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渤海人是对唐五代时期生活在渤海国境内各族民众的总称。渤海国是唐五代时期东北地区以粟末靺鞨族为主体建立的地方政权，传15世，立国229年（698～926），是唐王朝的藩属国。渤海国始终“恪守藩礼，远慕华风，宪象中原”，形成了与唐朝“车书本一家”的局面，其国强盛之时，“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设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包括今中国东北地区大部、朝鲜半岛北部、俄罗斯滨海地区南部，被称为“海东盛国”。将渤海国历史问题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进行探讨始于20世纪初，至今已有百年。大体历经四次热潮。第一次热潮发生在清末民初，主要是对渤海文献的梳理，代表性成果为纪传体文献《渤海国志三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金毓黻先生所著《渤海国志长编》。第二次热潮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基于六顶山贞惠公主墓和渤海镇的考古发现，学界掀起又一次渤海史研究热潮。代表性成果为贞惠公主墓志的研究和六顶山渤海王室贵族墓地及渤海上京城遗址收获的整理。第三次热潮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王承礼《渤海简史》、朱国忱《渤海史稿》等以文献史料为中心的断代史问世。第四次热潮自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渤海国历史与考古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对已知的渤海国遗存进行再次发掘，同时又发现了一系列新的渤海遗迹，推动了渤海史研究日趋成熟。《六顶山与渤海镇》《宁安虹鳟鱼场》《六顶山渤海国墓葬》等大型考古专题报告相继发表，标志渤海史研究新时代的到来。魏存成所著《渤海考古》率先走出了以文献史料为中心的渤海史研究体系，代表了当前渤海史研究的新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出版渤海国历史文化研究学术专著35部，发表学术论文1000篇左右。总之，这些成果主要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角度阐释渤海国政治与外交、经济与物业、文化与宗教，其中焦点在渤海国历史归属、渤海国主体民族族属、大祚荣族属、渤海国社会性质等问题上。

关于渤海人社会生活的相关研究大多散见于上述著作对渤海文化或风俗习惯的介绍中。例如王承礼《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一书，关于渤海人社会生活的内容体现在“渤海文化”一章中，有“婚姻和家庭”“埋葬方式和丧葬礼仪”“衣食住行”，比较简略，大约5000字。魏国忠等人合著的《渤海国史》一书中关于渤海人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有所充实，以“衣食住行和风俗习惯”为名列为一节，但是，“骑射”、“打马球”、“围棋投壶”以及“滑雪”完全可以列到该节中，却分列至“文艺与体育”一节中，加上“饮食”、“服饰装束’、“化妆”、“团扇”、“养花”、“婚姻家庭”、“丧葬”、“节庆”以及“其它”等，共计13个方面，类别不清，条理较乱，比较繁杂。可见，以上两书皆有缺欠：一是材料太少，缺少必要的内容；二是选材太多，取材不当，繁杂而混乱，分类不清。而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渤海人社会生活的专著未见一部，文章也寥若晨星，如尚咏黎《渤海社会生活浅论》（《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尚咏黎的论文虽以渤海社会生活立题，但限于篇幅，简述了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和节日庆典，既不全面，也不完整、不深入。另外，与此内容相类似的文章仅有庞丽娟、姜华昌著《渤海国婚俗及妇女地位》（《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刘振华著《渤海人的丧葬礼俗和生活风习》（《博物馆研究》1992年第1期），宋德胤著《渤海民俗论》（《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可见渤海人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是渤海史研究中十分薄弱的环节。社会生活研究实际就是民生问题研究，民生问题是政权巩固、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揭示“海东盛国”长治久安的渊薮。

20世纪80年代至今，基于考古资料的渤海国都城、城址、城市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发现的渤海古城进行复查、确认、分类、实测和发掘，并有大量介绍、研究渤海古城的成果问世。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渤海上京城——1998～2007年度考古发掘调查报告》（上下册）（文物出版社，2009），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八连城——2004～2009年度渤海国东京城址田野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王禹浪、王宏北编著《高句丽渤海古城址研究汇编》（哈尔滨出版社，2007）。另外，整理出版的《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和《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收集了众多关于渤海史研究的文章，为渤海古城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基础性资料。学者或实地考察或利用这些考古资料在《考古》《文物》《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北方文物》等学术杂志上发表有关渤海古城方面研究的论文有百余篇。

关于渤海古城的分布、类型与分期、都城认定与形制等考古学方面的研究成为渤海史研究的主流。如吉林大学魏存成的《渤海城址的发现与分期》（《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1期）和《渤海的建筑》（《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4期），根据渤海城址的分布和规划布局将其分为山城、平原城，而且以平原城为主；以唐玄宗天宝末年渤海政权迁都上京城为线，将渤海城址分为两期：敖东城、城山子山城等属于渤海初期的城址，上京城、八连城、西古城、大城子等属于渤海中期的城址。其中渤海中晚期城址体现了隋唐都城长安城规划布局的风格，这无疑是隋唐中原制度和文化对渤海国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黑龙江省博物馆刘晓东的《渤海上京城“三朝制”建制的探索》（《北方文物》2006年第2期）对渤海都城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渤海国早期都城、中晚期都城遗址的认定标准，认为西古城、八连城是文王大钦茂时期的都城建制，是内外二重城制，现存上京城遗址是历经大钦茂、大仁秀、大彝震不断完善的最终形式，是三重城制。吉林大学宋玉彬在《渤海都城故址研究》（《考古》2009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了渤海都城的辨识标准，认为渤海都城与渤海五京在城市建置方面存在质的区别。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物保护中心李强的《西古城性质研究》（《北方文物》2014年第4期）以考古发现获取的城址形制和功能为切入点，认为西古城为单城形制，其性质分为两个时段，唐天宝年间是第三代王大钦茂的王城，天宝之后至渤海灭亡是渤海诸王的陪都。

