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革在波浪式推进中再启程

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到芬兰、瑞典访问并作了演讲。演讲结束后，一位教授问我：“你讲的中国渐进式改革是什么意思？”我用一个比方回答他：好比一个人攀登楼梯上楼，左脚迈上一个台阶后先停一下，待右脚跟上来双脚站稳以后，右脚再迈上新一个台阶；如此左右脚交替向上并在双脚站稳稍事喘息后，再一个一个地向上攀登，直到抵达目标楼层。他说这个比喻很好，稳步向上攀登可以避免跌跤，达到改革期望的目的。既然改革像爬楼梯一样以攀登向上和双脚并拢、喘息不同方式交替进行，那么运动就是渐进式的，分阶段进行的。

“感觉到的事物不一定认识到，只有真正认识到的事物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到”——此话不假。尽管我们对35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比较熟悉，但是每个人的感怀却不尽相同。特别是将“后人口转变”置于新的改革大潮之中，如何抓住潮涨机遇使正能量发挥到极致，则还是要对改革提供的软实力有深入一些的理性认识。只有弄清楚改革的昨天，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今天的改革，才能领悟到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再启程、再进发。

1．改革的阶段性特征

提到改革，自然离不开改革史上最初发生的两件大事。一件是1978年岁末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另一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按上自己的手印，实行土地承包到户的“大包干”。虽然这两件事情不能相提并论，一个是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决策，事关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另一个则是社会最底层发生的变革，只是一个案例。然而，二者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一是小岗村“大包干”发生在三中全会召开一个月之前，为会议提供了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实例；二是三中全会定下的基调和做出的决议，恰似一声春雷、一场春雨，使小岗村顿时振奋异常、欢呼雀跃，并很快在安徽全省乃至全国蔓延开来，形成改革农村包围城市的星火燎原之势。如此，小岗村被冠以改革“领头羊”名号，称得上实至名归。

1979年5月笔者赴安徽省出差，听到省直机关关于小岗村“大包干”不同的声音。虽然音调高低相差很大，但是归结起来不外乎“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于是便抽出时间到小岗村雾里看花走上一回，感受颇为直接和深刻。不用说别的，仅仅看一看社员的劳动劲头儿，就明白了一切。与当时其他村社“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出工不出力”大呼隆干活截然不同。他们是出大力、流大汗地干活，锄田、浇水，麦苗儿青青、菜花儿黄，一派生机盎然景象。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想起列宁的一句话来：劳动生产率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笔者相信并推崇这句经济前行至理名言，因为它讲出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不二法则。心中念叨，小岗村社员如此劳动必然会创造出新的劳动生产率来，看来“大包干”是压制不下去了。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小岗村由过去“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也是秋收后家家户户外出乞讨的“讨饭村”，一跃成为多数农户有余粮、有余款，首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部分贷款的“翻身村”。随之其“发酵”作用不胫而走，小岗村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改革大潮序幕的揭幕者。

国内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阶段划分的研究成果中，取得较大共识的是四阶段论，以及划分更细致一些的六阶段论。笔者以为，阶段划分宜粗不宜细。因为每个阶段不是孤立的，前一个阶段与后一个阶段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是后一个阶段得以继续的前提和条件。笔者以为，35年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的改革，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是比较适宜的。

第一阶段是1978～1992年，为改革起步和试验推进阶段。这一阶段长达14年，亦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1978～1984年，后期1985～1992年。之所以没有像四阶段论那样将这两个时期划分为两个独立的阶段，是因为从总体上观察，它们均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只是前期摸到的石头少一些、小一些，因而步子迈得小一些、速度慢一些；后期摸到的石头多一些、大一些，因而步子迈得大一些、速度快一些而已。对于这一阶段的改革，有一系列中央文献和论著阐发，无须赘述。这里主要就相关成果涉及较少、笔者自以为有新意的两点，发表一点儿见解。

其一，关于改革起点。笔者以为，改革起点可分为最高决策层面和基层实践层面两个层面。以小岗村“大包干”为起点的基层实践层面改革，上面已经做了阐发，这里就不赘述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基层改革不是决定性的，但它是客观存在的实践的起点。将这一实践的起点单独提出来，非但没有给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为起点的约定俗成论减色，反而成为中央的决策是来自实践、经过实践检验、服务于实践的佐证，因而是科学的、正确的、有生命力的。

