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种植业对食料供给的影响

种植业是中国人食料的主要供给源，但影响种植业的因素很多，主要有气候、农田数量和质量、水利灌溉、生产技术、劳动力供给等。

第一节 农田开垦

吴越国时期，虽然国土安宁，但因吴越国是通过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来换取一境平安的，所纳“贡奉”势必摊派到百姓头上，加之国内统治阶级生活奢靡，因此吴越国税赋沉重是出了名的，特别是晚期，曾造成比较严重的人民流亡、土地抛荒。《咸淳临安志》对此就有记载：“钱氏擅二浙时，总于货宝，夭椓其民，民免于兵革之殃，而不免于赋敛之毒，叫嚣呻吟者八十年。”[1]甚至在杭州西湖里捕点鱼也要纳税，史载“钱氏时，西湖渔者日纳鱼数斤，谓之‘使宅鱼’，其捕不及者，必市以供，顿为民害。一日，罗隐侍坐，壁间有《磻溪垂钓图》，武肃王索诗，隐应声曰：‘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武肃王大笑，遂蠲其征”。[2]武肃即吴越国开国之君钱镠，吕望即吕尚，民间多称其为姜子牙或姜太公，通过直钩钓鱼引起文王注意，最终实现助文、武二王灭商建周的宏愿。

北宋政府接手吴越国后，接连颁发诏书，三令五申，减免租税，劝民复业。例如《宋会要辑稿》记太宗淳化元年（990）九月诏：“江浙等路李煜、钱俶日，民多流亡，弃其地，遂为旷土。宜令诸州籍其陇亩之数，均其租，每岁十分减其三，以为定制，仍给复五年，召游民劝其耕种，厚慰抚之，以称务农敦本之意。”[3]流民由此得以安居，荒田由此大量复垦，杭州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咸淳临安志》即称：“我太宗皇帝发德音，下明诏，一切蠲除之。又八十年，欧公记‘有美堂’，则其人富庶安乐，邑屋华丽久矣。损益之道，其系于民如此哉。”[4]

但这还不够，因为自隋唐五代以来，杭州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宋朝尤其是南宋大量北方人口的迁入，使这个矛盾更加激化。如何有效增加农田面积成了发展农业的重中之重。

从唐朝开始的垦山烧畬行为，宋朝时仍在延续。例如隋唐五代均为杭州属县的桐庐（宋时划归睦州），因境内多丘陵山地，常有开垦山地的记载，例如五代贯休所作的《桐江闲居作十二首》就讲“诸境教人认，荒榛引烧烧”。[5]北宋梅尧臣《送余少卿知睦州》诗亦讲道：“青山峡里桐庐郡，七里滩头太守船。云雾未开藏宿鸟，坡原将近见烧田。”[6]但开垦成本较低且较易开垦的山地，从唐代开到宋代，开垦余地已不大，而且山地大多只能种植粟、黍、大麦、荞麦、豆类等杂粮，收成远不如水稻。于是宋人又盯上了湖泊沼泽。

最初宋人利用的是湖泊自然淤积形成的葑田，这在杭州西湖就表现得非常明显。西湖之水来自山溪，极易淤积泥沙，北宋时期一度淤塞严重，苏轼《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就讲到，因为吴越国纳土归降后，吴越国原有的撩浅制度（设立撩浅军，专门负责水利工程和水道的除草清淤）被废除，因此“自国初以来，稍废不治，水涸草生，渐成葑田。熙宁中，臣通判本州岛，则湖之葑合，盖十二三耳。至今才十六七年之间，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7]在另一首《去杭州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诗中，苏轼讲到他当时看到的情景已是“葑合平湖久芜没，人经丰岁尚凋疏”。[8]苏轼弟弟苏辙所作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也提到，苏轼到杭时，西湖“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近岁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矣”。[9]苏轼先后两次在杭为官，初为通判，后为知杭州，前后十几年中，葑田已由占湖十之二三发展到占半，可见淤塞得很快。苏轼疏浚西湖之前，西湖葑田之盛，在许多文人诗词中也有表现，例如隐居杭州孤山的北宋诗人林逋，就有多首诗写到西湖的葑田，例如其《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诗云：“阴沉画轴林间寺，零落棋枰葑上田。”又《葑田》诗云：“淤泥肥黑稻秧青，阔盖深流旋旋生。拟倩湖君书版籍，水仙今佃老农耕。”[10]何为“葑田”？《苕溪渔隐丛话》引蔡宽夫《诗话》云：“吴中陂湖间，茭蒲所积，岁久根为水所冲荡，不复与土相着，遂浮水面，动辄数十丈，厚亦数尺，遂可施种耕凿，人据其上，如木筏然，可撑以往来，所谓葑田是也。”[11]比较讲究的还会做个木架做支撑，亦称“架田”，木架上穿根绳系在岸边的大树上，自家的架田就不会漂走了。葑田尤其是架田的好处是随水沉浮，其上的作物没有旱潦之灾，“若深水薮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12]葑田不仅不占陆地资源，而且其漂浮水面，也不影响水域鱼虾的生长。

