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正史《后妃傳》書寫模式變化簡析

正史為后妃單獨立傳，始見於《史記·吕太后本紀》，但鑒於漢高祖吕后的特殊身份和臨朝經歷，司馬遷將其列入諸帝本紀序列，而又别作《外戚世家》，將漢高祖至武帝其間的后妃、外戚、公主等綜合為一卷，可視作歷代正史《后妃傳》的雛形。當然，後世史學理論家對司馬遷將“后妃傳”命名為“外戚世家”頗多批評，這也即本文所言司馬遷創舉為“雛形”的用意所在。儘管存在“定名”與定性之不確，但無論如何，司馬遷是開啟了一項史學傳統無疑，後世史家以《史記》之思路為開端，正史皆為諸帝后妃集體立傳，漸别有外戚、公主傳記並行，固定為正史編纂的傳統之一。至於后妃、外戚、公主三個群體何時分别單獨立傳、后妃傳記的命名何時變動確定為《后妃傳》、后妃傳記在正史書寫的位置何時相對固定、后妃傳記擇取入傳后妃的標準何時相對固定，皆反應了歷代史家在修史過程中對后妃、外戚、公主等特殊皇族群體的不同認識態度，而史家對三者認識的最終統一，確實經歷了漫長和複雜的過程，即歷代正史《后妃傳》書寫模式的變化，是前人少有涉及的一塊領域，卻值得我們對此有所回顧與思考。

《史記》為漢高祖吕后單獨立傳，將西漢前朝諸帝后妃、外戚、公主綜合立傳，這一為帝王后妃、外戚及公主立傳的思路雖為後世沿襲，但史家如何處理歷代后妃中的特殊人物（如漢高祖吕皇后、漢元帝王皇后、唐高宗武皇后等）；如何正確看待和評價外戚與朝政的關係、明確外戚作為后妃男性親族集團的存在意義；如何將生於宫廷卻又是外命婦的公主從後宫中剥離出去等態度，其實關乎了古代社會中極為重要的一項制度——后妃制度如何依附於皇帝制度又如何自行發展、獨成體系的問題。具體來看，關於后妃傳記，如何從最初的“外戚世家”到“外戚傳”“皇后紀”“皇后傳”“后妃傳”的名稱確定，后妃傳記在正史書寫中的排位序列，入傳后妃標準的設定，對后妃與外戚在封建王朝中發揮的作用評價等，一直是歷代史家所試圖解決和統一認知的問題。本書無意過多涉及重大史學理論問題，下文僅從以上内容在正史中的變動進行簡析。

筆者以為，《史記》作為通史而非斷代史，且又有寫作時間下限的局限（僅止於漢武帝），故對某朝（漢代）后妃的記載無法全面，其實也就無法更多評述司馬遷定《外戚世家》之名的不確切，正史關於后妃傳記的處理，應該要從《漢書》正式開始。

《漢書》為西漢后妃集體立傳，但依然鑒於漢高祖吕后的特殊性，首先將其臨朝八年内的事蹟歸於諸帝本紀序列，名為《高后紀》，又輔以《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同樣安插於諸帝功臣表序列中。此外，《漢書》將吕后（為高祖后妃時事）與其他四十餘位西漢后妃（正式入傳后妃二十五位，附傳或提及姓氏事蹟者二十餘位）及外戚同成《外戚傳》兩卷。又因王莽篡漢，故為其姑元帝皇后王政君别立《元后傳》而作為外戚的《王莽傳》緊隨其後。值得注意的是，《外戚傳》與《元后傳》幾乎位於《漢書》諸傳之末，且《漢書·外戚傳》的開篇幾乎沿襲了《史記·外戚世家》的用語，關於外戚對皇權的輔助作用非常肯定：“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内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還需注意的是，在功臣表之後，還有《外戚恩澤侯表》，這種安排深刻體現了漢代重外戚而又多外戚專政的時代面貌。也因此不難理解司馬遷與班固皆以“外戚”而統后妃、外戚之傳名了。當然，因涉及藩王即位，如衛太子史良娣、史皇孫王夫人、定陶丁姬、中山衛姬等非諸帝后妃也因其夫、子、孫的關係，在《漢書》中開始入傳，這亦為後世史家所詬病，也提示了後人關於諸帝后妃與諸帝生母兩種身份的認可與統一。雖然班固對西漢一代后妃與外戚事蹟的特殊性與普遍性做了適當調整和變通，但從后妃傳記依然名為“外戚傳”以及外戚依然入后妃傳中，可知有關后妃立傳的思想，依然没能跳出司馬遷所設定的模式。

