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势力均衡理论:演进历程及批评

势力均衡理论或均势理论是国际政治理论中最古老、最持久的一个理论,但也是最有争议的理论之一。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第44页。这种争议首先来源于均势概念的不确定性,学者对均势是一种体系、权力分布状态,还是政策指南或者客观规律意见不一。比如厄恩斯特·哈斯认为均势有8种不同含义,见Ernst B. Hass, “The Balance of Power:Prescription, Concept or Propaganda? ”, World Politics, Vol.5, No.4(July, 1953), pp.442-477;有关均势概念的讨论参见Inis L. Claude, Jr. ,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Random House,1962), Chapter two;胡九龙《论“均势”的基本含义》,《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6期,第75~83页;王晓波、陈斌《论如何理解均势含义》,《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3卷第3期(2011年6月),第130~136页。即便如此,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如果说有什么关于国际政治的独特的政治理论,则非均势理论莫属。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第155页。势力均衡理论也是最经典的同盟理论。摩根索很早就把同盟理论和均势联系在一起,认为联盟是维持均势的重要手段,在一个多极体系中,联盟是维持均势运行的必要要件。他认为在竞争性体系中,国家要保持和改善自身的权力地位主要有三个选择,一是增加自身的力量,二是把其他国家的力量增加到自己一边,三是阻止其他国家力量增加到敌对一边,而后面两个选择都属于结盟行为。而联盟的目的之一就是对抗霸权维持平衡,一个企图取得世界霸权的强国,会遭到旨在维护各国独立的联盟的抵抗。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p.201-208.根据均势理论,如果某个大国实力迅速增长并有成为体系霸权之势,其他国家会联合起来予以制衡,并努力使体系恢复相对均衡的状态。制衡包括内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和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所谓内部制衡就是发展军备增强自身实力,所谓外部制衡就是建立军事同盟,联合起来抵消潜在霸权的影响力。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前言,第156页。沃尔兹认为外部均衡还包括削弱或瓦解敌对同盟,但由于此处关注的是同盟形成理论,因此该部分内涵不予关注。总之,势力均衡理论认为,建立军事同盟是对某种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反应。

在所有有关势力均衡理论的论述中,沃尔兹的阐述最有代表性也是均势理论的最新版本。有关沃尔兹的势力均衡理论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第6章。沃尔兹的势力均衡理论基于以下几个假定。第一,国际体系是个无政府体系,没有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更高的合法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要维护自身生存只能依靠自己,即国际体系是个自助(self-help)体系。第二,国家是一个单一(unitary)的理性行为体,国家能够计算各种策略的效用高低,并依据效用高低做出政策选择。第三,国家持有一种安全偏好,而非权力偏好,其首要目标是自身生存,即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国家的最高目标。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第167页。沃尔兹认为,作为组织的国家除了需要完成某些任务之外就是需要保持自身作为组织的存在,国家很多活动都指向维持自身生存这个目标。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第147页。因为生存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根本基础,只有在生存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去安全地追求诸如安宁、福利和权力这些目标。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第167页。国家的利益偏好是安全而非权力,因此,国家是个安全最大化的行为体,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行为体,国家在计算其利益时是以安全作为根本的衡量尺度的。在沃尔兹看来一个国家拥有权力太多或太少对于国家安全都是不利的,拥有太多权力将引起其他国家的恐惧,并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从而使它变得更不安全,而如果拥有太少权力,则会诱使其他国家扩张侵略的野心。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第20页。第四,国家是同质化的单位,除了在能力上存在差别之外,具有相似的功能。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第138~139页。由于其假定国家是同质化的单位,而国家能力上的差别又包含在国际体系结构这个体系变量上,因此,在沃尔兹的势力均衡理论中,不考虑国家特性对国家行为或者国际结果包括同盟形成的影响。第五,国际权力结构才是解释国际体系结果或者国家行为的核心变量,国家的对外行为是对国际体系权力变化的反应。国际体系的权力分布是决定国家是否结盟的最关键因素。国家倾向于和较弱的一方结盟来反对较强的一方,从而防止任何国家控制整个体系,进而威胁到体系和自身的生存,并使体系恢复均衡和稳定。沃尔兹说,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国家将涌向较弱的一方,因为威胁它们安全的是实力较强的一方。如果它们组成的联盟拥有足够强大的防御力量和威慑力量阻止敌对强国发起进攻,那么国家将会在获得更多安全的同时,获得更多尊重。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第168页。