自然形成的葑田，数量毕竟有限，而且葑田不加清除的话，水域很快会整体淤积成陆，水失其道，终会泛滥成灾，因此利用葑田种植终究不是一个好办法。但占有葑田的人，能独享葑田之利，却不用独承泛滥之责，灾害之损，因此，人们不仅抢占自然葑田，而且开始人工围湖造田。这些围占而来的田，肥沃且便于灌溉，故出产大多丰厚。当时杭州境内的余杭临平湖、富阳阳陂湖等，均已“弥望田畴”。但很快，失控的围湖造田，彻底破坏了自然水系的泄蓄功能和水利工程的灌溉功能，不仅湖田自身，连带着其他农田也都失去水利的保障，灾害连年。

宋代杭州的另一个农田来源是沙地。钱塘江江口段淤积的沙地属于“沙田”，即河（江）滨冲积土，杭州湾两岸淤积的沙地称为“涂田”，即海滨冲积土，两者可统称为“沙地”。沙田无盐碱或低盐碱，涂田盐碱含量较高。沙地的土壤成分以黏质壤土为主，富含江流冲刷夹带而来的有机质，疏松而肥沃，因此只要有海塘保护，阻咸蓄淡，慢慢就能去除盐碱，将其改造成良田。

钱塘江口和杭州湾两岸各时期的涨沙情况不定，时北涨南坍，时南涨北坍。隋唐时期基本是北涨南坍，这对杭州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杭州东部最早都是海域，连西湖都是与海相连的潟湖，人们的活动还局限在南、西、北部的山地丘陵地区，隋唐以后正是因了这种涨沙，杭城才得以不断东扩，成为拥有广阔平原的富庶之地。可以说，杭州的发展以至吴越国、南宋定都杭州，都建立在这种土地东扩的基础之上。潘同在《浙江论》中就详细记载了杭州涨沙的情况：

胥山西北，旧皆凿石以为栈道。唐景龙四年（710），沙岸北涨，地渐平坦，桑麻植焉。州司马李珣始开沙河。胥山者，今吴山也，而俗讹为青山。其时沙河去胥山未远，故李绅诗曰：“犹瞻伍相青山庙。”又曰：“伍相庙前多白浪。”景龙沙涨之后，至于钱氏，随沙移岸，渐至铁幢，今新岸去胥山已逾三里，皆为通衢。至宋绍兴间，红亭沙涨，其沙远在胥山西背矣。[13]

因为这些新扩展的土地都由涨沙淤积而来，平坦、疏松而且肥沃，因此这里也成了杭州农业用地的主要来源。对沙地的治理和利用，唐朝就开始了。沙地尤其是其中的涂田，多盐碱，需开沙河蓄淡冲咸，前述潘同《浙江论》中就提到“州司马李珣开沙河”。但最关键的是海塘，如果没有海塘的保护，沙地极易被冲毁，而且无法彻底改善盐碱问题。北宋晁补之《富春行赠范振》诗云：“钱塘江北百里余，涨沙不复生菰蒲。沙田老桑出叶粗，江潮打根根半枯。”[14]“出叶粗”是因为潮涌而来的江涨会带来很多腐殖质，沙田肥沃，故桑叶肥厚。但水土无常，植物赖以扎根的土壤常会被潮水掏空，根系因此枯死，有了海塘的保护后，这些沙地才能转化成永久农田。

