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兴起和当代俄罗斯的研究经验

戈尔什科夫（M. K. Gorshkov）

过去的10年是俄罗斯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家在研究上展开积极合作的10年。这远不只是通过学术代表团的互访、著作的出版、研究成果的分享、学术会议和专题研讨会的共同举办所达成的经验交换。实际的合作已涵盖了一些关键性的议题，如两国社会学家在对以往研究进行二次分析的基础上所做的比较研究。在最近的几年里，比较研究真正建立在了相互认可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这在学术著作的联合出版方面有所体现，受到了俄罗斯和中国学术界非常积极的反馈（戈尔什科夫、李培林、格伦科娃，2012: 512；戈尔什科夫、李春玲、格伦科娃、科兹列娃，2014: 424；戈尔什科夫、科兹列娃、李培林、迪霍诺娃，2016:424）。通过主要的信息平台，我们也将它呈现给了俄罗斯民众。

这些卓有成效且具有重大意义的合作正被进一步地推进，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培林先生的全心投入。最近，他重申会竭力推动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开展的中俄中等收入群体（在俄罗斯通常被称为中产阶层）的研究。

社会学研究的这一领域对于世界大国来讲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谈及俄罗斯与国际社会的一体化（这里所涉及的不只是在全球舞台上找到某一个点，而是找到一个与国家巨大人才潜能和丰富自然资源相匹配的面），那么显而易见，应对这一挑战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具有竞争潜力，不断开发这些潜力可被视为在当代世界中一个国家的关键之举。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多年研究表明：确保俄罗斯全球竞争力的使命与公众恢复这个国家作为世界领袖的荣耀和权威的想法有着内在的关联。这也是加强俄罗斯人民自我价值感和自尊感的关键，不仅关系到对外政策还关系到一系列重大国内问题的解决。后者无疑包括了一个作为国家最基本任务之一的挑战，这也是国家最不可控的一个挑战——造就一个广泛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在这里指的是一个社会实体，其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是起到社会安全缓冲器的作用以及提供新的高素质的劳动力。

在现代社会中，中产阶层问题的解决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古代东方和古希腊的哲学家早已观察到在社会最顶层和最底层之间，存在一个相当规模的、有着理性思考的、有可能确保国家稳定的中间群体。例如，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指出，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比其他任何阶层更倾向于遵从理性、法律和正义的原则，而富人和穷人则不会尊重这些原则。

两千年以后，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马基雅维利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无论是将国家的治理委托给富人还是给穷人都不可取。更晚时期的哲学家（霍布斯、洛克、卢梭）非常明确地指出，本质上不平等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一定会导致诸多的灾难和问题。尽管在特定的时代回顾和分析这些问题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但是阶级和社会分层的理论背景却已形成。

在某种意义上，接近现代的阐释、有关中产阶层的首部著作和首次讨论可追溯至19世纪的美国。数十年后，中产阶层也开始成为欧洲专家辩论的话题。然而，有关分布广泛的中产阶层的兴起的学术文献并非源于19世纪，而是在后工业社会转型时期。这是以与贫富间极端对立消失的社会的形成、高素质专业人才和专家在数量上的增加以及生产设备的广泛使用为背景的。随着第一个股份制公司的创建，一大类新型工人（管理人员）出现了，这促使社会和经济政策在全球（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美国，50年代发生在西欧）发生改变：国家的优先事项从扶贫转移到了扶持中产阶层。

在业界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甄别社会阶级、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最精确的体系是由韦伯、索罗金等社会学家发展的多维社会分层的概念组成的。西欧传统社会学最初是基于个人的一般社会地位的得分来界定中产阶层，这取决于他们的职业、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后来，考虑到中产阶层的规模日益扩大以及需要对其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一个单一的、一元化的中产阶层的概念被“旧”中产阶层（主要由小企业主构成）和“新”中产阶层（包含了受雇用的高素质专业人士）的概念所取代。然而，这种模式也逐渐开始失去适用性。

如今，为一个不能被归类为富人和穷人的社会实体寻找一个术语的必要性，促使西方社会学家不仅要谈及中产阶层而且要谈及中等收入群体，而他们“由于内部的多样性，不能被视为一个单一的社会实体”。然而，在社会结构大体上与20世纪70年代中欧的社会结构相似的俄罗斯，发展我们自己的中产阶层概念仍然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其在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得以体现，在21世纪初的俄罗斯社会分层研究中，几乎没有什么话题比中产阶层这一问题更能引发人们的兴趣。随着最优化的社会政策模式的发展以及在各政府机构的努力下，中产阶层越发受到重视，而且，作为俄罗斯到2020年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甚至将中产阶层的增长目标定为全国人口的60% ～70%。随着政府准备正面应对这一挑战以及中产阶层的规模正从一个理论学术辩论的话题转变为一个实际的政策问题，每个研究这一课题的人都身负重任。

多年以来，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直参与应对这一颇具挑战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正试图采用严格科学方法对经验数据和社会学事实进行细致分析，通过推理性的磋商来找到解决关键问题的方案。

