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是关于英国工业革命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的思考。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英国工业革命是经济增长的分水岭。工业革命使人口、人均GDP、生产率等重要指标摆脱了稳态，世界经济进入现代增长模式。从历史的角度看，英国工业革命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技术上的卓越脱颖而出；工业革命后，由于在技术上没有成功追赶和超越，落后国家比工业革命前更落后，世界体系因为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不均而加剧了分化。

英国为什么是首先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要解答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很大程度上缘于从中世纪以来西北欧逐渐与欧洲其他地方以及东方的分流。这个分流的过程伴随着欧洲现代国家形成中的不同制度，也伴随着欧洲商人征服世界的贸易大发展。与中国相比，欧洲最特殊的地方在于经过启蒙运动后对有用知识的探求和积累。英国特殊的高工资、低价格能源的禀赋特征，受清教影响的勤勉、节俭、守纪等文化特征以及创新的社会氛围和社会网络成为英国脱颖而出的原因。

蒸汽机、火车、纺织机等既是工业革命的表象，也是其他国家争相向英国学习的本质内容，也就是说，工业革命的本质和表象都是技术革命。最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和19世纪引进英国技术的工业化国家获得了快速发展，不仅将非工业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还将非工业化国家以殖民地或者其他不平等的方式纳入了它们构建的国际体系中。后进国家能否实现成功赶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国际技术扩散中的承接意愿和承接能力。成功实现经济超越的美国是因为创新而产生了适合本国的独特技术，才避免了陷入“去工业化”和“资源诅咒”的全球化陷阱。

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国家技术水平决定了该国的国际地位。凭借第一个工业革命国家取得的技术和经济上的超然地位，英国按照自由主义精神建立了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度，主导欧洲国家瓜分了非洲，并在亚洲划分了势力范围。随着英国技术和经济地位的相对衰落，美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技术和经济上超越了英国，也造成了以英国为主导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向以美国为主导的国家体系的转变。美国在一战后的赔款问题、两次世界大战的物资供给和资金融通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最终建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德国技术和经济超越英国后，虽然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打击，德国还是凭借技术在二战后重新回到了领先国家的行列。

尽管本书强调技术对国家地位的重要性，但是在充满各种机缘巧合、路径依赖和复杂反转的历史进程中，战争、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瓜分殖民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等历史事件也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历史事件并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外生冲击，而且是历史本身的一个部分，国家的地位也在这样的历史中被塑造。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论，主要从理论上回顾了关于经济增长动力的技术决定论、自然禀赋差异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和市场决定论。第二部分到第四部分是全书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篇东方与西方的差异，第二篇工业革命与大英帝国的辉煌，第三篇工业革命后更加分化的世界。

第一篇东方与西方的差异主要探究为什么欧洲，特别是西欧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发源地。本篇包括四个东西方差异明显的部分：现代国家形成的区别、得自对外贸易的差异、一些指标显示的分流和知识积累等文化上的不同。第一章主要阐述在现代国家的形成中，欧洲的主要特征及其与中国的区别。战争和由此引发的征税问题在欧洲国家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至于欧洲国家不同的特征则在于教会、国王、贵族、商人的利益权衡机制的不同。首先，欧洲特殊的宗教传统使现代国家在形成中面临着教会民族化、国家化的问题。其次，现代国家还需要建立一支不依赖于贵族的军队，把对法律和税制的控制权从贵族手中转移到没有独立权力来源的官僚体系手中。最后，国家利益要与商业利益结盟。国王、贵族和商人哪一方的势力过于强大都会造成国家在竞争中落败。法国和西班牙失败于王权过于强大，波兰、意大利和德国的各个城邦国家则由于贵族或者商人势力过强而延迟了统一国家的形成，只有英国，因为在教会、国王、贵族和商人之间达成了妥协，通过议会有效制衡了各方势力而使国家胜出。公元1000年前后，欧洲国家和中国有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国和欧洲国家形成的动力可能都是相同的，但是因不同的参与角力的阶层和利益集团、自然禀赋、偶然因素、路径依赖和外部竞争压力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国家形成过程。从国家现代功能的角度看，中国的官僚机构、中央权威和救灾等比欧洲国家更具现代性，但欧洲的议会制、民主、公民社会等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的概念。

第二章得自对外贸易的差异，主要分析东西方国家在地理大发现中的不同表现和对东西方的不同影响。虽然中国在东亚、东南亚贸易中的地位依然稳固，但是葡萄牙、荷兰等西方国家控制贸易路线和香料等重要贸易产品产地的做法，改变了所谓的“朝贡贸易体系”的性质。东亚和东南亚贸易被卷入全球商品和白银流动的体系中，融合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而在这个新市场中，欧洲人占据了主动地位。地理大发现还是欧洲人摆脱阿拉伯人，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的前奏。欧洲人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不仅使欧洲乃至世界金属货币存量增长，而且从哥伦布交换中增加了福利，欧洲商人获取了高额利润。当然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获得了同样的收益，国家规模小、初始获得金银最多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增长明显，但是市场扩张带来的收益是递减的，再加上各国资源禀赋、制度差异、偶然因素等原因，最终荷兰和英国逐渐成为世界市场的中心。

