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助力中医药生存和发展

第一章中，笔者说明了之所以从人文社会科学和管理决策角度给“中医药”下一个定义，既是因为开展国情调研工作的需要，同时也是因为笔者个人知识、能力和精力的有限。而在本章中，笔者希望说明从人文社会科学和管理决策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医药有关问题的有利和必要之处。

一 近一个时期，医药问题已成国家和民众高度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

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些问题需要国家和民众关注。而且在诸多问题中，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关注重点也会有所不同。然而，近一个时期中，看病吃药的问题，直接的说法是“看病贵”“看病难”，居然成了让我国各地各界，从高层领导到广大民众都普遍不安的重大问题之一。更有少数群众甚至把“看病、子女上学、买住房”比喻成新时期的“三座大山”。“地球人都知道”，国家和民众之所以高度关注医药问题，并不是医药的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出现了突发问题，而是医药服务的运行管理以及相关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出现了问题，而且是难题。对于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决策管理研究为重点的国情调研工作而言，这一类问题无疑必须重点关注！

从国家角度讲，奉行“国以民为本”的立国、治国大道，“保民安民”自然就是施政第一要务。从民众方面看，通常所说的“民以食为天”其实并非绝对正确。俗话说天有“九重”，从根本上讲，“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才是第一重天！因为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是追求生活理想和事业目标的基础的基础，否则一切理想和目标的意义和价值都会大打折扣，甚至毫无意义。而保障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所借助的外部关键手段之一就是医药服务。故此，对于有关民众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问题，国家责无旁贷，必须及时、妥善地加以解决。

近代以来，源于对科学本质的一知半解而产生的对物质有关科学的盲目崇拜在我国逐渐成为风气和时尚。非但在普通民众中，就是在各界专业人士里，都不乏其人。表现在医药相关领域，就是把西医药学当作科学的正面榜样，而把中医药学当作“不科学”的反面例子。但持有上述观点的人们似乎还没有认真地反省过：为什么尽管从科学技术的角度而言，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西医药学和西医药产业（行业）所高度依赖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科学技术一直都在快速地更新、发展，甚至还有不断加速的迹象，然而恰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医药问题却成了全球范围内既不论医药产业（行业）发展水平如何、医疗保险制度为何种，也不论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又为何，几乎所有国家的重大社会问题！就连号称“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美国，医药政策竟然也因此而成为竞选总统的核心政纲、成为朝野两党斗法的焦点！由此难道还不足以证实医药问题之严重吗！？

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还可以勉强把“看病贵”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一个费用问题、经济问题的话，那么要准确理解“看病难”究竟“难”在何处？因何而难？可就复杂多了。大而言之，笔者认为这个“难”不仅与当前医药界防治疾病的技术能力、与医药产品（广义的，包括服务产品）的供求关系失衡状态以及医药有关的社会保障制度设定等因素有关，甚至与求医者和行医者双方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本质认识、双方对医药从业人员应有的职业道德的认识，等等等等的认识差别，都有一定关系。然而限于笔者的学识和精力，在此只能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1．“现代疾病”的产生和高发趋势使民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遭受严重威胁，然而当前医药的技术能力、医药资源的供给等诸多方面客观上尚不足以有效解除此类威胁

现今我们的医药工作不但需要面对人类过去的疾病谱系中已有的疾病种类，而且面临着“现代疾病”的不断产生和渐趋高发的态势，这一情况无疑对民众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了新的重大现实威胁。

在“现代疾病”中，我们可以粗略地区分成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两类。

生理方面的“现代疾病”之所以会产生，主要原因似可简单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中较为普遍和严重的是化学污染和物理污染。追根溯源，就是单纯为了增加地区生产总值、为了获取最大商业利润来满足物质享受欲望，不加区别和节制地片面追求和强调现代科技的研发和应用，结果造成不少科技手段和成果被不当应用甚至滥用，从而产生了多领域、多层次的严重化学污染和物理污染。做这样的分析结论，其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近年来陆续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几乎没有一个不和不当应用甚至滥用现代科技成果有关：从最常见的过量施用化肥到滥用农药、添加剂，再到瘦肉精、苏丹红、孔雀绿、三聚氰胺……哪一个不是用现代科技手段研制而成？！个别的甚至还曾被作为科技成果而予以奖励！化学污染和物理污染问题已经严重到连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所需“空气、水和食品”都不够安全。

