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事变前后

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

（一九三四——一九三七年）

何柱国[2]

一九三四年初，张学良将军返国，主张安内必先攘外，统一救国，励精图治，收复东北。乃接受蒋任命的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代行司令的职务。原任总部参谋长钱大钧请求辞职出国，经蒋批准。张将军拟调我为参谋长，吴家象为秘书长。经我力劝仍以钱大钧任参谋长为宜，乃派我赴南昌请蒋收回成命。并准将王以哲军调驻豫南，何柱国军调驻鄂东，刘多荃师调驻平汉线南段，对鄂豫皖边区红军徐海东部作战，徐部旋走陕北。

张将军自回国以来精神焕发，身体强健，已恢复一九二七年以前之健康。他时常到鄂东、豫南出巡，常与部下畅谈旅欧见闻。他说在英国参观国会辩论，乃真是发言自由，态度和蔼，有民主作风。有人问他，中国是否可以学英国的民主来救国呢？他的回答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的经验，民主作风深入民间，金钱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尚未产生开明的，大的资本家，所以政党政治很难稳定下来。我们军人，要想领导民主政治更是南辕北辙。他又说中国的政治要安定非用开明的集权政治不可，国家的建设要想迎头赶上，亦只有此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线：一为法西斯蒂路线，一为共产主义路线。可惜我不能到苏联游历一下，就我所知，共产主义成功的条件，要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国家，又无外患的情况下方能实行，我国是半殖民地状态，是不适用的。剩下只有法西斯蒂一条路，模仿德、意，乃能迅速复兴中国。墨索里尼说过：“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法西斯蒂召开大会，如领袖缺席时，要选举新的领袖，才开大会。资本家的利润有限制，工人不许罢工，彻底执行法令。德国希特勒亦是如是作法，一定很快复兴。他说回国后曾劝蒋模仿这种办法，蒋答：“也许五年以后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他又说：“蒋手下各派如政学系是人才多而无政治基础，CC是有基础而无人才。我们是军人，只可以与黄埔系连成一气，共谋救国。所以我要在东北干部中组织四维学会以训练人才，与黄埔系打成一片，但部队的带兵军官不能加入此组织。”后来又因广西李、白以抗日救国为号召，常与中央分裂，蒋极感不安，有用武力解决之意。

一九三五年，江西红军已突围西走，以北上抗日为号召。武昌总部于是改为委员长行营，张将军任行营主任，以陈诚为整训处处长，整军经武，似作抗日复土之准备。首先划一军队的编制，补充装备，并将所部之骑兵向西北推进，在咸阳集中，逐次沿西兰公路西进，以防止红军打通西北之国际路线。其先头骑兵团胡竞先部与北上红军遭遇于六盘山麓，未能阻止。北上红军不足一万人，遂到陕北与刘志丹部红军会合。蒋遂令张将军组织“剿共”总部于西安，将东北军逐次向西北移动。王以哲军驻陕北延安、洛川一带，董英斌军驻陇东庆阳、合水一带，何柱国骑兵军驻邠州（今彬县）、平凉和西峰镇一带，刘多荃师为总预备队，控制于西安以北地区。又值华北何应钦为日所迫签订《何梅协定》[3]，以东北军有抗日情绪不宜于驻华北为由，乃将于学忠部逐次调驻天水，以商震继任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旋亦任甘肃省主席。是年秋后，王以哲部何立中师自延安南调换防，途经甘泉北方劳山隘路，何中伏身死，所部损失颇大，张将军乃决心改取守势。又值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南京召开，张将军偕我以军队代表名义出席南京五全大会，并通令所部在开会期间不许有所行动，以便在政治上有所活动。张将军曾赴沪与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并闻红军绕道川西北上时，与张国焘、徐向前部会合于松潘毛儿盖，张国焘主张在四川进行阶级革命，以此为根据再图进展，毛泽东主席则坚持北上抗日。张将军曾说：“内战不停止，很难造成抗日之局势，从前我认为非先统一则不能抗日，现在我则认为非抗日则不能统一。”当时杨虎城将军亦与人民阵线有密切往来，杨、张之间本有误会，经此一行得以解除。会期方毕，忽接西安总部来电，董英斌部牛元峰师自合水东进应援王以哲军，牛在直罗镇中伏身死，所部损失甚重。张将军大为震怒：前已有令在开会期间不许行动，因何违令？急欲飞返查办此事，乃匆匆告知我随行，并未询问气象状态，即自南京起飞，一路在云雾之中，盲目飞行，飞机又无定向设备，按时间与距离计算约达河南平原之时乃猛降低飞，才找到平汉铁路。飞机离地不过二百公尺，沿平汉路北飞找到黄河，再沿黄河西飞。过孟津以后，河曲山高，云重谷狭，不能辨别前景，危险万分，最后才找到洛阳降落。是日大雨不止，翌日改乘火车返陕。查得牛师失败原因，乃董军因缺粮而请示总部今后行动方针，总部的指示仅说明该军迟早是要东进的。董军长误解电意，又因鄜州（今富县）粮食较丰，遂贸然令牛师东进。张将军对参谋长晏道刚、军长董英斌大加斥责。

一九三六年，张将军时常坐—电机出巡于洛川、西峰镇和西安之间。一日，张乘机低空飞行，他自己驾驶飞机，游览于咸阳北原汉武帝、唐太宗、文王、武王、秦始皇各陵寝，慨然叹曰：“人贵有所建树，以垂史册。否则建筑工程无论如何壮丽伟大，若此许多陵寝，亦不过只剩黄土一抔。”又登华山有感而题诗，末句有云：“极目长城东眺望，河山依旧主人非。”足见其心情。是年初夏，张将军经被俘团长高福源之联络，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会于陕北，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道。周允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绝对反对法西斯蒂主义。张将军乃与杨虎城将军秘密取得一致意见，使高崇民写《活路》一小册散发于东北军中，鼓动打通西北路线，联络新疆之盛世才，乃能抗日复土。并于军中教唱《流亡三部曲》，转变东北军士气。是年夏，成立王曲训练团，组织抗日同志会，鼓动打回老家去。并因陕西省党部擅行逮捕总部秘书，张将军以中央执行委员之地位搜查该党部，查得该部密件，对张将军、杨虎城将军、邵力子主席均作了许多不利的报告，因而促成三人之间有所谅解。张将军与红军联系从此益密，并常川驻有代表，所有军事冲突都是假意掩饰。但蒋介石已起疑心，逐次调派中央直属部队移驻西北。拟以蒋鼎文设前线总指挥部于平凉，以东北军任驻剿，防守碉堡线，以中央军任进剿，扫荡红区，并派陈诚援助山西阎锡山，且有调张将军为洛阳绥靖主任之说。时两广六一事变已完全解决，红军西路军北上拟打通新疆之国际路线，在河西地区为马步芳等军所歼灭；胡宗南军跟踪北上，已到甘肃中部地区。于是，蒋乃亲来西安，宣慰东北军而有所布置，并准许设立东北军整编委员会，由张将军主持，我副之。东北军因此重立预算编制，要求中央有所补充。十月底，蒋赴洛阳避寿。张将军前往祝寿，并请求批准东北军整编方案。阎锡山亦来贺寿，并共同与蒋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问题。蒋仍主武力解决。张将军问蒋：“中国前途归宿如何？”蒋答：“是社会主义，但不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阎劝张不必再有所建议。翌晨，阎先飞返山西。张将军出席听蒋对洛阳军官分校的训话，蒋大骂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亦是汉奸，张将军为之色变。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对我说：“不知内容者，此话尚无重要关系，知道内幕者，听到此话实在太过火了。”嘱我劝张不可误会，并说蒋的脾气说过就完。他想从中弥补裂缝。蒋训话完毕，张将军随即登机飞返西安。在机中，我将钱大钧之话告张，张说：“阎百川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能再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事，我已决心不再谈了。”又说：“我现在想干什么，我的太太亦无从知道。”张返西安后只谈整编东北军之事，不谈“剿共”之事。蒋复来西安，轮流约东北军师长以上餐叙，个别谈话，誓言：“有我蒋介石在，一定可以带你们回东北，你们要听命令，不可听谣言。”十二月初，中央军万耀煌部已开抵咸阳附近，谣言四起，情势日急。张乃借词阿拉善旗之定远营发现日本特务机关活动一事，拟派骑兵第六师长白风翔、团长刘桂五前往查办，率此二人前往临潼华清池见蒋，请蒋指示方针[4]，实乃借此使白、刘熟悉蒋之住所途径。十二月九日，乃北平学生运动一周年纪念日。杨虎城请中央来陕各将领听秦腔，即欲扣蒋及其以下各将领。张将军以准备未周，乃延至十一日晚，由白凤翔、刘桂五率队突入华清池蒋寓所，不料为蒋宪兵觉察开枪拒之，蒋乃越墙逃避于骊山。杨虎城则扣押住在西京招待所各将领。直至十二日晨八时，尚未搜寻得蒋之下落。张将军在绥靖公署对各同僚说：“若找到委员长，我能说服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我一定拥护他，并自己请罪，以增加他的威信而维持军纪，若找不到他，我便将头割下来，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要停止内战反而引起内战。”旋得报，已将负伤之钱大钧送来绥署。张将军遂前往慰问钱大钧，钱破口骂张为“叛逆”，并谓再有十年亦不能恢复中国现状。张将此次事变之宗旨对他解释，并谓：“你亦要负责，假使你允来西安担任参谋长，上下不至有所隔膜，也不会演成此事变。”钱仍愤愤。因伤势甚重，张劝钱住在我家中善为治疗。旋得报，蒋已有下落。先由邵力子前往谒蒋，陈述此次事变之内幕，再由张将军往谒，张将军口称：“委员长受惊。”蒋谓：“你还叫我委员长，你还是我的部下吗？”张答：“当然，我唯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抗日。”蒋谓：“那么你应当即刻送我到洛阳，否则法币、公债都要完了，经济崩溃，就想抗日亦无从说起。”张答：“总要商定办法，然后回去。”蒋十五日写一电报给宋美龄，表示：为国牺牲绝不屈辱，对经国、纬国，要视同己出，勿以我的生死为念等。并绝食抗拒。南京空军连日在西安上空示威，陆军则自潼关推进渭南，东北军亦调来渭河南北布防对峙。张将军调我为参谋团主任，会同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西北军参谋长李兴中、红军参谋长叶剑英策定作战计划，成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一面备战，一面派机于十四日往接周恩来，周以事不能即来。十七日再派机接周恩来共商大计。周到后亦主张和平解决。遂放蒋鼎文回南京，说明此间并无害蒋之意。南京方面亦先后派端纳、宋子文、宋美龄等来西安参加谈判，往返洽商，双方终商定了和平解决事变条款。张将军还表示要亲送蒋回南京请罪，以增加蒋之领导威信。红军改编条件则由周恩来与蒋直接商谈。至于一般条件，均已商妥。张将军随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召集王以哲、董英斌和我三人，密告送蒋的决心。三人均阻之，最后建议至多送至洛阳。张嘱咐，关于联军军事听命于杨虎城，关于东北军军事听命于于学忠。翌日下午，张将军约杨虎城同至蒋寓所（前数日蒋已迁住张寓所附近高桂滋宅），随即于二十五日下午由张将军送蒋登机，并陪同飞赴洛阳住宿。二十六日晨，蒋自洛阳飞南京，张将军也亲送。张在途中即来电给杨虎城，嘱将被扣南京方面各将领一律释放，后于二十八日用飞机送返南京。张将军在京有被迫作请罪表示，不料竟军法会审，由李烈钧、鹿钟麟、朱培德等主持之。过庭时，要摘下张将军之佩剑，张知事已变卦，乃大骂不守信用的政府，说：“剩我张学良一人也要革命。”张被判决十年徒刑，由政府特赦，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时蒋在奉化溪口疗养腰伤，张将军亦被移往溪口雪窦寺中。

蒋派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前往潼关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又任命陈诚等几路司令作武力解决之准备。其时，西安各将领意见不一致，东北军与西北军中之少壮派主张武力争取张将军之归来。高崇民，王以哲，何柱国则主张不应改变团结抗日之初衷，即为争取张将军归来，亦只有和平解决才有希望。其利害得失，屡次开会辩论，终无结果。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少壮派孙铭九等袭杀王以哲、徐方等，我避入杨虎城的新城大楼，才幸免于难。前线之东北军军长刘多荃、缪澂流等抗不受命，并电话杨虎城，若于（学忠）、何（柱国）有意外，则向西安进军。杨要我再与潼关之顾祝同电话商定执行和平方案，即东北军移驻西兰公路陕甘边区，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于学忠仍任甘肃省主席；西北军移至渭河、泾水以北地区；中央军进驻陇海线。顾祝同遂于二月八日进驻西安执行行营主任职务。经此内变，东北军将领对于留驻西北维持原来商定之和平方案已有异议，并有坚决主张出关者，互不信任，意见分歧。顾祝同乃派我飞赴南京，前往溪口，将此情势报告张将军，并希望张将军来一手书指示要点，使东北将领步调一致，以便办理善后。我到南京后，许多要人均来告诉我，西安事变张学良为功为罪要待历史来评论，目前是办善后要紧。即与何应钦商量到溪口先见蒋面陈事实，均主张东北军出关沿淮河流域驻防，并安徽主席由东北人充任。我将各种情形面报张将军，并详述在西北已再不能维持“三位一体”。相谈之下，黯然神伤。事已至此，只可执行此方案。张乃亲函各将领“服从中央命令，团结力量作抗日之准备，以遂初衷。”并口头嘱我转告各袍泽：“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我返西安后传达此意，东北军遂开始遵令出关。中间虽有人作祟欲拆散东北军，后经于学忠和我以不负办理东北军善后之责任相抗议，并联袂赴溪口再向蒋面陈，乃得发表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王树常为开封绥靖副主任，刘尚清为安徽省主席，何柱国为西安行营副主任，第五十一军驻淮安附近，第六十七军由吴克仁继王以哲为军长驻阜阳附近，刘多荃部改编为第四十九军驻南阳附近，骑兵军则留驻西北，在开封开整编会议。是年六月间整编完毕。

张学良与苏使秘密会晤

焦绩华[5]

一九三四年起，我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第二处工作，主管对苏联的情报。一九三六年春，为解东北军在延安之围，我想劝说张学良不要和红军作战，转而采取联苏抗日的态度。于是请参谋本部次长兼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代为介绍。杨在九一八事变后曾被蒋介石派去北平帮助了张学良，也赞成联苏抗日。经杨介绍，张复电表示欢迎。我去西安，先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他问我来西安何干？我答以劝张学良联苏抗日。邵说：“你真热心啊！为此事特地跑到西安来。”

随即谒张于“西北总部”。张身着浅灰色长袍，小胡须已剃去，顿觉年轻，而且身体健康。谈起抗日，他慷慨激昂地说，“东北人抗日的决心，不但是活人要抗日，死了的骨头也要抗日。”由此足见当时张学良抗日的决心是很坚决的。张并表示他愿与苏联大使会晤，约定等他到南京后再和我联系。

七月某日，张学良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中央全会，我应约赶到南京，介绍苏联武官雷平中将会见张氏于南京首都饭店。交谈后，张提出要看一部苏联军事大演习的影片，名叫《基辅争夺战》，是陆军大演习，有数千人的空军、空降部队参加，当时以为创举，曾轰动一时。雷平武官表示同意，遂安排在南京大华电影院放映。张还约了杨永泰、吴铁城、宋子文一齐去看，苏大使鲍格莫洛夫及武官均在门前相候。国民党二中全会期间，这部影片还在国民政府大礼堂放映，国府主席林森以及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都看了。

会议快结束时，张学良对我说，现正开全会，南京中外记者太多，要我约苏使到上海会晤。到上海后，苏使鲍格莫洛夫为了避干预中国内政之嫌，不愿先去会见正在打共产党的副司令，竟提出要求张氏先去见他的意思。但张学良当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又不愿先去见苏使。恰巧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来到上海，住沧州饭店，我即去见，问他愿否与苏使一晤，邵立即表示愿意。关于邵与苏使会晤之事，我并未向张透露，因陕西省当时属张的辖区之内，邵去拜访苏使似有代表张氏之意。此后，因邵先访苏使，苏使便同意去拜访张学良。在八月间的一天上午，张学良将军在法租界公馆接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见面后所谈多属应酬，间用英语直接交谈，时间不长，苏使就告辞了。第二天上午，张氏回访苏使于苏联驻沪总领事馆，苏联大使开正门欢迎，并预先伫立门口迎候。在回访之前，张氏曾对我说，可否在这次会晤时，提出订立“中苏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的问题。我说：“仅在第二次会晤就提出如此重大问题，似嫌过早。”他说：“你马上就要出国了。”意思是我出国后，无适当的人进行联系，我只好同意。由此可见张氏心情之急迫。

会晤中，苏使备有酒点，席间谈话全用翻译，张氏未说一句英语。张先说：“新疆盛世才曾是他的副官，如那方面有事，可以关照他。”我翻译时改为“甘肃主席于学忠和新疆盛世才，都是张的部下。”苏大使略点头，未作答。后来谈到“中苏军事同盟”问题时，张说：“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败与苏联皆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终难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苏大使答复：“如果中国能够团结起来，苏联政府一定会郑重考虑您的意见。”

归途中，张在汽车上问我：“只要中国团结一致是什么意思？”我说：“大概是和停止打内战有关。”张叹息地说：“中央用着你的时候，则言听计从，用不着你了，便把你一脚踢开，对外可不行啦！”

张学良与苏使会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要求抗日的迫切心情。

一一〇师劳山就歼亲历记

周祖尧

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率领所部，由陕南山阳、商县、蓝田等地开到陕北洛川及其附近地区，准备进攻红军。当时我在该军一一〇师六二九团任少校团附，不久改任第一营营长。该军开抵洛川后，王以哲把他的一〇七师刘翰东部、一一七师吴克仁部和一二九师周福成部的一个团，留在洛川和鄜县一带，修建碉堡，保持西安、鄜县（今富县）公路的交通安全，逐步向北推进，把延安（当时叫肤施）以南公路打通。王以哲亲自率领一一〇师何立中部和一二九师周福成部（欠一团）沿着鄜（县）甘（泉）公路北进，顺利地到达延安。路经甘泉时，王以哲又把一二九师的刘效先营（大概是六八五团第一营）留驻城内，担任鄜县至延安间的联络。

六十七军自恃装备精良，人强马壮，完全不把红军放在眼里。王以哲率部到延安十余日，发现红军并未向他们进攻，就认为红军人数少，不敢打他们，因而更加滋长了骄傲轻敌情绪。各级带兵官皆毫无戒备。

九月下旬某日，王以哲派一一〇师六二九团第二营营长陈镇藩率所部（欠步兵、机关枪各一连，附该团一营步兵两连，三营步兵一连，共五个连）到甘泉城接运由西安运来的棉服，同行的还有一二九师参谋长张文清和两师的军需主任等人。他们到达甘泉后，甘泉城即被红十五军团围困起来。

驻在延安的王以哲看到甘泉被围，鄜县至延安的交通中断，不仅使他有后顾之忧，倘若延安继续被围，且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于是决定南返洛川，并先派何立中的一一〇师回甘泉解围，并建碉筑寨，确保鄜县、延安间的交通。

十月一日晨，何立中率部（欠六二九团的五个连）由延安南下。经过三十里铺时，他把李东坡的六三〇团留驻该地，因为他知道红军长于打伏击，前面九里山附近，山高路隘，连绵达九公里，公路两边，山岩陡峭，林木茂密，是个设伏的好地形，不能不作好戒备。

何立中在通过九里山时，十分小心谨慎。他先派六二八团裴焕彩部从公路两侧爬山越岭，仔细搜索，确知无红军埋伏之后，才命令全军通过。出了九里山口后，前边就是劳山。劳山虽然也是山岭起伏，把公路夹在中间，两旁草木丛生，但是比起九里山的险要，就差得多了。何立中认为红军既没有在九里山设伏，那就更不会在这里设伏。所以他十分轻松地对他的范驭州参谋长说：“龙潭虎穴已过，不会再进共军的口袋阵了。”看看时间，刚过午后一时。何立中原定在这里宿营，次日再进驻甘泉，这时他看时间还早，这里距甘泉不过三十华里，便决定改变计划，继续向甘泉进发，准备在甘泉宿营。他下令把原来的一路纵队改为四路纵队，缩短长径，迅速前进，争取到甘泉城休息。公路两旁的山岭，他也不派兵搜索了，只是在部队前头派遣少数前卫，稍加戒备。

先头部队六二八团团长裴焕彩骑马走到劳山村子的南侧公路时，突然发现公路被预置的障碍物阻断了。他正在欲进不得之际，后边的部队也赶了上来，退也退不回去了。裴焕彩还没有来得及派出部队向左右山上搜索，突然听到西山上“砰”的一声枪响，接着手榴弹、炮弹的爆炸声，稠密的枪声，在约二华里长的行军长径上响成一片，枪炮声里还夹杂着“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喊话声。

一一〇师这天的行军序列是：六二八团为前卫，中间是何立中和师直属部，再后边是六二九团（欠五个连，团长张德新，绰号杨剥皮，是个十分顽固、个性非常倔强的人。他给张学良当过高级副官，自认为是张学良的亲信），最后边是我率领的六二九团第一营。我听到前面打响了，就急忙跳下马来，用望远镜朝前面望去，只见官兵乱跑乱窜，像挨了一棒的黄蜂一样。因为公路靠近西山，所以大部人马就涌向西面山上。有的用手刨地（因无土工作业工具，就是有也忘记取下或者不敢取下，或者连同背包早已甩掉了），想刨个地缝儿，把身子藏到里边。有的把头藏了起来，屁股却露在外面。我和其他军官对士兵用打骂甚而“枪毙”来威胁，叫他们拚命向山上冲。但是埋伏在那里的红军冲下来了，另一部由山坳里冲出来的红军，把我旁边的驮着机枪的驮马都牵过去了，几乎把我活捉去。我们不得不向前跑，一直跑到师部附近。师部的一群人，连同何立中在内，冲上了西边的小山上，想凭借小山和山坡上的村庄顽抗，但是被后面高山上的红军一个冲锋，就给压迫到下边一个小山包上。先头六二八团想突围冲出去，被红军短枪团堵了回来，也退到师部附近。我们被红军从西山冲下来之后，又想抢公路东面的小山，被东山上的红军一阵手榴弹和步机枪，又退了回来。这时，四面八方全被堵住了，死伤遍野。行李担子、行军锅灶、武器弹药，丢得到处都是。一部分士兵，扔下手中的武器，向红军投诚了。大部还在顽抗，枪、炮、手榴弹，仍然猛烈响着。

当部队走出九里山口时，就有一些身着便衣的人，背着些破烂毛皮、草席等物，跟在队伍的后边。队伍走，他们也走；队伍停，他们也停。我们起初以为他们是随部队去甘泉城的老百姓，不料前边一开火，他们也掏出手枪，投起手榴弹来了。在我身边的一连连长于凤翥指挥所部企图占领附近的家屋抵抗，被后面着便衣的红军一枪打死，他这个连也立时跑散了。当我急忙指挥附近的士兵抢占公路西侧的山包时，从公路右侧的山沟里，又冲出一支红军，前头的人扛着一面大红旗，边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边向前冲，很快冲到我的附近。另一部向山上冲的士兵被在山顶上的红军一阵炸弹和冲杀，把他们压迫到西南的一片灌木丛中。一支红军便衣队向我和营部的几个人冲过来，眼看就要冲到我身边。张营附（名字忘记）大喊一声“快跑”。我回头一望，见他已被红军捉住了。我立即跳过围墙，逃到村子里边，侥幸地摆脱了红军的追赶，来到山坡上的乱兵中。这时候，我见到何立中和范参谋长被西面山上的红军追着，直向山下跑，有人搀着他们的胳膊。在何、范的后边是裴焕彩、杨德新以及师部的一群参谋、副官、军需、军医等人。我们打算逃向东山，经过下边小河时，又被东山上的红军一阵手榴弹和猛烈的射击，截住了去路。何立中颈部中了一弹，倒在草丛中。范参谋长被击毙，裴焕彩被生擒，杨德新自杀了。我因钻到灌木丛中隐藏起来，未被发现，成了漏网之鱼，趁夜暗混乱逃进了甘泉城。其余的人死伤惨重。另有约三四百人当了俘虏。一一〇师除六三〇团在三十里铺，六二九团的五个轻装连在甘泉城以外，其余的好几千人马，全部被红军第十五军团歼灭了。全部战斗时间不到六个小时。

三天后，何立中被六二九团一营中尉副官郭绍宗搀扶到了甘泉城，十月七日晨四时许因伤重毙命。

在战斗期间，何立中曾电调留驻在三十里铺的六三〇团疾驰劳山，前来援救。该团团长李东坡，素常就很滑头，接到电报后，认为去是“有去无回”，没有立即行动。到第二次电报催促时，李东坡知道何立中大势已去，挨到薄暮时，才动了一下，又退回三十里铺，因而这个团侥幸未被歼灭。

此事对张学良是一严重打击，东北军全体官兵都埋怨是为蒋逼迫所致。也逐渐认识到对红军作战于己不利，长此下去，东北军将消耗殆尽，如何是了。鉴于此，张学良不得不重新考虑国家前途和东北军的出路。

高福源在榆林桥被俘以后

周祖尧[6]

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率领所部北上，开到陕北洛川至延安一线布防，准备进攻红军。十月初，劳山一仗，红军把一一〇师何立中部歼灭，于是延安、甘泉都被围困起来。当时，军长王以哲也被困在延安，不能返回洛川军部。为了打通延安到甘泉的交通线，解除甘泉之围，然后再接出被困在延安的王军长回洛川，以指挥全军，继续与红军作战。军部决定，由一〇七师担负筑碉，并打通甘泉交通的任务。师长刘翰东即派高福源的六一九团首先出阵，并把六二一团一个营配属给高福源指挥。高率队进驻鄜县北二十华里的榆林桥。并派出一个连，由连长黄克军带领，附重机枪两挺，驻在西侧山寨上，作为支撑点，以防红军占据西山，奇袭愉林桥团部住地。头天到达，次日拂晓（这天大约是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他们站脚未稳、碉堡尚未开始建筑的时候，红军就来袭击。先攻西山寨的黄克军连，不多会儿就把这连打垮，连长黄克军负轻伤而逃。红军占据了西山寨，支援东山上的部队，居高临下，控制了榆林桥，把高福源指挥的四个营（欠一个连）压迫到林子里，几次冲锋，冲乱了指挥系统。红军一位医务工作者，从团部的后窗冲入，俘获了高福源。当时红军中无人认识高是团长，后来从俘虏的士兵中才查出了他（这是后来高福源进甘泉亲口对我讲的）。

高福源当了俘虏后，红军不但未杀害他，还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育。经过一段学习，高福源在政治上提高了一大步。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要重新做人，甘愿为人民服务。

榆林桥战役后，东北军的碉堡政策又告失败。甘泉、延安的围困，仍无法解除，王以哲回不了洛川军部，赫赫有名的六十七军，陷于半瘫痪状态，对红军不但不敢进攻，就是防守也很成问题。

红军围困甘泉日久，城里弹少粮绝。当时我也是守城部队的营长之一，曾和红军喊话。由于我们还不大相信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就说：“红军真的优待俘虏，为什么杀害被俘团长高福源？”红军当即回答说：“没有杀他，两天后可以使高福源到甘泉来见你们。”

红军说话算数。在一九三六年一月的一天晚间，高福源到甘泉城南门外来喊话，与我谈了些红军的政策。在谈话间，发现有人在高旁指使。我就约高福源到甘泉城来会谈，想骗高进城脱离红军，共谋守甘泉之策。次日下午四时许，高福源一人右手高举白毛巾，来到甘泉南门外，要求进城。我用麻绳把高从南门西侧的城墙上吊上来。高戴着红军的八角鸭舌帽，着黑色对襟长棉袄，黑棉裤，脖围防沙白毛巾，很象老红军一样。我取笑地说：“你变了，你不象国军了！”高顺口答道：“我变了，我思想也变红了！”高福源就这样进了甘泉城，驻在我营部，在甘泉十字街西侧的李姓院内。

高福源饶有风趣地说：“现在没有红军监视我，所说的话都是思想实际，祖尧，你该相信了吧！”高福源表示东北军不该打红军，过去的行为是错误的。揭穿了蒋介石促使东北军打红军是两败俱伤的阴谋。东北军今后应该与红军合作，收复东北失地，拯救东北父老于水火之中。蒋介石是假革命，用革命的口号，欺骗全国人民。安内攘外政策是“安内”真干，“攘外”永久不会实现，真心革命的是共产党。高福源还强调传达了红军优待俘虏政策。从他本人未被杀害，并且生活上给以无微不至的照顾，现身说法，讲给许多人听。他介绍了苏区人民的自由生活情况，说服了所有听话的人，解除了怕当俘虏被杀害的思想顾虑。高福源诙谐地介绍他被俘后向红军提出的三个条件：1.释放他；2.使用他；3.枪毙他。当时红军都未按照他的条件做，只是告以稍安勿躁，将来你还有重要的任务（指与红军合作问题），会释放你的。高说他原想这是骗人的鬼话，哪有捉住敌团长不杀还释放或使用的道理。但现在被事实说明了。高福源认为甘泉城是守不下去的，早晚必定失败，他表示不愿意充当第二次俘虏，拒绝了我留他在甘泉的要求，也打消了我坚守甘泉的念头，产生了与红军提出和谈的希望。

高福源在甘泉城想到各处去看看，被当时守城指挥官张文清拒绝了。但是高在我营部院子里，曾数次偷看东山最高点的烽火台（它是守备甘泉的重点，是工事最坚固的地方），以及东山城墙的工事。同时在我的口中，得知甘泉守备的情况。高福源进甘泉后，曾两次与张文清会面，张对高很冷淡，高有些话不敢对张直言，只是叙叙寒温，说说高到红军中的一般生活待遇。实际上张是在想甘泉若真守不住被俘时如何办的问题，高在谈话中也暗示张不必怕，以自身的经历为例，说明了事实。高福源在甘泉城住了两整天，第四天上午，由我在吊他上城墙的地点，又用麻绳把他吊下去，他又到苏区。在临行前曾对我说：“今后只有与红军合作，才有出路。”并且再三叮咛说，无粮食吃，与红军商谈是会解决的，不能把东北子弟饿死在城里。更不能再打，造成流血牺牲。

又过了两三天，高福源来了封信，大意是说红军愿与甘泉部队会谈，停止敌对行动。具体条件，由双方代表磋商，希望甘泉派出代表来。根据高来信精神，商得张文清的同意，派他的副营长郭绍宗代表甘泉部队，去到红军驻地道左铺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部。经过两次会谈，双方停止了敌对行动，在甘泉北门外约二华里的空场上，设了个市场，自由买卖。守城部队，外出购粮，解决城里严重缺粮问题；苏区人民以粮食换得些蒋区钞票作为急需，互相有利。从此，再没有流血牺牲真枪实弹的打仗了。这段事情是红军具体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体现，同时也是高福源从中奔走而促成的。

高福源经过进出甘泉的考验后，不久，就被红军释放回到洛川六十七军司令部。在这以前，王以哲在延安修建了一个小型飞机场，张学良派来一架小飞机，把王以哲接回洛川了。高到洛川就见到了王以哲，王并未追究高福源打败仗，丢掉四个营的过失，相反地还加以安慰，这样高才敢说被俘后的真实情形。开始高福源还是试探地把红军的政策，转达给王以哲。据后来听王以哲的参谋王昭说，当时是王以哲最苦闷无办法的时候，不接受红军条件，又打不了红军；接受嘛，又觉得这个问题重大，自己不敢作主，就电报张学良。张也因一〇九师在直罗镇被歼，心中烦恼，无计可施，所以张学良和高见面后就开始与红军李克农同志进行会谈，并与红军联系。这时外面就流传着：“高福源变了，赤化了，不是从前的高福源，是政治人物了……”高福源以后就很少和外人接触，特别是不和无关系的人接触了。后来红军主动撤除对甘泉、延安以及鄜县西北一个村镇等处之围困。继而，六十七军司令部参谋处就来了一位人们不熟识的泉白水（？），是一位红军代表。从此以后，六十七军便给红军送子弹，送布匹，送汽油，送宣传纸，以及苏区缺乏的一切物资。王以哲派他的上尉副官王政经常用大汽车由延安向北方运送。后来我到延安任城防，这些汽车我曾亲眼看过，也护送过。这是高福源在里边起了相当作用的。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前，张学良重用了一批青年军官，高福源就是其中之一。他被派到一〇五师当旅长，与师长刘多荃意见不一致，常有些矛盾。事变发生后，曾奉命经潼关去开封见刘峙和商震。高福源自认是少壮派，是先进人物。后来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不得返回，西安的情况发生急剧变化。刘多荃认为处理高福源的时机已到，指令葛宴春团长在西安秘密诱杀了高。（附刘多荃材料：“据报二日上午，王以哲事件发生时，高福源持手枪在粉巷走来走去，二日深夜十时许高始回旅部，三日早，我和高通电话，问他到城内干么，为什么不请假，令他马上来渭南师部，高即偕黎参谋长逃回西安，我即决心令西安二团团长葛宴春立刻逮捕就地枪决，对少壮派表示打击。”）

甘泉被困记

周祖尧

甘泉是陕西省的一个小县，位置在陕西省北部。南通鄜县，北去延安（当时叫肤施），各九十华里。县城西面是北洛水；城的东西，都是大山；城的南北，都是起伏地。城南地形复杂，容易接近。但是，城墙是砖筑，高达五米以上，不易攀登。东城墙全在山上，最高处有一烽火台，可控制全城。南门的东南侧，有一高山，名为“灯笼山”，可俯瞰全城。城墙东西无门，南北门间是一条小街。居民仅二百余户，不到两千人口。公路穿城而过，成为交通要冲。当时，鄜县以北地区，都为红军所控制，只有甘泉城为白区，形成红区中的白点。东北军据城坚守，只是苟延一时。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红军把甘泉城的军队，围困起来了。“灯笼山”，西大山，南北两个门外的起伏地上，都为红军所占领，并构筑野战工事，两门外的公路上，设有鹿寨。红军占据山顶，尤其是灯笼山上的红军，对城里瞰制较严，城里的行动，很受限制。东北军怕红军从城门攻进城内，把南北两个城门用土屯死，内外交通，完全断绝。

红军在劳山歼灭一一〇师后，把围困甘泉城的部队撤走。但东北军不敢出城一步。几日后，红军又将城围起。从此，就一直围困下去，一直到翌年三月中旬，为时五个半月。

当时驻甘泉的部队，开始时，只有一二九师一个营（大概是六八五团第一营，营长刘效先）驻守，任务是担任鄜（县）延（安）间的交通联络。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又有一一〇师六二九团第二营（营长陈镇藩），率所部（欠步兵、机关枪各一连，另附第一营步兵两连，第三营步兵一连）全部轻装，由延安来甘泉接运从西安运延安的棉军服，也被红军围困在城内。此外还有一二九师上校参谋长张文清（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毕业，陆军大学第七期毕业，这个人对甘泉城的防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准备到一一五师任团长，随同陈镇藩营由延安去西安，路经甘泉，也被围在城里。同年十月一日，一一〇师六二九团第一营（营长周振声，后来改名周祖尧），在红军于劳山歼灭一一〇师后，成了漏网之鱼，趁夜钻进了甘泉城。次日把由陈镇藩指挥的一营两个步兵连拣起来，也算一个营。实际只有两个轻装的步兵连。在同年十一月间，六二九团第三营一个连（第七连）调归周振声指挥。这样，在甘泉城里的东北军，共有九个连，初期不超过一千五百人，到后来因伤亡等损耗，剩下不到一千人了。他们在城墙外掘成宽、深两三米的外壕，某些地方还埋设了障碍物。在城墙顶上，挖了交通壕。比较重要的地点，都有射击设备，在墙角处和侧防处，都挖有掩体。墙的中间，都挖成枪眼，作成比较坚固的工事。东山顶上的烽火台，削成陡峭不能攀登的一个独立圆锥形的墩子。外壕比城墙下的还宽还深。通城墙的一面，铺设两块木板，作成门桥，夜里撤除，形成独立的据点，以一个加强排的兵力驻守，两日换防一次。这是全城的守备重点。刘营守备，以东山烽火台为主；周营守备，以南、西两方为主；陈营以北门为主；张文清的指挥部，和刘营营部同驻城里路西一个巷道里内赵姓的窑洞里。窑洞是以条石筑成，比较坚固。甘泉当时的县长姓何号歌庭，陕西省乾县人，是个日本留学生。人很懦弱，惊恐万状，跑到张文清的指挥部去借宿。终日卧床、吸鸦片，常说：“这次要能脱离危险，逃出甘泉，再也不当县长了。”

占据此城的部队，顽固坚守。红军为打通郧县以北的交通，利用夜暗和拂晓，进行攻击。由于城下有宽深的外壕，城墙又高，不易攀登，二次进攻未下。约在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半夜，南门附近，突然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这时我们正在赌博，急急忙忙跑到那里去察看，知道红军又来攻城。这时，“缴枪不杀！”“你们只有投降，别无出路！”等声音也此起彼伏。我跑上了城墙，给守兵壮胆。这次红军又未攻下，后来就未再进攻。红军没有重武器，连机枪也很少，又受城墙上守兵的瞰制，只好退到隐蔽地的后面。但是守城部队，恐慌万状，度日如年。

红军三次攻城无效，改为坑道作业，几次被发现，未得成功。但在烽火台外那一次几乎成功。为占领这个制高点，红军挖了一个较大的坑道，但侦察机发现地面上有大量新土，用通信筒告诉守城部队，我们用加深外壕方法来抵御。十二月下旬一个拂晓，轰的一声巨响，把大家从梦中惊醒，以为这下城墙垮了，去了一看，把一个小山包炸翻了，距烽火台还有两米。据一个红军战俘说，这坑道做了个把月，最后为弄准距离，爆炸前两天，趁守烽火台排长不在时，红军派人送一担猪肉饺子来，借此步测。但坑道中是弯腰走，步幅比在地面走小，因此形成误差。守城部队，更加警惕，日夜不敢稍懈，并加强工事，增哨添岗。

红军占据灯笼山，给守城部队很大的威胁。同时防守部队总是挨打，士气越来越消沉。约在十二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张文清对我和刘效先说：“甘泉能否继续守住，关键在于灯笼山归谁占领。倘若就这样下去，南门附近，不得自由行动，给我们的威胁太大了，你看怎么办？”我就迎合张想攻山的心理说：“把它攻下来。”张说：“很好！”那时城里缺粮，官兵每人每日只能分吃空投的大饼四市两，体力削弱，病患较多。并且，减员日多，守城已感兵力不足，仰攻占有守备的灯笼山，比较困难。但我想劳山战役，只有我这光杆营长逃窜出来，将来恐受到军法制裁，现在能立点滴之功，可免除以后的一些罪过。张文清与王以哲是同学，又有私交，我能老老实实听张的招呼，如夺回灯笼山，解除城南威胁，振奋士气，还可以抢点粮、砍点柴。如守住甘泉城，张会庇护我，才有出路。因此我就拚命地与红军干。张文清又问：“谁去攻呢？”我踌躇了一下，张就接着说：“营长只有你们三个人，刘奉庭（刘效先）患腿病，行走不便。陈镇藩已换着便衣，是个胆小鬼，每日吸食鸦片不干正事。若是灯笼山攻击不下，连城也难守了，这个任务十分重要，你看怎么办？”我硬着头皮地说：“我去！”张很高兴地说：“祖尧能临危受命，不愧为军人，是卫军长的好学生。”我回营部，召集连长，传达了张的命令。在黄昏前集合部队，下达命令，作了动员，分配了任务。三个连同时进攻，不留预备队，采取孤注一掷的办法。拂晓前攻击开始了。城墙上的部队喊“杀”助威，张文清也到城上来看。红军未料到我们会有此举，守备人数较少，被我们冲上去了。红军连续反扑我们三次，三连冯连长、排长及士兵伤亡三十余人。原拟构筑碉堡，长期坚守，但因正是严寒季节，地冻如石，红军又仅距我一二百米，无法建碉，虽攻占了灯笼山，但却已无坚守之力，只好挨到天黑，就逐步后撤。这次出去，既未达到久占灯笼山的目的，也未能抢到粮、柴，徒使连长以下三十余人伤亡，把弹药消耗了大半，无法补充。从此，再不敢蠢动了。

关于兵员械弹的补充，更是无法解决。士兵挨饿受虐待，常有逃跑，有的把枪械弹药也带跑了。城里肯当兵的，只是极个别的想混到军队里来吃几两大饼维持生命的人。

十二月下旬，西面城墙脚下，我二连的阵地前方，来了两个小伙子，都是二十一二岁，说是东北军第一〇九师的，在直罗镇战役中，被红军俘虏。嫌当红军太苦，潜逃的，想投效当兵，免被红军抓回，受军法制裁。连长马德元见有这样两名好兵，喜出望外，就收下，带到我的营部。一人说在一〇九师骑兵团当兵，我知道师里只有骑兵连，情况不合。甘泉被围几个月了，他们为什么不到鄜县、洛川去。我对他们有很大的怀疑，告诉马连长，应当注意这两人的行动。几日后，马德元说：“这两人没什么，只是那个东北人比较懒惰，不肯出操，不愿多动。现在兵员日少，可以把他们两人补在连里。”我允许了。又过几天，马德元向我报告，这两个兵向红军驻地关家沟方向跑掉了。第二天，这两个人给我来了一封信，大意是城里情况，特别是我营的情况，已经侦察清楚，劝我不要顽固，快快投降，以免后患……我看完信后，十分气愤，但又无可奈何。

甘泉物资储存很少，粮食有减无增，成了突出的问题。开始时，先向居民借用，后来就抢。居民无法生活下去，大部分逃出了城外。剩下的，都是些官僚地主。以后搜抢也得不到什么了，只好把将要饿死的骡马杀了连皮吃了。城内可吃的吃光了，只好出城去抢。一天黄昏后，我派二连连长马德元率部队和一些恶霸地主二流子百余人，奔往关家沟，见粮就抢，见东西就拿，往返几次，把关家沟人民的东西给抢光了。经过这次抢粮后，红军就坚壁清野。甘泉城附近地区，再没有脱粒的粮食堆集了。红军警卫逼近城郊，出城不能太远。在北城墙上望去，不远的地里还有已经割倒尚未运走的庄稼。于是派一连人架便桥，连同杆杆抢回城里来。又维持了几天，遂即向西安总部要吃的。张学良一面给我们来信说：“……要罗雀掘鼠，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一面派飞机，包括张自己乘坐的“波音”机都参加空运粮食、盐巴、大锅饼、腊羊肉，以及棉军服、医药、枪支弹药等等，向甘泉城里空投。但是粥少僧多，单靠空运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烧的也是个大问题。不单烧饭需要燃料，取暖用柴也是不可缺少的。先偷着找木料烧，继而烧家俱、拆窗门，逐渐发展到拆房子烧。到后来是拆无可拆，剩下的只是石条筑成的窑洞。

正当我们弹尽粮绝，朝不保夕的时候，总部曾经空投一个指示，大意是“携带三日干粮，放弃甘泉城，经西大山，向西再转向绕过鄜县，直奔洛川。已指示六十七军派队迎接……”张文清召集连长以上干部讨论是继续守备，还是按指示放弃甘泉，南去洛川。事前我和刘效先在张文清处已详细研究了，都未提出正确的意见来，我只建议召集连长以上干部开会研究。会上首先是刘营重机枪连长姚虞卿不同意放弃甘泉。他说：放弃甘泉城，逃往洛川不行。理由是驮机枪的骡马，早已杀吃了。士兵体力羸弱，重机关枪运不走。丢了武器会受军法制裁。若是别人都愿逃跑，他一个连也要继续守城，与甘泉城共存亡。说时情绪很激动。其他连长只说听参谋长命令。张说，以后研究好了再向大家宣布，在未决定以前，好好守城。会后，张又把我和刘效先留下来研究。张问我，究竟怎么办？刘效先说：“守比走好。”理由是出城红军必定堵击，连西大山也过不去，就得被打垮。我想刘患腿病，不会愿意走的。刘不走，张文清也不愿丢掉刘，因为张、刘他们是同乡。单我是走不出去，不如依靠张，所以也就不主张走了。张就说：“那么就好好守城吧。”

