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对同盟解体理论构建的启示

经过过去数十年的研究积累，有关同盟形成的理论有了重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但有从“势力均衡”到“威胁均衡”再到“利益均衡”这样的范式性变迁，还有各自范式内部的具体深化发展。从以上的文献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依据拉卡托斯有关理论演进的判断标准以及“奥卡姆剃刀”原则，我们可以断定从“势力均衡理论”到“威胁均衡理论”是一个相对成功的理论演进，而从“威胁均衡理论”到“利益均衡理论”则相对不成功。因为，理论演进应该首先保持理论的简约性（parsimony），其次要增加理论的解释能力。而“利益均衡理论”的逻辑首先不够简约，其次其解释制衡行为或者均势的反复出现问题时不如“势力均衡理论”和“威胁均衡理论”有力。比如说，按照利益均衡理论，制衡行为的存在是因为有维持现状国家存在，而追随的存在则是因为有修正主义国家。这种逻辑类似从单位层次解释战争的逻辑，因为有好战国家存在所以发生战争，因为有热爱和平的国家存在，所以维持了和平。这种单位层次的解释逻辑显然不如从体系层次的解释逻辑有说服力。正如沃尔兹所说“他是个惹是生非的人”和“他惹是生非了”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从行为体特性不能得出行为结果。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好的理论演进不但应该拥有更好的理论解释范围（range of theory），而且应该拥有更好的理论解释力（explanatory fit）。

第二，同盟形成理论的发展不但有范式性的演变，而且有范式内的进展，不但有理论的演进，也有理论的深化。判断理论进展是演进还是深化在于其是为了包含和替代以前的理论还是为了补充以前的理论，如果仅仅是补充以前的理论，则只能算是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比如说，近年来同盟形成理论还有一个理论深化，那就是从研究为什么结盟到研究怎么结盟或者说和谁结盟。同盟选择的研究不是为了替代掉同盟形成理论，而仅仅是丰富了同盟形成理论。实际上，“势力均衡理论”、“威胁均衡理论”和“利益均衡理论”也都牵涉和谁结盟的问题。比如说“势力均衡理论”认为国家会和实力较弱的一方结盟，以制衡实力较强的一方；“威胁均衡理论”认为国家会和威胁较小的一方结盟，以制衡威胁较大的一方；而“利益均衡理论”则认为国家会依据自己的利益偏好选择政治目标契合的一方结盟。但是这些同盟形成理论实际上都没有非常明确地提出同盟选择（alliance choice）问题，即加入同盟的国家到底如何选择具体的盟友。比如说，当一个国家面对一个威胁时，它可能拥有许多可供选择的盟友，在这些可供选择的盟友中，它会如何选择。目前有关同盟选择问题，主要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国家倾向于和拥有相同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制度的国家结盟；二是，国家倾向于和拥有良好声誉的国家结盟。

国家倾向于与拥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是因为，首先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定国家所要捍卫的目标，意识形态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之一。其次，相同意识形态可能产生相互战略信任，而且更加不会彼此害怕和防范。再次，和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可以把自己融入一个更大的意识形态运动或潮流之中，从而增强自身在国内的合法性，特别是对于弱小的国家来说。有关国家更愿意与拥有相同制度的国家结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主国家之间是否更加愿意结成同盟。解释民主国家更愿意和另一个民主国家结盟主要有两个理论逻辑。一是建构主义范畴的逻辑，即认为民主国家之间有共同的规范认同，这些规范认同构建了安全共同体的意识，因此彼此之间更加愿意结盟，而且这种结盟行为又会强化共同体意识。二是认知主义范畴的逻辑，认为民主国家愿意和民主国家结盟是因为民主国家做出的承诺持续时间更久，而且更加可信，即民主国家拥有更好的国家声誉。这就和有关同盟选择的另一个理论相关，那就是国家声誉会影响相关国家的同盟选择。国家倾向于和拥有良好声誉的国家结盟，是因为首先不会被抛弃（abandonment），在其处于冲突之中时，盟友不会不履行承诺而坐视不管；其次不会被牵连（entrapment），即不会被盟友拉进一场预想不到的不必要冲突中去。因为国家声誉提供了判断该国未来行为模式的依据，因此如果国家拥有不良声誉，比如说行为方式咄咄逼人并曾为了自己利益牵连其他国家或者曾经在盟友处于困难境地时置之不理，那么就很难获得盟友。

第三，同盟的形成虽然和同盟的解体是相关联的问题，却是不一样的两个问题，而不是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我们不能通过简单地对同盟形成理论做个求反的算术，就指望能得出同盟解体的理论，比如说从威胁导致结盟武断地推出说，威胁消失同盟就解体，而威胁存在同盟就不会解体。因为存在非常重大的反例说明，同盟解体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在威胁消失情况下同盟还有继续存在的最吸引学术界眼球的案例，就是冷战后北约在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后仍然继续存在。而威胁还在时同盟却解体的一个案例，虽然一直被国际关系史特别是冷战史学者所重视，却长期为国际关系理论界学者所忽视，那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同盟，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外部威胁还在的情况下却分裂了。但是对同盟解体的研究仍然可以从同盟形成理论中得到启发。首先是从同盟形成理论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寻求启发，那就是所有具有重大影响的同盟形成理论都是简约的理论，因此学界应该在已有有关同盟解体研究的基础上，寻找一个至两个解释同盟解体的核心变量，建立一个简约的同盟解体理论。其次，学界可以把同盟形成理论作为基础，推导出一些有关同盟解体可供验证的假设，进行详细的实证验证，以丰富对同盟解体这一重大现象的认识，并为建立一个简约的同盟解体理论提供学术基础。实际上，在西方已经有一些学者进行了这样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