总之,沃尔兹认为,只要存在上述的第一和第三个假定,即只要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而且构成国际体系的行为体谋求自身生存,那么均势就会自动生成。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第160页。因此,与其他国际关系学者把均势的生成至少部分归因于国家的有意识的政策选择相比,沃尔兹认为均势是一个客观规律,不依赖于国家的政策选择,无论国家是追求维持现状(status quo)的目标,还是追求修正主义(revisionist)目标,均势都将自动生成。依据沃尔兹的势力均衡理论,我们可以得出的同盟形成的逻辑是,无政府自助体系下,安全是同质化理性国家的最高目标,国际权力结构是影响国家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决定国家对外结盟行为的最核心因素,国家倾向于和实力较弱的一方结盟,因为威胁它们安全的是实力较强的一方。

沃尔兹的“势力均衡理论”是有关同盟形成的重要理论,其后的同盟形成理论或多或少都建立在对沃尔兹“势力均衡理论”的批评与继承之上。沃尔兹势力均衡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其重新整理了传统的均势理论,使得均势理论更加简练、清晰。首先,他确定了均势的概念。原先困扰均势理论的最大问题就是均势概念的不清晰。英尼斯·克劳德说,均势这一概念的缺点不在于它没有含义,而是含义太多。Inis L. Claude, Jr. ,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3.沃尔兹明确了均势就是一种规律,不依赖于国家主观意图的客观规律。只要体系出现破坏平衡者,即一个看来一心想建立世界霸权的国家,该体系中的受其威胁的国家就将建立同盟,与之抗衡。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第45页。其次,沃尔兹使得均势理论具有了内部的逻辑一致性,他建立了一套均势自动生成的逻辑链条。沃尔兹认为均势的生成不依赖于国家的政策选择,因此他最需要阐述的是当国家追求修正主义目标时,均势如何建立起来。沃尔兹认为这有赖于两个途径,竞争和模仿,可以使得均势重新建立起来,而不会使不平衡的状况越来越厉害,这实际上更多属于内部制衡的范畴。但是,竞争和模仿产生效果总有一定的“时滞”,光靠自强是不能平衡对方的实力增长的。这种情况下,实力较弱的国家就会联合起来制衡实力较强的国家,这就是外部制衡的逻辑。而制衡的目的是维护自身生存,只要有谋求生存这种动机,在无政府状态下,均势就将自动产生。

沃尔兹的“势力均衡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其两个隐含的假定。首先是,国家是安全偏好的行为体,依据这个假定,他把国家的利益等同于安全,而排除了国家追求诸如权力等其他利益的可能,从而陷入兰德尔·施维勒(Randall Schweller)所说的“现状偏见”(status quo bias)之中,Randal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What Security Dilemma? ”, in Benjamin Frankel(ed. ), Realism:Restatements and Renewal(London:Frank Cass,1996), pp.90-121;Randal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Summer,1994), p.79.使得沃尔兹忽略了国家对外行为的其他可能逻辑,比如说修正主义的逻辑。当然有人可能提出沃尔兹的理论是国际政治理论,而非对外政策理论,其均势理论目的也在于解释均势状态不断出现这种国际政治结果,而非像对外政策理论那样解释单位层次的制衡行为。因此有必要考察沃尔兹的均势理论能否充分解释国际体系的均衡状态。

其次,根据沃尔兹的均势理论,国家依据权力判断威胁,按照这个假定,沃尔兹把权力等同于威胁。这种简化虽然能够使理论本身更加简约,同时通过排除掉对诸如意图等难以测量要素的考虑,使理论更坚实(robustness),但这样做也使得理论的解释力大打折扣,尤其是出现一些与理论不一致的重大反例,比如说即使在被认为势力较为均衡、两极对峙的冷战时期,美国及其盟国拥有远超过苏联及其盟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序言,第2页。按照沃尔兹的势力均衡理论,应该有国家从北约转向华约,以重建体系均衡。由此可以看出,沃尔兹无法解释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权力失衡状态。

最后,沃尔兹的“势力均衡理论”与冷战后的大国的结盟和制衡行为不相符,更无法解释冷战后国际体系失衡状态的长久持续。冷战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两极格局至今结束20多年,世界仍然没有形成对美国的制衡。有关冷战后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形成制衡美国的联盟的讨论参见约翰·伊肯伯里《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和美国都有着战略利益冲突的国家到现在仍没有形成对美国的有力制衡。沃尔兹对此进行了辩解,他认为冷战后短短十数年时间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谁也无法保证在未来若干年内不会出现均势状态。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1 (Summer,2000), pp.27-30.而且他强调,社会科学只能预测大致方向、范围和条件,不能精确到具体的时间点。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6, No.1 (Autumn,1996), pp.54-57.即使如此,由于他的预测没有界定大概具体时间段,成为无法证伪的命题,孙学峰、杨原:《大国规避体系制衡之谜》,《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2期,第105页。显然不符合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所界定的社会科学标准,即可证伪性。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第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