虽然人们与山争、与水争，新增了大量的农田，但因赵宋王朝是靠一批军事将领的支持立国的，作为补偿，朝廷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给予勋贵豪强、地主富商无限占有土地的法律许可，从而加速了土地兼并和小农失去土地的过程。宋室南渡后，绍兴六年（1136）以军兴用度不足，诏令出卖全部国有土地。此后，土地兼并更加激烈，出现了“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15]的巨室。杭州为南宋皇朝的“行在”，勋贵官宦聚集，土地兼并现象尤其严重，私家庄园众多，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农桑生产。

第二节 气候及农业灾害

宋朝处于历史气候寒冷期，对本地原产作物总体上不利，对柑橘类水果和茶叶的影响尤其巨大，直接导致了柑橘和茶叶主产区的南移。但对推广原产北方的大麦、小麦，驯育原产北方的绵羊，却是个非常有利的时机。而且冬季严寒能冻死大量越冬的病菌和害虫，有效地降减了农业病虫害。

但原本主要发生于北方的蝗灾，却因气候变冷的原因，在南方常见起来。北宋陈渊的《次韵欲游西湖阻雨》诗中，就提到“向来旱蝗恶，征赋亦未宽”。[16]蝗虫几乎能啃食所有的草木，故蝗虫过境处草木为之一空，对种植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例如北宋崇宁三年（1104）秋，杭州、富阳飞蝗蔽野，田禾俱尽；绍兴三十二年（1162）夏六月癸巳至于七月丙申，余杭、仁和、钱塘等县皆蝗，丙午，蝗入杭州城；隆兴元年（1163）七月富阳旱蝗，八月蝗飞过杭州城，蔽天遮日，害稼；开禧二年（1206）六月，飞蝗入临安，夏秋亢旱，大蝗群飞蔽天，浙西豆粟皆食于蝗；嘉定二年（1209）浙西诸县大旱大蝗，六月辛未，飞蝗入杭州畿县；嘉定三年（1210）八月，临安府蝗；嘉熙四年（1240）六月杭州大旱蝗。[17]而且从这些史料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旱灾和蝗灾往往相继而发，危害很大。此外，作为稻作区，螟灾在杭州也比较常见，例如淳祐元年（1241）六月杭州就发生了螟灾。[18]两宋时期，杭州的水旱灾害还是比较多的。杭州才女朱淑真（约1135～约1180）就写过大旱伤农的《苦热闻田夫语有感》诗，诗云：“日轮推火烧长空，正是六月三伏中。旱云万叠赤不雨，地裂河枯尘起风。农忧田亩死禾黍，车水救田无暂处。”又《喜雨》诗云：“赤日火火烧八荒，田中无雨苗半黄。”[19]南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杭州大旱，连西湖都见底了，“宋嘉熙庚子岁大旱，杭之西湖为平陆，茂草生焉”。[20]胡仲弓（生卒年不详，1266年前后在世）的《旱湖》写的也是西湖见底，“草深盍放牛羊牧，水涸难寻鸥鹭盟”。[21]

过去的地方官，灾害发生时没有太多的办法可以救灾，故大多会去求神，至少可以安抚一下民心。相传杭州上天竺的观音像是用奇木雕琢而成，“天竺观音，在上天竺寺。石晋天福中，僧道翊见山间光明，得奇木，命匠者孔仁谦刻观音像，建看经院”，故“至今雨旸随祷即应”。[22]北宋咸平三年（1000），“浙西自春徂夏不雨”，给事中知杭州张去华就曾“率僚属具幡盖鼓吹”，迎上天竺观音像“祷于梵天寺，继时霪雨，四境沛足”。[23]神宗熙宁六年（1073）立秋日，时为杭州通判的苏轼也和钱塘县令周邠、仁和县令徐畴一起祷雨上天竺，夜宿灵隐寺，并作《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一诗以记此事。[24]此外，杭州吴山也是重要的祈晴祈雨之处。苏轼就留下了《祈雨吴山文》和《祈晴吴山文》。前文曰：“杭之为邦，山泽相半。十日之雨则病水，一月不雨则病旱。故水旱之请，黩神为甚。今者止雨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吏以不得为愧，神以不倦为德。愿终其赐，俾克有秋。”[25]后文说丰收在望，却遇淫雨，打谷场成了烂泥滩，倒伏的谷穗生了芽，故祈晴，“岁既大熟，惟神之赐。害于垂成，匪神之意。筑场为涂，卧穟生耳。农泣于野，其忍安视？生为楚英，没为吴豪。烈气不泯，视此海涛。反雨为旸，何足告劳。有洁斯醴，匪神孰号”。[26]从对神的描述看，所祈为吴山伍王庙之神伍子胥。杭州黄龙洞的护国仁王禅寺则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祈雨之地，《咸淳临安志》对此就有记载：“初，慧开禅师休粮禅定于隆兴府黄龙峰顶，自是所至，祷雨辄应。孟少保珙为捐金买地建寺。淳祐五年（1245），赐今额。京师亢旱有旨入选德殿演说，雨随至。既还山，又遣内侍问何时沾足，开对以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是夕大年雨如倾”，“八年，郑丞相清之躬祷而雨，赐护国龙祠额，未几赐侯封曰灵济”。[27]

