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蜀鉴》的刻本情况

就现在所知，《蜀鉴》最早的刻本应为宋本。宋本于明代尚有传。据明张佳胤序文记载：“《蜀鉴》宋刻甚精，藏于李蒲汀司徒。司徒殇而子孙不能守，遂为澶汾晁太史所得。余尹滑，乃从晁太史所借而录之。略记此书始末于首云。”可知，宋本原藏于李廷相家，后又归晁瑮所藏。查晁氏《宝文堂书目》，确载《蜀鉴》为宋版，惜其后失传。

又据清王士祯《池北偶谈》载：“《蜀鉴》十卷，起秦人取南郑、秦人伐蜀，迄西南夷本末。有文子嘉熙丁酉跋云：‘与资中郭允蹈居仁，共为此编。’又有姚咨嘉靖丙寅跋云：‘是编予得之罗浮外史顾玄纬氏，玄纬得之兵侍鄞范东明翁，翁又得之章丘李中麓吏部。辗转假录，越二十余年，予始得手钞，凡六逾月乃毕。夙兴夜寐，无论寒暑，盖不知老之将至。’是书予壬子入蜀时，购之不可得。康熙癸亥，乃借之朱简讨锡鬯。朱好写书，多未刻秘本。跋中李中麓氏藏书百六十年未散，近始归昆山徐宫赞健庵（乾学）。梁溪顾氏书至孝廉修远（宸）尤富，后书归吴中丞伯成（兴祚）。唯四明范氏天一阁书，不以借人，至今无恙，余姚黄梨洲宗羲多就阅其秘本。”查徐乾学《传是楼书目》记有“《蜀鉴》一本”，可知李中麓所藏《蜀鉴》当为宋刻。徐氏传顾氏，顾氏再传至吴兴祚，可见《蜀鉴》宋版于清初尚有传本。遗憾的是，宋版至此失传。

宋端平三年（1236年）、嘉熙丁酉（1237年），李文子为《蜀鉴》作序跋，其称郭氏所作《蜀鉴》，乃其所嘱。宋淳祐五年（1245年），别之杰也为《蜀鉴》作跋文，其曰：

昔萧何入秦丞相府，独收秦图书，备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少强弱处，乃用以相汉。益信《周官》训方、刑方等官之设，其意为有在矣。余向帅江陵，郭湛溪仕蜀而出，遂为江陵寓公，每语余以蜀事，而不知其著此书也。后十余年，蜀道汹汹，余自迩列出镇长沙，名为托里。而其子涉出示此书，于是湛溪即世亦几十年矣。嗟乎！扬雄既没而《法言》乃行。今蜀事如许，此书之出，岂不足为经理恢拓者之助乎！

别之杰，字宋才，郢州人，《宋史》卷419有传。曾两知江陵，先后兼湖北安抚使与京湖制置副使。宋淳祐二年（1242年）以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进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出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可知郭允蹈出蜀寓居江陵时，别之杰尚在江陵任上，故得友善而相论蜀事。宋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军大举攻蜀，一月之间，成都府、利州及潼川府三路全部陷落。李文子曾知潼川府，《考亭渊源录》卷22记载：“李文子字公瑾，光泽人。李方子之弟。绍熙四年进士。历知太安军，绵、阆州，潼川府。著《蜀鉴》十卷。”东奔江陵而与郭允蹈遇，鉴于蜀事残破与后来治蜀者深思，故嘱允蹈编撰《蜀鉴》。书成不久，允蹈去世，当在宋端平三年（1236年）末。淳祐五年（1245年），别之杰镇守长沙，允蹈之子郭涉出示《蜀鉴》，时距允蹈去世将近十年了。由此来看，《蜀鉴》当刻于嘉熙年间。