除此之外，生理有关的“现代疾病”还有因不当使用现代医药手段而产生的医源性疾病和药源性疾病。有一种解释说，医源性疾病和医院获得性感染密切相关，但又可区分为诊断性医源性疾病、治疗性医源性疾病和护理性医源性疾病三类。药源性疾病则是在预防、诊断或治疗过程中，不当使用的药物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人体后诱发的生理生化过程紊乱、结构变化等异常反应或疾病。无论是医源性疾病还是药源性疾病的发生既与医疗技术水平密切相关，也与医务人员能否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和尊崇职业道德密不可分。在百度搜索中使用“医源性疾病”和“药源性疾病”作为搜索主题词，显示相关网页已经达到了上亿个。

尽管目前我国对于医源性疾病和药源性疾病的调查、统计制度还很不完善，但一定程度上罹患此两类疾病的人数规模联系到近些年就诊人数的迅速增长是可以有所想象的。在笔者搜索到的有关文献中，有一篇2007年由医药专业人士写作的比较严肃的科研论文披露，我国某医疗机构对6668例尸检的调查分析表明：医源性疾病中仅诊断性医源性疾病一类“20世纪50、60、70和80年代分别为28.7%、29.1%、36.7%和32.5%。提示医学科学和诊断手段的进展，未能有效地解决临床误诊问题”。而药源性疾病方面，虽然存在调查、统计制度不健全的问题，但数字依然触目惊心，“在我国，据卫生部药物不良反应检测中心不完全统计，每年约有250万人因药源性疾病而住院，死亡19.22万人。长沙、武汉、北京等地调查死亡病例，发现与药源性死亡有关者占5%～17%”。“目前，我国大约有2000万名聋哑人，其中80%与不合理使用抗生素有关，儿童居多。”尤其值得警醒的是，近些年来，各地陆续报道了新生儿对多种抗生素耐药的多起病例，母体的药源性生理问题已经贻害到了“祖国的花朵”！从全球范围看，“WHO在过去的统计表明，全球有1/3的患者死于不合理用药。药源性疾病是列在心脏病、癌症、肺病及中风之后的第五大疾病，已成为全球居第五位的死亡原因”。

而心理方面的“现代疾病”渐趋高发则和在引入市场调节机制的大背景下，过分强调物质激励和财富效应，从而造成社会竞争加剧、工作生活节奏加快、人际关系紧张有着密切关系。典型地反衬了我国传统有识之士倡导的处世为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积极意义。

可以说，肺结核卷土重来、恶性肿瘤高发甚至显现低龄化趋势、抑郁症有增无减地袭扰各个年龄各种职业人群等，此类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都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化直接关联。因此，如果我们不能正视“现代疾病”产生的社会环境原因，尤其是可能和政策制度导向有关的原因，而只是单纯地因病治病、就医药论医药，那就必然会严重影响国家和民众对此类问题产生原因的重视，延宕以至贻误此类问题的整体和根本解决，造成国家和人民群众更大更多的健康和生命损失。

2．如何设置国民医药卫生保障制度已成世界性执政难题，必须加以破解

事实表明，不论医药产业（行业）发展水平如何、医疗保险制度为何种，也不论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为何类，为了维护人类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所耗费的医药费用连年持续和大幅度增长，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各国国家财政和民众难以长期承受的巨大经济负担。以中美两国的简单对比为例：2010～2011年美国人均医药费用就是我国的40倍左右。如果按照彭博社2013年公布的对47个人口500万以上国家的调查结果，美国的人均医疗开支为8608美元，而根据我国官方统计数据推算2012年我国全国年末总人口的年人均医药费用为1270元左右，依然在40倍以上！如果国内有人非要照搬发达国家如美国以当代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最新发展为主要技术支撑的医疗模式，以此作为我们医药体系的合格标准，那么，拿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即使人们不吃不喝，都不够看病用。这种情况非但现在是如此，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都不会有根本改变。