城里没有无线电台，对外联络也十分困难。围城前，是用传令兵传递报告。围城后，对外联系完全中断。西安经常派飞机侦察或者空投一些指示，但是城里的具体情况，是无法向外报告的。先在北门里、关帝庙前的小空场上，用石灰洒些大字，如“无粮”、“无弹”、“请派兵援”等。过两日，飞机又来，果然送来了枪支弹药、药品和粮食等，城里人员，十分兴奋。以后继续洒石灰字。几次以后，地面全呈白色，字迹不清楚。飞机不敢低飞，又无法联系了。我们又把地面用锅底灰涂黑，用石灰水粉刷在缸瓦片上，用它摆成字形，不用时搬掉。这样又维持了一段时间。又在西南城角，设了两棵高竿，竿上各插红旗一面，中间以绳系之，两端各结通信筒一个，希望飞机用钩钩上。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就派准尉司书梁成德，携带三日干粮，夜里由城墙系下，潜行到洛川。这回算是作了一次确切的具体的通信。

在我们困守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曾亲笔给我们写过一封长信，用毛笔写在绿色宣传纸上，信的大意，是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指出不能再打内战，只有一致对外，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信中说王以哲在延安遭到与甘泉同样的被围困命运，无力自拔；高福源的四个营在榆林桥，牛元峰师在直罗镇等地都被歼灭。东北军再无力与红军作战。你们只有投降，别无出路等等。张文清把这封信收存起来。抗战时还给我看过，说信写得好。但是，当时我们仍然顽固地死守下去。

红军每日黄昏后，拂晓前，都在南门附近不间断地对我们喊话，劝我们投降，喊得我们实在心焦。后来我们也对红军喊话，甚至野蛮地骂人，或者用射击威胁喊话的人，这也不能制止红军有力的宣传。一天，红军要周振声到城墙上讲话，红军说：“放下武器，优待你们。”我说：“不要骗人，放下武器，必定杀头。就以高福源为例……”红军说：“高福源现在还很好地生活在红军中。”我不相信，红军问我和高福源相识否？我答：“是老朋友。”我就要求把高福源放进甘泉城来。红军允许了。三日后，高福源果然来了。在城外找我谈话。高说：“红军优待我们。”我说：“你是受红军威胁寄人篱下，不能不说红军好，若你能进城来，说出此话，我才相信。”高答说等回去商量，再作决定。第二天的下午，高真的一人进了甘泉城，住在我的营部。我们日以继夜地谈了两天，我希望高福源不要走，留在甘泉城里，指挥我们守城。高福源再三宣传红军是为革命，优待俘虏，只要放下武器，就变成朋友……高还是希望回到苏区，表示对红军的相信。我与高共事多年，相处很好，尽管张文清告诉我对高应加注意，但是，我还是让高了解甘泉的具体困难和军事设备。我认为高不会害我。后来高福源终于返回了苏区，临行前对我说：“东北军只有与红军合作，才有出路，不能再受蒋介石的欺骗，与红军为敌。以后你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可亲自去找红军，或者派代表去也可以……”这样，我们就与红军打下了谈判的基础。

后来红军想和我们谈话，我们在无法继续生存的情况下同意了。但是我不敢出城，张文清也不叫我去，才派营附（即副营长）郭绍宗作代表去谈判。郭见到了彭德怀将军，他要我们起义，或者放下武器。谈了三次，结果达成双方互不以敌人对待的谅解。在甘泉北门外，约二华里的空地处，开设集市，自由买卖，不得抢购。双方人员，不得佩带武器进入市场。从此解除了城里无粮、少柴的困难。以后就再未战斗了。后来，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东北军表面还继续“剿匪”，实质和红军已达成不打内战的谅解。一九三六年三月，由红军的干部，从鄜县引导一〇七师六二〇团第三营来到甘泉城把我们换出，并带到郝县。甘泉的围困，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到达郝县北榆林桥时，就有一〇七师六二〇团朱芝荣团长率领部队迎接我们。到鄜县城北郊五华里处时，六十七军的一〇七师、一一七师的大部分部队摆队相迎，燃放鞭炮，摇旗呐喊，极其热烈地欢迎我们。到洛川时，张贴许多标语，说什么“张指挥官（即张文清）是中国的兴登堡！”“周营长（即周振声）是东方的凯末尔！”自欺欺人地说“守甘泉的部队胜利归来！”六十七军开了个欢迎和庆功大会，王以哲亲自参加，并且讲了话。表示欢迎我们和庆祝我们守甘泉的成功，并把张文清、周振声、刘效先都升官，张学良、王以哲还给官兵们发奖金。而事实的真相，若不是红军放出我们，优待我们，若不是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再比我们强几倍的部队也早被红军歼灭，或者在甘泉城被饿死。

东北军骑兵师吴起镇被歼目击记

马培清

一九三五年秋，红军胜利地穿过草地，进入甘肃境内。当时，我担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骑兵团团长，驻防陇东庆阳县西峰镇。红军进入甘肃，立刻在甘肃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引起了一阵骚动，人人自危，惊慌万状，都忙着把自己的家属送往西安、兰州。我当时也把自己的两个七岁的孩子托人转送到西安去了。

十月初，红军到达静宁。我奉命从西峰镇出发，前往固原布防。时国民党军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也从平凉出发，到达瓦亭。我与门炳岳取得联系，门部第二十一团（团长胡竞先）已在青石“嘴布防，要我团到开城岭协助他们截堵。我团无本师师长命令，即予拒绝。这时，红军已到达青石嘴，与胡竞先团接触，我与门炳岳的电话联络也告断绝。

在这之前，我虽然还没有同中央红军接触过，但对中央红军威力的强大也是有所了解的。红军从江西出发，纵横二万余里，所向无敌。国民党以几十万装备精良的军队，犹不能阻止红军的前进，我仅仅以一个团的兵力想要在固原阻截红军，实无异于螳臂当车。所以，我一到固原就做好了逃跑的准备。我把两个步兵营布置在城里，自己带骑兵驻守南关。红军与胡竞先团接触后，胡要我增援，我未予置理。入夜，该团中校团附朱某带领百余人到达固原附近，与我团因误会冲突。经联系才知道胡团已被红军击溃，团长下落不明。次日拂晓，团长胡竞先到了固原，谈到该团有两个连被消灭，两个连被击溃，损失惨重。这一次，因红军没有攻打固原，我团损失不大，仅辎重人员二三十人在由西峰镇前往固原途中，路经住山河时全部被俘。另外，还有一个临时拨归我指挥的步兵营，在距住山河十余里的固城被击溃。

红军经过固原后，由住山河经三岔、胡家川、何连湾、黑城岔向陕北边境的吴起镇（现为吴旗县）进发。我团奉命尾追。我从固原出发，到了七营，怕与红军接触，就借口需要集结部队，停留了一天。次日，由七营出发，经双井子，毛渠井、胡家川到何连湾。当时正是下午四点钟左右，国民党方面调集在何连湾的军队很多，我现在能记得的除三十五师外，还有毛炳文军的第八师（师长陶峙岳），二十四师（师长李英），何柱国骑兵军的第三师（师长郭希鹏）和第六师（师长白凤翔）。而当时的中央红军，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总共只不过一万人左右。在我们到达何连湾的时候，红军已进抵距何连湾约七十里的黑城岔一带。我们当日决定于次日拂晓继续追击，以骑兵为主力先行，步兵随后跟进。骑三师由副师长张得福率领，归白凤翔指挥。我的骑兵团也决定随白部同行，我因地形较熟，走在最前面。我团在到达黑城岔时，在黑城岔以南山地与红军小有接触。次日天明，由下头道川（庆阳县属）进抵铁边城，又与红军伏兵接触，自中午激战至夜。当晚，就在铁边城附近宿营。次日，白凤翔部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与我联络，说白师长意见，大部队（骑三师和骑六师）由正面推进，要我到侧翼夹攻。我立即欣然同意。这一天，我想转向左翼或右翼，好让开中路。但因两边山势陡峭，攀登有困难，我部只好仍然顺着川道前进，我在前面找路，好容易在快到沟口的时候，在右侧找到了一片勉强可以通行的草坡。我们遂牵马上坡，并越岭进入二道川。

那时候，因为我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人民群众十分痛恨，我们根本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行动只能是盲目的，对红军的情况毫无了解。在我团进入二道川后，遇到红军伏兵，因地形对我不利，我团仍向左侧，即头道川和二道川之间的山梁靠近，并登上山梁。这时，我们才看清头道川和二道川两边的山岭上，都有红军伏兵。原来这一带地方，叫做五里沟口，所谓“五里”，是针对吴起镇而说的。中央红军在到达吴起镇以后，即停止前进，利用五里沟口一带险要的地势，布下了天罗地网，准备给跟踪的国民党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我团因避开正面，才没有完全陷入包围圈儿，否则也难逃全军覆灭的命运。

登上山头以后，我们就看见白凤翔部的骑兵第三师和骑兵第六师浩浩荡荡，顺头道川奔驰而来。白部当时自以为人多势众，装备精良，所以气势嚣张，根本就没有料到红军会在这里组织伏击。我立即派人与白部联络，但联络人员还没有跑下山坡，白部先头部队已经与红军接触了。一时枪声炮声，回荡山间，震耳欲聋，战斗十分激烈。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场战斗，看到了红军战士的勇猛顽强，知道白部已陷重围，只好命令部队向前面一座山头发起攻击。红军没有坚守，我们随即占领了这座山头。这座山头已接近沟口，从这座山头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坐落在前面川道里不远处的吴起镇。在这座山头的前面，有一片尚未收割的荞麦地，我命令部队就在这块荞麦地里修筑工事，准备在此扼守，决定不再前进。这时候，据我部左翼报告，白部第十七团已经被歼，十八团正在与红军激战。经与白凤翔联系，知道白部当时已伤亡将近四五百人。

到了黄昏时候，我发现前面沟口有人影活动，估计情况会有变化，便命令伤兵撤退。不久，红军即向我团阵地进攻，并向我部呼喊口号：“我们是工农红军，你们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等。入夜，我留下一部分人由一个连长带领，在荞麦地防守，大部都撤退到二道川。稍事休整之后，就与各营长计议，决定次日撤离战场，如上级追问，就以子弹用尽为借口，谁也不准走漏消息。

第二天，我团即开始撤退。当我刚登上头道川和二道川之间的山梁时，就看到在我团二道川原来的驻地右侧，即二道川和三道川之间的山梁上忽然有一个人影闪动了一下，接着就有一支红军向我团在二道川原来的驻点冲去。当红军发现我团已撤离该地时，又向头道川和二道川之间的山梁猛冲，我团一个警戒连被冲散。接着，红军截断了白凤翔的后路，居高临下，向白部猛烈扫射。白凤翔当时正在山下集合军官讲话，这一打，队伍即被打乱，纷纷向左侧的一座高山撤退。这座山，山峰十分高峻，残余部队环山而上，直至山顶。我团就在这一天撤出战场，退到将台堡。在这次战役中，我团损失约四五十人。事后，据白凤翔谈，该部所有山炮、迫击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都在这次战役中丢弃，另外还损失驮马、战马各八百余匹。最后还在那座大山上被围困了三天，直到红军撤离吴起镇后才得下山。

吴起镇之役，中央红军以顽强勇猛的战斗与机智灵活的战术几乎全歼了东北军骑兵第三师与骑兵第六师。在这之前不久，红军还曾在甘泉和劳山战役中消灭了东北军第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紧接着吴起镇战役后，红军又在直罗镇消灭了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这样，中央红军就给了东北军以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中央红军完全摆脱了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从容不迫地由甘肃进入陕北，完成了历史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东北军一〇九师直罗镇被歼记

沈叔明 王肇治 邱立亭 唐振海[7]

一

一九三四年春，张学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参加蒋介石的反人民内战，将何柱国的五十七军等部调到豫鄂皖边区。不久又调董英斌的一一一师及杨正治的一〇八师南下。一九三五年秋，以东北骑兵为骨干编成骑兵军，何柱国任军长，所遗五十七军军长职，由张学良任一一一师师长董英斌代理（仍兼该师师长）。

一〇九师名义上由何柱国兼，实际由参谋长王肇治代行。一九三四年夏这师开到防地后，张学良即任命牛元峰为师长。约一个月后张学良又电派王肇治为这师六二五团团长。张学良认为，王肇治系东北讲武堂五期学生，牛元峰系东北讲武堂五期队长，师生关系，一定水乳交融。但牛元峰接到电令后，即驰赴武昌对张学良说：“谁当团长都行，就是不同意王肇治。”牛是张的亲信，张遂将王肇治调为一一一师参谋长。据说牛元峰由辎重队带来大批私人，想把一〇九师造成牛家天下，王肇治大加反对，因此两人交恶。

一九三五年四月，蒋介石为了阻止红军北上抗日，在西安成立“西北剿总”，仍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于是将骑兵军、六十七军陆续开到西北。同时，五十七军各部亦向西北移动。当五十七军军部、一一一师及一〇八师到华阴下火车集结时，张学良亲对全部官长讲话，才说明五十七军的任务是北渡渭河，循大荔、郃阳、宜川、延长之线北上，直抵榆林与西侧六十七军相呼应，不使陕北红军站稳脚跟。这个任务尚未及执行，已发现中央红军有越过兰州、平凉之间西兰公路到陕北会师的企图。于是张学良又令五十七军由西安沿西兰公路向平凉前进。及五十七军到达平凉时，红军已突破西兰公路到达陕北，张又令五十七军向庆阳、合水前进。

当时五十七军编组如下：

五十七军代理军长董英斌，参谋长蒲大同；

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参谋长刘德裕，六二五团团长马镇夷，六二六团团长石世安，六二七团团长郑维藩；

一一一师师长董英斌，参谋长王肇治，六三一团团长刘启文，六三二团团长于一凡，六三三团团长常恩多；

一〇八师师长江惟仁，参谋长王殿禾，六二二团团长唐振海，六二三团团长夏树勋，六二四团团长刘宗颜；

一〇六师师长沈克，参谋长及六一六团团长、六一七团团长、六一八团团长姓名均忘记；

一二〇师师长常经武，参谋长张延陵，六五六团团长范玉书，六五七团团长马百珍，六五八团团长邱立亭。

五十七军开到西北后，将原属一一五师调驻商南，由总部直接指挥，骑三师划归骑兵军，增加一〇八师，临时配属一〇六师，总计有五个师兵力，约有四万余人。其中除一〇六师外，均属张学良嫡系部队，可以说装备精良（每师有三团，师部有通讯、骑兵、炮兵、辎重等五个连；团有三营，团部有迫击炮连、平射炮连、通信排，营有步枪三连、重机枪一连，连有三排，每排有轻机枪三挺），从火力上来看，并不弱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五十七军内部关系也很复杂，代军长董英斌虽属东北（沈阳）人，因在国民三军起家升到旅长，不能说是张学良的嫡系。当代军长发表时，一一二师师长张廷枢就愤而辞职。正由于董在西北军多年，养成一种谨小慎微的作风，对几个师长缺乏驾驭能力，形成敷衍了事的局面。一〇八师师长江惟仁，原籍安徽庐江，由当兵爬到师长，看不起这位优柔寡断的代军长，两人时常吵嘴。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山东沂水人，充东北军辎重兵司令多年，根本没有打过仗，接师长不久，跑到庐山受训，装满一脑门子蒋介石“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思想。牛元峰又特别受到张学良的知遇，是任何人都离间不了的。一〇六师师长沈克原系石友三部队，石失败后沈投靠张学良，开到西北后，由总部直接指挥，临时配属于五十七军，董对沈要存一些客气。一二〇师师长常经武是一员骄将，对董英斌根本不买帐。只有一一一师是董的基本队伍，始终放在自己身边，不到必要时不肯轻易使用。

二

一九三五年冬季，五十七军所属各师先后到达防地，军部驻合水，一一一师驻苗村，一〇九师驻太白镇，一〇八师驻合水附近的高原上，一二〇师驻合水附近。另有一〇六师在东曲，驻地记不得了。当时张学良去南京开会，指示五十七军各部在驻地集结整训，不要向红军作战。可是六十七军约有一个团的部队被围于甘泉，军长王以哲向总部叫苦连天。参谋长晏道刚和参谋处处长徐方没有通过张学良，竟下令五十七军全部东进，解甘泉之围。

董英斌接到命令后，在太白镇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人员除军长外有各师师长、参谋长、团长等人。会议主要内容是解决走南道和走北道的问题。南道是由太白镇向南转东经过上畛子，直向洛川前进，要多走二百来华里的途程。六十七军一一七师师长吴克仁率师归还军建制时，走的这条道，平安到达了目的地。走北路，路窄而险，又要通过黑水寺、直罗镇、张村驿等苏区，恐为红军所截击。与会的人一致主张走南路，独牛元峰振臂而言：“我主张走北路，我们晚走早住，怕什么？那样胆小，还打什么仗！我一个师都不怕，这四五个师有什么关系。”董虽然认为不妥当，但不敢驳牛的主张。只好俯就牛的意见。至于牛为什么敢于自请打前阵，也并不是他真有把握，实际是看到由直罗镇到鄜县的路上，随时有与红军接触的可能，一地比一地困难。如果一〇九师先打直罗镇，下一步的张村驿、鄜县等地，就轮不到他的身上。他判断直罗镇不是重点，张村驿可能是红军主力所在，就来个避重就轻。董又拨一一一师于一凡的六三二团临时配属一〇九师作战。

直罗镇是由甘肃合水通向陕西鄜县道路上一个较大的村镇，位于葫芦河南岸，居民约二百户，南北有连绵的土山对峙，中间系一条窄长的河谷，最宽处不超过二百米，窄处只有二三十米，河水流量不大，冬季更浅。山势不险峻，道路很坏，车辆不能通过，步兵和驮马行军，只能摆成一字长蛇阵，婉蜒行进。拿牛元峰的话来说是“蛇钻细管”。

太白镇会议后，五十七军开始行动，行军序列是一〇九师在前，依次为一一一师、一〇八师，一〇六师及一二〇师。十一月十日，一〇九师到达黑水寺，一一一师及军部在黑水寺后面。部队一面走一面修路，影响了行军速度。军部驻在黑水寺，董英斌又召集一次会议，约定在一〇九师占领直罗镇后，牛元峰即回军部和董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一〇九师由黑水寺出发，作好战斗部署：以葫芦河为作战地境，石世安指挥六二六团沿葫芦河北岸战斗前进；郑维藩指挥六二七团沿葫芦河南岸战斗前进，临时配属的于一凡六三二团，位于六二七团右侧方，为右侧支队，任务是掩护六二七团作战。师部及六二五团在后。

十一月二十日拂晓六七时，一〇九师开始战斗前进，沿途虽有连续不断的零星战斗，并不怎么剧烈，大约在正午以前，战斗就结束了。六二六、六二七两团先后进入直罗镇两侧高地和直罗镇齐头地点停止，向东面警戒。按黑水寺会议决定，一〇九师占领直罗镇后，牛元峰应该回到军部向军长报告战斗经过情况并研究下一步的行动。但他没有这样做，是否看不起董英斌，还是认为胜算在握，就不得而知了。牛元峰先叫参谋拟电向总部和军部报捷，说他已占领了直罗镇，接着又命令于一凡团归还原建制。最后牛带一些幕僚兴高采烈地徒步走了几里，后来又乘马进到直罗镇内。

牛元峰到镇内命令六二六、六二七两团在原地作好警戒，六二五团为预备队，驻直罗镇内。因为牛根本轻视红军，所以他没有指示各团构筑工事。镇内到处贴着花红纸的标语，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我们帮你们打回老家去”等等。标语是新贴的，浆糊还没干。镇内看不见一个红军，连老百姓也走得干干净净。在战斗间抓到了一些人，经过详细审讯，哪里是红军，都是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被红军俘去的士兵。为什么又放回来，没有人问。全师官兵连走带打快一整天了，有些疲倦与饥饿，于是又把老一套办法拿出来，大家分头到各地搜索：有的找到一些米面，有的找到一些鸡、鸭、小猪等牲畜。官兵马上高兴起来，觉得到西北以来，一直没有吃到好的，这回可以解解馋了，他们吃的心满意足，尔后开始大睡。

三

十一月二十一日晨四五点钟，直罗镇南北山上，突然步枪声、机关枪声大作，师部人员从梦中惊醒，推断红军由两侧攻上来了，接着双方进入了战斗。牛元峰向军部打电话，已经打不通了。两团的战斗情况也没有报告，起先感到火力甚为猛烈，接着断断续续的子弹已经打到直罗镇内。据溃兵事后讲，战斗一开始，红军就从后面包围上来，抵抗的死于枪火之下的很多，集体缴枪的也不少。六二六团团长石世安，认为大势已去，自戕而死。六二七团团长郑维藩受伤过重而死。

正在断断续续枪声未完全停止时，时间还不到正午，牛元峰叫副官处处长带师部幕僚（人数不多）、马匹和驮子向直罗镇北找出路。眼看这批人、马、驮子刚刚走到半山腰，即被红军由山头和山下两面卡住，师部大部分人、马、驮子全数为红军俘获。此时牛元峰带着师部一些幕僚和少数战斗兵转向直罗镇南面山上，就看到红军左一面红旗，右一面红旗。红军没有打枪，就把牛元峰带的人赶得七零八落，简直是一群没头苍蝇到处乱窜，最后退到镇子南面一个小高地上的土围子里落脚。这个土围子距直罗镇最近，地势也最高。牛元峰带一些人登上这个土围子，看到围墙似乎新被拆除，残垣断壁，纵横交错，两间窑洞也都被破坏，但还可以避避流弹。由土围子向四下望去，各处均在眼底，当年修筑土围子的用意，也是着眼于军事的。牛部未被俘的残兵败将，陆续都来到土围子上。作为预备队的六二五团，守不住直罗镇，也上了土围子，大家总算得了一下喘息。

约摸到下午两三点钟，忽然听到四面枪声大响，又看到一架飞机在土围子上空盘旋，牛元峰等也想摆联络符号和摇晃手巾，可是这小土围子对飞机毫不发生作用。牛元峰告诉参谋长刘德裕和参谋处处长沈叔明说：“看情形是军部派来了解围的部队，我们应该作好突围的准备，然后一鼓作气冲出去同解围部队汇合。”但是，当时马匹损失罄尽，徒步又不能走，最后是搔首西望，徒唤奈何而已！又过两个钟头，枪声停止了，推测解围的部队已经走了。牛元峰恨恨地说：“这一定是王肇治的阴谋，他记过去的仇恨，想置我们这些人于死地。”说完话，牛元峰闭目不语。

不久天色渐黑，两面山上和西南面的枪声完全停止，许多残兵都聚在土围子里。从早晨乱到黑天，没有得一点饮食，更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命运。牛元峰和刘德裕躲在窑洞里商量办法，刘德裕主张把土围子里的官兵整顿一下，看看还有多少人再说。官兵们把身上带的给养早已吃光，有的不顾生死，偷偷爬下土围子找死马肉用火烤熟充饥。刘德裕到各部视察，叫各营连排班找本建制的人集合后请牛元峰去分别讲话，准备突围。牛元峰垂头丧气地走到各连蹲着讲话。他还说什么“今天是到了最后关头，只有大家一心，勇敢突围，除了死里求生，没有别的办法”。牛元峰至此还不认为他是失败，而是中了红军的埋伏，所以他巡视了这个支离破碎的队伍，讲了一圈话，又叫各部清点人枪。军马是一匹都没有了，官兵随身带的轻武器和弹药并不缺少。除六二五团人数较多外，其余两团各连有的只有十个八个不等，有的官兵皆无，总数共有五百多人。牛元峰盼望援兵没有希望，又不能在土围子里饿死，决定夜间突围。他将各部重新编组，叫六二七团中校团附李洁堂指挥六二七团，叫六二六团中校团附孟广云指挥六二六团，马镇夷仍指挥六二五团，各团去作一些准备，只听命令一下，就开始突围。

这时，忽然有个士兵要上土围子，说他是六二六团一个被红军俘去的士兵，送来红军一封信。经盘查属实，叫他上来，将信交给牛元峰。牛此时心情颓丧已极，哪里有心看信，刘德裕只好拆开给他念。信的内容大意是，“葫芦河边，老人山上，望远镜中，看到你的官兵，均已厌弃内战，纷纷投降。我们北上抗日，是帮助你们打回老家去，你们东北军没有什么理由到西北打内战。现在你师大部被歼，最好你投到我们这里来，共同抗日。这是光明的道路，否则玉石俱焚，悔之晚矣！”牛元峰听后默无一语。左右的人也没有人敢作什么决定或者怎样答复。忽然孟广云说：“我们先写回信，可以说稍加考虑，再作决定。”牛元峰说：“好，你就写吧。”孟广云找一张纸条，把信写好仍交给来人带回去。信送走后，牛元峰和所有的人心情更是紧张。这时已近午夜，红军从四面八方对土围子严密监视，似乎配备一批神枪手，枪口对准土围子，只要土围子里的官兵在围墙边一露头，神枪手马上开枪，一枪一个，百发百中。由下午到夜间，这样被打死的有几个人。最后牛部决定突围，由半夜十二时开始。

突围部署是六二七团在前，六二五团及师部在中间，六二六团在后，由土围子东面斜坡向下溜，路线是向南偏东，目的地是鄜县。六二七团刚一开始突围，即遭到红军集中射击，马上混乱起来。李洁堂胆子小，指挥能力不行，所以掌握不住。马镇夷见此情况便和牛元峰说：“李团附不能指挥，恐有贻误突围时机的危险。”牛元峰听完，叫副官找李洁堂来，又叫另一个随从副官把手枪准备好，听他命令就开枪。李洁堂进窑洞见牛元峰，牛拉着李的手说：“到外边有话讲。”刚走出窑门，牛就叫副官动手。副官连发三枪，李洁堂顿时毙命，接着把李的尸体扔到土围子下面。这事发生前，牛元峰没有跟任何人研究过，看情形他已失去常态。李洁堂之死，引起许多人的疑惧，谁也不敢再跟着牛元峰走了。

六二七团在下土围子后，真是狼奔豕突，各逃生命，再也不能集结了。这样又耽误一两个小时。牛元峰又催马镇夷行动，马带六二五团官兵向下溜。红军对此集中火力，结果眼看官兵各处乱窜，谁也顾不了谁。牛元峰突出土围子后，身边还有四五十个人，盲目向西南方走去。约摸走了四五里后，天渐渐地亮起来，隔沟看到孟广云带着一百多人一起往南走。跟牛元峰的这群人向他们打招呼，那边人只顾走，并不理会，不一会儿就不见了。两面沟里的红军民兵零零星星地对这些残兵败将射击。一支红军小部队紧紧跟着牛元峰这部分人从后面追来，也没有开枪。牛元峰这部分人为了表示身上有枪，不使红军接近，不断向后方开枪。这时刘德裕和其他许多人是再也走不动了，便躺在山上。最后牛元峰身边只剩沈叔明和一个随从副官。追踪的红军越来越近，甚至人数和面孔都看得清清楚楚。红军不开枪，只是高喊“缴械，缴械”。牛元峰突然站住，从腰上把勃朗宁拿出交给副官说：“你把我打死。”副官接过手枪照牛元峰右后脑打进一颗子弹，从前面打出，面颊炸碎而死。沈叔明听到枪声刚一回头，见牛元峰已死，就问副官为什么把他打死。副官把经过讲完又说：“师长已失常态，不打死他怕发生别的事情。”

十一月二十日，一一一师在一〇九师后面约十华里（直径约六七华里），但处于曲折的山沟。于一凡的六三二团还在前，离直罗镇只有五里，架好电话后，才开始宿营。二十一日晨开始听到直罗镇方面的枪声，想问情况，电话已经中断。于团请示军部，军部命令各就宿营地警戒，等天明弄清情况再决定处置。天明后一一一师参谋长走到高处瞭望，枪声没有了，只看到一部红军押着俘虏、马匹、枪炮向北走去。接着军部命令一一一师前去增援，王肇治派于一凡团为先头。于团开始行动，就遭到另一支红军的迎头痛击，支持不住又撤退下来。王肇治指挥刘启文、常恩多两团，刚刚占领阵地准备进攻，又听到黑水寺军部方面也有枪声，同时一〇六师方面也有情况。总部虽然派来飞机，由于没有空地联络设施，发生不了作用，终于不能接近一〇九师。而且，当时是全军都发生了情况，直到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军部下令叫全军退却，总部又派四架飞机掩护，一一一师才安全撤出战场。直罗镇战役即以一〇九师全师覆灭而告终。

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

戴镜元[8]

洛川会谈前的形势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我国进行侵略，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仍然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九三五年秋，逼令张学良、杨虎城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打头阵，进攻红军。

一九三五年九月到十一月下旬，红军在陕北消灭东北军三个师：即十月一日，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消灭一一〇师，击毙师长何立中；十月二十二日，又在甘泉东南榆林桥消灭了一〇七师的六一九团团部和四个营，生俘团长高福源；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和十五军团会师，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鄜县西南直罗镇消灭一〇九师，在黑水寺又消灭一〇六师一个团。这样，就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整个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治上，党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于促进形势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俘后，根据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给他治伤，生活上倍加照顾，政治上经常给他讲红军北上抗日，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彭德怀同志和程子华同志等先后做过高福源的政治思想工作。在红军政治思想工作影响下，高福源主动请求放他回去，宣传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说服东北军，包括张学良在内和红军联合抗日。他首先向红军保卫局（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谈了这个想法，李克农同志把高福源的想法和请求报告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毛、周都同意。周副主席还指示：要高福源多住几天，多看看，多听听，回去之后，多讲讲红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高福源回到东北军，通过他的同学佟铁肩（时任六十七军参谋处处长）转达，才与王以哲见了面。以后又见到张学良，面报了这几个月在苏区听到的、见到的情况，并表示完全赞同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张、王也表示同意他的看法，要他赶快回瓦窑堡，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前来会谈。

一月十六日，高回到瓦窑堡，向李克农汇报后，李又带他去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

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会见张学良、王以哲。

我原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临时抽出来随李克农同志一起去洛川。大约在二月十日左右，李克农同志和我去见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说：根据目前政治形势和军事情况，这次去和东北军张学良会谈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会谈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也要考虑到有一定困难和一定的危险，要作两方面的精神准备，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力争谈成，一定要谈和。要努力做好团结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会谈要按照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来谈。同时还指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先商谈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问题；这次去，任务很重，重大问题要及时电报请示中央。

周副主席还指示：克农同志是正式代表，是总的负责人，镜元同志负责机要工作，并指定了通讯联络的工具，研究了携带隐蔽的方法。当时，我们的心情都很激动，精神振奋，深感任务艰巨，决心竭尽全力，克服一切困难，不怕任何危险，坚决完成中央给予我们的艰巨任务。

我们出发前两天，党中央又以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致电张学良、王以哲：我方代表李克农等四人于二月二十一日由瓦窑堡启程，二十五日可抵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

洛川会谈

二月二十一日，我们从瓦窑堡出发。李克农同志是正式代表，身穿中山装；我负责机要工作，着学生装；钱之光同志是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贸易总局的局长，他负责采购物资和药品，当时戴礼帽穿长衫；还有一位警卫员，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总支书记，他负责保卫工作，穿便服；高福源带路，他是农民打扮，头包白毛巾。我们全都骑马，另外还有几位护送人员和马夫同志，也都是农民打扮。

我们去洛川会谈，当时是完全秘密的，整个会谈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恩来同志亲自部署指示的。毛主席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周副主席于二月，先后离开瓦窑堡东征去了。我们会谈的情况、请示报告都直接以密电发往东征前线山西石楼。

二十五日当天下着鹅毛大雪，路滑雪深，行走困难。中午到达富县，在城外山下一个小村休息。高福源先进城联络后，山上守城部队东北军一个团长立即出来迎接我们进城，另外由一位师长出面宴请我们。中午饭后，护送我们的同志和马夫等牵着马回瓦窑堡去了。我们骑东北军骑兵用的马，一色纯白，由东北军护送，当天下午五时左右到了洛川。

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军部在洛川，王和他的参谋长赵镇藩热情地接待我们，安排我们住在离军部很近的一座独院里，这是一座四进的深院，我们住在最里院。当天晚上，电告中央：“李等四人已安抵洛川”。我们没有带电台，电报是由东北军六十七军的电台发往山西石楼的。

同时，王以哲亦于当晚电报张学良，汇报我们到达洛川的情况。张学良回了一个电报，说他因事要去南京，一下子回不来，要王以哲、赵镇藩先同我们商谈六十七军和红军之间的局部合作问题，其余重大问题等他回来再谈。

这样洛川会谈即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段从二月二十六日开始到二十八日，经过两三天的会谈达成口头协定如下：

一、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共同抗日，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地区之防地）。

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之线的公路运输及经济通商。

三、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秣、柴草、蔬菜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可转告并发动苏区群众运粮、柴等物进城出售，以恢复正常通商关系。

四、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半年之久的东北军两个营换防。

五、恢复通商：红军采办货物前往洛川、富县等地，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六十七军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为临时保密起见，红军去白区办货，东北军入苏区办货，均须穿便衣出入。

当时东北军在连损三个师之后，在陕北只困守延安、鄜县、甘泉几个孤城，一出城就挨打，粮秣、柴草等十分困难，在甘泉的部队半年没有换防，穿的破破烂烂，根本没有多大战斗力。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我们将会谈情况电报中央，当晚十一时中央回电同意会谈结果和协定。当时双方还商定三月五日将协定下达部队，开始实行。

在谈判期间，王以哲曾派人掩护我们的采购员两次到西安采购物资，并收集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西安等各大城市的报纸。他们还送给我们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四省的军用地图。

此外，红军在东征中打了许多胜仗，中央经常电告我们，我们也把电报内容稍加修改后告诉王以哲并转告张学良。例如：我军二月二十日二十时开始，胜利渡过黄河。二十一日占领三交镇，歼守敌一个营。二十二日占领留誉镇，歼敌一个营，同时占领石楼，歼敌一个营。二十六日在关上村歼敌独立第二旅一个团。三月初，我军越过吕梁山，进至兑九峪，逼近同蒲线，并迫使原先进占陕北根据地“围剿”红军的晋军四个旅全部撤退回援。于是，我军军威大振，政治影响增大，我们越打胜仗，会谈就越顺利，他们越热情地接待我们。当我们到达洛川第二天（二月二十六日）早上，王以哲来看望我们，互相寒暄后，王以哲说，在日常生活、接待方面有不周到的地方，请随时转告副官长和参谋处处长。其实在整个会谈期间，对我们招待得非常周到殷勤，生活供应也十分丰盛。当时经常陪我们的是两名副官，参谋处处长佟铁肩和副官长宋学礼也常来。每天晚饭后还经常在一起下围棋，对围棋我只略知皮毛，不过以下棋为名，便于继续交换意见，互相了解，增进友谊而已。记得有一天佟铁肩对我说：三民主义主张世界大同，共产党讲共产主义不也是世界大同吗？我当即回答说：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完全一样，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好的，可是他不承认有阶级，不主张阶级斗争，只认为中国有大贫小贫之分。共产党认为中国有阶级，有地主、资产阶级，有工人和贫雇农阶级，我们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制度。不消灭阶级，不消灭剥削制度，怎么能达到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对此，佟、宋二人表示赞同。

三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正同佟铁肩在外屋下棋，听见里屋一个副官正向宋学礼报告说：军部特务营长今天下午向他报告，特务营一个连长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士兵没有向他敬礼，就打了士兵，他认为这个士兵看不起长官。被打的士兵却说，他当时正向另一位营长敬礼，来不及同时向连长敬礼。他事后还对旁人说，如再遭责打，就跑到山北边（红区）去，那边长官和气，不打骂士兵。宋学礼听后说：要转告特务营的官佐，今后对士兵要讲明道理，不要动辄就打骂。我听了他们这一段简短的谈话，联想到我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等战役中，俘虏了数千名东北军官兵，经我们优待和思想教育后，愿留下的，参加红军，愿回原部队的，每人发给三元路费，释放归队。这些被俘又释放回去的东北军官兵，几乎都成为我们的义务宣传员，致使东北军上下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认识到红军是抗日的，东北军应该联合红军共同打日本，打回东北去。因此，两军前线逐渐由敌对变成友邻。我深切休会到遵义会议后，中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它已经和正在显示出巨大威力。

三月三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四日，他自己驾飞机，飞到洛川，一下飞机就到住地看望我们。他是化了装的，身着银灰色长袍，外套黑绒马褂，戴礼帽墨镜，手提文明棍，颇似富商模样。他来到我们住地大院，有王以哲陪同，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大家都很亲切，不感拘束。

会谈开始前，王以哲、赵镇藩把同我们前一阶段商谈情况和红军与六十七军合作抗日的口头局部协议内容，向张作了汇报，张表示完全同意。吃过午饭，下午三点开始谈判，这是洛川会谈的第二阶段。张学良首先说，他完全同意关于红军同六十七军的口头协议。并说：我这次来是趸销而不是零售。李克农同志笑着说：张将军解甲从商了吧！会谈气氛十分融洽，风趣盎然。接着张学良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

二、要抗日如何抗法？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如何？

三、共产党为什么不去宁夏，反而东渡黄河去山西？他认为宁夏靠近绥远前线，又接近苏联，担心东征会吃阎锡山的亏。

四、红军和东北军如何派出代表去苏联？请苏援助中国抗日。

李克农同志根据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党的政策做了以下说明：

一、蒋介石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专打内战，不抗日。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把东北三省送给了日本，华北也岌岌可危，内战从未停止，还残酷镇压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所以我们不能把蒋介石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如果蒋介石放弃反共、反人民和不抗日的反动政策，我们是可以考虑的。

二、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另外，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不可能速胜，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作战，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三、红军东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影响小，我们对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东渡黄河去山西，还可以适当解决我军军需和兵源问题。后来事实证明：东征作战两个半月，除歼敌近两万人外，还扩大红军八千人，筹款四十多万元。

会谈的气氛是坦率、融洽、诚恳的。在第一个问题上，张学良和李克农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在其他几个问题上，张完全同意李克农的看法。

会谈达成几项口头协议：

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再次商谈。地点在肤施（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

二、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通道问题。

三、中共派一位联络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适当名义作掩护。

三月五日凌晨五时，会谈结束。我们立即将会谈结果电告中央，并请示下一步行动。三月六日上午，中央复电嘉勉，并完全同意会谈结果和口头协谈，要我们到山西石楼汇报。

洛川会谈，我们贯彻了中央指示，取得一定成果，不仅对于当时我军东征和巩固陕北根据地有利，而且对于以后的延安会谈打下了基础。也有利于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

由洛川到石楼，返回瓦窑堡

三月七日，李克农同志和我，以及一位警卫员，离开洛川，北上经延长、清涧的河口（无定河入黄河口）过黄河，三月十六日到达石楼（钱之光同志已去西安采购物资和药品）。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以及张闻天、彭德怀等同志。李克农同志汇报了洛川会谈的详细经过和张学良的种种要求。三月二十七日，党中央在石楼附近召开会议，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同他进一步会谈，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非常重要的。中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为全权代表，偕李克农同志去延安同张学良继续进行谈判。

会后，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副主席、博古、邓发、李克农等同志和我，还有电台机要人员以及一个警卫排，离开石楼回瓦窑堡。在返回瓦窑堡途中，博古、邓发、克农同志和我每天晚上同住一个窑洞，睡在一个炕上。因为住宿的村子小，周副主席也和我们挤在一个窑洞的火炕上。同住、同吃、同走路，大家格外亲切。

我们在行军走路或在窑洞吃饭时，经常一起唱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长征故事，或说这次东征胜利和未来的抗日战争，边走边说，边吃边说，非常兴奋。四月初的一天，大家又都挤在一个窑洞里，愉快地畅谈起来。邓发同志首先说，这次东征取得很大胜利，意义重大。周副主席接着说，东征胜利不仅在军事上消灭了敌人六七个团，一万六千多人，迫使进占陕北苏区的晋军四个旅全部撤退回援，有利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扩大了我们的影响，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高潮的到来；其次对洛川会谈也起了作用。克农同志也说，这次东征胜利，对于洛川会谈顺利进行有很大帮助。

四月五日，我们回到瓦窑堡。本来约定四月初到延安会谈，因张学良患喉疾未愈，才推迟到四月八日。

延安会谈

四月七日，周恩来同志和李克农同志带着电台和警卫部队，从瓦窑堡出发去延安与张学良会谈，我也随行。

四月六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学良，主要内容是：我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抗日救国大计。七日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派人到川口来引导入城。并请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入城后之安全。

关于双方会商之问题，我方拟定为：

全国军队不分红白，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救国；

为抵抗日帝侵略，全国红军集中河北；

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

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

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

双方需要商谈的其他问题。

我们从瓦窑堡出发时，天就阴着，八日到达川口附近，先是大雪，后下大雨。电台和东北军联系不上，中央的电台（在石楼）和东北军联系上了。九日，晴空万里。上午，张学良随带王以哲、刘鼎由洛川飞到延安。下午张学良派专人到川口来接。这时周恩来同志和李克农同志均换上便衣，周穿黑色中山装。周、李随来人进城会谈，我们在川口等着。飞机场由我们的警卫部队控制着，在会谈结束前，任何飞机不得起飞。

会谈地点是在城内一座教堂里（这个教堂在抗战时期被日本飞机炸毁）。当时，周恩来同志和张学良先生就在教堂的一个套间里作了恳切的竟夜长谈。

会谈开始，张学良首先把他对国家前途的看法坦率地说出来，请教周恩来同志。他说他对国民党不抱什么希望了，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是法西斯道路。两年前他从意大利回国，曾相信法西斯可以救中国，现在开始有了怀疑，想听听周恩来先生的意见。

周恩来同志说：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最后阶段的最反动的产物，是独裁、是专制，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中国只能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中国要抗日必须首先改变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要抗日还必须实行民主，要发动全国广大人民。全国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才能获得抗日的最后胜利。

张学良又问，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应如何对待蒋介石？他认为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实际统治者，中国现有的主要地方都是他统治着，全国主要军事力量被他掌握，其他如财政、金融和外交大权也都掌握在他手中。张学良说，根据他回国两年来的观察，蒋介石还有抗日的可能。此外，张学良对于要抗日必须首先改变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表示完全同意。他说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设法把蒋介石的政策扭转过来。并说他现在不能反蒋，如果蒋介石投降日本，他一定离开他另作打算。他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就是为打通西北，为自成抗日局面作准备。他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一定能把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张学良还提出，东北军部队亟需进行抗日教育，切望红军给予帮助。同时，他对东北军缺乏抗日干部，深感焦虑。

周恩来同志说：在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斗争中，对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问题，是可以考虑的，是有道理的，这是一个重要方针政策问题，他个人不能决定，愿意把张学良先生的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再作最后答复。周恩来同志还说：缺乏抗日干部，可以采取举办训练团的办法，在培训中选拔，这对张学良启发很大。后来他和杨虎城将军共同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以抗日为目的，训练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连长以上团长以下的军官。恩来同志还表示同意红军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一九三六年八月，叶剑英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派，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周恩来同志对张提出的其他问题，也一一做了具体答复。张学良对周恩来同志精辟的论述、科学的分析、高度的政治修养和政治家的风度，十分敬佩。