第三章试图用量化的指标描述东西方的大分流，这些量化指标是21世纪经济史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人均GDP的估算显示，从公元1200年左右到1700年，中国人均收入从高位跌落，一直处在下降通道中；相反的欧洲国家和日本反而从低位爬升，一直处于上升通道中。白银工资、实际消费工资、技能溢价和利率等指标也显示工业革命前东西方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分流。但是，较早突破了中国人均GDP历史高位的荷兰并没有延续继续增长的道路，在18世纪中后期出现衰退，在工业革命之前一直没有重回增长道路。如果工业革命没有爆发，英国是否会重蹈荷兰的覆辙，是否能突破传统的马尔萨斯式增长或者斯密式增长，还是未知数。在欧洲内部存在增长差异，从经济指标来看，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西北欧、中东欧和南欧几个部分。黑死病之后的1350年是欧洲小分流的关键年份。南欧的意大利诸城邦在15世纪晚期达到经济高点，16世纪开始衰落，西班牙开始衰落的时间晚于意大利半个多世纪，但在其经济最高点时的水平与西北欧还有一定的差距。中东欧是这段时期整个欧洲最不发达的地区。亚洲国家中日本起点比较低，大概从16世纪经济才开始增长。

第四章为李约瑟之谜：有用知识和精英的文化选择，主要讲述启蒙运动积累了能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有用知识，开启社会精英热衷于探索现代科学知识的风气，提高了科学家和发明家的社会地位与威望。同时，培根提倡的实验方法可以有效地验证知识正确性，保障科学研究不受权威思想和经典思想的束缚。相比之下，中国人对入仕的追求将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代替了培养人才的教育制度，随着明清科举考试科目和内容越来越狭窄和程式化，科举考试制度将社会精英的精力和时间消耗在非有用知识上，造成了人力资本的极大浪费和错配。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创造是不同于现代科学的。中国人相信世界是一个有机存在，其中的因果关系和运行机制不是可以用公式或者理论机械证明的，而伽利略和牛顿用公式表达的机械力量系统正是现代科学的基础。所以，现代科学只能产生于西方。

第二篇主要研究工业革命的意义在于寻找到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技术，试图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英国爆发，以及英国如何领导了国际体系的建立。第五章英国工业革命的表象，是基于现在对经济增长的理解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现象描述。本章特别将煤和蒸汽机单列，是因为它们作为工业生产的动力源和动力机器的重要性。纺织业、冶金业、机器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都是发生了重大技术变革的部门，也是对经济增长贡献越来越大的部门。

第六章英国的优势在哪里，一方面基于理论，选择人均GDP、生产率等指标说明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意义；另一方面是从当时其他国家对英国的态度来分析英国的优势在哪里。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英国工业革命似乎微不足道，但是与工业革命前相比，英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就是革命性的。工业革命后英国摆脱了马尔萨斯式增长，进入现代增长模式。英国创造出了截至19世纪下半期最辉煌的经济成果，成为世界工厂。当时其他国家被英国的成就所震惊和吸引，纷纷到英国学习，而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英国的技术。所以，技术是英国的优势。

第七章为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分析了技术创新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原因。从需求看，英国高工资、低能源价格的要素禀赋特征，在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和城市化刺激下，创新出了高能源消耗和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在技术创新中，供给应该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技术发明人群的阶层，发现发明者基本来源于中等阶层和上等阶层，如果对比各阶层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那么上等阶层发明家所占比重更高。而且，进行发明创造和建立工厂的是社会中的少数人，而不是普罗大众。这些少数精英对识字率和计算能力等一般概念的有用知识积累得更多，而且英国的清教有利于形成热爱科学研究、崇尚实践的社会氛围，再加上英国皇家学会、各种咖啡馆等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存在，为技术与科学相结合从而实现创新提供了独特的条件，这可能是英国首先爆发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

第八章大英帝国的辉煌，主要讲述英国凭借领先的经济地位，输出了自由贸易的价值观，让世界很多国家在考虑到网络外部性的情况下，自愿采用了金本位。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让英镑享有了和黄金同等的地位，但这也为后来金本位的崩溃埋下了伏笔。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工业化国家因为各种原因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将世界非工业化国家几乎都纳入了其殖民体系。尽管殖民地并不能被看作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产品倾销地、剩余资本谋取高额利润的投资地和剩余人口的移民地，但是广大的殖民地是英国辉煌历史的见证者。

第三篇主要研究工业革命后技术扩散不均造成的国家增长差异，重点关注了后进国家的追赶和超越。第九章为国家分化的描述，采用常见的GDP和人均GDP指标，说明19世纪后国家增长差异加大的原因是工业化国家发展远远快于非工业化国家。而且从长期来看，世界经济增长有加速趋势。人类发展指数因为加入了预期寿命和教育年限，比GDP更全面地反映国家福利水平。1870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反映出国家的差距并不像GDP所表现出来得那么大。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CHAT数据库更直接地解释了技术差距对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这些指标都显示，工业革命后趋同并不是主流，分化才是常态。

第十章为技术扩散和技术超越，主要分析社会能力和资源禀赋在国家实现技术追赶中的作用，说明技术扩散并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接收方必须具备接纳能力和学习能力。同时，全球化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后进国家的影响是复杂的，并不能一概而论。美国在技术上成功超越英国得益于技术创新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因素，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高昂的人力资本在国内庞大市场的支撑下，催生出了适应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高能耗和节约劳动力的技术，以及适应这种技术的生产方式。在美国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正规教育、R&D的投入才开始发挥作用。

第十一章为危机、战争与英美霸权更迭，主要阐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期的贸易保护复兴、大危机、金本位崩溃、两次世界大战等历史事件和国家地位之间的关系。英国凭借结盟、外交和惯性在技术领先地位丧失后仍保持很长时间领导国的地位。在先进国家发展不平衡和担忧国家安全的情况下，金本位赖以成功的国际协调机制失败了，要求以外部平衡优先的金本位有可能加剧了大危机的严重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的赔款问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根源，而在战争期间的计划经济实验也为战后实行宏观管理政策打下了基础。两次世界大战促使美国从债务国变为债权国，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丧失了霸权国家的地位。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的竞争是美英角逐世界领导地位的缩影，怀特计划的胜出标志着美国领导地位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