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欧洲传统人道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人的哲学”理论的重要来源

1835年到1843年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开始形成的最初阶段。马克思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的形成过程凸现了他对人的关注和对人生理想、人的命运、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价值等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他在中学时期接受了欧洲文化传统，特别是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深刻影响。而大学阶段的哲学研究则使他从人生观、价值观，从世界观、社会历史观的高度开始对自我意识的自由和人的独立性进行探索，向往无神论对专制主义持批判的态度。取得博士学位后，马克思积极参与《莱茵报》的工作，社会实践促使他迅速转向革命民主主义，开始认识到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以及发表在《德法年鉴》两篇战斗檄文，表明马克思哲学思想开始发生急剧转变。1843年底巴黎的新生活促使马克思实现了政治立场与世界观的根本性的转变。

后来成为马克思终生亲密战友并与马克思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恩格斯，其思想的形成也具有自己的特点。他同马克思一样，起初也受到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深刻影响，接受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的熏陶。恩格斯是在英国，通过参加工人运动、研究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独特道路，实现其政治立场与世界观的根本性转变的。我们认为，在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等基本理论问题上，两位思想家与革命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致的。因此，本书在阐释他们关于人的哲学理论时，将以马克思的思想为主线，适当辅以恩格斯所作出的阐述。

本章将主要阐明欧洲人道主义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哲学理论的重要来源。这个思想来源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他们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并使他们终身保持的高尚价值观与人生观所不可或缺的。欧洲人道主义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人的哲学理论的承续关系是过去我国学术界不够重视也没有深入研究的一个部分。

第一节 学生时期的人生追求与人道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

一 追求选择职业的自由和为人类利益献身的理想

马克思思想的形成首先与他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马克思的父亲希尔舍·马克思是摩塞尔区首府特利尔著名的律师，曾被选为当地律师公会主席。他是一位有教养的、深受启蒙精神影响的理性主义者。他信奉新兴市民阶层的进步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向往自由主义。希尔舍·马克思与当时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把宗教的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结合在一起，从而较早摆脱了偏狭的犹太正统宗教，改宗开明的新教。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基督教的“亨利希”，并在19世纪20年代让他的孩子和妻子分别受了洗礼。后来著名的德国诗人海涅曾把20年代这批开明的犹太人改宗新教称为取得“进入欧洲文化的通行证”。1824年正是卡尔·马克思的小学时代。亨利希·马克思改宗基督教这个举措，不仅使他本人在文化上向自由主义迈进一步，也将新的人道主义自由思想向他的儿子进行文化传递。对此，弗·梅林在《马克思传》中写道：“由于树立了一种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使亨利希·马克思摆脱了犹太教的一切偏见，而他就把这种自由当作一宗宝贵的遗产留给了卡尔。”[12]随着莱茵地区新兴资产阶级的逐步兴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普鲁士政府日益表现出反对态度。对伏尔泰、卢梭十分钦佩的亨利希·马克思与莱茵地区的自由主义运动保持着联系。他曾参加特利尔的“卡西诺俱乐部”（在法国占领期间成立的文学团体，以它聚会的地点——市图书馆和音乐厅的大楼卡西诺命名）的活动[13]。非常喜爱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和德国作家莱辛等人著作的亨利希，用他的启蒙思想、人道主义精神和宗教上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倾向影响着自己的儿子，在卡尔的心灵里播下了有生命力的文化种子！

另一位影响卡尔·马克思的长者是他后来的岳父冯·威斯特华伦男爵。这位出身显赫的贵族人物有着难能可贵的开明精神和十分优秀的文化教养。居住在马克思一家隔壁的男爵，十分喜欢天资聪明、活泼可爱的卡尔。冯·威斯特华伦十分喜欢浪漫主义文学，特别是荷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马克思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爱好受到男爵的影响。他们经常在特利尔附近的“美丽如画的小山和树林，散步时交流思想”。[14]马克思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半苏格兰血统的冯·威斯特华伦男爵使马克思爱上浪漫主义文学，而正当父亲和他一道研究伏尔泰和莱辛的时候，威斯特华伦却把荷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念给他听。这两个人是他终生喜爱的诗人。”[15]喜欢进步政治思想的男爵还影响了马克思对社会问题和圣西门主义的关心。马克思把男爵看作“第二个父亲”，他的博士论文——第一部学术著作，献给了这位“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歌颂男爵是“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老人”，指出这位老人用真理所固有的热情和严肃性来欢迎时代的每一进步，“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移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16]。可见，冯·威斯特华伦对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影响是深刻的。