3．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在近十年的国情调研中，笔者认识到并坚持阐释这样一个原理：在大多数情况下，解决社会性问题的技术路线、经济成本和社会政治影响三者之间存在着非常直接的线性因果联系：不同的技术路线往往要付出不同的经济代价，而不同的经济代价又决定了运用这种技术方法的体制和机制是否能稳定和可持续运行，对社会政治状态会有直接影响。在技术方法的选择上，至少需要考虑所采用的技术对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技术的成熟程度（可靠性）和持续使用的安全性；而经济方面则要衡量采用此种技术所产生的成本的合理性和可承受性，同时明确使用此种技术和其他替代技术相比较在性价比上具有优势；在对社会状态包括对政治的影响方面，则必须在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下力争使前两者（技术路线和经济成本）具有可选择性（可替代性）和可持续性，因为没有选择和不可持续的话，安全系数就要打折扣。在这个具有因果作用的关系链之中，技术和经济两个环节或许还可以主要考虑物质方面的因素，但社会政治影响这个环节除了物质因素外还必须考虑到精神方面的因素，如对不同技术方法的心理和文化认同程度。

近年来，虽然医保制度的覆盖面扩展明显且迅速，报销比例里医保资金的支付比重有所提高，但医保资金的缴用矛盾也逐渐显露。无论是新农合，还是城镇职工和居民的医保，都有一些地区出现了当年资金入不敷出的现象。毫无疑问，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缴费的人数逐渐减少，而用费的人数和费用数量逐年增加，缴用矛盾必将越来越突出，从而迟早可能成为我国继续推进当前以扩大人均筹缴费用数额、改变相关支付主体的支付比例为重点的医改模式难以跨越的关隘。国家必须而且有能力制定和运作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技术成熟可靠、疗效明显、费用相对低廉同时预后也较好的医药卫生模式。这个模式的根本立足点必须是也只能是《宪法》规定的“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必须是也只能是党和国家“中西医并重”的医药卫生工作根本方针。

二 抓抢大好机遇、开创崭新局面，必须勇敢面对、深入分析和认真解决影响中医药健康、自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此方面可能有其独到功能

问题存在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解决问题的机遇存在。

回顾历史，自“西学东渐”伊始，中医药就不断遭受质疑和压制。从社会现实和本书有关章节对中医药有关统计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来看，中医药萎靡不振的状况，甚至直到20世纪之末仍然或多或少的存在。

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问题，多次重申要坚持“中西医并重”，明确要“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在中医药业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医药工作有了明显起色，面临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发展机遇。然而，中医药真要抓抢机遇、实现突破、开创崭新发展局面面临着不少问题和困难，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一些时间上跨时代的、空间上跨领域的问题和困难。对于此类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可能有其独到的功用。

在本书上篇第六章我们将要专门分析为何近代以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国内中医药会屡遭质疑、排挤和打击，从而陷入萎靡不振甚至渐趋衰退的主要原因，尤其是社会意识环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三个方面的原因。而与社会意识环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关问题的研究和破解显然需要运用人文社会科学和管理决策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

如果仅仅使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概念来识别，医药学似应更多地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这也是当前医药业内外多数人的认识。因为在他们看来，用生物学来认识人的生命和疾病问题，用化学、生物学来解决药物的研发问题，用物理学来创制医疗器械设备，治病的理论和技术就都不成为问题了。但是，这只是从狭义的自然科学甚至是微观的技术科学角度来看待医药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科学学科不同，医药学作为应用科学学科的显著特性之一就是，其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必须得到社会实践的验证，而且也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才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机会来实现自身的修改、完善和发展。如此，就使得医药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受众广泛的行业、产业，必然会受到所处的社会意识环境、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影响和制约。