此外还达成口头协议如下：

一、我方赴莫斯科的代表由新疆去苏联，东北军的代表由欧洲去苏联。后中央派邓发同志去苏联。

二、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三、张学良没有公开表示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占苏区，六十七军准备进驻延安以北。一九三六年六月，我方主动让出瓦窑堡，即是恪守延安会谈之一例。

四、双方互派常驻代表。

五、张学良认为红军主力去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为时太早，最好出绥远靠外蒙。如红军坚决东进，他可以通知东北军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六、互相通商。采办普通货物，由共方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东北军代购，子弹可由东北军供给。

张学良对会谈表示满意，先拿出两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

会谈至十日晨四时结束。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扩大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次会谈成功是周恩来同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杰出贡献。在会谈中，他是高度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使张学良心悦诚服，敬佩不已。

四月十日，周恩来同志和李克农、刘鼎同志一起回到川口。当天下雨，在川口住了一天一夜，立即就给中央和毛主席、张闻天、彭德怀等同志发了一个电报，简要地报告会谈的顺利经过。十一日，又发了个长电，较详细地汇报了会谈内容和情况。电报是周恩来同志亲自起草的，及时发往山西石楼。

四月十二日，我们由川口动身，很快回到瓦窑堡。从上海到西安的刘鼎同志，由张学良带到延安，这次随我们一起回到瓦窑堡。后来，他作为我方联络代表常驻西安。到瓦窑堡后，我们各回原单位工作。

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西安事变爆发及其和平解决、逼蒋抗日，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直至全国抗战开始，这一系列政治的、军事的斗争实践证明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科学论断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完全正确。

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的经过

申伯纯

张学良在苦闷中寻求出路

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张学良到南京去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这次到南京，心情有些黯淡。因为一个月以前一一〇师被红军消灭了[9]，十天前一〇七师又受到重大损失，[10]而蒋介石对他既没有什么安慰的表示，军政部长何应钦又不但不给丝毫补充，而且还要减发军费，取消一一〇师的番号。他既挨了红军的打，又受了“中央”的气，所以临来之前，心里就已经憋着老大的不高兴。及至他到了南京，飞机场上冷清清的，只有钱大钧一个人来迎接他，同从前他当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时候，每到南京，总有何应钦、宋子文等一大群高级文武官员迎接他的那种声势烜赫的场面比较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不能不使他有一种今昔异势的感觉。他把这种冷落场面和不久以前军事上的失利联系起来，心里更觉得非常难受。

十一月下旬某日，张学良在南京又接到一〇九师全军覆没、牛元峰师长阵亡和一〇六师也受到损失的消息[11]，这更使他又气又急。气的是董英斌违背他的嘱咐，晏道刚擅自作主，致使部队轻率前进，惨遭覆灭；急的是时间不到三个月，便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照这样下去，不要一两年，东北军岂不就全部被消灭完了吗？他在盛怒之下，立即撤了董英斌的军长职务；晏道刚因为是蒋介石的人，不便给以处分，只好对他重重地申斥了一番。这时蒋介石、何应钦、陈诚这些人，都在忙着开五全大会，对于这件东北军存亡攸关的大事都不作理会，连情况都没有好好问一下，张学良向他们报告，他们也不耐烦听，好象与他们痛痒无关似的。这就使得张学良更加难堪了。

接着，北京大中学生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和华北政权特殊化，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示威大游行，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新高潮。这种炽烈的斗争形势更刺激了亡省亡家、满怀悲愤的张学良。他想到因从事抗日活动而在上海坐牢的杜重远。

杜重远是辽宁人，“九一八”前当过张学良的秘书，也办过企业，同张学良的关系很好。“九一八”后，杜到上海一面办企业，一面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与邹韬奋、章乃器等很友好，充任《新生周刊》的总编辑，宣传抗日。一九三五年六七月间，由于该刊登载《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认为“侮辱天皇”，提出严重抗议。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抗日运动，取媚日寇，将杜重远逮捕，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杜在服刑期间，被保释移住上海虹桥疗养院，由法警监守。张学良想到杜重远一贯宣传抗日，在上海结识一些进步人士，在政治上一定会有一些好的意见。于是他在五全大会闭幕以后，就托故去到上海，设法秘密约会杜重远。

在那次会晤当中，张学良把他自一九三四年冬从意大利回国以后宣扬法西斯主义、拥护蒋介石做领袖、跟着蒋介石剿共、希望国家统一然后再抗日这一套做法十分坦率地全部说了出来，然后说明他现在认识到共产党是打不了的，感到过去这一套做法走不通，请杜指点。

杜重远也以很诚恳直率的态度批评张学良过去这一套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同时向他提出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这个建议大意是说，为了拯救东北三千万同胞，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张学良个人的荣誉，为今之计，必须下定决心改变过去的错误做法，走联合抗日的道路。他又特别指出，在东北军的主力集中陕甘两省的情况下，现在走联合抗日道路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同所有抗日力量建立联合阵线，共同抗日。中央红军现在到了陕北，可以联合起来，作为依靠。第二，陕西杨虎城是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他的左右也有一些进步分子，可以合作。第三，新疆盛世才是东北人，他利用有利的地理形势，与苏联的关系搞得很好，这个力量也可以联合起来。杜说，如果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西北大联合”，合作抗日，是一个最有前途的局面。杜重远最后说，目前全国抗日运动高潮已经到来，蒋介石再不抗日，也会垮台的，东北军今后绝不能再跟着蒋介石走亡国之路，只有利用上述三个有利条件坚决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才是活路。

当时张学良对于杜重远的建议表示同意，但是还有些顾虑。他觉得同杨虎城、盛世才联合抗日都好办，因为他同杨虽有些隔阂，但他知道杨是同情抗日的，而且与蒋也有矛盾；盛是东北人，与盛联合抗日更不成问题。只是对于共产党，他感到摸不着底，他虽然想着同人家交朋友，谁知道人家要不要他这个朋友呢？

杜重远针对张学良的这种顾虑，着重向他说明：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最忠实于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全中国、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危险的情况下，共产党坚决主张同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救亡图存，张今后只要能决心走抗日这一条路，共产党一定会同他联合，这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的。

杜重远为了坚定张学良的抗日信心，又详细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他说明苏联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是支持中国抗日的可靠力量。美英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日本矛盾很大，他们因为不甘坐视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并吞全中国，也将会帮助中国抵制日本。只要我们能够制止蒋介石坚持打内战而不抗日的政策，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充分发动起来，团结抗日，中国是有条件可以坚持抗战的，加上国际上的援助，抗战是有胜利的可能的。如果看不清这些有利形势而只从武器的优劣来衡量和判断抗日的前途，这是错误的。杜最后还指出，抗日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而要发动人民的力量，就必须讲民主；法西斯拥护个人专制独裁，压迫人民，是一种最反动的主义，因此，要抗日就必须反对法西斯主义。

张学良是一个有爱国思想而又秉性爽快的人，听了杜重远的这番谈话后，立刻表示完全接受杜的批评和同意杜所指出的联合抗日的道路。

张学良和共产党的联系

张学良在上海，除了会见了杜重远以外，还约会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

李杜自从在东北抗日失败，退入苏联国境以后，就同共产党组织有了接触，回到上海以后仍然保持着联系，这一点张学良是知道的。所以他这次到上海特地同李杜会晤，向李杜郑重表示他愿意在西北与红军联合抗日，希望能够同共产党的负责人商谈这个问题。为此，他请李杜替他秘密介绍共产党的关系，并且表示如李能负责介绍，一切保密和安全问题他完全负责。李杜当面接受了张学良的这个请托，表示在找到关系以后，就设法通知他。

张学良在上海秘密会见了杜重远和李杜之后，到年底才回到西安。这个时候，联合抗日的道路到底能否走得通这个问题终日盘旋于张学良脑际。

当时张学良知道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也知道以他为校长的东北大学的学生是积极参加这次运动的重要力量，因此，他在未回西安之前，就打电报给东北大学，要学生会派学生代表到西安去见他。果然，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就派了宋黎（中共地下党员）等三名同学当代表来到西安。张学良回到西安以后，马上召见宋黎谈话。宋黎向他报告了“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的详细经过和当前全国抗日运动发展的新形势，还向他诉说了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当亡国奴的种种惨状，讲得有条有理，激昂慷慨，声泪俱下。张学良听了大受感动，当即向宋黎表示，他现在坚决主张抗日，东北由他手中失掉，一定要从他手中收回。他和宋黎连续谈话之后，便把宋黎留在身边当秘书，打算经过进一步考察后，再寄以心腹。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张学良忽然接到王以哲由洛川防地打来的一个密电说：“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司令面陈。”张得到这个消息，第二天就亲自驾着波音座机飞到洛川。

高福源象许多其他东北军人一样，由于身受家乡沦亡之痛，民族意识和抗日要求本来强烈，而且具有正义感。他被俘后，在这两三个月的生活中，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之间十分团结友爱，政治文化生活非常活跃，又听到了很多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事迹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且亲身受到红军对他的宽大待遇和亲切的照顾。这一系列的现实生活教育了他，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王以哲听说红军派高福源回来，便立刻要参谋处处长佟道把他接到洛川来。高福源一到洛川，就立刻密电向张学良报告。第二天，张学良就亲自驾飞机飞到了洛川。

高向张学良说：“现在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我们东北军再继续打内战就快要被消灭完了。”说到这里，高福源竟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张学良对高说：“我们坐下来好好地谈。”

以后，张学良、王以哲又和高福源一起谈了一整夜。最后张对高说：“你谈得很好，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今后可放心做这一工作。你此去如有危险，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

高福源于一月十六日回到陕北苏区，把这次回到东北军同张学良见面的经过向李克农同志作了报告。李克农同志还带他去见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当面受到了奖励。毛主席当即决定派李克农同志为代表去会见张学良。

在李克农出发之前，党中央于二月十九日，即李克农同志由陕北苏区出发的前两天，以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将出发日期由电台直接通知了张学良和王以哲。

洛川访问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由高福源作向导，李克农同志等四人于二月二十五日到了洛川，先见到了王以哲，王的参谋长赵镇藩也出面接待。王以哲立即用密电向张学良报告。张复电说因事去南京，不能马上回来。嘱王妥为招待，并可先商谈一些具体问题，重要问题留待他回来再说。

在张学良未回来以前，王以哲、赵镇藩与李克农商谈了关于红军与六十七军抗日合作的局部关系问题。取得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抗日，确定了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口头协定。三月三日，张学良由南京乘飞机返西安，第二天即飞洛川会见李克农，他们在李克农等住的那座小院子里进行了一天一夜的会谈，张学良接待李克农很亲切，虽然是第一次会面，但主客之间都很随便，不感到有什么拘束。张学良谈笑风生，十分潇洒；李克农谈吐机智幽默，风趣盎然。尽管有时双方为了某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是整个说来，会谈的气氛是轻松而和谐的。他们谈话的内容，除了完全同意关于红军与六十七军的局部口头协定外，主要是有关抗日的问题。

会谈结果归结为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1.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商定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负责代表，最好能在毛、周等负责同志中推出一位，与张再作一次商谈，会谈地点定在肤施城（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

2.红军与东北军派代表出国的路线问题，由张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

3.商定中共方面派一位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给以灰色名义掩护，以便与各方联络，推动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的活动。

张、李会谈于三月五日结束后，李即日连电向党中央报告会谈内容并请示行动。六日得中央复电慰劳，同意谈判结果，并请李即日赴山西石楼前方晤谈（那时红军渡河东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等均在前方）。李克农在三月七日离开洛川，取道延长渡河，径赴晋西石楼向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报告会谈的详情。

刘鼎当代表

张学良把李克农送回陕北以后，刚回到西安，就接到上海李杜来电说，“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一看就明白是李杜替他找的共产党的关系已经找到了。他特地选派了一个亲信的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去接。

赵毅到了上海，通过关系，找到了刘鼎，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中旬，一同由上海到了西安。

刘鼎来到西安，住在张学良预先指定的一个机关内，多次与张交谈，根据张学良的提问，回答如下：（1）张学良掌握几十万大军的兵权，坐镇东北，有守土之责。但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当地守军不放一枪一弹进行抵抗，以致一夜之间，沈阳失守，数日之内，东北广大土地全部沦为敌有。因此，张学良不能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所抱的态度同全国人民一样，不能置身事外，不表示意见。（2）中东路事件发生时，东北当局一方面首先挑衅，进攻苏联，一方面又容许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肆扩张势力。东北当局亲日反苏，事实非常明白，而苏联红军为了保卫国土，进行反击，完全是正当行为，张学良因此受到责备，也是合乎事实的。（3）东北军是蒋介石指挥下的一支“剿共”大军，先在豫鄂皖，继在西北，都很积极卖力气替蒋介石打内战，使红军与苏区遭受很大损失。最近，红军为了自卫，实行反击，因而使东北军受了一些挫折，同东北军给红军所造成的损失相比较，这能算打得“厉害”么？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久经考验，能征惯战，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革命武装，蒋介石百万大军也对它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而且蒋介石驱使东北军上前线“剿共”，实际上是他的借刀杀人之计，企图用这种阴谋手段来消灭东北军。因此，东北军当前最“厉害”的敌人，是红军还是蒋介石，值得考虑。

刘鼎继续说，为今之计，东北军最好的出路是联合红军抗日，不仅可以一洗“不抵抗”、“投降卖国”的罪名，而且还可以有效地摆脱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这是东北军为东北同胞和全国人民最所企望的明智之举。将来抗日胜利和全国解放以后，功勋载诸史册，垂之千古，东北军和张学良将首先占了一页。

刘鼎这一席话，打中了张学良思想上的要害，使他不得不衷心佩服，感到十分高兴。

延安会谈时，张学良带着刘鼎一同参加了会谈。会谈以后，刘鼎随着周恩来同志一同回到瓦窑堡住了几天，详细报告了与张学良相处的情况。中央决定按照互派代表的协议，派刘鼎到东北军当联络代表。刘鼎奉命后，经延安回洛川再见张学良，说明此来任务。张表示热烈的欢迎，约定此后刘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的名义在东北军内部出现。从此刘鼎就成为张公馆的上宾了。

延安会谈

李克农同志等离开洛川，于三月十六日赶到山西石楼去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向他们报告了此行的经过和张学良所提出的希望会见中央负责同志的要求。中央当时认定张学良的要求是有诚意的，此举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要，因此决定即日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代表，偕同李克农同志一同去肤施（延安）会晤张学良。

周恩来、李克农两同志带着电台和一个小部队由河东回到瓦窑堡，后与张学良约定时间即赶赴延安。经往返电商，最后决定推迟到四月八日在延安会谈。周、李临行前，又由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于四月六日致电王以哲、张学良，通知周、李行期及联络地点，并提出了这次会商的几个问题，原电内容如下：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

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周、李于约定时间到达延安东北二十里之川口，适值雨雪交川，电台联络失时，直到九日上午张学良才自己驾着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两人飞到延安。周、李经张学良派人前来联系后，于当日下午八时只带了几个随从进入了延安城，在城内一个教堂里与张学良见了面。

参加那次会谈的共有五人：周恩来、张学良、王以哲、李克农、刘鼎。

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双方都以恳切坦白的态度开诚相见。张学良在寒暄之后，首先就把他对于国家前途的看法很坦率地说了出来，向周恩来同志请教。他认为国民党已经是没有希望了，当前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法西斯蒂的道路。他说，两年前他从意大利回国，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因而主张拥护蒋介石作领袖，实行法西斯主义，领导全国抗战。但是这条路究竟能否走得通，他现在开始有了怀疑，要求周恩来同志表示意见。周见张的态度这样坦率恳切，也就以诚恳明朗的态度对他所提的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周首先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它把资产阶级统治最后的一点表面上的民主都抛弃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主张。接着，周恩来又说，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便发动广大群众的潜在力量，这种群众力量是伟大无比的，只有靠这种伟大无比的群众力量，中国抗日才有胜利的可能；如果看不到这种群众力量，就不会有真正的抗日信心，也绝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最后，他指出，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他们都是同日本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的。因此，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讲法西斯，讲法西斯只有投降帝国主义，不能抗日。张听了周的这样明确的分析以后，就表示完全同意，并且说他近来也渐渐有这样的认识，今后将不再谈法西斯。至此，张学良又提出了“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同志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随即表示他愿意听一听张学良的意见。张思索了一下，然后郑重地提出了他的看法和主张。首先，他认为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实际的统治者，中国现有的主要地方都是他统治着，全国主要军事力量都被他掌握着，其他如财政、金融和外交关系等等也都由他一手包办。接着张又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有抗日的存心的，蒋的错处只是在于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抗日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张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说，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同时，反蒋就使得抗日增加困难。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最后，他主张现在应该采取种种方法，逼迫着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他还说，他现在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就是为打通西北，自成抗日局面作准备。周恩来同志听了张学良这番话以后，对于他所提出来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但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后的决定。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同志这样明朗、切实的表示，就好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几个月来思想上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下解决了，顿时表现非常高兴，并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他们还继续谈到许多国际国内方面的其他问题，如日本对中国作战的战略问题，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中国抗战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中国红军各方面军的集中问题，等等。周对这些问题都发表了精辟的意见，使张极为心服。

除了以上几个重要问题的谈话外，这次会谈获得了以下的结果：

（一）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张学良同意这是中国当时的唯一出路，对于《八一宣言》中的十大政纲则表示俟加以研究后再提出意见。

（二）关于红军的集中问题。张学良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至于二、四方面军北上路线问题，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须得到他们的同意，张愿任斡旋之责。

（三）东北军方面派赴苏联的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的代表由张负责保护，由新疆前往。

（四）关于停止内战的问题。张表示完全同意，并谓红军一日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

（五）在张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为此，张准备以王以哲军入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以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

（六）关于通商问题。普通办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代办，子弹可由张供给。

（七）双方互派代表常驻。

（八）张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不如经营绥远较妥。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双方在诚恳愉快的气氛中作了竟夜的长谈。张学良以爽朗的态度和沸腾的热情向周恩来同志披露肺腑，掬诚求教。周恩来同志则以高度的政治修养、科学的分析才能以及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言辞风度，使张学良心悦诚服，印象极为深刻。双方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之中，对于重大问题既圆满地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同时在各个具体问题上也十分顺利地达成协议。因此，这次会谈不仅对于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同时对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是一件极大的出于原来意料的收获。

双方一直谈到黎明，吃过夜餐后，十日晨四时才握手告别，珍重再会。乃至周恩来、李克农等走出延安城时，漫长的黑夜已经过去，东方红日已冒上山头了。

西安事变回忆

高崇民

西安事变，今年已是二十周年了，作为当时参加者之一的我，抚今追昔，不能不无动于衷，兹就西安事变简单写一点回忆。供历史学者参考。

一、张、杨由拥蒋“剿共”到逼蒋抗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蒋介石于西安，中外震惊。事后有人问：张学良统率东北军，杨虎城统率十七路军，他们为什么由拥蒋“剿共”转为逼蒋抗日？答：那是当时国内国际的客观情况促成的。当时是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对外抗日，尤其失掉家乡的东北人民要求的更为迫切，再加上在共产党北上抗日的号召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于所谓“剿共”毫无斗志。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利用内蒙德王进攻绥远，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张群却和日本进行“防共协定”的谈判。在此情况下，东北军，尤其是一般官兵感到中国太危险了，而东北亦将万劫不复，同时更感到“剿共”在他们是得不到什么好结果的。原来他们拥护所谓“中央”，是为了收复东北失地，他们愿作抗日的先锋，可是绥远的傅作义部能抗日，而东北军反倒不能抗日；同时又知道蒋介石“剿共”已近十年之久，并没有得到胜利，只是把日本帝国主义引进了中国，占领了东北；他们更知道，蒋介石一向是企图消灭地方实力的，明知蒋介石令东北军“剿共”的意思是希望两败俱伤，伤亡哪一方都是于蒋有利的。因此东北军对于在西北“剿共”当然是无斗志的。

至于张学良本人，在“九一八”失掉东北后一度被蒋介石遣送出国到意大利，同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相交甚密。张受了一些法西斯分子的蛊惑，回国以后就竭诚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际上，他那时对共产党及红军是不了解的。东北军的装备在当时和其他部队比较起来是很精良的，因此他就认为能够战胜红军。可是在劳山、直罗镇等役，一一〇师、一〇九师都打了败仗，师长何立中、牛元峰先后阵亡，官兵被红军俘虏很多。蒋介石经常宣传被共产党俘虏以后，军官被剥皮，士兵被活埋；但东北军的官兵被俘以后，既没有被剥皮，也没有被活埋，反而被优待。共产党对被俘的官兵说：“你们愿意参加红军也可，愿意回去也可。”官兵们又看到红军有拥护张学良将军共同抗日的口号；因此，东北军的官兵当时有回来的，也有参加红军的。在被释放回来的东北军里，有一个团长叫高福源，回来以后把他在被俘期间的日记和红军方面的一封重要的信交给张学良看，张看了以后把高又派回去，复了红军一封信。嗣后张学良就秘密与王以哲在洛川和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同志会谈。这次会面主要是商定两方从此做为友军，张并建议红军要变“反蒋抗日”为“拥蒋抗日”，他也担负说服蒋介石变“剿共”为“联共”的责任。自此以后，张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极力想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因此他还去过太原和阎锡山商议，说明联共抗日的必要。阎当时亦极表同意。张又分别派代表去新疆联系盛世才，到广西、四川和白崇禧、刘湘等联系，到山东、华北和韩复榘、宋哲元联系。盛、白、刘以及韩、宋等当时都企图各霸一方，对蒋都是明合暗不服，所以张邀请他们派代表到西安商议联共抗日问题。这样布置以后，张乃亲自到南京见蒋，建议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蒋竟拒绝张的建议。张回来以后，认为蒋这样做实在是于国家不利；而蒋对东北军之“剿共”亦有怀疑，故亲到西北巡视。当蒋要到西安之前，张乃约阎锡山到西安一同劝蒋。迨蒋到西安后，知阎要来，遂以避寿为名转到洛阳，阎锡山和张学良即赶赴洛阳。蒋在洛阳召开了一个大会，在会上大骂主张抗日的为“混蛋”。蒋说：“你们要知道，日本是皮肤之患，不足虑，共产党是心腹之患，非彻底消灭不可。‘剿共’是我的既定计划，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变更。”阎锡山出会场后，对张学良说：“大家只好另想办法。”当夜张学良见蒋说：“这样一来，我对东北军就无法指挥了。”蒋听了非常震怒，于是决定再到西安对部队训话，同时下手谕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指挥”，并拟定把东北军调往福建，把十七路军调到安徽或者河南。张学良由洛阳回来和杨虎城计议，认为这样一来，就把他们原来联共抗日的计划根本破坏了。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因有扣蒋逼他放弃“剿共”、一致抗日的非常手段；不过这样做应该有个名堂，所以后来西安事变就叫做“兵谏”。促成张、杨由“拥蒋剿共”转变到“联共抗日”，除了以上所说的而外，还有东北军在陕北与红军作战受创后，张学良曾向蒋请求补充，结果蒋不但没给补充，反而把这两师的番号都给取消。其次，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原来是由华北接济七十万元，至后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宋哲元连这七十万元也不给了。张向蒋中央要求，而蒋却让张自己向宋交涉，张颇愤慨。这都是促成事变的因素。所以由原计划联合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演变成扣蒋的局面。可是把蒋扣起来之后，张、杨二人就说过：“如果蒋能答应我们的主张，我们可以把他送回去。”可见张、杨在事变的开始就没有危害蒋的意思，只是强迫他放弃“剿共”，一致抗日而已。

二、扣蒋的经过及国民党的内部矛盾

张、杨决定扣蒋前夕，国民党文武大员如邵元冲、陈诚等都到了西安，住在西京招待所。扣蒋的行动计划是：城内由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赵寿山负责。故行动一开始住在西京招待所的文武官员，除邵元冲中流弹死亡外，其余都被禁。蒋当时住在临潼华清池，临潼由东北军刘多荃负责。张学良于十二月十一日下午找来他的一个团长刘桂五，两人出门坐上汽车直开临潼华清池。在车上，张把要扣蒋的事情告刘，并嘱咐刘把蒋的住室记清楚，要在第二天清早，把蒋从他的住室强请出来，但不许伤害。张领刘见蒋，略作介绍即先退出，仅剩蒋、刘二人在室内谈话，但刘并未露出马脚来。十二日早四五点钟，东北军将领刘多荃、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久等带兵到了临潼。打起来时，蒋还没有起床，听到枪声以后，不知是红军打来了，还是东北军兵变，就往屋后面的山坡跑去了。爬到围墙上，从墙上往下一跳，跳到墙外壕沟里，因而脚也伤了。这时跟随蒋逃跑的还有他的侍从秘书肖某和他的侄儿蒋孝振及卫士一名。顺着骊山山坡一直跑到山半腰，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下边躲藏起来。那时，张、杨正在西安绥靖公署等候报告。刘多荃的第一次电话报告说：“蒋没有了！”于是决定搜查。后来查点华清池院内所停的汽车，并不短少。估计蒋一定是藏在山上，张就命令进行搜山，从上午七时搜到八时，碰到了一个蒋的卫兵说蒋向“卧虎石”方向逃去了，于是满山的官兵齐集卧虎石把蒋介石找到了。

孙铭九乃令士兵把蒋扶至山下，前往西安新城。蒋在车上问：“这件事张副司令知道不知道？”孙铭九回答说：“我是奉命来的。”这时蒋才明白他的被扣是有计划的行动，既不是红军打来，也不是东北军兵变。

张学良为了蒋的安全起见，命令把蒋移到高桂滋的公馆居住。蒋生误会，拒不迁往。

蒋以为此次被扣，必死无疑，遂准备了给宋美龄及其儿子的遗嘱。给宋的遗嘱是：“余死之后，余之全部财产由汝继承，务望汝善视经国、纬国两儿有如己出。祝上帝赐福予汝。”给蒋经国、蒋纬国的遗嘱是：“余只承认宋美龄女士为余唯一之妻，余死之后，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之下，亦瞑目矣。”第四天，蒋的外国顾问端纳由南京来，这才由端纳陪着蒋移到了高桂滋的住宅。开始蒋认为东北军一定赤化了，共产党一定要他偿还血债的，他万没想到结果张学良竟能亲自把他送回南京；更没有想到共产党对他被扣主张用和平解决。事变起来之后，共产党因张、杨之邀请，大约是在第六天，周恩来、叶剑英等来到西安。他们到了以后即表示这件事要用和平解决，这个意见是与张、杨不谋而合的；因此，张、杨很高兴。

在端纳坐飞机到了西安，我们才知道南京方面存在的内部矛盾。宋美龄给蒋的一封信中说：你平时不听部下意见，因而发生了今天这样的事情，但我相信张、杨对你不会有加害的意思，他们是出于爱国思想，我希望你千万不要自寻短见，信中的最后一段说：南京目前正在唱戏而且是戏中有戏。另外，端纳诉说他来的很不容易，因为南京方面造谣说蒋已被害，何应钦就白衣誓师，力主讨伐西安，谓西安已经家家都挂上红旗了。端纳说夫人（指宋美龄）极力反对何的态度，特召集黄埔军官开会说：“你们要营救你们的校长，就不要讨伐西安，讨伐西安就等于送你们校长的命。”端纳又说何应钦如何急电汪精卫返国，准备“联日剿共”云云，当即劝蒋应采纳张、杨的意见。蒋接宋美龄的信又听到端纳这些话以后，颇感悲愤。先是在蒋被扣的第二天，张曾向蒋请宋子文来西安，蒋摇头不允，以后南京何应钦到底下了讨伐令，其先锋部队桂永清至华阴被东北军击溃，蒋焦急万分，乃亲下手谕命蒋鼎文（从扣押中提出）持赴南京制止。至是张又提议请宋子文来，蒋才同意。因此宋子文第一次到西安，声言只是为了看一看蒋，并没有其他使命。宋认为此事非宋美龄来不可，于是返回南京报告张、杨和共产党并无害蒋的意思，宋子文第二次和宋美龄及戴笠一同飞到西安。

周恩来到达西安，初和蒋见面时，周说：“蒋先生十年不见了。”那时蒋的腰痛脚伤都没有好，就指定宋美龄和宋子文代表蒋与张、杨、周恩来进行协商。协商的内容是以张、杨所提出的八项主张为基础。协商结果，蒋完全表示同意。主要的两点是：

（一）在军事问题上，东北军每月军饷二百万元仍由中央负担；十七路军军饷，由一百万元增加至一百五十万元；红军军饷，由中央拨给五十万元。此外，把当时以援绥为名的中央军共十二个师都撤出西北。

（二）在政治问题上，重新改组南京政府为国防性质的联合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把何应钦、张群等都遣送出国。成立西北绥靖公署，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方面担任正副主任。

三、放蒋的争论和送蒋后西安的情况

西安事变以后，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当即把过去的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为“抗日联军”，同时在军事方面成立一个参谋团，由何柱国负责；在政治方面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负责。另外，以孙蔚如为陕西省主席，杜斌丞为秘书长。迨张、杨和共产党与蒋方大体商定以后，张、杨就考虑放蒋的问题。可是当时国内和国际方面对西安事变是不太了解的。因那时东北军里有一个交通处处长蒋斌，他把张、杨发往国内和国外各方面的电报扣压了三天，暗中还与何应钦通电话。在事变发生的第三天，我们接到宋哲元的来电，询问西安事变是怎么回事，这才发觉蒋斌在捣鬼（后来调陈先舟接交通处处长，把蒋斌收押，最后枪毙了），因此接到由南京发来的各省的电报都是骂张学良的，张当时非常败兴。另外，盛世才通电表明他事先并未与闻；阎锡山通电的态度是模棱两可，骑墙观望。以后阎锡山又打电报给张学良，希望把蒋送到太原，以便由他操纵。同时，何应钦电汪精卫兼程回国（当时汪在欧洲），显有“联日剿共”之逆谋。而这时，杨虎城十七路军里边的冯钦哉被“中央”收买也叛变了，东北军的檀自新部亦复不稳。由于以上种种情况，张恐夜长梦多，就急于要把蒋送回南京，而且要亲自送蒋回去。亲自送蒋只是张自己的决定，任何人事前都没有同意的。

二十四日早晨，张召集大家开会研究放蒋的问题时，大家在原则上都同意，但主张要有条件的放。二十四日晚高崇民曾写了一封专信给张学良，建议放蒋的最低条件：第一，“中央军”必须先退出西北，其次是释放“七君子”。因为这两条都不待蒋回南京开会解决而即可办到。张学良在二十五日早晨到绥靖公署见到高的时候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但是我们要大仁大义到底，况且外边情况并不好，我们要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件事情只要于国家有利益，牺牲我个人或牺牲东北军团体都在所不计。”并说：“周恩来是同意放蒋的，只是杨虎城还犹疑不决，我就去说服虎城。”张出去后，高即通知召开设计委员会讨论应如何放蒋的问题。正在开会时（午后三时左右）即听到飞机声音，张已坐飞机送蒋走了。而蒋在当时虽同意协商的条件，但不答应以书面正式签字，他说这样一来，会使南京方面说是出于胁迫，而非出于我（蒋自称）为国家的本意，反而在实行这些条件时增加许多困难；并约定彼此要守秘，不准宣泄他答应的条件；同时宋子文、宋美龄等又一再表示负责担保。于是张学良就轻信了。当日出席设计委员会讨论放蒋的委员们听到张学良亲自送蒋的消息，人人为之震动，会就立刻结束了。红军负责人和东北军的将领有的赶到飞机场打算劝阻张学良，但到飞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蒋在飞机场临上飞机前对张、杨说：“二十五日以后如果国内再有动乱，我负责任；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负责实现，如果不然，你们就不要拿我当领袖。”

张送蒋到了南京以后，蒋终于把张扣押了，于是西安方面群情愤慨，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发一通电，措词甚严正。蒋介石这时亦恐爆发战争，特派祝绍周到西安，希望西安方面派代表到南京磋商。当时我们派鲍文樾代表东北军，李志刚代表十七路军到南京。鲍、李由南京回来时带来了两个方案，就是所谓“甲案”和“乙案”。甲案规定：十七路军驻关中，东北军驻甘肃全境，少部分驻在陕西边境，红军驻原地不动（即延安到三原、耀县一带）。乙案规定：东北军调安徽，十七路军与红军不动，另外安徽省主席和开封绥靖主任的位置让给东北军。当时西安方面认为甲、乙两案与原协商不符，都不接受。遂提出对案，仍主张在西安成立西北绥靖公署，以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和共产党方面各一人为副主任，令鲍持赴南京。而南京何应钦先把鲍文樾扣押了三天，然后才把鲍文樾送到蒋介石处（时蒋在溪口），蒋严厉命令执行甲案，不许鲍说别的话。迨鲍回到西安，大家研究结果，认为甲案是蒋、何矛盾的产物，因为甲案还是三位一体的局面，我们执行甲案还是有利的，于是不得已表示接受。

另外，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东北军下级军官认为蒋介石背信弃义，都非常愤恨，于是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等乃分头到东北军的前线，与各带兵官相约署名签字，宣誓对南京方面顶着干，以争取张学良之释放。而东北军上层的文武官员和红军方面都认为打起仗来无异于送张学良的命，而且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及和平解决事变的原则相违。这样，东北军中就形成了上层主和、下层主战的局面；同时东北军内部又有新老之争。以上这种情况，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少壮派孙铭九等把当时东北军的核心人物王以哲军长及其他官佐给枪杀了。

正当东北军发生内讧的时候，“中央军”宋希濂星夜进军西安，这时刘多荃军驻渭南，知西安城内混乱，一方面电顾祝同制止宋部前进，一方面下令派一个团到临潼对西安做进行镇压的姿态。这时杨虎城与东北军方面商议决定执行甲案，立即在甲案签字。当夜派鲍文樾、李志刚赴潼关与蒋介石代表顾祝同定约。但后来蒋介石看到西安方面内部已经解体，就不令执行甲案而令执行乙案了。红军那时的态度始终是主张和平解决问题，但亦决不负张、杨两位朋友。

东北军自王以哲死后，重心已移到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身上（时缪部和刘多荃部都退驻高陵），而缪一向是与何应钦相勾结的，是反对共产党仇视进步青年的（当时万毅被他扣押）。于是他胁制了师长刘多荃，力主东北军东调。迨东北军东调以后，蒋介石又嗾使冯玉祥、刘峙等人对乙案之执行加以反对，最终使乙案未能实现。

总的来说，西安事变从东北军方面而言，由于无政治斗争经验，以致蒙受损失，东北军这个实力到底是被蒋介石粉碎了。但就国家而言是有利益的，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因为西安双十二事变，使蒋介石不可能再继续“剿共”。故西安事变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在全国人民和共产党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所以说，西安事变可谓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做的几件事

孙铭九[12]

派高福源回苏区联系

高福源是东北军六十七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他率所部在陕北甘泉以南的榆林桥镇被红军打垮，高福源被俘。他在中国共产党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抗日爱国思想有很大提高，主动请求放他回东北军去做劝说张学良的工作。中共批准了他的请求，并对他说：如劝说有效，张有诚意，红军可派正式代表与张谈判。高遂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初在红军的安排下，回到甘泉。

当时，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驻在洛川。驻甘泉的是一二九师所属部队，师参谋长张文清，是高在沈阳东北讲武堂的同学。通过这个关系，由张文清派了高的另一个同学佟道（佟铁肩）一同去了洛川。先由佟道持张文清与军参谋长赵镇藩的信取得联系，然后与军长王以哲会面，说明了来意。这时，也正是张学良被蒋介石逼迫打共产党感到无出路，感到东北军有被消灭的危险，因而叫王以哲在前线设法与红军沟通关系之时。因此，张学良接到王的密电后，就于次日亲飞洛川与高会面。

高把李克农给张学良的信交给张后，便向张报告了自己被俘后的感受和建议，转达了中共中央对张的愿望。张接受了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遂于一月十六日重派高福源持函返回红区，约请中共代表来洛川晤谈。

在洛川与李克农会晤

高福源返抵瓦窑堡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会张学良。二月中旬，双方电台叫通，取得联系。同月二十一日李率随员四人，由高陪同去洛川。出发前，中共中央将行期电告了张学良。李克农一行于二月二十五日到达洛川，先由赵镇藩接待，同时电告张学良。张指示王、赵妥为招待，并可先商谈停止前线敌对行动方面的具体问题，根本问题则待张亲自来商谈。为了防止走漏风声，王、赵把李等人安排在一深院里，外人概不得入内。

张学良于三月三日由南京飞回西安，三月四日，即飞往洛川与李克农会晤。在此之前，由六十七军王、赵二人与李等先达成了停止前线敌对行动的口头协定，约定俟双方批准后，于三月五日同时秘密下达。

这个口头协定的内容大概有：

一、双方同意一致抗日。相约双方毗邻区（包括陕、甘边区和其他有接触等防区）互不侵犯，各守原防。

二、红军同意恢复东北军六十七军在甘泉、鄜县、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通商活动。

三、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采购。红军为便利友军，准许当地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运送粮柴进城出售。

四、恢复双方地区的通商。红军可经洛川、鄜县办货，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为掩蔽耳目计，红军穿便衣活动。

五、红军同意被围在甘泉达半年之久的六十七军两个营换防，不加阻挠。

张学良亲自与李克农的会晤是在夜间秘密进行的。王以哲和赵镇藩参加了会谈。事后听说这次会谈经过情况很好。对尔后张学良联共抗日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张学良在这次会晤时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在内？

二、敌强我弱，如何抗日？能否取胜？

三、红军既要抗日，为何不由宁夏向察、绥接近前线，此路既与外蒙国际路线相近又是阻力较小的地方，反而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而遭阎锡山的阻挠呢？

四、双方如何设法与苏联联系，以取得国际的援助？

李对张所提的问题除第三项未作过多的回答之外，对其他各项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最后，双方达成了全面停战的秘密协定，并解决了当时存在于双方之间的一些具体问题。其主要内容有：

一、红军撤离自西安到肤施（延安）公路两侧五里以外，保障该公路的交通安全。

二、东北军给红军一部分枪支、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品等。

三、对李克农关于抗日问题的分析，张学良表示同意。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张有不同的看法。张提请由中共再派出全权代表与张面谈一次。地点在肤施，时间由中共决定。张希望最好能亲自一晤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先生。

四、请中共方面派出代表常驻西安，以便随时商议解决抗日的问题。

五、双方各派出国代表，分道争取国际援助。张负责派代表去新疆与盛世才联系，商洽假道问题。

这次会晤商谈于三月五日结束。六日，中共中央给李复电后，七日，李等即离开洛川，东渡黄河去山西前线。

我在事后与张学良的接触中，略知一些片断情况。张对这次会谈是十分满意的，对取得的成果是兴奋的，据张当时对赵镇藩说：“老赵，我是趸销，不是零售啊！”从此以后，张学良对联共抗日更加积极了。

在延安与周恩来会谈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在肤施城内一个天主教堂附近的小院落中，张学良与周恩来秘密会见。随张去延安的有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我，当时我是张的随从参谋。我们都穿便军装。另外一位是刘鼎。

周恩来当时是从离延安东北约二十里的川口来的。随他来的有李克农。

会晤于四月九日晚上进行。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李克农、刘鼎、张学良、王以哲。我在门口守卫。

四月九日那天，我们的飞机从洛川起飞，张学良和刘鼎坐在驾驶舱里，王以哲和我坐在客舱里。下午，飞机在延河边上新整修的简陋机场上降落。下机后，我们就去那个小院子等待中共代表的到来。我在门口等候到傍晚，才迎接着五位客人鱼贯进入院中。其中有一位长着大胡子，目光炯炯，事后知道；这位就是周恩来。开始会谈后，我在院中守卫。

这次会谈的内容，在以后张学良历次谈话中，知道一些大概情况。

会谈开始，先是张学良诚实坦率地谈了他对国家前途的看法。他说当前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共产党的路；一条是法西斯独裁的路。最近认识到以前拥护蒋介石搞独裁、走法西斯的路不通，抗日无期，内心很是苦闷，请周先生指教该怎么办。

周先生看到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和坦率的，因此在谈话中就诚恳而明确地指出：要真正想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真正强大的抗日力量的源泉，在人民群众之中。法西斯个人独裁，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德国与意大利都是法西斯国家，与日本帝国主义同一鼻孔出气。真正要抗日，就不能搞法西斯，搞独裁，效法德、意。

张学良在听了周先生的恳切诚挚而耐心的说明后，表示完全同意，并说，今后当不再谈法西斯主义了。接着张便问：我们如联合抗日，该如何对待蒋介石呢？

周先生说：共产党的方针是反蒋抗日，这是因为蒋介石还在顽固地坚持反人民的内战，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

张学良提出了他对蒋介石的看法。他说，我认为蒋介石是有抗日之心的，其错误在于他想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即所谓“安内攘外”政策。因此，我们应该把他的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不然，既要抗日，又要反蒋，困难势必增多。因为，目前蒋掌握全国军政财大权，如果我们在前面抗日，他在后面打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正愁抗日力量还不够多，怎么可以抛开他呢？因此，我认为应该联蒋抗日，不得已时，也要做到逼迫他抗日，而不叫他扯我们的后腿。

周先生对张学良所提联蒋或逼蒋抗日的意见，表示是有道理的，但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必须提请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之后再作决定。

周先生明确而切实的回答，给张学良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说：听了周先生的谈话，使我长期悬在心上的大石头落地了，使我很久存在于思想中的苦闷得到了解决。他愉快轻松地对周先生说：“今后我们内外夹攻，你们在外边用军事攻，我在内里尽力逼劝，一定能把蒋介石扭转过来。”

这次会谈，张学良向周先生说出了肺腑之言，诚恳求教。周先生则以伟大的气魄，高度的智慧，亲切而平易近人的语言，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对张学良进行了开导和启发，使张学良心悦诚服，更加坚定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信心。最后达成了一致协议，张学良从此进一步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会谈一直持续到次日黎明时分才结束，在晨曦中，周先生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刘鼎随周先生去苏区，张学良，王以哲和我乘飞机回洛川。

在这次会谈中，张又提出请红军派代表，常驻西安，以便及时解决一些问题。

刘鼎同志在西安

张学良为了谋求与红军沟通关系，曾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间，从南京到上海面托李杜寻找中共的线索。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就把刘鼎介绍给李杜。张学良得知后，就派赵毅去上海接刘来西安，时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中旬，即洛川会谈刚结束不久。

刘鼎初到西安时，就住在金家巷张的公馆，我与刘常见面。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东北义勇军代表。据刘对我说：张学良初见他时，就提出你们为什么骂我投降卖国和不抵抗呢？刘回答说：张将军掌握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有守土之责。日寇进犯，你不抵抗，一夜之间，沈阳沦陷，数日之内，东北国土全部丧失，全国人民自不能不骂你。共产党是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的，当然不能例外。东北军一直受蒋介石指挥“剿共”，前在鄂豫皖，后在西北，“剿共”都很积极，使红军遭受不少损失。最近东北军在同红军打仗时受了一些损失，能怨我们吗？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是不可战胜的。蒋介石虽有百万大军，对红军也无可奈何。他逼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想用“一箭双雕”的办法，消灭东北军。正是由于红军厉害，所以蒋才施这条毒计！我看，为张将军自己计，东北军今天最好的对策是联共抗日，这不仅可以洗掉不抵抗的罪名，而且可以摆脱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毒计，这是东北三千万父老和全国人民最企望于张将军的。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刘的这些话，据我对张学良的观察，是从内心深处打动了他的。因此，张待刘以上宾，随时见面谈话，两人相处甚为融洽。记得张在谈话中曾说：刘鼎可能是王稼祥的化名吧？张学良以后把高福源沟通红军关系的事告诉了刘鼎。因此，以后张到延安就带了刘鼎同去。