《後漢書》改《外戚傳》名為《皇后紀》且緊隨諸帝紀之後，成為“帝紀”與諸“傳”之間的銜接，且開篇僅言后妃之德，而少有提及“外戚”二字。《後漢書》入傳后妃三十餘位，且附有帝女傳。“皇后紀”中雖多為諸帝皇后，但也不乏明帝賈貴人、章帝梁貴人、順帝虞美人等諸帝或公主生母入傳，以及藩王入繼者之母，可知針對入傳后妃，“皇后紀”依然略有名不副實之嫌。

三國鼎立的局面也影響了史家對魏蜀吴三國后妃的態度和立傳標準：《三國志·魏書》列傳第一為《后妃傳》，專為魏國五位皇后立傳。《三國志·蜀書》列傳第一為《二主妃子傳》，為蜀國四位皇后及皇子立傳。《三國志·吴書》列傳第一為《妃嬪傳》，為吴國十一位夫人及其父兄立傳。雖然三國后妃傳體例名稱皆有不同，但后妃傳皆在諸帝紀後為列傳第一的位置已有延續，只是后妃傳中依然夾雜着皇子、外戚入傳，這幾個群體仍被混為一體。

西晋雖統一時間短暫，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政令和思想上的混亂。反觀《晋書》，列傳第一作《后妃傳》兩卷位於諸志之後，有兩晋諸帝的二十三位皇后、七位嬪妃入傳。此外，還有《外戚傳》一卷。

西晋瓦解之後的南北朝時期，當世或後世史家為各王朝立傳的標準又發生了諸多變化，具體如北朝：《魏書》列傳第一作《皇后傳》，緊隨帝紀之後，有二十七位皇后或太后入傳，嬪妃入傳者僅一位。又别作《外戚傳》兩卷。

