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普鲁士的崛起和德意志的统一

一 普鲁士的崛起

在漫长的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有名无实，德意志境内邦国林立。正当德国陷于四分五裂的时候，在德国东部地区以柏林为中心的边陲小邦勃兰登堡-普鲁士却不断发展壮大，进而形成普鲁士王国，成为日后影响近代德国乃至欧洲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

公元12世纪中叶，萨克森公国境内阿斯卡尼家族的“大熊”阿尔布莱希特向东扩张，获得易北河中游和奥得河之间的土地——勃兰登堡。1356年，勃兰登堡伯爵获得“选帝侯”称号。1415年，起源于施瓦本的霍亨索伦家族的腓特烈六世，趁阿斯卡尼家族宗室绝嗣之机，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里取得了勃兰登堡领地和“选帝侯”的称号，开始了这一家族在勃兰登堡的统治。1618年，选帝侯西吉斯蒙通过联姻和向波兰称臣的方式，取得了波兰王国的所属领地普鲁士公国，由此形成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从而奠定了日后普鲁士国家的基础。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又获得了波莫瑞等地区。

普鲁士的崛起开始于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位于欧洲中部，地势平坦，没有自然疆界。在三十年战争中，这里是德皇军队和瑞典军队争夺的主要战场，因此成为遭受战祸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到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1640年继位时，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已经成了田园破败、野狼出没、到处是饥饿和贫困的荒芜之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使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感到失望。他一直渴望得到的西波莫瑞以及易北河和奥得河的出海口等都落到了在战争中崛起的强国瑞典手中。在公国内，一些贵族仍效忠于波兰国王，对抗霍亨索伦家族。这一切都使大选帝侯意识到，只有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才能外御入侵、内戡暴乱。

腓特烈·威廉还意识到，要建立强有力的专制国家政权，一支强大而且听命于专制君主的武装力量是最基本的前提保证。于是，腓特烈·威廉继位不久就以军事强国瑞典为榜样建立起一支全新的军队。这支军队由职业军官和长期服役的士兵组成，是德国的第一支常备军。腓特烈·威廉加强国家军事力量的政策受到来自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地主的挑战。这些容克地主自恃在开拓勃兰登堡的过程中“创业”有功，桀骜不驯，在自己的庄园内集地主、军事首领、司法和警察等身份于一身，对选帝侯保持一种独立自主的地位。没有他们的同意，大选帝侯不能从完全依附于容克地主的农民以及城市居民那里得到任何税收，而稳定的税收来源对于维持一支强大的常备军是非常重要的。腓特烈·威廉为此不得不通过对容克地主做出巨大让步，来换取他们对其建立和维持强大常备军的支持。根据1653年的邦议会协定，大选帝侯承认容克地主对农民的专有权（包括无限制地要求地租、劳役，对农民的司法权和警察权等），以此获得他们对选帝侯向农民和城市居民征收捐税（军事税）的同意。腓特烈·威廉的让步以及捍卫本邦不受分割的需要等，使容克们终于同意选帝侯建立并维持一支常备军。

这支常备军不仅使腓特烈·威廉在容克们面前有了真正君王的威严，而且也成为他对外讨价还价和实行扩张政策的工具。在1655～1660年第一次北方战争（波兰-瑞典）和1672～1678年法国-荷兰战争期间，腓特烈·威廉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务实的特点，数度改变其政策，一切都为自己的利益服务。1675年，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凭借其强大的常备军，不仅大败当时号称欧洲最优秀的瑞典军队，而且在丹麦等国的帮助下，将瑞典赶出了东波莫瑞，整个欧洲一时为之震惊。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腓特烈·威廉因此获得了“大选帝侯”的称号。

在对外扩张其实力的同时，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措施，发展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经济，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他不仅鼓励发展手工业和手工工场，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大力修建道路，开凿运河，实行统一的币制等。他还通过推行宗教宽容政策吸引外来移民和资金。勃兰登堡-普鲁士由落后的边陲之地很快变成了德国境内最发达的邦国之一。

