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范畴阐释人的社会性质

1844年初到1846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期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阶段。本章所论的内容主要是巴黎期间马克思为创立新唯物主义历史观所做的基础性工作，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的理论，创造性地分析了私有制社会中劳动异化的现象，阐释了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与人的社会性质、阶级性质，发展了人的哲学理论，以及从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的角度，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实现了对传统的人道主义的超越。

第一节“异化劳动”与人的社会关系

一“异化”概念的演变

1844年，马克思从哲学转到经济学研究，着手解剖市民社会，分析它的经济关系、经济结构和由于物质利益引起的社会等级的斗争，即阶级斗争问题。恩格斯后来回忆说，巴黎时期马克思“热心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历史。结果马克思转向了社会主义”。[240]马克思仔细研究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阅读了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庸俗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让·巴蒂斯特、萨伊等人的著作，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这就是著名的《巴黎笔记》。这三本未完成的手稿一般统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过。[241]

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对我国学术界影响很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指出，“在这部天才思想闪烁的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对市民社会的初步解剖，形成了在探索科学世界观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异化劳动理论，朝着在‘劳动发展史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恩格斯语）的方向进步了一大步，大大深化了他在此之前关于到市民社会中去寻找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钥匙的思想，从而也使他能够从一个新的起点出发开始对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等问题的全面探索，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制定科学的世界观打开了大门”[242]。必须补充指出，《手稿》表明，马克思沿着正确的方向，卓有成效地探索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的社会性以及其社会本质等社会历史观的根本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开始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形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很多新思想。《手稿》可叫作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诞生地”。

我们认为《手稿》突出的特点就是马克思把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作为有机统一的理论加以论证和阐发。有的学者指出，“《手稿》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胚胎和萌芽”，“《手稿》是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开端”。[243]当然，在《手稿》中还不可避免地带着黑格尔思辨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一些影响和痕迹。由于马克思往往运用德国古典哲学一些哲学术语，特别是费尔巴哈常用“类”、“类本质”等哲学术语来表达他已经有所前进、有所创新的革命思想内容，所以，人们有不同的解读。有的同志往往忽视甚至贬低其新的革命本质与历史价值。在《手稿》有的地方，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确作了过高的评价。这表明，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费尔巴哈的继承、批判、改造和超越的真实关系，即其辩证的“扬弃”的关系，有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

在《手稿》中，马克思用很大篇幅考察了当代社会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分析了私有财产关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工人、资本家和地主及其相互关系。根据具体的经济事实，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初步批判，试图用“异化劳动”理论来说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本质，来描述人的社会本性的历史性的变化及其嬗变的前景。“异化劳动”理论初步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加深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初步形成马克思关于人性和人的本质的理论。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最初理论得以形成。

在欧洲思想史上，“异化”一词的原意有转让、让渡、疏远、脱离的含义。近代一些思想家把它作为一个社会学、政治学的概念，用以说明人们的权利和财产是可以互相转让或让渡的。例如，霍布斯、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的产生是订立契约从而结束了“自然状态”的结果。“异化”就是权利的相互转让或让渡。“异化”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广泛流行则是在黑格尔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异化理论之后。黑格尔用“异化”来说明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主体是“绝对观念”，是能动的实体，它自身分裂为自己的对立面、自己的异物；这种异化出来的客体，作为主体的外在的形式表现了主体，同时又限制、束缚、控制了主体。这样，主体必须从它的外在形式中解脱出来，即扬弃异物而返回自身，最后达到主体和客体的完全同一。“异化”是“绝对观念”自我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即否定的环节。

在黑格尔著作中，“异化”的含义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中间环节（“中介”），“异化”往往等同于对立面的转化。黑格尔常常把异化与外化、物化、对象化混为一谈。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异化”作为他的哲学体系的中心概念。黑格尔认为，意识发展的历史过程是“自我意识”通过不断地异化为“对象”，又不断地扬弃异化，从异物中返回自身，这样意识就更加丰富了自身。[244]在叙述“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黑格尔以神秘的形式描述了人类社会发展史，并接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说明人（“自我意识”）与人的活动的产物（“对象”）的关系。例如，黑格尔把国家权力和财富看作意识的异化物，意识的异化物与意识（即人）是相对立的。[245]由于黑格尔把一切异化都归结为“自我意识”这种思想的异化，所以他把异化的扬弃也看作纯粹思想上的事情，即仅仅是在理论上的异化的扬弃。