在最高决策层面上，中国改革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内外看法一致。不过对三中全会发出什么样的改革信号、划出什么样的改革起跑线，认识和阐发却不尽相同。笔者以为，至少打响三声“发令枪”，划出三条起跑线，释放出三个重要的改革信号。

一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于这一点，笔者的认识可能与其他人不尽一致。为什么将此列为传递改革信号之首？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只有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开启禁锢思想解放的大门，明确解放的方向和方法，才能打开改革的总闸门。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其核心和灵魂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一反过去“一句顶一万句”的教条，站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上对包括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本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而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大是大非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由此，才能明了改革要改什么，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改，改成什么样子。因此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的改革总动员令和宣言书。只有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有改革的风生水起、势如破竹。今天看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原本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义；然而在35年前极“左”思想路线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提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过去和构建未来，本身就是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改革、一场革命，实为整体改革的先导。

二是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早在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前夜，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经提出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也得到比较好的贯彻，工业化进展比较顺利。然而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1958年“大跃进”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断升级，直到“四清”和“文革”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各项工作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不仅耽误了许多宝贵时间，而且从根本上颠倒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搅乱了国家发展的任务和目标，损害到执政党的形象。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大搞群众运动推动经济建设，难免发生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穷过渡”和“文化大革命”无政府主义一类的诸多失误，使经济脱离正常发展轨道，陷入忽上忽下和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混乱状态，人民生活饱受短缺经济困扰和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之苦。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本身就是执政党和国家执政理念的拨乱反正，释放出体制机制改革指向重要信号。

三是提出了改革初期的目标和任务。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词语，但是提出了当前改革的具体目标、任务和要求。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对按劳分配、社员自留地和宅基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等，做出充分肯定。在经济体制和管理上，指出权力过于集中是“经济管理的一个严重缺点”，应该“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等。在长期教条主义禁锢下，这些提法和指向不可谓不明确、不大胆，实际上已经将最早经济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其二，关于“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推开以后，“摸着石头过河”成为流行语，甚至成了改革的代名词。在公开发表的文献和论著中，查到1980年12月16日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讲话中，在讲到改革“步子要稳”、“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时，顺势说出“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12月25日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一上来便讲：“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邓小平同志不仅同意，而且结合改革开放实际做出进一步的阐发，赋予了新的含义。如1985年接见外宾谈到“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时，强调“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此后，他又多次讲到要“坚定不移，大胆探索”；“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邓小平不仅为“摸着石头过河”赋予更积极的意义，而且对“摸石头”的目的和怎样“摸”，都做出精辟的阐述。指出改革由农村开始，进而在城市展开；亲自确定首批和后来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指出开放也是改革、促进改革；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气魄，提出香港“一国两制”回归；阐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改革科技、教育体制；探索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和设想等。一言以蔽之，这一时期改革的最大特点是均带有“摸着石头过河”性质，因而可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式改革。打个比方说，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走进了死胡同，必须离开此岸，决计下水过河。然而彼岸尚不十分清晰，只能大胆而冷静地“摸着石头”涉水前行，谓之“摸着石头过河”式改革。

第二阶段是1992～2013年，为改革铺开和向顶层设计过渡阶段。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实践经验基础上，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市场经济”都是首登党中央文件的大雅之堂，这是需要足够的智慧和勇气的。如前所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之路，随后各行各业试水、试点逐步推开。“开弓没有回头箭”——离开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就再也不能回去了。那么向何处进发？当时大的方向是发展商品经济，但是具体的目标模式并不十分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谓一锤定音，一下子把改革的目标、要求、模式和路径，清晰地摆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由此开始了从“摸着石头过河”向全面改革顶层设计（第三阶段）的过渡。既然是过渡，前期“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成分可能多一些，后期“顶层设计”改革成分就要多一些，二者经历了一减一增的变动过程。其间重大的改革主要有：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定位。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后，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解释或观点：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言外之意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将社会主义解释为定语。就这一决定给出的“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而言，讲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状语而不是定语。笔者就此曾经撰文，阐述“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运行规则：市场主体法人化、要素流动市场化、宏观调控间接化、经济运行法治化。作为市场，并无属于社会主义还是属于资本主义质的不同；区别仅在于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不同、社会制度不同。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按照不同社会制度均可拥有不同的市场经济解读，市场经济的本质可以是不相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可以做出随意性解释，那就难免使改革走偏方向。该决定还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等改革。