《北齊書》列傳第一作《皇后傳》，緊隨帝紀之後，有八位皇后入傳。

《周書》列傳第一作《皇后傳》，緊隨帝紀之後，有十二位皇后入傳。

《隋書》列傳第一為《后妃傳》，位於諸志之後，有兩位皇后、兩位嬪妃入傳，並有《外戚傳》一卷。

《北史》列傳第一為《后妃傳》，緊隨帝紀之後，為北魏、西魏、東魏、北齊、北周、隋朝五十五位皇后、十四位嬪妃及個别公主集體立傳。又别作《外戚傳》一卷。

南朝諸史中的后妃傳記情况則是：《宋書》列傳第一作《后妃傳》，位於諸志之後，有十位皇后及五位嬪妃入傳，並附有其父兄子弟。

《南齊書》列傳第一作《皇后傳》，位於諸志之後，有七位皇后及三位嬪妃入傳。

《梁書》列傳第一作《皇后傳》，緊隨帝紀之後，有三位皇后及三位嬪妃入傳，還附有皇后父傳。

《陳書》列傳第一作《皇后傳》，緊隨帝紀之後，有五位皇后及一位嬪妃入傳，還附有皇后兄弟傳。

《南史》列傳第一為《后妃傳》，緊隨帝紀之後，為宋、齊、梁、陳四朝三十三位皇后、八位嬪妃及其父兄集體立傳。

由上回溯可知，兩《唐書》之前，雖已確立了為諸帝后妃立傳的史學傳統，且后妃傳記几乎都在列傳之首，諸傳篇首也皆先列本朝后妃名號等級及變動沿革，篇末為贊文。但在一些細節上還没有形成統一的標準，如后妃傳名是“外戚傳”“皇后紀”“皇后傳”還是“后妃傳”；入選后妃雖以皇后為主，但嬪妃入傳者卻時多時少，甚至一些旁支繼位者的母妻也能入傳，即擇后妃入傳的標準也没有統一；后妃傳在正史中的具體位置也不確定，它們或位於帝紀之後、或位於諸志之後的列傳第一；后妃傳内是否該攙雜王子公主或外戚等，都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存在。

更需注意的是，《隋書》《晋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梁書》《陳書》《南史》皆成書於唐代，其修史理念即后妃傳記的名稱、后妃傳的具體位置、后妃入傳的標準、外戚傳的位置等，所反映的已經是唐人的史學觀念了。我們也大致能看出，雖然唐代史家沿襲成書於北朝的《魏書·皇后傳》而作《北齊書》《周書》“皇后傳”，但《隋書》《晋書》《北史》皆已作“后妃傳”；同樣地，唐代史家沿襲成書於南朝之《宋書·皇后傳》與《南齊書·皇后傳》而作《梁書》《陳書》“皇后傳”，但《南史》已作“后妃傳”。當然，《南史》與《北史》皆成於李延壽之手，而《梁書》與《陳書》皆為姚思廉所作等個人因素也應考慮其中。以及成書於南朝與北朝時期的史書中，還體現着南、北不同地域中史學家的修史理念差别。

不過，在唐代所修正史中形成了由《皇后傳》漸至《后妃傳》名稱的確定；入傳后妃以皇后為主兼及嬪妃；后妃傳位於諸志之後為列傳第一這一位置的確定；后妃傳内剔除了外戚及公主傳。這一模式成為後世修撰正史《后妃傳》的基本模式而未有大的變動。

在汲取數代正史修撰經驗及模式之後，成書於五代、北宋時期的兩《唐書》，沿襲正史為后妃立傳的傳統，擇唐代諸帝皇后及重要嬪妃或宫官入傳，名曰“后妃傳”：兩《唐書》之《后妃傳》為列傳第一，位於諸志之後，篇首概論當朝后妃名號的設置及變動，篇末為贊文。但因概論過於簡單，對當朝后妃名號、等級、輿服、謚號、陵號、鹵簿等制度皆未涉及或未以系統貫通。而后妃傳開篇所用的后妃名號變化，新舊《唐書》所用不同，其實得藉助《唐六典》《通典》《唐會要》等才能清楚其發展變遷的脈絡。當然，這是研究唐代后妃乃至歷代后妃制度時所必須面對的一個史料來源和擇取問題了。需要指出的是，在汲取修訂《舊唐書》經驗的基礎上，北宋史家先後修成了新舊《五代史》，而之後才完成的《新唐書》，其實是真正完成后妃傳與公主、外戚傳分離的一部史書。

成書於《新唐書》之後的《宋史》《遼史》《金史》《元史》與《明史》，儘管還存在細節上的差異，但確定“后妃傳”的各種書寫方式尤其后妃、公主、外戚三傳分離的表述形式，顯然基本承襲了《新唐書》所確定的傳統。

因此説，從司馬遷修撰《史記》至歐陽修等完成《新唐書》，正史中關於為諸帝后妃立傳，如何立傳，傳名為何，入傳人物標準擇選等，后妃傳所居之位置，才終於得以基本確定。這也可以説是從西漢至北宋期間，有關史學思想發展變化的一個縮略，因與本書主旨無關而不再多論及。

下即以“歷代正史《后妃傳》書寫模式變化簡表”為名，大致以成書時間為序，將歷代正史中的“后妃傳”（包括對特殊后妃人物傳記的處理）、“后妃傳”在正史中所處之位置及與外戚、公主傳的合寫與分離狀况，簡單列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