第三节 农田水利

北宋时，江南已成国家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而且在南宋的时候江南的杭州还成了京畿之地，因此两宋政府都比较愿意在江南水利建设上投钱，以确保国家的粮食基地旱涝保收，因此两宋时期是杭州水利事业比较兴盛的时期，而且政府兴修之外亦重维护，例如绍兴七年（1137）五月十二日，就曾重申灌溉湖面不许出卖，诏：“临安府余杭县南北湖依旧存留，灌溉民田等用，不许辄便出卖。”[28]

因为废除了吴越国原有的撩兵建制，北宋初期杭州西湖一度湮塞严重。有鉴于此，景德四年（1007）知杭州王济重新疏浚了西湖，“郡城西有钱塘湖，可溉田千余顷。岁久湮塞，命工浚治，增置斗门，以备溃溢之患。仍以白居易旧记刻石湖侧，民颇利之”。[29]天禧年间王钦若知杭州，奏请将西湖作为放生池禁止采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西湖，但湖中也因此菱藕蔓延，鱼虾成群，葑土日塞，加之豪贵侵占沿湖地带，湖面益狭，灌溉不畅。庆历元年（1041）郑戬知杭州，“西湖溉民田数百顷，岁久不治，葑泥湮塞，又为豪族与僧寺规占甚多。戬乃发属县丁数万，尽辟之，民赖其利”。[30]此后嘉祐五年（1060）知杭州沈遘、熙宁六年（1073）知杭州陈襄都小规模地疏浚过西湖。苏轼两次在杭州做官，第一次来杭州时发现西湖淤塞已较严重，但当时他只是个通判，做不了主，因此当他在元祐四年（1089）知杭州而主政一方时，就下决心彻底疏浚西湖。因为西湖葑田多为豪家田产，且收获颇丰，豪家自不会轻易退让，官吏们更不敢轻易得罪豪家，于是“西湖湮塞，积岁之患。坐阅百吏，熟视而叹”。[31]由此可见，苏轼浚湖肯定会受到各方阻挠。为此，苏轼除向朝廷力争外，还曾祈求神灵护佑，“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茭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将废。河渠有胶舟之苦，鳞介失解网之惠。六池化为眢井，而千顷无复丰岁矣。是用因赈恤之余资，兴开凿之利势。百日奏功，所患者淫雨；千夫在野，所忧者疾疠。庶神明之阴相，与人谋而协济。鱼龙前导以破坚，菰苇解拆而迎锐。复有唐之旧观，尽四山而为际。泽斯民于无穷，宜事神之益励。我将大合乐以为报，岂徒用樽酒之薄祭也”。[32]元祐五年（1090），苏轼动员调集20多万人“开西湖，疏茆山盐桥河，修治堰闸，浚城中六井，与民兴利除害，讲究甚悉。郡人德之，为立祠堂”。[33]苏轼自己则写了《谢吴山水仙五龙三庙祝文》，酬谢神灵之护佑，说别人都不敢提浚湖之事，“惟愚无知，妄谓非难”，“祷于有神，阴假其便。不愆于素，咸出幽赞。大堤云横，老葑席卷。历时未几，功已过半。嗣事告终，来哲所缮。神卒相之，罔咈民愿。肴酒之报，我愧不腆”。[34]苏轼开湖所筑湖堤，贯通西湖南北岸，人称“苏堤”。虽然在当时和后世，人们习惯于把苏堤看作游览西湖的重要线路，但事实上苏堤只是西湖水利工程的一个副产物，“东坡守杭日筑堤，自大佛头直至净慈寺前，非为游观计也。遏水之深者为湖，而沮洳之地亩以万计，皆可为田”。[35]苏轼当时的想法就是：“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36]因为就地堆筑葑田和淤泥会省下很多人工。彻底疏浚后的西湖，重新成为杭州重要的水利设施，苏轼的好朋友道潜和尚就有多首诗赞美疏浚后的西湖，其《次韵文饶同自龙井出资国度泛舟以归北山》诗云：“十里平湖初卷葑，一天秋色共扬舲。”其《再哭东坡七首》更将苏轼与唐朝的杭州太守白居易并提，“西湖卷葑拓漪涟，十里横吞碧玉天。自谓前身真白傅，至今陈迹尚依然”。自注：“公生平出处，多与乐天同。乐天在杭治湖筑堤，为政十六个月，公亦如之。”[37]同时，苏轼修筑的苏堤、三潭印月，唐朝白居易所筑白堤，以及这些堤上的桥梁，不仅方便了湖区游览，而且让西湖变得更加美丽，因此两宋时期，西湖逐渐取代以往的杭州名胜灵隐、天竺、吴山和钱塘江，成了杭州最著名的景点。南宋时期，杭州为朝廷驻跸之地，西湖水利一直保持较好，地方官常做疏浚，撩兵建制也较完备。