后来，根据张学良与周副主席会晤时达成的协议中有请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的内容，中共中央就派刘鼎为代表，仍住在张的公馆。当刘为中共代表由苏区回到洛川时，张请刘谈淡中共中央的意见，刘说：特来听张副司令的意见和要求，当负责转报陕北党中央。张又请刘谈些张要知道的问题，刘以个人的看法，谈了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红军的制度和政治制度，军队生活和游击战等等问题。

刘鼎为巩固和增强东北军的抗日力量，对张学良提出过很多意见和建议。如，建议在东北军中灌输以抗日为中心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成立军官训练团，招收青年学生入伍以培养抗日骨干等。使张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坚定了他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决心。张在东北军中建立“抗日同志会”和在卫队营中成立“抗日学生队”，都是在刘鼎的协助下建立起来的。这些措施对于培养和加强东北军中的联共抗日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曲军官训练团

张学良为了实现联合抗日，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底在西安南边的王曲镇创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在成立前，张向蒋介石报请批准，说是要模仿蒋的庐山军官训练团，以培养“剿共”的骨干。实际上，则是为了在西北“剿总”所属各部队中，特别是在东北军中，灌输抗日思想，洗刷陈腐作风。

训练团团长是蒋介石，张自代团长，杨虎城为副团长。成立后，共办了四期，每期约一个月左右。第一期先成立干部连，王以哲任连长，成员是从各级军官中择优调来的。以后各期中的队长、班长、组长等，就由他们担任，都是师、团、营级的干部。第一期干部连参加的成员，共约一百二十人，分十二个班，一个月结业后，多数留在训练团作干部。

王曲军官训练团前两期教育长是王以哲，后两期改由黄显声担任。黄是积极主张联共抗日的，对训练团的工作很负责任，张学良很信任他。由刘澜波推荐经张学良批准，黄参加了“抗日同志会”。

军官训练团的课目有：政治、国际时事、军事锻炼和游击战等。有时张学良还亲自讲话。每日听课之后，即开小组会讨论，将讨论的意见汇集起来，加以整理，备作各部队改革的参考。

刘澜波从西安搞来了留声机，课余时间，就用这个留声机给学员们放唱进步歌曲，如《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有时他还教大家唱《码头工人》、《打砖》和《扬子江暴风雨》等歌曲。这些进步的文艺活动，对于提高学员的抗日救国觉悟，起了很好的作用。

训练团学员住的是土窑洞。每个窑洞，宽约一丈五尺，长约五丈。每班住一个窑洞，学习和生活都在里边。窑洞里有挖好的土桌和土凳，学员吃饭就坐在这些土凳上，张学良和大家一样。

搜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张学良派卫队营搜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是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深夜直至第二天早晨五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东北大学学生代表，抗日运动积极分子宋黎等，在西北饭店被蒋系中统特务逮捕。我闻讯后即派参谋秘书室工作人员关时润（又名关沛苍）去探询情况，也被特务逮捕了。因此，我将此事报告了张学良，请求张对蒋系特务随便逮捕我方人员的蛮横行为和凶恶气焰，给以打击，借此维护我们的安全和尊严。我说，蒋系中统特务不请示副司令而私自绑架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卫队营就可以去省党部，将被绑架的工作人员抢回。张学良对于搜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一事，极为慎重，考虑再三，最后说：要调查清楚，是否确实，不可弄错了。

宋黎很勇敢机警，他被蒋系特务绑架带走时，在大街上遇到十七路军的宪兵巡逻队，于是他就一面同特务撕打，一面大声叫喊：“土匪绑票，救人呀！”这样，十七路军的宪兵巡逻队就将宋黎和特务们一起押至宪兵营，经过查问，弄清了真相。申伯纯就报告张学良，张立即派人把宋黎接了回来。张问明情况后，确知关时润已被特务抓进省党部，而且很快要解送南京审问。张听后大怒，把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找来，厉声问他：“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临委常委，是代表中央的，省党部的人为什么竟敢这样藐视我，擅自抓走我的部下呢？即使抓共产党，为什么不让我先知道呢？抓我机关里的人，不向我报告，是何用心？”邵解释说他不知道这件事，查明后马上报告。邵走后，张即指示我准备带领卫队营，搜查省党部，抢出被绑的关时润等人。接着邵力子来报告说：“省党部系奉委员长命令，逮捕刘澜波、宋黎、马绍周、孙达生等四名共产党员，事先未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错误，现在他们托我向副司令请示。”张对邵说：“什么共产党员，什么委员长命令，还不是捏造罪状，诬陷好人！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

张即命令我带领卫队营，突然包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打开大门，入内搜查，找到了关时润和被捕多时的刘澜波，并将中统特务头子姓李的队长逮捕起来，押到卫队营。

这一夜，张学良觉都没有睡，我随时将搜查情况向他报告。当被绑架的人抢救出来后，张对我说：“明天要给陈立夫打个电话说一下。”以后是张直接给蒋介石打了电报，向蒋报告并请处分。蒋即回电说：张对此事处理虽有莽撞之嫌，但所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这一场严重冲突事件，就这样敷敷衍衍地结束了。

搜查陕西省党部的事，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联共抗日问题上发展到严重对立的表现。蒋系中统特务敢于不通过张学良而逮捕东北军干部，这是张所不能容忍的事。但搜查省党部，等于无视国民党，反对蒋介石，又是蒋所不能容忍的事。然而双方都隐忍着，张自请处分，蒋说应毋庸议，都有内在的心事。张仍然积极准备进行联共抗日工作，蒋则由于两广事件尚待处理，不能马上来西北镇压抗日运动，一时还不能用全副力量来解决东北军的问题。就这样，对此严重事件不了了之。

成立抗日学生队

“抗日学生队”（通称学兵队），是在延安会谈后，为了培养新的抗日干部，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在卫队营中成立的。我是在搜查省党部后调任卫队营营长的。学生队的筹备和招生工作于九月初开始，九月底正式成立。学生队共有队员四百多人，分为三个队。队员大部分是从北平招来的，是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秘密介绍来抗日的积极分子。其中有大学生、中学生和社会青年，很多人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和参加过“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也有一小部分是共产党员。据南汉宸对我说：是由他在北平负责召集起来，张学良指示在北平的东北军机构，派火车皮把学生运到西安的。

后来，从卫队营中选派了一部分班长和士兵参加学生队，负责担任初级军事训练工作。

卫队营营部设在西安东城门楼上，学生队队部也设在这里。

学生队的训练内容以政治时事为主，军事术科为辅。当时的课程内容，都是由刘鼎负责拟出来，交由负责干部关时润去执行，分组讨论。刘鼎是实际领导学生队的负责人。开学时，我致的欢迎词讲稿，就是刘鼎起草的。记得，万毅也讲了话。

学生队开始由我兼队长，随后请康鸿泰任队长，下设三个分队，由张哲、朱云飞、刘元铮任分队长，关时润为指导员。以后主要由康鸿泰负责，直到西安事变。

由于蒋系特务常常暗中绑架进步青年，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大家都自觉遵守纪律，不下城楼，不个别上街，每星期日洗澡，都是集体出去。因此，没有被蒋特偷绑去一个学生。

西安事变前，学生队每结业一期，所有队员便都被分派到东北军中担任政治工作和下级干部，对以后的联共抗日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蒋介石在王曲军官团讲话

自搜查国民党省党部后，西安和西北方面的联共抗日与“剿共”不抗日的斗争，逐渐达到了白热化。蒋介石为镇压西北方面的抗日运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亲由南京飞来西安。在张学良和杨虎城陪他游逛了两天华山之后，就宣布他要继续大举“剿共”的计划。张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说明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东北军全体官兵的意见，也是全国人民的意见。杨也向蒋表示十七路军部队的抗日情绪高涨，“剿共”士气低落，很值得忧虑。蒋对张、杨的意见，根本不听，仍然强调他的“剿共”决心。并说，他要亲自去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着张、杨于十月二十六日做好准备。

二十七日这天，张、杨都站在台下，蒋说了一通明礼义、知廉耻、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等滥调之后，接着就讲：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是心腹之病，外敌是皮肤之疾，内患危害大于外敌，内患不除无法抗敌的一套“攘外必先安内”等言论。最后蒋气愤地说，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是内外不分，缓急不辨，是非不明，先后倒置；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一定要危害国家，成为不忠不孝的人。对这种不忠不孝之人，国家有法纪，一定要予以制裁等等。

军官训练团的军官对蒋的这个讲话，都很气愤。黄显声说：一定要叫人来驳斥蒋的这篇谬论，安定一下大家的情绪，说明抗日是正确的。我和黄显声商议后，派敢说话的苗剑秋秘书到军官团来讲一次话。

苗的讲话中有这样几句：“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的正确；‘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的荒谬。昨天竟有人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要打共产党。我们东北被日寇占领了，东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的苦处太多了，现在居然还有人在这里说这种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应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叫他躺着抬出去！”

苗的讲话，被蒋特分子报告了晏道刚，晏要求张学良把苗交出来。张为缓和紧张形势，说要惩办苗，后又以畏罪逃跑之名，将苗送到北平。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蒋以后痛恨黄显声，此事亦是原因之一。

西安事变亲历记

卢广绩[13]

我曾亲身参与西安事变，知道这个事变的一些情况，现就记忆所及，记录下来。

我到西北“剿匪”总部当处长

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去天水就任甘肃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天水县县长的职务。八月下旬，张学良将军电约我去西安。到后，张面告我：“我们内部（指总部的东北人员和东北军）近来新旧老少之间常闹意见分歧，互不团结，很不好，望你来后能做些团结工作。”张当时拟任我为总部第四处处长。

在我尚未到职之前，有一天，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来访。谈话中，他对东北军内部情况有些忧虑，他感到张学良举棋不定，并有些偏听青年人的意见。他希望我最好不要来总部，搅在一起，做不了什么事，不如在天水，还可做点实际工作。王是我的老友，他这些话使我感到张将军谈到东北军内部的不团结，是有原因的。

九月间，我到总部就任第四处处长。当时西北“剿匪”总部的机构是这样的：在副司令的领导下有参谋长和秘书长；以下为办公厅，并设有八个处。参谋长为晏道刚，秘书长为吴家象，办公厅主任为米春霖，副主任为洪钫；一处处长为徐方（管军事），二处处长为闵湘帆（管军需），三处处长为马效韩（管总务），四处处长为卢广绩（管行政）；此外粮秣处处长为张政枋，交通处处长为蒋斌，军法处处长为赵鸿翥，军医处处长为任作楫。除晏道刚、徐方和闵湘帆三人为蒋介石派来的人之外，其余均为张的旧部。另外，还有政训处处长曾扩情，名义虽隶属总部，但实为蒋嫡系。

当时，张学良为了在东北军内部培养具有抗日救国、复土还乡的坚定意志的新生力量，秘密成立了“抗日同志会”这一组织，吸收志同道合的人入会。我到西安不久，也参加了这个组织。这个组织没有制订什么章程，只是在入会时，须举行严肃的宣誓仪式。其誓词有四条，还记得的有：（1）坚定复土还乡的信心和决心；（2）中国人不打中国人；（3）坚决听从张副司令的命令……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多为军队中的团级干部。举行宣誓仪式时，张学良将军还亲临讲话。

蒋鼎文任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

我到西北“剿总”任职后，有一天看到《国内军政通报》内载：广西问题，因陈城亲往桂林，同李宗仁、白崇禧会见，已确实得到和平解决。过去开往西南打桂系的国民党中央军，将不会再留在西南，势必调出。当天晚上，我因公见张，顺便问他：“西南问题和平解决，打桂系的中央军将调往何处？”我这一问，似乎引起了张的注意。他说：“我看蒋将把这部分军队调往四川，蒋对刘湘的痛恨，比对我们厉害。”然而事出张的意料之外，就在第二天，蒋发来电报，要调二十五个团的部队来西北。张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之后，又约来吴家象、黎天才、应德田等。张对我们几个人说：“你们几个人先谈一谈。”老实说，我对当时国内的复杂政治形势，是模糊不清的。

与此同时，又得知蒋介石另委派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而且事前没有同张学良将军商量。蒋鼎文被委派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就是说，对以后西北的“剿共”任务，要由蒋介石直接指挥，而不经过原来的西北“剿匪”总部了。这是蒋介石对张学良和东北军不信任的具体表现。张自己已经感觉到了。张还感到蒋介石令东北军来打红军，并非善意。虽然这样，张当时还是相信蒋介石是能够抗日的，并常对我们说：“尽管在蒋的幕僚中有亲日派，蒋仍然是抗日的。”

蒋介石在王曲讲话，阎锡山飞洛阳劝蒋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来到西安，积极布置反共军事，并向张、杨宣布“剿共”计划。不久，蒋就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召集受训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军官讲话。张学良同杨虎城均出席。蒋独自立于台上，张站在台下头一行，杨站在第二行，其余军官列队于后，约有五六百人。蒋主要说：“当前在我们身边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消灭他们；至于日本，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敌人，我们将来要打。假如现在我们不集中力量打眼前的主要敌人，而大喊大叫要打几千里外的敌人，那是违反我的‘安内攘外’的政策，违反这个政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蒋说这几句话时，声色俱厉，激动异常。听讲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官，对蒋表示极大的不满和愤慨。当天晚上，张学良即召集在王曲受训的主要领导人和队长讲话，加以安慰。张说：“大家要明白，蒋的讲话，主要是对我说的，不是对你们，希望你们要安下心来，要知道我们今天是孤臣孽子，谁叫我们把自己东北家乡丢掉了呢？我们应当有最大的忍耐和克制。”经过张的安抚，大家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十月底，蒋介石由西安返洛阳度五十岁生日，张学良借为蒋祝寿的机会，特用自己的飞机把阎锡山从太原接来，一同前往洛阳去说服蒋，望他能改变“安内攘外”的政策，停止内战，枪口对外。阎锡山同蒋介石长谈以后向张说：“蒋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是说不通的。我回晋以后，部署我的军队作守土抗战准备，希望你也作你自己的打算好了。”张大失所望地回到西安。不久，又给蒋写了一封长信，痛切陈词，中有：“家仇国难集于一身，东北父老盼望国军收复失地，有若大旱之望云霓”等语。蒋对张的来信一字未复，不久又来西安。

事变当天的见闻

张和杨经过反复商议后，决定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十二月十一日深夜十二时左右，我们都先后来到新城大楼（西安绥靖公署所在地）。我问张，军事部署怎样安排。他说：“你不用管了，我自有安排。”

十二日早四时左右，即听到枪声，这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始解决驻西安城内的中央警宪部队。约两小时左右，就完全把他们缴了械。早六时，临潼部队来电话报告，开始行动。张、杨和我们都极为紧张地在等候消息。早七时许，华清池完全被占领，但未发现蒋的踪迹，部队正搜索骊山，有人判断蒋可能乘小飞机逃走了，也有人说蒋可能自杀了。正在猜测之时，好消息传来了，蒋已被擒获。随即由白凤翔师长和孙铭九营长押送到西安，先安置在新城大楼。此时，张对杨说：“稍候一下，我们得去见他。”杨笑着说：“我不去。”张严肃地对杨说：“我们原来是怎样商量的？不但要见他，说好了，我们还要把他送回南京去。”当时，杨终未去，只有张一人前往。

西京招待所是当时西安唯一的高等旅馆，国民党中央和各地来西安的要人都住在这里。在十二日凌晨以后，杨的部队拘押了所有住在这里的中央大员，计有：陈诚、朱绍良、蒋百里、蒋鼎史、陈调元、卫立煌、万耀煌、陈继承等人。此外还有邵元冲因负重伤，不久死去。

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自由也暂时被限制。邵夫人傅学文负微伤，张、杨两人都深表遗憾，并由杨夫人谢葆真前去慰问。

张令我去慰问蒋百里。他仍住在西京招待所。我去看他时，他只穿一件小绸棉袄，坐在床上。我代表张致以慰问，并说：不久张就要亲来访晤。他无一点惊怕情绪，平静地同我谈论以后的抗日计划和准备工作。下午，我又遣人给他送去一件羊皮袍，借以御寒。

张还令我去看唐淮源师长。他是国民党第三军的师长，第三军是云南部队，将领多是云南人，为北伐时朱培德的旧部。唐住西北旅社，当我见他时，他表现战栗不安，疑我是去逮捕他。经过谈话后，他的神色逐渐安定，说他们第三军也同东北军一样遭受蒋的歧视。我引他去见张，张给以温语安慰，并允许第三军备部队，可以靠近一些，同东北军驻防部队，相互照顾。

南京内部的混乱和斗争

事变发生的当天和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即派成批军用飞机来西安上空，低飞示威，并在渭南、华县一带投弹，炸毁了几座仓库。据了解，南京方面陷于极度混乱状态。亲日派何应钦大为活跃，企图乘机夺取政权，置蒋于死地，主张成立讨逆军，并轰炸西安。但当我们的通电发出后，南京方面知道蒋介石还活着，并知道发动这次事变，完全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无加害蒋的任何意图。加之，张学良给宋子文、宋美龄都发了电报，告知真相。这样，南京方面，才有渐多的人主张用和平方法争取释放蒋，而不应该诉诸武力。特别是宋美龄用种种方法来争取黄埔出身的带兵官，使其不执行何应钦的讨伐令。因此，何应钦的阴谋未能得逞。

十二月十四日，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偕同黄仁霖乘飞机来西安。端纳是澳大利亚人，原为张学良的顾问，后到蒋介石处。黄仁霖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的门婿，以前也作过青年会工作，后任南京励志社总干事和新生活运动会总干事，同宋美龄接近。端纳等到西安后，由张陪同去见蒋。端纳带来了宋美龄的亲笔信。据张对我说，宋美龄信的内容是劝蒋要心平气和地同汉卿、虎城恳谈；南京方面戏中有戏，并不如所想的那样美妙。同时，张也请端纳向蒋婉言相劝，这样才使蒋相信张、杨两将军对他个人确无加害之意，遂感放心。

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

事变后，张、杨两将军立即电请中共中央派全权代表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十二月十七日，以周恩来代表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住金家巷张学良公馆里东楼第三层，随即分别同张、杨进行了会谈。对于西安事变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周恩来认为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表示支持；对于当时的形势和事变发展前途，周恩来做了精辟的分析，并阐明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张、杨同周接触后，都感到极为兴奋。

大约是十九日早晨，我刚起床，王炳南（时任杨虎城的秘书）陪同周恩来代表来看我。我和周是髫龄同学，相别二十多年，相见之下，欣慰非常。

有一天，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对我说，陕西银行界的一些负责人听到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来到西安，他们想同周先生会面，问我能否先容。我在会见周时就提出这个要求，周说可以。我就安排了这次会见。会见后，银行界对周谈话的立论、卓见，都表示极其钦佩。我还介绍曾扩情去见过周恩来代表，周同他谈过一次话。

在总部的见闻

事变的前几天，蒋在华清池召见东北军的五十七军缪澂流军长，缪被接见后，出来向蒋的侍卫人员献殷勤，说：“副司令对委员长是忠心耿耿的，只是近来他的左右出现宵小，副司令耳软，被他们包围。”这些话后来竟传入张的耳朵。在事变前的一个晚上，张传见王以哲、缪澂流和刘多荃几位高级将领，张当面质问缪：“你在华清池见委员长以后，竟讲些什么话？”缪被问得很窘，无辞以对，只表示对张的忠心不贰，言下落泪。张继续说：“你到那里卖糖有什么用处？”这是刘多荃对高崇民说的。高心内搁不得事，便流露出对缪的鄙视。

事变中的一天，我同高崇民、王以哲同乘一辆汽车，高指责王以哲说：“你所推荐的是最无耻的人，如缪这样的人，品格卑下。”王当时很为难堪，但未申辩。高中途下车，我到王以哲家中，王说：“看高四爷（指高崇民）气焰这样盛，真是令人难以接受。”

事变期间，设计委员会的委员和一些高级干部，每天午晚两餐，都在金家巷张的私邸进食。吃饭前后，有时也处理一些电文或商讨一些事情。有一天，张正在阅文件，高崇民凑上去，张竟拒不给看，高很感不快，但未作声。第二天午间，又发生这样的事。高对我说：“昨天他对我的态度不好，我已感到不快，今天又这样，他对我是有意为之，我不能忍受。”饭后，我去高崇民处，见他蒙头睡觉，桌上摆着一封给张的简信，大意说：“你今天对我这样态度，真令人不寒而栗，天下事大定矣，请允许我辞设计委员会主任之职。”我对崇民说：“我一定持你的信去面见张，如果他还坚持这种错误态度，不但你不干，我也不干，士可杀而不可辱。”我返回张的私邸，直入其卧室，问张：“为什么今天对崇民这样态度？”他回答说：“你不知道，崇民这几天到处谩骂缪澂流、王以哲这些人，要知道，事情如何演变，还未敢定，真的打起仗来，是要扛枪的人去打的，为什么要对他们这样呢？”我才知道张对高这样态度是有由来的。我说：“你这样态度对人，特别是对象崇民这样的人，是不恰当的，你看他要辞职，该怎办？”张沉默片刻后说：“我这几天情绪不佳，有时焦躁，实在不好。”我说：“你是否写几句话，对崇民表示歉意，我再去说服他。下午两点就要召开设计委员会，如果崇民不出席主持，影响很大，不能在这样紧要时期，发生内部分歧。”张当即拿起红蓝笔写了个短信，表示歉意。我即约应德田持张信，一同到高处，拉崇民上车赴会场主持会议。

宋家兄妹来西安蒋介石和中央大员回南京

十二月二十日前后，宋子文、宋美龄和戴笠等人先后来西安。何应钦这一派想用武力解决事变的企图，正在逐渐消沉下去，时局渐趋明朗。这时，谈判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接受张、杨所提出的八项要求，特别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二宋来到以后，情况急转直下。因此，就召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讨论送蒋回南京的问题。许多人对这一问题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惟对于我们发动西安事变时所提出的要求，如何能保证实现，提出应该审慎考虑，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之过急。二宋急于要蒋回南京，唯恐拖延时日，中间有变。张个人也感到国内情况瞬息万变，日本从中策动，汪精卫急于回国，亲日派还很活跃，稍一失着，就会出现想象不到的局面。因此，张主张不能拖延，也表现焦急情绪。记得在决定送蒋回南京的前一天，张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在会上他向大家说：“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说这番话时，他的感情异常激动。因此，会场一片寂静，鸦雀无声，无人不被他真挚的感情所感动。

张学良的这番讲话，使大家对送蒋回南京都无异议，而对于保证条件也五更多争执。宋子文、宋美龄除同张、杨几次交换意见外，并分别约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两方面一些高级将领会谈，提出许多保证条件。但蒋一回到南京，便成空话，致使局面日益恶化。记得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张乘飞机亲送蒋回南京时，杨主任送到机场。据杨从机场回来对我们说：“蒋在机场对张和我说：‘我答应你们的事，一定照办。从今以后，停止剿共。如果我说了不算，就不配作你们的领袖。'”但其结果仍然是“食言而肥”。

张学良为表明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坦率心迹，亲自送蒋回南京，以保持蒋的威望。但在行前并没有什么安排，对于他走后应该怎么办也没有交代，所以当杨虎城从机场回来告知我们说：“副司令已随蒋去南京了。”大家都感到愕然，惶惶不安，特别在东北军内部，更是如此。送蒋的飞机当天停留在洛阳。翌日晨，张从洛阳给杨虎城拍来电报，令杨在明天用飞机将扣留的中央军政大员送回南京。杨决定在当晚设宴欢送他们。就在这天下午，应德田约我往见杨，提出最好等张由洛阳或南京回西安后，再送他们这些人走。杨为此召开一次临时会议，在会上，应德田重述上面的意见，王以哲立即加以反驳，认为张既有电报来，就应该遵办。应说，张到洛阳后，就没有自由了，怎能证明这份电报是他发的？是否被迫，应该加以考虑。杨听了应的话，有所踌躇，但说，我已经下了请柬，约定今晚举行便宴欢送，变更似不太好。当时未作最后决定。我总觉得应的话有一定道理，而王以哲的话有些感情用事。后来，杨还是决定当晚举行送别宴会，第二天用飞机把这批“中央大员”一齐送走了。

张去南京后东北军内部矛盾的扩大

张学良去南京后，东北军内部失去重心，虽有张从南京来的亲笔信，令东北军将领听从杨的指挥，但杨对东北军各将领还是有些客气。至于在东北军内部，参谋长董英斌，久已不带兵；于学忠的部队驻甘肃。在陕的带兵军官，只有王以哲、缪澂流、何柱国、刘多荃几个人，王以哲在这些人中间是个中心。但在事变期间，从王的言行来看，他的心情总是那样不愉快；对一些青年军官，也有成见，谈起话来，总是显得急躁的样子。以后有病，有些青年人就很怀疑他是装病。就在这时，他六十七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宋钝如，却同一些年老的东北军官如马占山、刘伟、鲍文樾等，相互请客设宴。因此，许多青年军官怀疑宋的活动，是否王的指示，甚至有人怀疑王和南京国民党有勾结，将取张而代之，所以才不希望张回来。我同高崇民交谈，彼此深感东北军内部分歧之可虑，乃就商于王以哲，他也感到有加强内部团结之必要。因此，想成立一个机构，吸收东北老少新旧军政各方面的人士参加，但因王病的关系和我们的行动迟缓，未等这个机构成立，就突然爆发了不幸的二二事件。

在这里，插进叙述一下张慕陶在西安的一些情况：

在事变期间，张慕陶来到西安，我曾在陕西省银行遇见过他，但未同他谈过话，更不知他究为何许人也。张慕陶同冯玉祥向西北军旧人，如住在西安的徐维烈、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和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等有来往。有一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在省银行遇见张慕陶，表示很诧异，曾这样说：他怎么到这里来了，要惹麻烦，这不好，我一定找他谈谈。我当时并未注意这件事，直到二月二日枪杀王以哲事件发生，我才明白周先生的政治远见。

在东北军中，一些青年军官们，是坚决要求争取张副司令回来的，如果南京国民党不放，他们确有不惜一拼的表示。但据当时的情况看，并不是如传说的那样，一定就要打起来。他们这个主张的根据就是从溪口带回的张的口头指示：“只要你们能团结一致，苦撑一个时期，我是可以回去的。”董英斌也坚持这个主张。有人却不是这样，认为东北军赶快退出西安和让中央军早日进驻西安，同要求副司令回来是两件事，不能作为交换条件。在东北军内部两种意见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杨虎城主任感到为难，举棋不定。一天晚上，东北军一些青年军官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讲话，并望周能表示态度。我尚记得周那天晚上讲话的大意：我们共产党和蒋介石有十年血债，比你们的仇恨要深得多，不是因为国家民族的危机，我们怎能主张释放蒋介石呢？希望大家能够很理智地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打起来，对争取副司令回来是没有好处的。我深为周恩来代表讲话所感动，不再坚持过去的主张，认为应该从长考虑。但青年军官中还有一些人要求周有所表示。我记得周先生当时很严肃地说：我们共产党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我来到这里，党中央未给我这样大的代表权，如果你们一定要我表态，那我只有回去向中央请示后再给你们答复。第二天（一月二十八日），周即离开西安去三原，行时我去送他，当夜周又赶回西安。

二二事件

在王以哲军长被杀害的前几天，由于我同应德田、孙铭九这些人的意见不一致，他们有些事情，就不和我商量，有时开会也不找我参加了。但在这几天，我看见孙铭九成天带着手枪，面色阴沉，极不正常。二月二日上午，高崇民从渭南给我打来电话，约我同陈先舟（事变后总部交通处长）于下午去渭南，有事相商。午饭后，我乘车路过玄风桥口转弯处，只见街道两旁部队林立，警备森严，如临大敌，不准我前进。我下车后说明身份，即步行直赴金家巷张学良私邸。上楼时，遇见孙铭九站在那里，面如土色。我便问他：“出了什么事情吗？”孙回答：“王军长叫我干了。”我听了他的话，如晴天霹雳，极为震惊，流着眼泪气愤地对他说：“你杀王军长同谁商量过？你这样乱杀人打算怎么办？”接着，又厉声地说：“你既然有枪，也把我杀了吧！”便直扑孙身。孙铭九这时也流着眼泪说：“我敢作敢当，只不愿牵累你们。”苗剑秋在旁拉着我，阻止我大声讲话，周恩来先生听到我的声音，也从隔壁室内出来，对我说：“乃赓（我的号），事已如此，你不要同他们吵了，没有什么用处。你赶紧去找杨虎城主任，问他如何善后。”我立即去新城大楼杨的办公室，见他坐在沙发上，闭着两眼。我上前问：“杨主任，你知道王以哲军长被他们杀了吗？”他像没有看见我的样子，未作答复。我不便再往下问，即到另一个屋内，何柱国在那里。我问他：“你知道王军长被杀了吗？”他说：“怎么不知道？假如没有人给我送信，我将同王遭受同样命运。”我便问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何说：“这些年轻人真是糊涂、可恨，上了别人的大当了。”他告诉我这件事是有人阴谋策划的，我当时真如坠五里雾中，迷惑不解，心里非常难过。

当天下午，东北军青年军官，在新城大楼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并请于学忠来讲话，讲的什么，记不清了，我还记得于当时泪痕满面。在会上，我还痛哭着说：“你们拿枪乱杀人，我是坚决反对的。”这时应德田怒目视我。我虽未作声，但内心在想二二事件的造成，他要负一定责任，认为他这样摘法，不但争取不到张副司令回来，反而会扩大东北军内部的猜忌和分裂。

二二事件后的某日，杨虎城找我谈话，很严肃地对我说：“中央军即将进驻西安，你去问问孙铭九团长和刘启文师长，他们的部队什么时候离开西安？他们几个人（指应、孙、苗）打算怎么办？”我也不愉快地说：“副司令走后，叫我们听杨主任的命令，主任叫我做什么，我当然要做，但我上面还有秘书长和参谋长，不应一切都由我来做。主任既有命令，我可以去找孙铭九团长，问他怎么办。”我随即往见孙铭九，传达杨主任的意见。孙当即表示：“我以听副司令的命令来听杨主任的，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叫我死，我就自杀。”我说：“你可以写封信，以便我向杨主任复命。”当我把孙的信交给杨主任，并口头报告孙的话时，杨冷笑说：“他能自杀吗？那很好，有日军少壮军人的精神，只怕他不能吧！”从杨那里出来后，我即去见周恩来代表，向他复述了杨和孙两人的话。周当即毅然回答我说：“可以叫他们先到陕北去。”我问怎么走？周说可以派刘鼎同志送他们。至于驻西安的东北军一一五师和卫队团，经请示董英斌参谋长，即由董率领并与原西北总部人员一同西行，先到邠县集合。因无交通工具，均徒步行军，有些人还携带眷属，老幼妇孺、狼狈不堪，凄惨景象，不忍目睹。

高陵之行

在应德田、孙铭九和苗剑秋三人已去陕北，驻西安的东北军已经西开之后，有一天（约在春节前几天）杨主任又约我去谈话，态度是和善的，但也表现出有些惊慌不安的样子。他说：“我想麻烦你到高陵去一次，因为驻在三原的十七路军，近来发现在高陵县城外围，特别是在西北方向，东北军正加紧构筑工事（作者按；三原距高陵三十华里），这样会引起双方部队的误会，请你代我去向缪、刘两位解释一下，局势演变到今天这样地步，如再生出别的枝节，对双方都是不利的。”杨说完之后，我暗想，高崇民还在刘多荃那里，我极愿同他见面；尽管二二事件造成东北军内部的不团结，但缪、刘两人同我尚有一些旧关系，不会对我有什么怀疑。因此，我即持杨的信前往，随去的有刘澜波（时任总部第四处第一科科长）、燕更奇（总部办公厅的秘书、政治处副处长）两人。

其时正是军事戒严期间，到处受到驻军盘诘，从大早启程，直到天黑，才到达高陵城外。城门紧闭，戒备森严，叫喊多时，才打开城门放我们进去，并将我们留在一间小屋内等候接见。约一个多小时，尚不见人来，我实在有些不耐烦了，即对他们的传令兵说：“我们从早到晚，还未吃饭，请你给我们传达。”不久，缪军长和刘师长出来会见，崇民亦在其中。我说明来意，并将杨的信面交他们。晚饭后，我们被安置住下。第二天起床，推门外望，街上行人断绝，商店关门闭户。我们既不能外出，也没有吃饭，一直等到午后一时，才派人来接。吃过午饭，我同缪澂流、刘多荃两人开始商谈，最后决定写信给杨，说明修筑工事，是为了警戒，绝无他意。

在招待我们吃晚饭时，我询问刘多荃今后打算怎么办。他表示颇羡慕商震的作风，我未置可否。但我当时观察他们，都表现出得意的样子，特别是缪澂流趾高气扬，早已把他们尚被拘留在南京的长官忘到九霄云外。我对高崇民说，你该早日离开此地。他说，不久芳坡（刘多荃号）能送他走。晚间，我们谈到王以哲之死时，怀念老友，不禁落泪。第二天早晨，我返回西安复命。

赴三原敦请杨主任返西安

东北军一一五师和卫队团撤出西安后，国民党中央军就开进了西安。顾祝同同周恩来先生、于学忠、何柱国、孙蔚如等会见。总部办公厅主任米春霖为顾祝同接风，举行一次便宴，我也参加。但在顾祝同未到西安前几天，杨虎城已去三原。大家认为杨不在西安，一切交接事宜，不太好办，经顾祝同提议，应派员去三原迎接杨返西安。当时决定由黄杰（代表顾祝同）、王宗山（代表孙蔚如）和我（代表于学忠、何柱国）三人前往。我们到三原后，会见杨主任，说明来意，几天后，杨主任也来西安。这时国民党中央已发表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留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

最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表于学忠为江苏省苏北绥靖公署主任，驻淮阳。前随董英斌参谋长西去邠县一带的西北总部人员，这时又折回东去，就食于苏北。不久，我也离开西安，回到北平。

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

汪 锋[14]

一九三五年十月初，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中央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到达了陕甘苏区根据地。当时蒋介石为了进攻红军和陕甘苏区，在西安成立了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动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一部分蒋的嫡系部队对陕甘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大“围剿”，以东北军为主力，由南向北疯狂进攻。中央红军一到陕甘苏区，就同十五军团一起，参加了反“围剿”的斗争。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了这次反“围剿”斗争。有名的直罗镇战役，便是在毛泽东同志亲临指挥下，取得胜利的。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伟大胜利，给面临亡国惨祸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给全国人民争取抗日与民主的群众运动以巨大鼓舞和有力推动，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象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我党的巨大影响，不仅在人民群众中深入人心，也影响了统治阶级的中上层；不但在统治阶级政界发生影响，对那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军人也有很大的震动。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对于被蒋介石驱赶到陕甘前线进攻红军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于两军的统帅张学良将军与杨虎城将军，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时候，我党中央分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从此，党对张、杨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开始了耐心细致的争取工作。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前，我曾长期负责十七路军地下党的工作。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把刘志丹等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抓了起来，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我们还被关押在瓦窑堡。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党中央就派王首道同志把我释放出来。

十一月间的一天，贾拓夫同志通知我，要我赶到前总驻地——鄜县西边的套通塬东村谈工作。我由瓦窑堡星夜赶到前总，其时，直罗镇战役刚结束，全歼了东北军牛元峰的一〇九师，大量物资和俘虏需要处理，前方异常忙碌。前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志招呼我住下，告知我来这里是毛主席调的，工作将由毛主席当面指示。

在我到达前总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约我谈话，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住在一个群众住的土窑里。毛主席见到我先问了陕北许多同志的情况，然后谈到了将要分配我去做的工作。毛主席要我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我所了解的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的情况。我说，十七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从大革命以来，有不少知名的共产党员如魏野畴同志等在这个部队中做过工作，还有不少党员至今在十七路军中做秘密工作，在杨虎城将军周围还有一些同情我党的进步朋友（如杜斌丞先生等），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长期在陕西省委的军事委员会工作，对这个部队的历史和人物情况比较熟悉，我愿意尽力做好这项工作。

在那几次谈话中，毛主席反复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形势，阐述了我党的政策。毛主席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前，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了。在此民族危亡关头，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敌人阵营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分裂。在这种形势下，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我们的国内政策要作适当的调整：要改变消灭富农的政策；要团结一切爱国的开明绅士；要争取中产阶级和地方势力；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对他们过去反人民的坏事，不要耿耿于怀，更不要只看他们生活怎么腐化，只要现在有一点民族气节就好，要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他们。我们要体谅他们的难处，打共产党是蒋介石胁迫让打的，不打，他们就完了。为了争取他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暂时让出一些地方。

接着，毛主席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毛主席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毛主席说，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

最后，毛主席谈到派我去西安的任务。毛主席说：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我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这次出去，当力争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也不惧怕。主席说，你说得很对，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难和危险是有的，我们把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还具体指示：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听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和对我党政策的深刻阐述，我感到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思想大解放。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实行狭隘的关门主义策略，四处树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自己搞得很孤立，路子越走越窄，工作被动，损失很大。现在，毛主席来了，端正了党的政策和策略，革命道路开阔了，工作好开展了。我将信心百倍地去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艰巨任务。

同毛主席谈话结束后，我在前总住了几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又给我不少指示和办法。等毛主席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交给我以后，我就从前总出发，经过张村驿赶到关中特委所在地九头塬蓝衣村。

关中特委许多同志是我很久不见了的老战友，为了保密，没有一一见面，我只同有关同志积极地进行准备，找化装衣物、证件，研究选择外出路线。关中特委特从边境调了一些地方干部提供情况，参加研究。有的同志主张经赤水（苏区新建县，地在含旬邑县西部）出苏区，有的主张经正宁县由庆阳出苏区。这些主张都有缺点。后来，我同邠县（今彬县）北后区工作的地方干部赵洪同志谈话之后，决定从邠县与长武县之间出苏区。这个地区没有正规部队驻守，虽有民团，但晚上不敢出来骚扰。只是我路不熟，需要找个带路的同志。路线决定以后，便起身，当晚到达赵洪家中。由赵洪找到了一个在乡苏维埃政府工作的人为我带路。我们研究了边界情况，便和带路的同志向长武出发。天明前已出了苏区，到达泾河东岸。

离开关中苏区后，一气走了大约一百五十华里，虽然有些疲倦，但却是一帆风顺的。在距长武县二十五华里的地方，碰到了两个便衣特务，对我进行了仔细的盘问和搜查，缝在我的皮衣里边的毛主席写给杨虎城等先生的信，也被搜了出来。幸好这两人是“土特务”，当看到信是写给绥靖公署主任的，便有些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发落。我就装出一副国民党大官的神气，大声问他们是谁派出来的，并吓唬他们说：你们这样乱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司都是不利的。这两个家伙更慌了，说他们是长武县政府派出来的。我知道长武县县长是党伯弧，乃十七路军中的老人，是忠于杨虎城的。这样，我比较放心了，对两个便衣说：我是十七路军的高级特情人员，是杨先生派到苏区边界做工作的，现在回西安去报告工作，同你们的党县长也是老朋友。他们相信了，请我们到附近村子休息、吃饭，并把被他们搜出的信件还给我。

当时我考虑，把这些信秘密地从长武带到西安，是很不容易的。同时，这两个便衣也难免不走漏消息，但估计党伯弧还不至于破坏我们的事，因为这件事暴露出去，对于十七路军是很不利的。于是一，我决定设法和党伯弧见面，争取他的同情，以免泄露秘密，顺利到达西安，长武县的城门是由“中央军”守卫的，这一关如何通过，就是一个问题。为了避开进城的检查，我给党伯弧写了封信，诈说奉杨先生之命，有要事商量，要他到城外相会，此信由一个便衣先送去。大约下午六时，我们到达长武县北门外，党伯弧果然在路边等我。党命令便衣离开以后，我对党从实说明了来意，简略地讲了红军主力到达西北后的形势，蒋介石不信任并削弱十七路军的事实和杨先生同我们已有多次来往，此事关系国家大局，也关系到十七路军的前途，要他加以协助。我谈完以后，党伯弧表现犹豫。我说，党先生如果能照顾国家利益和十七路军的利益，请即设法送我去见杨先生，否则就可以把我另作处理，请选择。党伯弧听我这样一说，当即表示他并非势利小人，只是如何才能平安地送我到达西安，甚是为难。党所顾虑的是两个便衣知道了，不好保密，长武到西安三百多里，万一出了岔，不好办。我告诉党可以按我告诉便衣的说法，对付便衣。至于护送方法，可以选择可靠人员用押解的办法，可以保证安全，万一出了事，也可以避免连累他。他同意了，便同我一块进城。第二天清早，党伯弧选派他的亲信——保安队队长带了四个兵，用大卡车“押送”我往西安，汽车一直开到西安新城绥靖公署。杨虎城先生见到了毛主席的信以后，让十七路军军法处处长张依中接待我。此人曾参加过革命，渭华暴动时，我们曾经认识，后来，他消极了，但还认识我，表现特别亲热。他们把我安置在西华门军法处看守所住。张依中向所长吴怀仁介绍，我系十七路军的特情人员，是被红军俘虏后逃回来的，需要审查以后才能复职。看守所长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狱吏，习惯于逢迎，他看到我同他的长官平出平入，便尽量向我献殷勤，安置我住在一个较好的房间里，每天单独开饭，极表关怀。我名义上虽然是“犯人”，实际上却是比较自由的，可以到张依中、吴怀仁的办公室里去闲谈，了解情况。谈话中，张依中一再表明他所以脱离革命，只是同某些人有不同意见，没有做过坏事，如有需要他的地方，他一定尽量帮忙。一次，谈起渭华暴动，张说他对刘景桂（刘志丹）同志印象极深，详细问了刘的情况。

大约一周后的一天晚上，张依中说，杨先生约我谈话。并开来一辆小车，送我到新城。杨虎城先生在新城大楼门口等候，接我入西客厅谈话，没有别人参加。首先由我代表毛主席向杨先生问好，说明了来意，谈了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没有等我说完，杨先生就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十七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他说：我部孙蔚如驻防汉中一度和红四方面军有过来往。但是红四方面军无故地攻击汉中地区，我部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

第二个问题：十七路军警备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中央（指国民党）一再指责我，陈立夫对我也亲自谈过。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的指责，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柞水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这是我们很不满的。

第三个问题：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呢？

我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的回答，我说，贵部孙蔚如先生同我红四方面军有来往，我们是知道的。贵部派的张含辉，到过、通、南巴苏区，我红四方面军，保证了安全，取得了谅解，因而贵我两军在两年中，没有大的摩擦，孙部得以安驻汉中，兵员有了很大的发展，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了协议的。后来中央军第一师胡宗南部，依靠天水地区，积极向南扩展，势力伸张到四川西部，不仅我军侧面受到威胁，同时孙部也受到威胁，而孙部对胡宗南部不加抗拒，任其发展。特别是当中央红军到达川西时，胡部已伸入到嘉陵江西岸一带，阻碍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了顺利地同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必须安全地渡过嘉陵江，要安全渡江，必须设法调离沿江驻守的胡宗南军队。所以才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明攻汉中，威胁天水（胡军后方），调动胡军返回天水，胡部果然以为我军攻打汉中、天水，撤回了川西部队，集中天水，防我进攻，给了我红四方面军回师西进的良好机会，安全地暗渡嘉陵江，完成了和中央红军会师的任务。这种军事行动，说清楚了，先生是会谅解的。杨先生知道，汉中是个盆地，红四方面军如果决心消灭孙部，就可以依靠川北苏区，三路出击，东路依万源、城口进攻镇巴、西乡；中路依通、南、巴翻越巴山进攻南郑；西路依广元进攻宁强、沔县。东、南、西合围南郑，汉中地区腹背受攻，不是更容易得手吗？何必单从西路一线进攻呢？这点也正充分说明了我军攻击汉中地区，只是调动胡军之手段，并不是以歼灭孙部为目的的。