黑格尔还把人的产生和发展也看作异化和异化的扬弃。他看到人的产生和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对象世界处在相互作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人类所特有的劳动有着深刻的理解。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当然，黑格尔对劳动的理解也是唯心主义的，他“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246]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用异化与异化的扬弃，用否定的否定，表达了现实的历史运动，特别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247]黑格尔这些天才思想对马克思进一步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人的社会本性以及人的本质的演化史是有重大积极意义的。

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异化理论的思辨性，提出了人本主义的异化理论。在费尔巴哈看来，主体是人，而不是什么“绝对观念”或“自我意识”。人的“类本质”异化为上帝，人就丧失了自己的本质；上帝是全能的，而人是无能的；上帝是神圣的，而人是罪恶的。[248]费尔巴哈用哲学语言表达了“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这种唯物主义人本主义的观点。他把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也看作是异化的一种形式。费尔巴哈对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的批判，对德国进步力量摆脱唯心主义束缚的斗争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使异化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从“绝对观念”、“自我意识”变为“人自身”、“人的类本质”），这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手稿》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克思写道：“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249]实际上，这时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费尔巴哈的“人”，只是自然的人、生物学意义和生理学意义上的人；费尔巴哈所谓的“人的社会性”也仍然是抽象的。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都停留在唯心主义历史观，停留在旧的人道主义框架内。黑格尔的异化理论与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都是抽象的、贫乏的、软弱无力的，都不能成为无产阶级彻底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本人关于“异化”的思想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早在博士论文中，他已使用过“异化”术语，肯定了概念的异化，并把现象理解为本质的异化。[250]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描述过大量的异化现象和社会事实。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使用的“异化”概念已经同黑格尔的异化理论有所区别。他批评了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指出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和对立体现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即反映了市民社会等级的分离和对立，揭露了官僚机构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异化物。[251]在《德法年鉴》的文章中，马克思不同于费尔巴哈，他致力于揭露世俗世界的异化现象。马克思接受了赫斯关于金钱是人的本质异化的观点，指出在私有制社会中，“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252]。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中，无产阶级过着非人的生活，这是“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它遭受着普遍的苦难、普遍的不公正、丧失人的一切权利，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本质。现代社会，“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253]可见，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与费尔巴哈和赫斯的异化思想有着明显的区别。马克思不仅明确宣布哲学的任务是要揭露非神圣形象中（即现实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强调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而且已经明确认识到，克服社会异化的力量是无产阶级，克服异化的途径是社会革命。[254]这些新的思想观点，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赫斯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所不可能有的。

二“异化劳动”揭示了人的社会关系的根源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最初是在《巴黎笔记》第四本，即《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提出的。在这里，它的含义是指“生产商品的劳动”，还不是指“雇佣劳动”。马克思认为，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异化是以劳动异化为前提的。由于劳动的发展，私有制产生了。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商品交换，劳动变成“谋生劳动”。货币表现为异化物对人的全面统治。“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255]。在商品交换中体现的是人的社会联系、社会关系，是两个私有者的社会联系、社会关系，私有财产本身是它的相互外化或相互异化。人把他的劳动和他的私有财产外化为劳动产品的形态。这种以谋利为目的的劳动产品对于它的所有者而言失去了意义，只是对于另一个私有者有意义。因此，在相互交换劳动时，劳动产品就发生了“异化”。在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整个劳动性质发生了变化，变为“谋生劳动”，也即“异化劳动”。[256]

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论证了“异化劳动”的范畴，这也是他对自己异化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手稿》中“异化劳动”范畴内容则更为丰富。这个新的范畴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事实的分析的过程中形成的。依据劳动、资本和土地所有者的分离和对立的客观事实，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必然分裂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虽然承认私有财产的事实，但却没有说明这些事实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257]。“异化劳动”的范畴就是为了说明私有财产制度与劳动、资本、地产的本质联系。“异化劳动”理论是重大的创新，它同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异化理论，同费尔巴哈和赫斯的异化理论都有本质的区别。