杭州之外，杭州各属县也多有水利建设。天目山地区是浙江境域的暴雨中心之一，东苕溪汇天目山之水，建瓴而下，入余杭县境后河床趋向平缓，暴涨不能急泄，最易造成洪涝灾害。北宋余杭县丞成无玷在《南湖水利记》中就讲到过这一点，“苕水发源天目，经两郡六邑，以入于具区者二。当天目之麓，山隘地高，水经三邑，处其下流，水势奔放，不可为力。余杭县其间，襟带山川，地势平彻，当苕水之冲，横流岁尝一再至，久雨或数至，倏忽弥漫，高处二丈许，然不三日辄平。其为患虽急除，而难测以御也，故堤防之设，比他为重。使是邑也无堤防，则野不可耕，邑不可居，横流大肆，为旁郡害。故余杭之人，视水如寇盗，堤防如城郭；旁郡视余杭为捍蔽，如精兵所聚，控阨之地也。”[38]东汉熹平年间（172～178），余杭县令陈浑主持建设了东苕溪分洪工程——南湖，兼顾排洪和农田灌溉，余杭、钱唐、乌程等县的生存环境由此得到改善，稻作农业也因此获得长足的发展。南湖是当时钱塘江北岸最主要的水利工程之一。南湖建成后，历代维修不辍，宋朝也常有修缮。例如绍熙五年（1194）秋八月，“洪发天目诸山”，“冲决塘岸百余所，漂没室屋千五百余家”，“重为三州、六邑之害”。为此两浙运副黄黼，“锐意兴复，力请于上，取弃地于马监，发陈粟于丰储，出钱币于漕库，关废用于殿司”，雇用饥民、流民修筑南下湖塘，“日役数千人，所活甚众”。[39]

第四节 海塘

受巨大涌潮的影响，位于钱塘江入海口的杭州以及杭州湾两岸地区堪称沧海桑田的典型例证，这里的地域变迁和繁荣衰落都与海潮密切相关，而海塘就成了这片土地的生命保障线。清康熙《钱塘县志》就明确指出了海塘对这片土地的关键作用：“钱江之水昔称浪屋涛山，濒江居民室庐田园所恃以无恐者，赖此一带子塘之保固耳。塘溃则民有其鱼之嗟，塘成则户有安澜之庆。实阖郡生灵，命脉所关，非仅便行人免病涉已也。”[40]乾隆在《登开化寺六和塔记》中说得更明白：“盖浙之潮，人所共知，为雄巨；浙之塘，人所共识，为要害。”[41]就农业而言，海塘可保堤内农田免遭冲毁或水淹、盐渍，堤内的盐碱地也可逐渐改造成农田甚至良田。