进入18世纪，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发展壮大，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日益受到欧洲列强的重视，在欧洲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70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以军事立国的勃兰登堡-普鲁士用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支持统治奥地利的德意志皇帝利奥波德一世。选帝侯腓特烈三世以出租8000人的勃兰登堡军队为代价，换取德皇付给他1300万塔勒尔（当时普鲁士北部的一种货币单位）的补助以及承认他为“在普鲁士的国王”。1701年1月18日，腓特烈三世在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王宫举行加冕庆典，称“在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一世。从此，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发展成普鲁士王国，开始了其国家历史的新纪元。出身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德皇利奥波德一世根本就没有料到，这个处于德国边陲地区的“化外”之邦最后会将奥地利及哈布斯堡家族排挤出德国。

继腓特烈一世之后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大大强化了普鲁士的军事国家色彩。在他统治时期，普鲁士人口居欧洲大陆各国第13位，领土居第10位，军队却居第4位。腓特烈一世去世时，普鲁士军队为40000人，到腓特烈·威廉一世去世时，普鲁士军队已经达到83000人，国家收入的85%用于军队建设；而同期欧洲大陆霸主法国的军费开支仅占国家收入的60%。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普鲁士的扩张奠定了基础。1700～1721年第二次北方战争（俄瑞两国间的战争）后期，腓特烈·威廉一世见瑞典露出败势，趁机加入以俄国为首的北方联盟，从瑞典手中抢到了奥得河左岸的西波莫瑞。

1740年腓特烈二世继承普鲁士王位后，对内对外采取了一系列得力的政策和措施，使普鲁士由欧洲二等国家跃升为一流强国。

腓特烈二世在国内实行“开明专制”政策。作为封建专制君主，他不拘泥于封建的统治方式，而是无顾忌地采取发展近代工商业的政策，以便增强王国的经济实力，增加财政收入。他一方面将发展近代工商业视作国家的富强之路，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和保护本邦手工工场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农业方面也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发展，进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这两方面的措施大大促进了普鲁士的发展，增强了普鲁士的经济力量。

腓特烈二世继续奉行军事立国政策。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以来的经验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使腓特烈二世认识到：军事力量是普鲁士跻身欧洲列强和进行对外扩张的最重要的资本。因此，他较其先辈更加重视建设和发展军队。首先，他使普鲁士军队的规模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到1751年，普军人数已经达到20万，军事开支达到1300万塔勒尔，占普鲁士国家收入的4/5。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他不得不从境外“进口”士兵。到1780年为止，他每年要花费50万塔勒尔从国外招募6000人。其次，他对士兵采取从身体到精神的双管齐下的训练办法，一方面采用严酷的棍棒制，使士兵成为服从命令的“僵尸”；另一方面在“国家利益”的大旗下向士兵灌输安贫、守贞、服从等思想，规定逃兵不得忏悔，不得吃圣餐，甚至不能进父母的家。结果，士兵都成了愿意为他们的国王和“祖国”而不惜牺牲的精神奴隶，普军的战斗力大为增强。腓特烈二世还在军事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著有《战争原理》等著作，提出了以突然袭击开始战争、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等战略战术。这些战争理论对后来拿破仑等人的军事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

在对外政策方面，腓特烈二世则充分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对外扩张。在德国境内，他开始挑战领有皇帝头衔的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威，揭开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大邦国争霸德意志的序幕。

1740年，奥地利大公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去世，其女玛丽亚·特莉萨根据1713年查理六世的《国事诏书》承袭皇位。刚刚即位的腓特烈二世认为，这是夺取奥地利领土的绝好机会，遂违背先人遗训，要求奥地利割让西里西亚地区给普鲁士，作为承认玛丽亚·特莉萨继承皇位的条件。在奥地利拒绝这一要求后，腓特烈二世于1740年底出兵占领了西里西亚，遂在欧洲引发了以奥、英、俄为一方，法、普为另一方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8年，双方签订《亚琛和约》。据此，玛丽亚·特莉萨的皇位继承权得到承认，普鲁士得到了西里西亚。这场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普鲁士和德国的历史。普鲁士由于得到人口稠密、工业发达的西里西亚地区，人口增加一倍，经济实力骤然上升，这为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大国奠定了基础。奥地利在失去西里西亚后，不仅实力大减，而且其疆域内的德意志人口锐减，斯拉夫人、匈牙利人等非德意志人口所占比例上升，德意志特性日渐消退，这使它在日后与普鲁士争霸德意志的斗争中陷于守势。