在此问题上，我们必须了解的是，在医药学的学科属性方面存在不同的见解。仅举两例。一种比较浅显直接的观点，就是把医药学简单视为自然科学之中应用科学的一门学科，侧重关注医药有关的物质、技术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用中国传统理论中的术语“道、理、法、术、器”五个层级来评价，这种医药学主要处于“法”“术”的层次，以至于可以“形而下”到“器物”的层面来认识。另一种观点的视野较为宽广一些，认为医药学和其他应用学科不同：首先，医药学的社会实践主体和客体主要都是地球上各类生物中最智慧的生物——人类；其次，人类因血缘、历史、文化、宗教、地域等因素的差别具有很强的族群特色，从而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本质存在不同的认识和信念；再次，医药学的作用客体是生命，是与生命研究关系密切的科学学科，但现有科学分类方法中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两个学科“都缺乏完整系统地研究生命（包括人类自身生命体）的学科和学问，特别是缺乏对人类自身生命体意识认知的专门学问”，因此，应该把生命科学作为“独立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之外”的第三类科学，而医学是生命科学的一个从属学科。笔者赞同完整意义的生命科学应该有别于单纯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但又是以有机地跨接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方式形成的。这样一个层次的生命科学，包括其所属的医药学，就应该更多地具有“形而上”的内涵，具备中国传统理论从“道”“理”到“法”“术”“器”的各个层次。

当然，区分医药学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方法不止一种。我们还可以将与医药学的实际应用密切相关的问题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时效性不强的基础性问题，如人体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心理状态、知识结构和意识能力对健康、对疾病有无影响，有影响的话又是什么影响，医药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政府、业界和民众在构建医药卫生体系和国民健康保障体系中各自应该如何定位和担责，等等；另一类则是比较具有现实性、紧迫性的问题，如怎样改善或消除“现代生理和心理疾病”产生的外部条件，中医药为什么会出现“弱化、退化、淡化、异化、西化”的“五化”现象，公立医药机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应该怎样设置才合理、有效，等等。

上述问题，无论是时效性不强的基础性问题，还是具有现实性、紧迫性的问题，都对医药学的社会实践能否正常平稳开展，对医药事业和产业（行业）能否健康生存和持续发展，存在着直接、明显乃至重大的影响，但这些问题却肯定不是仅仅用现有的自然科学知识理论就可以回答的。简言之，医药学，作为生命科学密切相关、直接所属的一门学科，作为应用科学的一门学科，将其应用于社会实践，必然要涉及人文、社会和管理方面的问题。

笔者在此所使用的“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应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的结合，即对社会中的人和由人集合而成的社会从各个层面、方向（分科）的研究活动、成果的总和。具体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民俗学、教育学、历史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而“管理决策”，则主要是说把中医药问题作为国情调研重大项目的对象，首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政府管理决策手段，解决那些不利于中医药健康自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三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助力中医药健康自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作用方向

1．哲学观念的不同是在不同医药方式选择中存在不同偏好的主要根源，提高哲学认识水平并自觉加以运用有助于医患双方的相互了解、有助于对中西医药各自特点的认识

中西医药都是人类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有效手段，但从哲学基点、认识论到直接目标和技术路线、方法手段都存在重大区别。在这些相关因素中，哲学基点不同是最根本的不同。正是因为哲学基点不同，才导致对“什么是生命？”、“怎样才算健康？”和“疾病是什么和如何发生的？”等关键问题的本质认识不同，进而对用以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的方向、方法产生了不同认识。在理论方面，如果不能准确区分中西医药学在哲学基点上的不同，就无法准确理解同样是医药，何以会产生两种如此不同的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也难以对这两种体系进行客观的比较和评价。在实践方面，之所以不同的民众群体，尤其是个体会在对不同医药方式（例如中医药和西医药）的选择中表现出不同的偏好，正是因为无论是患者还是医者，无论是有意识、无意识或是下意识，不同的民众、患者和医者所接触到的、所接受了的是不同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和价值观。

