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来西亚中国观的演变进程

战后，马来西亚对华态度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74年5月中马建交前。第二阶段自两国建交起至1990年马来西亚取消对公民的访华限制。第三阶段自冷战结束后至今，中马关系逐渐走向全面深化。

（一）“二战”后至建交前（1945～1974年），马来西亚当局全面围剿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的叛乱，并指责中国支持马共，拒绝与中国建交

“二战”结束前后，英国殖民者开始着手安排马来西亚的未来，先后于

1942年和1946年提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和“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方案。经多方博弈，“马来亚联合邦”于1948年2月1日正式独立。然而，正当主要利益集团就建立“马来亚联合邦”达成妥协时，马共表示了反对。马共认为，“马来亚联合邦”是少数马来统治者同英国殖民者勾结的产物，是英国新殖民主义的工具。于是，马共通过其领导的泛马总工会等工人组织举行了罢工和反殖民活动，并暗杀了一些英国的种植园主。

马来统治者对马共的行动深感担忧，视其为反政府运动，指出“1948年，反对 ‘马来亚联合邦’的马共发动了残暴的反叛运动，旨在对抗政府。马共希望建立 ‘马来亚共产主义共和国’。马共发动的武装暴动使马来亚联合邦的经济陷于瘫痪”。1948年6月18日，英国殖民当局借口三名欧籍种植园主被杀，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并在随后的一个月，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大肆抓捕共产党员。“至1948年底，有1779名共产主义同情者被监禁，另外有数百名被驱逐出境。”1949年后，英国殖民当局和马来统治者进一步加大了对马共的打击力度。1950年3月，英国政府任命布里格斯准将为马来亚作战署主任，并批准了围剿马共的布里格斯计划。与此同时，马来亚政党的主要领导人被政府任命到战争执行委员会（War Executive Council），以便他们能够直接地评估紧急行动方案，摧毁马共势力。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又称巫统）主席拿督·翁呼吁“马来人和守法华人共同采取行动打击共产主义”。

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阿卜杜勒·拉赫曼总理领导的政府继续奉行打压马共的政策。1973年，政府发动代号“游星行动”（Operation Planet）的全国围剿行动，在此行动中逮捕了86名“马来亚民族解放联盟”分子，其中33名在吉隆坡、22名在森美兰州、19名在柔佛州、5名在新加坡、7名在彭亨州。此外，特情署与新加坡的“国内安全部”（International Security Department）合作，还逮捕了7名高级共党分子，包括方本朴（Fong Beng Boo）、曹隆和（Teo Loong Hock）在内。

在马来人看来，马共如此“活跃”是因为得到了中国的支持，至少是道义上的支持。“阿卜杜勒·拉赫曼总理对中国持怀疑态度，因为中国给予马共支持。中国甚至影响了东南亚的共产主义活动，以便在本地区传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基于以上原因，马来亚不愿与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拉赫曼领导下的马来亚联合邦和马来西亚不承认中国。”1957～1958年，拉赫曼总理多次在讲话中表达了反共的态度：“我们不能欺骗自己，认为共产主义仅仅只（活跃于）地方，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是国际阴谋的固有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主导世界。因此，所有相信民主、人权和自由的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我们不得不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这是重视自由的马来亚人民不能对共产主义持中立态度的原因。”“假如我们的政府与共产主义国家建立任何形式的外交关系，那么就会破坏人们的信心……”, “也会使中国插手马来西亚的华人事务，干涉马来西亚内政，影响马来西亚的安全”。

（二）建交后至冷战结束（1974～1990年），中马建交，双边关系向全方位展开，但两国关系仍受困于马共问题，马来西亚对华依然保持警惕

1969年5月全国大选后，反对党华人选民在首都举行示威，引发了“5·13”种族冲突。冲突过后，拉扎克接替拉赫曼出任马来西亚总理，开始全面改革。对内，拉扎克推行旨在消除贫困、重整社会结构的“新经济政策”，组建了以巫统为核心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BN）。对外，拉扎克提出将东南亚建成“和平、自由和中立区”（ZOPFAN），并积极改善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1972～1974年，马来西亚先后与蒙古国、朝鲜、北越、东德及中国建交。

