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 研究目的

生育政策是人为干预人口系统行为的重要手段。在生育政策的强有力干预下，中国实现了快速的生育转变。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中国大陆2010年总人口达到13.39亿，其中0~14岁少儿人口为2.22亿，占总人口的16.60%;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98亿，占总人口的74.53%;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19亿，占总人口的8.87%。回顾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在过去近60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增长态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化两个方面。

从总人口的绝对数量和总量的增长速度看，1953~1964年中国大陆总人口从1953年的5.67亿增长到1964年的6.95亿，增长了1.27亿人，年均增长速度为18.55‰，这是一个非常快的增长速度，若保持这一增长速度，意味着中国人口将会每37.71年翻一番；1982年，中国大陆人口增长到10.04亿，比1964年增长了3.09亿人。1964~1982年年均增长速度上升为20.67‰，这是一个更快的增长速度，若保持这一增长速度，意味着中国人口将会每33.87年翻一番；1990年，中国总人口达到11.31亿人，比1982年增加了1.26亿。1982~199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快速下降为14.96‰，若保持这一增长速度，意味着中国人口将会每46.69年翻一番；到2000年中国总人口增长到12.45亿，比1990年增长了1.15亿。1990~2000年总人口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为9.27‰，若保持这一增长速度，意味着中国人口将会每71.79年翻一番；2010年，中国总人口达到13.39亿，增长了0.9亿。2000~2010年年均增长速度持续稳定下降为7.03‰，该增长速度不足1982~1990年期间年均增长速度的一半，仅是中国大陆人口快速增长时期1964~1982年年均增长速度的1/3，若保持这一增长速度，意味着中国人口将会每98.92年翻一番。由此可见，我国总人口已经进入持续的缓慢增长时期。

从人口结构变动来看，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2010年人口普查的0~14岁少儿人口比重比2000年下降6.29个百分点，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4.3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同样是十年时间，1990~2000年中国大陆0~14岁少儿人口的比重则下降了4.79个百分点，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上升3.26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1.53个百分点。上述变化表明，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趋势是：少儿人口比例迅速下降，老年人口比例迅速上升，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基本持平。

自1992年我国人口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以来，流动人口规模剧增，人口结构迅速老化，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重心已经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在此背景下，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是否需要调整？何时调整？如何调整？调整后的影响有哪些？这一系列问题成为目前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部门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然而，各界对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后果和人口结构变动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并使计划生育政策调整逐渐演变成一个敏感和富有争议的焦点、热点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争论焦点就在于目前生育水平有多低和独生子女有多少，以及少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未来能否应对人口持续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全社会能否承担人口年龄结构快速变动带来的负担和压力。这些富有争议的问题是在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和如何调整过程中必须面对和无法回避的。

从公共政策科学研究的角度看，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定量研究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现实研究问题，而且是以生育政策为切入点，对公共政策进行具有前瞻性的多方面深入的研究与尝试。因此，本项研究在试图建立基础公共政策研究计算机分析平台的同时，对人口分析技术如间接估计、生育水平研究、出生人口动态监测评估和人口老龄化家庭微观分析等方面研究进行尝试，研究结果和计算机分析应用平台将为今后全方位深入研究其他公共政策的微观效果和作用机制奠定基础。

二 研究意义

人口学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突出特色是用数据说话。通常人口研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规律、总结规律、把握规律和应用规律。作为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研究的主要意义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研究方法与理论探索

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全新探索。生育政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生育水平、生育意愿和宏观人口预测等。生育政策作为涉及千家万户的公共政策，对生育政策调整的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育龄妇女生育状况、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同时还要研究育龄妇女家庭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例如子女数量和丈夫属性等。以往人口分析技术的研究重点是在宏观人口数据分析上，虽然也涉及家庭人口问题研究，但由于受数据限制，很多研究受到制约。在数据缺乏或数据简化条件下的相关分析技术是一个具有挑战性和战略性的研究课题。生育政策调整研究从方法论上需要把家庭作为研究单元，这与传统的人口预测和生育政策研究有很大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还需要判断由于政策调整带来的人口连锁反应，所需要关注的研究问题不仅仅是人口本身，研究尺度和研究对象涉及个人、家庭和全社会等不同范围，研究过程中不仅仅只回答一般性的变化趋势，更重要的是需要判断哪些变化是由于政策调整引起的，哪些是由于人口内在结构变化引起的，同时还要判断可能的影响程度。既要研究短期问题，又要研究长期问题；既要研究时期的问题，还要研究队列的问题。

此外，在高生育水平条件下，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规模的重要因素，而在低生育水平条件下能否起到相同的效果尚有很多疑问。以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主要是研究高生育水平下的人口总量、结构和发展趋势，对低生育水平下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比较欠缺，特别是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由于出生性别比失调等带来的一系列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影响，需要更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因此，本项研究试图通过实证的方法对传统人口转变理论和高生育水平条件下的人口研究内容进行补充。

(二) 研究成果应用

《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研究目标是回答政府决策所关心的重大问题。这是因为政府相关部门即便面对相同的问题，也会对人口状况和人口研究成果应用采用不同的政策和决策取向。在人口研究成果的应用上，国务院关心的主要是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以及领土安全相关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决策依据，人口计划生育系统的职能定位、公共管理与服务的转型；人口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关心的主要人口问题是人口会不会失控，在新形势下，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人口与计划生育系统的工作任务和目标；统计部门关心的问题是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对数据质量的影响；教育部门所关心的是受教育人口规模的增加或减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关心的是人口就业与社保覆盖面；规划部门关心的是人口的增加、减少对产业规划、区域规划等重大发展规划的影响。凡此种种无不与人口总量、结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定量研究生育政策的调整及其相关人口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而且相关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

(三) 重大问题的定量分析

在重大人口问题研究中，长期、持续和永恒不变的三大基础研究问题是：出生、死亡和迁移。生育问题是三大重要研究领域之一，研究生育问题将涉及人口的长期发展变化趋势、特点以及人口合理的结构与稳定人口等。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的核心其实是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现行生育政策根据育龄妇女的不同身份可以划分为城镇非农业人口独生子女政策、部分农村农业人口独生子女政策、部分农村农业人口“一孩半”或二孩政策、部分少数民族采用二孩及以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5种主要现行生育政策结构。由于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采用不同的生育政策，因此，从现行生育政策的长期效果来看，该政策受人口结构性变动影响的结果是，随着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迁移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加和人口产业结构的变化，农业人口比例将持续下降。因此，即使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由于人口构成变化，该政策客观上将是持续促使育龄妇女总体生育水平下降的政策，换句话说就是，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长期效果是促使育龄妇女总体生育水平持续下降，那么，即便是现行生育政策稳定，育龄妇女总体生育水平也不可能稳定。

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和生育状况与生育政策密切相关，中国生育控制的目标是把生育水平稳定在更替水平附近，而不是无限降低生育率。伴随生育水平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甚至进入超低生育水平，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迟早要调整。然而，生育政策如何调整？在政策的调整过程中，如何避免由于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出生堆积问题？如何实现生育政策转换与平稳衔接？这些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对人口发展内在规律及人口规划和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从生育政策调整的历史来看，有过因政策微调带来一定程度的出生堆积问题，比如1984年开小口、堵大口。因此，今后的生育政策调整需要谨慎对待和充分研究，尽量避免由于生育政策调整引起出生人口大起大落，但今天的情况与历史毕竟有很大不同。在生育政策调整过程中，需要切实搞清楚哪些变化是由于政策引起的，哪些是由于人口结构性问题引起的，哪些是由于人口失控引起的，如果进入低生育水平陷阱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