1830～1835年马克思在特利尔就读的学校，即后来定名为“弗里德利希·威廉中学”的学校原先是一所耶稣会学校。正如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传》所指出的，“马克思在这里受到了典型而纯粹的人道主义教育”[17]。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在中学的另外一些作文来了解他当时的思想倾向。在一篇论宗教问题的拉丁文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中，马克思指出，在探讨是否一致的原因和实质之前，要弄清楚“人的天性”。他把人“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统统说成是在“研究各个人的历史，人的本性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也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欲望的火焰”、“罪恶的引诱”、“贪图富贵功名的卑鄙企图”、“虚伪的甜言蜜语”把前面提到的美好神性与人性“吞没了”、“熄灭了”。因此，上帝才派出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人类，才要求信徒必须和基督一致。[18]在另一篇拉丁文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比较幸福的时代？》中，马克思写道：“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异性受到了损害或者破坏，同时，贪得无厌、铺张浪费和荒淫无度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可能被称作幸福时代。”[19]

通过这些文章可看出，青年马克思关注个人的本性、人的天性这些有关人的理论的基本问题，并对人性的内涵有了初步的判断。他又把“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异性”看作一个时代是否幸福的重要标志。实际上，马克思把启蒙学者关于“自由”是人的最高价值的思想当作评判历史和现实的重要标准。显然，年仅十七岁的马克思对“人的本性”进而对人道主义的认识还是很模糊、很初步的。但是，这些作文表明，18世纪启蒙学者关于人是自由的、有理性的，人的使命是寻求普遍幸福和达到自身完美，人虽然依赖于周围环境但“自由”是人的最高价值和评判时代的标准等观点已经在这位中学生心灵深处打下了烙印。

1835年马克思在特利尔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毕业前夕所写的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可以说是他的思想形成的起点。“人有什么价值？”“生命的意义何在？”是青年马克思不断思考着的问题。在这篇作文中马克思指出，和完全依赖于自然生活条件的动物不同，人总是力图借助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有目标的活动来驾驭这些条件，寻找自己发展的道路。人与动物不同，人能自由地开展有意识、有目标的活动，因而能够“选择”自己的活动范围，“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这种观点继承了西方文化传统，特别是古希腊和文艺复兴以来的优秀文明成果。作为一个基督教徒，马克思这时只能用“神”的名义，指出人的活动有他们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为达到这个目标，人可以自己去寻找合适的手段；每个人可以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自身、最能使自身和社会得到提高的位置。正因为人有这种自由活动，人就有了选择职业、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马克思认为，青年应重视作为职业基础的思想，在选择职业时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马克思还论证，按照“人为的天性”谋求人类幸福与自身完美是一致的。他强调，“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这时，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人并不是总能够选择到自己合意的职业，因为“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

马克思这篇作文的基调是，青年人不应该局限在狭隘的利己主义的框子里，而要寻找为人类服务的道路和手段。他满怀激情地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兴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对于选择职业的“基础的思想”、“主要的指针”，马克思作了动人的陈述：把“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为人类福利而劳动”作为自己毕生的信念。这种崇高的人生理想，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对人的价值的追求，表明他接受了欧洲启蒙思想、人道主义的深刻影响。

还应指出，在特利尔中学读书期间，马克思的几位具有启蒙精神和民主思想的老师对他的思想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例如，教授历史和哲学的校长约翰·胡果·维登巴赫是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必须教育青年对“进步和高尚的品德抱有崇高的信仰”。维登巴赫深受法国和德国启蒙思想的影响，是康德学说的拥护者，他遵循依靠理性而非宗教信仰的教学原则。[20]在中学校长与父亲的双重影响下，马克思认为宗教应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在大学阶段初期，马克思相信康德哲学，也可能是因为受到了这位中学校长的影响。

这些事实表明，青年马克思通过长者、老师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德国自由主义、英国浪漫主义等思想，从而有了启蒙的、自由的、伦理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与了道主义思想，并以此来思考人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以及对职业的选择。

二 赞赏康德的启蒙思想，崇尚黑格尔的理性主义

1835年10月，马克思听从父亲的建议，到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翌年，又转学到柏林大学继续学习法律。不过，对法学的研究推动着这位善于独立思考的青年人转向哲学研究。1837年11月在致其父亲的信中马克思表示，在柏林大学学习一年多时间里，他冷静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明确了自己生活的“新方向”，认识到法学与哲学两门学科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应该研究法学，而且首先渴望专攻哲学”，因为“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21]作为启蒙思想的崇拜者，马克思最初赞赏康德哲学，赞同康德关于人的自然法学说，关于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以及主权属于人民的观点等来自启蒙学派的思想。然而，他很快发现，康德哲学把现实的东西（“实然”）与应有的东西（“应然”）对立起来，是自己进行深入研究的严重障碍：从康德的先验论出发，无法真正说明实际法的关系。

