为“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经济进步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显然，在杨格看来，市场范围和分工演进互相促进，导致报酬递增，从而推动经济进步。以杨小凯、张永生（2003）等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则认为，分工演进是专业化收益和交易费用两难冲突折中的结果。如果分工收益增加速度超过交易费用增加速度，那么分工演进会越来越快，经济会进入起飞阶段。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

国际贸易突破要素和产业供给约束瓶颈，促进了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是要素或中间产品供给不足。国际贸易可以通过以下途径突破这些供给约束。

首先，正如大卫·李嘉图所言，对外贸易是实现英国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随着人口增加，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因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而逐渐昂贵，工资即劳动力的价格也将随之上涨。在商品价格不变条件下，工资上涨使利润下降，从而妨碍资本积累。通过进口外国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等初级产品，能够一定程度上减缓本国土地收益递减导致的工资上涨和利润下降，保证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其次，生产要素进口可以增加一国要素供给。对大部分国家而言，由于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差异，因而不可能完全拥有生产所需的全部生产要素。这时，生产要素进口对经济增长显得十分重要。对大部分发达国家而言，在其经济起飞过程中，无一例外都曾从欠发达国家通过进口获得稳定而便宜的原料。这些生产要素的大量进口，一方面弥补了国内相关要素的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生产企业的利润率。这对维持国内投资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不仅与发达国家一样，需要进口部分国内稀缺的自然资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生产现代机器设备的能力。而从发达国家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不仅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可以使各种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毫无疑问，当一国存在某种资源短缺时，通过进口可以打破经济增长的瓶颈，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得到最大扩展。

再次，在国内资本品生产能力有限条件下，进口国外资本品可以提高本国投资水平，增加储蓄率，有利于资本积累。在国内投资品供给弹性有限的条件下，提高投资率的一种办法就是进口国外资本品。投资率的提高会增加国民储蓄，从而有利于资本积累。而且，当一国国内投资品供给相对经济增长需求不足时，国内投资品价格一般会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时通过进口国外投资品能够平抑投资品价格，从而提高实际投资水平，提高投资利润率。高投资率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Temple（1998）、J. B. Delong和L. H. Summers（1991）等经济学家认为，设备投资的回报率很高，超过50%。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发展中国家通常在生产资本货物方面缺乏能力。对资本货物的进口实行贸易自由化，会降低资本货物的相对价格，提高资本货物的投资率。而对资本货物实行贸易限制，则不仅会提高资本货物的相对价格，而且会降低国内储蓄，造成实际投资水平的下降。罗德瑞克认为，那些受贸易限制而资本货物投资价格相对较高的国家，通常投资率较低。

最后，在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的现代经济社会里，制成品生产通常需要大量中间产品的投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大量中间产品由本国生产不仅是不经济的，也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对于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尤其如此。中间品进口不仅可降低中间品的价格，也可提高中间品的产品质量，从而大大提高本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和本国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而提高本国的利润水平，增加外汇和资本积累。

国际贸易由于扩大了市场、增加了外部需求，因而有利于资本积累。第一，当一国存在闲置资源时，贸易会使市场范围扩大，一国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需求，把国内剩余的资源投入生产。发达国家往往存在资本过剩，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或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回报，也可以扩大国内生产并通过贸易实现资本增殖。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则是其经济现代化的前提和条件。通过不断吸收剩余劳动力进行出口产品的生产，不仅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可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提高劳动力生产要素报酬，从而增加资本积累。

第二，一国由于国内市场限制，可能会出现剩余产品，而国际贸易能够为一国剩余产品找到出路。这就是亚当·斯密“剩余产品出路论”（Vent for Surplus）的内核。亚当·斯密认为，通过对外贸易扩大本国市场、刺激需求，可以产生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其假定一国在开展对外贸易之前处于不均衡状态，存在闲置资源或剩余产品，当一国转向开放后，对外贸易就可为本国剩余产品提供出路。他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为国内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劳动成果开拓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这就可以鼓励它们去提高劳动生产率，竭力增加它们的年产量，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由于出口的是剩余或闲置资源生产的产品，无须从其他部门转移资源，也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而且出口带来收益及换回本国需求产品也没有机会成本的付出，因此，必然会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第三，当国内出现需求不足时，增加出口类似增加国内投资，能提高总需求水平，扩大国内就业，成倍地增加国民收入。其机理是：商品劳务出口所获得的货币收入会使出口产业部门收入增加、消费增加，并引起与出口产业部门相关的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增加、就业增多、收入增加。如此反复下去，收入增加量将逐渐达到出口增加量的若干倍。其根据就是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即凯恩斯主义提出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显然，凯恩斯理论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提出的，因此，当一国国内尚未达到充分就业而需要扩大有效需求，同时外部市场又能够吸收本国出口的时候，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是能够实现的。

国际贸易可以提高企业经济规模，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一国的资本积累。众所周知，经济中存在规模经济效应，许多产业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降低成本。国际贸易不仅能够提高企业外部规模经济，更能提高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贸易使市场扩大，而市场扩大则可促进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因此，贸易通过规模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对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和一些最佳产出规模相对于市场而言较大的产业尤为重要。克鲁格曼基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提出的著名的产业内贸易，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出口能够扩大产量，实现企业规模经济，提高企业利润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规律：凡是正在迅速崛起的经济体，一般都在积极推动全球化，以寻找国际市场快速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凡是正在走向衰落的经济体，一般而言都会采用保护主义措施，以保护自己的弱势产业。1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经济话语权、政治话语权、军事话语权。分别以英国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先后积极推进全球化（为此甚至不惜采用战争的手段），获得了大量的利益和话语权。1978年之后，我国抓住了历史机遇，适时提出开放战略，经济开放程度迅猛提高，广泛参与了国际资本流动、国际贸易、国际技术转让以及国际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自此，“开放”和“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当前，中国更需要经济全球化，创造更大的市场容量，以发展自己的产业。

市场容量是经济发展的客观原动力。市场容量可以自然拉动企业投资和经济发展；没有市场容量，仅依靠企业效率来推动经济增量，蕴藏着经济失调的巨大风险，其发展质量不高。扩大市场容量的方法，对内是城镇化，对外是全球化。城镇化是在国内创造一个规模不断扩大、深度不断加强的市场，全球化则是将国内市场延伸至世界范围。历史上那些率先发展起来的国家无不是城镇化和全球化的主导者，而那些后起之秀也是城镇化、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在实现超越式增长的过程中，就要看谁能创造一个更大的市场，谁能为市场注入新的强大活力，谁能让市场主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只有惠及大众才能成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