2．文化背景也会影响对医药方式的选择，传承好中华民族本体文化的同时坚持文化多样性原则是贯彻落实“中西医并重”基本方针的重要条件

文化多样性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宝贵历史遗产，更是新时期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但近代以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和在相当多的国别界别中，一方面，这种认识往往受到一些所谓“强势文化”的有意贬低、排斥和压制；另一方面，在试图反省自新、救亡图存的弱小或“落后”的国家地区里，又往往会被部分社会群体“矫枉过正”的认识方法自觉地舍弃放逐。不同的文化不仅有外化表象的区别，而且存在内在实质差异；不仅语言文字形式迥异，而且行为习俗规范不一。由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不同，因此，不同文化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不同“生存式样系统”。理解了文化的本质和要义，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对医药方式的选择产生直接影响。抛开具有明显差别的中西医药不说，就是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传统医药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同传统文化影响。比如，汉民族地区流传的传统医药偏重使用植物药材，而同样是中华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有的兄弟民族就偏重矿物药材或动物药材更多一些。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文学、历史学、民族学、伦理学、民俗学等都属于广义文化的分类学科或与广义文化密切相关。和哲学观相比较，文化可以说是对不同医药方式选择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3．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决定不同医药学及其应用体系的社会地位和发展方向

党的十八大把“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作为重大决策，成为新时期一切工作包括医药工作在内的战略导向，号召举国上下都“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这是我国党政核心领导机关对于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模式的重大改进和完善。

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除了和主观因素（如宇宙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有关外，和客观因素如自然资源禀赋的拥有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能力乃至国家周边环境等等也有关，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模式选择。“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多数国家把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作为社会发展目标模式来追求。在这样的社会发展模式引导下，自然界仅仅是人类发展的利用物甚至是对立面，只要能够通过扩大产值规模（经济学中的“增长”）或增加创新发明（经济学中的“发展”）来增加人们的物质财富和享受，生态环境是可以被忽视、被牺牲的。而生态文明恰恰是人类在片面、过度追求工业文明、科技文明并遭受到由此造成的（或意识到将要遭受的）种种恶果之后，幡然醒悟到：唯有高度重视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切实恢复、保护人和自然万物的和谐共生关系，人类才有可能真正长期享有“文明”所带来的满足和幸福，所达到的对文明的新的高度追求。

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综合产物。“生态文明社会”作为关系我国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建立在国民全体对生态文明的深切认同基础之上，并全面体现在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之中。作用于维护人类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医药领域无疑是其中关键的一环。我们不妨简单地举一例，同样是治病救人的药物，从生产过程到产品应用，人工化学合成物质和天然物质在自然环境条件下的消化降解程度和速度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把生态文明作为社会发展目标模式，那么，此种区别是否也应该有所考虑和取舍呢？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构成部分的中医药从认识本原上强调的就是“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因而无疑是全球医药领域内体现生态文明理念的典范。

4．经济学研究，尤其是卫生经济学和经济利益分配机制研究直接影响中医药内外生存和发展环境

无论是计划管理还是市场调节，效率、效益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效率、效益等角度的分析入手对中医药产生多方位的影响。

宏观方面，站在国家立场，首先从产业角度看，中医药具有一次、二次、三次产业齐全的完整产业链，是典型的民族传统产业，群众认可度较高，市场需求旺盛，构成了我国在世界医药产业中的核心竞争力，在国家产业结构布局、拉动地区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等多个方面都应该重视中医药问题；其次从社会医疗服务角度看，经济学的研究可应用于对各类医疗保障制度，从社会福利性质的到商业盈利性质的，应该如何根据社会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国家财政和民众收支状况、疾病发生率和危害程度等因素来区分不同医疗保障制度的各自针对人群以及筹资、使用和监管方法，确保广大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得到层次清晰、侧重各异、合理可行的医药卫生保障。在覆盖面较大的新农合、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三类中，可以说，甘肃省“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基础的问题，用尽可能少的费用维护人民健康”的医改基本方针，应该就是卫生经济学研究成果最通俗的表达。按照这个思路，难道我们还需要担忧中医药如何在医改中发挥作用的同时争取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吗？！

微观方面，首先是对医药行业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设置，明确引导政府资源和民间资源各自定位，使得以国民福利性质为主的公共基本医药卫生服务和以商业盈利性质为主的个性特殊医药需求服务实现边界清晰、分工合作、平行互补；其次是对各类医药企事业机构，通过资金投入和税收等经济杠杆妥当调控各自及相互之间的合理收益区间，使中医药机构和从业人员合理合法地得到应有的经济收益；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学及其分支和衍生学科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