马克思以惊人的毅力，勤奋地阅读黑格尔的著作。黑格尔是资产阶级理性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他的社会理想是理性、道德、自由和人性[22]。尽管后来他形成了独特的“绝对观念”的体系庞大的思辨哲学，但黑格尔终生没有放弃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在这期间，马克思听了柏林大学两位著名的法学教授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与爱德华·甘斯的课，意识到历史法学派与黑格尔学派的论争实质上反映了政治上反动倾向与自由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萨维尼并不承认自己的学说是反动的，但是他反对自然法，反对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倾向，实际上是站在进步倾向的对立面。黑格尔最早对历史法学派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他力图用理性的发展来论证历史过程。作为黑格尔的学生，爱德华·甘斯进一步强调精神的辩证运动决定法的不间断发展的思想，坚决反对历史法学派，捍卫自由主义思想。甘斯本人具有民主主义思想，他同情人民，接近社会主义，参加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和社会主义反对派。后来，在回答阿尔诺德·卢格的问题时，甘斯声明他的政治信念是属于这样一种人，“这些人献身于历史的进步，争取实现代议制王国并反对中世纪反动势力”[23]。甘斯在讲台上宣传说，绝对理念远没有在普鲁士国家里完全表现出来，应该进一步加以发展。这些观点促使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有了好感，开始崇尚黑格尔哲学。在给父亲的信中，卡尔写道，在法律、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24]。

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对自己曾写作的“法学”进行自我批判。他向其父亲说明，由于运用抽象和独断的方法，他的法学著作的理论部分与实证部分、形式与内容截然分开了，不但形式空洞，内容也成为任意的规定。在黑格尔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影响下，马克思认识到用抽象的独断的方法来考察各种具体的生动的现实，只会把事物及其本质归结为毫无内容的空洞形式。青年马克思曾经说过：“凡是经不起我批判的东西就应该废弃，那怕这种观点是代表公认的权威。”[25]可以说，这种严格自我批判精神从大学时代开始，贯穿了马克思一生的学术研究与理论创作。

崇尚黑格尔主义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的重要转折点。马克思在中学时代所确立的启蒙思想、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只是他思想发展的起点。在柏林大学和波恩大学，他继续研究黑格尔著作，还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接受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又是历史的与辩证的世界观。应当看到，马克思走向黑格尔主义，包含着他继承了黑格尔的人道主义思想（黑格尔以思辨的形式强调作为“绝对精神”的表现的人及其自我意识的重要特点是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等）。可以说，这是马克思探索新的世界观的真正开端。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主义在德国获得了“全线的胜利”。正如恩格斯后来所指出的：“正是在1830年到1840年这个时期，‘黑格尔主义’的独占统治达到了顶点，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人；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浸入了各种科学，甚至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26]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进步知识分子接受黑格尔主义或是向黑格尔主义转变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马克思进行政治活动的初期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哲学活动十分活跃的时期。德国的经济特别是莱茵地区的经济由于普鲁士关税同盟的成立而普遍高涨，经济进步要求改变德意志的封建制度。资产阶级实力的增长促使自由民主运动的某种高涨。青年黑格尔派力求使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适应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不过，政治斗争是艰难而曲折的。德意志各邦政府加强对各种进步思想的迫害，对向政府请愿和抗议的活动进行镇压。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些人，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把注意力集中在批判神学和宗教上，并作出了无神论的结论。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参加的“博士俱乐部”就是由布鲁诺·鲍威尔所领导。马克思和鲍威尔曾经结成好友。此外，阿尔诺德·卢格主张把宗教斗争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把宗教斗争看作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莫泽斯·赫斯则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主张哲学应与现实生活联系，不应限制在宗教和政治领域，而应该包括各种社会问题。赫斯较为激进的观点促使青年黑格尔派朝着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些思想对马克思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不过，具有严肃批判精神的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这些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都持某种批判的态度。

1835～1845年间，青年黑格尔派与老年黑格尔派虽然在政治思想上存在分歧与争论，但在哲学思想上，两者对人道主义的理解差不多是一致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几乎也一致地认为，黑格尔具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思想。例如，比较激进的卢格，曾认为黑格尔思想有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因素。他说黑格尔“一身兼具浪漫主义和自由两种因素。因此，像在现代批判运动中达到的那样，前进就在于黑格尔哲学的净化”，即是要消解其浪漫主义（当时，在青年黑格尔派许多成员看来，浪漫主义是保守的反动的）。卢格还指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就其真正的内容来说是人本主义。”[27]青年黑格尔派都以继承黑格尔的人道主义思想为荣。匈牙利著名学者卢卡奇曾正确地指出，无论是青年黑格尔派还是老年黑格尔派，人道主义的思想渊源都是黑格尔。黑格尔在青年时代曾根据欧洲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研究了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人、人格和人格发展的情况”。当然，正如卢卡奇所说，由于当时德国的经济与政治远比法国和英国落后，这些思想家对人道主义存在着唯心主义的幻想，“以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可能实现人道主义的理想，产生出全面发展的热爱生活的人来”[28]。

在参加青年黑格尔派活动初期，马克思对哲学问题的研究比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研究更为积极和关切。在同鲍威尔、卢格、赫斯的交往中则更加接近鲍威尔。这时，马克思着重研究了希腊哲学有关伊壁鸠鲁、斯多葛派和怀疑论派的思想。1839年，马克思写了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本来，他还准备研究斯多葛派和怀疑论派以及他们同早期和晚期的希腊哲学思想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论派都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家，是希腊思想的特有形式，它们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29]。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未能写一本“综述伊壁鸠鲁哲学、斯多葛主义和怀疑派哲学的著作”[30]。马克思把研究集中到关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关系问题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构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看，马克思是从古希腊哲学史的视角切入对人的自我意识、对精神自由的理论探索，也就是对早期人道主义的思想渊源的探索！