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是腓特烈二世在位期间最重要的一次战争。当时在欧洲大陆形成了拥有2000万以上人口的奥、法、俄三国都对付只有600万人口的普鲁士的格局，普鲁士一度陷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但它最终顶住了三大强国的围攻，并迫使奥地利于1763年签订《胡贝尔图斯堡和约》，确认普鲁士对西里西亚地区的所有权。腓特烈二世由于自己在这次战争中的杰出表现而被尊称为“腓特烈大帝”，也因此成了德国沙文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和德国的象征。普鲁士通过这次战争牢固地确立起自己的军事声誉和大国地位。

自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以来，直到腓特烈大帝时期，普鲁士以其一系列军事成就向欧洲展示了它的崛起。同时，这一系列军事成就也使德国人对于军事力量的崇拜和迷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使普鲁士的一整套立国传统成为后来的德国统治者仿效的榜样，使日后的德国迈上了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

二 法国大革命与普鲁士国家改革

在原先偏于一隅的勃兰登堡 -普鲁士公国崛起成为令整个欧洲侧目的普鲁士王国的同时，作为整体的德国却陷入了更加分崩离析的软弱状态。当西欧的英、法等国早已形成统一而强大的民族国家之际，在德国的土地上却散落着300多个大小不等的独立诸侯和1000多个骑士领地。在政治上，各邦统治者满足于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实行专制主义统治；在经济上，以农奴制为基础的落后生产关系在整个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德国社会都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

1789年，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这给在中世纪泥沼中奄奄一息的德国带来了新的生机。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的强大影响首先表现在法国革命在德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诱发了德国的民族主义。在大革命之初，包括康德在内的德国知识分子都积极响应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许多人甚至作为“自由的朝圣者”赶赴巴黎。但是，当1792年反法同盟与法国交战之后，特别是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侵入德国并于1806年摧毁了存在800多年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时，德国知识界开始出现了与法国大革命相对立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不畏生命危险在柏林的14次演讲的影响最大，对于唤起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功不可没。在此阶段，浪漫主义文学也试图从中世纪德国民间文学中发掘德意志的辉煌，寻找德意志的民族特性。由此，反抗外族占领的强烈民族意识开始在德国人心目中扎根。

其次，拿破仑战争给阻碍德国经济发展的一切因素以沉重打击，减轻了德国的分裂局面。法军所到之处，宗教信仰自由和贸易自由等原则得到确立。尤其重要的是，在法国控制下的德国西部地区大力推行具有强大示范作用的《拿破仑法典》，该法典的施行对君主制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就德国而言，拿破仑战争最直接和明显的影响是减轻了德国四分五裂的程度。首先是1801年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吕内维尔和约》使莱茵河西岸的97个德国小邦及其残余结束了它们的历史。接着，在法国操纵下按照1803年雷根斯堡帝国议会通过的《全帝国代表会议总决议》的要求，又有112个小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45个帝国直辖市和1500个帝国骑士领地的帝国直辖市地位被取消，这些地区或被并入普鲁士、奥地利，或被并入巴登、符腾堡等中等邦国。帝国境内的主权邦国数量减少到30个左右。1806年，先是拿破仑拼凑的“莱茵联盟”宣布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然后是弗兰茨二世在拿破仑的胁迫下放弃了有名无实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由此，存在了近850年之久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终于画上了句号。

拿破仑对德国的统治有效地医治了德国的沉疴积疾。一方面，法国的占领促成了德国人的民族觉悟，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必须建立强大而统一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激发了19世纪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各邦的改革运动，促使其向近代工商业社会转变，开始了近现代化进程，从而奠定了日后“德意志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基础”。其中尤以普鲁士的施泰因-哈登堡改革影响最大。

卡尔·冯·施泰因男爵出身帝国西部的骑士家庭，深受英国君主立宪政治和法国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影响，渴望在德国能够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拿破仑在德国的统治坚定了他用新的法治原则改造国家的愿望。1807年6月，施泰因在《拿骚备忘录》中提出了日后改革普鲁士国家的方案，同年9月，普鲁士国王接受了拿破仑的建议，任命施泰因为首相，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改革。改革主要包括农业、城市治理和行政管理三方面。作为普鲁士改革运动的核心内容，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第一，颁布《十月敕令》，允许贵族地主从事“市民职业”，即手工业和商业，同时允许农民和市民接受贵族的土地抵押。这一规定实际上废除了普鲁士按照出身划分等级的制度，从而转变为以财产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阶级社会。第二，废除农奴制度。由此，君主等级制度开始受到削弱，贵族统治特权开始动摇，作为普鲁士社会基础的农奴制度开始瓦解。在城市治理改革方面，国家只保留对各城市的最高监督权、司法权和部分警察权，其余权力归城市所有；通过秘密平等的选举选出城市代表，城市代表大会再选出代表全体市民的市参议员组成参议会，由此开启了现代社会城市管理体制。在行政管理改革领域，普鲁士取消了陈旧的枢密制政府，由国务大臣组成国务会议代替枢密院的最高行政和监察权力。国务会议下设外交、内政、战争、财政、司法等部，国务会议任命各省省长。相对枢密大臣而言，国务大臣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真正独立的责任制大臣。