红军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突围后，长期行动，得不到补充和休整，有困难。该部到达陕豫边地区后，是准备休整的，可是贵部郁柳彦彪旅，天天尾追，逼得红二十五军不得不自卫，山阳一战该旅溃败，而贵部警备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并且张部尾随比柳旅更为接近。红二十五军误认该部要再寻机攻击，遂于柞水之九间房接火战斗。在战斗中，张旅长被俘，由于红二十五军自从突围后，和上级失掉联络，不了解张汉民同志的情况，所以误杀了他。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沉痛损失，因为张汉民确是我党党员，现在我党中央已追认张汉民同志为革命烈士。这个事件，对于十七路军说来，当然也是一个沉痛的损失，但却可以用来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有力材料，以张汉民同志被杀来反击国民党的指责，说明十七路军并没有什么共产党，打掉蒋介石削弱十七路军的借口。

至于红军的态度，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确说明，毛主席给杨先生也写了信，想必杨先生是清楚的，今后贵我双方如果不相互攻击，就会互不伤亡，这对十七路军之发展壮大和对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我们认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求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救国力量之发展，也就是反动卖国势力的削弱，所以我们只有帮助成长，防止损失，这就是我们对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明确态度。

杨虎城先生在谈话中多次暗示十七路军上下官兵都是齐心的，能够听他的话。但对谈判的具体内容没有表示明确态度。从语气和神态看来，他对联合抗日，互不进攻是赞成的，对这次谈话也是满意的。杨先生最后对我说，他今后不能多和我谈，指定王菊人先生（时任杨的机要秘书）和张依中先生继续同我接谈。并说如果事情谈完了，有一位老朋友要我带往苏区。

同杨谈话后的第三天，王菊人先生约我到他中柳巷家里谈话。王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革命组织，我们是相互知道的，但这次见面，王却表示很疏远。他一开口就说红军经过长期行动，到达陕北可能很疲倦了吧？分明是暗示红军联合他们是出于不得已。我说：红军主力已顺利到达目的地陕甘边区了，初进苏区便打了几个胜仗，吴起一战歼灭马步芳的野骡子旅大部分，直罗镇战役，东北军牛元峰一〇九师全部歼灭，王先生大概听到了吧！因我这样回答，王就转换话题说：贵部到西北后，对马家军如何对待？马家军以强悍著称，搞不好，很麻烦。我说：马家部队也不是蒋的嫡系，如果他不积极骚扰，我军亦愿意互不攻击。同时，马家部队也和红军较量了一下，并未占到便宜，看起来也不象传说的那样勇猛。接着王菊人先生表示同意同红军建立关系，但极力宣称十七路军是有革命传统的，这次和红军建立关系，是为了革命，望双方都能抱定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原则。我说：我们都是西北人，十七路军的情况，我还知道若干。为了国家的利益，两军的利益，为了西北人民的利益，我们都应当为两军的联合尽一分力量，促成两军的合作。

从王菊人家里出来，回到军法处，张依中早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他一见面，就对我说，王菊人不够朋友，爱弄小聪明，要我多加注意。张说这话的用意何在，我一时弄不清楚，只好随口应答几句。从张后来的谈话中我才了解到他是在极力表示要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由于张依中的帮助，我能够自由外出访朋探友了。于是，我就设法会见杜斌丞先生，从朋友那里知道杜斌丞先生住在大湘子庙街。在一个晚上，张依中先生约我到他家中谈话，张住在正家巷。由张依中家中出来，我就去杜先生家，杜先生亲自出门迎接。我告诉杜先生，毛主席有信给他，都在杨先生那里，不知收到否？杜说没有接到。他估计可能是被杨先生扣了。杜先生表现很热情，问了陕北许多熟人的情况，继而分析了杨先生的态度。他说杨敢干，直爽，对蒋介石统治不满，也有一些进步思想。但有些简单，易于动摇。抱有统治陕、甘的“雄心”，杨先生对红军有些害怕，宜多作解释，以打消他的顾虑。随后杜先生也提到张汉民的问题，并说朋友们都很关心这件事的真相。我便老老实实地告诉了张遇害的经过，说明这个误会是大家的不幸，党中央已追认张为革命烈士。杜先生听了以后表示说党处理得很适当。对于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问题，杜先生说，他是不准备离开十七路军的，今后当极力促成两军合作抗日。我辞出时，请求杜先生代我约邓宝珊军长，他慨然答应了。从同杜先生谈完话回到住处，天已很晚了，张依中派人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张对我说，你近来活动的太多了，已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杨先生也知道了，不知什么人出的主意，杨先生已令我处庞志杰队长监视你的行动，怕你出岔子。如果在外边被中央发觉，立即设法把你抢回来，假如不可能，要先开枪伤害你，千万不能让国民党把你活捉了去。我很担心，所以才秘密告诉你。杨先生这样布置，是为了十七路军的利益。张这样告诉我，是真是假，不太清楚，但是说明了我的行动是被十七路军方面大为注意了，必须小心一些。过了几天，王菊人又约我到他家谈话，这次王的态度比较客气，他说你可以返回苏区了，杨先生认为红军和十七路军都是抗日部队，双方力量都不应削弱，要互相谅解，双方都应当避免冲突，行动尽量告诉对方；如果遭遇，双方都不要采取包围追击。你需要什么东西，可以买点，前次杨先生告诉的XX先生和你一块去，请你多加照应。

在西安住了约一个月，到此告一段落。临行前到杜斌丞先生家里辞别，传达说杜先生去了三原，他代我约会的邓宝珊先生也没有可能见到了。

过了一天，张依中通知行期和路线，他说，明天就走，同行人在北门外会齐，坐马车经三原去淳化，淳化驻军是特务二团，团长是阎揆要。我听后内心确实高兴，因为我和揆要同志可以见面了，我们分别已有一年多了。张还说，杨有电话给阎团长，说你们是中央派去陕北谈判的大员，要阎亲自接待，要我不可露出马脚。送我们的又是庞志杰。真凑巧，送的和接的都是共产党和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哪有不放心的呢。

早七时在北关集合了。杨先生要我带往苏区的那位先生在三原，我俩住在一间屋子内，才知道这位“代表”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王世英。

次日下午四点左右到达淳化县，阎揆要团长在城南门外等候，庞和阎是老同事，先由庞介绍了王世英同志是杨部高参；介绍我是“中央大员”赵仲远先生。阎团长摸不清头脑，只是点头。回到团部后，阎说，原来“中央大员”就是你。在阎揆要同志的团部住了一夜，由雷展如同志送我们到苏区，雷当时任连长，也是共产党员。

我们进入苏区走不到二里路，就被一支武装包围了。他们是当地的游击队，看我们穿着长袍，带着礼帽，不由分说，硬要捆我们到队部去，我们怎样解释也不听，队员们叫我们“反对派”（陕北苏区群众把国民党叫反对派）。到了队部，见到队长，他笑着说：“我的政委，几乎把你当反对派了。”队长姓杜，是红军二十六军的班长，他是认得我的。休息吃饭以后，由杜队长派人送我们去关中特委所在地蓝衣村。

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

赵寿山[15]

西安事变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

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作了充分准备，企图灭亡全中国。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蒋介石却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力求妥协，步步退让；一方面积极地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镇压爱国进步力量，以致人心激愤，民怨沸腾。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发出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这些伟大的号召，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受到国民党内进步人士和中下级军官士兵的拥护。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当时正处在“剿共”军事的最前线，大多数官兵很快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正确主张。

张、杨两将军所率领的部队，在蒋介石的军事体系中属于所谓杂牌，历年来受尽了蒋介石的压迫与歧视；在“剿共”战役中又不断遭到中国工农红军的严重打击，实力日益削弱。张、杨不仅对于国家民族的危亡表示担忧，对于自己及其部队的前途又不能不慎重考虑。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高潮的影响下，于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分别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且秘密签订了抗日友好协定。他们相互之间经过在两部的中共地下工作同志的沟通，也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曾经对蒋介石作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劝告，但都遭到了蒋介石的无理拒绝。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蒋介石趁解决“两广事变”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从两湖调到平汉线汉口——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准备入陕，达到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十二月四日，蒋介石携张学良由洛阳到西安，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办法，要他们作最后的抉择：一个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之下积极“进剿”红军，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再替蒋介石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为蒋介石所消灭。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最后争取蒋介石能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十二月七日还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不料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杨忍无可忍，才下了“硬干”的决心。

当时西安各阶层的广大人民，都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通过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知识青年中进行的抗日爱国教育，有力地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觉悟和革命热情。十二月九日，西安一万多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的特务警察竟开枪打伤了游行的小学生，激起广大游行群众的义愤。群众当即决定前往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后令张学良严行镇压，“格杀勿论”。张急忙赶往十里铺劝说学生回去，学生们群情激愤地向张请愿，张深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更加坚定了逼蒋抗日的决心，他当场对游行群众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机关枪扫射，我不忍看到你们遭受伤亡。你们现在回去吧，一星期以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言至此，声泪俱下。结果，不到三天，张、杨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西安事变。

事变前我和杨虎城将军的谈话

一九三五年十月，我在十七路军十七师五十一旅任旅长，部队由陕南调到陕北前线。当时国家形势岌岌可危，内战不止，我又新遭母丧，心情非常苦闷。因之就借看病为名（我患肠胃病）向杨请准了假，离开部队到平、津、沪、汉等地观察形势，同时也希望利用此机会重新阅读一些进步的及有关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书籍。在各地旅行访问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接触过一些进步人士，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蒋介石对外妥协投降，对内积极“剿共”，排除异己，镇压爱国人民，这种反动政策把中国日益导向亡国之途。全国各阶级、各阶层，除了一小撮甘愿当亡国奴的汉奸卖国贼以外，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全国人民坚决抗日的伟大力量，汹涌澎湃，势不可当。

我在十七路军的时间比较久，知道杨虎城将军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他与共产党发生联系是很早的，他的朋友和干部中，也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时日本灭亡中国的企图已暴露无遗，他的部队面临被蒋介石消灭的危险，在联共这一点上，他基本上已没有问题。他和蒋介石之间一向有矛盾，这时更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反蒋联共抗日，对他来说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一九三六年十月，我回到陕西，脑子里有许多问题想和杨谈。同时，也急于想把自己在各地所见所闻及一些想法汇报给杨。因此我先后和杨谈过好几次话，谈话中，我着重向杨陈述了当前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作了充分准备，企图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各种事实，同时也谈到我在平、津和济南与宋哲元、韩复榘见过面，也接触了其部下许多人员。杨以询问的口气说：“听说他们的抗日情绪很高？”我回答说：“在将领中，坚决抗日的只是个别的。”杨又问：“听说张自忠很积极，是不是这样？”我说：“是的，张是积极的。但萧振瀛派是多数，是亲日的，很坏。”谈到韩复榘时，我说，韩在被日军欺压得无可忍耐的时候，也曾经吓唬过日本人，说他虽然打不过日本人，但是可以在一日夜之间，把他防地内的日本人杀光。虽然韩的话是这样讲，但他还是没有决心抗日的精神准备。最后我说：“总观韩、宋两部的情况，他们内部奢侈腐化，醉生梦死，已没有冯玉祥当年在南苑练兵时那种精神了。”杨略显惊异地问道：“那不是华北形势相当危险么？”我说：“我看如果一旦日军进攻，华北有很快失掉的可能。”接着我向杨汇报在南京、上海等地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腐败透顶，争权夺利，排除异己，特务横行，怨声载道的情况。有一个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官员曾对我说，不管共产党怎么样，国民党是腐朽了，象一座梁柱已被蛀空了的大厦。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倒下来。我很同意这个看法。杨说：“这个人可算是深知国民党内情的。”我同时又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向杨汇报了全国人民在中共领导和影响下，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的许多事实，以及自己思想上得到的感受。杨听了关心地问我：“你在外面这样长的时间，都接触了些什么人？”我说：“各方面的一些朋友，主要是在上海的一些陕西同乡，如杨明轩、杨晓初、赵宝华等进步人士。”杨又问：“你对共产党和红军是怎么了解的？”我说：“我这次出去，主要读了三本书，一本是《社会发展史》，一本是《政治经济学》，一本是《国家与革命》，受到了很大的启示。我是穷佃户家庭出身，一家人靠父亲种地主的几亩地过活，母亲给地主家做杂活，不料地主中途把地收回，父亲被活活气死。因此，我从小就对富人十分痛恨，就想打富济贫，给穷人出气。这次读了三本书，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建立了无产阶级必胜的坚强信念。”并说：“我了解到红军是人民的力量，不论在战略上、战术上都有最新的东西，人民非常拥护，红军是一定能够发展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杨注意地听我说，还不时点头。当说到十七路军的团结问题时，我请杨考虑是否可以开办一个干部训练班，进行抗日救亡的教育。并借以加强杨与各部队军官，尤其是与冯钦哉部队军官的关系，杨说：“绥署有一个步训班。”我说：“那个步训班不解决抗日救亡的思想问题。”杨当时对这个问题没有立即回答，表示以后可以研究。我又向杨建议要搞好十七路军与东北军的交往，密切联系，以便随时互相沟通意见。杨肯定地说：“我们一定要同东北军合作。以前我们两部互相间有过一些猜疑，虽经过东北方面高崇民先生的联络解释，情况好转，但两部的关系还不够十分密切，你也要注意这个工作。”并着重指出：“我们必须做到和东北军精诚团结，才能共同抗日。”最后谈到联络红军问题，我知道杨与中共早有联系，我的部队在汉中时与红四方面军订过互不侵犯的协议，杨也是知道的，只是彼此没有直接谈过。我就直言不讳地说：“红军虽然今天只有几万人，但它是会发展的，将来整个江山会都是它的。我们的部队都遭受过红军不同程度的重创，我的队伍由于与红四方面军有密切联系，贯彻执行了互不侵犯的协议，才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我的部队虽已调到陕北前线，但全部官兵都不愿与红军作战。我们可否派得力的人员，与红军进一步加强联系，订立互不侵犯协议，以便将来共同抗日。”杨听了略微停顿了一下，沉静地对我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们要慎重考虑。”

在最后一次和杨的谈话中，我看情况愈紧，便对杨说：“目前的形势，对国家的兴亡，对我们的前途来说，只有反蒋联共抗日这一条路。看蒋介石最近调兵遣将的举动，是要对红军大举进攻，并且要把我们也拉入内战漩涡，以便消灭我们。因此，是否可以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杨听了显得有些惊异，望着我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我说：“只要你把当年打李贞的精神拿出来，（李贞是蒲城县的大恶霸，杨在青年时把李击毙），就敢干！”杨看起来不反对我的意见，但是他却以深沉而又带责备的态度对我说：“你在外面转了一圈，回来脑子发热了，这样的大事要很好考虑，不能轻举妄动，随便乱说。”我便进而表示：“如果这一举胜利了，整个国家就可以振兴；万一失败了，我们就背靠北山，全部集中到耀县以北，或者干脆就打出红旗与红军合作。将来我们还悬要打回来的，就象当年由武功撤到陕北，然后又打回来一样。”最后，杨很严肃地告诉我：“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讲。”又说：“国内外形势相当险恶！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举一动要慎重考虑。国家好了，我们才能存在，国家亡了，我们不是死就是去做亡国奴！你近几日所谈的，有些是对的，有些很冲动，要冷静些，咱们以后再谈。”并命令我说：“你离开部队很久了，赶快回去看看部队，安慰安慰官兵，对红军可以用你以前在汉中时的办法，但切莫让人看出破绽，把你的部队先整理好，以便应付时局的变化，咱们整个十七路军也要作一番整顿。”我听了之后很高兴，第二天就回部队了（当时旅部驻在白水县）。以后听说杨和我谈话后，告诉他左右的人和杜斌丞说，“寿山变了”，表示很高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形势和他自己以及十七路军的出路问题，已经心中有些底了，只是由于他处事慎重，事又机密，事先不会向我讲。我去部队不久，杨便把我叫回西安，要我筹办训练班，训练全军团、营、连三级干部。当训练班正在积极筹办时，各部队的学员名额已经分配下去，第一期学员正待集中的时候，西安事变爆发了。

事变当日的经过

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早已有所谅解，到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张、杨已商定准备扣蒋，并作了适当的分工，大体是：临潼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待机行动。也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十二月九日发生了一场误会。那天傍晚，杨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到西安东城门楼上去看张的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他们在此以前都曾接到准备扣蒋的密令，正在待命行动），正逢孙全副武装率领部分士兵登车出发。宋即问去哪里，孙说去临潼，宋以为要扣蒋，急忙回报杨的秘书王菊人。此时杨正在易俗社剧场陪南京来的军政大员们看戏，张因事尚来到剧场，王即从剧场将杨接回，告杨以宋的报告：东北军今晚行动，孙铭九已出发。杨听了后又想到张未去剧场，信以为真，立即命王转告我队伍归我指挥，马上布置行动，遂即又匆匆返回剧场。王立即用车接我到绥署，转达了杨的命令。我立即布置，派兵包围了易俗社，由剧场到绥署的路上设了岗哨，在北城墙上布置了炮兵，准备行动。杨回剧场后，发现张竟在看戏。久等不见动静，他顿生怀疑，便着人继续点戏以拖延时间，自己马上回绥署，他命王菊人赶紧查问，并说如果行动时要事先向他报告，以便与张离开剧场。为了不使南京的军政大员生疑，杨说罢立即又回剧场。王即叫宋文梅找孙铭九查看究竟。不料宋去看孙时，孙正在睡大觉，经问明后，才知道孙去临潼并不是扣蒋，而是查路。宋急忙跑回告知我们真实情况。我未待杨的命令，立即撤兵，并限令于明晨五时前撤归原防。结果，各部队均按时撤完，幸未发生乱子。这次误会虽然引起了一场虚惊，但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了张、杨扣蒋的决心。

十一日晚九时许，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我在外室见了王菊人和孔从洲（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王说：“主任有话要亲自对你讲。”我便想今晚可能要行动。又见孔从洲在一旁低头沉思，我向孔说：“从洲，请你给我找一张西安市的地图来。”他说：“我这里有。”随手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地图给我。我正在看地图，杨就唤我“快来”。到内室后，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叫你来商量作准备。”我问杨是否已通知冯钦哉，杨说没有，来不及。我又问孙蔚如（三十八军军长）、李兴中（绥靖公署参谋长）是否已经知道。杨说没有通知他们。我说：“冯远在大荔，来不及可另派人通知，孙蔚如、李兴中是否可以现在约来予以说明，共举大事。”杨问我：“把他们请来，他们如果不同意怎么办？”我说：“孙与你在一起多年，他心里也许不同意你的主张，但是你下了干的决心以后，他会跟着你走的。把他找来在你左右商量些大事有好处。”谈到李兴中时，我说：“时甫（李兴中）比我还激烈。我这次回陕以后，跟他谈过多次，曾和他谈到蒋逼我们‘剿共’是要消灭我们，我们必要时可以扣蒋。他听了非常高兴，积极表示赞同。我看他是真心赞同的，没有问题。”杨听了很诧异地说：“时甫还是这样！”表示很高兴，遂即把孙、李接到绥署。他们到后，我们就分了工。杨与孙在绥署掌握全局，军事方面交给我和李商定。杨命我与李提出一个军事计划。我即到李的办公室，并把孔从洲请来，三人共同商议。

当时西安的敌我兵力是这样的：

我们方面：十七路军的主力均在外县和陕北前线，只有西安绥署特务营、教导营、炮兵营、卫士队和陕西警备第二旅三个团等少数兵力在西安。这少数部队中，有些还是靠不住的。如教导营营长李振西是黄埔学生，思想反动，态度暖昧，有可能和军统特务有关。孔从洲带领的警备二旅除了郑培元团可靠外，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均系新由张鸿远的地方团队改编，军纪不好，旅长孔从洲到任仅两个月，还未来得及进行训练，对这个部队的使用尚无把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这两个团叛变投蒋）。总计起来，可靠的部队官兵还不到三千人。此外，东北军卫队第二营孙铭九部在西安市东南一隅，不归我指挥。

敌人方面：蒋系在西安的单位，包括特务机关，约有一百二十个，有武装的为四十二个。其中以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镇亚）、保安司令部（司令张坤生）、西安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警察大队、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江雄风）武装最多，枪支在三千以上，其他特务机关和蒋系各军、各师的留守处、办事处的武装尚不在内。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的部署是：命陕西警备二旅孔从洲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长驻的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当时蒋系在西安机场停有数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的任务，并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口（东南一隅归东北军）的警戒。蒋方每一街巷口有一武装警察，我们即派武装士兵一名监视。为了加强警备二旅的领导力量，增派许权中为副旅长。命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炮兵位置在北城门楼上，对西安车站方面警戒，准备轰击外来的蒋军。命西安绥署卫士队（两个队共二百人）担任绥署及杨将军公馆的警戒。命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军政高级官员，特务营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待命。派绥署参谋处处长王根僧去教导营监视李振西，该营归我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的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

军事计划拟定后，我即向杨作了汇报，杨表示同意，命我任总指挥，并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副司令来共同确定，与临潼统一行动。”此时，张正在公馆与其高级官员开会。旋即带着十一名重要将领来了，张一跨进杨的内室就开玩笑地高声说：“虎城兄，干不干？不干了就取绳子，我将我的这十一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当时我和孙蔚如都在左右。孙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绝不会出卖朋友。”接着杨和张就立即着手研究具体行动问题。张说他已派刘多荃、白凤翔、唐君尧、刘桂五和孙铭九五人去临潼作准备，问杨准备好了没有。杨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当晚，张终夜在杨处共同指挥行动。

十二月十二日早晨，约五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我向张、杨请示后，即放了信号弹，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七点半钟，已将大部分敌人解除武装，枪声也停了下来，只有新城北门外警察大队的一连武装尚在顽抗。我即令李振西：“限半小时内消灭新城北门外的据点。”李如期完成了任务。到八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我即向张、杨报告，任务全部胜利完成。张听我报告以前，曾接到刘多荃的电话报告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听完我的报告后，张即要临潼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蒋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即命令白：“如果九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张打罢电话与杨出室外散步，我也随着出来。他们走到假山上站住谈话，情绪紧张，心情都有些不安。张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当他们回到室内时，旋即有电话来，报告蒋介石已经抓到。张、杨听了忧虑顿失。九时许，蒋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在蒋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来。

张、杨在蒋被扣以后，立即向国内发出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并打电报给陕北中国共产党中央，请他们马上派代表前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政策是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可以合作。党的这一正确主张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十二月十七日，党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到西安，与张、杨协商并一起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进行了谈判。同时，为防御南京政府亲日派发动的“讨伐军”的进攻，也作了军事上的准备。经过谈判，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并亲自把蒋送到南京，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蒋介石背信弃义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内部分化

西安事变的当天，杨为了迅速安定西安市内的秩序，命我任西安市公安局长。到任七天，一切安排就绪。因为要准备对南京“讨伐军”作战，拟将十七路军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到泾阳、三原一带。同时，红军部队也将开至关中，因此杨又命我任渭北警备司令，驻三原县，统一指挥在渭北的十七路军。临行时，杨对我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今后任务很重，你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准备防御战，一是联络红军，并将渭北群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以备万一，望你努力。”

我约在十二月十九日到三原，巡视了渭北十多个县，对部队作了动员，准备必要时与红军一起夹击南京政府在潼关以西的四个师及一个教导总队。为了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在各县召开了群众大会，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宣传了联共抗日的道理，说明了扣蒋的必要和张、杨的八项主张。并说明红军将要开到三原，我们十七路军、东北军要和红军结成友军，准备抗日。各地群众听了以后都很高兴。但是三原不少绅商由于以往受反动宣传的影响较深，听说红军要来，有些恐慌。我分别召集他们开了几次会，说明红军是人民部队，军纪优良，不必担心。并保证如果红军来后谁家有丝毫损失，我情愿完全负责赔偿。因为我在三原先后住过四次，他们对我还信任，听我这样说，也就放了心。我又派了一连兵驻在三原北门，指示他们：见了红军要握手问好，红军携带武器可以自由出入，不受检查；红军问路要热情作向导。不久，红军开到三原西北的云阳镇和富平县的庄里镇一带。我与红军中的负责同志经常互有来往，我的司令部也成了红军的联络站。为了对南京政府的“讨伐军”作战，我请红军将领给十七路军讲解和演习游击战，左权同志也请我们给红军演习平原河川战。当时，陕北粮食较缺，我们就派军需人员协助红军在渭北各县购粮，并派了一百五十多辆大车送往陕北，彼此关系十分密切。在与红军的长期来往中，我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示，进一步认识到红军是革命的，是人民的军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我到三原后不久，就听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对是否释放蒋介石，意见有分歧。张学良提出放蒋时，杨虎城由于受过蒋的多次欺骗，对蒋是否能恪守共同抗日的诺言，是否不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行报复，很有怀疑，因而对放蒋有顾虑，但是最后仍然同意了。两部的上层官员对放蒋问题看法也不一致。我起初也不大明白放蒋的道理，后来经过任弼时、南汉宸等同志的解释，才明确认识到放蒋是对的。

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并积极调派军队向陕西推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一部分人主和，一部分人主战，相持不下。这时汉奸、特务和别有用心的人，四出活动，在两军内部进行挑拨，破坏团结。在东北军中，少壮派与元老派互相争斗。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枪杀了元老派军长王以哲后，导致东北军内部发生分裂。四五月间，东北军各部被蒋介石分别调至豫南、皖北、苏北各地。十七路军方面，冯钦哉部和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叛变投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王劲哉的一个旅也被蒋挖走。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16]，蒋介石批准杨虎城将军辞去本兼各职，杨虎城将军被迫出国考察。十七路军其余部队被改编为三十八军，孙蔚如被任命为陕西省主席兼军长，共分编成两个师另两个旅，由我和李兴中分任师长。此后，蒋介石进一步采取了“金钱收买”、“扩编利诱”以及“分割使用、战场消灭”等等的毒辣手段，对付十七路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军民奋起抗战，蒋介石也被迫抗日。我自告奋勇率部队于七月十三日开往华北前线。经娘子关、石家庄、保定等地转到敌后，在山西高平一带打游击，并与八路军取得了密切联系。一九三八年七月，蒋介石为夺取陕西政权，把原十七路军所有部队编为两个军，合成为第三十一军团，后又改为第四集团军，任孙蔚如为总司令，撤销了孙的陕西省政府主席，我被任为第三十八军军长，李兴中被任为第九十六军军长，开赴中条山抗战。从此，我即以十七师为骨干，在党的领导下，对部队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先后吸收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五千多人担任干部。十七师中的营、连长和班长三级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党已能够完全掌握部队。蒋介石非常害怕，企图把三十八军调过黄河消灭。但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格外关怀，不断指示，以及三十八军党组织的坚强领导，部队内部十分团结，蒋的企图无法实现。于是蒋介石又用抽梁换柱的手段，一九四四年春，派其嫡系将领张耀明为三十八军军长，调我任第三集团军（从胡宗南部拨出三个军）总司令，驻甘肃凉州，事实上是把我软禁起来。我离开三十八军时，在部队中作了具体安排：一、一致拥护孔从洲的领导，亲密团结；二、团长绝不能换掉，蒋介石要撤谁的团长，全团就起义；三、估计孙蔚如在一年以内也可能要被蒋调开，调孙之日就是全军起义之时，那时我将与部队联系。此外，将蒙定军同志安置在西安办事处，与各地加强联系（携有电台，东通部队，西通凉州，北通延安，南通重庆，当时我在凉州）。一九四五年春，孙果被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我闻讯后，以为部队起义再不能拖延，即一方面电周恩来同志，请求党中央派人协助；另方面通知部队积极准备，以待党中央派人来后立即行动。后来，经由中央派周仲英同志前往指导，由刘威诚，张复振（都是共产党员）率十七师部队于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在河南洛宁县故县镇起义；孔从洲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在巩县起义。一九四六年秋，我急于进入解放区，便以赴美国考察水利为名，要求蒋介石批准脱离第三集团军，于一九四七年初，穿过了敌人的重重封锁，进入晋冀鲁豫边区转到延安，投入了党的怀抱。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当时国内团结抗日局面的形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如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指出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

王菊人

西安事变前后，我在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任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下列记载，事远易忘，记忆难免讹漏。

红四方面军进入陕西时，蒋介石以其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尾随红军。胡宗南到了天水，便按兵不动，这是蒋系兵力深入西北的开始。当时据十七路军所了解的情况，胡宗南驻在天水，一是防堵红四方面军向新疆前进，一是对十七路军进行监视。此后，十七路军和蒋介石的矛盾便逐渐尖锐了。这时，蒋介石在对红军作战方面的企图，是让十七路军在陕南给他当炮灰，使同红军两败俱伤，他坐收渔人之利。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十七路军的生存。

一九三三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蒋介石命令十七路军的十七师孙蔚如部从甘肃结集于陕南汉中地区。杨曾派杜斌丞到汉中见孙蔚如，暗中商妥派参谋武志平到川北与红四方面军协商互不侵犯的办法，取得一定的效果。一九三五年一月间，红二十五军进入秦岭地区，蒋介石电令十七路军阻击红二十五军。陕西警备第一旅旅长唐嗣桐很反动，在奉命出发时，对杨说：“我是委员长的学生，我要为三民主义牺牲。”说罢还哭了一阵。结果唐兵败被杀。警二旅旅长张汉民（共产党员）由于太逼近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不知道张汉民的党员身份，也兵败被杀。安康绥靖区司令张鸿远本是个反动军人，兵败仅以身免。因杨屡遭失败，蒋介石电令中带了许多讥讽和训斥的言词，杨当时的心情是很苦闷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间，汪锋奉毛主席的命令到西安见杨，并带来了毛主席给杨虎城的信，捉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杨有许多勉励和希望之词。杨同汪锋面谈关于抗日救国问题，十七路军与红军如何合作等问题，谈得较多。

杨与汪谈过后，曾和几个人商量过。

他对汪的来历不敢相信，毛主席的信会不会是蒋介石方面为了侦察杨的态度的假信？为此，他通知在天津的南汉宸，请他派一个中共党员到陕北问一下汪锋的真实情况。南汉宸商请王世英、梁明德去红区。去红区前，由崔孟博陪他们先到西安，这是一九三六年二月间的事。王世英等到陕后，杨向他表明了愿同红军合作抗日的愿望，请王问明汪锋的来历，约王回来后再次见面。汪锋和王世英一起被护送着从阎揆要团驻地淳化进了苏区。

王世英自苏区回到西安后，再次和杨见了面。经过几次商量，共同的意见是：十七路军为了同红军合作抗日，要训练骨干力量；双方维持原防，互不侵犯；给予红军在十七路军防区内人员来往、物资运输以便利；红军应多方面对各杂牌军（当时指的是陕北绥德的八十四师和榆林的八十六师）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等等。王世英汪明了汪锋的身份。

自汪锋、王世英相继到西安后，前线已无形停战。接着红军派张文彬为代表，常驻西安，张文彬被委任为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当时，因电台未建立，关于蒋介石重要的军事部署，便口头告诉中共代表。为保持双方的来往，杨虎城密令设立了交通站，在西安的有三处：西安城内甜水井，以特务第二团（阎揆要团）留守处名义，派副官原润泉负责，专为一般外来的或自苏区出去的共产党人设置的。宋文梅的特务营营部和特务营营附谢晋生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秘密住所。这两个地方，保护极为周密，与杨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住在这里。为保密起见，这里住的人，不与其他一般共产党人往来。如张文彬即住在谢晋生家中。在前线也有三处交通站：一为驻淳化之阎揆要团，由阎揆要负责；一为洛川、延安间的四十九旅和程鹏九团，由旅长王劲哉、团长程鹏九负责；一为宜川的四十二师武士敏旅，由旅长武士敏负责，武去南京陆大受训后，此一交通线取消。关于电讯器材、电台地址，杨派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负责，地址预定在特务营营部（新城外西北角）内。由于种种原因，此项工作迄未进行。另外，由杨交付王世英带去的干电池、墨水、笔尖、笔杆、报纸本等物资，经由前线给红军运过一次。

二、在一九三五年张学良到西安以前，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受到了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推动，从本身利害关系考虑，已下定决心，不和红军再打仗，并且开始觅取停止内战增强抗日力量的办法。杨当时曾说：“抗日，国家有出路；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在抗日这一点上，我们与共产党有共同的基础。”为解决这个问题，杨曾分别与蒲子政、王炳南商量过，并派崔孟博到天津和南汉宸商量过。他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也进行过反复研究。杨曾设想过两个停止内战的办法：一是与红军合作反蒋，以停止内战；二是注意国内各地方实力派的反蒋动向（当时注意联络华北的韩复榘、宋哲元，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设法联合反蒋，先打破蒋的武力统一企图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以停止内战。杨当时着重于实现第二个设想。

东北军调到陕、甘以后，如何对待东北军的新问题。

在历史上，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没有往来，杨和张也没打过交道。对张和东北军到陕、甘来的真正意图，杨一时摸不清楚。从张回国和他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时期的言论看，张是拥蒋的。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到处颠沛流离，受尽了失地丧家的痛苦，还得在蒋的威胁下为他拚命。从这一方面分析，东北军的绝大部分官兵，对蒋是不满的，只是抗日情绪暂时受到了压抑；东北军入关，处处受蒋歧视，实力削弱，地位日下，张对蒋也会不满的；张受蒋骗，蒋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帽子巧妙地让张一个人独戴，张不会服气；张、蒋之间必然蕴藏着很深的矛盾。爱国抗日的思想，在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大部分官兵中是普遍的。深受蒋的压迫，力量不断被削弱，这种处境，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是相同的。就这些情况估计，在反蒋抗日这一点上，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有基本一致的要求。在这个前提下，两支部队团结合作，觅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办法，是可能的。杨赞同这些看法，并且说：“患难的朋友好交！”但是，他也有疑虑的地方：论兵力，东北军比十七路军大数倍，如果东北军受了蒋的愚弄，和蒋在陕、甘的兵力一起，对十七路军采取压迫的态度，那对十七路军是极不利的。不过东北军初到陕、甘，根基不固，人地生疏，并受到红军的压力；东北军既然奉命“剿共”，力量势必分散，不会立刻对十七路军下手。我们兵力虽比东北军小数倍，但我们是地方部队，久在陕西，在地方上有很多潜在力量，陕西的团队，绝大部分我们掌握得住（杨兼任陕西省保卫委员会主任，各县民团都归这个机构指挥），东北军会有顾虑的。当前的出路，主要在联张上，只要在反蒋抗日这一点上彼此一致了，那么合作就可靠了，停止内战的办法也好想了，我们所顾忌的对十七路军的不利条件便减少了。杨说：“我专试探张的动向，尽量设法和张在政治上合作。”他严嘱所属，对这些事要绝对保守秘密。

张到西安后，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职权。杨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军事上归张节制。两人来往很频繁，在礼遇上杨很尊重张，但在很长时期内，双方是官样应酬，内心话都不肯说。

有一次，杨去张宅，有意识地试谈了国内政治形势。杨回来说：“很糟糕！张很赞成法西斯，同我正相反。”张的这种说法是不是对杨政治态度的试探呢？推测不出来。一次，杨约王以哲（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吃便饭，饭后谈了很久。王以哲谈到东北军入关、失去东北三省后的苦处，谈到他的一些部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况时，潸然泪下。杨说：“照这样下去（指继续打内战），我们将来的遭遇都是一样的。”事后，杨估计说：“东北军高级将领尚有这样的感觉，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痛苦会更大。上层军官的联络很重要，他们对张会发生影响。”杨即派定专人同王以哲来往。王就派他的秘书孙大胜同十七路军联系。孙在沟通王同十七路军的关系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政治上对王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张和杨后来有一天又谈到法西斯问题。张问杨：“这个办法，在中国行得通行不通？”杨说：“人家搞法西斯（指德、日、意），对外扩张领土，咱们搞法西斯（指蒋）对外（指对日本）投降，他（指蒋）当小皇帝，我们当亡国奴，你看行得通吗？”张听后未答，从此以后，张对杨不再谈法西斯这些话了。

蒋的特务，这时极力散布张、杨不和的谣言，在双方之间制造矛盾，不是说东北军要解决十七路军，便是说十七路军要驱逐东北军，并指使双方部队里一些复兴社分子，从内部来挑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企图使之关系恶化甚至火并。实际上，当时也存在着可以便蒋系特务利用的机会。情况是：东北军随军眷属不少，经常为了争住房而打架争吵；双方少数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为了看戏占座甚至在街上争路，也经常打架争吵，有时几乎演变到互相开枪的地步，双方的一些人，为此确实发生了恶感。双方少数部队之间，因驻地靠得近，有时也互相警戒。日子久了，还引起了双方一些中上层军官的疑忌。十七路军中有些军官，就怀疑东北军对十七路军将有不利的行动，并常向杨报告。这时，杨和张都觉得这样下去很不好。怎样改变这些情况呢？张把他的朋友高崇民叫到西安，介绍同杨认识。以后，杨和张有些不便明谈的事，高崇民就从中作了沟通工作。这样，上层的关系有些打通了，但下层打架争吵的事，还是劝不止，禁不住。杨某次对张说：“咱们握手言欢，底下（指下层官兵）动手打架，长此下去，不是好事。”张随即叫总司令部下了个严整军纪的通令，吵嘴打架虽然还时有发生，但比以前稍好了一些。

杨和张的关系逐渐密切了，但又有可能招来蒋对他们的怀疑。他们二人商量了一个“暗通明不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就是说，暗里往来，明里少往来，上层合作，下层可以让他们闹些事，以掩护双方的密切关系，麻痹蒋方特务，避免蒋的怀疑。双十二事变发生后，我们从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团、西安军警联合稽查处抄获到的特务情报中发现，大部分是关于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即将冲突的报告。一天，杨同张谈话回来说：“张同他说，蒋在九一八事变时把我害得好苦，我当了替罪的羔羊，这是有证据的，终有一日我会将此事表白于天下。”杨对张说：“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只要我们实现了抗日，大家不光原谅你挨了暗砖（意即受了蒋的暗算），还会一致拥护你哩。”

在这时候，杨、张之间，对于抗日问题可以深谈了，对于反蒋、联共的事，彼此还在互相试探，都不敢吐露真情。其实，杨和张都分别和红军建立了联系，但都不愿明说。

在东北军被红军击败的劳山战斗以前，杨看了“西北剿总”的命令，便去见张，劝他慎重，不要进攻，张不表赞同。杨回来说：“他（指张）是不碰钉子不会回头的吧，还是少年气盛，等碰回来再说。”

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以后，张在见杨时很少再谈“剿共”了。在一九三六年的下半年，两人一次见面时，从抗日谈到捉蒋、联共的问题，这是一次很突然的事。一天，杨从张的家中回来说：“我同张先生今天谈得很痛快。张突然问我，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指抗日）呢？我说，先要停止内战。张说，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蒋说，让我死了以后，你再不去剿共好了。我说，软说不行就硬干。张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张又说，那我们对红军怎么办呢？我说，反蒋抗日，红军和我们的主张是一致的。张点了点头。”这时，双方对于停止内战，推翻蒋的“安内攘外”政策是下了决心了，但对蒋怎么硬干，怎么软干？在什么情况下软干，在什么情况下硬干，当时还没有定出个办法来。可是杨和张的关系，已达到相当密切的程度，除联共的事还很少谈到外，其他都可以深谈了。

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中奉令做这方面工作的人，秘密地在一起商量了好几次。怎么硬干呢？有人主张：等外省军人反蒋，我们便起而响应，出兵占领河南，解决在甘肃的中央军（指胡宗南和关麟征的部队），造成割据局面，叫蒋奈何我们不得。那时，我们可以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又有人主张：等着旁人发动，是不可靠的，我们应该先去联络华北和两广，我们干，叫他们响应援助。不然蒋的重兵开进陕西，我们想动也动不了，那样会失算。有人不赞成以上两个办法，他们说：蒋的军力在全国占优势，单纯的军事反蒋会被蒋各个击破，只有在政治主张上得到全国支持时，再辅以军事行动才比较妥当。至于软干，大家都没有信心，认为对蒋用劝说的办法，绝对无效，反而会露马脚，打草惊蛇，那更不好。大家都主张硬干。有人还说：软干是要活的，硬干是要死的（意思是把蒋打死）。最终也没定出个办法。实则在这时候，对于如何扣蒋，也没有设想到。

三、一九三六年六月初，两广事变发生了。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向华北步步紧逼，所谓“华北特殊化”已渐成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到处蓬勃展开。驻在陕、甘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大部分官兵爱国抗日的思想有所提高，厌恶内战的情绪已很普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感到很大不满。杨派秘书蒲子政去太原见阎锡山，到北平和济南见宋哲元、韩复榘，征询如果日本用武力进攻华北，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他们都说，自己的兵力单薄，抵抗是要抵抗的，但要看“中央”（蒋介石政府）如何处理。当时，杨和张曾分析过华北的形势，认为如果日本进攻华北，阎可能投降日本，韩、宋将虚幌一枪，向后退却，日本将不战而占领华北和山西。那时，进攻西北便迫在眉睫了。蒋介石对日本是不抵抗的，借内战以消灭异己的军队，又是必然的。因此，内战不止，自身难保，抗日无望。所以，这时候张、杨正在寻求机会，准备先打破蒋介石武力统一的阴谋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以求停止内战（包括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全国团结，共同抗日。

两广事变发生前，从广西常驻西安的代表刘仲容的谈话中知道，两广要联合反蒋，但具体行动，弄不清楚。杨派崔孟博去天津找南汉宸，叫他打听两广的情况，并从侧面探询阎、韩、宋等，如果两广发生反蒋行动，他们将采取什么态度。崔孟博从天津带回的情况是：两广发动军事倒蒋，将要见诸事实；韩、宋反蒋是真实的，抗日是不可靠的；阎滑头滑脑，极不可靠；西安方面能与两广联合反蒋，制止蒋的武力统一，先把内战停止，这是团结抗日的前提。杨听了以后说：“先打破蒋的武力统一，内战会停止，那时，蒋介石再不抗日，看他往哪里走！”

两广事变发生了，陈济棠、李宗仁、白祟禧都有密电致张、杨，要求西安方面出兵援助。同时，他们驻西安的代表（广东代表的姓名记不清了，广西代表为刘仲容）也积极地探询西安方面的态度。

杨拿着两广的密电和两广代表带来的陈和李、白给他的信去见张，张说：“这事我早有些知道，并派人去见过阎和韩、宋。阎自居为我的父执，说了好些打气话，表示支持我。韩、宋的反蒋态度是明显的，也愿意同我们合作援助两广。”张把两广给他的密电和信交杨看（内容与致杨的电、信大体相同），杨也把他了解到的华北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告诉了张。当日未作任何决定，约定次日再商量。次日晚，在西安金家巷张的住宅中，张、杨商定了下列办法：

（一）张、杨分别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日寇进逼，国亡无日，举全国之力以抗敌，尚感力弱，若内战不止，更是手足自戕，长敌气焰，要求和平解决两广事件，反对对两广用兵。要求和平统一，共商抗日大计。为了避免蒋对他二人有合谋的疑忌，张、杨致蒋的电报，在文句上有所不同。

（二）如蒋对两广罢兵，西安方面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和如开救国会议（当时想参照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解决国是的主张，通电全国各军事长官、各省府、各法团，征询意见。

（三）如蒋对两广继续用兵，西安方面即出兵援助两广，其军事部署的计划为：东北军编为第一集团军，以王以哲为军团长，下辖两个军，由郑州向汉口推进，担任主攻。东北军的五十一军留在甘肃担任警备后方的任务，对青海马步青、宁夏马鸿逵方面严密警戒。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以孙蔚如为军团长，辖十七师和陕西警备第一旅、第二旅，由商南出南阳经襄樊向汉口挺进。十七路军的四十二师担任韩城、朝邑、大荔及豫西一带的河防，向山西方面施行警戒，确保西安以及陕县、郑州段陇海线的铁路交通。淳化至耀县、耀县以东至韩城以北，商请红军接防。