杭州最早的海塘可能是东汉初年会稽郡议曹华信筹建的，此事见记于刘道真的《钱塘记》，刘在南朝刘宋元嘉年间（424～453）担任过钱唐县令，记云：“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42]此后海塘代有修筑，例如唐代杭州地方官就曾屡次修建钱塘江海塘，规模较大的有三次：一是富阳，“南六十步有堤，登封元年（696）县令李浚时筑，东自海，西至于苋浦，以捍水患。贞元七年（791）县令郑早又增修之”；二是盐官，“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43]三是杭州，钱塘江“涛坏人居不一，焊锢败侵不休”，李播为杭州刺史时，三次上疏要求拨钱修筑，“诏与钱二千万，筑长堤以为数十年计，人益安善”。[44]但这些海塘还都是土塘，极易被潮水冲毁，例如《钱氏家乘》记吴越国立国之初，钱塘江口的“堤岸冲啮殆尽，自秦望山东南十八堡，数千万亩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群诉于臣，臣目击平原沃野，尽成江水汪洋”。[45]为此，吴越国时发明了“石囤木桩法”，即“以大竹破之为笼，长数十丈，中实巨石。取罗山大木，长数丈，植之，横为塘，依匠人为防之制。又以木立于水际，去岸二九尺，立九木，作六重，象《易》既未济卦。由是潮不能攻沙，土渐积，塘岸益固”。[46]这种海塘，其抗御潮击的能力远远超过了之前的土塘，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塘修筑技术。此海塘遗迹已在近年考古中发现。[47]

然江涛势激，海塘难以一劳永逸。宋朝时，杭州潮灾仍时有发生，例如南宋淳熙元年（1174），钱塘江海堤一年之中于四月、七月两次大决，七月那次特别严重，“钱塘大风涛，决临安府江堤一千六百六十余丈，漂居民六百三十余家，仁和县濒江二乡坏田圃”。[48]嘉定十一年（1218），“盐官海失故道，潮汐冲平田野三十余里，至是侵县治，庐州港渎及上下管、黄湾冈等（盐）场皆圮；蜀山沦入海中，聚落、田畴失其半，坏四郡田”。[49]嘉定十六年（1223）秋，“江溢，圯民庐。余杭、钱塘、仁和县大水”。[50]

潮灾不仅会冲毁农田，而且会使农田盐碱化。嘉定十一年（1218）盐官发生潮灾，第二年有大臣上疏历数潮灾之危害，其中就讲到了咸水淹田：“万一春水骤涨，怒涛奔涌，海风佐之，则呼吸荡出，百里之民宁不俱葬鱼腹乎？况京畿赤县，密迩都城。内有二十五里塘，直通长安闸，上彻临平，下接崇德，漕运往来，客船络绎，两岸田亩，无非沃壤。若海水径入于塘，不惟民田有咸水淹没之患，而里河堤岸，亦将有溃裂之忧。”时任浙西提举的刘垕也指出：“万一水势冲激不已，不惟盐官一县不可复存，而向北地势卑下，所虑咸流入苏、秀、湖三州等处，则田亩不可种植，大为利害。”[51]

为此，两宋对海塘建设不敢掉以轻心，时有修筑，而且这个时期海堤已使用石砌海塘。例如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俞献卿知杭州，“一日暴风，江潮溢决堤，势不可御。献卿凿西山石，作堤数十里，民用便之”[52]；景祐四年（1037）转运使张夏派军士取西山岩石，整修了从六和塔至东青门外长达12里的石堤，“钱塘江边土恶，不能堤。钱氏以薪为之，水至辄溃，随补其处，日取于民，家出束薪，民以为苦。张夏为转运使，取石西山以为岸，募捍江军以供其役。于是州无水患，而民无横赋”。[53]这种石砌海塘远比土塘牢固，叶绍翁就曾指出：“杭州江岸率多薪土，潮水冲击，不过三岁辄坏，（张）夏令作石堤一十二里，以防江潮之害。”[54]但这些石堤还是用条石层层上叠筑成的石海塘，也就是说海塘是垂直的，一直到庆历七年（1047）以后才改用王安石创立的坡陀法，也即斜坡塘。与直坡相比，斜坡能有效缓解潮波的冲击力，从而使海塘更加耐用。