首先，马克思深入分析和详细说明了“异化劳动”所包含的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可简要地概括为：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人同人相异化。经济事实表明，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越丰富，他自己就变成越廉价的商品；劳动产物的价值同工人劳动者的贬值成正比。而人的本质的异化是指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类本质，“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的结果，出现了不劳动的、占有别人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的人，出现了资产者。“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对这个劳动的关系”[258]。

其次，马克思说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但是，归根结底，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根源。“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259]。马克思揭示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内在联系，其理论重点是要说明私有财产并不是天然的永恒的，而是历史的产物，有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

再次，马克思指出，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可以使我们了解它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260]马克思紧紧把握住人的发展的本质和人类发展进程这个核心问题，指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总以为是涉及人之外的东西。而谈到人们的劳动时，则认为它直接关系到人本身。而就马克思对该问题所给出的新提法本身而言，其中已经包含着问题的解决途径。通过对私有财产与资本、劳动、地产关系，以及它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的分析，马克思认识到，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异化劳动是其他一切异化的基础；经济异化是国家、法、宗教和其他意识形态异化的物质根源。

最后，通过对异化劳动及其后果的深入分析，马克思得出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最初理念：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手稿》有一处专门论述马克思此时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61]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度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着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262]

由此可见，在其新的世界观、社会历史观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飞跃，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新。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的范畴，把近代欧洲思想家们提出的“异化”概念现实化、具体化、深刻化了。它深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种种表现，说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剥削本质和历史局限性。以分析“异化劳动”、经济异化为起点，开始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写道：“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263]

循着这个思路前进，马克思才能在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揭露剩余价值的秘密。“异化劳动”理论还加深了对社会生活唯物主义本质的认识。随着对经济异化事实和劳动本质的进一步剖析，马克思认识到生产劳动、生产力在人类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他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尽管工业劳动及其产物也是以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马克思还指出，“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又说“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工业“已经生成为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264]这个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力[265]（虽然当时尚未正式提出这个术语）看作决定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基础。可以说，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力看作人类历史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重要思想观点已经初步形成了。

不仅如此，“异化劳动”理论还科学地揭示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形成的客观根源。劳动异化的最终结果是形成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劳动者与资产者的社会关系。这个事实使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一切私有制都是“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是“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和人的关系”。同时，作为生产关系的私有制，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私有制这种生产关系的形式与生产力处在紧密的交互作用之中。马克思很快就形成了“生产力总和决定社会状况”、“生产力决定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历史辩证法的思想！本书作者曾经把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历史辩证法形成过程简要概括为：“劳动异化辩证法”发展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法”。[266]

关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的重要思想，有些学者不仅否认它的创新性，而且有意贬低它，认为它属于青年马克思“不成熟的思想”。而且由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公开发表的论著中较少用到异化、异化劳动等术语和概念，有学者就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已经抛弃了“异化”、“异化劳动”概念，甚至认为马克思完全抛弃了整个异化理论。但在事实上，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思想中，他不仅经常运用异化和异化劳动的理论来分析各种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对它们的含义也作了新的阐发。例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即在表面上进行着上述那种自由和平等的等价物交换的生产，从根本上说，是作为交换价值的物化劳动，同作为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或者可以换一种说法，是劳动把劳动客观条件——因而也是把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客体性——看作是他人财产的关系：劳动的异化。”[267]（着重黑体字为引者所加）这段论述说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也把“异化劳动”看作“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全局预见到：“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足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268]可见，“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认定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作为异化劳动极端形式，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必然的过渡点”。

又如，在《1863年7月至1875年经济学手稿》（即《资本论》第1卷手稿）中，马克思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统治是物对人的统治，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以及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他把物质生产过程中的这种异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宗教异化加以对比，明确指出“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从历史上看，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即创造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必经之点，只有这种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这种对立的形式是必须经过的，正像人起初必须以宗教的形式把自己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与自己对立完全一样。这是人本身异化过程”[269]（着重黑体字为原文所有）。这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一贯认为，资本作为劳动异化一种形式，它为人类克服异化准备了物质基础与其他社会条件。可见，异化和劳动异化理论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哲学和经济学的思考与研究过程之中。