办法定了，杨便暗中部署十七路军，准备行动。

同年七月上旬，蒋介石为对付两广，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张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监委，接到蒋叫他参加会议的电报后，来找杨商量，说他想去看看形势，不等会完就回来。并说：“我自己驾飞机来往，毫不误事。”杨说：“军事变化大，你还是不去好。”张说：“我告诉王军长，我未回时，军队归你指挥。你们看时机，随时行动好了。”不料两广军事，开始便不利，两广屡电催西安方面应援。因张留沪未回，恐怕一有军事行动张即被扣，迟迟未动。两广军事急转直下，广东空军受蒋贿买，叛陈投蒋，接着，余汉谋亦于七月十四日叛陈，广东大势已去，只剩下广西如何自保的问题。张回西安时，两广事变已近尾声。因此，想利用这个形势，达到停止内战的愿望，只好暂时放置了。

四、一九三六年五月前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对所部官兵进行了抗日教育。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南王曲镇成立了长安军官训练团，团长为张学良，副团长杨虎城，训练对象为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现任军官。课程分军事、政治两门，以宣传抗日为主。东北军还成立了学兵队，在西安东城门楼内，秘密进行抗日教育。这些学兵，大都是北平的进步学生，因遭蒋迫害逃来西安的。东北军还秘密成立了抗日同志会。十七路军很早就成立了步兵训练班，轮训班长以上连长以下的军官和士兵。

但当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绝大部分官兵，都被蒋介石驱使到陕北前线，担任包围红军的任务（十七路军的十七师、四十二师、大部分直属旅、团和东北军的六十七军、五十七军、骑兵军等部，都推进到宜川、洛川、延安、淳化、枸邑之线），对这些驻在前方的官兵进行抗日教育，更为重要。为解决这个问题，在一九三六年九月间，由东北军方面的高崇民，刘澜波、孙大胜用化名写了几篇讲抗日、联共以及批评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抗日的文章，合成小册子，名为《活路》，在驻前线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中散发，以鼓舞抗日情绪。

文章写出来了，却发生了印刷的困难。我们和几家有经常生意来往的印书馆商量，都不敢承印。他们说省党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有命令：凡是印抗日文学作品的，都是共产党，谁承印，谁就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如果有人来交印的，把稿子扣下，立即报省党部，隐匿不报，或暗为印刷的加重治罪。因此，他们都婉词谢绝了。张对杨说：“你是地方人，你想办法。”杨答应了。如果在外边商号印，即使勉强办到，也容易被蒋系特务侦知。当时十七路军军需处有一部铅印机，有印刷工人，经常开工，有时还做点外活。地址在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军需处内，有数道岗哨，可以秘密印刷装订。十七路军军需处处长王维之是个同情抗日的人，杨便叫他去办，并再三叮咛，要严守秘密。

王维之决定自己监督印订，叫该处负责印刷的科长高自振挑选了一些技术好、并且可靠的工人，于晚间代印《新春日报》后，加班突击印刷，天明停止，第二天晚上续印。在排版、印刷、装订的时候，王、高二人轮流监视，按实印册数所需发给纸张。印坏的立即烧毁。散工出门时，对印工搜身，以防偷带。印了几夜，印成了八千本，先用王的小汽车运到西仓门王维之家中。隔了一天，在傍晚的时候，又用申伯纯（十七路军交际处处长）的小汽车秘密运到甜水井高崇民家，交高转发给东北军前线部队。杨派崔孟博带了两千本送到宜川交孙蔚如发给十七路军在陕北前线的部队。

事前，我们估计到这本小册子一发到前线官兵手中，蒋系特务就会知道，那时就谈不到什么保密了。杨说：“这本小册子发到前线官兵手里，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时候，特务无非拿枪杆吓人，咱也有枪杆对付。有勇气抗日，不怕特务，特务来软的，我们软对付；来硬的，便和他们硬干。”不过，当时我们认为，印刷时极为秘密，特务是不会知道的。张、杨的密切合作，可以把事情掩护过去的。

没过几天，岔子出来了。蒋介石派来监视张、杨的高级幕僚、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约杨去总部，晏先谈了一些陕北军事情况，接着说：“何敬之（何应钦）在江西剿共时，何的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杨估计，晏对他的话不是无因的，可能是印《活路》这件事被特务发现了，便下令密查。正在这个时候，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西北专员郭增恺被特务秘密捕送南京，郭当时是十七路军的参议，他的被捕，估计与《活路》事件有关。杨便下令军需处、军法处秘密彻查。

军需处在进行侦查时，首先侦知军需处有两个印刷工人曾在新城城墙上偷看过《活路》。根据这个线索，对全部工人的简历进行了审查，发现有两个历史较复杂的工人，一个叫连栋臣，另一个姓名已忘记，这两个人都在西安警察局侦缉队干过事，他俩常住一起，关系密切。经有关人员邱树荣核对这两个人的照片，证实他们正是在城墙上偷看《活路》的人。又侦知，这二人在续印《活路》的夜里，先照原纸（白报纸）大小带一份光纸进去，偷换了一份印的《活路》，因而按纸数，没有查出来。

军法处在调查中，发现有两个军需处的工人，下午经常到新城南门外西边木匠铺后院的蒋系特务机关中去。又侦悉：特务机关给了偷《活路》的人六十元赏钱。由此证实这两人是偷《活路》的特务无疑，随即把这两个特务捕押军法处。双十二事变结束，十七路军总部撤销，这两个人也被释放。

五、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张学良约杨虎城到他的官邸，商量停止内战的办法。张说；我们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对得起他。并约好次日上午张先去见蒋，杨后再去。

杨回到十七路军总部和人们商量，杨说：蒋是个死不回头的人，哪能劝得过来。张和蒋的交情，虽然可以深说，但他和蒋走的路是相反的，蒋决不会听的。我虽同意了张去劝说蒋，但据我看，凭嘴说服蒋不打内战，去抗日，是不可能的事。他同蒋说翻了不好，万一叫蒋看出马脚，很快地走了，又该怎么办。当时张对我说：“看不出蒋有提防我们的迹象。蒋很骄傲，他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或许蒋认为我们既去劝说他，便不会有其他的举动。”我不好过于阻挡，便答应试一下再看。八日上午，张去临潼华清池见蒋，十时过，回到西安。张告诉杨：“我劝说失败了。蒋还拍桌子和我吵了一阵，你可再走一趟。”据杨说，蒋对张很发了脾气，争辩很久，两人弄得面红耳赤。杨去见蒋以前，很斟酌自己应持的态度和措词，总以不引起蒋的不满或怀疑为原则，因为他已预料到，劝蒋停止内战是无望的。

杨于这一天上午十一时左右去华清池，他对蒋说：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向于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可以商量办，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表面上蒋当时的态度很平和，但措词是骄傲而严厉的。蒋对杨说：“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红军。我已叫邵主席（邵力子）拟传单，准备派飞机到陕北散发，如果共产党还要顽抗，我们将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有绝对把握。现在我们东西南三面合围，北边我已令马少云（鸿逵，当时的宁夏省政府主席，十五路军总指挥）派骑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打到长城以北沙漠一带，在那里红军无法生存，只有瓦解投降一条路。这次用兵，要不了多长时间，即可全部解决，十七路军如果兵力不足，担任进攻的战线可以缩短一些。如果有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你放手撤换，我都批准。”蒋还对杨说：“你是本党老同志，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杨看蒋的态度无法挽回，再谈下去，恐怕造成僵局，就回西安了。

当时西安谣传甚多，蒋军万耀煌十三师要经咸阳向西安推进；蒋有命令，叫樊崧甫军的董钊二十八师迅速进驻临潼；蒋命张驻洛川，杨驻韩城督战。这些谣传，都意味着威逼张、杨离开西安去和红军作战。

另一主要情况是：西安各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运动日益蓬勃发展。十七路军前线官兵，和杨关系一般的，寄信到杨的家中（寄到十七路军总部，要经过收发、拆看等手续，易于泄露，所以直寄杨的家中，请杨直接拆看），和杨交情久的或寄信，或找杨密谈，纷纷向杨表示自己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意见。有的信上说：“我愿意死在抗日战场上，不愿死在内战战场上。”有的写道：“打死一个日本人，祖宗有光，打死一个中国人，死了无面目见先人。”他们要求杨率领他们上抗日战场。这时，共产党驻十七路军的代表张文彬和救国会的负责人，也采用不同方式，分别进行争取各界人士的工作，加紧进行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宣传鼓动和组织活动。因而，社会上各阶层人士，都普遍地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

这时，华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通过朋友间接地向杨探询：日本在华北将有新的策动，他们的势力甚孤，处境甚危，果若蒋倾全力剿共的时候，日本在华北向他们进攻，杨将采取什么态度。

杨鉴于上述种种情况，从华清池见蒋回来后，立即去见张，商量怎样立即行动，不能再失时机（指上次对两广事变的失机），不能失去人心（指适应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要求）。他们表示，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值得。张当时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指扣蒋）。他们这次商谈，还是没有定下行动的日期。

六、十二月九日那几天的形势是很紧张的。蒋介石准备在陕召开西北“剿共”会议，蒋系的高级将领，除何应钦、刘峙、顾祝同等人外，其余如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均到了西安。蒋准备调其嫡系主力部队约三十万人，陆续开入陕西，向红军大举进攻。蒋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务部队（此项部署，见于十二月十二日在临潼华清池蒋室内缴获的蒋致邵力子函中）。西北军民各阶层绝大部分人，对蒋介石压迫抗日力量，残酷进行内战，极力反对。尤以西安学生，反对最为激烈。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的地下组织，通过救国会，准备在九日发动西安的大、中、小学生和热心救国的人士，纪念“一二·九”救亡运动一周年，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并向西安军政当局和反动头子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会的一位同志和十七路军联络，他估计，这天的示威游行，会受到西安警察局（军统系统）和蒋嫡系宪兵第二团的阻止，因而要求十七路军予以支援（因为当时担任西安城防和警备的部队，是十七路军）。张、杨于八日得到这个要求支援的报告后，曾商量了一次。他们当时的考虑是：我们扣蒋是决定了的，如果这次群众运动引起蒋的注意，他搬到他的嫡系部队中去住，那便弄成打草惊蛇，捕蒋计划会落空，其次，蒋系部队对群众开枪，我们又阻止不了，发生了血案也不好，因而建议救国会停止游行。当时还决定，如果救国会非举行游行不可，就由十七路军特务营沿途在两边紧贴游行队伍前进，将蒋系的宪兵和警察隔在外层，使他们无法进行破坏活动。八日下午，通过与救国会有联系的人向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谢华提出了停止游行活动的要求。因为捉蒋的问题不能说，谢华不明内情，曾愤慨地予以指责，并说：“这个运动，已无法停止。”因此，张、杨便采取了暗中保护的办法。

蒋介石得到特务的报告，在恐慌之下，凶相毕露，电话命令西北总部和西安绥靖公署和他的特务机关——宪兵第二团、省会公安局、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国民党省党部，“学生来请愿时，格杀勿论。”（西安事变中，发现蒋当时给他的特务机关的密令中说：这次学生运动，系共产党“操纵指使”，着“查明拿办”。）看来，蒋在下一步要大肆逮捕，进一步镇压爱国运动。但消息传出后，群众并不畏缩，而是更加愤激。这次游行胜利结束后，九日傍晚，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忽来绥署报告：他到东城门楼去看东北军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在城坡上碰见孙带“自来得”枪两支，说：“我去临潼。”还看见城下几辆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准备出发。据他判断，孙是去扣蒋的。这个问题极为重大，发生的又紧迫，需要立即作出决定。可这时候，张、杨正在请蒋系高级将领在易俗社看戏，并都在那里作陪。便请杨回到新城十七路军总部，作了汇报。杨听了这情况后，马上决定配合东北军行动，按以前与张说好的十七路军的任务（在西安城内解除蒋系武装，占领特务机关，接收蒋系各级机关并扣押蒋系高级将领）作了部署。他为了不使蒋系方面的人看出破绽，下了命令后，又去易俗社陪蒋系高级将领看戏了。当夜的兵力部署是：十七路军陕西警备第二旅孔从洲部（共三个团）和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担任西安城内的任务；特务营宋文梅部（四个连）作总预备队；卫士队两个连，包围易俗社担任扣押蒋系高级将领的任务，并担任新城至易俗社的警戒，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驻新城担任临时指挥官。各部队于八时均开始出动，各街日均布双岗，只候蒋扣到后即开始行动。等到十时左右，孙铭九方面仍没有消息送来，杨从易俗社回总部问了情况，决定请陕西几位士绅再点几段戏，以延长蒋系将领看戏的时间，等待临潼方面的消息。他仍回到易俗社陪客看戏去了。过了十一时，宋文梅去东城楼见了孙铭九回来报告说：“我去看孙铭九，他的警卫说，营长已睡了，我大吃一惊，推门进去，孙已睡着。我把他叫醒，问他去临潼为了什么事？孙说，张副司令怕学生晚上又去请愿，遭蒋毒手，叫我去巡路，如果碰上有学生去请愿，叫我劝回来，我才巡路回来，睡了。我看他若无其事的样子，很生气。来不及再说什么，赶回来报告。”这时，杨还没有回来，大家相对愕然。好在当夜下命令时是以夜间军事演习为掩护，便不等向杨作请示报告，即时决定，迅速命令出动的部队，立即停止军事演习，限拂晓前，完全归还建制，回原驻地。杨于深夜一时前回来，听过情况报告后，斥责办事人员太鲁莽，把大事当儿戏。十日拂晓，张已得到报告，要求负责这件事的人去面谈，张要求急切，连着来了两次电话。后来杨说：“我去谈吧。”杨对张谈了九日晚间发生的事，并告诉张，看近日情况，学生、市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大部分中下级军官，对蒋是愤恨的，他们的情绪很激动。扣蒋时间，不能再迟了，万一我们对部队控制不了，发生骚动，那更危险。张也是一样的看法。他们便决定：十二月十日准备好，十一日晚行动。

七、对于扣蒋的计划，行动的时间，任务分配等事，于十二月十一日在玄风桥金家巷张的官邸，商量了两次。在下午二时左右，确定了三件事：（一）决定于十二日上午六时在西安、临潼两处同时行动。（二）为了侦察蒋的行动，凡蒋与南京和西安方面的通话，必须通过张官邸的总机接线，注意蒋与各方面的通话内容和其他方面向蒋的电话报告。在我们行动时间以前，如果发现蒋有察觉，或有移动，或有特务和其他方面向蒋告密等情况，随时准备以两个加强连立即由西安驰往临潼扣押蒋，如果由西安方面派兵来不及，即命令驻临潼县内之刘多荃部，火速执行扣押的命令。（三）如情况无变化，十二日凌晨在临潼扣蒋的任务，交由十七路军派可靠军官和得力部队担任。当时张对杨说：他有几个作战有经验的老军官，只是在扣蒋的这件事上，他觉得没把握；青年军官可靠的有几个，但没有作战经验，所以请杨派人到临潼扣蒋。杨说：“这事我有把握。”杨回到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后，即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一）着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立即组成一个加强连，每人配备手电筒一个，随时准备出动。派定大卡车四辆，随时准备载兵往临潼扣蒋。到了傍晚，杨恐怕宋文梅在指挥军队的经验上不如许权中，又把许接到新城，让他秘密地住在电务科科长原政庭房中，等候命令。（二）命令陕西警备第二旅孔从洲，着所部（包括郑培元、沈玺亭、唐得楹三个团及归孔指挥的一个炮兵营）官兵，均不得擅离营房，准备内务检查（因为在行动以前，未明白告诉军官扣蒋的行动）。（三）又研究了一次原定的在西安的军事部署；①特务营宋文梅率兵一连，担任临潼扣蒋的任务，归许权中指挥；②特务营（缺一个连）由该营营附张希钦指挥，担任扣押住在西京招待所和花园饭店内的蒋系高级军政人员，并担任解除中央宪兵第二团（当时在西安的除担任陕省府警卫、临潼华清池蒋的警卫的以外，下余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武装的任务；③警备第二旅孔从洲担任占领公安局、飞机场、中正门外火车站、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保安处并解除各该处蒋系武装的任务；④教导营担任新城守护和解除别动队及蒋系部队各留守处、办事处官兵武装的任务；⑤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担任占领省政府，解除驻在省政府宪兵团一连的任务；⑥卫士队白志钧部有两个队，以一个队准备担任住在新城大楼的蒋介石的中层警戒（当时计划，蒋被扣后，押在新城大楼东房杨的办公室内，警备部队分三层，室内、房屋上边和台阶下边的四周），以一个队担任新城临时指挥部（即新城内西边杨的住宅）的守护；⑦西北总部参谋长晏道刚，在陕西特务头目如陕西省公安局局长马志超、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江雄风、西北总部政冶训练处处长曾扩情、陕西保安处处长张坤生、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镇亚以及专员张笃伦和省党部的特务等，务必设法扣押，其任务，临时分配；⑧准备以电话下达命令，着冯钦哉派精锐兵力，迅速由大荔经三河口袭击潼关，确实占领该地；⑨准备以电报令陕北前线西路一带的第十七师、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及十七路总指挥部直属各部队，不分昼夜，轻装前进，分别集合于渭南、西安等地区，策应对潼关方面之防御作战，并令警备第三旅以隐秘行动，迅速占领咸阳，解除蒋军第十三师万耀煌部两个团之武装，巩固后方；⑩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官邸和城内东南区的保卫工作以及肃清该区内特务的任务，由张的卫队第二营担任；东北军卫队第一营王玉瓒营长，除担任包围华清池与十七路军派往扣蒋的部队密切配合行动外，并担任扣押蒋的侍从室人员，解除其武装的任务；驻临潼县城内第一〇五师担任占领临潼火车站，监视蒋的专车和解除车站方面蒋介石卫队之任务；西安和临潼的统一行动时间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六时。这时，军事行动、任务分配全确定下来了。

十二月十一日这一天，杨去张处的次数较多。上述任务分配，张也赞成，决定由杨下口头命令。午后，张叫在临潼华清池担任外围警卫的东北军卫队第一营王玉瓒营长来西安，准备告诉他，叫他在十七路军扣蒋部队到达后，把该部队接应进去。张此事先同杨商量，杨说：王营长固然是可靠的，但将这种事先告诉王有泄露机密的危险，不可不防。王营长既来了，甚好，可以临时给他命令，让王营长随扣蒋部队一同回临潼。张也赞成这个慎重作法。杨回新城后，给宋文梅下了到华清池扣蒋的命令，并叮咛他说：你和许权中都对蒋介石有仇恨，这一回是为了国家大事，对他不应从个人仇恨出发，你必须给我弄回活的蒋介石，不要死的，如果打死了蒋介石即要你偿命，谁打死了他，都以军法从事。又说：尽可能避免开枪，要迅速扣押。还叮嘱宋要服从许权中的命令，先不要告诉许，等临出发时我亲自告诉他。这时已是傍晚的时候了。杨反复考虑，总感到这方面的部队安排不够妥当，双方军官平日都不相识，共同执行这个任务指挥上不方便，如果发生误会必致贻误大事，还是叫孙铭九去为好。杨又拿这办法同张商量。张说：孙铭九没经验，我加派几个得力的人去。于是又变更了去临潼扣蒋的部队，其他仍照原定计划执行。

事先，是不是通知共产党呢？这事往返商量了好几次。第一次决定当晚通知，准备请毛主席派驻十七路军的代表张文彬以他们自己的通讯密码发报通知。决定这件事已到了下午六时左右。杨怕无线电报被南京方面窃收偷译出来，使机密泄露，叫人问十七路军总部李致远（专门窃收翻译各方密报的工作人员），共产党的无线电报南京方面译得出来否？李说：南京方面偷收红军的无线电报是能办到的。我当年在阎锡山那里，收到红军电报很多，但能翻出的很少。南京方面我不敢绝对保险译不出来。这时电文已拟就，为了极端机密起见，准备请张文彬以他的名字或他的化名拍发。电报是发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原拟电文为：“闻此间即以实际行动，停止内战，迫其抗日，请迅速准备。”经过第二次和张商量，觉得等电报到了中共那里，我们把蒋介石已扣起来了，事先不必冒此风险。至于设想的中共准备工作，迟早也不在几个钟头。这样，电报决定不发，当即在张、杨面前，把电稿烧了。

扣蒋的事情安排定了，张约定十二月十一日晚十二时到新城与杨共同指挥军事。张来后，十七路军各部队才能照预定计划开始行功。

十一日晚十时左右，杨和孔从洲，宋文梅对过了表，杨在新城官邸东边客厅内等候张来。当时，对于事情的发展，把蒋扣起来后，一些事情的估计和安排，都详细商量过。例如：（一）改组南京政府事，主张成立抗日联合政府（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在内），行政院院长不主张蒋兼任，主张以宋子文为院长，改组方式，采取救国会议通过，而不能像过去由国民党一个党决定。对于救国会议的组成，拟照孙中提出的国民会议之精神办理。（二）为打破蒋介石一手把持的局面，各省行政拟采用分权制，各省成立省救国会议，行使相当于议会的职权，产生省有政机构，推定人选。（三）西北成立军事联合指挥机构，暂负责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将来移归联合政府。（四）陕北行政人员，在红军区域内部，先撤销原来邵力子委派的亲蒋的县长以上的人员，更换为亲共至少是不反共的人员，职权暂时不变；俟人心安定后，除八十四师高桂滋、八十六师高双成防区外，其他地区概由共产党派人接充县长，但仍受陕西省政府的节制，对共产党和红军要以友党友军看待。（五）将来红军的指挥关系。（六）民众训练，由全国救国会、西北救国会、东北救国会办理，候共产党代表到西安后商定。（七）估计蒋介石被扣后，南京政府对西安方面必然采取经济封锁的办法，首先是军费停发。准备由中、中、交、农四行之陕西省分行提取现金，作为准备金，由陕西省银行发行纸币（自法币停止兑现后，陕四行存有一批硬币），以济军用。（八）东路交通断绝后，民生日用品的来源将断绝，准备与阎锡山商量，由华北采购，经山西运陕，阎利于税收，不会拒绝。（九）当时也想到冯钦哉会不会跟上来，本来想立即派车去大荔接他来西安（当晚十一时由西安派车，十二日中午一定能来西安），由于想到数小时后即下令给冯让他袭占潼关，旅长武士敏在南京，非冯亲自指挥不行，遂又作罢。

将到夜十二时了，张学良还没有来，杨很着急，也有许多疑虑：他怀疑张学良会不会向蒋出卖他？东北军内部会不会走漏消息？孙铭九能不能担任起把蒋扣起来的任务？张会不会又变卦？蒋是一个久于军事的极其狡猾的人，上次在临潼和张发生争执，以后又同他自己谈了话，蒋会不会起疑心，秘密逃向潼关？十七路军内部也有些特务，九日晚间的军事行动，会不会向蒋报告，使蒋事先逃脱？孙铭九等年轻军人，有一股反蒋感情，会不会忘记大局，把蒋打死……杨说：有三条路要作准备：（一）蒋如果跑了，孙铭九扑了个空，那时怎么办？（二）万一蒋被打死，那时怎么办？（三）扣起来个活蒋介石，必然还得放个活蒋介石，既扣起又放，该怎么办？杨又说：我们为了抗日，先得停止内战，除扣他逼他，没有别的停止内战的办法。只要把蒋扣起来，他预定的一切军事部署都会落空，内战自然就停止了。不抗日，蒋介石没路走。我们除抗日外，也没路走。那时候，谁不抗日，百姓更会反对谁，举国一致抗日的局面，自然会形成。杨谈到这里，心情极为乐观。杨又说：张汉卿突然举起抗日大旗，是很难见信于国人的。蒋被扣起来后，要立即作援绥行动，带上蒋介石一道援绥何尝不好。我们离帝国主义远，谁也给我们戴不上勾结帝国主义的帽子，顶多只能造谣说我们勾结苏联，真能勾结上苏联也是好事。杨又说：这同事情，政治上是成功的（指主张抗日），军事上可能失败（指十七路军这个部队），我们的抗日主张会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只是在军事上，我们却处于蒋介石部队的东西箝制中，我们的部队，一时集中不起来，一旦要打仗，对我们是不利的。蒋跑了，或者把蒋打死，立刻会有战事。他叫拿地图来，详细问了蒋系部队和东北军的位置。杨认真地思考了如果战事爆发应该作的军事部署，以防万一。同时，他看着地图，问了国内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分析了他们对蒋的真实态度，他说：如果蒋真要死了，国内各地方实力派都会起来的。那时，南京方面会自顾不暇，对我们就无兵可用了。后来杨想了想说：万一蒋死了，开始打一下免不了，头一仗一定要打胜。那时我们的士气是高涨的，对方的士气是低落的。又说：头一仗一定能打胜，也必须打胜，打胜才能稳定局面，促进南京内部和国内各方面的变化，可请李兴中参谋长准备三个方案，一是同东北军、红军联合作战的方案，一是同东北军联合作战的方案，一是我们单独应战的方案，三个方案都要在咸阳、渭南阻击东西进犯之敌，以坚守西安为目的。主力放在东路，并以强有力之一部（最好由红军担任）进入商雒地区，以确保我右翼的安全。杨又慨然地说：“我进陕西后，没有像在山东时那样训练军队，步兵训练班的政治训练也做得迟了。十七路军这个团体，已是将骄兵惰。一些中上级官佐，置地买房，娶小老婆，开商号，做生意，发财的发财，享乐的享乐，到了拼命的时候，谁跟上我来呢？也好，借此机会，整顿一番，抗日的来，不抗日的走，这个团体当初还不是几根破枪干成的吗？整顿一下，走新路，会成功的，即使失败，为了救国，把这个摊子摔个响亮，也值得。”这时候，杨谈得很兴奋，他的精神，紧张而严肃。接着，问了东北军高射炮队的情形，叫早把位置安排妥当。又叫把十七路军的自造高射机枪（把重机枪架在三角架上，可以转动仰射）分配在新城四周城墙上。他笑着说：“那些有钱人，最害怕飞机炸弹。把他们也保护保护吧！”在这时，曾有人问：“把蒋扣了，其他实力派不响应，怎么办？”杨说：“实力派不响应，我们照样单独干。我们干的是百姓愿意干的事，百姓一定会响应我们，老百姓的力量比任何实力派的力量都大得多。”

张学良和他的高级将领及亲信幕僚，于夜晚十二时，一齐坐了几辆小轿车，到了新城杨的寓所。张见了杨，笑着说：把我们都交给你了，看你怎么办？孙蔚如在旁笑着说：我们向来是不出卖朋友的。这时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也陆续来了。杨将张请到西边客厅，将他在上半夜想到的八项事（如前所记，只将冯钦哉的事未提）告诉了张。张说：这些办法，都是对的。

张到新城后，知道去临潼扣蒋部队立即出发，杨即命令孔从洲、宋文梅秘密布置，准备行动。到了十二日上午六时，孔从洲电话问杨：“现在是几点钟？”杨说：“时间到了。”孔从洲的司令部便放了信号弹。西安城内，和临潼华清池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开始行动了。

天大亮了。刘多荃由临潼来电话报告说：华清池已完全占领了，只是蒋介石还寻不见，他的被子尚温，估计跑不远，正在搜查中。张接了电话后，放下听筒不语。大家也相对愕然。

因为这次事件，决定时间紧迫，布置不够周密，行动又很仓促，所以发生了漏洞。东北军扣蒋的部队，对华清池周围的地形不清楚。张在事先带白凤翔、刘桂五去见了一次蒋介石，只是认清了蒋介石住的房子，旁的地形是不清楚的。蒋的住房，南窗甚大，可以开阖。跳出窗子，向西是华清池的房屋，跑不出去，向南是陡山，上不去，只有向东沿房后山边的空地，可以上山，下坡向东跑。因为事先无法观察地形，包围圈不周密，漏掉了这个地方。所以当时估计：蒋可能向东跑上山，或者再向东跑向公路寻他的专车上的武装，也可能由东南逃向山区。那时还担心蒋介石急急忙忙绊倒在石崖下被摔死。当时我们判断，蒋没有事先跑了，而是临时逃走，按体力说他跑不动，按时间计算（距开枪时间不到一小时）他跑不远，按地形说他只能在骊山附近。张随即命令临潼部队，立即加派部队扩大包围范围，并以一部迅速截断临潼后山一切大小路，特别注意山沟、窑洞、岩间隙洞、山石四周、民房寺院，严密搜查。约八时左右，刘多荃来电话说，蒋介石已找到了。这时，大家拍手称快，张命令孙铭九等立即把蒋押送西安新城。

蒋介石被押送到新城时，从前门十七路军总部交际处门口下车，步行走向大楼。看来，蒋介石这时又冷又怕，走路也不稳。白凤翔去搀他，他还故作姿态不叫扶他；白一放手，他又左右摇摆走不动，后来还是两个人把他扶到新城大楼去的。

张、杨相继见蒋以后，蒋写了个条子，叫邵力子去谈。这时邵力子已被拘在新城。蒋见邵时，因为宋文梅奉令在旁监视，蒋以目向邵示意后，即向邵大讲总理（孙中山）蒙难时，他是如何“忠贞”地“保护”总理，“使免于难”等。邵力子当时只说了一句话：“我和委员长一样了。”蒋默然，邵即退出。

蒋介石被捕后，需要立即由《西北文化日报》（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机关报）出号外，通告市民；还应立即向全国发通电，说明事件真相和政治主张。这时，设计委员会（事变后成立的政治咨询机构）尚未成立，一些人便立即商量这件事。

（一）对这个事件应怎样称呼？有人主张叫一二一二革命运动，有人主张叫双十二抗日革命运动，名称定不下来，号外，通电无法拟稿，时间又刻不容缓，后来研究用“兵谏”二字，大家觉得合适。所以在号外第一号中这样说：张副司令、杨主任暨西北各将领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

（1）为停止内战，已将委员长妥为保护，促其省悟；（2）已通电全国并要求政府立即召集救国会议；（3）已请南京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4）此后国事完全决诸民意，容纳各党各派人才，共负救国责任。

（二）关于八项救国主张的商讨。在两广发动反蒋军事行动时，杨曾派他的秘书蒲子政去见韩复榘和宋哲元，当时经过商量提出了三方一致同意的六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释放一切政治犯；（4）开放民众爱国运动；（5）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6）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准备在反对蒋介石武力进政两广、并赞同两广的抗日主张的通电中列入的。当时，因为张学良滞留上海，通电未及发出，两广事变已被蒋介石镇压下去了。这天早晨，十七路军方面，便将这六条提出商量。大家对这六条无异议。后来觉得这是一个爱国运动，对于沈钧儒等人须积极营救，便作为第三条列了进去。对于后来公布的八项主张的第七条大家商量较多。因为估计到南京政府一定要给我们戴个“赤化”帽子，以此在国内各实力派中孤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同时国内各实力派也必然注意到我们同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就加了“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一条，以表明这是国民党范围内的事，以防止南京政府的造谣，也有利于争取国内各实力派的同情。在号外第二号中就提出了八项救国主张，在通电中也列入了它。

九、十二月十三日深夜，杨虎城曾约十七路军的几个人，研究如何处理蒋介石的事。

杨先让大家说。这时有人主张立即杀蒋，理由是：蒋很顽固，他是不会改变反共政策的，要反共便无力抗日，因此不杀蒋便无法实现抗日，鉴于张学良过去和蒋的关系不错，不杀蒋，难免将来出毛病；不杀蒋，国内各实力派将采取骑墙态度，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不利；杀蒋，共产党是高兴的，同我们的合作将更真诚；十七路军内部有的人庇护特务，暗送秋波，为自己亲蒋预留后步，冯钦哉的事已出现了，不杀蒋，难免第二个冯钦哉出来，杀了蒋，就断了这些两面派亲蒋的念头，可以巩固十七路军内部。立即杀蒋的办法是以蒋夺枪自杀对外宣布。有人认为杀了蒋无用，放蒋危险，南京政府如不照我们的主张改组，不明确表示抗日态度，中央军不开到抗日前线，我们就不放他，即使南京政府对我用兵，战事对我不利，我们走到哪里，便把蒋介石带到哪里，也要坚决达到上述目的。估计南京政府内部会有分化，打一下是可能的，持久打，他们打不下去。我们的士气比他们高，能打胜。蒋军即使打仗，也不过是个姿态。有人主张放蒋，但要有保证有条件才放。主要的是保证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示坚决抗日，并有确实的抗日部署，中央军要调到抗日的前方，绝对不许蒋介石个人专权，要照我们的办法成立联合的抗战政府，到了这个程度上再放他。至于如何实现上述条件，大家一时也定不下个什么方案。杨说：“扣个活蒋介石，还得放个活蒋介，杀是不能杀的，放是一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

十、蒋介石被押在新城大楼，开始他用“写遗嘱”（即写给宋美龄的信和拒绝吃饭的姿态，试探张、杨对他的态度。张去见他，他仍旧摆出一副“老子”的架子，拍着案子叫。张严厉地对蒋说：“我们不要吵，等到民众大会上去讲理。”蒋听了，以为要在民众大会上去公审他，立即收起了吓人的架子，突然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响了。蒋还时时用拉拢的手段，对看守他的军官、勤务兵买好、许愿。但这些看守人员都奉到严格命令，不许泄露外边任何情况。蒋由于摸不着头脑，对看守人员一举一动，房门的一开一阖，时时表现出疑惧的心情，日夜不能入睡。

张、杨对这事曾经商量过。认为将来还得放他，不能使他身体吃亏，这一点要考虑到，为了给蒋安排一个安静的地方，十三日决定，将高桂滋在西安新建的住宅收拾好，让蒋介石住进去。当晚十二时左右，派刘多荃、宋文梅等人办这事。

国民党秘密处决政治犯，一般都在夜深人静时，蒋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一见刘多荃、宋文梅等进来，宋又在武装带上挂着一支左轮手枪，以为要枪毙他。

当时刘多荃向蒋说：“委员长身体怎样？张副司令、杨主任都时时关心。知道委员长休息不好，因为新城是个兵营，一天吹号、上操，很不安静。张副司令、杨主任觉得委员长住个安静地方好。高桂滋的公馆，地址幽静，设备比这里好，今晚想请委员长到那里住……”刘的话还没说完，蒋就大声地“哎呀”起来，他说：“我兼行政院院长，西安绥署是行政院的直属机构，我死也死在这里，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枪毙吧！”接着，大家劝了一阵，蒋介石还是不去。宋文梅使了个眼色，大家便到大厅中去商谈办法。刘多荃见宋文梅腰间挂着明晃晃左轮枪，说：“把枪带在衣服底下吧。”正商议着，孙铭九奉张学良的命令来问搬家的事，腰带上也明带着一支左轮手枪，刘多荃便叫孙和宋都把手枪藏到衣下。几个人二次进到蒋的房间，刘、宋、孙再次向蒋说明，请他移居是为了使他有个安静的环境，决无他意。蒋还是不去，等了一会儿，四个人仍然没有办法，只好分途回去向张、杨报告。这时已是深夜两点了。

第二天，张、杨才陪着蒋介石搬了家。

十一、十二月十日晚，张、杨对于扣蒋的意见，已完全一致，并已决定于十二日拂晓立即行动。这时候，对于扣蒋后的政治军事形势，不能不作一次估计和安排。当晚，张亲自驾车，未带一人来到杨的新城官邸，谈至深夜一时，张才离去。

这时的估计和安排是：

（一）广西李、白的支持是可靠的，刘湘也会积极响应，但远水不救近火；韩、宋曾经表示，愿以兵力支持，这是较为有利的；阎锡山是靠不住的，但不以兵力威胁河西和豫西是可信的。

（二）据当时得到的情报，蒋军正陆续向陕西开进，在豫西一带，正在行进中的部队不到十万，且分散在郑州至潼关外一线，无立即集中对我方作战的可能。

（三）当时主要在于控制潼关这个隘口。确保潼关，才有时间从陕北及陕甘边界调集我们的兵力。当时估计：前线部队日夜行军，要集中到西潼路上，平均约五天左右。

（四）使用于迅速袭占潼关的部队，只有驻在大荔的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能够担任，此外无其他部队。

（五）商请中国共产党派红军一部进入商雒地区，以确保潼关右侧的安全，估计红军在十日左右，可以到达商雒一线。这时蒋军在商雒无军队，红军到商雒的行军距离比蒋军短，行动比蒋军迅速，红军对商雒的地形熟，且有群众基础，当时希望红军担任的任务，主要在于策应潼关方面的防御。

（六）希望红军以一部兵力进出于西兰路甘肃境内，以监视蒋系胡宗南、关麟征等师的行动，使其不能向陕境进逼。

（七）对驻在咸阳的蒋军第十三师之一部，由十七路军警三旅采取迅速行动包围缴械。对于蒋军在汉中之王耀武旅，我军只在宝鸡一带布防，防止其北进，因其兵力不大，对我们威胁较小。

（八）在政治上我们可以获得人民和共产党的支持。在军事上我们可以确保潼关及迤南商雒（今商洛）一线。同时，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要巩固西兰路的布防。北面是红军，是可靠的友军；汉中蒋系王耀武部，一时尚无力进犯关中地区。

（九）驻洛阳的东北军的炮兵旅及其他部队，迅速破坏交通以迟滞蒋军西进的行动。

（十）预计蒋一旦被扣，南京政府必然采取军事行动，但我们有蒋介石在手中作抵押品，南京方面也必然不敢认真地向我们进攻。韩、宋如果陈兵于平汉、津浦两线，南京政府也必然不敢孤军深入。这些，对我们集结兵力进行防御是有利的。

（十一）这时的政治目的，在于打破蒋介石进行内战的局面，造成西北、华北、广西、四川分立形势，使南京政府对于西北方面没有武装进攻的可能，强迫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召开有各个方面参加的救国会议（当时曾没想在西安召开），组织抗日联合政府。蒋介石必须声明放弃其反动国策，并确实保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现有地位，才放蒋走。

这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晚，张、杨交换意见的结果。

但是，事变一起，形势大变。

先是十七路军四十二师冯钦哉叛变，东北军的炮八旅旅长黄永安在洛阳叛变，致使潼关门户大开。蒋军樊崧甫军的董钊二十八师，在华县击溃了东北军一个营随即进至赤水一带。接着蒋军迅速大量西进。冯钦哉叛变后，我军在渭河北岸、洛河西岸，已无险可守，军事危急。

在外援上，阎锡山背弃诺言，只是不出兵攻我们罢了。韩、宋态度犹豫，按兵不动。李宗仁、刘湘积极响应，但无法以实力援助我们。

不久，在咸阳的蒋军十三师万耀煌部被陕警三旅解除武装，一小部逃入秦岭。驻甘肃的胡宗南等师尚无异动，汉中王耀武旅亦无向北进攻模样。红军迅速大兵南下，日夜行军，某部已进入商雒地区，有力地支援了我们。

我们的兵力弱于蒋军，但抗日反蒋的士气是高的，如桂永清的装备优良的教导总队向我军进攻时，被我一击即溃，即其例证。

但这时外援无望，内部可虑之事尚多。在对何应钦、汪精卫等的阴谋活动进行初步了解后，觉得把蒋长此拘留，这个人质也会失去作用，使蒋回去，反而可以造成南京政府内部的矛盾，至少使汪、何等拿不到实权。自然，放蒋回去，对我们也有不利的方面，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放蒋之害还是较轻些。

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和平解决的主张提出后，放蒋、和平解决之议乃大定。但杨的主张是有条件、有保证的放蒋。即：（一）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表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

以上各项，记得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杨的官邸，张、杨一起经过商量意见统一了的。

关于放蒋问题，张和杨还谈过几项。张说：蒋对他表示过几次，蒋是赞成我们的主张的，但他不在南京，没有人能作主张，这关系到国策的变更，得在中央全会通过才行，不过只要他提出来，不会通不过。蒋说：他对抗日是有准备的，只是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不能不采取稳健的办法。张还说：蒋屡次表示，他以人格作保证。看来他不至于欺骗我们。杨说：放他是一定的，你不要着急，看看下一步如何再说。杨问张，对红军如何安置。张说：蒋表示停止“剿共”，对红军的编制、经费以及防区等，叫我们同红军商量好，他可以批准。

十二月二十五日放蒋，是张突然决定的，事先没有得到杨的同意。只是在蒋临行前，张才打电话请杨去。杨到了那里的时候，蒋已出来要上车了。张只低声对杨说，现在就放他。杨不好当着蒋的面和张争执，只好一道去送蒋。不料到机场后，张突然交给杨一个手令，就是在他未回西安之前，东北军由于学忠统率，归杨指挥的命令。杨没有料到张会亲自送蒋走，但此时已无法阻止。蒋在机场对杨说了几句不打内战，数日之内叫张回来，西北的事情归张、杨负责等骗人的话。张上飞机送蒋走了。

杨回新城后，立即同几个人谈了机场的情形，大家都反对这种轻率、危险的做法。不过蒋、张已走了，只好商量下一步的办法。杨说：蒋的“人格”是不可靠的，万一张回不来该怎么办？这时大家思想很乱，只是对张回陕，还未丧失信心。

不久，张又来信，叫放陈诚等人，还叫放被扣的中央飞机。有人主张不放走蒋系高级将领，让他们无形中成为人质，飞机也不放走。杨说：我们做到仁至义尽，张叫放就全放了吧！看他的意思，我们不放，会给他在南京造成困难。

张随蒋走后，形势迅速恶化起来。

（一）蒋放走了，我们手中的抵押没有了；张随蒋走了，反成了蒋介石手中的抵押。我们曾经主张，暂时不放陈诚等，候张回来再放他们，后来也放走了。这时蒋介石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事威胁，政治分化，金钱收买，制造分裂等手段一齐来了。

（二）在十七路军方面，杨渠统（子恒）运动王劲哉（十七师四十九旅旅长）的部队叛变，张鸿远运动沈玺亭、唐得楹两团投蒋，赵和民运动宋文梅脱离十七路军，还派人运动警一旅王俊、教导团李振西、独立旅韩子芳团等。对十七路军杨以下的高级将领，蒋以脱离杨为条件，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进行离间拉拢。在地方民团中，蒋方委任马青苑、毕梅轩为陕西民团总指挥，利用这些反杨分子，煽动民团叛变。这时白水的刘子威宣布“中立”，富平的周公甫、蓝田的张子厚、长武的马继武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民团，均有不稳之势。

（三）在东北军方面，于学忠名义上是负责人，实际上不能指挥全军，其他某些军、师长，在张被扣后，据报在南京分别派代表向蒋投诚。内部新旧之间，也在营救张回陕与其他个人利害关系上，发生了重大矛盾。

在这样的形势下，渭南前线，陈诚指挥蒋系数十万部队向西进逼；商雒方面，蒋系卫立煌指挥大量蒋军，威逼我军右侧；黄杰通过冯钦哉指挥部队向三原、蒲城前进，准备对我军夹击。而十七路军，东北军方面，内部发生了越来越不稳的情况。

杨处在这样复杂困难的环境中，认为营救张回来，才能团结东北军，蒋介石放张不放张，也是蒋是否有诚意改变国策的标志。杨派代表在南京、奉化和蒋谈判以后，认为：不战，便无法撑持局面，不战更无法营救张。当时希望，渭南前线不撤兵，不为戎首，作防御战，表示蒋介石不改变国策，不放张回来，便作战到底。当时希望打几仗，一方面使华北宋、韩，桂李，川刘有武力调停的理由；一方面使蒋方认为，不放张回来，便无法收拾西北的局面。同时，十七路军内部，作战还可巩固一时，若和平解决便会各寻出路（因为有些军官认为，和平了，十七路军便完蛋）。这时杨的决心是主战的。他去渭南前线视察，对部队讲了话，接见了一些军官。他回来告诉我们，士气相当高昂，打一仗再谈和的办法好。蒋介石吃软不吃硬，你越软他越欺负你，你硬了他会软的。这时，十七路军军需处印了许多自己发行的军用票，以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用。