三 对伊壁鸠鲁自我意识的推崇和人的精神自由的颂扬

1841年3月，马克思完成了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是马克思第一篇哲学著作，是他在大学时代探索新的世界观的哲学研究的一个总结。乍看起来，论文是纯学术性的抽象的理论研究，实际上，它反映了青年马克思参加青年黑格尔派活动，通过宗教批判而进行的政治斗争[31]。当然，科学研究的结果使马克思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世界观。他开始和青年黑格尔派发生了的思想分歧，并明显地力图冲破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超越黑格尔的思想。在研究伊壁鸠鲁的哲学时，马克思针对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的批判，深入分析了神学与哲学的关系，反对普卢塔克肤浅的宗教的和道德的哲学空谈，极力推崇伊壁鸠鲁的无神论以及精神的自由与独立的思想。在比较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时，马克思偏重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认为伊壁鸠鲁哲学不是建立在机械决定论的基础上，而是把物质的原始粒子——原子看作能动的、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元素。马克思高度赞扬伊壁鸠鲁原子自发偏斜的学说，认为正是原子自由的能够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体现了自我意识，也即体现了人的自由活动。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分析比较了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关于原子在虚空中运动的共同点与不同点。他强调指出，德谟克利特不承认原子的偏离直线的运动，而伊壁鸠鲁则提出，原子永远不断地运动，有的直线下落，有的离开正路，还有的由于冲撞而后退。原子的偏离运动使它们发生互相冲撞，就结合而成各种复合物，为我们理解存在物的本性提供了基础。马克思认为，了解原子偏离直线运动是至关重要的，它是“至今完全被忽视的环节”。他说：“原子偏离直线并不特殊的、偶然出现在伊壁鸠鲁物理学中的规定。相反，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32]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的基本立场是黑格尔的辩证的唯心主义，因此，他赞赏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直线的观点，认为偏斜表述了原子的真实的灵魂、抽象个体性的概念。马克思还指出，“凡是抽象的个体性以其最高的自由和独立性，以其完整性表现出来的地方，那里脱离出来的定在，完全合乎逻辑地就是一切的定在。原子从与它相对立的定在中抽象出来，并且偏离了它，但是这种偏斜中所包含的东西——即原子对于他物的一切关系的否定——必须予以实现，必须以肯定的形式表现出来”[33]。（着重黑体字为原文所有）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之所以特别重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一方面是因为他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重视自我意识的作用。青年黑格尔派把自己的哲学称为“自我意识的哲学”，还把自身的处境与希腊哲学的自我意识哲学相类比，表达他们要在时代的转折关头，反对旧制度，开展争取自由的斗争。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思辨的东西”的观点妨碍他认识这些体系对于希腊哲学史和整个希腊精神的重大意义。[34]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充分的表述”[35]。而原子偏斜运动，正是自我意识作用的集中表现。马克思尖锐地批评西塞罗对伊壁鸠鲁的责难。西塞罗认为，按照伊壁鸠鲁的学说，原子偏斜的发生是没有原因的。马克思认为，西塞罗是要把原子的偏斜拖回到决定论的范围里去，而偏斜本身正应该超出这种决定论。正如卢克莱修正确的断言，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马克思还引用另一位哲学家的话说，伊壁鸠鲁的偏斜“表述了原子的真实的灵魂”，体现了“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36]

另一方面，它表明马克思受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特别重视自我意识的最高的自由和人的独立性。从欧洲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思潮的滥觞，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以及法国大革命，“自由”和“理性”被看作人性的最高体现。而在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则认为“自由”和“理性”是世界发展的目的，或者说，精神的自我规定、理性的自由运动，是世界发展的原因。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反复强调，“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37]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还指出：“在主体中自由才能得到实现，因为主体是自由的实现的真实材料。”[38]他在《宗教哲学的讲座》（1821～1831）还讲过，“自由是对自我意识的真正规定”[39]。可见，欧洲人道主义思潮、启蒙主义思潮、理性主义思潮，都十分重视人、主体、理性、自我意识的本质规定——“自由”的问题。显然，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重视伊壁鸠鲁体现了“自由”原则的原子学说并着力论证伊壁鸠鲁如何修正并深化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关于原子的概念，正是他继承这种宝贵传统的表现，而高度重视“自由”，则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形成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