马克思哲学研究专家俞吾金教授指出，长期以来，在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见解是：异化理论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无足轻重。这种见解可以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得到印证。这些教科书在论述马克思哲学时，几乎很少甚至根本不涉及异化理论。他认为，“异化理论是贯穿马克思一生哲学思考的基本理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拥有基础性的、核心的地位和作用”。[270]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马克思的其他著作、手稿中，仍然继续使用异化、异化劳动这样的概念”，事实上，“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也始终把异化劳动视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根本特征”，“如果说，青年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体现出道德评价优先的原则，那么，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体现出历史评价优先的原则”。[271]笔者认为，俞吾金先生的评价是符合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真谛的。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异化、异化劳动范畴的运用与发展，我们将在本书第12～14章继续加以阐述。

第二节 对人的社会性质的深刻分析

一 什么是人的社会性质

在《巴黎笔记》，特别是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人性、人的社会本质，对人与社会（社会结构）的关系、人与人的活动（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内在联系，都做了进一步的科学的阐明。尽管此时马克思还采用费尔巴哈的“类生活”、“类本质”等旧术语，但已经加进许多新解释与新内容。

关于人的社会本性、人的社会本质的问题是马克思在探索人的哲学理论时，要科学地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在《巴黎笔记》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已明确提出，人的本性是在人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人的“类活动和类精神”是“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的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272]怎样理解人的社会本质呢？马克思作了如下精彩的阐释：“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着重黑体字为引者所加）马克思强调说：“上面提到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引者注：马克思此处所讲“利己主义”，实际上是指“个人利益”）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通过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强调“这种社会联系的主体，即是人”，而人们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所构成的“独立的存在物”。他还说，“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273]。

根据马克思的理解，我们有理由认为反过来也可以说：社会联系是怎样的，这些个人也是怎样的。由于有了分工和私有制之后，社会联系和人以“异化”的形式出现，所以马克思指出，“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是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人自身的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真正的类生活”。马克思还生动地叙述这种异化了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人的活动表现为苦难；人的创造表现为异己力量；人的财富表现为贫穷；人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联系表现为非本质联系；人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人，即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如此等等。这些描述，实际上就是他在《手稿》中所分析的异化劳动表现的前奏。[274]从1844年初开始，马克思已经逐步摆脱费尔巴哈或黑格尔对人所采取的抽象的理解。他强调的是：从社会联系中，就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即个人这种现实的存在物，来研究人的社会本性和人的社会本质。这无疑是在对人的研究方面，在社会历史观及其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

在《手稿》中，关于人的社会本性和人的社会本质，马克思作了更进一步地深入分析。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275]马克思关于“人是类存在物”、“人的类本质”这些术语的内涵的理解显然同费尔巴哈完全不同。费尔巴哈认为，人作为“类”，其“类生活”、“类本质”是人与动物区别的基础，是以意识（理智、意志、心力）为前提的；人不像动物那样是单个存在物，而是族类、类存在物；而真正的人的生活又是以爱为前提，是友谊、善的关系，这些都是普遍的、无限的存在物。因而，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的这种“社会性质”、“类性质”就在宗教中异化为上帝。

尽管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术语，但赋予它们全新的意义，其内涵远远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理解。马克思运用“人是劳动的产物”、“人在劳动中自我产生、自我发展”以及“一定历史条件下劳动及其产物的异化形式”的理论，来深刻地阐明人的类生活、类本质。

一方面，他说明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动物不同之处在于：人有意识、能劳动、能生产、人能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从实践领域来说，人把自然界作为人的直接生活资料，或者说自然界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从理论领域来说，整个自然界如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既是自然科学的对象，又是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276]。