这时，也作了作战失败的准备。赵寿山部队，使用于渭北警备方面，为的是对洛水之敌施行戒备，并确保三原、耀县一线。万一失败，便逐次撤退，逐步抵抗，以待局势变化。

当然，战败，十七路军可能被消灭，杨本人会失去自己的地位。考虑到这一前途时，杨也有动摇的一面。因此，一时间，对主战的人们，杨表示主战的意图；对主和的人们，又曾表示主和的愿望。

后来从奉化的谈判中，他看出张回来是无希望了。接着，东北军的檀自新师叛变了，陕警三旅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这时，仗是打不成了，只有和的一条路了。但是，要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的一些少壮派军官是反对的。东北军方面的一些人认为，和了，张永无回来之望。十七路军方面的一些人认为，和了，十七路军便完了。这时，打不下去，和不下去，杨的内心是极为痛苦的。

二二事件发生后，恶劣的局势急转直下，杨对于东北军老的将领，只能尽力保护，对年轻将领之违犯军纪也无法制裁。十七路军的王劲哉旅在西安南乡又叛变投蒋。这时，于学忠更加丧失统驭东北军的能力。渭北前线东北军刘多荃的一〇五师突然撤防，竟对十七路军采取敌对行为。接着，蒋军由渭南前线跟着迅速西进。在这样情况下，杨同于学忠于二月四日发表了和平宣言，七日随军撤退三原一带。此时在高陵一带的东北军，向三原方面构筑阵地派搜索部队，对十七路军摆出作战的姿态。信使前往，也拒不接纳。赵寿山当时说：他们挖战壕，我们不挖，以示无他。时已传开，蒋系已答应给东北军方面两个主席、两省的地盘，以开出陕西为条件。这时，三位一体的局面，除红军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实际上都瓦解了。东北军调出潼关之局确定后，十七路军这时只能力图自保，因此，把总部移至三原县。直属部队只留下教导营，警卫新城的孙蔚如（他当时任陕西省主席）及其三十八军军部，准备在西安主持善后，十七路军主力退到渭北，想背靠红军。杨当时决定以养病为名，住在耀县药王山，调许权中独立旅担任警卫，以待国内局势的变化。但后来终于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被迫出国了。

十二、在西安事变中期，杨深感到在十七路军中如不成立一个进步组织，将无法执行政治任务，因此就成立了一个十七路军抗日同志会。在西安九府街止园开了一次成立会议，杨为会长，孙蔚如为副会长，南汉宸（中共党员）为秘书长，崔仲远、江隆基（均为共产党员）为科长，崔、江分任组织和宣传。另一科长为谁，记不起了。一切具体工作，交由南汉宸负责。

当时曾由江隆基起草会章，政治纲领大体与全国救国会的政治主张相似，其他均记不起了。

这个组织，以团或独立营为单位设分会，分会设会长，有的以团长担任，如特务第二团团长阎揆要（中共党员）、警备第一旅的团长刘威诚（中共党员）都是分会长，有的以政治指导员担任（西安事变起，十七路军成立政治处，以申伯纯为处长，各团均设立政治指导员）。这个组织，系由上而下组织的，发展得很快，十七路军总指挥部直属旅、团、营和十七师中的一部分，很快都成立了。这个组织，对内对外，都是保密的，凡属分会负责人，均由南汉宸个别谈话决定。这个组织的成员，就其下层负责人看，在政治上是较为进步的。

杨出国前，曾命保存这个组织。孙蔚如的三十八军到中条山抗日时，在这个部队中还保留着这个组织，后来就逐渐地在无形中解散了。

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前后

孔从洲

一

一九三六年秋，当蒋介石倒行逆施，积极布置进攻红军之际，一天，在西安新城绥靖公署杨虎城的住处，杨先生和我谈话，曾谈到十七路军的处境问题。他说：“民国初年，袁世凯以剿办白朗（一称白狼）为名，派陆建章率北洋军入陕。结果，对白朗没有怎么样，却把张凤翽赶下台去，消灭了张原来用以进行辛亥革命的部队。蒋介石师袁世凯之故伎，以他的嫡系部队，乘尾追堵截红军之机，进入四川、贵州，吃掉了不少杂牌军队。这一次蒋调集大批军队来到陕西，对红军进行‘围剿’，究竟能发生多大的作用，我看很成问题。对他的大军压境，企图一石三鸟的用心，不可不防。我们这么一点力量，所赖以存在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对外对内搞得焦头烂额，没有机会对我们下手；二是我们扎根自己的家乡，除部队外，还有地方力量可以依托；三是我们的北面有共产党的红军，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虑，搞得不好，会把我们逼上梁山。现在蒋介石抹下脸来，对外不惜任何屈辱，对内不顾一切舆论，要对共产党孤注一掷。大批中央军进入陕西之后，一纸命令，甚至几句话，把我们和东北军调到河南、安徽那些地方，三天一改编，两天一归并，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你们必须注意，提高警惕，不要认为蒋介石的目的只是对付共产党，要看到这是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又一祸心。现在，我们面临生死安危的关头，你务必要掌握好部队，以防万一。东北军的命运，有和我们相同之点。张汉卿是可以合作共事的，我和张先生已有密切联系，我们总要共同想个对付蒋介石的办法。至于我们同北边的关系，你可能也知道一些，千万要严守秘密。”我听了杨先生这一席话，既感到事态的严重，又顿时明了了整个的形势。我跟随杨先生多年，深知杨沉稳持重。他平日沉默寡言，但观察敏锐，论述透彻。听了他的讲话，我即加强了部队的战备工作。

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蒋介石完成了“剿共”军事部署。随即，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猬集西安，内战危机空前严重，如矢在弦。一天晚上，杨先生找我去，问到我部队的思想和训练情况，他特别强调了夜间训练的重要性。又问到西安市郊国民党军、警、宪、特分驻情况，以及西安市区的交通要道和所需警戒兵力。我就我所知作了回答，他不满意，要我更详细地了解后再向他报告。我回来后，意识到要对蒋介石采取防范措施，遂立即作好准备再去向杨报告。当晚十时左右，杨来电话令我十一时开始夜间演习。我急忙赶到杨的住室请示演习部署。他注视着我，很严肃坚决地说：“按中央体系军、警、宪、特驻地配置，他们一个营，你就放一个营；他们一个团，你也放一个团。分区演习，占领位置。”他还反复叮嘱部队必须严守三条纪律：一、对东北军不得误会；二、严禁走火；三、部队行动中，如遇中央军宪兵询问，就说进行夜间演习。根据这个指示，部队采取不同形式连续数晚进行演习。至十二月十一日晚九时，杨先生又叫我去，一见面就问：“情况都弄清楚了吗？”我回答：“清楚了。演习还顺利，没出什么乱子。”说着，我随手从衣袋里拿出一份西安城郊地图，上面标明了国民党中央军、警、宪、特驻地、兵力和装备。他仔细看后，说“很好”。我们坐下后，他接着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东北军和我们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表面上要打共产党，实际是一箭双雕，也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张先生和我决定采取一致行动，实行扣蒋，逼他抗日。两军的分工办法：东关以东，由东北军负责。西安市内，包括火车站、西郊机场和西京招待所，解除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国民党军政大员，扣留飞机，统由你负责解决。你的意见怎么办？”我听说要扣蒋，心情极其紧张兴奋，当即表示坚决执行主任的指示（当时杨任绥靖公署主任）。我问：“赵寿山、孙蔚如先生刚从三原回到西安，他们是否知道此事？”他说：“那你不要管，你先到副官室候着。”约十二时，赵寿山先来了，见我坐在副官室，惊奇地问：“半夜三更你来干什么？”我翻了下手掌，示意要对蒋介石造反了。赵没有说什么即进入杨的住室。不久，孙蔚如也到了。接着，我也跟了进去。杨先生把对我说的话大致又说了一遍，强调这次扣蒋，不但东北军、西北军一致行动，还可能得到红军的支持。当征求孙、赵的意见时，他们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张、杨的主张。孙蔚如坚定地说：“要干就干到底。”当即研究了行动计划，决定次日成立戒严司令部，孙任戒严司令，赵兼市公安局局长。指示我要掌握机动兵力，特别要注意国民党地下武装的扰乱破坏。并决定部队于十二日凌晨四时开始行动，八时前解决战斗，恢复秩序。

当时，蒋介石在西安的兵力，有以下几部分：一、宪兵第二团杨镇亚部约一千余人；二、市公安局马志超领导下的公安总队，约二千余人；三、省保安处处长张坤生部保安团，约一千余人；四、公秉藩率领的交警总队，约一千余人，该部装备较强，多作潜伏活动。此外，还有国民党中央各部队留守处和特务机关的零散武装，合计七千余人。我所指挥的部队，除警备第二旅三个团外，还有十七路军炮兵团、特务营和教导营，共约八千人。战斗打响后，按原定计划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市面秩序很快恢复正常。我和部队刚回到营房，准备稍事休息的时候，杨先生打来电话，他说：“临潼方面还没有找到蒋介石，你立即率部乘汽车赶到骊山以东临潼和蓝田之间油坊街一带布防封锁，以防蒋介石潜逃。”听说未扣成蒋，我很惊讶，立即率一个营赶到油坊街作了布置。直到杨总部打来电话说东北军已把蒋扣押了，我才如释重负，心情顿时轻松下来，赶回西安。

三

西安事变扣蒋之后，张、杨于十二日即联名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请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十二月十七日，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这天晚上，我因事到杨先生处，他对我说：“周恩来先生今天下午到西安了，这下我们就好办了。几天来，无论我也好，张先生也好，都对蒋谈过我们的抗日救国主张，但我们和蒋仍然有长官部属关系，说话不能没有一定的分寸。蒋敌视我们，更听不进我们的讲话。周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和蒋介石有十年血海深仇，有对蒋斗争的丰富经验，他和蒋处于平等的地位，对蒋可以说理，也可以批评。蒋介石最怕共产党，我们也就请共产党作代表和他谈判，我看蒋不能也不敢再那样装腔作势了。”他接着问我：“西安那么多特务，事变后跑掉了多少？”我说：“跑了一些，但绝大多数潜特没有暴露。”又问：“还有活动没有？”我答：“还没有发现。”他说：“要特别注意，对这些人要坚决镇压，否则就会出乱子。”他强调指出：“周恩来先生住在张先生那里，自然有东北军卫队营担任保卫工作，但那只限于城东南角一块地方，整个西安的治安是由我们负责的。寿山虽兼任公安局长，但警察是马志超一手训练的，今天不仅没有用，反而成为我们防范的对象，况且他还有旁的事情。你是城防司令，指挥我们驻西安的部队，必须负起全部治安责任来，特别是对周恩来先生和代表团人员的安全要注意。他们都没有自卫力量，而且要到处活动，安全问题完全靠我们了。我已将十七师从渭北调西安附近，加强对西安的防卫。关于西安市的城防问题，你和暂沉研究一下。”根据杨先生的指示，我和总部军法处处长米暂沉交换了意见，将军法处统辖下的执法队和各稽查所，统一于城防司令部领导之下，加强了保卫工作。

约在十二月二十日，红军副参谋长左权同志来到西安。杨虎城先生叫我到他的客厅里会见了左权同志。左权同志中等身材，身穿灰布军装，十分精干。杨先生在谈话中强调说：“双十二事变后，南京方面何应钦积极布置军事进攻，我们要作好防守西安的准备，更必须保障中共中央代表团的绝对安全，你身兼西安城防司令，这些都是你的责任。为防有失，我请左副参谋长来视察城防部署和保卫工作，你要很好地听他指导。”左权同志和我互相问好之后，便一同乘车巡视西安城防情况。左权同志登城观看地形以及在郊外一些地段进行现地勘察时，十分专注、认真，并曾问及一九二六年杨部坚守西安与刘镇华作战的经过，提示要作为参考。回来后，又详细地询问了我所指挥的兵力、装备及设防情况，审查修改了防卫计划。他的军事经验丰富，讲话简短明了，令我深为敬佩。我们向杨先生汇报时，杨深感满意，一再向左权同志表示感谢。关于我对中共代表团的保卫计划，经左权同志帮助，作了更周密的部署。从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一直到我奉命率部调离西安移驻泾阳，前后五十天之久，我日夜在提心吊胆中度过，所幸尚未发生什么事故，这和左权同志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四

西安事变是要和平解决，推动救国抗战，而不是诉诸内战。事变发动后的通电中使用“兵谏”一词，已作了明确表示。事变以后的战争叫嚣，首先来自南京政府以亲日分子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他们除用陆军进逼外，还派空军轰炸。放蒋以后，蒋介石背弃诺言，乱命频发，扣留了张学良，并派其嫡系高级将领指挥近四十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进逼。计渭河南北各为一路，分别由顾祝同、陈诚指挥；商（州）雒（南）为一路，由卫立煌指挥；甘肃、宁夏各为一路，分别由蒋鼎文、朱绍良指挥。其气焰之盛，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大有一举吞没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之势。

这样的军事威胁，怎么能使西安军民不感到万分激愤呢？军民无比的激愤情绪，酿成了一致准备应战的呼声。最后，中共代表团也作了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致应战的决定。所谓准备应战，绝非不要和平解决，而是为着防范蒋介石、何应钦的突然袭击。因此，西安方面在周恩来副主席与杨虎城先生决定之下，在准备应战的同时，接连发出一月五日的歌电，二月四日的《和平宣言》，二月十四日杨虎城领衔的致蒋介石的寒申电，揭露南京的战争叫嚣，这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有利的作用。蒋介石就是害怕这种揭露，他曾对杨虎城的代表李志刚说：“告诉虎城，不要再发那些无聊的电报。”他企图要大家以不声不响的和平气氛掩饰他对西安军事进攻的真相，杨虎城先生坚决不同意。

杨虎城先生出身贫苦，投军从政后，一直保持俭朴的生活。他的思想转变，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对他的压迫日益严重，他与蒋的矛盾日益尖锐，同时，多年来不断受到我党的影响和启发。大革命初期他和我党即有接触，以后在皖北太和且有过合作。特别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他的感召，并派汪锋同志持亲笔信到西安见他，使杨欣然接受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副主席作为中共的全权代表，不避艰险，亲率代表团到西安和蒋介石谈判，对张、杨部队进行工作，这对杨虎城的影响极大。杨先生极为赞佩周副主席的远见卓识和革命胆略。

蒋介石被释放时，张学良先生未得到杨的同意即陪蒋回南京，之后被蒋扣留，这对杨虎城刺激很大。他既担忧张学良的命运，又深虑张走后留下的摊子无人领导。记得在放蒋的当晚，我震惊之余，即去见杨。杨当时精神极其沮丧，他对我说：“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前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恩来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周是他自己发觉之后，才赶到飞机场的。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说完长叹了一声，要我回去严密控制部队，他要去找周副主席研究商量。

南京政府演了一套扣张的滑稽剧之后，又布置了一套政治和军事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十七路军固然有王劲哉旅，沈玺亭、唐得楹两个团等部队的叛变，但毕竟还有杨、孙（蔚如）、赵（寿山）几位领导人在，尚不影响大局。严重的是东北军内部群龙无首，立即出现尖锐的矛盾。特别是王以哲将军被杀害后，形势更为险恶。只是由于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周副主席和叶剑英等同志的艰苦工作，加之张、杨两军绝大多数干部的团结谅解，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使蒋介石企图借刀杀人、坐观自相杀戮的祸心未能得逞。

杨先生在这一时期，对我谈过他的苦衷。他说：事变不是我们一家干的，我们不能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必须考虑到红军和东北军的意见，红军方面还好办，有周恩来先生在这里，随时可以商量决定。问题是东北军，上下既不一致，上层也各有各的打算。他们对周先生当面不肯多表示意见，但对我的说法，往往和对周的表示有所不同，这是我在和周先生谈话中发现的。今天张先生走了，东北军这个队伍谁也抓不起来。于孝侯名义上是头头，那也只是名义而已。我这个代张行使职权的人，更无能为力。但是就军事力量来说，他们又是最大的一方，哪里也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究竟怎样考虑呢？那又很难说。我对张先生跟蒋走很不理解，现在他被扣了，我对他非常同情。我们两个人共同搞了这么一件大事，现在要我一个人来挑这个担子，力不从心啊！在东北军干部营救张先生的活动中，我怎么能漠然置之呢！我和他们一样也流了泪。但我又不能撇开上层直接对他们有所表示，我的这种心情，曾和周先生谈过，他不仅表示理解和同情，而且主动地替我出主意和解除困难，我很佩服他，也很感激他。目前只有加强同中共代表团的合作，挽救整个局势。我们对友军要忍让，一定要顾全大局。

从杨虎城先生的谈话中，我深感他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杨向来行动果敢，勇于负责，这时，他的内心却是非常痛苦的。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共代表团最后提出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共同作战的决定，乃是迫于形势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也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体现，与和平解决绝无矛盾。相反，由于预先有准备，使蒋不敢轻举妄动，终于实现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五

在蒋介石迫害下，张学良被扣，杨虎城被迫出国。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我赴上海送行。有一天晚上，杨先生找我长谈了三个多小时，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时赵寿山也在座，淡话中间，赵有事出去了。杨先生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他首先从陕西辛亥以来的军队历史谈起，他说：“张翔初（凤翽）早完结了；陈柏生（树藩）也没有搞几天就被消灭了；胡笠僧（景翼）、岳西峰（维峻）、李虎臣（云龙）都曾号称率领过十万之众，轰动一时，到一九三〇年前都烟消云散了。十七路军是由辛亥革命以前一部分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组合而成的，长时期内是一种合伙的弟兄关系，从民国初年成军到靖国军时期一直是这样。靖国军失败后，我们退到陕北，有了和共产党的合作以及安边教导队的举办，给我们参与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到一九二九年，留在关中地区的部队开到山东集合后，经过几番整编训练，才成为一支象样的军队。一九三〇年回到陕西，取得了地方政权才扩充到约六万人，成为陕军中硕果仅存的部队。这倒不是我有什么特殊能耐，或者像刘镇华之类凭钻营作官把部队保存下来。在我今天被迫出国暂时离开你们的时候，回顾过去二十余年的历史，我认为，我们能够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能够跟着时代潮流前进，把我们放在国家民族的需要方面。辛亥革命是这样，靖国军时期是这样，坚守西安响应北伐是这样，这一次发动西安事变也是这样。”

第二点，杨谈到十七路军历史上分化的经过，他说：“靖国军后期，段懋功由我们团体中拉出去了，并和我们打了多年；到我们撤退陕北的时候，任子扬不跟着走了；西安解围后，冯华堂自动跟方振武，也去了；不久他们都完了。马青苑叛变，只落得只身逃走，成为军统特务的一个小喽罗。杨渠统虽不算叛变，但出去以后，我看情况也不妙，终有被蒋介石吃掉的一天。最近这一次分化，我也不感到意外或惋惜。冯钦哉也好，王劲哉也好，沈玺亭、唐得楹更无论矣，我看他们都不会有什么好的前途。他们走后，使我们的部队更困难，但也更纯洁了。”

第三，他出国后部队的前途问题。他说：“这次事变，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扣了蒋介石，使他没脸，也不可能再打内战了，所谓‘停止内战’一点，大体做到了。剩下的一半‘救亡抗战’，我能不能亲身参加很难说，主要依靠你们了。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搞好内部团结。蔚如、寿山同你相处有年，你们都比较了解，一定要精诚团结，舍此，就会被蒋介石肢解消灭。要在抗日战场上积极作战。我们是国民党军队中首先提出抗日的部队，只要在战场上有好的成绩，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也得到安慰，蒋介石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你们要力争部队参加抗日，共赴国难。最重要的一点，我谈一谈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关系。靖国军失败以后来到陕北，我和共产党有了接触。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我们参加了大革命的行列。你知道，我们由榆林南下的时候，就是那么几千人，但声势很大，打败了北洋陆军第七师吴新田，坚守了西安。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日益走向反动，我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我们部队的前途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因此有了在皖北的合作。皖北暴动失败后，一个长时间我对共产党虽没有失望，但对中共当时的政策接受不了。因此直至部队回陕，只能通过（南）汉宸、（杜）斌丞、（杨）明轩他们作些抗日救国活动，并和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活动，一步紧跟一步，而对内的法西斯统治却愈来愈严酷。我几经试探，并去石家庄亲自见蒋，要求参加抗战，均遭到拒绝，我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和共产党的关系，因和红四方面军破裂而发生战争，以及张汉民的牺牲，使我非常苦闷。但我深信中国不会亡国，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绝不会长久。过去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中国历史上各王朝的灭亡，不外三个因素，即外戚、宦官、藩镇，有一于此，便可以使这个王朝覆没。蒋介石已兼而有之，再加外有强敌日本，内有武装的反对党——中国共产党，我很同意那位朋友的看法。一九三五年，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使我感觉有了希望。及至中共中央毛主席派汪锋带他的亲笔信来找我，要和我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觉得共产党的政策对头了，也和我们有了合作的条件。我曾想过，毛泽东主席之所以要主动地找我们，要和我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绝不是偶然的，他可能是从我们以往与中共的历史关系出发而建立了这一次的合作，发动了双十二事变，扭转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喝彩，我们这个烂摊子，纵然这一次摔掉了，也摔得值，摔得响！要知道，中国军阀哪一个没失败在蒋介石的手里，我自己缠不下蒋介石，你们更缠不下他，能缠下蒋介石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同中共的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你在我们部队中历史较久，和（魏）野畴、（南）汉宸都很熟，也和（张）汉民共过事，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我们部队内也还有（王）炳南、（阎）揆要等人在，必须保持好和他们的联系。我们部队的处境，北边是朋友（时部队驻在渭北与红军毗连），南边（指西安）是冤家，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阱。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使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这话我跟蔚如、寿山也谈过了。兄弟！你们负有更艰巨的任务，好自为之，十七路军的前途，你们的前途，都是光明的。”言下唏嘘。谁知这一次长谈，竟成了他对我的最后赠言。我和他的生离死别，至今思之，仍不免黯然神伤！

西安事变的片段回忆

李维城[17]

一

在西安事变前，张、杨及其下属的一些中下级官兵，对于蒋介石不抗日，并继续迫使他们“剿共”打内战，早已极端不满，这些情况我是知道的。但由不满而发展到实行“兵谏”，把蒋介石扣起来，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这一点我事前是不知道的。所以，在“双十二”前夕，我仍和往常一样，同一些经常来往的友人，在银行里谈天打牌，当天来的人是张笃伦（时任汉中专员）、孙蔚如、李兴中等。至夜十一点多钟，他们走了之后，我正在睡梦中，忽被强烈的枪声惊醒。时钟已指向四点，忙打电话向绥署询问，寂无回声，无疑是电线已被割断。我想一定是蒋介石来到临潼，逼出事来。直到十二日早七时左右，各处枪声已停，见大街上有人行走，银行乃开大门，派人出去打听。适绥署军需处处长王维之到行，匆忙通知我和副经理罗雨亭说，为要求一致对外，张、杨两将军已向蒋介石进行“兵谏”，城内已收缴中央宪警武装，秩序即可恢复，不必惊慌等语而去。随即来了好几位武装人员，直到西院我住的房内，掏出手枪，四处寻找张笃伦，询悉昨夜已走，旋即离去。一会儿交通银行经理王燧生跑进来，神色失常地向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今早正在枪声中，忽有绥署武装人员乘大汽车到我行和中央银行来提取现款，将近三十万元。钞票究竟多少还没有查清，还带去中央银行的一位出纳员。”我说：“我刚听到的是，张副司令、杨主任要求蒋介石联合抗日，是一件大好事，提用款项事小，不要害怕……”说完后，我即驰赴新城绥署，见到参谋长李兴中，他兴奋地将大概情况告诉我说：“昨夜离开银行不过一小时，即接到紧急通知来此，遵照张、杨临时决定的计划，立即布置执行……”，言犹未毕，适杨主任来参谋长室，匆忙对我说：“要求抗日需要大家努力，银行可作的事很多，应随时联系随时报告。”我听了之后，益感兴奋，随即到联合办公厅，见张、杨的高级干部，大多集中在这里紧张地工作。他们虽然没有睡好觉，但都表露出兴奋无比的心情。我和卢广绩诸位接谈，才知道一些临潼方面扣蒋的情况。随由罗副经理见军需处处长王惟之，以提借交通，中央两行事相问。王答：“经请示后，已将款如数送还，临时提借此款原为部队紧急出发之需，今已从缓，故先发还。”

二

十二月十二日早晨，没有扣到蒋介石之前，张、杨颇为着急，扣到之后，才放了心。蒋由杨虎城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及亲信副官三四人负责看管。张、杨先后见蒋，蒋故作镇静，板起面孔，不置答理，并责问张说：“你是不是我的部下？”杨复以狐裘进，亦拒而不纳，甚至屏绝饮食，故示倔强。过了两天，张、杨为了达到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目的，同意邵力子往谈，经多方劝解，请其尊重大家的意见，一致对外，解决国是，蒋也知道张、杨无杀他的意思，才稍稍改容。其余被扣的那些将领及侍从官员，也都分别安置就绪，由孙蔚如、何柱国等前往慰问一番。

事变爆发之后，张、杨立即宣布关于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通电全国。

事变前，张、杨以晋之阎锡山，冀之宋哲元，鲁之韩复榘，川之刘湘，桂之李宗仁、白崇禧等都反对蒋之独裁，事变后一定可以作有力的声援。谁知通电发出之后，有的不明真相，观望徘徊；有的采取模棱两可态度，所复之电，含糊其词。宋哲元没有复电；韩复榘密派的刘熙众亦未赶到；刘湘的代表黄慕颜来西安较早，张请转电刘湘，请在军事行动上有所表示，亦未及时发动；李宗仁、白崇禧由刘仲容转到的电报，表示赞成，希望坚持，共谋解决。张、杨感到远水难救近火，不能等待。

十二月十七日，应张、杨电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同志率领代表团来到西安，共商大计；并听说商得中共之同意，将派徐海东司令员率领部队向商县、雒南开动，以防蒋系军队有所行动。

此时，南京政府已成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何应钦野心勃勃，以代理军委会委员长名义下令“讨逆”，除自任总司令外，还任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总司令，驻洛阳督师。由樊崧甫率部进驻潼关，董钊率部进驻华县，已与张学良部队发生冲突。原驻陇东的胡宗南部，虽被监视，亦有乘隙移动之势。蒋的空军除轰炸华阴、华县之外，还不断飞向西安上空威胁。这时蒋和一群将领尚在城中，担心“投鼠忌器”，恐亦不免遭炸。南京方面，何应钦主战，宋美龄主和，各有用意。其他主张联合抗日的，立被蒋系特务所监视。李兴中和我曾申请冯玉祥促成联合对外，也增加了蒋系对冯的防范。尤其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不惜引狼入室，出卖祖国已极明显。张、杨顾虑及此，即于事变后第五天，先放蒋鼎文回南京报告真实情况，并同意宋子文、宋美龄偕同外籍顾问端纳及戴笠、郭增恺等先后飞来西安。

蒋介石原监禁在新城大楼，后为便于保护，乃迁至玄风桥附近高桂滋公馆居住。

这时，外间揣测纷纭，传闻不一。有的说“捉曹容易放曹难”，有的说张软杨硬，对处理蒋的问题有不同意见。当时张的军事政治地位在杨之上，杨是地方势力，有历史根源，彼此经过曲折的合作，大方向是一致的。

三

事变后，张、杨在政治方面，设立了设计委员会，以高崇民、卢广绩、应德田、杜斌丞、申伯纯、王菊人、李维城等为委员（委员人数姓名记不清，也有临时通知参加的），指定高崇民为召集人。处理政治方面的人事时，向张、杨提出报告，通过讨论，然后分别执行。设计委员会于十二月十三日成立，开始四五天，每天开会。对于处理蒋介石的问题，组织联合政府问题，讨论得很热烈。除由高崇民传达报告之外，有时由张召集谈话。过了几天之后，觉得有些松劲的趋势，甚至有时停开，大概是自宋子文来到西安，开辟了和谈之门的缘故。记得当时引起争论的主要是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如有的说：“杀蒋抗日，不如促蒋抗日，这是目前国家安危所系，而不是对他这个人的恩怨问题。”有的则说：“如果枪弹无情，蒋介石死在骊山之下，一群将领同邵元冲一样死在西京招待所，又将怎样办呢？难道国家就无人能负责了么？”两者显然有不同的认识。实际上，这个会是在张、杨决定下临时成立的，它仅仅是供咨询的机构。对重大问题的决定没有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军事方面也组织了西北抗日联合军事委员会，张任主任委员，杨任副主任委员，所属重要将领均为委员。

四

国际方面对于西安事变，各有利害不同的看法和企图。我记得当时有一位英国驻华武官某（名字记不清），在未放蒋之前，来到西安，要求与中共负责同志谈话。张学良派卢广绩通知我预备陪同周恩来代表与英人晤谈，并找一位懂英语的担任翻译。我在行员中找到一位赵珊同事，担任翻译。当周代表在西京招待所与该武官接谈时，发现赵珊所译错误不少，幸由周代表当场纠正，得免讹传。谈话内容主要是该英人提出如何维持英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及探询和战问题，都经周代表以反对侵略、团结对外的主张，分别答复。

五

事变之后，陕西省银行成了一个大杂烩的交际场所，许多人都到银行里碰头谈话，也有经张、杨指示而来的。我记得十二月十三日，由黎天才将软禁的曾扩情送来省银行内住下了。曾在张、杨的指示下，向胡宗南部队作过广播。他写这篇广播稿的时候，字斟句酌，高声诵读，费了很大的推敲。事变结束后，蒋骂他无耻，给他坐了一年多的牢，就是这篇广播引起的。

另有一些不速之客，如张慕陶、徐惟烈之流亦经常出没于省银行。我原来并不认识张慕陶，这次经西北军旧友徐惟烈、赵彦卿的介绍，知道他曾参加过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的抗日同盟军。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更不知道他企图破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阴谋。

在扣蒋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深夜，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蒋的特务）一再自洛阳给我来长途电话，探询西安情况，实际是找王宗山说话。王别名登云，常同孙蔚如来省银行晤谈。我把他当作自己人，无话不说，却不知道他原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并是CC集团的骨干。

六

张学良在放蒋前两天，曾召集张、杨双方高级干部谈话，他穿着便衣不拘形迹地侃侃而谈，围绕着放蒋问题从侧面作了一些分析，并谈及同宋子文、蒋介石会商的概况。在言语之中，已露出准备放蒋，有时还隐隐约约地表现出“好汉做事好汉当，解铃还是系铃人”的口气。他相信蒋介石的诺言及宋子文、宋美龄的保证，有亲自送蒋的意思。在场的人听了，大多心怀疑惧，其中有应德田、吴家象和我（还有几位记不清了），都很紧张地力说在蒋没有公开接受诺言之前，不宜轻易放走，更不宜亲自送去。张电没有正面置答。我听说当送蒋那一天，蒋介石到了机场以后，还顾虑临时发生阻挠，他还匆匆忙忙地对杨虎城说：“我答应你们的几项条件，以我领袖的人格担保实现。”

七

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送蒋回京后，杨虎城为加强团结，静待蒋介石履行诺言，曾召集高级军政人员讲话，以维人心。不料蒋介石背信弃义，到达洛阳时，张学良即已被监视，到南京后更对张来一套什么军法会审、判刑、特赦、严加管束等等，实行软禁。张、杨部属，大为愤激，痛恨蒋介石不顾信义。特别是少壮派分子，力主以武力相拒，迫使蒋介石立即放回张学良。此时杨与张的高级将领，处于感情与理智两难之中，无法行使命令予以压服。东北军将领于学忠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在事变前两天奉召来西安会商大计，自己直属部队又不在身边。在张离开西北期间，曾由张指定于担任东北军的统帅责任，但由于原非东北军嫡系，对东北军各级将领，不免存有几分客气，所以，也无法解决这一纠纷。

至于杨的部队，原以孙蔚如的三十八军，冯钦哉的第七军为骨干，已分驻汉南渭北。这时孙在西安，冯随军驻在大荔。冯虽系山西人，却系杨多年的朋友。这次事变发动，冯不接受命令，初则按兵不动，继又与蒋系军队勾搭，以至正式抗命，竟将杨派去之人张依中（绥署军法处处长）活埋了。加之孔祥熙以同乡关系乘机派张云卿（原在陕西作过烟酒印花局长，系孔的私人，与冯熟识）赶到大荔，许以升官发财，就更加强了冯的叛变决心，随之叛杨投蒋，使杨感到极大遗憾。

张的部属中，王以哲系资历较高的一位，大家对他责望亦高。少壮派主张以武力相拒，他没有及时说服，亦没有表明态度，遂惹起部分人的失望，致使应德田、孙铭九等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毫无理智地枪杀王以哲及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还有交通处处长蒋斌（扣压重要电报），当时未及依法处理，亦于是日被枪杀。因此，东北军陷于分裂状态。蒋于此时抓住机会，利用威迫利诱手段，先派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进驻西安，将张之部队逐步调离陕、甘。然后再将杨的部队，监视隔离，诸事布置就绪，乃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让杨无条件辞职。五月又迫令离国出洋。

八

杨虎城在这样高压情势下，内心难过，可想而知，因之高血压的旧病复发。杨的部属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李兴中、李振西等，联名电请宋子文、宋美龄转恳蒋介石准许杨从缓放洋，并派我携带文电前往上海接洽。我在飞行途中，有《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从郑州同机飞沪，他以私人关系问杨何时放洋，我说尚在洽商中。他说蒋对张、杨恨之入骨，将来恐怕凶多吉少，劝我最好不管他们的事，我笑而未答。（张季鸾系政学系的主要人物之一，《大公报》十二月十八日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的社评指责张、杨的错误，就是他的得意文章。）当天我到上海住一品香旅社。第二天上午，杨的驻京代表李志刚，蒋的特务头子戴笠先后来访，问来沪的任务。我知道戴已得到报告，就无保留地谈得很多，如希望蒋遵守许诺，宽大为怀，团结对外这类话。戴听了之后，露出了似乎感觉刺耳的神态。以后又和宋子文在中国建设公司见了面，这次他和在西安时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摆出一副十足的官僚架子。我将来意告诉他，并将带来的函电交给他，他看了之后，慢吞吞地说：“这个请求没有什么好处，只有赶快来沪准备放洋，如果有病来上海医治也比西安强些。”我说：“我当然可以去电转达，但他的部属，都在整理队伍，待命杀敌，不免有些难舍难分，他们一直相信蒋委员长的诺言和你的保证，所以很诚恳地请你转达。”他说：“蒋先生现在上海医治在临潼造成的牙痛腰伤，脾气很大，我就委婉和他进言，他也决不会采纳，你最好不要去见他，增加对他的刺激。”我说：“候你和他谈了之后，再来请教。”隔了一天，再晤宋子文，他问杨先生还有多少军队，能打几天？我说杨先生及其部属，始终尊重和平团结，有对日抗战的决心，没有对内打仗的意思。宋说：“我知道，希望杨先生早日来沪面谈。”因此，不久杨即离陕到沪，旋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放洋。

九

张、杨被蒋介石分别处理后，所辖部属，凡参加这次事变比较露面的人们，除靠拢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的，或依附于蒋为蒋所利用者外，其余大多不是被杀就被监禁。我也在一九三八年冬初，被蒋介石亲下手谕，以“勾结坏人破坏政令”的罪名而逮捕，在重庆军法总监部关押一年多，才获保释。

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经历

谢晋生

我于一九三五年去西安，在杨虎城将军的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当中校副营长。一九三六年，营长金闽生调走，由我代理营长。西安事变前夕，宪兵营改为特务营，由宋文梅接任营长，我调任西安绥靖公署特务二团副团长[18]。现将本人在西安事变中亲历的几件事追记于下。

事变前国特绑架“西北剿总”职员

一九三六年八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傍晚，“西北剿总”的职员宋黎与马绍周，由某地回到西安，住在西北饭店里。陕西省党部派出便衣特务，到西北饭店进行“围捕”（实际是“绑架”）。马绍周适外出洗澡，特务们便将宋黎绑架而去。行经东大街时，适遇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的巡查队，便将他们一起押解到宪兵营营部。我正在营部，便对他们进行讯问，才知道这些便衣特务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调查室（即“中统”）的人员。他们对我说，他们逮捕的以及另一在逃的青年，都是共产党。我又问那被绑架的青年，知道他叫宋黎，是“西北剿总”的职员。

我当时便以省党部调查室这次捕人，既无公文证件，事先又未按照手续会同我部共同办理为辞，要那几个便衣特务回去补办手续，将宋黎留在营部。我急用电话向杨虎城将军报告，这时他已经休息，侍从副官不敢惊动他。我以情况严重，立即又用电话向绥靖公署交际处申伯纯处长请示。申处长接到电话后，即驱车来营部，了解情况后，就用电话报告张学良将军。张将军随即派他的随从参谋孙铭九来将宋黎接走了。[19]

马绍周洗澡完毕回到西北饭店，又被便衣特务逮去省党部，张学良将军得知，立即派随员关沛苍去调查。关沛苍一到西北饭店，又被便衣特务一并捉去。张学良将军获悉这一情况，更为气愤，立电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的邵力子[20]，请他到“西北剿总”，要他立即释放马、关二人。邵对张说，逮捕宋黎一案，是奉“委座”的命令办理的，坚持不能释放。张将军对邵说：“我是中央委员，你不能释放，我有的是办法。”张随即命令孙铭九派卫队营的一批士兵，开赴省党部营救马、关二人。警卫营的战士们到达省党部时已是深夜，看到特务们正在残酷拷打“犯人”，无不愤怒之极，当即对这些特务饱以老拳，救出了马、关二人。

事后，张学良将军怕这事闹大了，便在一次会议上作了检查，既批评了特务随意捕人的非法，也批评了卫队营捣毁省党部的不当，这件事也就这样结束了。

事变前蒋介石对西安形势的错误判断

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我随李奇中由西安去重庆。李任第三十五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我任该处参谋长。一天，我见了蒋介石的侍卫长张镇。张镇与我早就认识，比较熟悉。在谈到西安事变时，张镇说：“我们开初收到有关西安方面的情报，说张、杨意见不合，有要火并的模样。[21]当时委座认为情报比较正确，因为张、杨之间的矛盾必将越来越大，最后难免冲突。后来又得到情报，说张、杨两人来往密切，有联合一致反抗中央的模样。委座对这情报的判断是：可能性不大。因为张、杨两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联合不起来。何况中央军当时云集潼关一带，随时可向西安推进，而张、杨在西安的部队很少，又怎敢反抗中央呢？委座因而大胆飞往西安。当飞机将达西安时，委座还要我们与地面人员用无线电联系，知道张、杨已在机场迎候，飞机这才降落。”张镇说到这里稍停一会儿，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说道：“这也是委座一时判断错误，以致演出了西安这场大乱子。可见对于情报的分析判断，真不容易呀！”

杨虎城与新桂系的联系

事变前，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王菊人一天对我说：“主任（指杨虎城）想找一个适当的人，到广西去与李、白联系，你有这样的一个人没有？”我告诉他，我在改组同志会时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尹曜南，湖南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在广州时与李、白等桂系人物很熟悉。尹还是老改组派，反蒋是有历史性的。

经杨同意后，王菊人要我用我的名义汇了旅费给尹曜南。不久，尹曜南由南京来西安，住在我的家里。过了几天，杨要王菊人转告我：“可以请尹先生即日动身到广西去吧。”杨虎城是个谨慎小心的人，他怕与尹见面会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不见，即使出了事，他也可推说是部下私自搞的。我将这一情况告诉尹曜南，他很不以为然，说：“杨主任要我代表他到广西与李、白联系，却连面也不见，人家问起来，我连他是一个什么模样的人也说不上，岂不是笑话吗！”我又去找王菊人，并建议说：“主任至少要接见一次，哪怕不谈什么问题都可以。”因此，杨虎城第二天就发了请帖，邀尹到绥署吃饭，我也奉命作陪。在席上，只是寒暄，未谈问题。次日，尹曜南就出发了。

后来，王菊人告诉我，尹到广西，曾有电报托他转给杨虎城。西安事变之前，杨曾与各方暗中联系，在事变当中惟独李、白通电响应，并派了代表刘仲容随同尹曜南来到西安，住了较长的时间。[22]

冯钦哉叛杨投蒋经过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西安绥靖公署特务团奉命以急行军由白水赶到渭南（两地相距约一百四十里），以防蒋军董钊部向西安进犯，并掩护驻在陕、甘的我军向渭南集中。特务团到达渭南，正在侦察地形构筑工事并破坏赤水铁桥时，驻在渭河北岸的冯钦哉部（杨部第七军第四十二师）于十二月十三日晚向我鸣枪示威。我以电话向绥署参谋长李兴中报告这一情况。李说：“恐怕是枪支走火吧？”十四日拂晓，当面之敌蒋军董钊所部对我还没有什么行动，而对河的“友军”冯钦哉部却对我正式开火。我又用电话报告李兴中，他这时才说：“冯钦哉部是靠不住了，靠不住了。”并命令我团对渭河北岸严密警戒。后来听说，冯钦哉这时已正式发出倒杨投蒋的通电了。

杨虎城将军的第十七路军，原以三十八军及第七军两个军为基干。两个军长，一是孙蔚如，一是冯钦哉。孙与杨不但是同乡，而且久共患难，关系非常密切。杨不在军中时，孙总是代为留守。一般人都称孙部是杨的嫡系部队，而将冯钦哉部视为杂牌。蒋介石便利用杨部孙、冯的矛盾，进行分化，收买冯钦哉。以后张镇对我说过其中内幕。

张说：“好在西安事变之前，我们侍从室的准备工作做得好，不然的话，那真是不堪设想。”接着又说：“十七路军里，孙蔚如和冯钦哉之间的矛盾大得很。孙蔚如这个军，在装备与补给方面，都比冯钦哉这个军好得多。这样，冯钦哉对杨虎城，还能满意吗？委座了解这个情况后，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间，就召见了冯钦哉。委座问他有什么困难没有；如有困难，尽可提出，可予解决。冯钦哉竟流起眼泪来了。他把杨虎城如何歧视他的情况诉说一番。委座安慰他，并立即拨给他十万元，作为补充他部队的开支。第二年春天，委座又接见冯钦哉。冯表示对杨极为不满，很想立即脱离这个土匪头子（指杨），随便调到哪里归谁指挥他都愿意。委座又好好地安慰了他一番，并对他说，暂时忍耐一下，将来有机会再说。这次，委座又给了冯钦哉五万元，作为特支费。此外，委座还给他几十支二十发的自来得手枪。你想，冯钦哉怎能不五体投地感戴委座呢！”张还说：“委座要我转告冯钦哉，只要他忠于党国，绝对服从，将来可以推选他作中央委员。我把这些话告诉了冯钦哉，他当时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他要我转陈委座：今后只要他冯钦哉能做到的事，一声令下，即令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最后张镇说：“西安事变发生后不到三天，冯钦哉就通电脱离杨虎城，拥护中央，等于把杨虎城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这可不简单呀！”

西安事变追忆

邵力子

我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事变发生后，也是被限制自由的一个人，事变中的情况无从详知，事前又未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任何军事会议，事后又匆匆离开西安，因此，所知极少，判断难于正确，此稿的缺点错误，敬希不吝指正。

一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蒋从南京到西安。虽然当时日本侵略者正从华北向绥远进犯，完全暴露其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益高，而蒋仍急欲成就其所谓“八年剿匪之功”。所以从广州回到南京，几天后即来西安。蒋此行是为重新调整西北“剿共”军事，并劝说张、杨服从“剿共”计划。