为俄罗斯中产阶层的本质进行把脉的首次尝试可以追溯至20世纪的最后一年，适逢俄罗斯经济正从在1998年达到顶点的那场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开始复苏。当时许多人试图确认新生的，仍然羸弱的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中产阶层是否已经被危机所吞噬。我们的工作组在1999年春进行的研究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中产阶层规模已经变得很小，可它确实幸存了下来（戈尔什科夫、迪霍诺娃，1999）。

2003年，我们在俄罗斯中产阶层研究上进行了第二次尝试——一次全国性的调查，被调查者不仅包括全国各地有代表性的受访者，也包括最富裕人口阶层这一特殊子群体，这样可以更好地分析有关中产阶层的数据。研究人员主要感兴趣的是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普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与中产阶层福祉有关的问题以及在后危机时期中产阶层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动态变化（戈尔什科夫、迪霍诺娃，2004）。

大约10年以后，在2014年2月，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组对俄罗斯中产阶层再次进行阶层研究，其主要目的是对历经20多年改革的俄罗斯中产阶层的范围、结构、特点、社会作用和发展前景进行评价。

这一目的决定了我们的研究目标：

·在现代的俄罗斯，谁可以被称为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据何种地位？

·中产阶层所从事的典型工作是什么以及其具体的演进方式是什么？

·中产阶层目前最典型的消费模式和生活质量是什么？

·俄罗斯中产阶层力主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是什么？

·政府与中产阶层之间是否有任何形式的相互支持与合作，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期望是什么？

·我们能怎样描述中产阶层在改革后的俄罗斯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其地位认同的情况如何？

这一研究的实证数据来自一项定量调查结果。这项调查的调查对象既涵盖了代表整体人口的受访者也包括了一组追加的代表俄罗斯中产阶层的受访者。这些结果被输入SPSS程序中且被用于构建了三个数据库（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库、一个追加的中产阶层受访者的数据库以及一个由前两个数据库相结合的数据库），采用权变分析、多变量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我们对所得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由于克里米亚的回归和石油价格的暴跌，对外经济政策和政治舞台发生突然变化（导致在2014年末和2015年初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我们在2015年10月展开了一项新的针对中产阶层的全国性研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在金融危机前后各中产阶层子群体成员的典型特征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那么这些变化究竟是什么（戈尔什科夫、迪霍诺娃，2016a: 368）。

截至2014年春（在这场最近的危机的活跃期之前），如果我们使用相对刚性的标准（在本书将有更详细的说明）的话，中产阶层的比例占到俄罗斯总人口的42%（占到俄罗斯就业人口的44%）。

然而，就像任何其他社会群体一样，中产阶层并不具有同质性。它可以被分为两个子群体，第一个是中产阶层的核心群体，是一个由最能彰显中产阶层特质的成员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实体；第二个是中产阶层的边缘群体。

成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家庭中的人们构成了中产阶层的中坚力量。但作为核心阶层，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是勉强占到了中产阶层成员的一半。这意味着，目前有大量的新成员进入成为中产阶层的核心，这超越了俄罗斯中产家庭阶层世代相传的规则。在父母没有完成中等职业教育的每五个俄罗斯人当中也有一人属于中产阶层（在80%的受访者中，这样的俄罗斯人认为他们自己处在中产阶层核心群体的边缘）。在46%的受访者中，如果其父母中的一人或两人完成了中等职业教育，那么就确保了他们的孩子可以成为中产阶层。如果父母中的一人或两人完成了高等教育，那么其子女成为中产阶层的可能性就增长到了约70%。有超过半数的父母中的一人或两人完成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受访者认为他们自己属于中产阶层核心群体。

对社会学调查数据的分析让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受访者对自己在俄罗斯劳动力市场中的境遇的态度，与他们是否属于中产阶层具有十分显著的关联。如果他们自认境遇较好，那么他们的自我感受则乐观得多；而一旦他们的自我感受好于俄罗斯人的普遍感受，那么他们的境遇通常会更好（在有些受访者中会十分明显）。

研究数据揭示了在俄罗斯社会存在某种“社会失衡”。我们认为，失业率较低且相对稳定的劳动力市场情况（基于所获得的数字而得出的判断）与人们对未来两三年会失业的恐惧（这种恐惧困扰着超过40%的俄罗斯就业者）之间存在矛盾。

虽然这种恐惧看似不太合理，但却有着许多藏匿于其背后的客观且合理的缘由，而这无疑包括了社会保障的缺失以及国家在防范失业方面所采取的社会措施的低效。同时，由于拥有更加稳定和更具回旋余地的工作，俄罗斯中产阶层的成员（特别是其核心成员）远比其他人缺少了对可能失去工作的担忧，他们认为这些事情的发生在短期内是“完全不可能的”，至少是“未必会发生的”。

在不同产业，尤其是不同经济领域中的就业模式方面，俄罗斯与典型的发达国家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见表0-2-1）。

