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调署南部

南部县何如道起义发生后，四川总督锡良将原南部知县宝震撤任，并将章仪庆调署南部，专办此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初一日，章仪庆交卸剑州篆务，十月十二日，亲解递籍禁保余匪四十九名，水路并进，沿途经过苍溪、阆中，复为会审匪犯，十六日抵任南部，接印视事。

在南部县一年的署任年限中，审判、缉拿、保释何如道案案犯是章仪庆主要经手之事。四川洋务总局有关章仪庆到任禀文的批文最具有代表性：“该县匪徒谋乱，虽经破获，伏莽堪虞，仰即督同团保，认真巡查，以期有匪必获，并将境内教堂教士随时保护，毋稍疏虞。”《清史稿·章庆传》着重提及“河徙啮城，筑长堤御之，城以完”之事。根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此说大有“张冠李戴”之嫌。

南部县地势低洼，迭遭水患。东门外河堤为县城城垣保障，但坍塌严重。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南部县大水，河堤接续冲毁，“民房半悬空中，情形极为危险。若不设法修筑，万一再遇水灾，不但沿河街道尽成泽国，即城池有泛滥之虞”。时章仪庆在任，曾劝当地绅士谢鼎认捐钱二百二十钏，专作堤工之用，并采取“官认筑工，民认石篓”的方式于十月一日动工修建。然此河堤实则由谢鼎“自行监修捐给”，截至章仪庆离任，此堤仍未修成，故其离任前移交城堤工费钱时亦自称“工程未竣”。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新任南部县知县史久龙到任，继续关注堤工之事。经其勘察得知，谢鼎所监修之河堤“仅限于自家门首，用石修砌，已过工半”。然其所修石堤“共十八丈，仅能卫伊房屋，未能捍卫河街，难恃为久远之计”。为了彻底修筑河堤，根治南部县水患，史久龙屡经勘察，制定了“捡淘淤石，装盛竹篓修堤”的修堤方针和切实可行的修堤方案，即“自谢绅捐修堤坎起，至下游鱼嘴止，共九十五丈。又自上游小河沟起，至谢绅所修堤坎止，计二十三丈八尺，堤高四丈二三尺及三丈四五尺不等”。不过，此堤修成，仅所需装石竹篓就达七千左右，工料则约需钱九千余钏，工程可谓浩大。对此，史久龙采取了积极的措施：针对修堤经费不足的问题，史久龙带头“捐钱一百钏，竹篓二百个”，并刊印卷册，让四方绅粮尽力捐助。同时，他谕示百姓，各出财力，并将城内外户民绅民分为四等，上上户捐竹篓八十个、上户四十、中户二十、中下分等捐工数日。与此同时，南部县专门成立“堤工局”，制定修堤章程，并选派得力人选监督工程进展。此堤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初二开工，至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方告竣，历时一年有余。事后，南部县知县史久龙记大功一次，首事者谢鼎被授予五品翎照一张、“推己及人”匾额一方，其余参与人员各奖励有差。

综合来看，对于南部河堤的修建，章仪庆仅有首倡之功，“河徙啮城，筑长堤御之，城以完”的人应该是后任知县史久龙，而不是章仪庆，《清史稿》于此有误。

应该承认，在抗御嘉陵江洪水上，章仪庆确实居功甚伟。此外，在南部知县任上他还做了不少实事。“兴学校”是章仪庆历任皆关心的事，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作为直隶州用候补知县的章仪庆就因办学出力，为锡良奏“请赏加四品衔”，在南部知县任上，章氏对此也不遗余力，已深得学者赏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章仪庆署任期满。四川布政司与川北道共同禀报，以为“该令才识宏通，尽心民事”，请准予“留署一年”。在其禀文之中，还重点罗列了章仪庆在任期间抗洪赈灾的出色表现，以及拿获陆军学堂学生鲜于宗骏的识人之明：

七月中旬，积雨连绵，嘉陵江上游之水陡涨数丈。该县地势低洼，城基适当江水之冲。该令于事前即令居民将辎重搬运高阜，田禾之垂熟者催令刈获，水退后则煮粥以赈附城灾民，散钱以给沿河贫户。皆不待禀报先行举办，绅民同声颂之。又如陆军学堂学生鲜于宗骏假冒五品衔翎，妄称长官衙门幕友，在各处招摇撞骗。该令独能破其奸伪，毅然拿办，使其鬼蜮伎俩无所遁其形影……若学务警察及农商各要政皆实力讲求，仓储极为核实，听断尤其能事。

时任护理总督部堂赵尔丰批复道：“既据禀称署南部县章令仪庆实心任事，治理有方，于该县颇资整顿，自应准予留署一年，以示鼓励，务须益加奋勉，勿负委任。”

不过，章仪庆未得留署，而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奉文调署冕宁县。考虑到“工程未竣，需用孔急”，章氏将城堤工费先行专案移交。在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六日新任南部县知县史久龙照数查收后请“查照备查”的移文，文末称章仪庆为“调署冕宁县正堂章”，与《清史稿》中“章庆”署剑州、调南部、调冕宁的履历记载再次吻合。

综上所述，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所保留的大量原始档案充分证明《清史稿·忠义传》中的“章庆”实为“章仪庆”，而档案中有关章仪庆生平事迹的记载，不仅可以订正《清史稿》之讹误，而且还可以极大地丰富和完善其记载的简略，对辛亥革命人物评价、研究清末义和团起义、地方社会政治、学校教育等均有重要的意义，足以弥补近代史研究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