尽管施泰因改革遭到了容克地主阶级的反对，且他本人也因受陷害而被解职，但普鲁士已经无法从他开创的改革事业中后退，因为他倡导的改革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1810年7月，出生于汉诺威的卡尔·冯·哈登堡男爵出任普鲁士首相，继续推进施泰因的改革进程。作为一位务实型的政治改革家，哈登堡采用稳中求进的方式逐步实现自己的相关改革目标，即在尽可能保障传统统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减少改革的阻力，实现普鲁士向近代工商业社会过渡。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进行。首先是农业改革，施泰因的农业改革政策遭到容克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对此，哈登堡政府于1811年9月颁布了《调整敕令》。一方面责成地主取消农民的封建义务，另一方面又规定农民必须通过赎买方式才能免去封建义务和封建地租，赎回其耕种的土地。1816年5月，哈登堡政府公布了对《调整敕令》的补充规定，1821年普鲁士政府又颁布《义务解除法》，这些法令使解放农民的进程得以缓慢推进。其次是财政和工业方面的改革。1810年10月哈登堡政府先后颁布了《财政敕令》和《行业税敕令》，前者规定普遍征收所得税、土地税、财产税和消费税等；后者在施泰因《十月敕令》关于自由选择职业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营业自由的普遍性原则，这实际上意味着陈旧的行会法规和行会束缚的废除。

除了以上内容外，普鲁士政府还在军事、教育等领域进行了改革。军事改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沙恩霍斯特、博伊恩、克劳塞维茨等人。军事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实行义务兵役制，每个国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在组织上，将所有具有作战能力的男子按年龄编入常备军、预备役军、战时可参战的自卫队和保卫家乡的民兵；另外还创建了一套速成兵制度，使普鲁士军队的士兵数量迅速扩充。其次，实行军务改革，如废除对士兵的体罚，禁止鞭打和侮辱人格的惩罚；任用选拔军官不再看出身，而是根据所受的教育、才能和贡献。通过以上改革，普鲁士军事体制呈现出军队与国民紧密结合的趋势，从而大大加强了普鲁士的军事力量。

威廉·冯·洪堡进行的教育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其改革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引进先进的教育理念，如根据受教育者的天赋安排教育内容，发展个性，培养社会责任感等；第二，加强世俗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和管理，排除教会对教育事业的干涉；第三，实行“教育服务于国民”的政策，推动教育的大众化；第四，在高等教育方面，打破大学为政府培训高级官员的传统观念，使大学转变为科学研究与传授科学知识相结合的典型机构。

19世纪初普鲁士的施泰因-哈登堡改革，使普鲁士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速了普鲁士的现代化进程，为日后普鲁士统一德国奠定了基础。

三 德意志的统一

经过改革，普鲁士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1813年10月，普鲁士、沙俄、奥地利和瑞典四国联军在莱比锡城郊大败法国军队，德意志各邦国摆脱了拿破仑一世的统治。1814年3月20日，四国联军占领巴黎，拿破仑第一帝国覆灭。战后，1814～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确立了欧洲新秩序。但德意志人想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希望并未实现，取代老帝国的是由34个邦和4个自由城市组成的“德意志邦联”，这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邦联的唯一机构是设在法兰克福的议会，这只是一个邦国和自由城市的使者大会，而且只有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强大邦国意见一致时才能有所作为。邦联的主要任务就是镇压一切争取统一和自由的努力。