马克思指出，在德谟克利特看来，原子在虚空中运动或者是直线式的下落，或者是互相排斥引起的运动，而伊壁鸠鲁加上第三种，运动即脱离直线的偏斜。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在虚空中运动只能服从必然性，而伊壁鸠鲁却认为，这是一种偶然性，前者是不自由的，后者是自由的和独立的，体现了精神本质。马克思还强调指出：“伊壁鸠鲁哲学的原理……是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因而，伊壁鸠鲁认识到，原子借以确立自己的自由本质的偏斜，乃是“排斥”。“在排斥里，原子的概念便实现了”。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只认识到原子的物质存在，只有伊壁鸠鲁最先理解原子的纯粹形式和本质。伊壁鸠鲁把“排斥”看作原子固有的自由本性，把“排斥”的实现看作原子自由本性及其创造性的确证。这样，“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就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因为在偏斜中形式的规定显现出来了，而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矛盾也实现了”[40]。

事实表明，马克思深入发掘了伊壁鸠鲁哲学的精粹，注意到原子的精神特性以及意识的能动性、行动自由的可能性等思想，这是同他继承人道主义思想、重视理性和自由的传统密不可分的，也是他进而探索欧洲近代人道主义思想渊源的一种表现。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又表明他最初的科学研究已经超出了抽象的、纯学术的兴趣，他正在寻找、探索、确立一种能够回答令他苦恼的问题的思想理论：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从而使人不受压迫和各种限制而成为自由的人？正因为这样，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哲学的研究，充满着自由思想和激进主义，展现了其辩证法因素，也显示了马克思继承人道主义思想传统同时又希冀突破其局限性的意向！

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在虚空中运动的第三种情况，即脱离直线的偏离的阐释，不但凸显了自我意识的能动性与行动的自由性，而且可以直接与个人的独立、自由联系起来。这说明马克思非常重视个人的自由问题。他说：“原子否定一切运动和一切关系，而在运动和关系中，原子作为一个特殊的定在为另一个定在所规定。”原子的“定在”体现了原子的独立性、个体性与自由性，也即现实生活中每个个人的自由、自主的性质。马克思写道：“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真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相对的定在，即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41]可见，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说的发挥，旨在说明个人的自由、独立自主之自然性质。这体现了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与行动自由性的人道主义精神！

四 相信人的理性的威力及理性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的理解和阐述，表明他不但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有了分歧，而且明显地突破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表现出超越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倾向。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的哲学非常强调“批判”，即对宗教、政治、国家的批判。然而，他们所谓的“批判”仅仅是理论上的，或者说“理论是最有力的实践”。由于青年黑格尔派或多或少反映了当时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的政治要求，他们已越来越感觉到，只是停留在思想、理论领域的批判是不够的。奥古斯特·冯·切什考夫斯基最早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历史哲学引论》一书中提出，要把“实践”纳入哲学以代替“思辨的哲学”。他认为，黑格尔哲学的缺陷是以为哲学只能事后解释历史，只能思索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物，而不能自觉地塑造未来。他所主张的“行动哲学”、“实践哲学”的任务则是要确定未来。切什考夫斯基认为，行动、实践将代替哲学，“就像思想和构思先于艺术作品一样，行动和社会活动也将先于真正的哲学”。“实践的哲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实践底哲学，它对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最具体的影响，真理在具体活动中的发展——一般说来，这就是哲学未来的本分。”[42]不过，切什考夫斯基所理解的“实践”还不是物质活动，仍然是思想活动、精神活动。他认为精神活动、意志活动能决定历史发展，主张对现存事物进行批判就可以实现历史的发展。

所以，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批判哲学”、“行动哲学”是他们手中的政治斗争的武器，但仍局限于思想与精神领域。无论是鲍威尔还是卢格、赫斯等人，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都希望以这种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思想斗争把现实中不合理的东西清除掉，使普鲁士变成一个“理性的国家”。然而事与愿违，接替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做国王的弗里德里希四世更为反动，更加仇视自由和社会进步。

在为博士论文准备的《关于伊壁鸠鲁的笔记》中，马克思意识到：哲学与外部世界是相互作用的关系。他认为，当哲学体系完善，把握了整个世界之后，就应当转向现实，改造现实，实现自身。马克思把哲学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43]。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从世界抽象出来的思想体系是完善的整体，而同它相对立的现实世界却是支离破碎的。因此，把握了世界整体的哲学，不能容忍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即没有理性、没有自由的现实世界，它必然要起来反对现实世界、创造新世界。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会产生不同的哲学体系，如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哲学，近代的黑格尔哲学。这种达到自我完善的哲学，必然面向外部世界。马克思写道：“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马克思还说“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不过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其结果则是“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44]

可见，马克思对于希腊哲学的研究有助于解答他长期思考的问题：哲学应当怎样对待外部世界？哲学是否能够证明“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和必然的”，或者说，哲学是否承认现有的东西与应有的东西的对立统一关系？马克思从一开始研究哲学就超出抽象的、纯学术的兴趣，他关心的是究竟哪一种哲学能够帮助他、帮助人们解决现实生活与社会中的问题。马克思相信哲学能够积极地干预生活，哲学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人的理性是有威力的。