第五节 农业技术的进步和普及

宋代的州县级官员，负有领导和督促农业生产的责任，按例都要在每年春耕前颁发所谓的“劝农文”，并下乡劝农耕作。虽然劝农文多是官样文章，但其中有些还是涉及了具体的技术指导，有些甚至指出了发展当地农业的突破点，例如庆元元年（1195）富阳令程珌在《壬申富阳劝农》中指出：“此邦之人重于粪桑，轻于壅田，况是土色带沙，粪又不至，则米不精，绽根不耐旱，此粪田尚当致力也”，因此他强调富阳农民要向衢婺农民学习，积极寻肥积肥，“每见衢、婺之人，收蓄粪壤，家家山积。市井之间，扫拾无遗，故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壮”。[55]

传统社会里农民多为文盲，《劝农文》大多数人看不懂，宣传效果并不好，因此有人就想出了图画示范的主意。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劝农，最早可能出现于北宋仁宗时期，《困学纪闻》记载：“仁宗宝元初，图农家耕织于延春阁。”[56]但真正成为一种制度，则始于南宋高宗，当时的杭州於潜令楼璹，笃意民事，且善绘画，遂精心绘制了一套图文并茂的《耕织图》，每图配一讲解诗，进呈高宗，高宗诏命绘于郡、县治所大门两侧，使民得而观之。此后，郡县均按例而行，元代虞集《道园学古录》就讲道：“前代（指宋代）郡县所治大门东西壁，皆画《耕织图》，使民得而观之，今罕为之者。”[57]

随着人地矛盾的激化，农业被迫进入多熟制，同一块田地常得连作或间作而无休耕，这会造成地力的急剧下降，即土地趋于贫瘠，作物歉收。因此有人认为这种农业模式持续不了，但陈旉根据江南的农作经验，在其所撰《农书》［一说作于杭州西山，一说作于真州（今江苏仪征）西山］中提出了“地力常新壮”的理论，认为只要不断添加肥料，地力不仅能保持而且有可能培育得更加肥沃。肥料由此成为农业的关键因素之一，肥料科学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各种肥源都被找出来，而且还出现了复合高效的浓缩型肥料“粪丹”。肥料的收集和制造都需要成本，而且各种肥料的性状也不一样，因此陈旉还提出了“用粪如用药”的原则，以便更有针对性更有效地施用肥料。杭州是大都市，居民众多，每天都有大量的粪便和垃圾产生，因此成了周边农村重要的肥料供给地，《梦粱录》对此就有详细的记载，说杭州城“亦有每日扫街盘垃圾者，每支钱犒之”，“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人家有泔浆，自有日掠者来讨去。杭城户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58]收集来的垃圾粪便，则集中起来装船运往农村，“更有载垃圾粪土之船，成群搬运而去”。[59]

因为土地紧张，因此不仅要多施肥料维持和培植地力，而且要通过精耕细作提高亩产量。这些精耕细作的内容，我们在楼璹的《耕织图》及其配诗中都可看到，耕图共有21幅，包括浸种、耕、耙耨、耖、碌碡、布秧、淤荫、拔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场、持穗、簸扬、砻、舂碓、筛、入仓21个稻作最重要的作业。从其诗图中可以看出，杭人整田均已使用牛力，对水田的整治极其重视，耕后还要经过耙耨、耖、碌碡三项操作，务使农田水土相融、田面平整，以便秧苗匀整茁壮。“淤荫”即施肥，配诗云：“杀草闻吴儿，洒灰传自祖”，“杀草”即将耘除的杂草塞入田泥中烂为肥料，能为作物提供氮肥，对植株茎叶的生长特别有效。“洒灰”不知洒的是什么灰？如为草木灰，因含有丰富的钾元素，能有效促进作物结果；如为石灰，则能有效改善冷水田，冷水田土温低，施用石灰后可提高土温，从而有利于稻根正常发育。肥料充足的田，自然“田田皆沃壤，活活流膏乳”。宋代稻作为配合多熟制，已普遍实行育秧。拔秧和插秧的劳动强度很大，为此宋代发明了一种新式工具秧马，可有效减轻插拔秧的劳动强度，“我教插秧马，代劳民莫忘”。三次耘田，为的是不让杂草与稻禾争肥，而且拔的过程可疏松田土，增加稻根的吸氧量，有利于稻禾的生长，拔除的杂草则可烂在田里为肥，“去草如去恶，务令尽陈根”。灌溉已使用当时先进的龙骨水车，“何如衔尾鸦，倒流竭池塘”。稻谷脱粒使用连枷，“持穗及此时，连枷声乱发”。脱壳则已使用砻和水力舂碓，“推挽人摩肩，展转石砺齿。殷床作雷音，旋风落云子”；“更须水转轮，地碓劳蹴踏”，[60]水力的应用是人类机械动力史上的一大进步。