在该决定的精神指导下，税制、外贸、住房、医疗、外汇、股权分置等体制机制改革陆续推出，改革继续向广度和深度推进。并且随着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先后提出和启动实施的重要改革还有：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国务院提出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十条意见；2001年11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15年的努力终成正果；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并且确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2003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推行振兴战略；2004年《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指出发展资本市场对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的重要意义；2004年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有两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等内容写入宪法；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使长达两千多年的重要税种在改革大潮中最终沉没；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提出；2007年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成为党领导各项事业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等。

第三阶段是2013年至今，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以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标志，揭开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决定》展示了改革的新目标、新任务、新蓝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给出清晰的路线图：改革的主攻方向、优先顺序、推进的时间表；明确改革的工作机制、工作方式和政策取向，保证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改革带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2．全面深化改革再启程

认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新的征程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对改革进行到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明确今后改什么和怎么改，关键的突破点在哪里。正是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全会通过的《决定》，取得革命性突破。笔者以为，主要表现在改革的顶层设计、突破的难点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三个问题上。

其一，改革的顶层设计。在前面改革的阶段性特征论述中，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改革走到现在到了必须构建顶层设计的时候了。所谓顶层设计，好比建造一座改革的高楼大厦，要对大厦的高度、宽度、层数，大厦的内部构造、用料、施工等，对图纸和建设方案进行通盘设计。具有总体完整性、结构严谨性的明显特点。以此衡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堪称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

总体完整性。《决定》构建出完整的改革体系。将改革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制度六个基本领域，还涉及国防和军队改革。像这样完整的改革体系，在35年来的改革发展史上尚属首次。这六个领域好比六根柱子将改革大厦支撑起来，还有国防和军队改革与之配套，使改革有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不过这六根支柱不是平列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笔者以为，经济体制改革是总体改革的基础和顶梁柱。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入下去了，就为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出新的改革要求和改革的方向，推动其他改革不断深入。甚至其他改革也会因势利导在特定时间里走到前面，为经济改革开辟道路。这也符合改革本意：改革的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哪一个文明都不可少，少了哪一个都会使改革大厦缺失一角；但是基础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基础改革做好了，其他改革也就有了可靠的根基。

结构严谨性。《决定》不仅在最高层次上提出改革的总体框架，而且对框架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提出了改革的目标、重点、方向和要求。这主要体现在《决定》一口气提出的六个“紧紧围绕”上：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等五个方面的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等三个方面的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出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市场体系等的改革；紧紧围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等五个方面的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出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等三个方面的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出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等四个方面的改革。尽管这样的设计和改革还不能说尽善尽美，尤其是各部分的改革不可能一下子穷尽，还要在以后的改革实践中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增补；但是改革的总体框架已经形成，目标和任务已经明确，路径和步骤也已经依稀可见——一句话，改革的道路已经开通，步入顶层设计的改革已经开始。

其二，改革的攻坚性质。改革是什么？归根结底，是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来的某些经济体制机制不合理的状况日益显露出来，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合理严重损害发展本身，改革之声渐起。正因为如此，改革必然受到获得额外资源和利益的阶层、集团和个人的抵制，千方百计地阻挠改革。此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要求改革，绝大多数中间阶层和其他有识之士也要求改革。执政党和国家决策层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改革就会形成上下呼应之势，改革就会比较顺利地展开。如果决策层不能意识到这一点，站在额外获利阶层一方，就要打压改革，使矛盾发展和激化。最后，改革之声会越来越强烈，只能重新回到改革的路子上来。不过这样胁迫型的改革，付出的成本太高了，是人民大众不愿意看到的。目前的情况是：经过35年大刀阔斧的改革，总体上原来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合理状况发生很大改变，各阶层都从改革中获益，不过获益程度有较大差异。因此，新的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公逐渐显现，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新出现的高管阶层等暴富现象突出，更不消说权钱交易等许多腐败现象的存在和蔓延。在这种情况下，正如许多改革人士所言，改革步入深水区，要打攻坚战，全面深化改革要有敢于啃“硬骨头”的决心，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胆略，还要有高超的艺术。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出台硬碰硬的战略和策略，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共识和智慧，坚定不移地推进下去。

对于新一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硬碰硬的难度之艰巨，社会各界议论颇多。立足于以新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的立场，笔者以为，改革必须突破最重要的难点，啃最主要的“硬骨头”，打一场攻坚战。当前主要是：

