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4日，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副总编辑周绚隆，以及现在的《白鹿原》责编刘稚赶到西安，在陈忠实的灵堂前向他表示沉痛悼念，向他的家属亲人表示诚挚的慰问。翌日清晨，我们便赶到市郊的西安殡仪馆咸宁厅参加吊唁活动。大厅前的广场挤满了自发前来吊唁的读者群众，有的高举着陈忠实的遗像，有的高举着不同版本的《白鹿原》。咸宁厅内高挂着陈忠实的巨幅遗像，在鲜花的簇拥下，陈忠实的遗体上庄严地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他的头下如他生前所愿枕着1993年初版的《白鹿原》。忠实遗像两旁的挽联为：“三秦文胆华夏风骨铸忠实人格笔蕴千钧担天道；终南气象灞原襟怀育白鹿精魂情含万汇传史音。”当我们一行在哀乐声中离开大厅，仍见广场上挤满了排队等候入场的人群；路上，仍见三五成群自发前来的读者。参加悼念活动的各界人士大约有近万人吧。我们在为忠实的逝世感到无比沉痛的同时也略觉欣慰，因为我们由他的葬礼而看到文学在今天依然神圣。
回想我与陈忠实的初识，是在1973年隆冬。那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当编辑，分工管西北片，西安自然是重点。一日，在西安郊区区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上，我拦住了刚开完会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出来的陈忠实，约请他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我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陕西省作协向我推荐了陈忠实；也因为我刚刚在《陕西文艺》上看到陈忠实发表的两万字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觉得已在关中平原上摸爬滚打十几年的陈忠实完全可以把它扩写为长篇；当然，还因为当时的人文社并没有可以发表中短篇小说的《当代》杂志（《当代》创刊于1979年）。大约他也感觉到我这个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这“高门楼”的编辑约稿的真诚，从此便记住了我，开始了我们长达40多年的友谊交往。
到1990年10月24日，我在陈忠实给我的回信里终于知道了他写长篇的一些信息。他在信里说：“关于长篇的内容……作品未成之前，我不想泄露太多，以免松劲……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能力的全部而为之的。究竟怎样，尚无把握，只能等写完后交您评阅。”又说，“此稿87年酝酿，88年拉出初稿，89年计划修改完成……我争取今冬再拼一下。”他表示：“待成稿后我即与您联系。您不要惦记，我已给朱（盛昌）应诺过，不会见异变卦的。也不要催，我承受不了催迫，需要平和的心绪做此事。”
我对陈忠实这连书名都没有透露但倾其全力而为之的长篇充满期待。后来，在1992年3月间，我终于收到陈忠实告知《白鹿原》已定稿的信。他在信里询问是由他送稿到北京还是由我们派人去取稿。我和主管《当代》的副总编朱盛昌商议后，决定派当代文学一编室的负责人高贤均和《当代》杂志的编辑洪清波去西安取稿。大约3月25日，陈忠实说：“在作家协会的客房里，我只是把书稿从兜里取出来交给他们，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而“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着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20天，我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我匆匆读完信后嗷嗷嗷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信中说了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到成都再回北京的旅程中相继读完了书稿，回到北京的当天就立即给我写信。他俩阅读的兴奋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战栗。”
《白鹿原》在《当代》经洪清波、常振家、何启治、朱盛昌依次审稿并写下一致肯定的审稿意见，又在当代文学一编室经三位责任编辑（刘会军、高贤均、何启治）的三审后获得一致通过。我在1992年9月由《当代》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当代文学图书出版工作的副总编。在1993年1月18日的终审意见中，我认为：“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上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宏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长篇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
《白鹿原》连载于《当代》杂志1992年第六期和1993年第一期，单行本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3年6月出版，初版首印14850册。经过陈忠实的厚积薄发，勤勉创作，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6位编辑的劳动，《白鹿原》终于与读者见面了。面世20多年来，累计印数已达200多万册（主要是人文社出版的1993年初版本、修订本、精装本、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百年百种中国优秀文学图书书系”、20周年纪念版等）。盗印本已接近30种，其印数也与正版相近。可见，说《白鹿原》的实际印数已达400多万册，当不为过。
回想《白鹿原》出版时的情景，可谓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一个作家一生的幸福，莫过于能为读者写出一部这样的好书来——那是不管有过怎样的争论，文学史都回避不了、也绕不过去的堪称经典的作品。
陈忠实是幸福的，也是光荣的。
（原载2016年6月2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