这个时期德国大地上近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同这种反动政治倾向是格格不入的。随着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成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得以形成。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工人运动开始缓慢萌芽和发展。虽然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遭到了普鲁士军队的残酷镇压，但欧洲范围内的革命风暴已势不可挡。1848年3月，在德意志邦联内所有邦国都爆发了人民起义，惊慌失措的各邦君主们被迫做出了不少让步。同年5月，在法兰克福的保罗教堂召开的国民大会试图通过制定一部宪法而建立一个更具实质意义的帝国，但各派别的主张和利益尖锐冲突。北部各邦资产阶级主张排除奥地利，由普鲁士领导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即所谓“小德意志方案”；南部各邦主张由奥地利领导建立一个包括奥地利在内的统一的德意志君主国，即所谓“大德意志方案”。各方在“大德意志方案”和“小德意志方案”之间僵持不下。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1849年3月制定了一部新旧结合的民主宪法，“小德意志方案”得胜，即建立一个排除奥地利的德意志帝国，并成立一个对议会负责的政府。但最终由于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拒绝接受德意志皇帝的称号，宪法的实施无果而终，尽管5月爆发了以强制实施宪法为目的的人民起义，但都无济于事。就此，德国1848年革命归于失败，大多数革命成果得而复失，各邦国的宪法都做了反动的修改，1850年重新恢复了德意志邦联，德国一盘散沙的状况未能得到改变。

19世纪50～60年代，德意志近代工商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迅猛发展，德意志已经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化国家。自19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开始工业革命以后，棉纺织业、铁路建设、钢铁、煤炭等行业迅速增长。德国的棉纱产量在1835～1865年由3700多吨增加到37000多吨；同期铁路营运里程由6公里增加到14690公里；钢与铁的产量分别由1840年的12万吨和19万吨增加到1870年的104万吨和139万吨；同期煤炭产量由318万吨增加到2640万吨。此外，德国的机器制造业在这一时期也有较快的发展。1846年，德国境内有机器制造厂417家，到1871年则增加到1400家。在1862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德国机器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已经可以与英国的产品相媲美。1863年，德国的机器出口第一次超过进口，由机器进口国变成了机器出口国。

然而，国家的分裂状况已经成为阻碍德意志近代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1859年，撒丁王国联合法国对奥地利开战，试图从奥地利手中收回伦巴底和威尼西亚。奥地利向德意志各邦特别是向普鲁士求助。普鲁士试图以武力支持来换取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中的霸主地位，但奥地利为了保住自己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宁愿向敌人割地求和，也不做出让步。在几经挫折以后，普鲁士统治者终于认识到，要统一德国，必须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要发展军事，就必须扩大军事投入，增加财政支出。但这遭到普鲁士下议院中新兴工商业界议员的抵制，因为他们担心因此会加强掌握军队的容克阶级的力量，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不仅拒绝为军事改革拨款，而且还要求监督政府的财政收支。在此情形下，威廉一世决定起用铁腕人物强行推行改革。1862年9月，奥托·冯·俾斯麦出任普鲁士宰相。从此，他致力于德国的统一事业，并且由于其丰功伟绩而成为19世纪下半期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最著名的政治家。

人物小档案

【奥托·冯·俾斯麦（1815年4月～1898年7月），出生于大容克贵族世家，曾先后任普鲁士王国议员、宰相兼外交大臣。他极力主张用战争手段统一德国。1862年9月，他在预算委员会讲话时强调：“我们要达到这一目的，不能通过演说……这不可避免是一场严重斗争，一场只有通过铁和血才能完成的战争。”这位“铁血宰相”通过对丹麦、奥地利、法国的三次战争，逐步实现了德国统一。1871年出任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宰相，并受封公爵。1890年被迫辞职。1896年6月，李鸿章在历时190天对欧美八国的出访中应汉堡商会的邀请，曾专程到位于离汉堡20多公里的小城奥姆勒俾斯麦的私邸去拜访他，请教“中国复兴之道”。】

出身于普鲁士勃兰登堡容克世家的俾斯麦长期出任驻外代表和大使，这样的经历改变了他原先“德国统一是一种幻想”的保守思想，转而认为德国统一已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但无论是德意志各邦的统治者还是俄、法两大邻国，都不愿德国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各邦国惧怕丧失自己的政治特权，而俄国和法国则将保持德国的分裂当成自己在欧洲事务中取得政治优势的重要条件。有鉴于此，俾斯麦在1862年9月30日的普鲁士议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他声称，当时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能够解决的，而是要通过铁和血，即普鲁士必须以武力来实现德意志的统一。为此，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斯麦为统一德意志，对内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对外以军事力量做后盾开展外交，逐步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