中马建交是拉扎克任内的主要外交功绩。1971年5月，马来西亚向中国派出第一个贸易代表团，从此两国开始了正式接触。随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访问马来西亚，成为马来西亚建国后第一个访问马来西亚的中国官方代表团。马来西亚乒乓球队也访问了中国。不久，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提案上投了赞成票。1974年5月28日～6月2日，拉扎克总理率团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就马共、马来西亚华人国籍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拉扎克要求“中国应保证不对马共的活动给予支持和帮助”。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拉扎克访华后，中马两国在政治、经贸、人文领域的交流全面展开。1978年11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邀访问马来西亚。1979年5月，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回访中国。到1979年底，中马双方政府之间的各类代表团互访达30余次。贸易方面，中马实现了直接贸易。双边贸易额逐年上升。到1977年，中国对马来西亚的出口由1971年的2672万美元增加到9433万美元。马来西亚对中国的出口则由1971年的108万美元增加到1.05亿美元。

马哈蒂尔上台后，中马关系向纵深发展。1985年11月，马哈蒂尔率领大型代表团访问中国，拓展对华关系。双方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漏税的协定，明确支持两国直接贸易。访华期间，马哈蒂尔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称：“这次访华，我看到中国正走在发展的道路上，人民团结一致，上下同心协力……中国对外界，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开放……要达到我们所深信的、稳定的、和平与进步的共同目标，马中两国必须相互联系和合作。”这次讲话标志着马哈蒂尔对中国的认识开始正式转变。

1987年，中马签署海运协定，规定双方海运货物原则由双方的船舶承运，互给船员以最惠国待遇。1988～1989年，两国陆续签订系列合作协定，涉及贸易、投资、航空等领域。依据协定，中马双方在关税方面互给最惠国待遇，成立“中马经济与贸易联合委员会”，开通两国定期航班。截至1989年，两国双边贸易额已达10亿美元，累计相互投资达9亿美元。1990年，马来西亚政府全面撤销了马来西亚公民访华限制，为中马关系深入发展扫清了障碍。

尽管中马正式建交，但困扰两国关系的马共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一方面，马共依然“坚持斗争”，不时发动小规模的骚乱；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官方仍然指责中国支持马共的活动。“相比较而言，1975～1978年的中马关系并不亲密。因为中国依然继续支持马共。这使马来西亚对与中国发展密切的双边关系持警惕的态度。”“马来西亚对邓小平关于中共与马共关系的立场表示不悦。邓小平称，党际关系是一回事，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无关。邓小平的表态致使马来西亚对北京持更加警惕的态度。”

（三）冷战后（1991年至今），马来西亚完全转变对华态度，视中国为发展机遇，中马合作提升至战略级别

随着冷战的结束及马共放弃武装斗争，“中国威胁论”在马来西亚式微，中马关系逐渐步入“正常化轨道”。马来西亚政府进一步接受中国，中马合作全面加强和深化，马来西亚成为中国在东盟的重要合作伙伴。

1995年，马哈蒂尔在演讲中指出，“现在是时候不用威胁的眼光看待中国了，应将中国看做一个巨大的机遇。中国威胁论很流行。马来西亚也曾秉持这种观点，但那是在中国共产党给予马来亚共产党支持和鼓励的年代。那时人民对中国成为东南亚 ‘第五纵队’的担忧心理加剧……然而，时代巨变。马来西亚成为认识到时代变化的国家之一。我们不再将中国视作威胁。我们不相信世仇。我们不会用 ‘过去’决定 ‘未来’”。