在说明哲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马克思还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他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一样，把哲学的批判、哲学的实践看作是理论的、精神的。但是，马克思已经超越青年黑格尔派并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强调哲学必须干预现实生活，要求把世界从非哲学状态下解放出来，同时也使哲学从束缚其精神的一定体系中解放出来，实现“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黑格尔虽然肯定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但他的倾向是强调精神要“适应”现实，与现实“调和”。而青年黑格尔派却把自我意识绝对化，认为理论批判可改变一切。马克思既不同意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也不同意黑格尔的观点，强调哲学应面向世界，理论应改造现实。

科尔纽在《马克思恩格斯传》中最早注意到了马克思在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过程中的这种创新性观点。科尔纽写道：“对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进行这种分析的结果，是马克思第一次理解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具体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理解使他既超过了黑格尔，也超过了鲍威尔的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马克思无疑超越了黑格尔，因为他……不再给历史的发展规定任何界限，并且更深刻地理解了精神同周围环境的辩证关系；他也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因为他……不是像他们那样，把精神作为自我意识同存在对立起来，而是牢牢地抓住思维的存在的联系；但又不同于黑格尔，他第一个把这种联系理解为相互作用”。而哲学与世界这种相互作用关系，就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哲学从世界分离出来以后，它重新进入世界，同时改变世界；然后它再一次作为抽象的整体而同世界分裂，并且通过批判把自己同它对立起来而重新决定它的进一步发展”。[45]在批判伊壁鸠鲁的学说时，马克思指出，遁世使人无法作用于世界并通过实践来显示自己。这样，马克思对行动哲学、实践哲学有了新的理解。这种新的理解，既远离并超越了黑格尔的世界观，同样也远离并超越了鲍威尔的世界观。这就是说，马克思已经懂得“世界不是由于它和精神经常对立而变化的，世界的发展是在精神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形式下发生的。”[46]

通过对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的研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继伟大的世界哲学之后，眼前这场哲学斗争是有现实意义的，它将会促进为自由和社会进步到来的世界风暴的出现！正如苏联学者拉宾在《马克思青年时代》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他的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的哲学预言，为他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实践活动的理论准备”，这也就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基本的社会政治意义”。[47]

第二节《莱茵报》时期的斗争促使青年马克思思想急剧转变

一 抨击普鲁士反动书报检查制度，捍卫人类天性——“自由”

1841年4月，马克思获得耶拿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本想到波恩大学任教。7月，他从特利尔来到波恩时，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早在1840年威廉四世登上王位之后，任命基督教正统派分子艾希霍恩为文教大臣。新任文教大臣推行反动政策，排挤、打压具有自由倾向的青年黑格尔派。普鲁士政府以布鲁诺·鲍威尔于1841年9月24日曾在自由主义游行集会上发表演说为借口，禁止他在波恩大学授课（后又被解聘）。这样，原来由鲍威尔推荐马克思来波恩大学任教的想法，就不可能实现了。政治局势促使马克思走出学院，投身于现实的政治运动中。马克思以充满激情的青年战士的姿态，投入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和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中。1842年1月至2月，马克思把理论研究暂时放在一边，撰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在这篇政治论文中，他尖锐地分析了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指出这个检查令表面上扩大出版自由，实际上是让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横行无阻。它是“虚伪的自由主义”，是“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由此出发，马克思还谴责普鲁士整个国家制度和封建专制制度本身的根本弊端。他尖锐指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一无用处的，可是它却比人还要威风。”[48]（着重黑体字为原文所有）由于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这篇文章在当时未能公开发表，直到1843年才发表于卢格在瑞士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的政治界轶文集》上。

1841年9月马克思被吸收参与筹办《莱茵报》。1842年1月《莱茵报》在科伦创刊，同年10月马克思被聘请为该报主编。直至1843年3月宣布退出《莱茵报》。除了主持编务，把握整个报纸的政治方向，他还在报上公开发表文章、社论、声明、编者按语共26篇。这段时间，马克思的政治活动和写作表明他是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勇敢向专制主义发动进攻。由于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要是从思想、理论上对书报检查制度和林木盗窃法展开抨击，对封建等级机构——省议会进行揭露，对贫困农民表达同情和对他们的自我权利意识给予肯定。

19世纪40年代，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新兴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同封建贵族统治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争取自由民主的政治斗争中，争取出版自由显得十分迫切。早在1819年10月18日威廉三世就颁布了法令，确立了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实际上取消了出版自由。威廉四世登台之后，1841年12月24日又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如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所揭露的，它是采取伪善的态度，给“检查令”涂上一层自由主义的色彩。但是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识破威廉四世的狡诈手法，甚至新创刊的《莱茵报》也发表文章对它表示欢迎。