俾斯麦统一德国的第一场王朝战争是1864年对丹麦的战争。战争是由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引起的。荷尔斯泰因的居民多数是德意志人。石勒苏益格的居民多数是丹麦人。两地的归属一直纠缠不清，不过，数百年来的多数时间都归丹麦统管。19世纪40年代末，丹麦正式将这两地划入其版图，由于德意志各邦的强烈反对，在英、法、俄、普、奥、瑞典的干预下，最终于1852年签订了《伦敦议定书》，确认在保留荷尔斯泰因的传统特权的前提下，丹麦仍领有这两个公国。但是，1863年新继位的丹麦国王在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批准新宪法，规定取消两公国的传统特权，由丹麦直接管辖，实际上是将其并入丹麦。德国舆论因此哗然，谴责丹麦违反古老法规，无视德意志主权。俾斯麦以此为检验其“铁血政策”的良机，试图利用当时较为有利的国际形势开启统一德国的序幕。经过周密策划，普鲁士联合奥地利于1864年2月进攻石勒苏益格，迅速击败了丹麦军队，控制了整个日德兰半岛。丹麦政府在向俄、英、法求援无望的情况下被迫求和，签订停战协定，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交给了普奥两国。

俾斯麦统一德国的第二场王朝战争是对奥地利的战争。1865年8月，普、奥签订了分享战利品的《加斯坦因专约》，规定：石、荷两公国为普奥共有，但分别管理，奥地利管理南面的荷尔斯泰因，普鲁士管理北面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首府基尔港的防务委托普军管理，鄂尔登堡则由普奥两国军队联防。普鲁士对丹麦的战争一结束，俾斯麦便在上述普奥共管两公国的规定上做文章，寻找对奥作战的机会，以便排除奥地利对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阻挠。在经过一系列周密的外交谋划之后，俾斯麦向奥地利提出了貌似公允却难以被对方接受的条件：两公国由普鲁士亲王管理，但是不并入普鲁士。奥地利于1866年6月1日提出将两公国的前途交由德意志邦联议会议决，俾斯麦抓住机会立即宣称奥地利此举破坏了规定普奥共管两公国的1865年《加斯坦因专约》，于是命令普军于6月7日开进奥地利管辖下的荷尔斯泰因，7月3日，普军在萨多瓦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奥军。最终奥地利只能吞下失败的苦果，退出德意志邦联，从此，普奥争雄的局面结束。1867年，建立了以普鲁士为盟主的北德意志邦联，在德国的最终统一之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866年的普奥战争仍未解决德国的统一问题。由于法国的阻挠，美因河以南的巴伐利亚等4个邦仍然滞留在北德意志邦联之外。俄国和英国也反对普鲁士强行吞并该地区。因此，普鲁士要最终完成德国的统一，还必须克服法国的阻挠，并寻找可为英俄两国接受的时机。为此，俾斯麦在搞好德意志内部团结的同时，还制造外交陷阱，在国际上孤立法国。1868年9月，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被废黜，逃往法国，这是俾斯麦制造普法冲突的良机。他经过密谋和活动，促成西班牙政府同意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这果然引起了法国政府的极大不满，因为如此一来霍亨索伦家族将从东西两翼包围法国。由于俾斯麦的外交挑衅，法国政府在1870年7月19日正式向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正式爆发。普法战争爆发后，普鲁士由于客观上的防御性和民族统一战争的正义性，加之外交、军事准备充分，很快击败了法国。在9月1日的色当战役中，拿破仑三世和10万法军成为普鲁士的阶下囚。战争中，南德4邦也站到了德意志爱国主义大旗下。9月19日，德军包围巴黎。11月25日，南德4邦与普鲁士签订联合条约。1871年2月26日，法国梯也尔政府同俾斯麦签署了《凡尔赛预备和约》, 3月2日该和约获法国议会批准。法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了德意志，并赔款50亿法郎。这一和约后来于5月10日在法兰克福正式签署，史称《法兰克福和约》。

1871年（中国清同治十年）1月18日，自称“德意志帝国助产士”的俾斯麦宣告德意志帝国正式成立，普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国统一大业最终完成。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德意志九百多年的分裂状态，从此，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近代民族国家在欧洲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