有元一代，《蜀鉴》无刻本。虽惠栋《百岁堂藏书目》称“《蜀鉴》十卷，李文子刻，元椠”。后是书归黄丕烈所藏，经其考辨，认为是明初版。

明初版，为明洪武时蜀献王朱椿主持所刻，又称蜀藩本。时方孝孺为蜀王世子傅，奉旨撰有序言。据傅增湘称，此刻半叶八行，行十六字，白口，双栏。疑傅氏所见为嘉靖刻本。笔者考察了国图所藏的嘉靖刻本、北大图书馆所藏的嘉靖刻本及巴蜀书社影印的嘉靖刻本后，发现序言、跋语与正文的版式不一，为半叶七行十三字，白口，花单鱼尾，四周双边。因嘉靖刻本据宋版抄本而刻，故应缺别跋和方序，颇疑张肖甫将明初本的序跋移植于嘉靖刻本中。在明代藏书家的书目中，此刻多有记载。如钮石溪《会稽钮氏世学楼珍藏图书目》载：“《蜀鉴》十卷，国初刊本。宋郭允蹈撰，有端平三年昭武李文子序，嘉熙丁酉重五文子跋，淳祐五年佚名氏跋。”同时，此刻也有皇家所藏。明正统六年（1441年），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等清理南京北运之书而撰《文渊阁书目》，其称“《蜀鉴》，一部四册”。钱溥完成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的《秘阁书目》也载“《蜀鉴》四本”。可见，明初刻本分为四册，可能卷一至卷三为一册，卷四至卷六为一册，卷七、卷八为一册，卷九、卷十为一册。至清代，此刻仍存。惠栋百岁堂所藏已非完璧，缺首二卷，黄丕烈从张白华家借得此刻完本，影抄补足之。后黄氏所补本归陆心源皕宋楼。陆氏在《皕宋楼藏书志》中录有复翁跋识以明之。此外，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也载有此刻本，并录端平三年（1236年）李文子序、嘉熙丁酉重五文子跋和淳祐五年（1245年）别跋以存之。莫友芝也曾经眼。遗憾的是，此刻本传入民国时更加残缺。据张元济先生所见，卷四至卷八皆缺。李盛铎先生藏有一残刻本。其在《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中记载道：“《蜀鉴》十卷（存卷一至三、卷九至十），宋郭允蹈撰，明初刻本。半叶八行，行十六字。前有端平三年李文子序，嘉熙丁酉文子跋。缺四、五、六、七、八五卷。”现此刻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却认为此残本为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刻本，可谓是慧眼独识。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证此刻，发现虽缺方孝孺序，然嘉靖刻本误者而此本也误，其卷九、卷十也是各为一册。因此，明初蜀藩本至今竟不存。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刻本，为张佳胤所刻。因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为乙卯年，故又称嘉靖乙卯本。张佳胤（1526-1588）字肖甫，明重庆府铜梁县人。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授滑县令。《明史》有传。由其序文可知，佳胤在滑县任内，曾借晁瑮《蜀鉴》宋版而抄录之，在嘉靖乙卯年据所抄宋版而刻之。据傅增湘交代，“明嘉靖本，八行十六字，白口，单栏。前有方孝孺序，次嘉靖乙卯张佳胤题，后有嘉熙丁酉文子跋、淳祐五年别□跋”。同时，傅氏还认为“此本字大如钱，板刻极古，殊不类嘉靖通行本风气”，以表示对嘉靖刻本的怀疑。在《藏园群书题记》中，傅氏进一步认为嘉靖刻本即明初蜀藩本。其云：“其版（蜀藩本刻板）传至嘉靖，张肖甫得之，补订而附跋于后，然则所谓元刻、嘉靖刻，皆此蜀藩本也。缘其字画古茂，或者疑为元刻；又见其补版附有张氏跋，遂认为嘉靖刻耳。”1984年，巴蜀书社影印了嘉靖刻本，正文为半叶八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单边。据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记载，其曾用影宋写本校蜀藩本，指出了蜀藩本的一些错误。如其称“光武建武元年，延岑屯杜陵，与赤眉逄安战，大破之，蜀本‘与’误‘兴’。汉中王嘉亦与赤眉将廖湛战于谷口，大破之，蜀本脱‘口’字”等，皆与巴蜀书社影印的嘉靖刻本符合。可见，嘉靖刻本与蜀藩本版式差别不大，以至于误了傅氏、瞿氏法眼，误把嘉靖刻本当做蜀藩本。其实，在清代后期，蜀藩本已不多见，书估往往利用嘉靖刻本来作假。他们或割去方序，冒充宋刻；或割去张佳胤题，冒充蜀本。蜀藩本为四册，而嘉靖刻本却为八册。其卷一至卷三为一册，卷四为一册，卷五为一册，卷六为一册，卷七为一册，卷八为一册，卷九为一册，卷十为一册。传至清代，此刻本已不多见。《郑堂读书记》载其序跋为前有端平丙申公瑾序及方孝孺序、张佳胤题，后有嘉熙丁酉文子跋及淳祐丁未公瑾门人跋。现北京图书馆所藏嘉靖刻本乃明汲古阁藏本，翁同书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购于京师书肆，并作跋语。此外，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吉林图书馆、四川图书馆均有收藏。

清代乾隆时期编修《四库全书》,《蜀鉴》赫然在列，为两淮盐政李质颖在浙江所采进。查《浙江采进遗书总录》，注明《蜀鉴》为刊本；又查《各省进呈书目》，注明《蜀鉴》为四本。可见，采进本当为蜀藩本，非嘉靖刻本。据《蜀鉴》四库本来考察，采进时已非完璧并有所改动。如卷八末郭氏所论，自“沦肌浃髓”以下已经残缺（注明下阙）；卷二中的标题“关羽失荆州”也改为“孙权袭荆州”；在卷七的“高季昌攻蜀夔州”缺少了“夔州”二字。

清道光、咸丰年间，金山钱氏编辑“守山阁丛书”，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从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中辑出《蜀鉴》刊刻，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又重刊。共两册，卷一至卷六为一册，卷七至卷十为一册。半叶十一行二十三字，黑口，左右双边，并在每卷篇目下注有“四库全书原本”字样。其实，与四库本相比较，守山阁丛书本还是有变化的。如在卷八末郭氏所论的残缺部分，臆补上了“亿万年安枕矣”六字，此点傅增湘已拈出，使得意思完整。同时，钱氏还针对《蜀鉴》中年代纪事的错误，依据其他文献进行了辩证，用小字双行注于其下。傅增湘曾用影宋写本校过此本。傅校本现藏国家图书馆。

守山阁丛书本在《蜀鉴》版本传承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自此之后，《蜀鉴》刻本、印本多祖从此本。如清光绪五年（1879年）重刊于成都的吴兴吴氏贻谷堂本，半叶十三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左右双边，双鱼尾，象鼻下有“贻谷堂吴氏刊”字样；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上海鸿文书局的石印本；民国十一年（1922年）上海博古斋的影印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据贻谷堂本重校刊的成都志古堂本，半叶十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左右双边，对花鱼尾；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长沙商务印书馆排印的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等，都属于守山阁丛书本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