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印度人中国观的变化

中印两国摆脱殖民统治、外强欺侮之前,同病相怜。印度人,包括统治精英和广大民众,基本上是广泛同情并大力支持中国人民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正义斗争的。尼赫鲁等印度第一代领导人视中国为印度的反殖反帝斗争的重要盟友例如,1938年下半年至1939年上半年,尼赫鲁写了一系列文章或发展了诸多讲话,全面阐述了印度人民应以极大热情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看法。他认为:“两国(中印)民族自由的力量理应相互同情和支持。他们必须紧密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征服。”中国抗战的成败对印度民族解放“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中国的胜利必将削弱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有利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两个国家像中国、印度这样有如此悠久的文化联系。”参阅1972年出版的《尼赫鲁选集》第八、九卷,援引自周卫平著《百年中印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105页。,甚至视中国与印度等为尼赫鲁曾一度构想的“大印度联邦”的一部分1934年,尼赫鲁在其自传《印度的发现》中即写道:“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缅甸和锡金、阿富汗和其他国家。”参阅周卫平著《百年中印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137页。

两国建国、建交至1962年边界冲突爆发之前,印度基本上仍视中国为“盟友加兄弟”。出于历史传统友谊,尤其在争取独立建国过程中形成的战斗情谊,印度成为第二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成为西方阵营严加封锁、围堵与制裁的对象,印度将中国视为其重点的“普度”对象,是印度借以联合来共同对抗美苏超级大国、提升印度在广大第三世界政治威望与国际影响力的天然盟友。20世纪50年代,两国官员频频互访。周恩来总理曾四度访印,且共同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8年,中国政府在尼赫鲁总理的主张下出席了万隆会议。会议期间,尼赫鲁总理更是大力向与会各国领导人引介中国国家总理周恩来。那段岁月里,“中国印度是兄弟”响彻中印两国大地。

1962年边界冲突爆发至冷战结束,印度历任政府主要视中国为“北方敌人”“侵略者”,并加以防范。中印边界冲突爆发期间,印度人民院正式通过决议,重申“印度人民决心把侵略者赶出印度的神圣领土”参阅周卫平著《百年中印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305页。。与此同时,尼赫鲁政府不但在国内营造反华和战争气氛,如将大批不赞成反华和不支持中印边界战争的公民关进监狱,大肆打压在印华侨,支持流亡藏人武装袭扰中国藏区等,而且,偏离“不结盟”政策,不断向美苏等两大阵营寻求军事援助,并于1971年与苏联结盟。

冷战结束后,印度主要视中国为“非敌非友”,在可合作的领域与华务实合作,在分歧的领域则对华保持戒备。“合作+防范”是印度的主要对华政策。尤其是在1998年5月印度瓦杰帕伊政府进行核爆前后,“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21世纪以来,印度的“中国观”更加复杂,可谓五味杂陈,正负交加,视中国既为竞争者,又为合作者,同时又是战略防范对象,总体上负面大于正面。