另一方面，马克思着重说明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活动”[277]。 （新译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马克思从人的有意识的劳动活动、生产活动中引申出“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类特征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观点既汲取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又对两者加以综合创造，形成了崭新的观点。马克思肯定人的劳动是生命活动、生产活动，是人满足自身需要即维护肉体生存需要的手段；然而人的生命活动、生产活动并不限于此，从本质上不同于动物：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而人却把它们区别开来，“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而言是对象，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至人正因为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护生存的手段”。[278]

在说明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时，马克思突出强调人的类特征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有目的、有意识的自由的实践活动，强调人是有意识的自由的存在物。他辩证地说明了人通过实践（对象性活动）创造对象世界，在创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又能动地、现实地表现自己、发展自己这一对相互关系。这种通过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即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包括在私有制、商品社会中，这种活动的异化形式）来表明“人是在何种意义中的‘类存在物’”、“人的‘类特性’的具体内涵是什么”的理论方法不仅在学理上是全新的科学结论，同时也是在研究人的本性和人的本质问题方面方法论上的创新。我国学术界部分学者把“人的一般的本性”归纳为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自然性、社会性、意识—思维性。笔者赞同这种学术观点，它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同马克思的分析是一致的。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辩证法思想的分析批判，精辟地说明它的精华和缺陷所在。马克思认为，批判黑格尔哲学体系必须从《精神现象学》开始。因为，这是“黑格尔哲学真正的诞生地和秘密”[279]（着重黑体字为引者所加）。马克思十分赞赏黑格尔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思想，指出它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结果”[280]。马克思在阐述人的社会性质时，正是批判汲取了黑格尔合理的思想，着重说明人如何在对象性活动、生产活动、劳动活动中，创造、复现、发展自身的本质。

二 对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科学阐释

关于人与社会（社会结构）、人与人的活动（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相互关系问题，是人的哲学理论要给予回答的另一个基本问题。马克思对此也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巴黎笔记》和《手稿》虽未系统与完整地形成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但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事实的分析，马克思已初步形成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思想。他十分明确地指出，在私有制社会中，“各种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斗争、战争被认为是社会组织（也可译成“社会结构”）的基础”[281]。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而这种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引者注：指个人利益）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针对当时德国思想界往往把“人”、“类”看作抽象的概念，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看作纯粹反思的规定，马克思强调要从现实生产、现实经济关系中，找到人与人发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的客观根源、物质基础。他继承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天才思想，肯定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是由于个人的“需要”和个人的“利益”所引发的，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马克思这里讲到的“社会关系”、“社会联系”，讲到“社会”、“社会组织”，是他在经验地分析了当代社会与当代经济生活，看到了客观存在着的分工、私有制、商品交换之后，形成的具体的概念和规定，也是他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的认识成果。马克思发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社会联系”、“社会组织”是在人与人的需要和利益的基础上发生的现实的客观的相互关系，即人与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这种看法同黑格尔、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社会”、“社会联系”有着原则的区别。也就是说，从方法论的角度，马克思已经初步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原则。

马克思看到，从最初的商品交换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后出现了经济异化、劳动异化、人的异化，并指出“国民经济学……以作为私有者同私有者的关系的人同人的关系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282]比之于1843年在克罗赫纳茨时期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种看法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这是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成果之一。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社会联系的主体”是人，而人在生产活动中进行活动的交换、产品的交换，甚至还有思想的交往，“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而人的类活动和类精神正是“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马克思还指出，“商品交换或物物交换是社会的、类的行为”，是“社会的联系，社会的交往和人在私有权范围内的联合，因而是外部的、外化的、类的行为。正因为这样，它才表现为物物交换。因此，它同时也是同社会的关系的对立”。这里，马克思已接近形成了“社会存在”、“社会实践”的概念了。

马克思还创造性地指出，人不是“他自认为的那样单独的存在物，而是总体的存在物”。所谓“总体的存在物”，按照马克思这时的理解就是：在商品社会的每个人都需要相互交换活动、交换产品、交换精神，都需要相互占有，相互形成对对方的劳动产品的内在的所有权。正由于“人是总体的存在物”（或如《手稿》中的“社会的存在物”）才有了“物的为我的存在、对它的占有，就是我的本质的属性和特点”。[283]当异化劳动的关系达到顶点时，货币就“表现出异化物对人的全面统治。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284]这里，马克思几乎已经发现：在商品交换的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以物的形式出现的，也就是人与人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这正是后来形成“经济的社会形态”、“社会形态”范畴的雏形！