马哈蒂尔认为，“当今国际上确有威胁，但不是中国，西方强国才是世界的威胁”。中国则是一个温和的、倡导和平的国家，没有扩张野心，从不干涉他国内政。中国完全有权利发展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安全。拥有全球视野、现代化和富有创造力人民的中国，能够帮助解决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马来西亚希望中国能成为马来西亚巨大的消费市场。马哈蒂尔称：“你们越富裕，市场就越大，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件好事。而当中国变得强大而富足的时候，科技力量也将增强，进而可以到马来西亚投资。如此一来，我们将实现共同繁荣。”中国是维持东亚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好伙伴”“好朋友”，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模式值得借鉴。

在马哈蒂尔的推动下，中马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政治合作日益密切。1999年，两国签署未来双边合作框架联合声明，明确“中马双方将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及其他领域内逐步深化合作”、积极推动并争取早日促成包括互设银行、在东马合资建立纸浆厂、马来西亚在华增设领事馆、扩大双方文化教育交流在内的合作项目，以建立两国全方位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两国的双边贸易逐年攀升，由1985年的3.68亿美元增加至1997年的44.15亿美元。马来西亚成为中国的第十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马来西亚的第十六大贸易伙伴。工业制成品逐渐成为中马贸易交往的主要内容。两国的文化、旅游交往也在蓬勃发展。截至1998年底，中国已成为马来西亚的十大旅游市场之一。到马来西亚旅游的中国游客与日俱增。

2003年10月，马哈蒂尔下台后，继任的阿卜杜拉·巴达维延续了马哈蒂尔友好的中国观，推动中马关系走向深入。当年9月，候任总理巴达维发表讲话回击“中国威胁论”，称“中国的历史已经表明，中国并不热衷于征服其他国家，维护地区稳定是其利益所在”; “中国经济的崛起不应看做对马来西亚的挑战，而是马来西亚需要抓住的机遇，以提升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2004年中马建交30年之际，巴达维祝贺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发展，重申马来西亚将继续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马来西亚视中国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希望中马双方扩大在农业、信息通信技术、教育等领域的友好合作。2009年4月，巴达维缷任，拉扎克总理之子纳吉布出任马来西亚第六任总理。纳吉布高度重视加强与华人社会的关系，开通华人博客，巫统网站增设华文专栏，积极推动汉语教学。纳吉布称“中国已成为经济强国，并将日益强大。汉语正成为重要国际语言。他鼓励马来西亚人学习汉语，以在全球化趋势下增强竞争力，扩大经商网络，增加就业机会”。2011年10月，纳吉布发表“中国机遇论”讲话，称“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把中国的发展和其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当成一种威胁。恰恰相反，这是中国为世界创造的机遇”。在纳吉布的推动下，中马关系稳定发展。高层互访依旧，两国领导人签署《中马战略性合作共同行动计划》、互认大学学历等重要合作文件，全面深化两国在战略、经济、教育、人文、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关系。马来西亚成为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见表3-1）。

这一时期，马来西亚官方摒弃了“中国威胁论”，抓住中国和平发展的机遇，深化中马关系。然而，马来西亚政府在涉及马共、伊斯兰教等敏感问题上依然保持警惕。如近年来，前马共总书记陈平多次提出希望能返回故乡马来西亚，遭到马来西亚朝野的拒绝。纳吉布总理指出：“陈平当年选择背叛国家，其领导的马共让很多人受到伤害。他的目的是兴建共产国家，并成为共产国家的领袖，这与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不同。”2011年8月，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署理主席莫哈末·沙布在演讲中“赞扬马来亚共产党是真正的独立斗士”引起全民公愤。纳吉布总理、慕尤丁副总理及多名政府高官指责莫哈末·沙布是“民族的叛徒”“恐怖分子”。“马共分子并没有为马来西亚人民带来民主，政府绝不允许任何人窜改马来西亚以谈判争取独立，及马共攻击人民的历史，并为马共辩护的背叛行为”。此外，在文化教育领域，马来西亚对中国在马来西亚设立“孔子学院”意见较大，指“孔子学院”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反对使用“孔子学院”名称。迄今，孔子学院虽已在马来西亚落地，但其正式的英文名称则为“Kongzi Institute for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Language”，突出了汉语教学的意味，弱化了所谓的宗教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