5．法制规章研究为中医药明确应有社会地位、制定合理的行为规范和保障必需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法律法规的设置依据是法理，法理的基本精神和学理在很大程度上就应该是制定法律法规的方向和尺度。而要讲学理，就应首先肯定中医药和西医药是两个不同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以此为基础来分别制定能够遵循两者各自的规律、符合各自特点的法律法规。《宪法》“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党和国家“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关系到国计民生，必须在医药卫生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得到认真、准确的体现。那种考中医类别执业医师资格要考西医内容，考西医类别却不用考中医内容；把西医命名为“临床”类别，而中医看病不算“临床”的法规显然有悖于《宪法》规定与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

因此，加快国家“中医药法”和相关配套规制的制定进程，使之尽快完善并通过审查进入实施，对于真正把中西医药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对于明确中医药的合理行为规范，保障中医药健康、自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运作空间，让中医药的特色优势在养生保健、疾病治疗、防疫应急等各个领域都能有合法、公平的施展机会，具有特别重大、非常紧迫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笔者在此也要强调指出：尽管我们现行的法规，至少是《执业医师法》和《药品管理法》及相关法规，不仅存在着明显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或曰“以西治中”的问题，而且即便就是这些某种程度上存在违背中西医药应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原则的问题的法规，在实际执行中还又更进一步地“向西”方向走偏和强化了。也就是说，不但在法规制定过程里中西医药学的学理没有在法规内容中得到合理体现，而且执法主体对法规的理解有偏差、执行力明显不足。然而，我们依然赞成“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根本原则不能动摇。《中医药法》既然是法，而且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中医药的法”，相关立法、执法机构就必须高度重视此法在学理上的合理性和执行过程的可操作性，要确保该法对中医药的健康自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将产生正面的积极的影响，而不是相反。从这个角度讲，笔者更倾向于“宁缺毋滥”的立场，否则勉强地仓促地出台一个对中医药存有偏见，特别是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医药正确的发展方向的法规，并运用行政管理的力量将之推广应用于社会的医药实践，其结果给中医药造成的负面、消极影响极有可能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难以估量，且更难以消除！

6．管理学、市场学研究有助于切实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使其成为我国在国际医药业中的核心竞争力

“科学无国界、利益有主体”，作为与人类生死存亡直接相关的领域，医药市场存在着巨大商机。历史和现实都向我们提示了如何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长盛不衰的规律，那就是建立、培养并努力保持核心竞争力。可以说，核心竞争力是市场竞争中最重要的制胜法宝，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特征就在于其不易被模仿和难以被取代。而今，我们看见绝大多数的产品在飞速地更新换代，企业则前赴后继地萌生和死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缺乏不易被模仿和难以被取代的核心竞争力。在世界医药市场中，诞生仅仅300多年的西药产品，已有70%以上的品种被淘汰，而反观五千年前诞生的中医药却历久弥新，在战胜SARS、H1N1，治疗AIZ等当代重大流行病、传染病中依然能够发挥独特而有效的作用，这就充分证明了中医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作为我国在医药和文化领域中的核心竞争力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扶持。

我们不妨引用一些数据来支持以上所做的市场分析结论。当前，现代医药研发，尤其是常见高发病和重大流行性疫病的防治药物方面，已形成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格局。一个能够有效应对全球性重大疾病的西药产品，研发资金投入平均超过了10亿美元，个别的甚至已经达到了20亿美元，按现行汇率折算，相当于66亿～132亿元人民币。研发周期也超过了十年。西方国家发明并主导的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一直是确保创新者获取丰厚创新利润的法宝，但在人工化学合成药物的耐药性、毒副作用难以克服，研发难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这一制度不但进一步强化了医药巨头在创制新药方面的垄断地位，而且成了推高药品价格，增加财政和民众医药费用负担的利器。2011年世界医药公司前10强完全被欧美发达国家占有，其中美国就占了四家。而同年我国最大的医药企业年收入仅为世界医药第10强的1/10、利润的7‰！我国最大的医药企业的净利润仅占年收入的1.66%，而对方是24.2%！因此，在现代药物领域，在经验积累、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经济投入和创新成果临床应用等多个方面，我国都处在相对劣势的地位，且短期内无法实现根本突破。然而，相比之下，在国际医药领域我国原创的传统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却异常突出。