俄罗斯与发达国家间不同的就业模式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俄罗斯社会没有步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同历史发展阶段，也就是说，俄罗斯仍处于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历史表明，这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是中产阶层的迅猛兴起，并成为一支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在这个阶段，中产阶层的主体是以占相对较大比例的半专业人士、办事人员、办公室雇员和其他类似群体，也就是说以具有中级资格的白领为基础，专业人士居多的第四产业人员占比则较低。如果我们看一看俄罗斯中产阶层的职业分布的话，那么这两种趋势（中产阶层在规模上的整体增长以及在其结构中具有中级资格的白领所占比例的激增）则一目了然（见表0-2-2）。

表0-2-2提供的数据揭示了两种主要趋势。首先，目前，中产阶层核心群体由专业人士（其比例最近已有所增加）以及各级管理人员和企业家（相比之下，其比例明显地在持续降低）所构成。其次，绝大多数高层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在2003年，他们还属于中产阶层的边缘群体）如今已经转变为中产阶层的核心，专业人士之所以成为中产阶层的核心群体是由于其地位，发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经济状况的改善，以及他们对自己作为中产阶层的认知的形成。因此，就职业类型而言，中产阶层的核心群体和边缘群体比他们在21世纪初时更具同质性。毫无疑问，这应被看作一个积极的发展，反映出了一个总的趋势，预示着后工业时代广泛的中产阶层的兴起，这是任何国家的中产阶层在此阶段都具备的典型特征。

俄罗斯应不断完善经济政策，改善高素质的专业人士在各行业、各地区、各就职场所的薪酬状况。如果能这样做的话，人口中另外的2% ～3%的人便可加入中产阶层的队伍。此外，若受过相对高水平教育的退休人员（由于其先前的社会地位，即便退休，他们也能被视为中产阶层）所支持的社会政策得到落实，中产阶层的比例还能够增加五六个百分点。换而言之，在诸多利好之下，中产阶层在未来几年比例能够达到总人口的8% ～10%。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推断，俄罗斯目前具有这样的潜力：从经济上看，中产阶层的规模可能占俄罗斯人口的一半，尽管这并非“中产阶层占三分之二的社会”（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欧发达国家的典型特征，当时这些国家与俄罗斯如今正在经历的发展阶段处于相同的历史节点），但仍然造就了一个广泛的中产阶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培林先生认为，中产阶层在中国发展的关键在于跨越两个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在俄罗斯，这方面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它不仅仅局限于收入方面。如果我们准备拿西方国家中产阶层现有的定性和定量的特征进行比较来讨论俄罗斯中产阶层地位的具体特点的话，那么我们便会发现关键性的差异并不完全在于数字。俄罗斯的主要特点是涉及第四产业的中产阶层成员在数量上相对较少，这与西方主要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而且经常徘徊于中产阶层边缘的社会群体所占的比例也一直在增长。

因此，当世界最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的演变走向极端化（受雇于高技能和低技能岗位的人越来越多，而受雇于中等技能岗位的人则日益减少）的时候，俄罗斯的中产阶层则正好相反，从事日常非体力工作的首先是那些具备中级资格的白领工人。在这方面，俄罗斯中产阶层的兴起与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在四五十年前的进程颇为相似。俄罗斯正在经历那些国家经历过的。其实，俄罗斯中产阶层在规模上持续增大，一方面是由于办事工作人员的大量涌现，另一方面则是在商务和客服领域中学历相对较高（至少接受过中等职业培训）的一般雇员的激增。

这些差异反映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现阶段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趋势，即俄罗斯中产阶层以吸纳具有中级资格的同类劳动力大军方式而得以快速增长。在中等技能和低技能工作岗位增加的同时，需要高技能脑力劳动的新型工作的增加则不太明显。出口方面的积极走势——能源商品高价格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可以不断增加全国各地平均工资的唯一看点。而这种平均工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再分配而非市场机制来实现的。

在俄罗斯中产阶层目前的扩张模式下，整个人口特别是中产阶层的收入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在经济领域中任何潜在的危机事件将导致俄罗斯中产阶层规模的萎缩。就像在2008年和2009年所发生的那样——金融和经济危机引起了中产阶层边缘群体十分明显的“崩溃”（在2009年，中产阶层数量减少了1/4，从危机前的20%缩减至危机后的15%）。一个不太明显但类似的过程发生在2014～2015年，尽管它实际上并没有导致俄罗斯中产阶层在规模上出现剧烈的缩小，但中产阶层成员不得不对他们一些习惯性的消费模式（膳食、服装、休闲活动等）做出改变，但这一群体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却保持了与危机前相同的水平（40% ～42%）。

谈到中产阶层的基本发展，其持续的增长只发生在俄罗斯完成工业化并开始过渡到后工业化时期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只有国家扶持“知识经济”并使整体经济结构多元化，中产阶层持续增加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总之，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在2015年10月进行的关于后改革时期俄罗斯社会中产阶层的研究，使用了一组被俄罗斯和中国社会学家都认可的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标准，这为本书提出的比较分析奠定了基础。尽管这并非两国社会学家第一次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如此深入的梳理脉络的研究与分析，但我认为它还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我希望这将有助于我们两个团队进一步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