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特别强调“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他不仅从活动和享受两个层面，而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说明“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个人的活动和享受，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个人的理论和实践也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普遍意识和普遍实践。从方法论的角度，马克思在《手稿》中创造性地提出“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285]。这是对费尔巴哈不懂人的真实的社会性、不懂得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内在联系，宣扬“人自身”等形而上学观点和方法的突破。

马克思以未来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进一步说明人的社会性质，说明无论是作为主体的人还是作为客体的劳动的材料，既是社会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因此，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286]马克思所使用的“社会”这个概念具有多义性。在谈到未来社会的人是克服了异化的人，是“社会化了的人”时，马克思是从更深一层意义提出“人生产社会，社会生产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而历史运动的基础则是人的劳动、生产，或更广泛地说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

在《手稿》最后部分，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乃至整个哲学体系的深入批判，十分精辟地论述了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主体与客体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通过对工业、自然科学乃至艺术、宗教、道德和法进行分析，说明它们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但同时也指出，只有工业、物质生产才是普遍的形式，其他形式则是一些特殊的形式。在分析人的对象性的活动的内涵、构成因素和社会作用时，马克思实质上已经形成了他的科学实践观的雏形并指出人正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动因、源泉和产物。[287]换言之，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批判，形成了关于人的真正诞生史的十分可贵的思想。我国长期研究黑格尔的专家贺麟教授和王玖兴教授在他们翻译的黑格尔名著《精神现象学》的译者导言中指出：“马克思抓住‘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最后成果’亦即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秘密’时，立即肯定‘精神现象学和它的最后成果……的伟大的地方……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创造认作一种过程，把人的对象化认作对立化，认作外在化和对这种外在化的扬弃，在于他认识到劳动的本质，把对象化的人——现实的所以是真实的人——了解为他的自己劳动的结果’。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这种‘伟大的地方’只有‘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奠基人才能揭示出来，同时才能立即揭露和批判‘黑格尔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于‘黑格尔所认识并承认的劳动乃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换言之，黑格尔虽说‘把劳动认作本质，认作人的自行证实的本质’，但他所了解的‘劳动’乃只是思维的过程，乃只是自我意识自身异化又克服异化的精神活动，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所了解的革命的实践，对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的实践。”[288]

由此可见，《手稿》和《巴黎笔记》在马克思形成自己崭新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新唯物主义历史观、人的哲学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学说等方面，都有不可估量的原创性意义。尽管它还保留着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以及欧洲传统人道主义思想在内的旧哲学一些影响，采用了一些不科学的术语，但实际上，马克思己经成功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观点，形成了关于人类历史是人类的劳动史、是人类自我创造、自我形成的历史的原理，也把将自然界看作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个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一步发展为人类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界与社会，创造“人化自然”、“属人自然”等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在《手稿》中所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内容的独特性与创新性。如果不充分地肯定马克思“异化劳动”的理论，肯定“人的社会本质”的理论已经提出的许多新鲜的、富有创造性的观念，并且肯定当时的马克思在理论建设上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完全错误的。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没有摆脱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观”的影响，仍然从“抽象的人”出发，把人类历史看作“人的抽象本质—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复归”（有人还概括为“人—非人—人”）。这种看法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演进的客观历史事实的。有研究者针对上述错误观点正确地指出：人的本质是作为社会的人所具有的，也就是人的社会属性，“这个本质不是作为人的自然属性先验地存在着，而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存在并发展和表现着（往往是以歪曲的、掩蔽的、异化的形式表现着）的。不应当把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和复归的理论理解为先有一个存在于现实社会关系之外的人的自由本质，然后，这个本质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出现了异化，最后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恢复那个先验的本质”。而前面引述的那些论者，“就是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并据此批评马克思还没有摆脱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以致贬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深刻意义和重要价值，但这种理解和批评是肤浅的，同样是没有掌握马克思理论的逻辑和方法”[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