7．对教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才有可能让院校成为培养合格中医药人才的主产地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各省份陆续开办中医药院校。数十年下来，学生数量不可谓不多，然而前一时期中医药长期萎靡不振的主要表现和重要原因之一却是缺乏真正合格的接班人。不能正视和不敢解决中医药教育问题，尤其是院校批量教育的内容和方式问题，中医药界就难以实现健康自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难以担当振兴中医药和复兴中华文化文明的历史使命。

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这个定义是狭义的定义，因为它只侧重提了“新生一代”“社会生产经验”。而中医药人才的教育培养，仅已有形式而言，除了现时流行的“正规院校”批量化教育之外，还有师承、家传、自学（“自我教育”）等。教育对象也不仅是“新生一代”，还有从业人员的在职教育（“继续教育”）和作为受众基础的科普教育。

近期我国中医药院校教育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相当突出。其一，教学内容普遍实行中医药、西医药和外语等公共课程等量齐观的“三三制”。这相当于把大专院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从培养中医药专业人才变成了培养医药业的“通用人才”。有专业人士认为，现在的中医药大学本科学生在校实际所学到的知识和从业后在最好的状态下实际所能应用的医药知识技能仅仅等同于“半中半西”两个中专学历的初级人才。其二，现代的“科学”一词自从引入中国就被解释为“分科之学”，当代“主流科学”的变化趋势也以不断细分还原为主要特征之一。可是，我们对院校教育方法的原则表达却是“依据学生个性特点为基础将科学文化知识内化为学生素质、建立起学生认知神经系统及行为技能与习惯、最终形成学生生产生活和科研能力以满足社会需要”。就这样，固然强调了“因（人）材（之区别）施教”，却忽视了“因学（科之别）施教”！如前所述，中医药和西医药是两个从哲学基点开始就非常不同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所以只有清醒地认识中西医药学科各自的特点，遵循中西医药人才成长不同的规律，把“读经典、重临床、跟名师”作为合格中医药人才的主要培养路径，我们的院校才有可能成为培养名副其实的中医药人才的摇篮而不是“事与愿违”地扭曲成培养中医药“掘墓人”的现代工厂！

8．文化学、传播学研究帮助中医药选择走向世界的正确途径和方法

如前所述，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系统”，在学界中甚至有“文化基因”的夸张说法。不同的哲学信仰和文化理念对人们选择医药服务类别（例如中医还是西医、激进疗法或是保守疗法）存在重大影响。在远古时期农耕和狩猎两种主要生存式样系统之间就有信仰和理念的区别：农耕必须因应天时地利，和则相生，狩猎则只能是你死我活，以命相搏。工业革命发生之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区别更加明显、巨大，这种区别产生的原因甚至成为学术泰斗的不解之谜（“李约瑟难题”）。因此，要实现中医药服务全人类健康的良好意愿，就必须寻求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能够准确诠释和宣介中医药信仰、理念和知识，有效开展中医药方法和技能的服务实践的途径和方法。在此方面，通过文化学和传播学的研究，把中医药的哲学和人文理念整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宣传和交流的各个方面，如：在孔子学院开设中医学习班、中医药文化课程等，在我国中医药院校吸收国外留学生，在我国境内开展的涉外旅游观光线路中勾连中医药名胜古迹，在国内中医药服务机构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和收治国外病患的服务，等等，首先经由国外知识阶层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可进而达到对中医药理念知识与方法技能的理解和认可，这样的做法更为符合人类的知行规律，从长远和整体而言效果一定比为了急于求成，在各种美妙动人的口号下不惜让中医药削足适履地去和西方医药学“接轨”更好。

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涉及中医药问题的，以哲学界为最早、最多。2007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将中医药国情立为调研对象和重大调研项目，极大地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和中医药界的交流和沟通。中医药国情调研组联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医典籍研究和英译工程”，会同各界有识人士提出了制定国家“中医药人文社会科学规划”的政策建议，如若采纳，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中医药的健康、自主生存和持续发展服务的功能必将有明显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