蒋到西安的第一天，即对我说，有一封写给徐向前的信，已写好稿子，想交我润色一下。但未把稿子交我，也未说明写信的原因和稿子的内容。我猜想或是蒋对中共倡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答复。但直到蒋去洛阳，也没有把稿子交给我。

蒋去洛阳，说是避寿，实际是部署“剿共”的军事。南京去祝寿的人不多，阎锡山、徐永昌、傅作义等都到了。张学良也借词祝寿，跟着去了，向蒋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蒋不接受，反而怒气益增。一次，蒋在总理纪念周讲话时说，凡是在“共匪”未肃清以前高谈与日本作战的人都是国家的叛徒；又公开骂张不尽责“剿匪”，使张十分难堪。蒋曾飞太原，与阎锡山等会谈一次，后仍回洛阳。张、杨也飞兰州一次，同于学忠等商议后即返西安。十一月下旬，张因绥远前线形势日益严重，亲笔写信给蒋，请求亲带所部援绥，蒋复信不允。十二月三日，张乘飞机去洛阳见蒋，说部下因请求援绥抗日受阻，群情愤激，他已无法控制，请蒋亲自去解释政策。这时蒋调集军队计划已定，命张先返。次日，即十二月四日[23]，蒋也到了西安。

蒋这次见了我，说写给徐向前的信要过一个时期再发。事变猝起，这信稿便永远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蒋去西安，行营设在临潼华清池。从这时起，西安空气日益紧张。蒋鼎文、卫立煌、陈诚、朱绍良、万耀煌、陈继承等陆续来到，陈调元、蒋作宾、蒋方震、邵元冲、张冲等人也来了。蒋连日接见军政要人，召开军事会议，都讲其“抗日必先剿匪”的主张，且说“‘剿匪’已到最后阶段，预计将于一个月内可竟全功。”在召集东北和西北将领谈话时，两部将领却都表示不愿参加围攻红军而愿去前线抗日。

蒋为向东北军解释“剿匪”政策，去王曲镇张学良所主办的军官训练团讲话，仍然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但语气上则多以抚慰而少于责骂，结果反而助长了张学良和军官们的愤慨。

八日，我曾与杨虎城叙谈，我当时感到形势严重，忧虑会发生有如日本二二六事变[24]那样的事；我是担心东北军不稳，或有不利于张的举动，并未想到张会以兵力扣蒋，更不曾想到杨会与张合谋。杨当时答复我，决不会有那样的事（指二二六事变）。

九日，西安学生万余人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抵抗日寇，到绥靖公署、省政府请愿。我接见学生代表，答应转达。这时忽有特务向群众开枪，击伤一人，激起学生更大的愤慨，直向临潼行营前进。蒋得报，用电话严令“西北总部”制止。张乘汽车追至十里铺，把学生劝回。这件事也增加了张、蒋间的矛盾。

蒋在十日召集军事会议，据说，决定在十二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如张、杨两部不愿参加，即令张部调福建，杨部调安徽。命令未颁，事变已爆发了。

二

张、杨是分工合作的。两部同时于十一日夜半，即十二日黎明前发动。

临潼方面由张部担任。张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带两个连向临潼挺进，白凤翔、刘桂五指挥军事，另有刘多荃、唐君尧等各带一部在后支援。蒋的卫队顽强抗拒，死伤甚众；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胸侧被击穿一孔，被俘；蒋只身仓皇向后山奔逃，匿石窟中。被搜索发现后，由孙铭九背负下山，强迫扶上汽车，送至西安，安置在西安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

西安方面由杨部担任。对省政府和住着许多军政人员的西京招待所，都派队包围，收缴枪支，然后加以扣留。

省政府只有中央宪兵一连轮流值岗，没有激烈冲突。西京招待所方面，只邵元冲在兵士持枪叩门时，惊慌跳入庭院，还想偷越后墙，被枪击重伤，不治身死；其余各人，以及住在通济南坊的“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等，都被集中监视。

在形势极度紧张中，我没有预想到张、杨会用武力对蒋进行“兵谏”。十一日晚，我参加张的宴会，十二时许始回省政府后楼就寝，倦极甜睡。夜半忽被枪声惊醒，枪声很近，远处也有，我猜想是几天来所忧虑的东北军不稳的情况发生了。无法查问情况，因即下楼，进入藏书室，在书柜旁坐待天明。署内外枪声由减少而停息，绥靖公署汽车厂厂长夏述虞来，说并非兵变，是张、杨为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了八项条件；张、杨各向部下宣布，说是对蒋实行“兵谏”。夏奉杨之命，请我去新城大楼。我即与夏同乘汽车前往，车停在绥署旁杨的住处前面。夏报告后，杨未出见，邀我至南屋杨的卫士队队长室。这时已十二日上午九时许，李志刚来。李是杨的驻南京代表兼省政府委员，是我多年熟人，代杨慰问我，说杨要他负责招待，已准备腾出新城南门外招待所让我去住。我说这里也很好，不必费事了。我在卫士队队长室一共住了五天。李告我，夏厂长即是负责收缴省署宪兵枪械的人，杨已责备他搞得不好，使我和我妻受惊。

十二日上午十时许，张到卫士队长室来看我。慰问数语后，即说明是对蒋“兵谏”，他同杨的主旨都在抗日救国。现蒋已到新城大楼，一定要促他反省，保证他安全。我说：“动机在救国，是可以相信的，但做得太冒险了！开始就不大好，收拾能有把握吗？”张说：“目前最重要的在劝蒋接受抗日的要求，我们是仍愿意接受蒋领导的。但蒋现时怒气极盛，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并且拒绝进食，也不肯穿送去的寒衣，请你去劝劝他。”我同意了，即同张去大楼。我单独见蒋，但杨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未退出。蒋问我从何处来，我以实告。蒋表示决心牺牲，决不受任何要挟，即把对张所说的两点告我：立即送回洛阳或即行枪杀，可由张在两者中任择其一。我说：“送回暂无可能，枪杀也决不敢。”因问蒋可否考虑如以前两次自动辞职，俟国家有需要时再出。蒋说：“决不能在武力胁迫下考虑这个问题。”我只能坚劝蒋善保身体，即时进餐，并加衣防止受寒而出。

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张又来，要我劝蒋移居高桂滋师长新宅。因高宅在张寓金家巷内，便于张随时见蒋，又有御寒设备，草地宽旷，卫生条件较好。我去见蒋说了，蒋又严词拒绝，说：“我决不迁往他处，如张不能送我回洛阳，我就死在此地，这是西安绥靖公署所在，我是行政院院长，所以决不能离开此地。你可即以我此言告张。”我请蒋稍息怒气，使张得尽所欲言，张的话也决非全无可采之处的。蒋对我讲话中有：“凡自称尊敬信仰领袖者，如闻他人诬谤其领袖而不亟起纠正制止，反以中立自居或默认其说，则其尊敬与信仰皆为不诚”云云，这话不仅对张，实亦对我。蒋必在疑心我，曾听到张、杨毁谤蒋的话而不加纠正。事实上我没有听到张、杨毁谤蒋的话。有时对于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有所怀疑或不满，我并不认为是毁谤。我当时不向蒋申辩，再请蒋考虑移居高宅问题，说这实出于张的善意，并请勿再峻拒张的进言。蒋问我曾否见杨，何不嘱杨来见？我含糊应诺而出。

张见我，问蒋是否同意移居高宅？我告以与蒋谈话经过，说蒋怒气仍盛，但不必认为绝望。我劝张同杨都耐心工作，务必达到“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目的。蒋曾问我可否移入大楼同住，我未把这话告张，仍回杨的卫士队队长室。

十四日，张未再来，我亦未再见蒋。据蒋在《西安半月记》中说，这天早晨蒋曾命侍者请我去见，但并没有人来请我。蒋甚至疑我“已遭不测”，实际上我安然在卫士队队长室，也决不会有单独加害于我的事。侍者一定向张转达了蒋的话，是张太忙，忘记处理呢？或者因为端纳这天将从南京来，等着他去见蒋呢？我想是后一个原因居多。

三天以来，纷传南京已对张、杨下令讨伐，何应钦急忙布置军事，不少人忧虑事态变化，或将危及蒋的生命。端纳之来，可望有所缓和。晚上听人说，端纳到后，即同张去见蒋，自请与蒋同住。蒋亦从端纳之请，由新城大楼移居高桂滋宅。这就使张得有与蒋多谈的可能，实在是局势的一个转机。

关于蒋移居的事，我心中有些疑怪，为什么张本人坚请，我又代张力劝，蒋都坚决拒绝，只隔了一天而蒋即听端纳的话接受移居呢？

十五日上午，李志刚来看我，证实了端纳到西安和蒋已移居高宅的消息。我表示了看法，说情形可望缓和些，但不容易即有具体结果，希望张、杨作进一步的努力。李说：端纳放出空气，说宋美龄要来，我想她能来更好。我又听说各省当局对张、杨等的复电不多，词意亦多含糊，这不是意外的事。

十七日，我移住九府街止园。这是杨的私宅，原为其老母和眷属住的，为了使我更舒畅一些，特腾出三楼，请我从卫士队队长室搬来。次日，我妻傅学文也自省立医院移来同住，她的手背伤处已好了。

十八日上午，李志刚来，先谈外面的情况，知道蒋同张谈的话多了，端纳去洛阳同南京方面通了电话，仍来西安，放蒋鼎文去南京制止飞机轰炸，宋美龄即将来西安，宋子文或者也来；这些消息都引起不少猜测。我想张、杨方面同蒋谈的时间愈长就愈好，参加会谈的人愈多，也就愈能接近。我问中央来的人都扣在何处，李答分别扣在西京招待所和金家巷张的宿舍内。我告李，如果张等有什么要求，我可同陈辞修（诚）或者其他人同去劝蒋。据李以后说，把我的话报告过杨，但没有下文。我想，张在这时已可直接同蒋谈，也可以要南京来的人一起同蒋谈，不必再由我去劝蒋了。

我问省政府人员的情况，李说：秘书长耿寿伯回家，不出门；民政厅厅长彭昭贤被搜查一次，他白天在厅，晚宿宁升三家；财政厅厅长宁升三病重，已多天不进食物；教育厅厅长周学昌藏在朋友处，不敢出门。

十九日以后，我在住所猜测外面情况，觉得人民公审的话不会实现了，南京的军事行动也已暂时停止，但迟迟没有决定性的消息，又是什么原因呢？这必是问题过于重大，蒋能接受张、杨的八条要求吗？即使不肯全部答应，能接受几条呢？接受又将采取什么方式呢？蒋必将坚持不肯签字，张、杨能同意蒋的口头诺言吗？即使张、杨同意了，又怎样说服部属呢？这些问题都是不容易解决的，但只要没有恶化的消息，就说明还有希望。因此，我还是静候佳音吧！对于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什么时候来西安，来了有什么动作，都不怎样探听。等着，等着，不觉过了六天。

这六天中，有什么人来看过我，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一位曾任国会议员的寇遐（胜浮），他是杨的同乡好友，张到西安后，杨常邀他于假日或晚间谈叙，我也时常参加。寇当然不预闻张、杨密谋，但对时局有相当的注意和了解。他对我透露了一个消息：张派飞机去延安，迎接中共重要人物来西安，商谈逼蒋抗日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而应寄予希望的消息。

二十五日下午五时许，杨虎城忽来，这是事变后杨同我第一次见面。杨说他从飞机场来，送蒋乘飞机去洛阳。张要送蒋明天回南京，同机前去了，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也同去。我未及询问详细情况，杨即恳切向我道歉，说：“这次的事自问动机纯洁，做得却不够好，因而使您受惊，夫人受伤，真觉不安。”我答以：“事变既得和平解决，过去一切不愉快的事，都不必再谈，惟愿一致救国的愿望能够迅速实现！”杨又说：“即日要欢送事变中扣留的各将领回南京，但希望您能留下来，继续主持省政。”我笑问：“我还可以主持省政吗？”杨说：“为什么不可以，我们都希望您留下来。”我看杨已很疲倦，就说有话以后再谈吧，杨即起身告辞。当时我想蒋如果完全不承诺条件，张、杨决不会同意放他，张更不会亲送蒋回南京，这在日后自知分晓。可以不必再问了。

三

这里有一件特别应当记载的事：二十六日晚，中国共产党应邀来西安的两位领导人物来看我，这两位是中共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中共代表还有博古，没有来）。周恩来先生是我一九二五年在汕头时领受过多次教益的，叶剑英先生也是那年在广州认识的，都是我最敬佩的人。这晚宾主间的谈话没有拘束，我全神贯注地静听客人的话。他们谈了这次来西安的经过，到西安以后的工作，这次事变解决的过程，以及事变结束后的期待。他们也谈了当前中国的处境和前途，全国人民的责任，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使命。我从这次谈话中，看到事变所以得到和平解决的真正原因，很是兴奋。

周恩来是参加张、杨同蒋的谈判的。据说蒋在看到张陪同周见他时，神经似受极度震动，面色惨白，随着周对他和蔼的态度而逐渐恢复常态。周当时即开诚地谈中共对于国难的态度，并表示希望蒋能领导抗日。这以后，张、杨与蒋谈判抗日纲领时，他都参加。

二十六日，蒋在洛阳发表了一篇标题是《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有人说事实上没有这样的训话，是蒋到洛阳后撰写出来的，我不能判明其究竟，只认为蒋发表此文是有其作用的：一方面他要表示没有为武力威胁所屈服，所以强调其“始终拒绝”张等屡次要求他签字与下令；另一方面又要表示他会履行对张、杨所作的口头诺言，所以用“言必信，行必果”来引出“凡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无不可以采纳实行”。后一部分的话是含糊其词。毛泽东主席在二十八日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明白举出蒋“允诺的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毛主席的声明仅后于蒋的声明两天，显然是根据中共去西安代表团的报告，而这一代表团是参预了张、杨同蒋的谈判的。所说蒋允诺的条件是十分可信的，不必再加猜测了。

二十六日晚，杨宴请扣留的各将领和其他人，欢送他们明天乘飞机回南京，我也应邀参加宴会。杨简短致词，并提出希望我留下来的话，没有人表示同意，我也未说什么。二十七日，很多人都乘飞机回南京，我留下来了。二十八日下午，杨又来见，说得张的亲笔信，蒋盼望我即日回京，张已同意，嘱杨不再留我。因此，已决定明天送我夫妇俩回南京。杨表示惜别，并希望我能有机会再来陕西。我表示谢意，并说后会有期，愿努力。二十九日，我夫妇即乘飞机回到南京。

我回南京，朋友们见面，争问事变中的情况和我对事变的意见。我觉得很不容易说话，特别是对于张、杨二人的评价。只能就所知的情况约略作答，表示不能赞同有些人骂张、杨是乱赋，是土匪。我说张、杨这次做事固然太冒险，太卤莽，不能说没有错误；但要求抗日御侮，还是出于爱国的动机，是未可厚非的。我们只能惋惜张、杨读书不多，却不宜看作乱贼或土匪。我这样讲话，引起有些人的不满和惊异。李志刚去溪口，过南京时，同一位曾做我的秘书而调任省党部委员的朋友谈话，这位朋友说：“老夫子呀！真莫名其妙，他在西安受到这样的打击，回到南京还说他们（指张、杨）的好话。”我自问说的话很客观，并且为抗日大局着想，也只能这样评判张、杨。

南京在这时，导演了一出对张军法会审、判刑而又特赦，却又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怪剧。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张到奉化溪口，蒋召我去陪伴张读书。我到时，已有一位徐道邻（徐树铮之子，这年与陈布雷合写一篇《敌乎？友乎？》的论文）在伴读，我只挂一个名而已。张读什么书，现在已记不起来，记得有一天闲谈，张的话值得记下来。张说：“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护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到西安，这出戏岂不可成为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极好的戏竟演坏了！”张讲这话时，神情似兴奋又似懊丧，我觉张的英雄主义真浓厚，只能答复他说：“这已是过去的事，您也不会有所追悔，还是安心多读一些有益的书吧。”一九三七年二月中旬，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会，我回南京，从此不再看到张了。

李志刚在这时到溪口两次，是为了见蒋谈陕西军事善后问题，也看了我，谈了一些和平解决陕事的意见。

三中全会开会的日期，是蒋回南京后几天内，即由国民党中央开会决定的。这是蒋表示要改变其“剿共”政策的第一个步骤。中共中央二月十日发来一个电报，提出四项保证，希望国民党决定“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为国策。三中全会也通过了一个“根绝赤祸案”，就借此放弃了“剿共”政策。同时通过任我为宣传部长，这也算是结束“西安事变”的一个副产物吧。

附记：我同张学良的关系

我于一九三三年夏任陕西省主席，张学良则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始以“西北剿匪总部”副司令名义到西安。对于西安事变，我事先并无觉察。中央两个庞大的情报机构——“中统”和“军统”，我都毫无关系。这两个大情报机构在西安各有做工作的人，他们都没有觉察张、杨的密谋，我又怎能负责呢？

我与张的相处，有一件事值得写出。一九三六年八月，一天晚上，已近夜半，张以电话召我，我去时，张突变常态，声色俱厉地问：“你知道省党部在街上抓走我的学生和部属吗？我决不能容忍，已派队去搜查，请你负责查明，限天明以前把抓去的人送回我处。”张大概以为我是省党部负责人，实际上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一直由杨兼任，我继杨任省主席后亦未更动。当然，杨也只担名义，未管省党部的事。但我仍请省党部几位委员到来，转达张意，经他们查明确有这样的事。原来是南京派来几个调统室的人抓的，省党部委员也不清楚。我再去见张时，抓走的人已被张救回，张的态度比较好，说：“很对不起你，深夜惊动，请回去休息吧！”原来抓走的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青年干部马绍周、关时润等，都是左派分子；张很着急，当时即派出卫队营一个连，冲进省党部，救出被抓去的人，并从调统室搜去不少文件。隔了两天，张又请我去，恢复了常态，对我说：“看过从调统室搜来的文件，才知道您也是他们造谣密报的对象，他们对您我都任意诬蔑，荒唐到了极点，我深信您决不会有象他们密报所说的事。”张同我都不再说什么。南京中央党部还电张以责难，不应派兵进入省党部搜查。张复电说明省党部做事太荒谬，他是以中央委员和副总司令地位行事的。蒋也从广州来电问我，省党部事内容究竟怎样；同张高唱抗日有无关系。我复电说，省党部事张已复电中央，且已完全结束；东北军人不忘抗日，情有可原，张对抗日事仍必服从命令。蒋正忙于处理两广军事，不再究问。

我同杨虎城的关系

我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奉命任甘肃省主席，一九三三年调任陕西，都出于杨的推荐。我对杨早有好感，因听说杨在陕西靖国军是坚持不同北洋军阀妥协的人，又曾坚守西安八个月，在移驻安徽、山东境内时，都有良好表现，故我曾多次向蒋讲杨的好话，蒋对杨信任与我不无关系。杨同我相知日深。到一九三〇年末，杨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25]兼陕西省政府主席[26]。次年，杨部师长孙蔚如带领部队至兰州平定雷中田变乱，孙以宣慰使兼代省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杨又曾荐我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杨保荐我主政甘，自有其他原因，但也由于对我有较深的信任。后我与杨在西安同城分主军民两政，三年有余，个人之间只有协作，从无摩擦。但杨总觉自己不是蒋的嫡系，加以特务不时制造对杨部的情报，不免有所不安。杨喜欢接近进步人士，部下也不免有个别的共产党员。在我未任陕主席以前，蒋曾电杨，指杨的秘书长南汉宸是共产党人，责令杨解送南京，杨复电说南已离开西安。杨对张不愿“剿共”，坚请抗日是同情的。杨部在前方，也与红军有秘密谅解，不愿同红军打仗。所以张、杨两人合作扣蒋，并不奇怪。

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

晏道刚

一

一九三五年秋，蒋介石令“豫鄂皖剿匪司令部”迁到西安，改名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仍以张学良任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蒋介石）职务。钱大钧坚辞参谋长，久不到差。张学良向蒋介石保举晏道刚、林蔚、贺国光三人，请择一任参谋长。张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希望与蒋联系密切，便于合作共事的意思，而不是与这三人有什么特别感情与联系。当我应允到西北，向蒋辞行时说：“我的能力差，恐怕做不好。”蒋嘱以“与张汉卿协商合作，有困难之事你可告诉我，没有做不好的事。”

及到西安三个月后，张汉卿常驻陕北洛川，与延安已有联系，东北军前线官兵与红军时有往来。张汉卿曾派栗又文到新疆去联系，进步人士高崇民经常在张汉卿公馆居住，为张的顾问。我劝张不要久驻洛川。而驻西安的特务们直接给蒋的情报又很多。蒋为表示对张推诚相与，竟把这些报告原文抄送张学良，叫他答复。这时张学良感到惶恐不安，对我往往诉说东北军官兵责难他的苦境，但却仍隐讳他个人的真正意图。兹抄录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张学良给我的亲笔函一件：

甸樵吾兄：弟自入关以后，对蒋委员长极端忠诚，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今日弟处此痛苦环境，这些特务人员对我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譬如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对提起“蒋委员长”四字没有立正，岂是我教给他们的吗？前线官兵与共产党私有来往，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这许多？他们甚至说我与共产党曾有联系，真是无中生有。兄自动去电替我解释，爱我之情，不尽感激。

弟张学良 七月二十日于王曲军官训练团

同时蒋的特务组织（西北总部办公厅第二科即是特务组织）对杨虎城的报告也很多，说杨虎城部的职员内有共产党员潜伏，力谋反蒋。杨虎城的夫人也是共产党员云云。

特务们的这些诡秘行动使人人自危。至于军队方面，此时更是一筹莫展。

“西北总部”指挥的所谓兵力是陕、甘、宁、青四省的部队。计共兵力：张学良部约二十万人，杨虎城部约四万人，宁夏马鸿逵部约二万人，青海马步芳部约一万余人，还有其他零星部队约一万人，总计共约二十八万余人。另有胡宗南部驻甘肃约三万余人，归蒋介石直接指挥，“总部”不能调用。

“总部”所指挥的二十八万余人的兵力中，张学良部和杨虎城部不但不愿对红军作战，而且也不能与红军作战。宁、青两省的部队也不愿与红军作战，更不能对红军作战。

自从我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到西北，直至同年十一月间，前线军队彼此各守原防，好象国共双方互不侵犯似的，甚至前线官兵彼此还有联系。张之联共抗日主张是到西安事变的当时才明白提出的。他开始向蒋请求，还只是希望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而未提出联共主张。

二

一九三六年八月，蒋介石接到阎锡山的报告说：共产党军大部分已过黄河到山西地区，陕北的红军只有少数，希望陕北军队乘机进攻，可以消灭红军。蒋即据以电张：速令陕北和陇东的军队向陕北红军进攻。但西北总部所得情报，则是红军只有一部分过河，主力仍在陕北。便据以向蒋复电。但蒋仍相信阎锡山的报告，怀疑张汉卿是畏缩不前。张乃与我商议，要我到南京去面向蒋报告。

我遄往南京，径去见蒋，踏进蒋的客厅，适蒋廷黻在座。蒋介石到客厅后，我即提出陕北军情报告，蒋阻止说：“今天是请蒋廷黻先生讲白皮书的意义，你且缓讲。”候蒋廷黻讲完，蒋接着与胡宗南谈话很久，随即送客。我只得站在客厅门前和他面谈，当然不能毕其所欲言。蒋仍坚持阎锡山的报告，主张从速向陕北进攻。我再次见蒋，均不能消除他的成见，即不得要领而回陕。

一九三六年十月蒋介石电令“西北总部”，限期向陕北红军进攻。他并直接电令胡宗南出一个军约三万人编成一个纵队，由陇东向东北方向推进，包围红军的右翼；东北军王以哲部编成一个纵队，在胡宗南部军队右翼，与之齐头并进；其他部队则在原阵地一齐向北推进。“西北总部”只好据以转令前线各部。

这时张学良抑郁不安。前线各部阳奉阴违，按兵不动。王以哲部无线电叫呼不应，命令无法下达。惟胡宗南军按蒋的命令向东北方向开进。他既不向“西北总部”报告，又不与邻军联系，孤军深入。约在十一月中旬，这一纵队前卫两个团进至陕北山城堡地方，被红军消灭。蒋闻讯大为震怒，严电斥张，追究责任，限期电复，意在惩办王以哲。张学良上下为难，惶恐不安，数日不至总部。我即往商，张言：“我遭受国难家仇，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对不起部下，处此环境，有何面目？”

十月二十九日，蒋以避寿为名到达洛阳。张飞往洛阳。蒋见张后大为震怒，使张不能尽其所言，更无法进行解释。蒋对胡宗南的军队爱惜备至，今见胡军损失两个团，乃归咎于王以哲不听命令，为胡应援，对王以哲痛恨至极，并怪张学良无能。张学良一提抗日，即遭痛骂。

张学良在洛阳军校住了一星期。有一日，蒋在军校纪念周会上讲话，张站在台下军官中听讲，蒋在台上大骂主张抗日的人，说什么“共产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然则你们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吗？共产党是要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张站在前面，在场的人都向张偷望，张神气自若。张右边站的是陇海铁路局长钱宗泽，他恐怕张学良不好受，会后即邀张到洛阳街上去买古董。到会的人说：“蒋这一番话，实在使张过于难受。”我在西安听说这种情形，向蒋去一电报——即所谓“有亥”电，电文大意如下：

东北军自去冬陕北直罗镇之后，一〇九、一一〇师遭受重大损失，中央不予补充，还要取消一一〇师的番号，因而对中央颇有怨望。他们对“剿共”心怀畏怯，认为“剿共”不是他们的前途。东北地方被日寇侵占后，一些军官家属逃到关内，流离失所，生活极感困苦。对日寇敌忾同仇，是东北军官兵普遍心理。前线官兵已有许多与共产党联系。张副司令心中痛苦，指挥确有困难，万望对于张副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他难于忍受。张副司令曾经请求开赴绥远前线抗日，此时可否考虑将东北军开赴绥远、察哈尔一带，担任抗日前线作战……

这一电文发出后，据钱大钧告我：蒋介石接到电报，曾有较长时间的考虑，然终未转变他的顽固态度。

十一月二十九日张汉卿由洛阳打一长途电话来，叫我召集东北军旅长以上的军官于十二月二日以前到西安听蒋委员长训话。蒋于十二月四日由洛阳专车到临潼。杨虎城、邵力子和我三人由西安到临潼去迎接。

四日下午四时许，蒋的专车到达临潼，杨、邵与我三人在月台见张学良于列车刚停时便从蒋的车厢走下，面红耳赤，一面走一面对杨和我们说：“我正被委员长骂的不得了，你们快上去，我在钱慕尹（钱大钧）车厢里等你们。”杨、邵和我等上车与蒋略谈几句便下车，我即到钱的车厢去约张同行。我问钱：“委员长到西安邀集一些将领来，他是一个什么做法？”钱答：“大概是对各将领打打气，并作‘进剿’布置吧！”

三

蒋到临潼后，分别召见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所问的皆是：“你父母在否？兄弟和儿女几人？你现在看些什么书？有什么心得？家中生活怎样……”并说些鼓励“剿共”之类的话。他何曾知道这些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话毫不感兴趣。

张学良和杨虎城召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官，在西安请蒋介石训话。张、杨已先商定，所召集的人中，不能有过于激动的人，或者社会关系复杂的人，要求届时发言的人不准对“委员长”有何不敬的地方。因此会场上说话的人并不多，想说话的人也不敢说了。

蒋在他的训话中说：“我们眼前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很远，我们打仗要先近后远，如果远近不分，或者是先远后近，那便是先后倒置，一定失败，便不是革命。无论如何，我们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予处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到陕北剿匪，中央军作你们的援军；一条是调往闽、皖地方，听中央调遣，你们不要自误。”

蒋的训话，言下之意就是：你们再要联共抗日，不听命令，“中央”便要处置你们了。也就是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要求。而张、杨二人于无可奈何中仍一而再地向蒋进行哭谏，痛哭流涕地哀求其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蒋介石毫无所动，反而大声呵道：“你们拿手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我的剿共政策！”张学良哭道：“委员长真的不能听我们的忠告吗？”蒋介石毫不理会，拔脚便走。

十二月九日，西安的学生集体游行请愿，要求抗日。学生们先到“西北总部”。门卫告知我，我即以电话商之张副司令，张答：“你不必管，我来对他们说。”学生们听了他这一番话也就回来了。张这样的做法，总算是对得起蒋介石了，然而蒋介石却偏不是这么想，他疑心这是张、杨二人为贯彻他们的主张而搞的一套穿插。张学良向蒋报告学生游行请愿情况时，他反而责骂张学良说：“你毫不懂得拥护领袖的方法！领袖是你们的父母，有人侮辱你们的父母，就应该奋起和他拼命，你何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呢？”他这一番话，使张学良哭笑不得。最后，张学良仍然叫黎天才等去向蒋恳切要求，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结果又遭到蒋的一顿痛骂。并怀疑黎等接近共产党。

到十二月十一日，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谏诤”可说是技穷力竭了。而蒋这时已召集了“中央”各高级将领积极布置大举“剿共”的一切措施，调兵遣将急如星火。

张见这情形已万无扭转之可能，内心极为痛苦，乃于十一日决心用“兵谏”的方法，孤注一掷，于是急作“兵谏”的部署。

四

十二日早晨二时许，西安城内忽有枪声，时疏时密。我住在西安城内通济南坊，以电话询问办公厅第二科科长江雄风，江称不知。约半小时江来电话告诉我说：“杨虎城的队伍有一部兵变，正在抢银行。”这时枪声愈加紧密，我即以电话找张学良，张学良公馆答云，张不在家。我怀疑杨部兵变，张或避开了。电话问临潼，接线人说线路不通。我遂以电话找杨虎城，听到的却是张学良的声音。张对我说：“我是汉卿。外面发生枪响，我不明原因，我也不自由。委员长在此地。你不要动，也不要管。”再问，则电话挂了。张这番话乃是故布疑阵，好象是杨部兵变，他与蒋介石均被杨所俘获，他也不自由似的。但我仔细思虑，张既不自由，何以能代杨虎城接电话呢？断定是张、杨同谋反蒋，大难将作。

我宅驻有东北军一排担任警卫，这排卫兵尚不知情，正在布置警戒，保护住宅周围。我的参谋和秘书人员再三劝我暂避他处，以免危险。但我亟欲面见张学良，以谋善后之解决。至七时许，张派一副官，并带一卫兵乘汽车至我门前，传达张学良意旨，接我到他的公馆。

及至张公馆，见到缪澂流师长。缪出示油印纸一张，上面写明“兵谏”八项主张。

缪对我说：“中央对东北军太不公平，你看胡宗南军队是双人双饷，我们则是粮饷不够，兵也不补，到处流离，还要我们打内战，蒋委员长见着副司令便骂。我们今天是‘兵谏’，要委员长联共抗日。”缪澂流即派车送我至西京招待所。

西京招待所就是招待这次“中央”来的大员们的旅馆，事变时即作为他们的集中点。我进门时，见这些大员坐在餐厅长桌周围，独不见陈诚。约半小时，见两个士兵押着陈诚来了，陈诚浑身粘满尘土，来后也坐在餐桌旁边，沉闷不言。原来他听到枪响时，即潜伏在招待所一个贮藏啤酒瓶的大木柜内，直到早上七点多钟才被士兵搜出。

当时西京招待所住的人是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陈继承夫妇、陈调元、蒋百里、蒋作宾、万耀煌夫妇、李基鸿、邵元冲等。当十二日早上四时许，杨虎城派兵包围西京招待所，士兵入内挨房搜查。陈诚在搜查之前闻听枪声即行逃出。邵元冲住在楼下房间窗户边。当搜房士兵喝令不准动的时候，他仍然翻越窗户，士兵开枪，弹中下部，送入医院后即毙命。搜至陈继承房间，士兵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陈答云：“我是陈继承。”这士兵说：“你是陈诚啦！”便举枪欲击。陈继承的老婆大声疾呼说：“他不是陈诚，他是陈继承，打不得呀！”这士兵才把枪放下。因为陈诚素来轻视杂牌部队，宗派成见很深，地方部队对之多怀怨恨。假使当时不是他先行逃出，则陈诚之命运殊难预料。

十二日上午九点多钟，孙铭九等已经送蒋介石到新城大楼。这时张学良带着拟就通电全国的文稿，直到西京招待所，召集“中央”各大员宣布，他说：“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张学良念道：“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艰，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战士浴血杀敌，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八项主张略）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念完后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缪澂流、钱大钧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十五日，张又将西京招待所的一些“中央”人员迁移到张公馆附近的玄风桥、金家巷房屋居住。一切都很优待，分送每人一本《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等书及扑克等消遣东西。张学良除每天到蒋介石住所谈谈外，还经常到这里说说情况，交换意见。

十六日，张学良对南京的诸人言：“何敬之派人向华县、渭南进攻，前线接触，虎城部队已有伤亡。我这几天要到前线指挥，少陪各位。如果他进攻不已，只好请蒋先生及各位转移其他地方。”陈诚道：“你这话可向委员长说，请委员长写信给何敬之，与其他的人说是没有用的。”蒋百里向张学良建议，“你可与蒋委员长商议，派蒋铭三（蒋鼎文）到南京去与何敬之商议办法。”张即表示首肯，转向蒋介石商议，蒋亦应允。当由蒋百里先生、蒋鼎文分别去见蒋介石，商议派蒋鼎文去南京。

五

自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离开西安后，南京来西安的诸人住所即行撤除警卫的监视，大部分人员于二十七日乘飞机返回南京。我于是晚回到西安通济南坊原住所。总部高级人员及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旧友多来访问，了解一些情况。我于二十八日上午乘第二批飞机到南京。到京后听到许多消息，如蒋介石因西安事变将向国民党中央呈请辞职，并自请处分。又说：张学良将向蒋介石谢罪，并自请处分。中央将开军事法庭审判，并预先判张学良以十年徒刑，由蒋介石请求赦免等语。蒋介石素来憎恨心重，他在西安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恨不得将张、杨一棍子打死，怎么会轻易放松呢？张学良既到了南京，死罪虽免，恐怕活罪难逃。

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到宋公馆去访问张学良，张对这次由西安回南京的人表示歉意，嘱我转达。我问候他的起居，他像是气愤填膺，颇有难言之隐，我恐怕说话不便，即兴辞而出。

十二月三十日，我住在南京中央饭店，军事委员会一副官会我，出示军委会办公厅一抄录委员长手条，内开：“晏道刚、曾扩情不尽职责，不知廉耻，着即撤职查办。”我问这副官：“你将这手条给我是什么意思呀？”他答道：“这是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叫我拿来给你看的，他说请你到羊皮巷军法处去。”我说：“这是什么罪名？何以将我与曾扩情并列呀？”副官说：“这是委员长亲笔写的，朱主任曾亲自问过委员长，委员长说，晏道刚是不尽职责，曾扩情是不知廉耻。大概为的是西安事变吧！办公厅也不好确定罪名，只好抄录原条给你看，请你即刻到军法处去，汽车也预备好了。”我答道：“好！我就同你一道去。”我从此又受了一段时间的牢狱之灾。

当时南京有些人不同意蒋介石这一决定，有人曾打电话给军法处处长王震南说：“晏甸樵是个无罪的人，要他在军法处不过是委员长在西安受伤，回来发泄他的脾气而已，你处要优待他。”军法处指定我住在邓演达先生蒙难前曾住过的那间房屋内，看书写字尚觉安静。

我在军法处住了两个多月，因病迁住南京广东医院，军法处派有两名职员随身监视。我屡次催他们定案，迄未得审判。直到两个多月后，日军侵占上海，南京告警，蒋介石才有手条恢复我的自由。

西安事变回忆

曾扩情

一九三五年秋，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违反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继续坚持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积极准备对陕北红军进行“围剿”。十月，特设“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于西安，任张学良为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并令其驻在中原地区连同留在华北地区的大部分东北军，西调到陕西、甘肃等省，专负西北地区的“剿共”任务。蒋介石的意图是：“剿共”能取得胜利，固最好没有；即相持不下，而双方兵力的消耗，也可为将来自己出马而减少困难，不致于象江西等省的“剿共”那样首当其冲。这就把张学良推到专与西北红军为敌的蒋介石的代理人的岗位上去了。虽然如此，而蒋并不让他能自由地行使职权，特派其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任“西北剿总”参谋长，为筹谋划策的主持人，以制约和监视张的行动。同时又以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的全部班底组成西北“剿总”政训处，仍任我为处长，担任“剿共”军队的政治训练工作，以“绝对拥护”蒋介石和“坚决反共”为思想灌输的主要内容；并负责监视和调查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的思想行动。还向民众宣传：“共产党的军队，不仅要富人的钱，而且还要穷人的命，只有以人力物力尽量地支援剿共军队，才能剿灭共军，得到安居乐业。”但这些造谣惑众的滥调，不惟不能取信于“剿共”地区的军民，反而遭到他们的深恶痛绝。因为在红军地区，不仅对广大劳动人民，亲如一家，秋毫无犯；而且对“剿共”的士兵，只要不存敌对行动，即互通往来；并把他们的粮秣等类，送给缺乏给养的“剿共”前线部队。这就促醒了“剿共”的军队，明白了“剿共”并不是为了求自己的生存，而是充当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牺牲品。因为，东北军入陕与红军作战，不到半年时间，就被消灭了近三个师，师、旅、团长被俘或阵亡的更所难免。而蒋介石对于东北军的损失，不但不给补充，甚至连番号也给取消了。这不能不使张学良对于东北军能否继续保存下去有所考虑，军队不能保存，还有自己的权位吗？因此，张学良对于继续进行于国无益，对己有损的“剿共”战争，也就不得不产生动摇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我察觉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上述情况后，特以书面详报蒋介石，从而建议：“增派中央劲旅为剿共主力军；并在西安设一个剿共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营长以上军官，施以有关的思想和技术训练；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实行的保甲制度广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区，以加强民众组训而严整‘剿共’的壁垒等等”。我还亲自把报告送到广州（蒋当时因处理两广事件，住广州黄埔岛上）交他核阅。不料他阅后，竟在报告封面上批：“胡说，交张副司令阅”几个字，不由我感到啼笑皆非，以为他真不相信我的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其实，他对于上述种种情况，早已从特务江雄风（“西北剿总”调查科长）等的报告中尽知其详，而心中有数了。此不过装模做样，以哄骗张学良对他不防备，便于采取断然措施而已。果真不出一个月以后，他就由广州回到南京，积极部署，逼迫张学良继续“剿共”。蒋以为这时的张学良军队已受红军重创，不怕他不服从命令了。同时，他又另派刘峙率十余万之众进逼潼关；他自己且于十二月初亲临西安，住临潼华清池，主持策划“剿共”事宜。一面令邵力子按照左宗棠平定西北“回乱”的作法，草拟《告西北民众书》。邵转令其秘书吴念存代为草拟，吴曾向我借去《左宗棠全集》作参考，其内容如何不详。一面令政训处广为散发他重申“剿共”的文告，原文我记不清了，无非是诬蔑谩骂共产党是“苏联的工具”，“祸国殃民胜于洪水猛兽”，不“剿灭”共产党，不足以“保国卫民”等等陈词滥调。十二月初，蒋介石更带来大批“谋臣策士”，如邵元冲、朱家骅（事变前回京）、陈诚、朱绍良、万耀煌、蒋百里、陈调元等人，以及专门镇压人民的宪兵团和其他特务分子不计其数，气势汹汹，大有一举而治服张、杨，再举而消灭共产党的咄咄逼人不可一世之势。这不能不威胁到张学良的最后生存，也使杨虎城内心惶惶不安。张、杨被迫不能不采取先发制人的非常行动。

蒋介石到西安时，张学良表现泰然自得的样子，随时去华清池向蒋请示问好，情如亲人。

临事变前一天晚上，政训处领导下的“大道剧社”，借某戏院演剧，欢迎蒋介石的随行人员。张学良、杨虎城以主人身份，陪同到场，主持招待。剧未终场，杨向我说明先走一步，要我好好招待客人。

凡此种种，我都不曾料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十二日黎明前，我还在睡梦中，突然枪声四起，把我惊醒，以为是张、杨两军发生冲突。直到天明时，才见到以张学良、杨虎城领衔，有陈诚、朱绍良等联名的通电，大意是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等情。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发生了张、杨扣押蒋介石的事变。

十三日白天，南京方面不断派来大批飞机，在西安上空作威胁性的飞行。我于十三日午后，离开住所，借住于西安金城银行经理刘纯中（四川人）家中，随即被张学良所察觉，特派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乘汽车来接我去同张、杨见面。张对我说：“对蒋委员长毫无别意，只要他接受我们的主张，仍当服从他的指挥；如南京方面敢于对我们用兵，我们不惜一战。”随即关照李维城招待我在省银行内住下，以待事变的解决。接着又由卢广绩购赠《后汉书》一部给我阅读，和银币五百元备不时之需。

我对张学良的上述讲话，虽然认为合乎情理，如无中共中央已派来周恩来先生，难道不是乘机报复吗？当我正处于思想混乱之中，周先生在卢广绩陪同下，特来省银行开导我。谈话之后，使我明白他不仅无丝毫报复之心，而且是专为保全蒋介石的性命，并争取他同全国人民一起，为抗日救亡而奋斗。周先生的讲话给予我很大的启示，从而否定了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卑劣见解。因此，我愿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尽我一点应尽之责。

1.向全国民众广播，大意是：蒋委员长在张副司令和杨主任的关怀照顾下，很为平安。西安所发生的事变是一个政治事件，只要南京方面派有关人员来西安，同张、杨两将军开诚协商，问题就会得到迅速解决。

2.函南京方面和驻西北各地的黄埔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大意是：要想“领袖”得以平安回京，只可以文说，而不可以武争，中有“奔车之上无仲尼”的一句引语，意思是说，象孔丘那样的人，坐在狂奔的车子上，也难免会跌倒的。

3.上书蒋介石由张学良转交，大意是：我未尽到事先察觉和防范之责，致有事变之发生，引为内咎；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并无别意，完全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而采取一时权宜之计，只要接受其要求，不惟无损于尊严，而且更能博得他们的拥戴，以慰“群伦喁喁之望”；因有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的殷勤照顾，我虽未能随侍在侧，也很为安心，万望为国珍重。

在宋美龄等未到西安的前两天，张学良派黎天才来对我说：“如南京方面有疑虑，不敢派人来当面交谈，当派飞机送你回南京以消除其疑虑，并约有关人员前来协商解决办法。”正准备派飞机送我时，张学良突乘汽车来对我说：“你现在可不必去南京，蒋夫人同宋子文、戴笠等就要飞到了，你可同我去机场接他们。”我同他刚到机场，宋美龄的座机已降落到机场。除上述三人外，同来的还有蒋鼎文和端纳两人，张把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三人送到蒋介石处，留戴笠、蒋鼎文和我三人在其家晚餐，戴、蒋两人住在他家，我仍回到省银行。

在宋美龄来到西安两天后（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就亲送蒋介石、宋美龄等回南京。

我在西安事变中，虽然被周恩来先生的伟大启示所鼓舞，进行了一些活动，但实际仍然是从个人的利害出发。我认为：只有按照上述活动，才可能保住蒋介石的生命，从而也带来我的安全。不料蒋介石为了发泄他被扣押的怨气，下手令一道，指明“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耻，着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27]于是，我就被关在羊皮巷看守所内。同时，蒋又根据戴笠的报告，不满贺衷寒在事变中的行动，撤去他军委会政训处处长职，以示惩诫。贺衷寒只得去了欧洲一趟。直到抗战发生，南京快要沦陷时，我才经保释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