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这是改革的重点，也是最大、最难啃的“骨头”。众所周知，虽然我国改革取得令世人震惊的成就，但是近年特别是步入21世纪以来，强势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乏有人将此称为中国改革成功最主要的“诀窍”，中国特色最主要的特色，是改革成就中最伟大的成就。现要对此进行改革，进行硬碰硬的改革，难度之大可以想见。对此，本书后面还将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二要打破垄断，还市场自由竞争法则。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就要实行平等的自由竞争，不能滋长垄断。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虽然计划经济时代的高度集中统一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但是新的行业、部门垄断却悄然生长、壮大起来，新的暴利暴富集团和个人悄然形成。少数人将一些国有资产控制在手，成为旱涝保收的权贵阶层。改革要触动他们的利益，自然很不容易。

三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农民市民化。目前全国流动人口为2.36亿人，流入城镇并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的为1.65亿人，受制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他们不能享受亲手建设的成果，被排斥在城镇居民之外，成为干活、生活在城镇，户口在农村的“两栖人口”，使城镇化虚张和土地财政愈演愈烈。

四要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公平合理的分配和再分配。改革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功不可没，调动了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可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资源占有不公等体制障碍显现，收入差距越来越明显。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但是不能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当前如不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就有背离这一改革宗旨的可能。

五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走出政府土地财政困局。改革以农村土地制度作为突破口，联产承包责任制以风卷残云之势取代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不过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始终未变，只是所有权与经营使用权相分离在形式上的变动。鉴于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导致土地兼并的严重后果，也鉴于当今国际社会各种形式土地制度存在的利弊各异，实行土地私有、公有均有不少难题，所有权与经营使用权分离也有不少难题。

六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包括医疗、失业、伤残、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尤以养老社会保障体系改革难度最大。目前的情况是：各种社会保障需求均呈上升趋势，保障资金的筹措潜藏着危机，发放也存在不公平和不合理现象。究其根源，主要是体制机制出了问题，国家、企业（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摆正。如何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很长的改革之路要走。

此外，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难度也很大，而这方面的改革迟疑不得，国际金融危机此起彼伏容不得半点儿马虎。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环境治理等，也都是关系到发展全局并且是改革难度颇大的问题。对此，中央的《决定》均给出改革的方略，使以硬对硬的改革方向可辨、有计可施、有路可行。

其三，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决定》以很大的篇幅阐发改革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这里，《决定》清楚地指出：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一般的规律，也是改革的方向；二是当前改革的着力点，放在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上。前一点是理论前提，没有这个理论前提后一点就不复存在；后一点是改革工作重点，按照前一点的相关理论进行改革。

事实上，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始终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政治、社会体制改革也配合进行。这中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怎样认识和摆放国有企业、公有制经济和国有资产、国有资本位置问题。因为在一般认识上，国有经济自然由政府说了算，计划经济时代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翻烙饼”式改革尝试，就是政府试图利用一点儿市场活力而失败的例证。改革开放35年来，先后经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后来“以计划调节为主”自行淡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改革过程。1992年以前政府和计划调节为主无须赘述，中间夹杂着对公有制经济是主体还是主渠道、主导的争论。即使在明确了改革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政府的计划调节到底处于何种地位、怎样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有不少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值得总结。笔者鉴于前文对改革本质的认识，改革由政府说了算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其实政府难以退出也在情理之中。这有多种情况。撤销原来的一些生产部门，这些部门的职权、职能转由具有象征意义的公司承担，并没有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不少还扮演政府与市场双重角色，好处两边都占，这被称为“换汤不换药”的改革：许多职能部门抓住原来的权力不放，在审批、定价、补贴等经济活动中操纵决定权；一些新建立起来看似是市场一类的管理机构，却凌驾于市场之上，随意指挥，从中谋利；一些超大型企业集团利用现有的优势和手中的权力，实行垄断式经营，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等。时至今日，这些问题有的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和改进，许多则依然故我，妨碍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有“以GDP论英雄”发展观、政绩观作怪，一旦经济增长形势不妙，便依靠大量固定资产投资拉动，此已成为惯用手法；而其带来的后果之严重，稍有一点儿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晓。似此等现象不能纠正，还谈得上什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这样的角度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决定》的发布，抓住了改革的要害、关键、核心。它不仅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而且还关系到清除滋生腐败的重要的土壤、条件，对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改革等都具有基础性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