1842年5月5～19日，马克思以他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和革命民主主义精神撰写《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一文，以“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为题公开发表。这是马克思首次在《莱茵报》公开发表文章。这篇论文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虚伪性，指出书报检查制度的基础就是维护普鲁士反动的专制制度。在有书报检查制度的国度里，人民享受不到出版自由。他还指出，自由虽然是人所固有的，曾被称为“人类天性”，是“人类精神的特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自由”。例如，书报检查制度就是设定政府有“特殊的自由”，而出版物，人民都没有出版自由。为书报检查制度辩护的人竟然否认“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49]。马克思把那些能反映人民的要求和勇于战斗的出版物与维护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反动出版物作了对比，进而揭露省议会是受贵族控制的封建等级机构，只是对代议制的拙劣的模仿。从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中就可以证明它的封建等级性质。诸侯等级的代表和贵族等级的代表是反对出版自由的。然而，“自由出版物是人民精神中的慧眼”，它体现了自由的实质。普鲁士政府实施书报检查令，就是扼杀了人民的出版、言论自由，就是妄图消灭“人类的天性”——“自由”。而“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50]。马克思批评道，省议会中资产阶级代表的模棱两可的软弱妥协态度是受着狭隘的阶级利益驱使的，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对派，而不是市民反对派”[51]。他十分赞同省议会中农民代表的意见，指出“人类精神应当根据它固有的规律自由地发展，应当有权将自己取得的成就告诉别人，否则，清新的河流也会变成一潭恶臭的死水。[52]稳重而善良的德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书报检查制度的精神钳子，而是使他们冲破麻木状态的刺激”。马克思强调指出：“为自由而战——这不是毫无效果的哀诉，也不是低声下气的乞求，而是用矛盾和斧子去为它而战斗。”[53]（着重黑体字为引者所加）

二 揭露普鲁士官僚制度的反人民性、反人道性

针对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马克思共写了三篇评论论文。其中，第一篇题为《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内容涉及思想政治领域；第二篇是关于科伦教会的纠纷问题，因为尖锐地触及国家与教会的关系这样的敏感的政治问题而被书报检查机关查禁，论文原稿也丢失了；第三篇题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这篇论文以及1843年1月15日～20日在《莱茵报》发表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已经超出思想政治领域，涉及社会经济领域，探讨了物质利益问题。马克思本人后来回忆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了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54]

林木盗窃法是普鲁士政府提交省议会审定的一个法案，它认为农民拣枯枝侵犯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应列入盗窃范围。在省议会辩论过程，贵族代表站在林木占有者的立场上，将农民“ 枯枝”说成是“盗窃”，坚持以“盗窃”论罪；市民代表主张以“违警”处分。但实际上这损害了农民日常生活最低限度的物质利益。马克思旗帜鲜明地站在广大贫苦农民一边，宣称要维护“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为他们的行为辩护，无情地揭露地主、贵族、林木占有者贪得无厌的本性。

马克思在文章中剖析了 枯枝和盗窃林木的本质区别并指出，普鲁士政府提出法案认定农民 枯枝是侵犯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是“盗窃”，这说明国家已沦为“林木占有者的工具”；“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应该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55]马克思这个时候还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相信国家是“理性原则”的体现，国家和法是体现自由、保卫自由的。但是通过对普鲁士政府提出的法案以及莱茵省议会的态度的深入剖析，马克思认识到林木占有者和广大贫苦农民群众之间利益的对立，政府、议会为了维护林木占有者私人利益可以“牺牲”法的原则！

接着发表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是马克思同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激烈论战。原来，记者科布伦茨对摩塞尔地区农民贫困生活进行揭露的文章在《莱茵报》发表后，总督冯·沙培尔指责报纸“歪曲事实”、“恶意诽谤”，并下达两个严厉的“训令”。马克思借此事，在实地进行深入社会调查的基础上，用铁一般的事实说明摩塞尔地区贫困农民的遭遇和困难，揭露高利贷者对农民的盘剥和普鲁士政府应负的责任。针对冯·沙培尔不承认农民贫困与政府有关系，马克思深刻地揭示摩塞尔河沿岸地区贫困状况与普鲁士政府管理机关的内在联系，指出“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治理的贫困状况”[56]。这表明马克思对普鲁士社会和国家的认识又提升一步了。

如果说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批判的是个别的法，即书报检查法令，而在《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议会的辩论》和《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两篇文章中，马克思已经从对个别法的批判，转向对它们的社会基础等级制的批判。那么，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批判的已经是整个普鲁士政府的官僚制度了。《摩塞尔记者的辩护》本来包括五个部分。但在发表了一、二部分后，马克思已写好的第三部分为冯·沙培尔所查禁，不许发表。据赫·施泰因所写《卡尔·马克思和摩塞尔农民》（载于《马克思主义年鉴》第1期，1926年出版）一文披露，总督沙培尔在看了第三部分后说，他得到的印象是作者“预先走遍摩塞尔盆地的大部分地区，收集有关在这里发生的官员与居民之间冲突的材料，为的是现在要把所有这些事实公布于世，并把这些事实作为压迫摩塞尔盆地居民的例证报告出来。”[57]（着重黑体字为引者所加）