另外，渤海国中小城址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代表性成果有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永军的《渤海中小城址的初步考察》（《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根据城址面积和周长将其划分为府、州、县城，以唐代“天宝末，文王大钦茂徙上京”为界，将渤海城址分为前后两期。有些成果是在实地踏查和考古工作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从渤海古城入手来考证渤海国京府州县建置、疆域、人口、经济以及交通等，如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王承礼的《渤海的疆域和地理》（《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4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魏国忠和朱国忱的《渤海人口考略》（《求是学刊》1983年第6期）。延边大学方学凤的《渤海城镇浅议》（《延边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认为渤海国城镇是随着其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军事防御的需要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地方的府、州、县的城邑也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而兴盛起来，成为各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中心，但其城镇的分布不平衡。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杨雨舒的《简论唐代渤海国五京》（《东北史地》2009年第3期）提出了以五京为核心的渤海国城市体系形成与发展的规律性，认为五京对唐代东北地区城市的发展，乃至对辽、金两朝城市的发展和布局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大连大学王禹浪等的《黑龙江流域渤海古城的初步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年第12期）认为渤海古城址不仅分布在河谷平原和江河两岸，且在原始森林中也有众多分布。朱国忱等合著的《渤海故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详细介绍了作为著名古都的上京龙泉府遗址的概况及遗迹遗物，探讨了上京龙泉府的兴衰历程。这些古城址的发现，不仅揭示了当时渤海国行政建制的规模、疆域四至，也为了解渤海国东北地区的城镇化过程提供了大量资料。

国外研究渤海国史的主要国家是日本、俄罗斯、朝鲜和韩国。俄罗斯和日本学者对渤海古城址的调查与挖掘次数多，成果丰富。20世纪初，日本成立了东亚考古学会，在东北地区进行掠夺式考古。1933年6月，以原田淑人、池内宏等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开始发掘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对大量的宫殿、寺庙、陵墓、外城墙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些金属制品，如铁户枢、忍冬纹铁制门饰，以及其他手工工具等，并发现一枚日本古代铜钱。关于此次发掘出版了《东京城——渤海上京龙泉府址的调查发掘》（简称《东京城》,1939）。二战后，日本的渤海史研究一度沉寂。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日本的渤海史研究再度活跃。如鸟山喜一的《渤海史的诸问题》（1978）认为，渤海五京模仿唐朝五都又从高句丽五部那里得到启示，并对渤海五京及主要府州位置进行了考证。酒寄雅致、小岛芳孝等也分别从日本与渤海的关系、渤海都城建制及东北亚地域古代文化交流的角度对渤海早期王都、城址进行了研究。2013年，日本渤海文化研究学术带头人田村晃一通过《近期渤海都城研究的动向与课题》一文，对中国学者关于渤海都城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学术评述并提出一些质疑。

俄国学者在渤海考古方面成就突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史学界加强了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考古和历史的研究工作，发现并发掘了大量渤海的城址和建筑遗址，同时发表了大量论文和专著，其中不乏学术水平颇高的成果。1994年，出版了Э.В．沙弗库诺夫等著的《渤海国及其俄罗斯远东部落》，书中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开展的渤海文化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境内渤海考古走上了对外开放的国际化合作道路，俄韩、俄日、俄中合作开展渤海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俄韩合作对克拉斯基诺古城进行了持续发掘，出版了11份年度考古报告。克拉斯基诺城址已成为滨海地区渤海文化研究的标尺，城内各时期的渤海文化堆积层揭示了城内佛教寺院建筑的沿革以及按照道路区分的城市区划。《康斯坦丁诺夫卡1号村落址》明晰了滨海地区渤海遗存的分期和相对年代，也充分展示了渤海国发达的综合性经济，即耕作、畜牧、狩猎、渔猎及各种手工业。俄罗斯著名渤海考古学者А.Л．伊夫利耶夫在其著作《滨海边疆区克拉斯基诺古城与渤海史研究》（2005）中，认为克拉斯基诺古城是渤海国的盐州城，存在于8世纪上半叶到10世纪，后被契丹人遗弃。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与日本青山大学针对滨海边疆区的渤海古城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和发掘，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俄罗斯境内先后发现了40余座渤海古城，如科罗沙罗夫卡1号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马里亚诺夫斯科耶城址等，从古城收集到的文物揭示了渤海人经济和文化的特点。

朝鲜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重视研究渤海国史。1962年，朝鲜科学院院士朴时亨在《历史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为了渤海史的研究》，认为“渤海是高句丽人创造的国家”。近年来，在咸镜南北道会宁郡、富居里、北青郡等地发现了30余座渤海古城址。韩国东国大学李龙范在《渤海的成立及其文化》（1981）中，主张把渤海史作为韩国史来处理，认为上京城格局以唐都长安城为模型。韩国釜山大学韩圭哲、汉城大学宋基豪从渤海的政治制度入手分别对渤海古城的规模、分布等都有所研究。

纵观国内外关于渤海国史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渤海国的政治、经济、考古文化等方面，研究的角度也是历史学和考古学。显然，渤海人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比较薄弱，进行系统的研究十分必要。

渤海人社会生活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渤海人社会生活研究拓宽了渤海史的研究范围，丰富完善了渤海史的研究内容和学科体系。渤海人社会生活研究从社会史的角度诠释渤海与唐朝“车书本一家”“人文同源”的历史事实，进一步捍卫了我国学者“渤海国是唐朝藩属国”的史观。中国学者在渤海国学术研究方面推出《渤海人社会生活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将进一步凸显中国学术界在渤海研究方面的引领作用和地位。

郝庆云

2017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