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地方文献研究需要以开放的心态进行跨专题、跨地域、跨学科的深度拓展

目前，以地方文献为支撑的区域史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藏学、敦煌学和徽学被誉为“中国三大地方显学”，无论是研究的成果积累，还是学科建设和学术影响，这“三学”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三学”之所以能在国际上负有盛誉，是与它研究群体的国际性分不开的。徽学，除本地区的赵华富、卞利、刘伯山等外，国内其他地区的傅衣凌、杨国桢、周绍泉、栾成显、王振忠、阿风，日本的岸本美绪、寺田浩明、中岛乐章、臼井佐知子，韩国的朴元熇，美国的居密都有杰出的研究。敦煌学更是如此，所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季羡林语），即一语中的。所以，就《南部档案》的研究而言，我们的研究群体不能仅仅局限于川东北地区乃至四川的学人，而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地吸纳海内外同仁加入研究阵营中来，相互切磋，共同进步。

学术创新不能全凭题目的新颖度分辨，一些看似陈旧的题目实际上可能会有新的学术增长点。试举几例：（1）在传统地方社会中，“乡约”“保甲”“团练”“公局”等因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中间地带，已引起学界关注。但其功能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怎样的此消彼长，在相同的场域中他们各自又有怎样的表现，为何又会有这些变化，既有研究着墨甚少。（2）对地方社会的“健讼”问题。已有的研究认为明清时期是一个健讼的社会。但什么是健讼？是“谁”在说“谁”健讼？健讼有无标准可言？诉讼规模是否能测算得出？健讼与厌讼、无讼与息讼之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这些却没有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3）前人的研究也说明了在清代地方社会中，普通乡民在诉讼中多运用诉讼策略，甚至不惜以诬告的形式将“小事闹大”，以期达到衙门受理词讼的目的。地方官员也意识到乡民的这些诉讼策略给官府工作和普通百姓带来的困扰与危害。照理说，只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对诬告者加以惩治就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县官却并没有这样做。其原因何在？现有的研究付诸阙如。（4）“早婚现象普遍”是学界对传统社会婚姻状况的既有判断。何谓早婚？是指没有达到国家或法律规定的婚龄而提前结婚。然而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结婚男女双方低于国家允许的结婚年龄的，总体上的比例并不高，并不构成早婚普遍现象一说。事实究竟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发掘考古资料，收集族谱、碑刻、契约文书、科仪书等民间文献，及时公布公藏机构新发现的资料，特别是系统地利用地方档案可能是有效的解决路径。

档案区别于地方志、考古资料等文献的一个最大优势在于它内容记载的丰富性，并常常能为我们提供意想不到的细节，而且档案内容的真实程度也要高于日记、实录等资料。对此，张伟仁先生曾言，档案与实录等资料不大一样，不管地方也好，中央也好，这些东西本来并非为了留下来给后人看的，被篡改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清朝的官吏任期较短，新任官员上任后不会花时间修改前任的档案，因此档案基本上是可靠的资料。但档案也可能会存在“虚构”的情况，这是需要警惕的。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戴维斯在阅读“隆省档案”“日内瓦国家档案”“国家档案”“巴黎警察局档案”等档案中保留的16世纪的赦免状后，就发现赦免状里所记载的赦罪故事具有强烈的文学与虚构色彩。其实，即使某些记载是不真实的，甚至有伪造的事实，只要我们处理得当，借此去揭示作伪的社会理由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机制，在“不真实”中找到“真实”，或许能让这些文献获得更深层次意义的“再生”。

对于地方文献的研究，我们通常会遇到“区域史”与“整体史”、“区域史”与“地方史”、“个性”与“共性”、“碎片”与“碎片化”之类的困惑。也有不少学者担忧，利用区域性的碎片资料会让研究失去说服力，最终导致研究者的自说自话。目前有特色的“华南模式”被人戏称为“鸡零狗碎”的研究，华北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模式也被描述为“进村找庙、庙里寻碑、碑外访人”。笔者认为，困惑是必然的，担忧是多余的。随着各种文献的整理进程的日益加快以及研究方法的创新与突破，我们能利用的资料日益增多、日益丰富，学者们的研究旨趣也从以前的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史的研究。研究帝王将相、精英的历史也在让位于普遍民众的历史，一些诸如妇女、老人、儿童、官代书、吏役、乡约等社会群体，以及性别、身体、形象、记忆、语言、迷信、大众娱乐等新话题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试想，这些不正是一个完整社会的有机组成吗？我们反对的不是碎片——那些发掘和整理出来的看似零星的史料，也不是碎片研究——那些通过研究碎片来还原历史的真实，而是碎片化——那些只满足于史料堆积而缺乏深层次的思维，轻视理论和整体研究。我们反对的也不是区域史研究，而是画地为牢，把地方与国家分离开来，就地方谈地方的“孤立化”的“地方史研究”。那么应如何做呢？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的年鉴学派到今天的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著名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所写的《蒙塔尤》一书，他依靠雅克·富民埃任帕米埃主教时的审判记录讲述了13世纪末14世纪上半叶发生在法国南部讲奥克语的一个牧民小山村的日常生活。作者以现代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再现了六百多年前该村落居民的生活、思想、习俗的全貌和14世纪法国的特点。尽管在这之前，有德国的多林格尔、法国的夏尔·莫里尼埃等利用这个审判记录做了研究，但没有一位研究者能做到像勒华拉杜里那样都能挖掘到它蕴含着的丰富的内容。孔飞力的《叫魂》则是从1768年发生在江南地区的几个“叫魂”案入手，研究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把我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历史研究的方法引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综上所论，地方文献的研究是一门既古老而又新兴的研究。利用地方文献进行研究，不仅承载着传承中华地域文化的责任，而且还面临着研究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创新问题。如何才能突破？首要的是，我们得以开放的心态吸纳海内外同行学者共同参与，也要以全球化、整体史的视野开展跨专题、跨地域、跨学科的深度研究，为构建严密与科学的研究体系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