尼·拉宾在评论青年马克思《摩塞尔记者的辩护》撰写和发表过程的“革命构思”时指出，马克思这一组文章并不限于对沙培尔的指责作有说服力和恰如其分的反驳，而是要把同总督的论战变为全民对普鲁士国家结构的讨论。《莱茵报》编辑部“通过全面分析摩塞尔葡萄酿造者的种种苦难来揭露普鲁士政治制度的反人民性”这一壮举本身就是“对德国人民的卓越功绩”[58]。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本人及《莱茵报》编辑部其他工作人员在进行具体的社会调查过程中，贯彻着马克思从客观事实出发、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即“把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并且竭力做到只是概括地表明这些事实”[59]。这就意味着曾经相信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在实际政治思想斗争中不断增加着唯物主义认识，从而大大动摇了原来的唯心主义理论信仰。

马克思特别强调：“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60]这些观点表明马克思看到了人的活动背后客观的社会社会关系的作用，看到了客观社会关系对人的意志的制约作用。或者说，已经看到了客观社会关系对国家的制约作用。如果说，马克思原来相信黑格尔的国家观，认为国家是“伦理的现实”、“理性的体现”，以为私人利益对国家和法有制约作用，是不符合国家和法的本质的，现在，通过对摩塞尔地区农民具体情况的分析、对普鲁士国家制度和法的具体情况的研究，他已经看到客观关系对国家和法的制约作用，这是他离开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特别是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前进的重要征兆！

三 开始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1842年10月至1843年2月马克思在《莱茵报》任主编期间的活动可以简要概括为：从学院深沉的理论活动转向火热的实际活动、从抽象的哲学思辨转向具体的政治斗争。他以无比的热情和不知疲惫的精力，为捍卫报纸的革命民主主义路线，与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与整个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制度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正是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马克思实现了他的哲学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在对人道主义的继承与改造过程中，马克思开始了对欧洲传统人道主义以及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超越！

青年马克思所领导的《莱茵报》，冲破了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刊登了许多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文章。然而，他毕竟无法从根本上破坏普鲁士国王的政治统治和镇压新闻自由的职能。1843年1月19日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主持举行的内阁会议通过了决定，从3月31日起查封《莱茵报》（实际上查封于1844年4月1日）。[61]1月21日内阁的书报检查部长公布了一个专门的训谕，阐述要查封《莱茵报》的“理由”，无理地指责《莱茵报》“自问世以来一贯坚持一种应受谴责的方针”，说“该报明显地企图攻击国家制度的基础本身，发挥旨在动摇君主制原则的理论，恶意煽动舆论怀疑政府的所作所为，挑拨各等级的人互相对立，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鼓励对友好国家采取极端敌对的态度”。又说，该报“议论臆想出来的行政当局的缺点……对国家及其政体和机关进行恶毒攻击”，等等。对此，马克思在《评内阁训令的指控》一文中专门作了彻底的批驳。

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官方的“训令”和“禁令”的实质，知道他已经无法继续在《莱茵报》工作下去了。在1月25日致好友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写道：“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到惊奇。您知道，我从一开始对书报检查令就抱着怎样的看法。这件事在我看来不过是个必然的结果；我从《莱茵报》被查封一事看到了政治觉悟的某些进步，因此我决定不干了。而且，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62]

尽管如此，马克思在1 ～3月还继续领导《莱茵报》向当局进行斗争，希望能争取取消对报纸的查封禁令。这段时间，马克思就像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他因盗取神的火种并将其传播于人间而被宙斯锁在悬崖之上。马克思因在《莱茵报》大声疾呼自由、民主、人权，号召人民保卫自己政治上的权利和经济上的利益，同情社会上被压迫的贫苦的农民和工人，而被反动的普鲁士国王置于书报检查机关严密的、可恨的压制之下！

由于《莱茵报》的股东们——莱茵地区的一批资产阶级对政府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从报纸内部给马克思施加压力，要马克思在报纸上把语气放缓，答应政府在今后不再有“极端行为”。因此，作为主编的马克思，实际上同时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马克思勇敢地表示，由他本人承担起《莱茵报》的全部政治责任，多次向政府方面说明自己的责任。在把反动政府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本人身上以后，马克思于3月18日公开声明退出编辑部，以示严肃的抗议。[63]当然，马克思这种行动并未能挽救《莱茵报》，未能阻止普鲁士政府对《莱茵报》的镇压行为。1843年3月31日《莱茵报》被迫停刊。

在这一天出版的最后一期上，《莱茵报》编辑部怀着自豪心情向读者致告别词：

我们高举自由的旗帜出海航行，

把祸患连同锁链和皮鞭统统埋葬；

水手们不需要监视，

他们都忠于职守。

让人们去说我们把命运作儿戏，

让他们去嘲笑和谈论各种灾难吧！

哥伦布当初虽遭嗤笑，

但他毫不畏惧铺向新世界的路。

新的战斗在彼岸等待着我们，

在战斗中我们会遇到战友，

如果征途上注定遇险——

在艰险中我们将忠于自己。[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