注释

[1]《咸淳临安志》卷五九《贡赋·序》，第2093页。

[2]《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四《委巷丛谈》，第433页。

[3]《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一六二，第6067页。

[4]《咸淳临安志》卷五九《贡赋·序》，第2093页。

[5]《全唐诗》第一二函第3册卷八三〇，第2035页。

[6]《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七，第954页。

[7]《苏轼文集》卷三〇《奏议》，第864页。

[8]《苏轼诗集合注》卷三一，第1556页。

[9]《全宋文》第96册卷二一〇〇，第256～257页。

[10]《全宋诗》第2册卷一〇六，第1213页；卷一〇八，第1234页。

[11]《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七《林和靖》，第190页。

[12]陈旉《农书》卷上《地势之宜篇第二》，第2页。

[13]《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一《委巷丛谈》，第386～387页。

[14]《全宋诗》第19册卷一一二七，第12798页。

[15]《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一《奏议·备对札子》，第1333页。

[16]《默堂先生文集》卷一，第8页。

[17]《浙江灾害简志》卷四，第314、316、319、320、321页。

[18]《浙江灾害简志》卷四，第321页。

[19]《新注朱淑真断肠诗集》卷四，第599、600页。

[20]《山居新语》，第6083页。

[21]《全宋诗》第63册卷三三三四，第39784页。

[22]《西湖百咏·天竺观音》，第29～30页。

[23]《南村辍耕录》卷二五《天竺观音》，第6461～6462页。

[24]《苏轼诗集合注》卷一〇，第441页。

[25]《苏轼文集》卷六二《青词》，第1914～1915页。

[26]《苏轼文集》卷六二《青词》，第1915页。

[27]《咸淳临安志》卷八〇《寺院·护国仁王禅寺》，第2913、2914页。

[28]《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一〇九，第5928页。

[29]《乾道临安志》卷三《牧守》，第47页。

[30]《乾道临安志》卷三《牧守》，第49页。

[31]《苏轼文集》卷六《青词·谢吴山水神五龙三庙祝文》，第1923页。

[32]《苏轼文集》卷六二《青词·开湖祭祷吴山水仙五龙三庙祝文》，第1922页。

[33]《乾道临安志》卷三《牧守》，第52页。

[34]《苏轼文集》卷六二《青词·谢吴山水神五龙三庙祝文》，第1923页。

[35]《〈钱塘遗事〉校补》卷一，第58页。

[36]《全宋文》第96册卷二一〇〇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第257页。

[37]《参寥集》卷三，第146页；卷一〇，第199页。

[38]《全宋文》第148册，第318～319页。

[39]《咸淳临安志》卷三四《山川十三》，第1263页。

[40]康熙《钱塘县志》卷四《水利》，第20页。

[41]《浙江海潮·海塘艺文》，第93页。

[42]《汉唐方志辑佚》，第200页。

[43]《新唐书》卷四一《志第三十一·地理五》，第1059～1060页。

[44]《全唐文》卷七五三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第7810页。

[45]《钱氏家乘》卷八《遗文·武肃王筑塘疏》，第186页。

[46]《吴越备史》之《吴赵备史杂考·铁箭考》，第95页。

[4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钱氏捍海塘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4期。

[48]《宋史》卷六一《志第十四·五行一上》，第1331页。

[49]《宋史》卷六一《志第十四·五行一上》，第1337页。

[50]《宋史》卷六一《志第十四·五行一上》，第1331、1337页。

[51]《宋史》卷九七《河渠七》，第2401～2402页。

[52]《乾道临安志》卷三《牧守》，第49页。

[53]《后山谈丛》卷四《张夏堤钱塘江》，第1609页。

[54]《四朝闻见录》卷一《甲集·张司封庙》，第4885页。

[55]《洺水集》卷一九，第455页。

[56]《困学纪闻》卷一五《考史》，第429页。

[57]《虞集全集》之《题楼攻媿织图三首并序》，第229页。

[58]《梦粱录》卷一三《诸色杂货》，第122页。

[59]《梦粱录》卷一二《河舟》，第113页。

[60]《耕织图诗》，第13、15、16、19、22、2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