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海的回族及民国初期上海回族商人群体的形成

第一节 上海回族溯源

早在宋代,上海地区已有少数来自国外的穆斯林在当时的华亭县及青龙镇一带贸易。北宋政和六年(1116),在青龙镇所属的秀州华亭县,“兴置市舶务,抽解博买,专置监察一员”。其时“蕃商舶船辐辏住泊”。南宋以后,“后江浦湮塞,蕃舶鲜至,止令县官兼掌”(元)脱脱等:《宋史》第1~12册,中华书局,1977,第4558页。。吴淞江逐渐淤塞,导致青龙镇海上贸易日衰,到上海经商的境外穆斯林也逐步减少。

史载伊斯兰教正式传入上海始于元代。公元13世纪初,蒙古军西征,一批中亚及西亚的贵族被征服后编入蒙古军队。1275年,伯颜渡江分兵三道,董文斌帅左军,出江并海取道江阴,趋淀浦、华亭。当时,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如沙全、阿散、麻合马、纳速剌丁、涅只、阿塔纳、暗都剌、哈只、剌马丹等被差遣到上海做官。参见明正德年间顾清纂《松江府志·守令提名》第二十二卷,第1~7页;引自《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六卷,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商务印书馆,2008,第263~275页。其中,元至元十二年(1275),元朝将领沙全(西域回回,哈剌鲁人,原名抄儿赤)率兵驻华亭,因功授官华亭县达鲁花赤(长官)。至元十四年(1277)建立松江府,沙全即任松江管军万户府达鲁花赤。另外,元元贞元年(1295),阿拉伯人赛典赤·纳速拉丁出任松江府达鲁花赤,部属将士随其留居松江一带。《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961页。元至正年间(1341~1368),松江府已有31户色目人定居,其中主要是西域回回。《上海宗教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宗教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第259页。这些西域回回于松江府西景家堰北与“回回坟”接壤处,建立了上海地区第一座清真寺——松江真教寺,成为伊斯兰教传入上海的标志。

明初,朱元璋分封开国元勋中的回回将领食禄金山卫和嘉定等地。明天顺年间(1457~1464),明朝为巩固海防,又将在西北地区甘州、凉州的两千多名“寄居回回”“归附回回”迁徙到江南各卫(包括上海金山卫)。《上海宗教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宗教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第259页。至此,回回人口大幅增加,民族共同体不断聚合并趋于完整。回族的逐步形成为上海回族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至清嘉庆年间(1796~1820),上海地区的穆斯林开始增多且聚集。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开埠以后,亦有大量的穆斯林来沪谋生。另外,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宁水灾和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原籍南京、扬州、镇江一带的回民为了避难逃至上海,最初聚居在南门外沪军营附近(今属上海南市区),因为多为南京籍回民,该地遂被称为南京街。清道光三十年(1850),英国侨民在上海开设跑马总会,在界路(今河南中路)花园弄(今南京东路)一带开辟跑马场。咸丰十一年(1861)跑马场迁至芦花湾(今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山东、河北等地回民从蒙古贩马来到上海,并受雇养马、驯马和赛马,其中,以山东泰安和江苏靖江的回民居多,后来转到马立斯(今大沽路)等处定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山东、河南、河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有不少穆斯林至沪谋生,在上海普陀区的小沙渡、药水弄、英华里(原名樱花里),黄浦区的东新桥、马立斯,杨浦区的八埭头,卢湾区的斜桥等地块,形成了新的聚居点。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浙江富商叶贻铨创办江湾跑马厅(今武川路、武东路一带),招用的骑师及马夫,大都是来自宁夏、河北、山东的回民,其中以山东籍较多。此外还有流动的回族马贩子,往来宁夏、新疆和上海之间。《上海市杨浦区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市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第966页。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商在沪西开设纱厂,一批来自湖北、河南、山东和安徽等受灾地区的回民经同乡同教人介绍,被招募入厂做工,多数居住在英华里。另外,因淮河和黄河泛滥,又有一批来自河南、山东和安徽等地的回民逃荒至上海,在沪西小沙渡、药水弄一带搭棚定居,主要靠拾荒、设牛羊肉摊和饼面摊,以及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后在上海的南北英华里、长寿里、梅芳里、东麻里、大旭里和小沙渡、药水弄一带(今属普陀区长寿街道)形成了沪西回民聚居点。至此,新的回民聚居点逐步形成和扩展,回民聚居区不断壮大的同时,也为民国初期上海回族商人的发展、商人资本的积累,以及回族商业的逐步兴盛奠定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